正文
黑牢進出--延安縣長曆險記
作者：高仲謙
我曾經管過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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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前後，我與中共頭頭毛澤東等交手過招十年（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六年），兩度被關進黑牢，我抱著必死的決心與共酋共幹周旋。許多朋友知道抗戰時我當過陝北延安縣縣長，常常驚訝的說：
“老兄！原來毛澤東管過你！”
這時，我祇好不厭其煩的糾正他們，告訴事實真相說：“不！毛澤東從來不曾管過我，倒是我會經管過毛澤東！毛雖是共產黨的主要頭目，但是對延安縣而言，他隻是十多萬縣民中的一人而巳，縣民中有三四萬共黨幹部及眷屬，不與共產往來的善良民眾壹萬餘人。軍隊與學生約七八萬人，我是延安縣長。因此，我管毛澤東；不是毛澤東來管我！”
難怪一些朋友們誤會，因為在大家的印象裹，自從政府五次圍剿迫使中共長跑陝北後，延安一直是中共盤踞的赤都，當年在延安當縣長，大家以為是當中共所管轄的延安縣長，因而誤以為毛澤東管過我。
其實大家全猜錯了！
自從政府五次圍剿，將中共逐出江西經過二萬五千裏長跑之後，殘部在陝北落腳，延安地區就成了中共的“老巢”，大家根本沒想到延安的管轄權還是在國民政府手中。
由於抗戰時共軍假意歸降，表麵上不得不接受國民政府的整編，所以我們政府在延安仍是名正言順的行政主管，執行著一定程度的行政權，國民政府所設立的延安縣政府仍然順利的運作著，以法理言，我們仍是延安的主人。
我自民國二十六年任延安縣長，乃是中華民國的延安縣長，毛澤東隻是我管轄上眾多縣民中的一人，他那能管我？依行政管理的劃分，我在抗戰時乃是真正管過毛澤東。
近年來，友好極力敦促我將在延安的一段經曆寫出來，一方麵為曆史作見證，一方麵也可使世人得知，在中共盤踞延安，赤焰高漲時，仍然有一批忠貞人士，不畏中共的迫害荼毒，而勇敢的在中共心髒地區奮鬥，這種精神勇氣，不應磨滅，也不能磨滅。
在這種曆史使命感的驅使下，個人雖已年逾八十，仍願勉力來談一談當年在中共赤區內與共酋周旋的往事。中共初到陝北確實狼狽不堪，因為他們是“逃亡”到陝北的。
他們最初以江西為武裝暴動的根據地，在江西建立“蘇維埃”政權。
江西是華中與華南的交通樞紐，有重要的戰略地位，這地區如果被中共控製，則北伐統一不久的中國，必將遭到南北割裂的分裂噩運，因此政府在肅清軍閥餘孽後，就決心剿共以肅清禍患。
但是剿共並不順利，民國十九年第一次剿共即因準備不足，遭致失敗。
民國二十年後，政府又一連進行過好幾次的剿共戰爭，由於中共采取閃避的遊擊戰術，中共的主力始終未被完全殲滅。
因為那時候日本時常有意無意的配合中共，在中共局勢最危殆時，進行軍事騷擾，迫使國軍必須抽調部隊防日，予中共喘息休養的機會。
直到國軍開始運用保甲、民團、碉堡圍堵的總體性剿共戰略後，中共才在國軍一步步緊縮的包圍圈下，逐漸的被殲滅，剩餘的殘共開始其長途流竄的奔逃過程，於民國二十四年底、二十五年初，殘眾流竄到陝西省北部一帶，經過長期逃亡後，中共的殘存武裝力量不過才一、二萬人，兵疲馬乏，狼狽不堪。
延安原名是膚施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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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世居洴陽，從小我就很喜歡讀書，最初負笈陝西省立第一師範，而後再升入西安中山大學，專攻教育科係，矢誌為家鄉貢獻所學，服務桑梓，這個誌願也就伏下了我在抗戰時期在中共盤踞地區內工作，始終不退的契機。
由於在校期間，受到師長的諄諄教誨，加入了中國國民黨，服膺主義薰陶，奠定報國誌願。
我在求學期間，曾代表青年團體，赴京滬一帶參觀黨政措施及教育機構，並入國民黨中央黨校講習。對國家建設之宏規及總理建國之規畫，有著深刻的印象與感受好正好當時北伐統一的軍事行動又己完成，訓政時期開始，各方建設均需青年參與投入。
最初我在陝西省政府任一級單位編纂主任，並主筆陝西民報及民聲周報。
而後，我又擔任行政院陝北善後救濟委員會的委員，並在米脂縣黨部擔任黨務工作，配合政府的剿共行動，處理有關清鄉及善後的救濟工作，從這時起，我就逐漸的與共酋有所接觸了。
在這裏必須要指出一般人所誤會的一件事，那就是“延安”原來並非是一個“縣”名，隻是陝西省膚施縣舊名“延安府”而己，直到中共占據陝北並將延安當作其發號施令的大本營之後，世人才隻知延安而不知有膚施，延安也就不知不覺得被人以為是“延安縣”了。
在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以前，中共雖然盤踞陝北，但是卻並未進入延安過，因為一方麵那時中共本身已是自顧不暇，一方麵張學良的力量十分強大，陝北的重要城市都還是由國軍控製，共軍隻能在荒郊野地蹲臥。
當時，毛澤東所盤踞的地方叫瓦窯堡，乃是陝北一處皮毛貿易中心，他們占據那裹，離延安還有一百餘裏地方。延安是由張學良手下王以哲部隊所駐守，一直保持著未被中共竄入的安靖情形，這時我還在米脂縣擔任國民黨黨部的工作。做陝北的肅反專員。
西安事變發生後，陝北一帶的各縣負責人集中在綏德縣開過一次會，大家作軍事方麵的溝通、聯係，最後決定在軍事上暫時保持守勢，因為當地政府軍事力量並不大。
真空時期延安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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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陝北情勢因“西安事變”有了巨大的變化，政府撤出了陝北的重要城鎮，中共的力量便乘隙而入，陝北到那時才真正的、完全的“淪陷”了。
當時，毛澤東困守在離延安東北一百餘裏的瓦窯堡，可說是一籌莫展。然而“西安事變”卻給予毛澤東這一撮殘共起死回生的機會，先是事變一發生，中央對殘共的監視，無暇顧及，造成了這股殘共的擴展及威脅農民參加共黨。
事變發生後，張學良將各個重要的部隊召回以鞏固集中其本身力量，而使陝北地區很多地方形成真空狀況。
駐守延安的王以哲部隊就是在這種情形下被張學良將他們由延安調防回關中一帶。
王以哲部隊才剛沿著黃河開往關中，毛澤東的部隊就由瓦窯堡進入延安，而將延安當作其主要的老巢了，這是民國二十五年冬到二十六年春天所陸續發生的事。
不過毛共的部隊雖進入延安城，盤踞了陝北一帶，但是我們忠貞的政府工作人員卻並未因中共進城而退縮，仍然堅強的困守在自己的工作岡位上，與中共周旋。
這一方麵因為當時中共被國軍多方圍剿，已經是日暮途窮，不敢再逞土匪作風進城大殺大搶。另一方麵則是由於當時中共為了苟延殘喘，不得不假裝向政府投誠，而提倡所謂的“抗日聯合統一戰線”。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間，中共曾致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作了四點保證：共產黨不再以武力作顛覆國民政府之行動。?中華蘇維埃政府改稱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政稱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之直接指揮。?三民主義將在特區政府管轄地區切實推行。?中共將停止執行沒收田地之政策。
由於中共多方佯裝要服從政府，而日本的武力侵略威脅又實際存在，因此在抗戰發生後政府就在謀求整體團結和諧的情況下，接納中共的要求，整編中共，將“紅軍”編為第八路軍。
因此，中共雖然在西安事變後趁虛進占延安，但是始終不敢摧毀政府原來設在延安的縣政府，使得抗戰前後那段時間內，中共雖以延安作為其“特區政府”的大本營，但在正式的行政編組上，延安始終還保有著中央管轄的縣政府，推動縣政運作。
中共初入延安時我並非是延安縣長，而是任陝北善後救濟委員會委員兼米脂縣黨部主委，之後民國二十六年我由米脂縣南調，調到延安以南一百多公裏的洛川縣當縣黨部主任委員，負責組訓民眾的工作。
從那時起，我就與中共麵對麵的周旋、鬥爭。因為洛川縣的情形可說與延安大同小異，雖然政府仍在洛川保有縣政府等行政機構，但洛川實際上已被中共所占據。
革命的工作是明知山有虎仍向虎山行，由米脂經過延安我終於到了洛川縣，當地中共駐紮兩個團的兵力，一個團是警備團駐紮在城南，團長是陳先瑞，一個是炮兵團駐紮在城北，團長武亭是韓國人，同時中共還有所謂的“地委”負責當地的政治工作，負責人高克林。而城內駐軍為楊虎臣的一個團，團長孟某。
我到洛川後，國民黨省黨部另外還派了一位張守約委員，來和我一起負責領導共黨占領區的黨務推展工作，由於當時我還年輕，很多工作也都由我主動的擔負起來。
我在洛川時，正好抗戰開始，主要的工作就是負責組訓民眾，共同參與抗戰。
很多人都以為，在中共占領區內進行黨務及民眾組訓工作一定很困難。
其實依我個人經驗，隻要知道敵人的弱點，能夠利用敵人來推展工作，沒有什麽“工作難以推展”的困難。
我在洛川就是照著這個原則去作，別人畏懼中共，擔心中共是洪水猛獸，而不敢與中共人員周旋。我則主動的與中共人員打交道，借租他們的力量來完成上級交付之任務。
因此，當洛川縣專員兼縣長鍾相毓因事回西安時，上級就要我代替洛川縣長。
我在洛川暫代縣長的時間並不很長，隻不過兩個月而已，其後就由省主席蔣鼎文發表我擔任延安縣縣長了。
我所以能夠擔任延安縣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於毛澤東進占延安後，政府派留在延安的幾位縣長都未能負起代表政府和毛共周旋以保留政府在淪陷區實力的任務，而看我在洛川的代理成縝還不錯，才要我出任延安縣長。
政府聲音已難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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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毛共初占延安城時，政府派了一位馬豫章當縣長，這位馬豫章的意誌不夠堅強、思想也有些左傾，他當上縣長後居然就向中共靠攏，而完全忘了政府所賦予他的責任，使得延安城中幾乎全是毛共的天下。政府的聲音難以聽到。
因此，政府就將馬豫章給撤了下來，而另外派任了馬濯江當縣長。馬濯江思想純正忠貞、意誌堅決，絕不與共產黨妥協。
但是在那種局勢詭譎、風雲變化不定的複雜地區，太過拘泥也是不能推動工作的。馬濯江縣長就是由於太保守，完全不與中共打交道，而遭中共嫉恨在心，想了很多方法來整他，使他遭了很多挫折。
中共整馬濯江最厲害的一招，就是不讓馬濯江吃飯，當時政府雖在延安有縣政府，但是實際掌握控製延安的仍是中共，中共威脅恐嚇民眾，不準延安民眾賣吃的東西給馬濯江，若是有誰敢好心的賣東西給馬濯江，立刻就被中共抓起來迫害。這下子使馬濯江過的非常艱苦，幾乎是有一頓沒一頓，作了縣長沒三個月就隻得含恨離開延安，但是中共當時並沒有把他殺害。
那是因為中共的武裝力量還不強大，不敢貿然殺害政府官吏，後來中共，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壯大自己的策略成功後，我不但曾被中共抓起來關進黑牢，再交_眾“公審”，還有一些縣長甚至於被抓在“公審”台上殺害了。
抱著必死決心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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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以“饑餓”的方式來對付馬濯江，可知中共很早就認定“控製肚皮”是控製_眾的最佳辦法。
馬濯江被中共逼迫離開延安後，省主席蔣鼎文知道延安是政府一個不可或缺的據點，必須要找一個既忠貞又能與中共周旋，站得住腳的人來當延安縣長，以期在敵人的心髒地帶工作。因此，蔣鼎文主席就看上了我在浴川的成績還不錯，而派令我為延安縣（膚施）縣長、兼黨部主任委員。
那時已經是民國二十七年春天的事了，毛澤東進占延安已有整整的一年時間，陝北地區已幾乎全是中共的勢力範圍。
說真話，要在那種中共盤踞的情形下到淪陷區當縣長，是真需要有一些異於常人的勇氣，因為中共的暴虐、殘忍，中外皆知，他們在江西暴動時殺人如麻的記錄，更會令人不寒而栗。
而我們在這些淪陷區當縣長，政府並未曾派軍隊保護。縣裹雖有所謂的“保安隊”，卻也不過戔戔幾十人，與中共的數萬軍隊相比，“保安隊”毫無“保”護縣長“安”全的能力，我們到這些地方當縣長，則是抱著隨時成仁的必死的決心前往上任的。
雖然情勢險惡，卻嚇阻不了我們革命報國的慷慨壯誌，不但是我，還有其他一些同誌，也都義無反顧的前往當時所謂“陷區五縣”清澗縣、延安縣、甘泉縣、安寨縣、鄜縣等地去當縣長或縣裹工作人員，與中共的人員作“第一線”的鬥爭。
這其中，又以我所處的延安縣情勢最為險惡，因為延安是中共的大本營，重要的共酋都在延安，要在延安與這些共酋周旋，更是一樁困難無比的工作。
在洛川縣的經驗使我知道，中共並不可怕，隻要我們能正大光明的依法行事，中共是不敢把我們怎樣的，因為畢竟那時中共是“歸順中央”，名義上一切受到中央的節製，而我則是中央明令派任的延安縣長，是當地最高行政首長，毛澤東等再狂妄，隻要我不亢不卑，我們對我還是不敢小覷。
我就是以這個最基本的原則，在延安與共酋周旋了好幾年，不但與他們平起平坐，而且還在很多地方占其先機，為政府作了不少工作。
匹馬單槍到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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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延安時，是匹馬單槍，到了延安後，縣政府的工作人員也是零零落落的並不足額，雖然我很想照洛川縣時的作法來大力推動有關的行政組訓工作、但是當我於二十七年春到延安後，發覺延安的工作又比洛川難作的多了。
因為延安幾乎“遍地都是毛共”，除了善良的民眾之外，毛澤東的人馬則在八萬人左右，盤踞了城裹城外，對縣政府的號令大多采取了不理不睬的態度，使初到延安時，我也與馬濯江一樣，有動輒得咎的感覺。
對於這種情形，我倒是早有心理準備，在未赴延安上任時，我曾晉見省主席兼省黨部主委蔣鼎文先生，詳細的請教他中央政府在延安繼續設置縣政府的用意及我上任後應如何因應之道。
蔣鼎文先生一再叮嚀我盡忠職守、努力以赴，並囑我在險地一切隨機應變，不必太過拘泥成規。在晉見蔣鼎文主席時，我曾慷慨陳詞，首先我把與共黨鬥爭實際經驗及延安前二任縣長未能達成任務的教訓指出：
“我們到淪陷區與毛共麵對麵搞工作，這個任務是極艱钜的，但是卻得有一個心理認識，那就是我們工作的目的，並非在當地與共產黨打架，以當地的我方資源，及敵我形態而言，我們也根本沒有與共黨戰鬥的本錢！”
那我們到延安當縣長是去做什麽呢？對此，我的看法是：
“我們在延安設縣政府、派縣長的真正目的，應當是利用這一個名正言順的政府機關，在當地那種微妙的、風雲詭譎的政治情勢下，充份發揮我們‘監視’赤共的功能，因為我們在延安有縣政府、有縣長，就好像是在毛共心髒部位插了一支利劍一般，不但對赤共的動向可直接了解、采知，而且更可令赤共為之驚懼，不敢有過份逾軌的行為。”
聽了我的分析與剖視，省主席不禁頜首點頭，深以為是，即囑我以“監視赤共”“作中央代言人”的原則到延安發展工作。
和而不同監視毛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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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視毛共”的任務說起來容易，作起來可就千頭萬緒，不知從何發展，延安地區當時雖然已被毛共盤踞了一年多，政府仍依原有的體製，保留了七個機關的建製，這七個機關皆由中央各個不同的機構所派出人員負責，縣長名為一縣之長，但要如臂使指的統製這七個機構已經十分不容易了，更遑論要與毛澤東等共酋周旋？
對於這一點，我當下曾提出自己的意見：
“以我個人在陝北與毛共周旋鬥爭多年的經驗，我認為若要在延安達成‘監視赤共’的任務，我們得由以下幾點著手進行：
“第一，要能夠持續的_在延安，保持著不被毛共攆了出來，否則還有何‘監視’可言？
“第二，為了要保持_在延安的目標，我們的作風就不能太過強硬，當然，在政治立場及組織抗爭上我們還是要堅持‘漢賊不兩立’的堅定立場，但是除此之外，在平常生活上的作風，我們應以互相溝通、來往，保持一定的關係為手段，使得我們能有管道得知毛共的內幕，否則我們與毛共一句話也講不上，又如何去‘監視’他們？
基於這兩點認識，我當場提出了我在延安的工作原則是“和而不同”，換言之；我計劃在延安與那些共酋們展開密切的溝通與連係，秉和平的作風來使這些共酋們得知中央對他們並無惡意，使他們在不設防的情況下與我交往。
建立種種直接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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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雖然與共酋和平相處，但我也同時絕對的堅持立場，信仰三民主義，不同意共產思想的毒害。對於我這個工作的方針，上級極為欣賞，並叮嚀我以這種方式來進行延安縣的工作。
我在赴延安上任前，有了心理準備，到達延安，接觸中共時，對他們那種冷淡的態度並不以為意。延安共酋很多，我到縣政府接事時，沒看到他們來道賀，我知道，他們是想以對付前任縣長馬濯江的方式來對付我，想把我逼的站不住腳自行離去。
居住安定後，大致了解有關縣政府業務，我就開始積極主動的展開了事先擬定好的“和而不同”的計劃，我一改前任馬縣長的作法，主動拜訪他們與他們溝通。
毛共等人當時對我的“主動出擊”當然是頗為吃驚，不過他們都是老奸巨滑，固然他們摸不清楚走了一個毫不交往的馬濯江，換了一個笑容滿麵，到處與人握手談笑的高仲謙，到底有何目的，但是他們卻也不將吃驚露在臉上，仍然滿臉堆笑的與我交往。
這是因為毛澤東等共酋心中也很清楚，我到了延安當縣長，就是中央的代表，縣長更是地方的父母官，加上中共又正鼓吹“抗日聯合統一戰線”，對中央更是不得不賣帳，對我這個駐在當地的中央派來的代表，他們自然會另眼相看。
因此，雖然初去時頗為冷清，但是由於我的積極主動很快的使延安地區的國共關係邁進了新局麵，以往馬縣長與共酋們幾乎是“老死不相往來”，雖然他極為忠貞，但是這種被動的方式卻也使得他無法得知毛澤束的動態與作法。
我在延安與毛澤東、周恩來、陳紹禹、賀龍等主要共酋，經由不斷的往來酬酢，建立了直接溝通管道，對搜集毛共情報，監視其動態，產生了很大的功效。
當時，政府在延安，除了縣政府外，還有郵局、電報局、飛機場、兵站、軍事辦事處等機構，由於當地是敏感地區，一言一行若不注意，很容易就發生問題，尤其是與中共間“和而不同”的尺度拿_更是必須要有分寸。
如果與中共交往太過密切了，很容易被人誤會是“傾共份子”或是被誤會已經遭共黨所滲透分化進去，但是如果不與中共交往則又無法達成上級交付任務，分寸如何拿捏，真是極費思量。
幸好，我在延安當了二、三年的縣長後，與毛澤東、周恩來及大大小小的共酋不知打過多少交道，卻從來沒有人懷疑過我的忠貞有問題。
我與共酋們交往，應當為政府辯正的，絕不放棄，時時闡釋政府的嚴正立場，使共首們對我一直莫可奈何，因之上級對我頗為信任。
周恩來真是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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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周恩來由重慶回到延安，騎馬時不慎摔下來，把膀子給摔傷了，我特地帶了我們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去看他，以表示中央對他的關懷之意。
誰料到周恩來卻狡猾得很，他時時刻刻都在從事著分化我們的工作，當我們一大夥政府人員去看他，問候聊天完畢，大家正預備退出時，周恩來卻叫住了我，要我留下來說還有話要跟我談，其他人可以先走。
與我同去的人當然是頗為驚訝，人人都知道周恩來是老狐狸，肚子裹的鬼主意比誰都多，有些人不免心存疑慮：“周恩來要高縣長留下來‘密談’，是否他們之間有什麽不可告人的秘密？”我知道他們心中疑慮，我卻毫不擔心，因為我問心無愧、正大光明，自信與周恩來毫無“勾搭”，何怕周恩來這種“分化”的統戰技倆？
周恩來卻是狠毒，他一方麵借著單獨留我下來“密商”的曖昧態度來分化我與同事間的團結，另一方麵等我留下來後，卻又企圖輿我展開“心戰”，企圖給予我壓力！周恩來問我：
“今天你來；看了我的狀況之役；免不了要對上級寫情報吧！”
我對他的這個問話倒不吃驚，也知道說假話是瞞不過他的，因而坦率承認：
“對這種事我也不好否認，中央總是要了解大家的狀況，對周先生的傷勢如何，中央也是很關心的，我總得報告中央有關周先生傷勢並不嚴重的好消息。”
周恩來步步逼人，他聽了我毫不隱瞞的答覆後，就陰險的對我說：
“你知道嗎？有關我們共產黨的情報送到你們中央後如何處理？”
對這，我未作回答，周恩來看我不同答，就麵有得色的講下去：
“告訴你！你們寫的情報到了中央後，凡是有關中共問題的，你們中央就全交給了我，情報該如何寫，你該知道了吧！”
周恩來這樣說根本就是想對我示威嘛！他想以這種威脅恐嚇的方式，來嚇阻我繼續向中央報告。我辭別恩恩來，走在路上時不禁忖想，周恩來實在是厲害，短短的幾句話就作了好多的統戰工作，這幾句話一方麵暗示我們中央與他是“一體的”，一方麵威脅我不得寫出對共黨不利的報告，更同時意圖分化我對中央的信心。
我當然不會受周恩來這種恐嚇的脅迫，我知道，在國共激烈鬥爭的時候，中央單位裹有潛伏的共諜那是不足為奇的，因此，我們的某些情報會為周恩來所知悉，這也不過是敵我雙方諜報戰的一種運用罷了。
至於說中央主動將情報交給周恩來，那隻是周恩來惡意的誇大與分化。
不過，為了避免與共酋們打交道時彼此之間心裹隔閡，我決定向中央報告時，盡量避免情緒性的辱罵，完全以實際情形上報告，達成上級要求之任務，會造成與共酋們直接的、表麵化的衝突。以這種作法，我與周恩來一直保持良好關係，雙方沒有衝突過，雖然彼此立場對立，總還能保持表麵上的和諧。
與毛澤東交往則比較麻煩，因為毛澤東當時是共黨最主要的頭目，他不像周恩來一樣的到處遊走、見人就打哈哈。最初我到延安時，毛澤東還住在延安城內，我要見毛澤東總能夠很快的去看他。二十八年春天，日軍為了要轟炸蘭州我政府基地，每次出發炸蘭州時總會順道炸延安，一月時就轟炸了二十六次之多，使延安城那段時間幾乎是草木皆兵，日本飛機不分白天、黑夜，時時轟炸。
暴露草莽稱王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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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機轟炸，我們是不怕的，延安的老百姓也不把它當一同事，但是自稱“革命幹勁比天高”“共產黨員不怕死”的毛澤東卻被這些日機轟炸給嚇的半死，心驚膽寒的搬出城外。
雖然毛澤東跑警報而不敢_在延安城的繁華地區，但是光跑不是辦法，總得要辦事呀！
為了與我見麵談事情，毛澤東後來就在延安北邊一處民房稀少的地區，挑了間民房與我見麵，在那時就可看出毛澤東奢華靡爛的習性。
當時延安處於兵荒馬亂，一切殘破不堪，大家生活都過得很苦，住在窯洞喝稀粥、穿補釘衣服，唯獨毛澤東過的是奢侈華麗，不但吃的好，穿的好，凡事還要講究排場。我在那間臨時安排的民房與毛澤東見麵時，毛澤東就很重視形式，房子當中擺了張木頭桌子，他坐桌那頭，我坐這頭，周圍最少有六個“女秘書”隨侍在他的身旁，毛澤東一付“風流天子”的派頭。
每次我去那裏與毛澤東洽商事情時總是非常的小心謹慎，因為毛澤東這六個“女秘書”除了專門侍候毛澤東外，還負責“記錄”，幾乎與毛澤東的所有談話都會被她們記錄下來，以作為日後的敲詐勒索之用，所以我與毛澤東談話非得小心不可，否則一讓她們逮著把柄就大事不妙。
所幸毛澤東對我表麵上還十分客氣，因為他知道，固然他是延安的土大王、中共的大頭目，但是我高某人卻也是堂堂正正的政府在當地之最高行政首長及中國國民黨在延安的最高負責人，憑此兩種身份，我是足可與他平起平坐、不遑多讓的。
沾了這種身份上的便宜，我當時要見毛澤東可說極為容易，別看毛澤東他表麵上說的多好聽；他們常宣傳共產黨內無階級、大小的分別，人人皆平等，但實際上共黨內部階級劃分的最嚴重、最厲害。
毛澤東本人就是中共的土大王，固然那時中共內部還是鬥爭不已，毛澤東未必見得能夠坐穩中共最高領導者的位子，但是他所搞的排場卻已顯出他迫不及待想“沐猴而冠”的草莽稱王性格。
我這話絕非惡意破壞毛澤東，大家都知道，共產黨徒向來說的是一套，作的又是一套。表麵上，毛澤東一向看起來是一副和善可親的麵貌，裝得很喜歡與社會大眾親近的樣子，但骨子裹，他卻會利用各種方式與社會大眾隔絕，而在“深官大院”裹作他的“皇帝夢”。
口呼同誌手揮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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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流亡”在延安，已經夠狼狽了，但毛澤東仍然不改其擺派頭、充場麵的性格，同時設了種種障礙，讓大家不容易找著他、見著他。
這是毛澤東狡猾的一點，他自己在外麵活動，總擺出偽善、好客、平易近人的麵目，要大家“經常去看看他”，但是當大家有事想去找他幫忙時，卻被他的手下以各種理由給推擋、拒絕掉，根本看不到毛澤東。
連我也吃過這種虧。
我每次與毛澤東因公務會談見麵，談畢要分手時，毛澤東總是很親熱的握著我的手，一疊聲的跟我說：“多過來坐坐，聊聊嘛，大家多連係連係！”其親熱狀好似完全把我當一家人般。
但是當我真有事要去找他時，卻會受到他手下的阻撓，不容易見到他的麵。
這就是中共口蜜腹劍，嘴巴說的好聽，行動上往往背道而馳。有時候，政府有要員來往延安，都要我陪他們去拜會毛澤東，我當然也是義不容辭，但卻往往是乘興而去、敗興而歸。
因為毛澤東手下那些“小鬼”很會狐假虎威，每次我們很誠懇的前去拜會時，他們都很神氣的推托，不是說毛澤東不在，就是說他很忙沒有空。為了這個問題，我曾當麵問毛澤東：
“毛先生，我有一個請求，以後我有重要事情，可以直接用電話與您連絡嗎？”
毛澤東是會作表麵功夫的人，他當下立刻連聲的說：“可以、可以，當然可以！我馬上交代他們，今後有高縣長同誌的電話來，直接轉給我來接。”
這就是毛澤東狡猾的地方，他明知手下人該擋駕的電話仍然會照樣擋駕，但是嘴巴上卻講的很熱絡，活似把你當成他最要好朋友看待。
幾乎所有的共酋都會這一套，當麵和你稱兄道弟，套關係說交情，但隻要一背轉身，就無所不用其極的陷害你，這些共黨的真麵目，我在延安看的太多了。
以稱呼而言，我們對毛澤東都以“毛先生”相稱，他對我們每一個人都稱“同誌”，同誌也者誌同道合之士也；照理比稱“先生”要親近的多，毛澤東想藉稱呼“自己人”的叫法，來拉攏我們及降低我們對中共的警覺心。
不過，後來的曆史證明，中共完全是“同誌口中叫，屠刀手上揮”，不要說中共迫害屠殺原屬敵人的“同誌”，就是對自己人真正的共黨“同誌”，內鬥起來，其殘忍殺戳的手段，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劉少奇、林彪等人，那個不是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林彪甚至是中共憲法內明定的“接班人”。
然而這些“同誌”的最後結果卻都是淒慘無比，劉少奇在獄中被折磨至死，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九月逃亡俄國途中飛機墜落在蒙古草原上，落個屍骨不全的悲慘下場。
因此，毛澤東稱我為“同誌”，我不但沒有受寵若驚的感覺，相反的，有時想到共產黨徒對自家“同誌”的凶殘惡毒手法，麵對毛澤東笑嘻嘻的麵孔，我心中不禁泛起寒意，連汗毛都因而栗然聳立了。
我們常見一些人輕易的上共黨的當，受共黨利用而成為共黨的幫凶，這是因為未曾與中共接觸過，不知道中共為了“拉攏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時，是無所不用其極，隻要認識稍有不清、意誌稍有不堅，就很容易上當受騙，不知不覺被中共騙使。
當年，毛澤東為了拉攏我，企圖使我“倒戈”為中共工作，曾使用很多小手段向我示惠。
有一次我與毛澤東談話完畢後，晚上，毛澤東還特地寫了一封親筆信，派人送來給我，並附一封要我送給解放社社長徐冰的一封親筆信，他信上說：
“今天下午我們談的很愉快，我已經命令‘解放社’（中共刊印宣傳資料的地方），將我們所出版的資料各送三份給你，以讓你更了解我們共黨的特色與內涵。”
這是共黨在每一個可能的情況下加強宣傳的實際表現，毛澤東寫親筆信給我，更是蓄意拉攏我，表示對我“另眼相看”，其心思十分深沉，我們對共黨每一個行動、每一作法都得要了解其潛在的實際用意，否則很容易上當受騙。
施展宣傳統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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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解放社”的動作很快，那是專門刊印中共宣傳品的地方，位在延安城東過延安河的一處山坡邊的洞穴裹，那個洞叫萬佛洞，中共借用這個洞穴的天然形勢，將其裝修布置成一處傳布赤色毒素的大本營。
“解放社”與我住的地方相距不近，然而毛澤東的親筆信送來沒兩天，他們就將各種中共資料全都送了三份來，將我的窯洞堆了個滿坑滿穀。
中共希望我“看一看”這些資料、宣傳品，如果我被這些宣傳品給迷惑了，最好！就算我不被迷惑，隻要縣政府有人好奇的看一看這些資料，他們也就達到宣傳的目的。
與中共打交道多年，感觸最深的是共黨靠宣傳與統戰的顛覆破壞力量竊據了整個大陸。
有一次，我與毛澤東聊天，毛澤東突然很有興趣的問我，“高同誌： 你每個月待遇如何？夠生活嗎？聽說國民黨政府的人員待遇都很優厚，你日子應該過的不錯嘛！”
我被他這一問，楞了一下，不知道他到底有何用意，當下就很老實的回答：
“也沒多少錢呐；我是依政府規定每個月領法幣一百八十元，家人衣、食、住、行及一切開支，應付下來還蠻緊的，不能算是待遇優厚，國難當前，我們是當省則省。”
毛澤東聽了我的回答，當下眉開眼笑，如獲至寶，他立刻大聲的說：
“唉喲！高同誌，每月一百八十元已經是好的不得了的待遇了，你怎麽還嫌委屈呢？你要知道，我們共黨可才是真正的重視目前國家正麵臨困難、國勢艱危，而每人都勒緊了肚皮作事。”
“你看，我雖然是共產黨的最高負責人之一，但是為了國難當前，我們共產黨沒有階級、沒有上下的劃分，人人一律平等，皆是同等待遇，我們紅軍的一個戰鬥員每個月領五元薪餉，我也領每個月五元的薪餉，我們共產黨內還不是人人過的快快樂樂、積極奮進！”
我一聽毛澤東這麽講，知道差點又上了他宣傳的大當，因為當時中共在向國際間大力宣傳中共的“簡樸”，“苦幹”，他們為了使世人以為是“土地改革者”，而掩飾其暴力叛亂的本質，就不遺餘力的塑造一些中共黨員是“特殊材料”“不要錢、不要名、隻知苦幹實幹”等一類的神話。
“中國共產黨由上至下每人每個月隻頓法幣五元薪餉”正是中共極力宣傳的花招之一，中共希望藉著這花招迷惑世人，誤以為中共領導幹部個個“充滿熱情幹勁”“清廉正直”，與他們宣傳的“腐敗的國民黨”大有區別。
因此，毛澤東與我的對話，絕不是隨隨便便與之所至的聊天，而是經過其事先“設計”，想來套我的話。
隻要我一承認政府官員的待遇確實優於中共，並基於客套而向毛澤東說：“你們實在真辛苦，拿那麽少的待遇！”中共就可能藉機大作宣傳，強調“國民黨派的縣長都‘誇獎’共產黨‘堅苦卓絕’的勤樸精種與意誌！如此一來，豈不是我也變成了中共的統戰宣傳工具？
這種當，我可不會上，憑著與共黨多年的交手經驗，我已經知道毛澤東他說這一段的真正目的何在。
月亮像燒餅啥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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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待遇我也毫不客套，直率的正色告訴毛澤東：“毛先生您太客氣了！沒錯，我每個月拿的是一百八十元，但是這一百八十元要付家中的一切開支，我們還捉襟見肘呢！那像您，雖然每個月隻領五塊錢，但是你一切開銷都不必花錢，比較起來，我一百八十元不夠用還經常得拿私蓄補貼，你的五塊錢卻可完全留下來，生活比我過得富裕優渥，過的舒服，我可以與你交換！”
我這麽的“頂”毛澤東，使毛澤東感到很是尷尬，他嗬嗬的笑了一聲把話轉了開去，不再針對這個問題與我談了。
我之所以敢頂毛澤東，是因為當年延安的情形確實是“以宣傳掩飾一切真相”，外地的人或許會被毛澤東那種“我跟士兵一樣每月隻領五元錢待遇”的說詞所迷惑，而以為共產黨真的是“革命的幹勁衝天”。但是延安當地的民眾卻知道這些都是共產黨的宣傳花招，沒有人相信共黨的宣傳，因此我才敢大膽的頂毛澤東，並揭穿他的虛偽假話。
我們在延安的人固然知道共黨的話虛偽不可信，但是其他地方的人卻不知道，在中共刻意的宣傳下，許多不滿現實的純潔的年輕人因而受騙，如年輕貌美的康克清，因為崇拜英雄，下嫁朱德，到軍政大學受訓，還有許多女大學生，認為延安是“革命的聖地”“中國的新希望”，滿懷熱情的投奔延安，希望能自我犧牲來從事“革命”。
有一位美麗聰敏的女大學生，因為不滿現實，由政府區，投奔延安，從事革命工作。這位小姐抱著犧牲奉獻，一切為革命而努力，下嫁了又紅又專的長征幹部，這位幹部識字不多，頭腦簡單，當然談不到精神生活。在一個鳥語花香的禮拜六的夜裏，這位女大學生提議和她的愛人（夫婿）一同外出散步賞月，這位長征幹部的答覆是“月亮像燒餅一樣，有什麽好看？”女大學生得到丈夫這兩句令人掃興的答話，不禁感慨萬分，自歎命苦，好似一朵鮮花插在牛屎上麵，在萬分無奈傷感的情況下，寫了一首七言絕句：
嫁得郎君不解情，強把月亮比燒餅，
從今不盼禮拜六，春宵枉自值千金。
這一首首很快傳遍延安抗大校園，許多女孩子讀後都感到難過無奈，許多知識青年、男孩子都和女生們一起鬧起情緒來，事情很快就傳到毛澤東那裏，這位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君，專門以饑餓來控製人民的獨夫，依韻寫和了一首七言絕句，來批評溫情主義的不當，毛澤東的詩這樣說：
春花秋月枉多情，天上人間兩畫餅，
寒來花月不能衣，饑時一餅值千金。
最後，許多年輕人是遭到了徹底失望的打擊，有些個性耿直的年輕人，因失望而反抗中共，最後遭到中共殘忍的迫害與殺戮。
像毛澤東、周恩來這些大頭目，享受奢侈豪華，那些投奔延安來的青年學生經常每天隻能吃到兩頓小米稀飯，穿著補釘、單薄的衣服，共酋們人人吃“小廚房”的佳肴美食，還不時搜集補品來“進補”，享受之奢侈令人為之側目。
當年抗戰的艱苦時局，人人生活過的都很苦，一般人吃些粗糧雜食，菜隻有小小一碗。一個冬天，紅蘿卜一吃就是好幾個月，夏天吃南瓜，也是一吃好幾個月不換其他的菜。
一般民眾那麽艱苦，共黨頭子卻從不曾“虐待”過自己，中共自我誇耀絕沒有“階級”的劃分，但是延安城內隻是“吃飯”一件事，已經可以嚴厲的階級差別待遇了。
有關毛澤東他們這種欺騙宣傳的實例，我還要舉出一點，由實例中可看出他們的“演技高明”。
中共為了宣傳延安是“神聖的抗日根據地”，曾邀請外國記者到延安“考察”，藉這些記者的口替中共宣傳。
一般人邀請別人來參觀自己的處所，總會先把家中打掃清潔，拿出最好的一切招待客人，給別人好印象。但毛澤東不是如此，參觀者到延安時，所看到的是經過刻意修飾要“表現艱苦抗戰、意誌昂然”的延安。參觀者到延安接受樂隊、儀隊，歡迎他們讓樂隊、儀隊的成員穿的破破爛爛，補釘東一片，西一塊，看起來寒傖破舊不堪。
中共知道外國記者最喜歡發問，他們故意將隊伍作這種打扮，以勾引外國記者的發問。這些隊伍的成員事先被教好了的應對內容，記者問他們為何穿得單薄、破舊，這些人挺起胸膛大聲回答：“國家正處國難時期，我們共產黨人人不怕艱難困苦、不求生活享受，衣服有得穿就夠了，別看我們穿的不好、過的不好，打起日本鬼子來我們可是最在行，與日本人戰鬥我們是每戰必捷，每役必勝。”
不知延安真相、中共實際情形的人，看到共黨人員在如此“惡劣”的情況下，仍然“熱情、有勁、充滿了活力與朝氣”，怎會不被騙得團團轉？這隻是中共導演“延安騙劇”的第一步而已、外國記者、政要訪客踏進延安城，自始至終被籠罩在中共的欺騙之中，始終看不到一點真相。
毛澤東自己也常參與這些騙局的演出，有時，他招待記者政要來賓，故意的找些缺了角的茶具、杯子放在桌上，再在談話中強調一下“我每個月也隻領五元薪餉”“共產黨上上下下全部平等，大家共同為國難犧牲奮鬥”之類的假話。
由於共酋們“導戲”縝密、“演出”周詳，使得“延安過客”信以為真，於是他們離開延安回去後，就變成了中共的“義務宣傳員”，為中共鼓吹。
當年除了與毛澤東、周恩來等共酋打交道外，還有一些中共中級幹部也與我很熟，其中有“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主任”蕭勁光，後來作過中共的海軍總司令，當時他是我與毛澤東聯絡的中間人。
日機轟炸延安，將我的辦公處所縣政府大堂炸得稀爛，那次轟炸，蕭勁光就躲在縣政府外邊的防空洞裹，炸彈落下的地方離他不到兩丈遠，算他命大。
俗話說“閻王易見，小鬼難纏”，如果毛澤東是閻王的話，蕭勁光就是那難纏的小鬼，因為毛澤東最善於扮白臉，凡事他都說“好！好！好！”但真要毛澤東幫忙時，毛澤東不見了，留下蕭勁光當“黑臉”搪塞。
那次轟炸後，縣政府的大堂被炸毀，我們無法辦公，沒奈何隻得搬至延安城外一處飛機場辦公窯洞，內有飛行員宿舍，空了十幾張床位，可作縣政府員工、眷屬的住宿之處。
但是辦公處所還是付之闕如，因此，我就決定發動民眾協助在宿舍附近多挖幾個窯洞作辦公處。挖窯洞在陝甘黃土高原上本是稀鬆平常的事，因為黃土高原土質的關係，很適合挖洞居住，很多人寧可住窯洞，不願住房問，飛機場宿舍本身也是窯洞，幾乎每個人都有打洞的經驗與技術。
因此，剛開始我還以為挖洞當辦公廳應該沒什麽問題，很快就可以辦好。
不料，不管我們怎麽找人，就是沒有民眾願意來幫縣政府挖窯洞，縣政府出公告也一點用都沒有，不但沒有人來幫我們挖，甚至還有民眾前來阻止我們挖，使工程停了下來。
我私下一問，才有一些平日要好的民眾告訴我，不是他們不願意，是中共在惡意阻撓，中共派人警告他們，要他們“不可以幫縣政府作事”，那些阻止我們挖的“民眾”是中共幕後所唆使的。
我一聽之下，心想：“糟了，該不是中共又想像逼走馬濯江縣長一樣的，也想把我給逼走吧？”
我後來想：“應該不會呀！我‘和而不同’的作法、至少已經與中共高級幹部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友誼，他們何必出此下策呢？”
此一變化令我東猜西想不得要領，最後，我決定直接找蕭勁光想辦法，因為他擔任“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主任，等於是中共在延安的總管，隻要找他幫忙，縣政府辦公室的工程問題應該不難解決才是。
蕭勁光的辦公地點在一窯洞中，我去時，他先藉口有人在辦公室裏有事，讓我在門外等了很久時間。
好不容易他走了出來，我正預備與他詳談， 他卻說：
“正好我要出門，咱們就邊走邊聊，看看你到底有些什麽事？”
我與他一起向窯洞外走去，沒走幾步，就有縣政府同事很焦急的來報告說：
“縣長，不好了，有七、八十位民眾在那裹阻止我們打窯，不許我們挖窯頭！”
怎麽辦？我心裹清楚的很，就是找“八路軍後方留守主任”來辦，我問蕭勁光：
“總不能讓縣政府沒有辦公場所，蕭主任，你看該怎麽辦？”
蕭勁光心中有數，阻撓縣政府挖窯洞的本是他們共產黨，我問他怎麽辦，他怎能同答得出來呢？
因此，他支支吾吾，口中喃喃的說：“這個要開會決定、要開會決定！”
我們倆僵持站有一會兒，我看蕭勁光實在是沒有主見，才說：
“這樣好了，蕭主任，你暫時不要給我答覆，我先回去看一看再與你電話連絡，好不好？”
他忙不迭的直說好，就藉故的溜回辦公室去了。
我費了千辛萬苦找到毛澤東，才把挖縣政府辦公窯洞的事解決。
藉口開會實行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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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給了我極深的感受：?共產黨的話絕不可信，不論是毛澤東、蕭勁光他們平時都是拍胸脯“保證”與我們縣政府“密切合作”，有事“找他們絕沒問題”，結果是一樁小小的挖窯洞事件，他們不但不幫忙，反而扯腿。
共產黨絕對極權、獨裁，以蕭勁光擔任“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主任”這職務來說，“官位”不可謂不大，在延安的共黨陣營裹，是“數人之下，千萬人之上”的大頭目。
但蕭勁光對七、八十個民眾鬧事的小事都無法解決，以“開會商議”作藉口來搪塞，可見獨裁程度之厲害。
這也是在我之前的延安縣長待不住的原因，在中共千方百計設法壓迫下，不倒向中共，就會被中共壓迫而走。
我因為“和而不同”的政策執行還算成功，使中共首腦總算對我另眼相看，才將一些中央交代的任務順利的推展開來。
我當延安縣長時，很受了些中共迫害，無緣無故被扣押到黑牢中吃了一些苦。
內人隨我一起住在延安，她家是米脂縣大戶人家，交遊極廣，內人又好客，因此，住在延安時，經常有些中共“抗日大學”的人來找內人，圍著內人打攪她，向她宣傳一些一有關中共的“好處”。
內人對國家民族觀念極其忠貞堅定，怎會受這些人所蠱惑？隻是每天被這些由中共所驅使的故交舊友打攪，心中不甚愉快。中共刻意處處找她麻煩，更是使她對住在延安感到厭煩。
每當她有事進出城門，或到一些地方辦事時，總會有中共幹部來嬉皮笑臉的問她。“你是什麽人？來幹什麽呀？”風言風語的說一些話。
內人很清楚這是中共的“騷擾戰術”，因此，平常不外出，免得受中共小嘍囉的氣，萬一避不開碰上了，隻得好言解釋。
為此，我總覺得對不起她，但是我身為政府明令派任的縣長，對延安城負有守土之責，她心中縱有不滿，也很少對我提過。
民國二十八年底，省府來電要我回西安參加行政會議並作報告，內人才向我要求，希望能陪我一道赴西安。
當時她正懷著頭胎，已有九個月的身孕，到西安的交通騾馬顛波，我實在擔心她受不了，就婉言勸她留在延安待產。
平日溫婉柔順的她，此刻卻非常的堅持，她告訴我。
“我就是想讓孩子生在非淪陷地區，我不要我們的孩子生下來就受這些赤色黨徒的氣，路上再苦，我也受得了。”
於是舟車勞頓，我們趕到西安，我參加行政會議，她隹進醫院待產。
我們的長子呱呱落地，我的會議也開完了，內人跟我提起回延安任所的事。
我問她：“你不是很討厭延安的生活以及共產黨那些人嗎？怎麽還願意囘去呢？”
她告訴我：“你是縣長，縣長守土有責，開完會後本來就應該同任所，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我討厭延安共產黨，但身為你的妻子，與你同甘苦，共患難是必然的事，我們該回延安了。”
二十七、八、九年共黨劣跡已逐漸彰顯的時候，要再回延安，真得具備平常人所沒有的勇氣。在內人的支持鼓勵下，我們還是回到延安，繼續展開與中共麵對麵的鬥爭。
回到延安情形已大不相同，政府準備將延安淪陷區五縣劃歸中共管轄，以統合全國力量來因應抗戰，中共得知消息，氣焰囂張，他們認為“天下是他們的了”，對我們這些中央派來的縣長極不客氣，一改以往彼此間和平相處的情形。
我回到延安沒多久，幾個陝北淪陷區由中央派任的縣長，就被中共藉故抓起來扣押、鬥爭，延長縣縣長周景龍、甘泉縣縣長楊烈、鄜縣縣長蔣隆涎等，均被中共無緣無故的抓了起來，受到淩虐迫害、鬥爭、公審。
我看到這種情形，心中頗為猶豫，以縣長守土有責的職責言，我有必要守在延安，但是如果我守在延安因而被扣、被鬥、平白犧牲了，對國家又有什麽好處呢？
當時發生三件事，使我暫時離開延安。
首先是中共鬥爭矛頭找到了我的頭上，我回到延安，突然間在延安城南郊外，發現一具屍體。
在中共盤踞的地點發現屍體不算什麽？中共天天殺人，天天都有人因受不了中共的迫害而自殺。我根本沒把這事放在心中。
孰料，平常殺人如麻連眼睛都不貶一下的中共，這次卻對這具屍體大作文章，他們到處宣傳說這個人是被“國民黨特務所殺”！
我想，這又是中共“仇恨政府”的宣傳花招，_眾教育的新名堂。
幾天後，共酋王明（陳紹禹）居然派人把我請了去，問我可知道這麽一件事？
我當下倒吸一口冷氣，知道麻煩上身了，因為別看王明問得挺客氣，但骨子裹可惡毒的很，當時他們已經藉著宣傳肯定那具屍體是“國特”所殺，我是延安當地國民黨最高負責人。因此，王明表麵上客氣問我，其實就是在暗示我得為這具屍體負責。
我怎能如此輕易的即被中共這樣栽髒？
我立刻嚴正的回答：
“王先生！雖然我是延安縣長，名義上是此地的最高行政負責人，但是你我都很清楚，延安的治安可是由你們共產黨在負責，有人被殺，緝凶、治安的問題應當由你們負責。”
我就事實狀況反駁王明的問話，王明當下滿臉堆笑的回說：
“高縣長：我們倒不是說人是你殺的，隻是外麵‘人民’都在傳說這是‘國特’下的毒手，你畢竟也是國民黨在此地的最高負責人，我們總得和你溝通、溝通；了解、了解。”
這口氣分明是想硬將這事栽贓在我頭上嘛！我不得已，隻好說：
“我是延安地區的縣長及國民黨的負責人，這點是大家都知道的，然而大家也知道我高某人作事向來公正，絕不會偏袒國民黨員，這點你們的‘毛主席’也知道得的很清楚，所以你想我會與這件事有關係嗎？”
王明看到我如此的不畏懼他，而且又提出毛澤東作擋箭牌，也就不敢再逼我，而自找台階下台的說：
“對呀！毛主席也說你不會作這種事，請你來隻是了解一下狀況罷了；沒事、沒事；哈！”
就這樣，我們打著哈哈彼此告辭，回到家中我才發覺，身上已是一身冷汗，內衣都濕透了。我知道，剛才若是應對稍有不對，我必是階下囚，不可能再回到家中。
中共將鬥爭的矛頭對準我，是第一個使我想暫離延安以避風頭的原因。
使我非得離開延安不可的第二個因素，則是因為當時陝北第二區行政專員何紹南辭職，由包介山繼任，包專員希望我能與他一晤，以便了解延安等地的真實狀況如何，為了本身職責，我也有這個責任與義務離開延安，去與包介山專員一談。
第三個原因則由於內人回到延安後，奶水始終不足，延安城內又找不到奶媽哺育小兒。
為了孩子的健康著想，內人與我決定回到她的娘家米脂縣去。
內人當時還年輕，我怕年輕女子在淪陷區長途跋涉會有問題，決定先由我護送她到米脂娘家，我再去看包專員，風聲平靜時再回到延安。
我們幾經商量，決定離開延安一段時間，一方麵我向包專員述職，同時送內人回米脂養護小兒。
熟料，這一送就送出毛病來了，當我與內人帶著小孩出了延安城，一路上真是荊棘重重，使我們有寸步難行的痛苦。
沿途中共不斷的派人打攪我們，對我們夫婦倆加以“調查”，阻撓我們的行程，中共小嘍囉每次攔住我們夫婦倆時，總是很凶惡的責間我們：“為何要出延安城？”
內人總是很委婉的告訴他們，因為她生了頭胎，在延安沒有人照顧，所以才要回米脂娘家。
共幹立即凶悍的問：
“那高縣長為何又要陪你回娘家呢？”
內人說：“我二十左右的女孩回娘家，總是要先生陪著，難道先生陪著回娘家也犯法嗎？”
那些一小嘍囉們聽了內人的回答後，獰笑著說：“先生陪著太太那當然是可以，不過，高縣長這個時候出延安城，就不免讓人懷疑他是不是棄職潛逃了！”
原來，民國二十八年左右，中共在經過一番喘息休養，勢力已經開始膨賬，對陝北區的控製日益嚴厲，政府因對日抗戰進入最艱困的時刻，將大部分力量來抗日，陝北的政府力量幾乎趨向真空狀況，中共便更形囂張狂妄。
在這種情況下，有一些陝北陷區的縣長就不敢再繼續留在陝北淪陷區內。
這些小嘍囉們因而懷疑我要棄職潛逃，對我們夫妻倆特別凶惡。
刻意栽髒黑窯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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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為縣長，深知縣長“守土有責”，沒有中央的命令，絕不可潛逃，這些小共幹未免太小看我高某人了，因此我對他們的懷疑嗤之以鼻並嚴正的告訴他們：
“連毛澤東都不會懷疑我要棄職潛逃，你們有何資格來問我？”
一路被盤問一路走的回到米脂縣，我以為沒事了，可以卸下妻兒的擔子再回延安城，孰料中共幹部卻不準我們進米脂縣城，將我們的行李給扣了起來，我個人更被中共以莫須有的罪名抓了起來，關進黑窯洞中，過著暗無天日的囚犯生活。
我被關起來禁止接見任何人，我蹲在黑窯洞內一籌莫展，幸好內人在我被關後，立刻四處向人求救，才使我沒有被那些共幹害死在窯洞中。
內人娘家在米脂縣是大戶，米脂上上下下都很熟，在問及為何中共要扣押我的時候，有人偷偷告訴內人，是駐在綏德的共酋王震下令押我的。在知道是誰找我麻煩後，內人就央請她一位極有名望的表兄老共黨高敏夫向王震求情，請王震放我。
王震神氣得很，他說：“高某人是棄職潛逃，縣長守土有責，他的罪過可大的很，絕不能輕易放人！”
王震裝得這麽大義凜然，其實根本沒這一回事，不要說我不曾棄職潛逃，就是我真的棄職潛逃，自然有省政府及中央的長官依法加以懲罰，王震他隻是共黨的頭目，憑什麽抓我、關我？
我心知肚明，這隻不過是中共另一種逼迫、壓榨我的方式。
因為我在延安當縣長始終不曾同流合汙，對共酋們雖親切，但絕不苟同他們的叛國行為，毛澤東曾數度誘惑我，希望我“參加他們的陣營”，都被我嚴正拒絕了。
毛澤東組織所謂“邊區參議會”時，曾聘請我作“邊區議員”，我對這種“名器”是毫不在乎，根本不受毛澤東的利誘。
因而他們才想以威嚇的方式來取代利誘，由王震出麵抓我下獄，他們以為我會就此屈服，倒向中共的一邊。
我怎麽會是這種人呢？不要說我絕不會向中共屈服，就是內人雖是一個弱女子，也是絕不向強權惡勢力低頭的。
在得知王震這種蠻橫的態度後，內人毫不恐懼氣餒，她知道，再怎麽找王震談也不會有用，必須要另外想辦法救我。拖著個小孩子，內人四處想辦法，除了繼續請米脂親友奔走營救外，更直接打電報給毛澤東，將我無辜被扣押的情形原原本本的告訴他們，希望他們能盡快想辦法救我，免得到時候我會遭遇不測。
毛澤東立刻回電給我並電王震，說：“高縣長盡忠職守，絕無潛逃行為”，桀傲不馴的王震，根本不理毛共中央的訓令，仍然扣著我不放。
王震所以連中央命令都不管，硬要扣著我的原因，乃是因為當時他在米脂、綏德一帶剛好進行過一場叛亂行動，他把當地的保安團所有人馬全部繳械、扣押，他擔心我是中央派來支援當地保安團的人，因此才想以“棄職潛逃”的罪名扣在我頭上來處置我，使我百口莫辯。
不過，我又怎能束手待斃呢？
放人祗是說聲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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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米脂被扣押時，王震派了位名叫張仲翰的共軍團長，要將我押回綏德的王震旅部（當時王震轄有六團人馬，號稱旅長），趁著經過米脂街頭的機會，我寫了張紙條，趁押解我的共軍不注意時，交給了相熟的鄉人，請他們轉交給米脂縣長蕭履恭，請蕭縣長想辦法與毛澤東連絡，跟毛澤東解釋清楚我隻是去看包專員，順便送內人回娘家，絕無棄職潛逃打算。
事後證明，我的這張紙條與內人的奔走相互配合，發揮了最大力量。
我被押往綏德時，一路上受盡階下囚的屈辱，到了王震總部立刻被打入“軍法處”的黑牢，四周刑具森然，一付如狼似虎要把我“作”了的樣子。
王震“旅部政委”袁任遠來看我時，陰森森的好似我已是“階下死囚”，袁的趾高氣昂狀令人氣炸。
當晚毛澤東接到內人的申冤及蕭縣長為我代轉的“解釋”後，或許是毛澤東認為那時還不適宜與國民政府翻臉，也或許是我在延安那幾年“和而不同”的作法，使他覺得還有點“交情”存在。因而，毛澤東下了個指令給王震，說這一切全是“誤會”。
毛澤東聲明“誤會”的指令到了王震手上，第二天王震的態度就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前倨後恭的先放我出來，客客氣氣的對我說這一切全是“誤會”，滿臉含笑的樣子，好像與我是多年老友。
這正是共黨的狡猾真麵目，他抓人時不需要任何理由，放人時也不需要任何理由，抓了人再放人時，也不會說什麽道歉，簡單一聲“誤會”就了事。
共黨個個都是千麵人，今天對你說笑拍肩，明天或許就會戳你一刀，讓你怎麽死的都不知道。從王震的黑獄中出來後，我並沒有就此放棄自己的職責，仍然回到延安，毛澤東他們這些共酋見到我好似不知道有這回事似的，我也就不與理會，自己作自己的事，繼續執行中央交付我的任務。
保住一片純淨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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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夠由王震的黑獄中逃生，倒不是中共他們對我高某人個人有什麽特別的喜好，而是因為他們還不敢明目張膽的殺害政府官員，共酋們深知得罪中央後的嚴重後果，因此在看我始終不屈服而中央又極關切這事後，才假惺惺的放了我以向我示惠。
我對中共反反覆覆的作法，深知其真正用意是想對我“誘降”，對中共而言，政府派任的縣長倒向中共，是個最好的統戰宣傳話題。
任憑中共再翻雲覆雨，我總是不動如山而絕不受中共之威迫利誘，為政府在廷安保留住一片純淨不受赤禍汙染的天空。
在我們縣政府以外，中共所盤據的地區，那可就是藏汙納垢、黑暗的不得了，尤其愈是高級的共酋，他們的生活最是靡爛。
像毛澤東在延安艱困的情況下，他還是要“四菜一湯”，出來與我談話，還是要六名女秘書相陪，那是令其他非淪陷區的人所不敢相信的事。
毛澤東對外把延安宣傳得太美、太好了，中共把延安形容成是一處“生產努力、豐衣足食、政治民主、平等自由”的“革命聖地”，以這種“美麗的謊言”，誘惑了無數純潔的青年男女上當受騙跑到延安吃苦。
共酋們最令人不齒的是瞪著眼睛說瞎話，明明純潔青年到延安去受到“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不公平歧視及虐待，共酋們卻仍厚著臉皮說青年們受到良好對待，他們一次又一次將謊言重複宣傳，造成列寧所說：“謊言說一千次就成真理”的效果。
共酋們瞪著眼睛說瞎話的實例是太多太多，舉不勝舉，民國廿八年五月，毛澤東在延安_眾五四運動廿周年紀念會上撒謊說：
“你們看，在統一方麵，延安的青年不但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延安的青年們是團結的，是統一的。延安的知識青年、學生青年、工人青年、農民青年，大家都是團結的。全國各地遠至海外的華僑中間，大批的革命青年都來延安求學。今天到會的人，大多數來自千裏之外，不論姓張、姓李、是男、是女，做工務農，大家都是一條心，這還不算全國模範嗎？”
毛澤東將延安自封為“反抗日本根據地、三民主義模範區”，當時在延安各處都可聽到這些口號標語，事實上，不信仰三民主義，是路人皆親知的事，毛澤東卻一次又一次散布謊言，企圖將謊言變成真理。
毛澤東隨時隨地利用機會大作虛偽宣傳。一次，共酋們請吃晚飯，中共“邊區參議員”的大頭目們全到齊了，黑壓壓的坐了好多桌的廳長、師長，我與毛澤東一起坐在首席。
宴席開始，毛澤東站起來講話，大家鼓掌恭聽如儀。毛澤東一說完，居然向我一指：“請高同誌來說幾句話！”我沒有準備要講話，但是毛澤東既然點名要我講話，我祇好站起來講。
當時是政府容共“蜜月”期間，中共是一付恭順的樣子，我身負調和對立與衝突的責任，隻好應酬性的對中共稍稍讚美了一下。
沒想到，第二天中共的機關報“延安新中華報”（乃小型報，三天出一次，民國廿九年夏天改為解放日報），將我在酒宴上的講話刊出，加上“高縣長代表中央大為稱讚中共”的標題。
我竟被毛澤東利用了，當下我與在中共編報單位服務的同仁連絡，方知道當晚正進行晚宴時，毛澤東已經悄悄的派人將我的講話記錄下來送到報社了。
由此可知，毛澤東多會利用機會宣傅，我們稍一不慎，就被他們利用為宣傳的工具。
幽靈頂被排隊領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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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不但利用我不經意的一段話作宣傳，還將一些本來是負麵的事物，宣傳得煞有其事好似共產黨“很好”的樣子。
中共宣傳“在延安，犯罪的人都不會跑，他們願意在延安為‘革命’而努力。”不知道的人，以為中共真作到了周文王“劃地為牢”的禮義之邦境界。
但是住過延安的人都知道，並不是延安的犯人不想跑，而是他們根本跑不了，因為中共規定犯人穿的褲子兩條褲管顏色不一樣，一邊是藍色、一邊是紅色。
如此一來，身穿紅、藍兩色褲管的犯人，在延安成了人人都可監視的特殊階層，在眾目睽睽之下，怎麽能跑？
另一中共宣傳騙人的實例：中共對外誇稱他們對青年學生非常好，藉此來吸引外地學生奔向延安。
實際上，在延安有世界罕見的青年學生的“排隊奇觀”。
住過延安的人，在冬天起來早，就可以看見這種“奇觀”。
延安冬季每天天沒亮，就有一大批青年學生排著隊，這些青年學生們每人不是穿大衣、穿棉襖，而是將棉被給披在身上，默默的排隊著。
延安的冬天很冷，屋內一定要燒煤才暖和，中共卻每天定量的配給學生們很少一點點煤，學生們如果想燒煤取暖，就得每天排隊，由中共幹部帶著到三四十裏外去取煤，排在後頭的有時還沒有煤可領。
因此大家都起個大早去排隊，排隊，天冷，每人穿的衣服不夠暖和，大家隻有將棉被披在身上當作大衣穿。
在陰暗的雪地中，一隊隊如幽靈般披著被子去取煤的行列，這是多麽陰森、恐怖、絕望的景象。
然而，在中共的宣傳下，延安卻被刻意的塑造成一種“全國模範”的假像，許多熱血的青年不明真象就這麽被中共的謊言欺騙而墜入共黨地獄之中。
為了使青年們得知共黨醜惡真象，我曾在延安重要街頭貼壁報，揭發共黨真麵目。
我利用縣政府餘裕的人力製作一些重要的壁報給大家看。出一份“今日中國”的油印周刊。我們在壁報中大量引用政府與中央的話，盡量不自己寫文章批評中共。
中共當時正高唱與中央“合作”的時候，對我們引用中央的話，不但無法責怪，表麵上還不得不讚成。
我在選錄中央及政府的資料時，特別將有關抗戰真象、時事實情的資料大量引用，使青年們看了就可以對照中共的話，而知中共所說完全是謊言，對喚醒青年，有極大的助益。
壁報在延安重要街頭貼出後，立刻引起了一陣轟動，許多青年及延安民眾皆蜂擁來觀看我們的壁報，看後不少人恍然大悟的說道：“真有其事嗎？”
中共不願他們假麵被揭穿，就派出“抗日大學”學生，製作一些壁報來和我們打對台。但是效果與受歡迎的程度，始終比我們差上許多。
由於我們隻用中央與政府的資料，中共雖對壁報嫉恨，卻不好采取暴力手段來禁止，使我們在黑暗、汙穢的延安，保持了一些光明、正義的呼聲。
江青勾搭上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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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利用一般青年人對“大學”的憧憬在延安創辦了“抗日大學”。“抗大”根本沒有任何大學所具備的條件，沒有完整的師資、充實的設備、必要的課程……不要說是大學，就是一所“學校”也都不像，因為它教的不是一般學校中的課程，而以教共黨“革命”為主，這算是“學校”嗎？
因為掛了一個“大學”的名字，中共又采取“照單全收”的方式，不管來的人阿貓阿狗，程度如何，都能進入“讀書”，不少人被“可以進大學讀書”的幻想給引誘進了延安。
江青就是在這個情況下進入“抗日大學”讀書，認識毛澤東的。
江青出身極為低賤，在上海當三流電影演員時曾和不少男人有暖昧關係，因此很多人就以其藝名“藍頻”為諧音，叫她為“爛蘋果”，聲名狼藉，她在上海與唐納鬧的婚變更是人們茶餘酒後的笑柄。
江青到延安後，還是不改其風流習性，先與徐以新談愛，愛的死去活來。
為何毛澤東又會勾上了江青呢？有人認為是毛澤東“胃口大”“喜歡漂亮女人”，才主動的把江青納入後宮。
這點並不正確，當時延安一帶雖然男女間的比例是十八比一，再醜的女子在廷安都會成為眾多男人追求的對象。
但是這種情形卻用不到毛澤東身上，因為毛澤東權大勢大，他要那個女人，那個女人敢不奉上？由毛澤東每次與我見麵都會有六個“女秘書”隨侍，我們就可知道，延安男女比例十八比一對毛澤東毫無影響。
江青不漂亮，隻是中人之資，不過她狐媚的淫蕩個性，是其他女人難與比擬的。
因此狐媚的江青光是想憑外表就令“閱人多矣”的毛澤東看上，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江青絕不是如一般人所傳言的被毛澤東主動看上而強娶過去。就我所知是江青想盡辦法勾引毛澤東成奸，在毛江兩人的關係中，江青絕對是占主動的一方。
當時，江青雖然在延安和徐以新談戀愛談的死去活來，實蒙延安“男女比例十八比一”的特殊情況之賜，受到眾多男性高幹的青睞。但頗有小聰明的江青卻也知道，這種風光絕非長遠之計，因為露水鸞鴦是最沒有保障的，野心更大的她不但不甘作男人玩物，而更想能掌握實際權力。想要達到這個目的，以江青的“爛蘋果”名聲，她是今生休想的。
因此，江青才想到要勾引一個在共黨陣營中有權又有勢的共酋，來作為她一生的依靠，以備她“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跟著這個毛酋的得勢而滿足其政治野心。
江青看上的目標就是毛澤東。
毛澤東當時倒不是沒有太太，他的前妻楊開慧在民國十九年死於長沙，後來毛澤東在井岡山又和賀子貞結婚。
賀子貞對毛而言，可說是個“好太太”，她不但替毛生兒育女，而且陪侍毛澤東完成了所謂二萬五千裏的“長征”，在毛澤東最危急的狀況下，都不曾拋棄毛澤東過。
然而當毛澤東在延安作山大王時，賀子貞卻不在身邊，因為在“長征”時，她負傷流血過多，精神受到很大刺激，毛澤東把她送到莫斯科去醫病了。
賀子貞被送到莫斯科，這就為江青製造了“最佳機會”，於是江青開始打定主意要“倒追”毛澤東。
要“追”毛澤東；第一要引起毛澤東的注意，對於這一點，江青本來就是搔首弄姿、招蜂引蝶的能手。
剛好，那時毛澤東為了拉攏青年人，每星期都到“抗日大學”去演講，江青知道那是她吸引毛澤東注意力的最佳機會。
於是每當毛澤東去演講時，江青必然打扮得漂漂亮亮，隻要一有機會，她就立刻舉手向毛澤東發問，使毛澤東自然而然的對她有了“強烈印象”。
最後一次，毛澤東不在學校中問答江青的問題，改口說：“你這個問題很好，我回去想一想再給你答覆。”
當晚；毛澤東就藉口“回答問題”，把江青叫去了毛自己的房間，兩人這下幹柴烈火立刻上了床，成全好事。
毛澤東派康生將江青調到“中央軍委會”工作，以便他倆近水樓台方便幽會。
以毛澤東的個性，最初也不過是想玩一玩江青罷了，那會真的想娶江青當老婆？
但是江青畢竟有辦法，她和毛澤東在一起沒多久，就讓毛澤東感到“離不開她”，竟然宣布與江青“結婚”。
以毒攻毒遏止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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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江青結婚這件事，在當時的延安是件大事，隻不過是件“醜聞”大事，不但我們政府人員都笑毛澤東喜歡穿“破鞋”，就是共產黨員也莫不個個以“毛江聯婚”為恥。
因為毛澤東還有妻子賀子貞在莫斯科，江青又是人所皆知的“爛蘋果”，但毛澤東竟然硬要以有婦之夫的身分來娶江青，這怎不叫中共黨員感到丟人現眼？
因此，當時在延安的中共頭目，隻有康生、柯慶施等幾名毛澤東的心腹讚成，其他可說幾乎全體堅決的反對。
最後在毛澤東保證“不讓江青參與政治”的情況下，中共頭目們才算勉強允許江青“照顧”毛澤東，以取代精神有問題的賀子貞。
事後證明，江青是絕不甘於雌伏而不接觸政治的，她勾搭上毛澤東，目的本來就是想滿足她的政治野心，孰料卻被中共偽中央的此一決議，給壓得完全抬不起頭來，她心頭的恥辱感及怨恨心之強烈可想而知。
後來文革開始，江青手握大權，跋扈不可一世時，搞出殺人數千萬、腥風血雨的“文革”慘劇，很多當時反對她與毛澤東結婚的中共老幹部，都在文革中被她整的死去活來，相信他們必然後悔當初為何不反對到底吧！
毛澤東與江青勾搭，在延安城內隻是場鬧劇，在江青被限製“不準參與政治”而後兩人結合也就漸漸沒人理會了。但延安城內還是波濤洶湧，許許多多的大事正在互相衝擊激蕩著。
還記得有一樁直接與共酋過招的事，那時是民國二十八年，毛澤東發表“論新階級”又再鼓吹強調所謂的“統一戰線”。
當時毛澤東為了要搞統戰，叫出了一個“組織民族聯盟，請蔣委員長當民盟領袖”的口號，其用意當然是想作分化離間的工作，政府也沒上他的當，隨他去叫囂、喊鬧。
同時毛澤東還提出了一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辦法”，他們希望能允許共產黨以“提名單”的方式來加入國民黨。
毛澤東提出這個建議的目的，是想再像以往共產黨滲入國民黨的“容共”時期一樣，藉著共產黨人員的滲入國民黨，來把持、分化、破壞國民黨。
我在延安是最先由共酋口中得知毛澤東有此計劃，建議於政府人員，當我得知毛澤東有些意圖時，心想：
“那還得了，如果讓共產黨人員集體大批的以‘提名單’方式加入國民黨，國民黨漫無限製的容許共產黨黨員進入，那不天下大亂才怪。”
因此，我想到底應如何來阻止中共這種惡毒的統戰企圖呢？
當時，恰好國民黨有一些同誌正就讀於抗日大學，被中共們視為“異端”，各種校內的團體都不允許我們這些學生參與。
這使我想起了一個主意，我跑去找一個職位相當高的共酋王明，向他建議：
“毛先生最近提出了讓共產黨黨員以‘提名單’的方式加入國民黨之建議，這個建議很好呀！現在我們可以先由一些小地方作起，譬如我們先讓‘抗大’的一些非共產黨黨員同學以‘提名單’方式加入‘抗大’的活動如何？”
我是全以一種輕鬆聊天的方式，在談話中不經意的提出了這個問題，孰料卻把這個平日能言善道的共酋給唬住了，他一下子呐呐的講不出話來。
我知道他不能作肯定答覆，當下很輕鬆的告訴他：“沒關係，我知道你不能回答此一問題，過兩天協調好了再告訴我也可以。”
我早知道中共絕對不敢接納我方同學參加其校方的活動組織，但我的目的正是要利用中共這種強烈排他性的本性，來將中共一軍，讓中共知道，他們連區區一個學校組織都如此嚴密的不讓非黨員的同學參加，他們又有何理由要求國民黨開放給共產黨參加？
過兩天，這名高級共酋跑來看我了，他一看到我就埋怨的對著我說：
“高縣長！你的建議真害人，我把你的建議向上麵提出了之後，被毛主席訓斥了一頓，罵我這種事是‘雙方麵’的事，我們還不配管呢！我看以後就別提這種事了吧！”
因此，共酋們在我麵前也就不敢再提有開“提名單”入黨的事了，中共的又一樁統戰陰謀就此煙消雲散。
類似這種與共酋互相過招，互鬥心機的情形，幾乎每天都會發生，在延安，我當縣長是父母官，而中共他們進駐延安，又是實質的占領者，雙方的關係實在極為微妙，我就盡量在這微妙的情勢下來為政府作工作。
刀口打滾日益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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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情形一直持續到民國二十九年，那時，由於日寇侵華日亟，造成政府很大的壓力，因而政府決定集中一切力量來抗日，對延安的縣政業務認為已經到了一個暫作結束的階段，乃由行政院命令我將延安縣政府作一結束。
中共從民國二十五年侵入延安迄二十九年，四年多的時間，國民政府始終還是在延安保有縣政府，派駐縣長統治延安庶務，使共酋們雖然氣焰囂張，卻還得尊敬中央派來的延安縣長，完全不敢講“攆”我們走的話。
二十九年我們在行政院的命令下撤出延安，中共為了要歡送我們，特地開了歡送會，請我們及縣政府人員及保安隊吃飯。
表麵上看起來中共與我們頗有“離情依依”的樣子，其實中共才巴不得我們走呢，我們就好像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一般，他們是拔之為快，我們自動要走，他們當然是要歡天喜地、敲鑼打鼓的慶祝一番。
那時我們的保安隊還有四十幾人，對勢力已經漸形膨大的中共而言，實在不算什麽，然而就連這麽區區四十幾支人槍，中共還是又嫉又怕的不願讓我們擁有。
中共宴請我們的保安隊時，席上每人發了一些錢，大家以為中共要犒賞大家，沒料到這是中共的另一陰謀。
延安縣政府的保安隊大多請的是當地民眾來擔任，這是因為當時的局勢實在是太過險惡了，人人都知道在淪陷區與中共打交道，就像是拎著頭辦事一般，隨時會遭殺身之禍，因此，政府自安全地帶派來的辦事人員，大多是作幾個月又調囘後方，很少能長久待下來的，尤其是保安隊更是難找後方的人擔任。
保安隊的當地人大多思想單純，對中共的陰險狡詐並不清楚，看到中共發錢給大家又請吃飯，當然是樂得不得了。
誰知道，就在吃飯的宴席上，招待的共幹卻藉口我們保安隊員出言無狀得罪了他，當下立刻臉一沉，前一秒鍾他還在跟那些保安隊員們拍肩搭背的叫“同誌；多喝兩杯！”下一秒鍾立刻一抹臉，臉上的笑容全沒了，隻見共幹大叫一聲：“全給我拿下來！”
在飯廳外等著逮人的共幹們當下一湧而入，個個似凶神惡煞一般，就把這些單純的保安隊員們全給繳械扣了起來。
所有保安隊員全被這種突然的變故給嚇呆了，大家想不出，為什麽剛剛還和藹可親的共幹，一轉身就變成了催命閻王般可怖？
當時縣政府並非一起同時撤退，而是一批又一批的分次撤走，保安隊是最後幾批人之一，他們被繳械而掃地出門時，我還在榆林專員公署內接受最後指示，再趕回延安，作最後的處理。
當我回延安時，延安縣政府已經完全撤離，隻剩下我及幾個親近的朋友，那時，我們在延安真是如孤身入虎穴，是否能再出來都不得而知。
我並不害怕，因為從奉派到延安當縣長的第一天起，我就抱定隨時為國家犧牲、成仁的決心。
最後在延安也沒有什麽事好辦，縣政府內的一切，中共根本不感興趣，我們也不需要移交些什麽東西給中共，我最後走的任務，隻是負責再與那些共酋們“握手告別”，同時藉告別的時機，將中央劃撥延安歸中共管轄的德意與衷誠，再一一麵告這些共酋，希望共酋們能體察政府謀求國家團結和諧的苦心，不要再“明裏擁護、暗地破壞”了。
從毛澤東最後設宴歡送我時，絕口不提如何遵照中央指示的曖昧態度中，我已隱隱的感覺到，陝北今後將更為多事了。
事實發展正如我所預料的那樣，中共並未因中央將陝北區完全劃交中共邊區政府管轄為滿足，一等抗戰勝利後，就立刻以陝北為根據地，展開了全麵的武裝叛變行動，最後整個中國大陸因而淪陷。
對我個人而言，交卸延安縣長一職後，原以為可以就此一卸重責，不必再過這種每天在刀口上打滾的危險日子。
或許是我命中注定要與共酋打交道吧！我雖交卸了延安縣長，中央卻不允許我離開陝北地區，仍要我留在陝北就近了解、監看共黨的動靜。
從延安出來，我先到洛川縣負責善後工作，那時政府人員陸續從陷區交卸工作回政府地區的，就由我在洛川負責善後的救濟工作。
在洛川縣兩個月之後，中央派我到清澗當縣長，說來可憐，清澗縣也不是個小地方，但是被中共騷擾破壞後，十室九空，原任清澗縣長李某早就不知逃到何方，縣政府早被破壞的殘破不堪。
我隻好在城外租了一個地方，也不辦交接，就開始任事，積極從事著規複工作。在清澗縣待了半年，我又奉調米脂縣當縣長。
內人娘家在米脂縣是大戶人家，人頭熟、關係好，我在米脂當縣長應該是很輕鬆的。
事實卻非如此，因為米脂縣雖未劃歸中共管轄，但正如以往的延安縣一般，政府在米脂縣也隻能維持一個縣政府的組織，以表示政府號令仍能通行該地，但實際上該地早已被中共盤踞。
所不同的是，米脂縣畢竟不是延安縣，沒有各級主要共酋在那裏，因此緊張、凝重的程度也就較輕，使我不必如同在延安那般的心頭沉重，行動謹慎。
不過，也有比在延安時情形更為惡劣之處，那就是盤踞米脂縣的那股共酋是賀龍屬下的王震部隊，此人個性極為桀驁不馴，以往與我早有過過節，此刻我們倆再度碰頭，他對我的敵視可想而知的。
編造三百多條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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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米脂的工作，正如在延安的工作一般艱困，加上那時中共在“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自己”的政策下，力量更形膨脹，當時他們的態度愈來愈蠻橫，滋擾地方的事件無日不有，我為了地方，不得不經常去找王震洽談事務，其間辛酸、委屈，真是一言難盡。
後來，王震更將我扣起來，打入黑牢，使我再一次成為共黨的階下囚，與上一次被囚不同的一點是，這次共黨似乎有意要置我於死地。
因為他們不但把我打入黑牢，而且還特地從各鄉調來了上千人民，舉行所謂的“_眾公審大會”。
他們抓我的罪名不再是誣賴我“棄職潛逃”了，這次中共索性誣陷我是“特務頭子”，把我整整安上了三百多條罪名，當時我並不知道自己那麽“偉大”，居然能造作“三百條滔天大罪”，我是後來自複興基地到香港查閱資料，看到日本所整理的中共“解放報”，以整版二版麵刊出公審我的消息，內中強調“特務頭子高仲謙犯下三百條大罪”，才知道原來自己犯了那麽多的罪。中共公審我所用的手段很毒辣，公審會由中共中委馮文彬主持，每天一早他們就把我自黑牢中提出來，找了一些縣政府職員、民眾來罵我、罵政府、罵國民黨、同時又誣栽種種罪狀，對我百般淩辱。
就這樣，每天晚間我在黑牢中，吃不好、睡不得，白天接受中共日複一日恐怖、威嚇的公審迫害，經過了四十多天，同囚的難友有的受不了而屈服認罪，有的則因此被逼瘋狂。
我既不盲目屈從，也不懾於淫威，遽爾就範，堅忍的挺在那裏，直到有一天，我實在受不了，我想：“與其這樣受中共迫害，倒不如跟他們拚了！”
因此，當天押我回黑牢時，我就告訴主持公審的馮文彬，告訴他： “你們罵我也罵得夠多了，現在，我也有話說，明天，我要講話！”
馮文彬一愣，他沒想到每天這種疲勞轟炸、心理壓迫式的公審，不但沒嚇得我心驚膽寒，反而還有膽要“反駁”！
當下他定了定神，就擺出一付偽善的麵孔，向我說：
“高縣長，您別動肝火，公審你是‘人民’的意思，我們已經在盡力的保護你的安全，讓‘人民’不致因過於憤怒而傷害你，如果你要上台反駁‘人民’，萬一‘人民’失去控製的衝上台來傷害你，那怎麽辦？”
這是馮文彬一類共酋的慣技，他們慣於將責任往“人民”身上推，其實誰不知道，這完全是共黨作的孽！
我當然不怕“人民”真的會來傷害我，因此馮文彬話還沒說完，我就攔住他的話說：
“沒關係，死生由命、富貴在天，我真要被打死了，我也不怨你，但是明天我非講話不可！”
我如此嚴詞正告馮文彬，使他無話可詆，隻好一疊聲的講：“再說吧！再說吧！”把我又送回了黑牢。
當晚，我抱著必死的決心，居然睡得更為香甜，絲毫不為第二天所可能麵臨的悲慘命運而心憂。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當我第二天被押出了黑牢，準備要接受一切考驗時，馮文彬來接我，居然揮了揮手，對我說：
“高縣長，你可以回去，沒事了，一切全是誤會！”
對於這個突來的喜訊，我固然高興，卻也知道，這是中共色厲內荏的一貫作風，隻要我還是代表中央，隻要中共還沒有能力與中央對抗，中共就不敢殺害我。
再度脫離黑牢之後，我仍是不憂不懼，縣城裏已不可能再待下去，我就離開縣城，在武家鎮另外建了一個縣政府，繼續堅守我的職責，因為當時米脂縣城雖然被占，但四周鄉鎮仍有五、六處未被占領，我們有責任來保護他們。
在武家鎮待了一年多，我又被調離，接我的是一位吳宣漢縣長，在我走後不到半年就被中共殺害，米脂縣也完全淪陷。後來我被調為嵐皋縣長。
在嵐皋縣任內，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就是我以嵐皋縣保安隊區區不到一百支破槍的殘破人馬，居然還能抗拒共酋李先念的大軍壓境，使嵐皋縣得以不受共軍荼毒。
這固然是因嵐皋縣本身極為貧瘠，共軍興趣不大，但若非我們縣民個個抱與城共存亡的決心，使共軍望之卻步，很可能，嵐皋縣仍免不了要受蹂躪破壞。
我因此曾蒙上級敘獎。
私交小節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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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六年，中共叛跡已甚明顯，政府決定動用大軍收複延安，以懲治中共。
我希望趁著延安的收複，再回到延安去，但是中央認為延安雖收複，四鄉仍未平靖，要我擔任清鄉善後工作，組織民眾、支援國軍作戰，其間艱難危險，幾乎再度落入中共手中，幸好我以自己的機智，渡過了這些難關，全力達成了上級交付的任務。
最後，政府推行憲政，我獲故鄉父老支持當選為國民大會洴陽縣代表，離開家鄉赴南京出席國民大會而後再輾轉隨政府播遷來台，在台灣地區度過了幸福愉快的一段生活。
當我獲選國大代表預備自陝西到南京開會前，毛澤東特地托一名說客偽邊區副主席李鼎銘著人來找我。傳話說毛澤東很賞識我，要我不要走，跟著毛澤東絕對有前途。
我怎會聽從毛澤東這些一勸降的誘敵甜言蜜語？在陝北一帶與共黨麵對麵鬥爭有十年以上的經曆，使我太了解毛澤東他們那種嘴裏說的一套、手中作的又是一套之統戰花招，因此，我絲毫不理會毛澤東的誘騙，毅然告訴來傳話的說客：“從前我當過延安縣的縣長，這段交情很承毛先生看得起，還記得以往那種平起平坐、共同交往的日子，但是道不同不相為謀，我自學生時代起即信仰三民主義，服膺蔣中正委員長領導，以獻身報國自許，今後，我仍是一秉初衷，絕不變節，未來，可能我與毛先生隻有敵對的春秋大義，而不再有朋友的私交小節，毛先生的建議謝謝了！也不必了！”
就是秉著這個念頭，我始終跟隨著政府的腳步走，在南京，我是城陷的最後一刻才逃出南京，當我乘坐的火車到達上海時，拿起報紙一看，才知道我們火車一出南京，南京城即陷落，其危險可想而知。
由南京到上海，再由上海到廣州，最後由廣州到台灣，這一路上我幾乎皆是前腳剛走，後腳就是共軍衝到，每次在我要隨著政府走時，總是會有一些中共同路人來在我耳邊遊說，要我留下來，我皆不予理會。
因為我在離開陝北時即已打定主意，在我當延安縣長、管過毛澤東這一夥共酋之後，我對中共的惡毒心態早已一清二楚，他們人人皆是頭上長瘡、腳底流膿壞透了的人，我這輩子不願意再與這些人有任何瓜葛，今後，我隻跟著政府走，天涯海角，我亦無悔！
事實證明，我的抉擇完全正確，轉限間，四、五十年的光陰已經過去了，回憶半個世紀以前在延安窯洞內與毛澤東黨徒交手過招的情形，恍如昨日，毛澤東那滿麵陰森森的假笑，常常也仿佛在眼前浮動。
血淋淋事實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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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半個世紀來，國家經過驚天動地的大變革，我個人則值得慶幸的，在複興基地還一直能過著安逸、舒適的生活。
但是，回溯在大陸上與中共交手過招的這段日子，再看到目前社會有極少數人居然對政府汙蠛、辱罵無所不用其極，不禁令我這個反共的老兵感到憂心忡忡。
中共以往在大陸時，就是用這種“反政府”的方法，將大陸的民心士氣給擊垮，才使得整個大陸因而淪陷。
以我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交手經驗，我知道中共向來是擅長拉一派、打一派，複興基地少數偏激份子或許以為他們今天“反政府”有功，他日可以得到新主子的賞識。
事情沒那麽好，中共今天聯絡次要敵人將主要敵人擊垮後，明天就會鬥臭、鬥垮次要敵人，大陸上那些“民盟”尾巴黨派的悲慘命運就是最佳實例。
少數偏激份子或許不知道中共的惡毒，竟然主張要與中共“和平共存”、“和平競爭”，我在延安時之所以能“和而不同”，那是因為中共力量還小，我背後又有整個中央的力量作後盾，中共對我當然要假以辭色。
但是當中共力量膨脹後，中共就立刻先將延安等陝北地區並吞，最後更全麵叛亂，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活生生血淋淋的教訓，我們怎能忘懷？
(以上《黑牢進出——延安縣長曆險記》，是以中華民國七十七年至七十八年《中外雜誌》總第262期-264期同名連載內容全文為底本完成數位處理；網際網路首發【彰往考來】，收入【析世鑒】時對數位初稿中未及校正的若幹訛誤作了訂正。)
作者：高仲謙
我曾經管過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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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前後，我與中共頭頭毛澤東等交手過招十年（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六年），兩度被關進黑牢，我抱著必死的決心與共酋共幹周旋。許多朋友知道抗戰時我當過陝北延安縣縣長，常常驚訝的說：
“老兄！原來毛澤東管過你！”
這時，我祇好不厭其煩的糾正他們，告訴事實真相說：“不！毛澤東從來不曾管過我，倒是我會經管過毛澤東！毛雖是共產黨的主要頭目，但是對延安縣而言，他隻是十多萬縣民中的一人而巳，縣民中有三四萬共黨幹部及眷屬，不與共產往來的善良民眾壹萬餘人。軍隊與學生約七八萬人，我是延安縣長。因此，我管毛澤東；不是毛澤東來管我！”
難怪一些朋友們誤會，因為在大家的印象裹，自從政府五次圍剿迫使中共長跑陝北後，延安一直是中共盤踞的赤都，當年在延安當縣長，大家以為是當中共所管轄的延安縣長，因而誤以為毛澤東管過我。
其實大家全猜錯了！
自從政府五次圍剿，將中共逐出江西經過二萬五千裏長跑之後，殘部在陝北落腳，延安地區就成了中共的“老巢”，大家根本沒想到延安的管轄權還是在國民政府手中。
由於抗戰時共軍假意歸降，表麵上不得不接受國民政府的整編，所以我們政府在延安仍是名正言順的行政主管，執行著一定程度的行政權，國民政府所設立的延安縣政府仍然順利的運作著，以法理言，我們仍是延安的主人。
我自民國二十六年任延安縣長，乃是中華民國的延安縣長，毛澤東隻是我管轄上眾多縣民中的一人，他那能管我？依行政管理的劃分，我在抗戰時乃是真正管過毛澤東。
近年來，友好極力敦促我將在延安的一段經曆寫出來，一方麵為曆史作見證，一方麵也可使世人得知，在中共盤踞延安，赤焰高漲時，仍然有一批忠貞人士，不畏中共的迫害荼毒，而勇敢的在中共心髒地區奮鬥，這種精神勇氣，不應磨滅，也不能磨滅。
在這種曆史使命感的驅使下，個人雖已年逾八十，仍願勉力來談一談當年在中共赤區內與共酋周旋的往事。中共初到陝北確實狼狽不堪，因為他們是“逃亡”到陝北的。
他們最初以江西為武裝暴動的根據地，在江西建立“蘇維埃”政權。
江西是華中與華南的交通樞紐，有重要的戰略地位，這地區如果被中共控製，則北伐統一不久的中國，必將遭到南北割裂的分裂噩運，因此政府在肅清軍閥餘孽後，就決心剿共以肅清禍患。
但是剿共並不順利，民國十九年第一次剿共即因準備不足，遭致失敗。
民國二十年後，政府又一連進行過好幾次的剿共戰爭，由於中共采取閃避的遊擊戰術，中共的主力始終未被完全殲滅。
因為那時候日本時常有意無意的配合中共，在中共局勢最危殆時，進行軍事騷擾，迫使國軍必須抽調部隊防日，予中共喘息休養的機會。
直到國軍開始運用保甲、民團、碉堡圍堵的總體性剿共戰略後，中共才在國軍一步步緊縮的包圍圈下，逐漸的被殲滅，剩餘的殘共開始其長途流竄的奔逃過程，於民國二十四年底、二十五年初，殘眾流竄到陝西省北部一帶，經過長期逃亡後，中共的殘存武裝力量不過才一、二萬人，兵疲馬乏，狼狽不堪。
延安原名是膚施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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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世居洴陽，從小我就很喜歡讀書，最初負笈陝西省立第一師範，而後再升入西安中山大學，專攻教育科係，矢誌為家鄉貢獻所學，服務桑梓，這個誌願也就伏下了我在抗戰時期在中共盤踞地區內工作，始終不退的契機。
由於在校期間，受到師長的諄諄教誨，加入了中國國民黨，服膺主義薰陶，奠定報國誌願。
我在求學期間，曾代表青年團體，赴京滬一帶參觀黨政措施及教育機構，並入國民黨中央黨校講習。對國家建設之宏規及總理建國之規畫，有著深刻的印象與感受好正好當時北伐統一的軍事行動又己完成，訓政時期開始，各方建設均需青年參與投入。
最初我在陝西省政府任一級單位編纂主任，並主筆陝西民報及民聲周報。
而後，我又擔任行政院陝北善後救濟委員會的委員，並在米脂縣黨部擔任黨務工作，配合政府的剿共行動，處理有關清鄉及善後的救濟工作，從這時起，我就逐漸的與共酋有所接觸了。
在這裏必須要指出一般人所誤會的一件事，那就是“延安”原來並非是一個“縣”名，隻是陝西省膚施縣舊名“延安府”而己，直到中共占據陝北並將延安當作其發號施令的大本營之後，世人才隻知延安而不知有膚施，延安也就不知不覺得被人以為是“延安縣”了。
在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以前，中共雖然盤踞陝北，但是卻並未進入延安過，因為一方麵那時中共本身已是自顧不暇，一方麵張學良的力量十分強大，陝北的重要城市都還是由國軍控製，共軍隻能在荒郊野地蹲臥。
當時，毛澤東所盤踞的地方叫瓦窯堡，乃是陝北一處皮毛貿易中心，他們占據那裹，離延安還有一百餘裏地方。延安是由張學良手下王以哲部隊所駐守，一直保持著未被中共竄入的安靖情形，這時我還在米脂縣擔任國民黨黨部的工作。做陝北的肅反專員。
西安事變發生後，陝北一帶的各縣負責人集中在綏德縣開過一次會，大家作軍事方麵的溝通、聯係，最後決定在軍事上暫時保持守勢，因為當地政府軍事力量並不大。
真空時期延安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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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陝北情勢因“西安事變”有了巨大的變化，政府撤出了陝北的重要城鎮，中共的力量便乘隙而入，陝北到那時才真正的、完全的“淪陷”了。
當時，毛澤東困守在離延安東北一百餘裏的瓦窯堡，可說是一籌莫展。然而“西安事變”卻給予毛澤東這一撮殘共起死回生的機會，先是事變一發生，中央對殘共的監視，無暇顧及，造成了這股殘共的擴展及威脅農民參加共黨。
事變發生後，張學良將各個重要的部隊召回以鞏固集中其本身力量，而使陝北地區很多地方形成真空狀況。
駐守延安的王以哲部隊就是在這種情形下被張學良將他們由延安調防回關中一帶。
王以哲部隊才剛沿著黃河開往關中，毛澤東的部隊就由瓦窯堡進入延安，而將延安當作其主要的老巢了，這是民國二十五年冬到二十六年春天所陸續發生的事。
不過毛共的部隊雖進入延安城，盤踞了陝北一帶，但是我們忠貞的政府工作人員卻並未因中共進城而退縮，仍然堅強的困守在自己的工作岡位上，與中共周旋。
這一方麵因為當時中共被國軍多方圍剿，已經是日暮途窮，不敢再逞土匪作風進城大殺大搶。另一方麵則是由於當時中共為了苟延殘喘，不得不假裝向政府投誠，而提倡所謂的“抗日聯合統一戰線”。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間，中共曾致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作了四點保證：共產黨不再以武力作顛覆國民政府之行動。?中華蘇維埃政府改稱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政稱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之直接指揮。?三民主義將在特區政府管轄地區切實推行。?中共將停止執行沒收田地之政策。
由於中共多方佯裝要服從政府，而日本的武力侵略威脅又實際存在，因此在抗戰發生後政府就在謀求整體團結和諧的情況下，接納中共的要求，整編中共，將“紅軍”編為第八路軍。
因此，中共雖然在西安事變後趁虛進占延安，但是始終不敢摧毀政府原來設在延安的縣政府，使得抗戰前後那段時間內，中共雖以延安作為其“特區政府”的大本營，但在正式的行政編組上，延安始終還保有著中央管轄的縣政府，推動縣政運作。
中共初入延安時我並非是延安縣長，而是任陝北善後救濟委員會委員兼米脂縣黨部主委，之後民國二十六年我由米脂縣南調，調到延安以南一百多公裏的洛川縣當縣黨部主任委員，負責組訓民眾的工作。
從那時起，我就與中共麵對麵的周旋、鬥爭。因為洛川縣的情形可說與延安大同小異，雖然政府仍在洛川保有縣政府等行政機構，但洛川實際上已被中共所占據。
革命的工作是明知山有虎仍向虎山行，由米脂經過延安我終於到了洛川縣，當地中共駐紮兩個團的兵力，一個團是警備團駐紮在城南，團長是陳先瑞，一個是炮兵團駐紮在城北，團長武亭是韓國人，同時中共還有所謂的“地委”負責當地的政治工作，負責人高克林。而城內駐軍為楊虎臣的一個團，團長孟某。
我到洛川後，國民黨省黨部另外還派了一位張守約委員，來和我一起負責領導共黨占領區的黨務推展工作，由於當時我還年輕，很多工作也都由我主動的擔負起來。
我在洛川時，正好抗戰開始，主要的工作就是負責組訓民眾，共同參與抗戰。
很多人都以為，在中共占領區內進行黨務及民眾組訓工作一定很困難。
其實依我個人經驗，隻要知道敵人的弱點，能夠利用敵人來推展工作，沒有什麽“工作難以推展”的困難。
我在洛川就是照著這個原則去作，別人畏懼中共，擔心中共是洪水猛獸，而不敢與中共人員周旋。我則主動的與中共人員打交道，借租他們的力量來完成上級交付之任務。
因此，當洛川縣專員兼縣長鍾相毓因事回西安時，上級就要我代替洛川縣長。
我在洛川暫代縣長的時間並不很長，隻不過兩個月而已，其後就由省主席蔣鼎文發表我擔任延安縣縣長了。
我所以能夠擔任延安縣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於毛澤東進占延安後，政府派留在延安的幾位縣長都未能負起代表政府和毛共周旋以保留政府在淪陷區實力的任務，而看我在洛川的代理成縝還不錯，才要我出任延安縣長。
政府聲音已難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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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毛共初占延安城時，政府派了一位馬豫章當縣長，這位馬豫章的意誌不夠堅強、思想也有些左傾，他當上縣長後居然就向中共靠攏，而完全忘了政府所賦予他的責任，使得延安城中幾乎全是毛共的天下。政府的聲音難以聽到。
因此，政府就將馬豫章給撤了下來，而另外派任了馬濯江當縣長。馬濯江思想純正忠貞、意誌堅決，絕不與共產黨妥協。
但是在那種局勢詭譎、風雲變化不定的複雜地區，太過拘泥也是不能推動工作的。馬濯江縣長就是由於太保守，完全不與中共打交道，而遭中共嫉恨在心，想了很多方法來整他，使他遭了很多挫折。
中共整馬濯江最厲害的一招，就是不讓馬濯江吃飯，當時政府雖在延安有縣政府，但是實際掌握控製延安的仍是中共，中共威脅恐嚇民眾，不準延安民眾賣吃的東西給馬濯江，若是有誰敢好心的賣東西給馬濯江，立刻就被中共抓起來迫害。這下子使馬濯江過的非常艱苦，幾乎是有一頓沒一頓，作了縣長沒三個月就隻得含恨離開延安，但是中共當時並沒有把他殺害。
那是因為中共的武裝力量還不強大，不敢貿然殺害政府官吏，後來中共，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壯大自己的策略成功後，我不但曾被中共抓起來關進黑牢，再交_眾“公審”，還有一些縣長甚至於被抓在“公審”台上殺害了。
抱著必死決心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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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以“饑餓”的方式來對付馬濯江，可知中共很早就認定“控製肚皮”是控製_眾的最佳辦法。
馬濯江被中共逼迫離開延安後，省主席蔣鼎文知道延安是政府一個不可或缺的據點，必須要找一個既忠貞又能與中共周旋，站得住腳的人來當延安縣長，以期在敵人的心髒地帶工作。因此，蔣鼎文主席就看上了我在浴川的成績還不錯，而派令我為延安縣（膚施）縣長、兼黨部主任委員。
那時已經是民國二十七年春天的事了，毛澤東進占延安已有整整的一年時間，陝北地區已幾乎全是中共的勢力範圍。
說真話，要在那種中共盤踞的情形下到淪陷區當縣長，是真需要有一些異於常人的勇氣，因為中共的暴虐、殘忍，中外皆知，他們在江西暴動時殺人如麻的記錄，更會令人不寒而栗。
而我們在這些淪陷區當縣長，政府並未曾派軍隊保護。縣裹雖有所謂的“保安隊”，卻也不過戔戔幾十人，與中共的數萬軍隊相比，“保安隊”毫無“保”護縣長“安”全的能力，我們到這些地方當縣長，則是抱著隨時成仁的必死的決心前往上任的。
雖然情勢險惡，卻嚇阻不了我們革命報國的慷慨壯誌，不但是我，還有其他一些同誌，也都義無反顧的前往當時所謂“陷區五縣”清澗縣、延安縣、甘泉縣、安寨縣、鄜縣等地去當縣長或縣裹工作人員，與中共的人員作“第一線”的鬥爭。
這其中，又以我所處的延安縣情勢最為險惡，因為延安是中共的大本營，重要的共酋都在延安，要在延安與這些共酋周旋，更是一樁困難無比的工作。
在洛川縣的經驗使我知道，中共並不可怕，隻要我們能正大光明的依法行事，中共是不敢把我們怎樣的，因為畢竟那時中共是“歸順中央”，名義上一切受到中央的節製，而我則是中央明令派任的延安縣長，是當地最高行政首長，毛澤東等再狂妄，隻要我不亢不卑，我們對我還是不敢小覷。
我就是以這個最基本的原則，在延安與共酋周旋了好幾年，不但與他們平起平坐，而且還在很多地方占其先機，為政府作了不少工作。
匹馬單槍到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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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延安時，是匹馬單槍，到了延安後，縣政府的工作人員也是零零落落的並不足額，雖然我很想照洛川縣時的作法來大力推動有關的行政組訓工作、但是當我於二十七年春到延安後，發覺延安的工作又比洛川難作的多了。
因為延安幾乎“遍地都是毛共”，除了善良的民眾之外，毛澤東的人馬則在八萬人左右，盤踞了城裹城外，對縣政府的號令大多采取了不理不睬的態度，使初到延安時，我也與馬濯江一樣，有動輒得咎的感覺。
對於這種情形，我倒是早有心理準備，在未赴延安上任時，我曾晉見省主席兼省黨部主委蔣鼎文先生，詳細的請教他中央政府在延安繼續設置縣政府的用意及我上任後應如何因應之道。
蔣鼎文先生一再叮嚀我盡忠職守、努力以赴，並囑我在險地一切隨機應變，不必太過拘泥成規。在晉見蔣鼎文主席時，我曾慷慨陳詞，首先我把與共黨鬥爭實際經驗及延安前二任縣長未能達成任務的教訓指出：
“我們到淪陷區與毛共麵對麵搞工作，這個任務是極艱钜的，但是卻得有一個心理認識，那就是我們工作的目的，並非在當地與共產黨打架，以當地的我方資源，及敵我形態而言，我們也根本沒有與共黨戰鬥的本錢！”
那我們到延安當縣長是去做什麽呢？對此，我的看法是：
“我們在延安設縣政府、派縣長的真正目的，應當是利用這一個名正言順的政府機關，在當地那種微妙的、風雲詭譎的政治情勢下，充份發揮我們‘監視’赤共的功能，因為我們在延安有縣政府、有縣長，就好像是在毛共心髒部位插了一支利劍一般，不但對赤共的動向可直接了解、采知，而且更可令赤共為之驚懼，不敢有過份逾軌的行為。”
聽了我的分析與剖視，省主席不禁頜首點頭，深以為是，即囑我以“監視赤共”“作中央代言人”的原則到延安發展工作。
和而不同監視毛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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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視毛共”的任務說起來容易，作起來可就千頭萬緒，不知從何發展，延安地區當時雖然已被毛共盤踞了一年多，政府仍依原有的體製，保留了七個機關的建製，這七個機關皆由中央各個不同的機構所派出人員負責，縣長名為一縣之長，但要如臂使指的統製這七個機構已經十分不容易了，更遑論要與毛澤東等共酋周旋？
對於這一點，我當下曾提出自己的意見：
“以我個人在陝北與毛共周旋鬥爭多年的經驗，我認為若要在延安達成‘監視赤共’的任務，我們得由以下幾點著手進行：
“第一，要能夠持續的_在延安，保持著不被毛共攆了出來，否則還有何‘監視’可言？
“第二，為了要保持_在延安的目標，我們的作風就不能太過強硬，當然，在政治立場及組織抗爭上我們還是要堅持‘漢賊不兩立’的堅定立場，但是除此之外，在平常生活上的作風，我們應以互相溝通、來往，保持一定的關係為手段，使得我們能有管道得知毛共的內幕，否則我們與毛共一句話也講不上，又如何去‘監視’他們？
基於這兩點認識，我當場提出了我在延安的工作原則是“和而不同”，換言之；我計劃在延安與那些共酋們展開密切的溝通與連係，秉和平的作風來使這些共酋們得知中央對他們並無惡意，使他們在不設防的情況下與我交往。
建立種種直接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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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雖然與共酋和平相處，但我也同時絕對的堅持立場，信仰三民主義，不同意共產思想的毒害。對於我這個工作的方針，上級極為欣賞，並叮嚀我以這種方式來進行延安縣的工作。
我在赴延安上任前，有了心理準備，到達延安，接觸中共時，對他們那種冷淡的態度並不以為意。延安共酋很多，我到縣政府接事時，沒看到他們來道賀，我知道，他們是想以對付前任縣長馬濯江的方式來對付我，想把我逼的站不住腳自行離去。
居住安定後，大致了解有關縣政府業務，我就開始積極主動的展開了事先擬定好的“和而不同”的計劃，我一改前任馬縣長的作法，主動拜訪他們與他們溝通。
毛共等人當時對我的“主動出擊”當然是頗為吃驚，不過他們都是老奸巨滑，固然他們摸不清楚走了一個毫不交往的馬濯江，換了一個笑容滿麵，到處與人握手談笑的高仲謙，到底有何目的，但是他們卻也不將吃驚露在臉上，仍然滿臉堆笑的與我交往。
這是因為毛澤東等共酋心中也很清楚，我到了延安當縣長，就是中央的代表，縣長更是地方的父母官，加上中共又正鼓吹“抗日聯合統一戰線”，對中央更是不得不賣帳，對我這個駐在當地的中央派來的代表，他們自然會另眼相看。
因此，雖然初去時頗為冷清，但是由於我的積極主動很快的使延安地區的國共關係邁進了新局麵，以往馬縣長與共酋們幾乎是“老死不相往來”，雖然他極為忠貞，但是這種被動的方式卻也使得他無法得知毛澤束的動態與作法。
我在延安與毛澤東、周恩來、陳紹禹、賀龍等主要共酋，經由不斷的往來酬酢，建立了直接溝通管道，對搜集毛共情報，監視其動態，產生了很大的功效。
當時，政府在延安，除了縣政府外，還有郵局、電報局、飛機場、兵站、軍事辦事處等機構，由於當地是敏感地區，一言一行若不注意，很容易就發生問題，尤其是與中共間“和而不同”的尺度拿_更是必須要有分寸。
如果與中共交往太過密切了，很容易被人誤會是“傾共份子”或是被誤會已經遭共黨所滲透分化進去，但是如果不與中共交往則又無法達成上級交付任務，分寸如何拿捏，真是極費思量。
幸好，我在延安當了二、三年的縣長後，與毛澤東、周恩來及大大小小的共酋不知打過多少交道，卻從來沒有人懷疑過我的忠貞有問題。
我與共酋們交往，應當為政府辯正的，絕不放棄，時時闡釋政府的嚴正立場，使共首們對我一直莫可奈何，因之上級對我頗為信任。
周恩來真是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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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周恩來由重慶回到延安，騎馬時不慎摔下來，把膀子給摔傷了，我特地帶了我們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去看他，以表示中央對他的關懷之意。
誰料到周恩來卻狡猾得很，他時時刻刻都在從事著分化我們的工作，當我們一大夥政府人員去看他，問候聊天完畢，大家正預備退出時，周恩來卻叫住了我，要我留下來說還有話要跟我談，其他人可以先走。
與我同去的人當然是頗為驚訝，人人都知道周恩來是老狐狸，肚子裹的鬼主意比誰都多，有些人不免心存疑慮：“周恩來要高縣長留下來‘密談’，是否他們之間有什麽不可告人的秘密？”我知道他們心中疑慮，我卻毫不擔心，因為我問心無愧、正大光明，自信與周恩來毫無“勾搭”，何怕周恩來這種“分化”的統戰技倆？
周恩來卻是狠毒，他一方麵借著單獨留我下來“密商”的曖昧態度來分化我與同事間的團結，另一方麵等我留下來後，卻又企圖輿我展開“心戰”，企圖給予我壓力！周恩來問我：
“今天你來；看了我的狀況之役；免不了要對上級寫情報吧！”
我對他的這個問話倒不吃驚，也知道說假話是瞞不過他的，因而坦率承認：
“對這種事我也不好否認，中央總是要了解大家的狀況，對周先生的傷勢如何，中央也是很關心的，我總得報告中央有關周先生傷勢並不嚴重的好消息。”
周恩來步步逼人，他聽了我毫不隱瞞的答覆後，就陰險的對我說：
“你知道嗎？有關我們共產黨的情報送到你們中央後如何處理？”
對這，我未作回答，周恩來看我不同答，就麵有得色的講下去：
“告訴你！你們寫的情報到了中央後，凡是有關中共問題的，你們中央就全交給了我，情報該如何寫，你該知道了吧！”
周恩來這樣說根本就是想對我示威嘛！他想以這種威脅恐嚇的方式，來嚇阻我繼續向中央報告。我辭別恩恩來，走在路上時不禁忖想，周恩來實在是厲害，短短的幾句話就作了好多的統戰工作，這幾句話一方麵暗示我們中央與他是“一體的”，一方麵威脅我不得寫出對共黨不利的報告，更同時意圖分化我對中央的信心。
我當然不會受周恩來這種恐嚇的脅迫，我知道，在國共激烈鬥爭的時候，中央單位裹有潛伏的共諜那是不足為奇的，因此，我們的某些情報會為周恩來所知悉，這也不過是敵我雙方諜報戰的一種運用罷了。
至於說中央主動將情報交給周恩來，那隻是周恩來惡意的誇大與分化。
不過，為了避免與共酋們打交道時彼此之間心裹隔閡，我決定向中央報告時，盡量避免情緒性的辱罵，完全以實際情形上報告，達成上級要求之任務，會造成與共酋們直接的、表麵化的衝突。以這種作法，我與周恩來一直保持良好關係，雙方沒有衝突過，雖然彼此立場對立，總還能保持表麵上的和諧。
與毛澤東交往則比較麻煩，因為毛澤東當時是共黨最主要的頭目，他不像周恩來一樣的到處遊走、見人就打哈哈。最初我到延安時，毛澤東還住在延安城內，我要見毛澤東總能夠很快的去看他。二十八年春天，日軍為了要轟炸蘭州我政府基地，每次出發炸蘭州時總會順道炸延安，一月時就轟炸了二十六次之多，使延安城那段時間幾乎是草木皆兵，日本飛機不分白天、黑夜，時時轟炸。
暴露草莽稱王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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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機轟炸，我們是不怕的，延安的老百姓也不把它當一同事，但是自稱“革命幹勁比天高”“共產黨員不怕死”的毛澤東卻被這些日機轟炸給嚇的半死，心驚膽寒的搬出城外。
雖然毛澤東跑警報而不敢_在延安城的繁華地區，但是光跑不是辦法，總得要辦事呀！
為了與我見麵談事情，毛澤東後來就在延安北邊一處民房稀少的地區，挑了間民房與我見麵，在那時就可看出毛澤東奢華靡爛的習性。
當時延安處於兵荒馬亂，一切殘破不堪，大家生活都過得很苦，住在窯洞喝稀粥、穿補釘衣服，唯獨毛澤東過的是奢侈華麗，不但吃的好，穿的好，凡事還要講究排場。我在那間臨時安排的民房與毛澤東見麵時，毛澤東就很重視形式，房子當中擺了張木頭桌子，他坐桌那頭，我坐這頭，周圍最少有六個“女秘書”隨侍在他的身旁，毛澤東一付“風流天子”的派頭。
每次我去那裏與毛澤東洽商事情時總是非常的小心謹慎，因為毛澤東這六個“女秘書”除了專門侍候毛澤東外，還負責“記錄”，幾乎與毛澤東的所有談話都會被她們記錄下來，以作為日後的敲詐勒索之用，所以我與毛澤東談話非得小心不可，否則一讓她們逮著把柄就大事不妙。
所幸毛澤東對我表麵上還十分客氣，因為他知道，固然他是延安的土大王、中共的大頭目，但是我高某人卻也是堂堂正正的政府在當地之最高行政首長及中國國民黨在延安的最高負責人，憑此兩種身份，我是足可與他平起平坐、不遑多讓的。
沾了這種身份上的便宜，我當時要見毛澤東可說極為容易，別看毛澤東他表麵上說的多好聽；他們常宣傳共產黨內無階級、大小的分別，人人皆平等，但實際上共黨內部階級劃分的最嚴重、最厲害。
毛澤東本人就是中共的土大王，固然那時中共內部還是鬥爭不已，毛澤東未必見得能夠坐穩中共最高領導者的位子，但是他所搞的排場卻已顯出他迫不及待想“沐猴而冠”的草莽稱王性格。
我這話絕非惡意破壞毛澤東，大家都知道，共產黨徒向來說的是一套，作的又是一套。表麵上，毛澤東一向看起來是一副和善可親的麵貌，裝得很喜歡與社會大眾親近的樣子，但骨子裹，他卻會利用各種方式與社會大眾隔絕，而在“深官大院”裹作他的“皇帝夢”。
口呼同誌手揮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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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流亡”在延安，已經夠狼狽了，但毛澤東仍然不改其擺派頭、充場麵的性格，同時設了種種障礙，讓大家不容易找著他、見著他。
這是毛澤東狡猾的一點，他自己在外麵活動，總擺出偽善、好客、平易近人的麵目，要大家“經常去看看他”，但是當大家有事想去找他幫忙時，卻被他的手下以各種理由給推擋、拒絕掉，根本看不到毛澤東。
連我也吃過這種虧。
我每次與毛澤東因公務會談見麵，談畢要分手時，毛澤東總是很親熱的握著我的手，一疊聲的跟我說：“多過來坐坐，聊聊嘛，大家多連係連係！”其親熱狀好似完全把我當一家人般。
但是當我真有事要去找他時，卻會受到他手下的阻撓，不容易見到他的麵。
這就是中共口蜜腹劍，嘴巴說的好聽，行動上往往背道而馳。有時候，政府有要員來往延安，都要我陪他們去拜會毛澤東，我當然也是義不容辭，但卻往往是乘興而去、敗興而歸。
因為毛澤東手下那些“小鬼”很會狐假虎威，每次我們很誠懇的前去拜會時，他們都很神氣的推托，不是說毛澤東不在，就是說他很忙沒有空。為了這個問題，我曾當麵問毛澤東：
“毛先生，我有一個請求，以後我有重要事情，可以直接用電話與您連絡嗎？”
毛澤東是會作表麵功夫的人，他當下立刻連聲的說：“可以、可以，當然可以！我馬上交代他們，今後有高縣長同誌的電話來，直接轉給我來接。”
這就是毛澤東狡猾的地方，他明知手下人該擋駕的電話仍然會照樣擋駕，但是嘴巴上卻講的很熱絡，活似把你當成他最要好朋友看待。
幾乎所有的共酋都會這一套，當麵和你稱兄道弟，套關係說交情，但隻要一背轉身，就無所不用其極的陷害你，這些共黨的真麵目，我在延安看的太多了。
以稱呼而言，我們對毛澤東都以“毛先生”相稱，他對我們每一個人都稱“同誌”，同誌也者誌同道合之士也；照理比稱“先生”要親近的多，毛澤東想藉稱呼“自己人”的叫法，來拉攏我們及降低我們對中共的警覺心。
不過，後來的曆史證明，中共完全是“同誌口中叫，屠刀手上揮”，不要說中共迫害屠殺原屬敵人的“同誌”，就是對自己人真正的共黨“同誌”，內鬥起來，其殘忍殺戳的手段，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劉少奇、林彪等人，那個不是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林彪甚至是中共憲法內明定的“接班人”。
然而這些“同誌”的最後結果卻都是淒慘無比，劉少奇在獄中被折磨至死，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九月逃亡俄國途中飛機墜落在蒙古草原上，落個屍骨不全的悲慘下場。
因此，毛澤東稱我為“同誌”，我不但沒有受寵若驚的感覺，相反的，有時想到共產黨徒對自家“同誌”的凶殘惡毒手法，麵對毛澤東笑嘻嘻的麵孔，我心中不禁泛起寒意，連汗毛都因而栗然聳立了。
我們常見一些人輕易的上共黨的當，受共黨利用而成為共黨的幫凶，這是因為未曾與中共接觸過，不知道中共為了“拉攏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時，是無所不用其極，隻要認識稍有不清、意誌稍有不堅，就很容易上當受騙，不知不覺被中共騙使。
當年，毛澤東為了拉攏我，企圖使我“倒戈”為中共工作，曾使用很多小手段向我示惠。
有一次我與毛澤東談話完畢後，晚上，毛澤東還特地寫了一封親筆信，派人送來給我，並附一封要我送給解放社社長徐冰的一封親筆信，他信上說：
“今天下午我們談的很愉快，我已經命令‘解放社’（中共刊印宣傳資料的地方），將我們所出版的資料各送三份給你，以讓你更了解我們共黨的特色與內涵。”
這是共黨在每一個可能的情況下加強宣傳的實際表現，毛澤東寫親筆信給我，更是蓄意拉攏我，表示對我“另眼相看”，其心思十分深沉，我們對共黨每一個行動、每一作法都得要了解其潛在的實際用意，否則很容易上當受騙。
施展宣傳統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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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解放社”的動作很快，那是專門刊印中共宣傳品的地方，位在延安城東過延安河的一處山坡邊的洞穴裹，那個洞叫萬佛洞，中共借用這個洞穴的天然形勢，將其裝修布置成一處傳布赤色毒素的大本營。
“解放社”與我住的地方相距不近，然而毛澤東的親筆信送來沒兩天，他們就將各種中共資料全都送了三份來，將我的窯洞堆了個滿坑滿穀。
中共希望我“看一看”這些資料、宣傳品，如果我被這些宣傳品給迷惑了，最好！就算我不被迷惑，隻要縣政府有人好奇的看一看這些資料，他們也就達到宣傳的目的。
與中共打交道多年，感觸最深的是共黨靠宣傳與統戰的顛覆破壞力量竊據了整個大陸。
有一次，我與毛澤東聊天，毛澤東突然很有興趣的問我，“高同誌： 你每個月待遇如何？夠生活嗎？聽說國民黨政府的人員待遇都很優厚，你日子應該過的不錯嘛！”
我被他這一問，楞了一下，不知道他到底有何用意，當下就很老實的回答：
“也沒多少錢呐；我是依政府規定每個月領法幣一百八十元，家人衣、食、住、行及一切開支，應付下來還蠻緊的，不能算是待遇優厚，國難當前，我們是當省則省。”
毛澤東聽了我的回答，當下眉開眼笑，如獲至寶，他立刻大聲的說：
“唉喲！高同誌，每月一百八十元已經是好的不得了的待遇了，你怎麽還嫌委屈呢？你要知道，我們共黨可才是真正的重視目前國家正麵臨困難、國勢艱危，而每人都勒緊了肚皮作事。”
“你看，我雖然是共產黨的最高負責人之一，但是為了國難當前，我們共產黨沒有階級、沒有上下的劃分，人人一律平等，皆是同等待遇，我們紅軍的一個戰鬥員每個月領五元薪餉，我也領每個月五元的薪餉，我們共產黨內還不是人人過的快快樂樂、積極奮進！”
我一聽毛澤東這麽講，知道差點又上了他宣傳的大當，因為當時中共在向國際間大力宣傳中共的“簡樸”，“苦幹”，他們為了使世人以為是“土地改革者”，而掩飾其暴力叛亂的本質，就不遺餘力的塑造一些中共黨員是“特殊材料”“不要錢、不要名、隻知苦幹實幹”等一類的神話。
“中國共產黨由上至下每人每個月隻頓法幣五元薪餉”正是中共極力宣傳的花招之一，中共希望藉著這花招迷惑世人，誤以為中共領導幹部個個“充滿熱情幹勁”“清廉正直”，與他們宣傳的“腐敗的國民黨”大有區別。
因此，毛澤東與我的對話，絕不是隨隨便便與之所至的聊天，而是經過其事先“設計”，想來套我的話。
隻要我一承認政府官員的待遇確實優於中共，並基於客套而向毛澤東說：“你們實在真辛苦，拿那麽少的待遇！”中共就可能藉機大作宣傳，強調“國民黨派的縣長都‘誇獎’共產黨‘堅苦卓絕’的勤樸精種與意誌！如此一來，豈不是我也變成了中共的統戰宣傳工具？
這種當，我可不會上，憑著與共黨多年的交手經驗，我已經知道毛澤東他說這一段的真正目的何在。
月亮像燒餅啥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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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待遇我也毫不客套，直率的正色告訴毛澤東：“毛先生您太客氣了！沒錯，我每個月拿的是一百八十元，但是這一百八十元要付家中的一切開支，我們還捉襟見肘呢！那像您，雖然每個月隻領五塊錢，但是你一切開銷都不必花錢，比較起來，我一百八十元不夠用還經常得拿私蓄補貼，你的五塊錢卻可完全留下來，生活比我過得富裕優渥，過的舒服，我可以與你交換！”
我這麽的“頂”毛澤東，使毛澤東感到很是尷尬，他嗬嗬的笑了一聲把話轉了開去，不再針對這個問題與我談了。
我之所以敢頂毛澤東，是因為當年延安的情形確實是“以宣傳掩飾一切真相”，外地的人或許會被毛澤東那種“我跟士兵一樣每月隻領五元錢待遇”的說詞所迷惑，而以為共產黨真的是“革命的幹勁衝天”。但是延安當地的民眾卻知道這些都是共產黨的宣傳花招，沒有人相信共黨的宣傳，因此我才敢大膽的頂毛澤東，並揭穿他的虛偽假話。
我們在延安的人固然知道共黨的話虛偽不可信，但是其他地方的人卻不知道，在中共刻意的宣傳下，許多不滿現實的純潔的年輕人因而受騙，如年輕貌美的康克清，因為崇拜英雄，下嫁朱德，到軍政大學受訓，還有許多女大學生，認為延安是“革命的聖地”“中國的新希望”，滿懷熱情的投奔延安，希望能自我犧牲來從事“革命”。
有一位美麗聰敏的女大學生，因為不滿現實，由政府區，投奔延安，從事革命工作。這位小姐抱著犧牲奉獻，一切為革命而努力，下嫁了又紅又專的長征幹部，這位幹部識字不多，頭腦簡單，當然談不到精神生活。在一個鳥語花香的禮拜六的夜裏，這位女大學生提議和她的愛人（夫婿）一同外出散步賞月，這位長征幹部的答覆是“月亮像燒餅一樣，有什麽好看？”女大學生得到丈夫這兩句令人掃興的答話，不禁感慨萬分，自歎命苦，好似一朵鮮花插在牛屎上麵，在萬分無奈傷感的情況下，寫了一首七言絕句：
嫁得郎君不解情，強把月亮比燒餅，
從今不盼禮拜六，春宵枉自值千金。
這一首首很快傳遍延安抗大校園，許多女孩子讀後都感到難過無奈，許多知識青年、男孩子都和女生們一起鬧起情緒來，事情很快就傳到毛澤東那裏，這位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君，專門以饑餓來控製人民的獨夫，依韻寫和了一首七言絕句，來批評溫情主義的不當，毛澤東的詩這樣說：
春花秋月枉多情，天上人間兩畫餅，
寒來花月不能衣，饑時一餅值千金。
最後，許多年輕人是遭到了徹底失望的打擊，有些個性耿直的年輕人，因失望而反抗中共，最後遭到中共殘忍的迫害與殺戮。
像毛澤東、周恩來這些大頭目，享受奢侈豪華，那些投奔延安來的青年學生經常每天隻能吃到兩頓小米稀飯，穿著補釘、單薄的衣服，共酋們人人吃“小廚房”的佳肴美食，還不時搜集補品來“進補”，享受之奢侈令人為之側目。
當年抗戰的艱苦時局，人人生活過的都很苦，一般人吃些粗糧雜食，菜隻有小小一碗。一個冬天，紅蘿卜一吃就是好幾個月，夏天吃南瓜，也是一吃好幾個月不換其他的菜。
一般民眾那麽艱苦，共黨頭子卻從不曾“虐待”過自己，中共自我誇耀絕沒有“階級”的劃分，但是延安城內隻是“吃飯”一件事，已經可以嚴厲的階級差別待遇了。
有關毛澤東他們這種欺騙宣傳的實例，我還要舉出一點，由實例中可看出他們的“演技高明”。
中共為了宣傳延安是“神聖的抗日根據地”，曾邀請外國記者到延安“考察”，藉這些記者的口替中共宣傳。
一般人邀請別人來參觀自己的處所，總會先把家中打掃清潔，拿出最好的一切招待客人，給別人好印象。但毛澤東不是如此，參觀者到延安時，所看到的是經過刻意修飾要“表現艱苦抗戰、意誌昂然”的延安。參觀者到延安接受樂隊、儀隊，歡迎他們讓樂隊、儀隊的成員穿的破破爛爛，補釘東一片，西一塊，看起來寒傖破舊不堪。
中共知道外國記者最喜歡發問，他們故意將隊伍作這種打扮，以勾引外國記者的發問。這些隊伍的成員事先被教好了的應對內容，記者問他們為何穿得單薄、破舊，這些人挺起胸膛大聲回答：“國家正處國難時期，我們共產黨人人不怕艱難困苦、不求生活享受，衣服有得穿就夠了，別看我們穿的不好、過的不好，打起日本鬼子來我們可是最在行，與日本人戰鬥我們是每戰必捷，每役必勝。”
不知延安真相、中共實際情形的人，看到共黨人員在如此“惡劣”的情況下，仍然“熱情、有勁、充滿了活力與朝氣”，怎會不被騙得團團轉？這隻是中共導演“延安騙劇”的第一步而已、外國記者、政要訪客踏進延安城，自始至終被籠罩在中共的欺騙之中，始終看不到一點真相。
毛澤東自己也常參與這些騙局的演出，有時，他招待記者政要來賓，故意的找些缺了角的茶具、杯子放在桌上，再在談話中強調一下“我每個月也隻領五元薪餉”“共產黨上上下下全部平等，大家共同為國難犧牲奮鬥”之類的假話。
由於共酋們“導戲”縝密、“演出”周詳，使得“延安過客”信以為真，於是他們離開延安回去後，就變成了中共的“義務宣傳員”，為中共鼓吹。
當年除了與毛澤東、周恩來等共酋打交道外，還有一些中共中級幹部也與我很熟，其中有“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主任”蕭勁光，後來作過中共的海軍總司令，當時他是我與毛澤東聯絡的中間人。
日機轟炸延安，將我的辦公處所縣政府大堂炸得稀爛，那次轟炸，蕭勁光就躲在縣政府外邊的防空洞裹，炸彈落下的地方離他不到兩丈遠，算他命大。
俗話說“閻王易見，小鬼難纏”，如果毛澤東是閻王的話，蕭勁光就是那難纏的小鬼，因為毛澤東最善於扮白臉，凡事他都說“好！好！好！”但真要毛澤東幫忙時，毛澤東不見了，留下蕭勁光當“黑臉”搪塞。
那次轟炸後，縣政府的大堂被炸毀，我們無法辦公，沒奈何隻得搬至延安城外一處飛機場辦公窯洞，內有飛行員宿舍，空了十幾張床位，可作縣政府員工、眷屬的住宿之處。
但是辦公處所還是付之闕如，因此，我就決定發動民眾協助在宿舍附近多挖幾個窯洞作辦公處。挖窯洞在陝甘黃土高原上本是稀鬆平常的事，因為黃土高原土質的關係，很適合挖洞居住，很多人寧可住窯洞，不願住房問，飛機場宿舍本身也是窯洞，幾乎每個人都有打洞的經驗與技術。
因此，剛開始我還以為挖洞當辦公廳應該沒什麽問題，很快就可以辦好。
不料，不管我們怎麽找人，就是沒有民眾願意來幫縣政府挖窯洞，縣政府出公告也一點用都沒有，不但沒有人來幫我們挖，甚至還有民眾前來阻止我們挖，使工程停了下來。
我私下一問，才有一些平日要好的民眾告訴我，不是他們不願意，是中共在惡意阻撓，中共派人警告他們，要他們“不可以幫縣政府作事”，那些阻止我們挖的“民眾”是中共幕後所唆使的。
我一聽之下，心想：“糟了，該不是中共又想像逼走馬濯江縣長一樣的，也想把我給逼走吧？”
我後來想：“應該不會呀！我‘和而不同’的作法、至少已經與中共高級幹部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友誼，他們何必出此下策呢？”
此一變化令我東猜西想不得要領，最後，我決定直接找蕭勁光想辦法，因為他擔任“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主任，等於是中共在延安的總管，隻要找他幫忙，縣政府辦公室的工程問題應該不難解決才是。
蕭勁光的辦公地點在一窯洞中，我去時，他先藉口有人在辦公室裏有事，讓我在門外等了很久時間。
好不容易他走了出來，我正預備與他詳談， 他卻說：
“正好我要出門，咱們就邊走邊聊，看看你到底有些什麽事？”
我與他一起向窯洞外走去，沒走幾步，就有縣政府同事很焦急的來報告說：
“縣長，不好了，有七、八十位民眾在那裹阻止我們打窯，不許我們挖窯頭！”
怎麽辦？我心裹清楚的很，就是找“八路軍後方留守主任”來辦，我問蕭勁光：
“總不能讓縣政府沒有辦公場所，蕭主任，你看該怎麽辦？”
蕭勁光心中有數，阻撓縣政府挖窯洞的本是他們共產黨，我問他怎麽辦，他怎能同答得出來呢？
因此，他支支吾吾，口中喃喃的說：“這個要開會決定、要開會決定！”
我們倆僵持站有一會兒，我看蕭勁光實在是沒有主見，才說：
“這樣好了，蕭主任，你暫時不要給我答覆，我先回去看一看再與你電話連絡，好不好？”
他忙不迭的直說好，就藉故的溜回辦公室去了。
我費了千辛萬苦找到毛澤東，才把挖縣政府辦公窯洞的事解決。
藉口開會實行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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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給了我極深的感受：?共產黨的話絕不可信，不論是毛澤東、蕭勁光他們平時都是拍胸脯“保證”與我們縣政府“密切合作”，有事“找他們絕沒問題”，結果是一樁小小的挖窯洞事件，他們不但不幫忙，反而扯腿。
共產黨絕對極權、獨裁，以蕭勁光擔任“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主任”這職務來說，“官位”不可謂不大，在延安的共黨陣營裹，是“數人之下，千萬人之上”的大頭目。
但蕭勁光對七、八十個民眾鬧事的小事都無法解決，以“開會商議”作藉口來搪塞，可見獨裁程度之厲害。
這也是在我之前的延安縣長待不住的原因，在中共千方百計設法壓迫下，不倒向中共，就會被中共壓迫而走。
我因為“和而不同”的政策執行還算成功，使中共首腦總算對我另眼相看，才將一些中央交代的任務順利的推展開來。
我當延安縣長時，很受了些中共迫害，無緣無故被扣押到黑牢中吃了一些苦。
內人隨我一起住在延安，她家是米脂縣大戶人家，交遊極廣，內人又好客，因此，住在延安時，經常有些中共“抗日大學”的人來找內人，圍著內人打攪她，向她宣傳一些一有關中共的“好處”。
內人對國家民族觀念極其忠貞堅定，怎會受這些人所蠱惑？隻是每天被這些由中共所驅使的故交舊友打攪，心中不甚愉快。中共刻意處處找她麻煩，更是使她對住在延安感到厭煩。
每當她有事進出城門，或到一些地方辦事時，總會有中共幹部來嬉皮笑臉的問她。“你是什麽人？來幹什麽呀？”風言風語的說一些話。
內人很清楚這是中共的“騷擾戰術”，因此，平常不外出，免得受中共小嘍囉的氣，萬一避不開碰上了，隻得好言解釋。
為此，我總覺得對不起她，但是我身為政府明令派任的縣長，對延安城負有守土之責，她心中縱有不滿，也很少對我提過。
民國二十八年底，省府來電要我回西安參加行政會議並作報告，內人才向我要求，希望能陪我一道赴西安。
當時她正懷著頭胎，已有九個月的身孕，到西安的交通騾馬顛波，我實在擔心她受不了，就婉言勸她留在延安待產。
平日溫婉柔順的她，此刻卻非常的堅持，她告訴我。
“我就是想讓孩子生在非淪陷地區，我不要我們的孩子生下來就受這些赤色黨徒的氣，路上再苦，我也受得了。”
於是舟車勞頓，我們趕到西安，我參加行政會議，她隹進醫院待產。
我們的長子呱呱落地，我的會議也開完了，內人跟我提起回延安任所的事。
我問她：“你不是很討厭延安的生活以及共產黨那些人嗎？怎麽還願意囘去呢？”
她告訴我：“你是縣長，縣長守土有責，開完會後本來就應該同任所，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我討厭延安共產黨，但身為你的妻子，與你同甘苦，共患難是必然的事，我們該回延安了。”
二十七、八、九年共黨劣跡已逐漸彰顯的時候，要再回延安，真得具備平常人所沒有的勇氣。在內人的支持鼓勵下，我們還是回到延安，繼續展開與中共麵對麵的鬥爭。
回到延安情形已大不相同，政府準備將延安淪陷區五縣劃歸中共管轄，以統合全國力量來因應抗戰，中共得知消息，氣焰囂張，他們認為“天下是他們的了”，對我們這些中央派來的縣長極不客氣，一改以往彼此間和平相處的情形。
我回到延安沒多久，幾個陝北淪陷區由中央派任的縣長，就被中共藉故抓起來扣押、鬥爭，延長縣縣長周景龍、甘泉縣縣長楊烈、鄜縣縣長蔣隆涎等，均被中共無緣無故的抓了起來，受到淩虐迫害、鬥爭、公審。
我看到這種情形，心中頗為猶豫，以縣長守土有責的職責言，我有必要守在延安，但是如果我守在延安因而被扣、被鬥、平白犧牲了，對國家又有什麽好處呢？
當時發生三件事，使我暫時離開延安。
首先是中共鬥爭矛頭找到了我的頭上，我回到延安，突然間在延安城南郊外，發現一具屍體。
在中共盤踞的地點發現屍體不算什麽？中共天天殺人，天天都有人因受不了中共的迫害而自殺。我根本沒把這事放在心中。
孰料，平常殺人如麻連眼睛都不貶一下的中共，這次卻對這具屍體大作文章，他們到處宣傳說這個人是被“國民黨特務所殺”！
我想，這又是中共“仇恨政府”的宣傳花招，_眾教育的新名堂。
幾天後，共酋王明（陳紹禹）居然派人把我請了去，問我可知道這麽一件事？
我當下倒吸一口冷氣，知道麻煩上身了，因為別看王明問得挺客氣，但骨子裹可惡毒的很，當時他們已經藉著宣傳肯定那具屍體是“國特”所殺，我是延安當地國民黨最高負責人。因此，王明表麵上客氣問我，其實就是在暗示我得為這具屍體負責。
我怎能如此輕易的即被中共這樣栽髒？
我立刻嚴正的回答：
“王先生！雖然我是延安縣長，名義上是此地的最高行政負責人，但是你我都很清楚，延安的治安可是由你們共產黨在負責，有人被殺，緝凶、治安的問題應當由你們負責。”
我就事實狀況反駁王明的問話，王明當下滿臉堆笑的回說：
“高縣長：我們倒不是說人是你殺的，隻是外麵‘人民’都在傳說這是‘國特’下的毒手，你畢竟也是國民黨在此地的最高負責人，我們總得和你溝通、溝通；了解、了解。”
這口氣分明是想硬將這事栽贓在我頭上嘛！我不得已，隻好說：
“我是延安地區的縣長及國民黨的負責人，這點是大家都知道的，然而大家也知道我高某人作事向來公正，絕不會偏袒國民黨員，這點你們的‘毛主席’也知道得的很清楚，所以你想我會與這件事有關係嗎？”
王明看到我如此的不畏懼他，而且又提出毛澤東作擋箭牌，也就不敢再逼我，而自找台階下台的說：
“對呀！毛主席也說你不會作這種事，請你來隻是了解一下狀況罷了；沒事、沒事；哈！”
就這樣，我們打著哈哈彼此告辭，回到家中我才發覺，身上已是一身冷汗，內衣都濕透了。我知道，剛才若是應對稍有不對，我必是階下囚，不可能再回到家中。
中共將鬥爭的矛頭對準我，是第一個使我想暫離延安以避風頭的原因。
使我非得離開延安不可的第二個因素，則是因為當時陝北第二區行政專員何紹南辭職，由包介山繼任，包專員希望我能與他一晤，以便了解延安等地的真實狀況如何，為了本身職責，我也有這個責任與義務離開延安，去與包介山專員一談。
第三個原因則由於內人回到延安後，奶水始終不足，延安城內又找不到奶媽哺育小兒。
為了孩子的健康著想，內人與我決定回到她的娘家米脂縣去。
內人當時還年輕，我怕年輕女子在淪陷區長途跋涉會有問題，決定先由我護送她到米脂娘家，我再去看包專員，風聲平靜時再回到延安。
我們幾經商量，決定離開延安一段時間，一方麵我向包專員述職，同時送內人回米脂養護小兒。
熟料，這一送就送出毛病來了，當我與內人帶著小孩出了延安城，一路上真是荊棘重重，使我們有寸步難行的痛苦。
沿途中共不斷的派人打攪我們，對我們夫婦倆加以“調查”，阻撓我們的行程，中共小嘍囉每次攔住我們夫婦倆時，總是很凶惡的責間我們：“為何要出延安城？”
內人總是很委婉的告訴他們，因為她生了頭胎，在延安沒有人照顧，所以才要回米脂娘家。
共幹立即凶悍的問：
“那高縣長為何又要陪你回娘家呢？”
內人說：“我二十左右的女孩回娘家，總是要先生陪著，難道先生陪著回娘家也犯法嗎？”
那些一小嘍囉們聽了內人的回答後，獰笑著說：“先生陪著太太那當然是可以，不過，高縣長這個時候出延安城，就不免讓人懷疑他是不是棄職潛逃了！”
原來，民國二十八年左右，中共在經過一番喘息休養，勢力已經開始膨賬，對陝北區的控製日益嚴厲，政府因對日抗戰進入最艱困的時刻，將大部分力量來抗日，陝北的政府力量幾乎趨向真空狀況，中共便更形囂張狂妄。
在這種情況下，有一些陝北陷區的縣長就不敢再繼續留在陝北淪陷區內。
這些小嘍囉們因而懷疑我要棄職潛逃，對我們夫妻倆特別凶惡。
刻意栽髒黑窯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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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為縣長，深知縣長“守土有責”，沒有中央的命令，絕不可潛逃，這些小共幹未免太小看我高某人了，因此我對他們的懷疑嗤之以鼻並嚴正的告訴他們：
“連毛澤東都不會懷疑我要棄職潛逃，你們有何資格來問我？”
一路被盤問一路走的回到米脂縣，我以為沒事了，可以卸下妻兒的擔子再回延安城，孰料中共幹部卻不準我們進米脂縣城，將我們的行李給扣了起來，我個人更被中共以莫須有的罪名抓了起來，關進黑窯洞中，過著暗無天日的囚犯生活。
我被關起來禁止接見任何人，我蹲在黑窯洞內一籌莫展，幸好內人在我被關後，立刻四處向人求救，才使我沒有被那些共幹害死在窯洞中。
內人娘家在米脂縣是大戶，米脂上上下下都很熟，在問及為何中共要扣押我的時候，有人偷偷告訴內人，是駐在綏德的共酋王震下令押我的。在知道是誰找我麻煩後，內人就央請她一位極有名望的表兄老共黨高敏夫向王震求情，請王震放我。
王震神氣得很，他說：“高某人是棄職潛逃，縣長守土有責，他的罪過可大的很，絕不能輕易放人！”
王震裝得這麽大義凜然，其實根本沒這一回事，不要說我不曾棄職潛逃，就是我真的棄職潛逃，自然有省政府及中央的長官依法加以懲罰，王震他隻是共黨的頭目，憑什麽抓我、關我？
我心知肚明，這隻不過是中共另一種逼迫、壓榨我的方式。
因為我在延安當縣長始終不曾同流合汙，對共酋們雖親切，但絕不苟同他們的叛國行為，毛澤東曾數度誘惑我，希望我“參加他們的陣營”，都被我嚴正拒絕了。
毛澤東組織所謂“邊區參議會”時，曾聘請我作“邊區議員”，我對這種“名器”是毫不在乎，根本不受毛澤東的利誘。
因而他們才想以威嚇的方式來取代利誘，由王震出麵抓我下獄，他們以為我會就此屈服，倒向中共的一邊。
我怎麽會是這種人呢？不要說我絕不會向中共屈服，就是內人雖是一個弱女子，也是絕不向強權惡勢力低頭的。
在得知王震這種蠻橫的態度後，內人毫不恐懼氣餒，她知道，再怎麽找王震談也不會有用，必須要另外想辦法救我。拖著個小孩子，內人四處想辦法，除了繼續請米脂親友奔走營救外，更直接打電報給毛澤東，將我無辜被扣押的情形原原本本的告訴他們，希望他們能盡快想辦法救我，免得到時候我會遭遇不測。
毛澤東立刻回電給我並電王震，說：“高縣長盡忠職守，絕無潛逃行為”，桀傲不馴的王震，根本不理毛共中央的訓令，仍然扣著我不放。
王震所以連中央命令都不管，硬要扣著我的原因，乃是因為當時他在米脂、綏德一帶剛好進行過一場叛亂行動，他把當地的保安團所有人馬全部繳械、扣押，他擔心我是中央派來支援當地保安團的人，因此才想以“棄職潛逃”的罪名扣在我頭上來處置我，使我百口莫辯。
不過，我又怎能束手待斃呢？
放人祗是說聲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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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米脂被扣押時，王震派了位名叫張仲翰的共軍團長，要將我押回綏德的王震旅部（當時王震轄有六團人馬，號稱旅長），趁著經過米脂街頭的機會，我寫了張紙條，趁押解我的共軍不注意時，交給了相熟的鄉人，請他們轉交給米脂縣長蕭履恭，請蕭縣長想辦法與毛澤東連絡，跟毛澤東解釋清楚我隻是去看包專員，順便送內人回娘家，絕無棄職潛逃打算。
事後證明，我的這張紙條與內人的奔走相互配合，發揮了最大力量。
我被押往綏德時，一路上受盡階下囚的屈辱，到了王震總部立刻被打入“軍法處”的黑牢，四周刑具森然，一付如狼似虎要把我“作”了的樣子。
王震“旅部政委”袁任遠來看我時，陰森森的好似我已是“階下死囚”，袁的趾高氣昂狀令人氣炸。
當晚毛澤東接到內人的申冤及蕭縣長為我代轉的“解釋”後，或許是毛澤東認為那時還不適宜與國民政府翻臉，也或許是我在延安那幾年“和而不同”的作法，使他覺得還有點“交情”存在。因而，毛澤東下了個指令給王震，說這一切全是“誤會”。
毛澤東聲明“誤會”的指令到了王震手上，第二天王震的態度就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前倨後恭的先放我出來，客客氣氣的對我說這一切全是“誤會”，滿臉含笑的樣子，好像與我是多年老友。
這正是共黨的狡猾真麵目，他抓人時不需要任何理由，放人時也不需要任何理由，抓了人再放人時，也不會說什麽道歉，簡單一聲“誤會”就了事。
共黨個個都是千麵人，今天對你說笑拍肩，明天或許就會戳你一刀，讓你怎麽死的都不知道。從王震的黑獄中出來後，我並沒有就此放棄自己的職責，仍然回到延安，毛澤東他們這些共酋見到我好似不知道有這回事似的，我也就不與理會，自己作自己的事，繼續執行中央交付我的任務。
保住一片純淨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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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夠由王震的黑獄中逃生，倒不是中共他們對我高某人個人有什麽特別的喜好，而是因為他們還不敢明目張膽的殺害政府官員，共酋們深知得罪中央後的嚴重後果，因此在看我始終不屈服而中央又極關切這事後，才假惺惺的放了我以向我示惠。
我對中共反反覆覆的作法，深知其真正用意是想對我“誘降”，對中共而言，政府派任的縣長倒向中共，是個最好的統戰宣傳話題。
任憑中共再翻雲覆雨，我總是不動如山而絕不受中共之威迫利誘，為政府在廷安保留住一片純淨不受赤禍汙染的天空。
在我們縣政府以外，中共所盤據的地區，那可就是藏汙納垢、黑暗的不得了，尤其愈是高級的共酋，他們的生活最是靡爛。
像毛澤東在延安艱困的情況下，他還是要“四菜一湯”，出來與我談話，還是要六名女秘書相陪，那是令其他非淪陷區的人所不敢相信的事。
毛澤東對外把延安宣傳得太美、太好了，中共把延安形容成是一處“生產努力、豐衣足食、政治民主、平等自由”的“革命聖地”，以這種“美麗的謊言”，誘惑了無數純潔的青年男女上當受騙跑到延安吃苦。
共酋們最令人不齒的是瞪著眼睛說瞎話，明明純潔青年到延安去受到“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不公平歧視及虐待，共酋們卻仍厚著臉皮說青年們受到良好對待，他們一次又一次將謊言重複宣傳，造成列寧所說：“謊言說一千次就成真理”的效果。
共酋們瞪著眼睛說瞎話的實例是太多太多，舉不勝舉，民國廿八年五月，毛澤東在延安_眾五四運動廿周年紀念會上撒謊說：
“你們看，在統一方麵，延安的青年不但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延安的青年們是團結的，是統一的。延安的知識青年、學生青年、工人青年、農民青年，大家都是團結的。全國各地遠至海外的華僑中間，大批的革命青年都來延安求學。今天到會的人，大多數來自千裏之外，不論姓張、姓李、是男、是女，做工務農，大家都是一條心，這還不算全國模範嗎？”
毛澤東將延安自封為“反抗日本根據地、三民主義模範區”，當時在延安各處都可聽到這些口號標語，事實上，不信仰三民主義，是路人皆親知的事，毛澤東卻一次又一次散布謊言，企圖將謊言變成真理。
毛澤東隨時隨地利用機會大作虛偽宣傳。一次，共酋們請吃晚飯，中共“邊區參議員”的大頭目們全到齊了，黑壓壓的坐了好多桌的廳長、師長，我與毛澤東一起坐在首席。
宴席開始，毛澤東站起來講話，大家鼓掌恭聽如儀。毛澤東一說完，居然向我一指：“請高同誌來說幾句話！”我沒有準備要講話，但是毛澤東既然點名要我講話，我祇好站起來講。
當時是政府容共“蜜月”期間，中共是一付恭順的樣子，我身負調和對立與衝突的責任，隻好應酬性的對中共稍稍讚美了一下。
沒想到，第二天中共的機關報“延安新中華報”（乃小型報，三天出一次，民國廿九年夏天改為解放日報），將我在酒宴上的講話刊出，加上“高縣長代表中央大為稱讚中共”的標題。
我竟被毛澤東利用了，當下我與在中共編報單位服務的同仁連絡，方知道當晚正進行晚宴時，毛澤東已經悄悄的派人將我的講話記錄下來送到報社了。
由此可知，毛澤東多會利用機會宣傅，我們稍一不慎，就被他們利用為宣傳的工具。
幽靈頂被排隊領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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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不但利用我不經意的一段話作宣傳，還將一些本來是負麵的事物，宣傳得煞有其事好似共產黨“很好”的樣子。
中共宣傳“在延安，犯罪的人都不會跑，他們願意在延安為‘革命’而努力。”不知道的人，以為中共真作到了周文王“劃地為牢”的禮義之邦境界。
但是住過延安的人都知道，並不是延安的犯人不想跑，而是他們根本跑不了，因為中共規定犯人穿的褲子兩條褲管顏色不一樣，一邊是藍色、一邊是紅色。
如此一來，身穿紅、藍兩色褲管的犯人，在延安成了人人都可監視的特殊階層，在眾目睽睽之下，怎麽能跑？
另一中共宣傳騙人的實例：中共對外誇稱他們對青年學生非常好，藉此來吸引外地學生奔向延安。
實際上，在延安有世界罕見的青年學生的“排隊奇觀”。
住過延安的人，在冬天起來早，就可以看見這種“奇觀”。
延安冬季每天天沒亮，就有一大批青年學生排著隊，這些青年學生們每人不是穿大衣、穿棉襖，而是將棉被給披在身上，默默的排隊著。
延安的冬天很冷，屋內一定要燒煤才暖和，中共卻每天定量的配給學生們很少一點點煤，學生們如果想燒煤取暖，就得每天排隊，由中共幹部帶著到三四十裏外去取煤，排在後頭的有時還沒有煤可領。
因此大家都起個大早去排隊，排隊，天冷，每人穿的衣服不夠暖和，大家隻有將棉被披在身上當作大衣穿。
在陰暗的雪地中，一隊隊如幽靈般披著被子去取煤的行列，這是多麽陰森、恐怖、絕望的景象。
然而，在中共的宣傳下，延安卻被刻意的塑造成一種“全國模範”的假像，許多熱血的青年不明真象就這麽被中共的謊言欺騙而墜入共黨地獄之中。
為了使青年們得知共黨醜惡真象，我曾在延安重要街頭貼壁報，揭發共黨真麵目。
我利用縣政府餘裕的人力製作一些重要的壁報給大家看。出一份“今日中國”的油印周刊。我們在壁報中大量引用政府與中央的話，盡量不自己寫文章批評中共。
中共當時正高唱與中央“合作”的時候，對我們引用中央的話，不但無法責怪，表麵上還不得不讚成。
我在選錄中央及政府的資料時，特別將有關抗戰真象、時事實情的資料大量引用，使青年們看了就可以對照中共的話，而知中共所說完全是謊言，對喚醒青年，有極大的助益。
壁報在延安重要街頭貼出後，立刻引起了一陣轟動，許多青年及延安民眾皆蜂擁來觀看我們的壁報，看後不少人恍然大悟的說道：“真有其事嗎？”
中共不願他們假麵被揭穿，就派出“抗日大學”學生，製作一些壁報來和我們打對台。但是效果與受歡迎的程度，始終比我們差上許多。
由於我們隻用中央與政府的資料，中共雖對壁報嫉恨，卻不好采取暴力手段來禁止，使我們在黑暗、汙穢的延安，保持了一些光明、正義的呼聲。
江青勾搭上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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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利用一般青年人對“大學”的憧憬在延安創辦了“抗日大學”。“抗大”根本沒有任何大學所具備的條件，沒有完整的師資、充實的設備、必要的課程……不要說是大學，就是一所“學校”也都不像，因為它教的不是一般學校中的課程，而以教共黨“革命”為主，這算是“學校”嗎？
因為掛了一個“大學”的名字，中共又采取“照單全收”的方式，不管來的人阿貓阿狗，程度如何，都能進入“讀書”，不少人被“可以進大學讀書”的幻想給引誘進了延安。
江青就是在這個情況下進入“抗日大學”讀書，認識毛澤東的。
江青出身極為低賤，在上海當三流電影演員時曾和不少男人有暖昧關係，因此很多人就以其藝名“藍頻”為諧音，叫她為“爛蘋果”，聲名狼藉，她在上海與唐納鬧的婚變更是人們茶餘酒後的笑柄。
江青到延安後，還是不改其風流習性，先與徐以新談愛，愛的死去活來。
為何毛澤東又會勾上了江青呢？有人認為是毛澤東“胃口大”“喜歡漂亮女人”，才主動的把江青納入後宮。
這點並不正確，當時延安一帶雖然男女間的比例是十八比一，再醜的女子在廷安都會成為眾多男人追求的對象。
但是這種情形卻用不到毛澤東身上，因為毛澤東權大勢大，他要那個女人，那個女人敢不奉上？由毛澤東每次與我見麵都會有六個“女秘書”隨侍，我們就可知道，延安男女比例十八比一對毛澤東毫無影響。
江青不漂亮，隻是中人之資，不過她狐媚的淫蕩個性，是其他女人難與比擬的。
因此狐媚的江青光是想憑外表就令“閱人多矣”的毛澤東看上，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江青絕不是如一般人所傳言的被毛澤東主動看上而強娶過去。就我所知是江青想盡辦法勾引毛澤東成奸，在毛江兩人的關係中，江青絕對是占主動的一方。
當時，江青雖然在延安和徐以新談戀愛談的死去活來，實蒙延安“男女比例十八比一”的特殊情況之賜，受到眾多男性高幹的青睞。但頗有小聰明的江青卻也知道，這種風光絕非長遠之計，因為露水鸞鴦是最沒有保障的，野心更大的她不但不甘作男人玩物，而更想能掌握實際權力。想要達到這個目的，以江青的“爛蘋果”名聲，她是今生休想的。
因此，江青才想到要勾引一個在共黨陣營中有權又有勢的共酋，來作為她一生的依靠，以備她“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跟著這個毛酋的得勢而滿足其政治野心。
江青看上的目標就是毛澤東。
毛澤東當時倒不是沒有太太，他的前妻楊開慧在民國十九年死於長沙，後來毛澤東在井岡山又和賀子貞結婚。
賀子貞對毛而言，可說是個“好太太”，她不但替毛生兒育女，而且陪侍毛澤東完成了所謂二萬五千裏的“長征”，在毛澤東最危急的狀況下，都不曾拋棄毛澤東過。
然而當毛澤東在延安作山大王時，賀子貞卻不在身邊，因為在“長征”時，她負傷流血過多，精神受到很大刺激，毛澤東把她送到莫斯科去醫病了。
賀子貞被送到莫斯科，這就為江青製造了“最佳機會”，於是江青開始打定主意要“倒追”毛澤東。
要“追”毛澤東；第一要引起毛澤東的注意，對於這一點，江青本來就是搔首弄姿、招蜂引蝶的能手。
剛好，那時毛澤東為了拉攏青年人，每星期都到“抗日大學”去演講，江青知道那是她吸引毛澤東注意力的最佳機會。
於是每當毛澤東去演講時，江青必然打扮得漂漂亮亮，隻要一有機會，她就立刻舉手向毛澤東發問，使毛澤東自然而然的對她有了“強烈印象”。
最後一次，毛澤東不在學校中問答江青的問題，改口說：“你這個問題很好，我回去想一想再給你答覆。”
當晚；毛澤東就藉口“回答問題”，把江青叫去了毛自己的房間，兩人這下幹柴烈火立刻上了床，成全好事。
毛澤東派康生將江青調到“中央軍委會”工作，以便他倆近水樓台方便幽會。
以毛澤東的個性，最初也不過是想玩一玩江青罷了，那會真的想娶江青當老婆？
但是江青畢竟有辦法，她和毛澤東在一起沒多久，就讓毛澤東感到“離不開她”，竟然宣布與江青“結婚”。
以毒攻毒遏止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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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江青結婚這件事，在當時的延安是件大事，隻不過是件“醜聞”大事，不但我們政府人員都笑毛澤東喜歡穿“破鞋”，就是共產黨員也莫不個個以“毛江聯婚”為恥。
因為毛澤東還有妻子賀子貞在莫斯科，江青又是人所皆知的“爛蘋果”，但毛澤東竟然硬要以有婦之夫的身分來娶江青，這怎不叫中共黨員感到丟人現眼？
因此，當時在延安的中共頭目，隻有康生、柯慶施等幾名毛澤東的心腹讚成，其他可說幾乎全體堅決的反對。
最後在毛澤東保證“不讓江青參與政治”的情況下，中共頭目們才算勉強允許江青“照顧”毛澤東，以取代精神有問題的賀子貞。
事後證明，江青是絕不甘於雌伏而不接觸政治的，她勾搭上毛澤東，目的本來就是想滿足她的政治野心，孰料卻被中共偽中央的此一決議，給壓得完全抬不起頭來，她心頭的恥辱感及怨恨心之強烈可想而知。
後來文革開始，江青手握大權，跋扈不可一世時，搞出殺人數千萬、腥風血雨的“文革”慘劇，很多當時反對她與毛澤東結婚的中共老幹部，都在文革中被她整的死去活來，相信他們必然後悔當初為何不反對到底吧！
毛澤東與江青勾搭，在延安城內隻是場鬧劇，在江青被限製“不準參與政治”而後兩人結合也就漸漸沒人理會了。但延安城內還是波濤洶湧，許許多多的大事正在互相衝擊激蕩著。
還記得有一樁直接與共酋過招的事，那時是民國二十八年，毛澤東發表“論新階級”又再鼓吹強調所謂的“統一戰線”。
當時毛澤東為了要搞統戰，叫出了一個“組織民族聯盟，請蔣委員長當民盟領袖”的口號，其用意當然是想作分化離間的工作，政府也沒上他的當，隨他去叫囂、喊鬧。
同時毛澤東還提出了一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辦法”，他們希望能允許共產黨以“提名單”的方式來加入國民黨。
毛澤東提出這個建議的目的，是想再像以往共產黨滲入國民黨的“容共”時期一樣，藉著共產黨人員的滲入國民黨，來把持、分化、破壞國民黨。
我在延安是最先由共酋口中得知毛澤東有此計劃，建議於政府人員，當我得知毛澤東有些意圖時，心想：
“那還得了，如果讓共產黨人員集體大批的以‘提名單’方式加入國民黨，國民黨漫無限製的容許共產黨黨員進入，那不天下大亂才怪。”
因此，我想到底應如何來阻止中共這種惡毒的統戰企圖呢？
當時，恰好國民黨有一些同誌正就讀於抗日大學，被中共們視為“異端”，各種校內的團體都不允許我們這些學生參與。
這使我想起了一個主意，我跑去找一個職位相當高的共酋王明，向他建議：
“毛先生最近提出了讓共產黨黨員以‘提名單’的方式加入國民黨之建議，這個建議很好呀！現在我們可以先由一些小地方作起，譬如我們先讓‘抗大’的一些非共產黨黨員同學以‘提名單’方式加入‘抗大’的活動如何？”
我是全以一種輕鬆聊天的方式，在談話中不經意的提出了這個問題，孰料卻把這個平日能言善道的共酋給唬住了，他一下子呐呐的講不出話來。
我知道他不能作肯定答覆，當下很輕鬆的告訴他：“沒關係，我知道你不能回答此一問題，過兩天協調好了再告訴我也可以。”
我早知道中共絕對不敢接納我方同學參加其校方的活動組織，但我的目的正是要利用中共這種強烈排他性的本性，來將中共一軍，讓中共知道，他們連區區一個學校組織都如此嚴密的不讓非黨員的同學參加，他們又有何理由要求國民黨開放給共產黨參加？
過兩天，這名高級共酋跑來看我了，他一看到我就埋怨的對著我說：
“高縣長！你的建議真害人，我把你的建議向上麵提出了之後，被毛主席訓斥了一頓，罵我這種事是‘雙方麵’的事，我們還不配管呢！我看以後就別提這種事了吧！”
因此，共酋們在我麵前也就不敢再提有開“提名單”入黨的事了，中共的又一樁統戰陰謀就此煙消雲散。
類似這種與共酋互相過招，互鬥心機的情形，幾乎每天都會發生，在延安，我當縣長是父母官，而中共他們進駐延安，又是實質的占領者，雙方的關係實在極為微妙，我就盡量在這微妙的情勢下來為政府作工作。
刀口打滾日益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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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情形一直持續到民國二十九年，那時，由於日寇侵華日亟，造成政府很大的壓力，因而政府決定集中一切力量來抗日，對延安的縣政業務認為已經到了一個暫作結束的階段，乃由行政院命令我將延安縣政府作一結束。
中共從民國二十五年侵入延安迄二十九年，四年多的時間，國民政府始終還是在延安保有縣政府，派駐縣長統治延安庶務，使共酋們雖然氣焰囂張，卻還得尊敬中央派來的延安縣長，完全不敢講“攆”我們走的話。
二十九年我們在行政院的命令下撤出延安，中共為了要歡送我們，特地開了歡送會，請我們及縣政府人員及保安隊吃飯。
表麵上看起來中共與我們頗有“離情依依”的樣子，其實中共才巴不得我們走呢，我們就好像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一般，他們是拔之為快，我們自動要走，他們當然是要歡天喜地、敲鑼打鼓的慶祝一番。
那時我們的保安隊還有四十幾人，對勢力已經漸形膨大的中共而言，實在不算什麽，然而就連這麽區區四十幾支人槍，中共還是又嫉又怕的不願讓我們擁有。
中共宴請我們的保安隊時，席上每人發了一些錢，大家以為中共要犒賞大家，沒料到這是中共的另一陰謀。
延安縣政府的保安隊大多請的是當地民眾來擔任，這是因為當時的局勢實在是太過險惡了，人人都知道在淪陷區與中共打交道，就像是拎著頭辦事一般，隨時會遭殺身之禍，因此，政府自安全地帶派來的辦事人員，大多是作幾個月又調囘後方，很少能長久待下來的，尤其是保安隊更是難找後方的人擔任。
保安隊的當地人大多思想單純，對中共的陰險狡詐並不清楚，看到中共發錢給大家又請吃飯，當然是樂得不得了。
誰知道，就在吃飯的宴席上，招待的共幹卻藉口我們保安隊員出言無狀得罪了他，當下立刻臉一沉，前一秒鍾他還在跟那些保安隊員們拍肩搭背的叫“同誌；多喝兩杯！”下一秒鍾立刻一抹臉，臉上的笑容全沒了，隻見共幹大叫一聲：“全給我拿下來！”
在飯廳外等著逮人的共幹們當下一湧而入，個個似凶神惡煞一般，就把這些單純的保安隊員們全給繳械扣了起來。
所有保安隊員全被這種突然的變故給嚇呆了，大家想不出，為什麽剛剛還和藹可親的共幹，一轉身就變成了催命閻王般可怖？
當時縣政府並非一起同時撤退，而是一批又一批的分次撤走，保安隊是最後幾批人之一，他們被繳械而掃地出門時，我還在榆林專員公署內接受最後指示，再趕回延安，作最後的處理。
當我回延安時，延安縣政府已經完全撤離，隻剩下我及幾個親近的朋友，那時，我們在延安真是如孤身入虎穴，是否能再出來都不得而知。
我並不害怕，因為從奉派到延安當縣長的第一天起，我就抱定隨時為國家犧牲、成仁的決心。
最後在延安也沒有什麽事好辦，縣政府內的一切，中共根本不感興趣，我們也不需要移交些什麽東西給中共，我最後走的任務，隻是負責再與那些共酋們“握手告別”，同時藉告別的時機，將中央劃撥延安歸中共管轄的德意與衷誠，再一一麵告這些共酋，希望共酋們能體察政府謀求國家團結和諧的苦心，不要再“明裏擁護、暗地破壞”了。
從毛澤東最後設宴歡送我時，絕口不提如何遵照中央指示的曖昧態度中，我已隱隱的感覺到，陝北今後將更為多事了。
事實發展正如我所預料的那樣，中共並未因中央將陝北區完全劃交中共邊區政府管轄為滿足，一等抗戰勝利後，就立刻以陝北為根據地，展開了全麵的武裝叛變行動，最後整個中國大陸因而淪陷。
對我個人而言，交卸延安縣長一職後，原以為可以就此一卸重責，不必再過這種每天在刀口上打滾的危險日子。
或許是我命中注定要與共酋打交道吧！我雖交卸了延安縣長，中央卻不允許我離開陝北地區，仍要我留在陝北就近了解、監看共黨的動靜。
從延安出來，我先到洛川縣負責善後工作，那時政府人員陸續從陷區交卸工作回政府地區的，就由我在洛川負責善後的救濟工作。
在洛川縣兩個月之後，中央派我到清澗當縣長，說來可憐，清澗縣也不是個小地方，但是被中共騷擾破壞後，十室九空，原任清澗縣長李某早就不知逃到何方，縣政府早被破壞的殘破不堪。
我隻好在城外租了一個地方，也不辦交接，就開始任事，積極從事著規複工作。在清澗縣待了半年，我又奉調米脂縣當縣長。
內人娘家在米脂縣是大戶人家，人頭熟、關係好，我在米脂當縣長應該是很輕鬆的。
事實卻非如此，因為米脂縣雖未劃歸中共管轄，但正如以往的延安縣一般，政府在米脂縣也隻能維持一個縣政府的組織，以表示政府號令仍能通行該地，但實際上該地早已被中共盤踞。
所不同的是，米脂縣畢竟不是延安縣，沒有各級主要共酋在那裏，因此緊張、凝重的程度也就較輕，使我不必如同在延安那般的心頭沉重，行動謹慎。
不過，也有比在延安時情形更為惡劣之處，那就是盤踞米脂縣的那股共酋是賀龍屬下的王震部隊，此人個性極為桀驁不馴，以往與我早有過過節，此刻我們倆再度碰頭，他對我的敵視可想而知的。
編造三百多條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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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米脂的工作，正如在延安的工作一般艱困，加上那時中共在“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自己”的政策下，力量更形膨脹，當時他們的態度愈來愈蠻橫，滋擾地方的事件無日不有，我為了地方，不得不經常去找王震洽談事務，其間辛酸、委屈，真是一言難盡。
後來，王震更將我扣起來，打入黑牢，使我再一次成為共黨的階下囚，與上一次被囚不同的一點是，這次共黨似乎有意要置我於死地。
因為他們不但把我打入黑牢，而且還特地從各鄉調來了上千人民，舉行所謂的“_眾公審大會”。
他們抓我的罪名不再是誣賴我“棄職潛逃”了，這次中共索性誣陷我是“特務頭子”，把我整整安上了三百多條罪名，當時我並不知道自己那麽“偉大”，居然能造作“三百條滔天大罪”，我是後來自複興基地到香港查閱資料，看到日本所整理的中共“解放報”，以整版二版麵刊出公審我的消息，內中強調“特務頭子高仲謙犯下三百條大罪”，才知道原來自己犯了那麽多的罪。中共公審我所用的手段很毒辣，公審會由中共中委馮文彬主持，每天一早他們就把我自黑牢中提出來，找了一些縣政府職員、民眾來罵我、罵政府、罵國民黨、同時又誣栽種種罪狀，對我百般淩辱。
就這樣，每天晚間我在黑牢中，吃不好、睡不得，白天接受中共日複一日恐怖、威嚇的公審迫害，經過了四十多天，同囚的難友有的受不了而屈服認罪，有的則因此被逼瘋狂。
我既不盲目屈從，也不懾於淫威，遽爾就範，堅忍的挺在那裏，直到有一天，我實在受不了，我想：“與其這樣受中共迫害，倒不如跟他們拚了！”
因此，當天押我回黑牢時，我就告訴主持公審的馮文彬，告訴他： “你們罵我也罵得夠多了，現在，我也有話說，明天，我要講話！”
馮文彬一愣，他沒想到每天這種疲勞轟炸、心理壓迫式的公審，不但沒嚇得我心驚膽寒，反而還有膽要“反駁”！
當下他定了定神，就擺出一付偽善的麵孔，向我說：
“高縣長，您別動肝火，公審你是‘人民’的意思，我們已經在盡力的保護你的安全，讓‘人民’不致因過於憤怒而傷害你，如果你要上台反駁‘人民’，萬一‘人民’失去控製的衝上台來傷害你，那怎麽辦？”
這是馮文彬一類共酋的慣技，他們慣於將責任往“人民”身上推，其實誰不知道，這完全是共黨作的孽！
我當然不怕“人民”真的會來傷害我，因此馮文彬話還沒說完，我就攔住他的話說：
“沒關係，死生由命、富貴在天，我真要被打死了，我也不怨你，但是明天我非講話不可！”
我如此嚴詞正告馮文彬，使他無話可詆，隻好一疊聲的講：“再說吧！再說吧！”把我又送回了黑牢。
當晚，我抱著必死的決心，居然睡得更為香甜，絲毫不為第二天所可能麵臨的悲慘命運而心憂。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當我第二天被押出了黑牢，準備要接受一切考驗時，馮文彬來接我，居然揮了揮手，對我說：
“高縣長，你可以回去，沒事了，一切全是誤會！”
對於這個突來的喜訊，我固然高興，卻也知道，這是中共色厲內荏的一貫作風，隻要我還是代表中央，隻要中共還沒有能力與中央對抗，中共就不敢殺害我。
再度脫離黑牢之後，我仍是不憂不懼，縣城裏已不可能再待下去，我就離開縣城，在武家鎮另外建了一個縣政府，繼續堅守我的職責，因為當時米脂縣城雖然被占，但四周鄉鎮仍有五、六處未被占領，我們有責任來保護他們。
在武家鎮待了一年多，我又被調離，接我的是一位吳宣漢縣長，在我走後不到半年就被中共殺害，米脂縣也完全淪陷。後來我被調為嵐皋縣長。
在嵐皋縣任內，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就是我以嵐皋縣保安隊區區不到一百支破槍的殘破人馬，居然還能抗拒共酋李先念的大軍壓境，使嵐皋縣得以不受共軍荼毒。
這固然是因嵐皋縣本身極為貧瘠，共軍興趣不大，但若非我們縣民個個抱與城共存亡的決心，使共軍望之卻步，很可能，嵐皋縣仍免不了要受蹂躪破壞。
我因此曾蒙上級敘獎。
私交小節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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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六年，中共叛跡已甚明顯，政府決定動用大軍收複延安，以懲治中共。
我希望趁著延安的收複，再回到延安去，但是中央認為延安雖收複，四鄉仍未平靖，要我擔任清鄉善後工作，組織民眾、支援國軍作戰，其間艱難危險，幾乎再度落入中共手中，幸好我以自己的機智，渡過了這些難關，全力達成了上級交付的任務。
最後，政府推行憲政，我獲故鄉父老支持當選為國民大會洴陽縣代表，離開家鄉赴南京出席國民大會而後再輾轉隨政府播遷來台，在台灣地區度過了幸福愉快的一段生活。
當我獲選國大代表預備自陝西到南京開會前，毛澤東特地托一名說客偽邊區副主席李鼎銘著人來找我。傳話說毛澤東很賞識我，要我不要走，跟著毛澤東絕對有前途。
我怎會聽從毛澤東這些一勸降的誘敵甜言蜜語？在陝北一帶與共黨麵對麵鬥爭有十年以上的經曆，使我太了解毛澤東他們那種嘴裏說的一套、手中作的又是一套之統戰花招，因此，我絲毫不理會毛澤東的誘騙，毅然告訴來傳話的說客：“從前我當過延安縣的縣長，這段交情很承毛先生看得起，還記得以往那種平起平坐、共同交往的日子，但是道不同不相為謀，我自學生時代起即信仰三民主義，服膺蔣中正委員長領導，以獻身報國自許，今後，我仍是一秉初衷，絕不變節，未來，可能我與毛先生隻有敵對的春秋大義，而不再有朋友的私交小節，毛先生的建議謝謝了！也不必了！”
就是秉著這個念頭，我始終跟隨著政府的腳步走，在南京，我是城陷的最後一刻才逃出南京，當我乘坐的火車到達上海時，拿起報紙一看，才知道我們火車一出南京，南京城即陷落，其危險可想而知。
由南京到上海，再由上海到廣州，最後由廣州到台灣，這一路上我幾乎皆是前腳剛走，後腳就是共軍衝到，每次在我要隨著政府走時，總是會有一些中共同路人來在我耳邊遊說，要我留下來，我皆不予理會。
因為我在離開陝北時即已打定主意，在我當延安縣長、管過毛澤東這一夥共酋之後，我對中共的惡毒心態早已一清二楚，他們人人皆是頭上長瘡、腳底流膿壞透了的人，我這輩子不願意再與這些人有任何瓜葛，今後，我隻跟著政府走，天涯海角，我亦無悔！
事實證明，我的抉擇完全正確，轉限間，四、五十年的光陰已經過去了，回憶半個世紀以前在延安窯洞內與毛澤東黨徒交手過招的情形，恍如昨日，毛澤東那滿麵陰森森的假笑，常常也仿佛在眼前浮動。
血淋淋事實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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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半個世紀來，國家經過驚天動地的大變革，我個人則值得慶幸的，在複興基地還一直能過著安逸、舒適的生活。
但是，回溯在大陸上與中共交手過招的這段日子，再看到目前社會有極少數人居然對政府汙蠛、辱罵無所不用其極，不禁令我這個反共的老兵感到憂心忡忡。
中共以往在大陸時，就是用這種“反政府”的方法，將大陸的民心士氣給擊垮，才使得整個大陸因而淪陷。
以我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交手經驗，我知道中共向來是擅長拉一派、打一派，複興基地少數偏激份子或許以為他們今天“反政府”有功，他日可以得到新主子的賞識。
事情沒那麽好，中共今天聯絡次要敵人將主要敵人擊垮後，明天就會鬥臭、鬥垮次要敵人，大陸上那些“民盟”尾巴黨派的悲慘命運就是最佳實例。
少數偏激份子或許不知道中共的惡毒，竟然主張要與中共“和平共存”、“和平競爭”，我在延安時之所以能“和而不同”，那是因為中共力量還小，我背後又有整個中央的力量作後盾，中共對我當然要假以辭色。
但是當中共力量膨脹後，中共就立刻先將延安等陝北地區並吞，最後更全麵叛亂，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活生生血淋淋的教訓，我們怎能忘懷？
(以上《黑牢進出——延安縣長曆險記》，是以中華民國七十七年至七十八年《中外雜誌》總第262期-264期同名連載內容全文為底本完成數位處理；網際網路首發【彰往考來】，收入【析世鑒】時對數位初稿中未及校正的若幹訛誤作了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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