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識分子

什麽是新知識分子？就是既會做學問搞研究，又會從事經濟活動，掙大錢，兼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現在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女士等都是這種人物。世界上沒有不愛財的人，裝作不愛財的人是虛偽的。知識分子也是人，對錢財的喜愛熱衷，決不亞於普通人。中國古語雲：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大名鼎鼎的法國前總統密特朗非常欽佩中國的這句古話，臨死前還對靠泄漏了他個人機密而發昧心財的秘書說了這句話。錢財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按羅伯特•清奇先生的解釋，錢是這個世界的核心問題。本人也非常讚同這個觀點，覺得學術建設是時代的先鋒，經濟建設才是時代的主流。例如，對於一個科學家來說，經濟上的不成功會大大地束縛他的手腳，妨害他對學術的投入，相反經濟上的成功又會額外地刺激他對學術的投入。隻會做學術，不會掙錢，令人缺憾。李白、杜甫、曹雪芹是這種人的典型。說“李杜光芒照千秋”，本人隻能部分同意。以杜甫為例，他的詩確實優美，字裏行間透著強烈而高超的現實主義的光芒，死後被譽為詩聖。然而他生前窮困潦倒，最後竟病死在一條破船上。雖然那個“萬惡”的社會，奸佞當道，是造成他不得誌的外界原因，但他的思想結構和社會主流意識差距較大，他太清流，也是他貧困的自身的內在原因之一。曹雪芹先生也是這樣的。他對小說創作太投入，以至於達到不顧生計的程度，有時竟然舉家食粥。我們無法評價他們學術上的突出，是否是以犧牲個人生計，或是以犧牲對上級的義務和恭敬為代價（杜甫說：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得來的。但起碼他們沒有重視個人生計是我所不欣賞的。“唯學術主義”不符合那個、甚至是當今時代的要求。而且學術上的突出不一定要以犧牲個人生計為代價。在看看成功的例子。曾任通用公司董事長的韋爾奇先生，同時也是位化學博士。魯迅先生文章甲天下，對金錢也是高度重視，一生充裕。張賢亮先生文章成名，轉而為商，辦公司、置實業，興旺發達。袁隆平先生是著名的農學家，同時也是個億萬富翁，他至少持有隆平高科250萬股。以上例子都說明了物質和精神的繁榮是可以並行不悖的，是可以相互促進的，一定程度上更能促進人性的發展。但以上例子是少數，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經濟、社會地位多是處於中等左右。這對推動社會快速發展是不利的。其原因不外乎如下：社會製度對科學技術教育等知識分子行業的投入不足，政策力度不夠。這是根本原因。因為按市場經濟理論，通俗社會對高精尖的理論技術的需求消費是遠遠小於大眾性的貨物的。但科技卻是社會發展的源動力和決定性力量，不能不提高到戰略性的高度上。所以日本二戰後把GDP的30－40％投入到科學技術教育領域中去了。而中國人隻是嘴上喊喊口號而已，並沒有真刀真槍地幹，至今GDP投入到科學技術教育領域中的隻有2％左右。實在難以理解為何如此短視！日本的高速發展給我們一個提示：決不能在科學技術教育領域也搞純粹的市場經濟，一定要有國家政策的強力調控措施。知識分子本身的知識能力結構不適應市場經濟的需求。許多經濟學家都不炒股、做生意、辦事業，更不用說其它領域中的科學家了。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著名的經濟學家陳平先生認為這句話隻對了一部分。他認為，太多的、過時的知識有時反而對個人的發展形成一種反壓，是個障礙。《哈佛帝國》這本書中提出一個觀點認為：學位越高越不會賺錢。其實那是製度性的，他或她整天思考的是地義天經，道德倫理，怎麽可能又有太多的時間精力投入到經濟活動中呢？決不能苛求這個類群兩方麵都能幹。所以我個人認為國家性的幹預是必要的。比如：在美國，一個成熟的科學家的個人資產應不少於200萬美元；在中國，一個成熟的科學家的個人資產應不少於100萬元。這才符合亞當•斯密的“重勵本源，兼顧百業。”的理想社會模式。中國二、三十年代，大學教授的月收入有300銀元左右，而公務員30銀元左右。社會並不認為不合理，反而認為很公道（因為大學教授不可替代），出國留學人員幾乎全部返回。蔣介石也親自提倡“萬官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中國古代由於實行科舉製度，“學而優則仕”，官員更是重視自己的學術背景，決無純粹的泥腿子做副宰相之說。相比較而言，目前則是“官商多下品”。 “春江水暖鴨先知”，而社會潮流是知識分子先知。正因為有高深的專業技能，往往能看清並加速社會發展的方向和速度。愛因斯坦致信羅斯福總統，要求搶先研製原子彈，開創了核時代。照像術、攝影機等的發明開創了電影時代，也大大拓寬了藝人的發展空間。電話、電報等的發明極大地方便了人們的信息交流。汽車、飛機的發明極大地方便了人們的交通，使得地球變得象一個村莊。我們不能否認影、視、歌、政治、體育等明星的社會作用，但在對社會源動力的貢獻上，他們是不能和科學家相提並論的。伏爾泰讚同牛頓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說：“他用真理的力量統治我們，而非用武力奴役我們。”。麥克•哈特先生的《對世界最有影響的100位名人》中，科學家竟然占到一半以上。但社會對科學家群體的資源配置並沒有超過其他群體，令人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