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從頭至尾就是準備打仗 (zt)

　　整個毛澤東時代都處在“冷戰”期間。要評論毛澤東時代決不能脫離“冷戰”這個大前提，一切都必須從“冷戰”這個基本現實出發。



　　“冷戰”導致世界分為“兩大陣營”。現實迫使世界各主要國家必須作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二者必擇其一。《大國的興衰》作者保羅• 肯尼迪說：“一個國家不站在美國領導的陣營內，便站在蘇聯領導的陣營內，不存在中間道路。在斯大林和齊•麥卡錫時代，那種走中間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



　　中國尤其如此。中國的地理位置及其1945年的虛弱狀況使中國對冷戰既無法逃避又無法免受其害。



　　冷戰甚至還沒有正式開始，中國就已經成了冷戰的犧牲品。1945年雅爾塔會議上，中國的主權被美國作為交易的籌碼讓給了蘇聯。而蘇聯堅持要得到這些權益（確保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占有旅大基地和中長鐵路）歸根到底是出於冷戰的需要。1945年冷戰開始時的中國，是百年積弱又飽受八年戰火蹂躪的中國，是滿目瘡痍、遍體鱗傷、國弱民貧的中國，是對美蘇兩強中的任何一個均毫無抵抗能力、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任其宰割的中國。作為弱者，夾在美蘇冷戰夾縫中的中國無論怎樣都要倒黴：你向美國“一邊倒”，蘇聯要收拾你。你向蘇聯“一邊倒”，美國要收拾你。你誰也不向，兩家一塊收拾你：一家扯住你的一部分使勁往自己那邊拽，直到把你扯成兩半，一家分一半，分裂中國——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至少得不到個全的（設想一下兩隻狼撕搶一隻羊的情景）。顯然，這對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最大的威脅。冷戰期間中華民族最根本最頭號的民族利益就是避免這種命運。這就必須徹底改變中國民族利益遭受美蘇冷戰主宰的命運，不當美蘇冷戰的犧牲品。



　　但隻要冷戰還沒有結束，隻要中國還不夠強大，中國就無法抵禦美蘇的主宰，就無法避免成為冷戰犧牲品的命運。這就發生了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的難題：中國不強大，就不能擺脫當冷戰犧牲品的命運；不擺脫當冷戰犧牲品的命運，中國就不能強大。



　　由此可見，衡量冷戰期間一切中國領導人曆史功過的唯一標準，就是看其是否解開了這個死結，是否粉碎了美蘇為自己的冷戰需要而犧牲中國民族利益的一切舉措，是否讓中國從美蘇兩大陣營的左右夾擊中突出了重圍。一句話，是否使中國擺脫了冷戰。做到了這條的就是捍衛了中華民族最根本民族利益的英雄，就應該肯定。否則就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就應該否定。其他一切都是廢話。



毛澤東時代的序幕——中國避免了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



　　蔣介石選擇了向美國“一邊倒”。在他看來隻要傍上美國，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美國強，美國富，美國反共。世界上沒人敢惹美國。傍上美國金票大大的，實惠多多的，有美國撐腰蘇聯就不敢亂說亂動，自己就可以放手消滅 共產黨，就不用擔心東北、西北出問題。



　　實際呢？



　　據《蔣經國自述》，斯大林當麵明確告訴蔣經國蘇聯為什麽一定要把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日本和中國都沒有力量占領外蒙古來打俄國；但是，不能說就沒有第三個力量出來這樣做。”



　　蔣經國問這“第三個力量”是不是美國，斯大林回答說：“當然！”



　　斯大林更特別警告蔣經國：“不能讓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隻要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東北問題就很難解決了。”



　　斯大林的這番話充分說明蘇聯的戰略圖謀和夾在美蘇兩大國之間的中國在冷戰中的處境。



　　中國與蘇聯有世界上最漫長的邊境線。蘇聯麵對中國的部分正是蘇聯最地廣人稀、力量最薄弱、最無險可守的“柔軟的腹部”。如果有“軍事強國”從這個方向進攻蘇聯，就可能把蘇聯橫著切開，“大卸八塊”。斯大林對蔣經國說的“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並非杞人憂天。“軍事強國”即便不進攻，隻要沿著中蘇邊界駐軍與蘇聯對峙，就足以產生足夠的威懾，讓蘇聯日夜精神緊張，防不勝防，不知道要部署多少兵力才敢放心。蘇聯向來把來自這個戰略方向的軍事威脅視為心腹之患，從不敢掉以輕心。1941年夏秋蘇聯在蘇德戰場那麽吃緊，明斯克戰役損兵41萬，斯摩棱斯克戰役損兵76萬，基輔戰役損兵70萬，維亞茲馬戰役損兵66萬，一線部隊幾乎打光了，預備隊供不上了，莫斯科都快門戶洞開了，蘇聯仍然不敢動用西伯利亞的駐軍。直到獲得佐爾格的確切情報、得知日本將 “南進”而不“北進”、不會威脅西伯利亞時，斯大林才敢把西伯利亞駐軍西調，在“最後一分鍾”趕到前線守住了莫斯科。要知道，蘇聯早在1939年的哈勒欣河戰役中就已經把日本最精銳的關東軍打了個落花流水，已經知道日軍的綜合戰鬥力比蘇軍差得不是一星半點，對蘇聯的威脅跟德軍沒法比。即便如此，蘇聯對這個戰略方向仍不敢掉以輕心，仍千方百計保持重兵。可見確保中蘇邊界的安全在蘇聯的戰略思想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既然蘇聯視這個方向為戰略要害，視這個方向上的軍事威脅為心腹之患，那麽蘇聯為對付這種威脅自然會不惜一切，決不會有任何顧忌，受任何束縛。



　　蔣介石顯然沒聽出斯大林的弦外之音：如果中國向美國“一邊倒”，蘇聯就要把中國的東北、西北變成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不能讓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隻要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東北問題就很難解決了。”



　　其實仔細推敲一下斯大林的話的內在邏輯就不難看出蘇聯的戰略意圖：“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如果要靠“緩衝國”這種辦法來確保西伯利亞鐵路不被切斷，光一個外蒙古夠用嗎？從中國的東北、西北不照樣可以“切斷西伯利亞鐵路”嗎？既然確保西伯利亞鐵路不被切斷對蘇聯那麽重要，那對蘇聯而言合乎邏輯的結論就是把中國的東北和西北變成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對此蘇聯毫無顧忌：戰略利益的考量永遠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個人恩怨，超越個人好惡，超越個人利益。



　　蘇聯的這種戰略意圖自沙俄時代就已經形成了。1902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他主持召開的禦前會議上說：滿洲將來必須並入俄國，至少要成為完全依附俄國的屬國。這就是史稱“黃俄羅斯計劃”的核心內容。由此又產生了“中國邊界不過在長城”之類論調。雖然日俄戰爭妨礙了沙俄實現這個戰略，但從沙俄到蘇聯都一直沒有放棄把中國的東北、正北和西北這“三北”都變成“緩衝國”的戰略設想——所以有了外蒙古獨立，所以有了蘇聯在抗日戰爭期間對“滿洲國” 的承認，以換取日本對外蒙古的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反法西斯大國裏隻有蘇聯承認了“滿洲國”）。新疆也曾差一點“獨立”出去。也就是說，正當中國為民族生存跟日本浴血奮戰的時候，蘇聯幾乎實現了把中國的“三北”全部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戰略意圖。所有這一切都出於蘇聯極端重視確保西伯利亞安全、防範來自中國方麵的任何可能的軍事威脅這一戰略總目標的需要。雅爾塔協議使蘇聯有權在中國的旅大駐軍，控製了連通中蘇邊界和旅順的鐵路。憑這兩條，加上蘇聯二戰後巨大的國際政治威望，蘇聯有能力在東北培植親蘇分裂勢力，製造第二個“外蒙古獨立”。1945年蘇聯在新疆的影響勢力同樣不可小視，要製造第三個“外蒙古獨立”也並非不可能。



　　如果蘇聯真這麽幹，以中國1945年的國力無論如何也阻止不了。那麽向美國“一邊倒”能阻止得了嗎？



　　白日做夢。當日本製造“滿洲國”的時候，美國向日本宣戰了嗎？美國能在雅爾塔會議上把中國的外蒙古當籌碼送給蘇聯，同意蘇軍占領旅大，本身就說明美國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當回事，更不用說為此犧牲自己的士兵跟蘇聯開戰了。



　　不管中國如何向美國“一邊倒“，美國的戰略重點始終是歐洲，中國總是排在後麵。二次大戰中隻要歐洲戰場一吃緊，美國總是把給中國的物資扣下轉運歐洲方向。解放戰爭三大戰役時正趕上“柏林危機”，美國全力以赴保歐洲方向，對蔣介石的支持力度與此根本沒法比。



　　不管中國如何向美國“一邊倒”，美國頂多保你的政權而不保你的主權，更不會為了保你的主權而犧牲自己。——美國從來隻在中國內戰的問題上跟蔣介石站在一起。但碰上中國主權問題時，比如外蒙古，“滿州國”、麥克馬洪線，釣魚島，西沙南沙等等，美國何曾為蔣介石“兩肋插刀”過？



　　“冷戰”其實就是美蘇兩家又要打仗又怕死，自己不上陣，雇別人去賣命。也就是說，讓別人為自己的利益送死，而非相反。指望美國保衛你的主權，就等於要求美國為別人的主權而犧牲自己——這是美國打“冷戰”的本意嗎？這不是本末倒置嗎？



　　更廣義一點講，國家關係再好不過如此。即便結盟，那也隻管政權不管主權。除非蓄意挑起戰爭，否則決不會因為“友好國家”的主權如邊界領土糾紛之類而卷入戰爭。



　　比如，不管是美國還是蘇聯，不管跟印度關係有多好，肯為克什米爾這樣的主權和領土爭端為印度向巴基斯坦宣戰嗎？中國能為克什米爾歸屬問題為巴基斯坦向印度宣戰嗎？



　　蘇聯把中國向美國“一邊倒”視為“致命的威脅”，對此將毫不猶豫地利用自己的地理優勢、政治影響和壓倒的軍事實力建立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 以應對，決不在乎因此而肢解中國。美國把中國向蘇聯“一邊倒”視為“嚴重的威脅”但不是“致命的威脅”，對此寧願封鎖圍堵禁運而不願直接對華用兵。曆史已經證明，美國對中國的分裂並不在意，隻要自己能分得一杯羹。也就是說，處在1945年美蘇冷戰夾縫中的中國向蘇聯“一邊倒”固然沒好果子吃，向美國“一邊倒”則隻能落得個國家被肢解的下場。這就是當年的現實。



　　而蔣介石的帳卻不這樣算。他覺得自己跟蘇聯做成的那筆交易已經解決了一切： “在蘇聯尊重東北的主權、領土完整，不幹涉新疆的內部事務，不援助中共等三個條件下，允許外蒙古獨立”。——用外蒙古換得東北和新疆，再加上蘇聯保證不援助中共——這就去掉了“蔣委員長”最大的心病：美國已經宣布不跟中國共產黨合作，隻跟他合作。現在連蘇聯這個世界頭號共產黨也同意跟他合作而不支持中共，那中國境內就沒有任何力量能妨礙他消滅中共了。他的政權就坐穩了。犧牲主權保政權，這筆買賣劃得來——隻是為了顯得不那麽丟人，在宋子文、王世傑1945 年8月14日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走了個“公民投票”的過場：“鑒於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願望，中國政府同意，將在日本戰敗後舉行公民投票以確定外蒙的獨立。”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當局一手操辦了“公民投票”。國民黨政府派內政部常務次長雷法章前往“觀察”（不折不扣“叫人賣了，還幫著數票子”）。



　　“公民投票”結果：外蒙古獨立。



　　1946年1月5日，中國的國民黨政府正式承認外蒙古的獨立。



　　顯然，蔣介石做這筆交易時最優先的考量不是民族利益，而是意識形態——反共，是個人私利，是個人好惡，是個人恩怨，是有形的、眼前的好處——不折不扣 “浙江奸商”兼股票交易所“上海小開”的投機本色：聰明不英明，精明不高明，見小利忘大義，顧眼前不顧長遠，隻知算小帳，不知算大帳。



　　蔣介石隻顧打自己的如意算盤，卻把曆史的教訓、蘇聯的戰略意圖和斯大林的弦外之音等等一股腦扔到了九霄雲外。人家早有言在先：“隻要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東北問題就很難解決了。”——你既然堅持向美國“一邊倒”，還能指望蘇聯信守承諾？何況條約規定的是蘇聯“不援助中共”，並沒有規定蘇聯有義務幫蔣介石“取締中共”、“禁止中共進入東北”，更沒有規定蘇聯不得另起爐灶、就地取材培當地親蘇勢力。蔣介石在國內一貫翻雲覆雨，縱橫擺闔，把別人都玩弄於股掌之上，而跟超級大國打起交道來卻如此無能。說他“外戰外行、內戰內行”真是一點不假。看來他的聰明勁隻用在“保政權”上，不用在“保主權”上。



　　今天的中國人很難想象1945年冷戰剛開始時中國的處境是何等險惡危急：蔣介石向美國“一邊倒”，立刻將古老孱弱的中國置於美蘇兩大超級大國冷戰的 “交叉火力”之下：美國將不費吹灰之力在中國取得最能威懾蘇聯要害的戰略要地，蘇聯將不惜一切凶狠反擊，利用蘇聯二次世界大戰後如日中天的威望，利用蘇聯在東北駐軍的優勢，培植、支持親蘇勢力，把中國東北變成第二個“外蒙古”；在新疆如法炮製，製造出第三個“外蒙古”；美蘇為避免直接軍事衝突，將再來一次 “雅爾塔協議”，劃分出各自在中國的“勢力範圍”，讓中國變成第二個朝鮮、第二個德國。中國的“三北”（東北、正北、西北）俱失，民族利益將遭到毀滅性傷害，從此被分割肢解，綁在美蘇冷戰的戰車上永世不得翻身……更有甚者，千裏長堤一旦決了口，崩潰就難避免了；外來勢力操縱下的國土分裂一旦開了頭，爾後的進展就殊難預料了。在那種情況下，誰敢擔保中國不會被分裂分裂再分裂，變成又一個奧匈帝國，又一個阿拉伯世界，又一個南斯拉夫，又一次 “春秋戰國”，又一次“五胡十六國”？誰敢說屆時中國老百姓的日子會比今日貝魯特、伊拉克、阿富汗的老百姓的日子更好過？



　　中國之所以避免了這種不堪設想的命運，原因隻有一個：毛澤東。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1945年的曆史關鍵時刻眼明手快地抓住了稍縱即逝的曆史機遇，扭轉了曆史進程。



　　不僅蔣介石和美國的如意算盤裏沒有中國共產黨人的位置，蘇聯也一樣。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結束了王明等“百分之百”聽從蘇聯指揮的“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瞎指揮。此後蘇聯與中共的關係便冷淡而微妙。1944年6月，斯大林在與美國駐蘇大使哈裏曼的談話中公開說中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是“人造黃油”式的共產黨（意即“代用品”、“冒牌貨”）。抗日戰爭時蘇聯給中國的一切援助都隻給蔣介石，不給中共。蘇聯在與蔣介石簽定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明確承諾不支援中共，同意將中國東北交國民黨人接收。這一切事先跟中共連個招呼都不打，倒是打電報要毛澤東去重慶談判，甚至還提出要中共學法國共產黨，交出武裝去做官。



　　如果當時中共一切乖乖聽蘇聯的，那中國的命運可想而知：毛澤東被纏在重慶沒完沒了地扯皮，整個中共的中心都放在等待與國民黨討價還價的結果上而無所作為。蔣介石在美國支持下從容不迫調兵遣將對付中共。蘇聯趁美蔣與中共鬥得不可開交之際從容不迫在東北扶植“百分之百”聽命於蘇聯的親蘇勢力。（前蘇聯將軍、1945—1946年奉天[沈陽]警備司令АИ科夫通－斯坦克維奇將軍在回憶錄中說：“1946 年3月9日，我們接到撤出奉天的命令，要把所有權力在3月11日前移交給中國人。這個命令使我們有些感到意外。要知道，在3月5日，抵達奉天的 Р•Я•馬利諾夫斯基元帥在與我的談話中，叫我好好安排一下，因為我將在奉天長期駐守。而3月9日，我們就突然接到緊急撤離奉天的命令，警備司令部全體人員撤往哈爾濱。”——注意這句話：“我將在奉天長期駐守”——可見蘇軍原來的確打算要在東北長期呆下去。）如果當真如此，那等美蔣把中共收拾得差不多了，蘇聯在東北製造第二個“外蒙古”的條件也成熟得差不多了：蘇聯並沒有違約支援中共，隻是乘美蔣忙著對付中共的時候做了一點“群眾工作”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歐國家的政權不都有類似的經曆嗎？



　　然而美蔣蘇三家的如意算盤全被毛澤東打了個稀爛。毛澤東來了個“針鋒相對”：“打的隻管打，談的隻管談”，“人民的武裝，一枝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不管蘇聯態度如何，毛澤東自有主張：爭分奪秒，見縫插針，大舉進軍東北，戰略上搶到了先機——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 8月11日朱德即下令進軍東北；8月28日毛澤東赴重慶談判，8月30日第一支中共武裝即抵達東北，抓住了蘇聯最高層對中共如此迅速進入東北毫無思想準備、來不及下達明確指示而導致蘇軍中下層官兵自行其是的機會，於8月31日占領山海關，9月5日進駐沈陽——這一下就使美蔣蘇三方把中共排除在東北之外 “就地解決”的戰略計劃完全破產，各方馬上全亂了套，各種猜忌、矛盾立刻激化，形勢頓時改觀：蔣介石認定蘇聯違約支持中共搶占東北，於是不顧一切請美軍直接出動。美軍也什麽都顧不得了，於中共軍隊進駐沈陽後不到兩周的1945年9月13日在青島登陸，緊接著於9月30日在天津登陸，10月1日在秦皇島登陸。美軍同時大規模為國民黨軍隊運送軍隊，親自出馬打通、搶修通往東北的交通線。美國大兵步步緊逼，美蘇間“蘇軍不入關，美國不登陸”的默契隨之破滅。蘇聯立刻直接感受到了蔣介石向美國“一邊倒”帶來的威脅，迫不及待急於反擊。但“遠水不解近渴”，於是蘇聯不得不放棄原先“利用中共拖住美蔣、在東北‘就地取材’培植親蘇勢力、把東北變成第二個外蒙古”的念頭，對“不請自來”的中共從排斥轉為默認——蘇聯最高層對中共的態度在美軍登陸前後大不相同，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毛澤東一箭雙雕：明抗美蔣，暗拒蘇聯——利用美蘇矛盾，逼蘇聯不得不改弦更張，這就不動聲色堵死了蘇聯在東北培植“第二個外蒙古”力量的機會。毛澤東就這樣未雨綢繆，連打帶消，不知不覺間便一舉消除了嚴重威脅中華民族民族利益的這一大隱患。



　　蘇聯對中共之所以不得不改弦更張，是因為美軍突然登陸。美軍之所以突然登陸，是因為蔣介石為爭奪東北迫不及待。蔣介石之所以迫不及待，是因為毛澤東的軍隊搶先進了東北。毛澤東的軍隊之所以能搶先進入東北，是因為毛澤東的軍隊與東北近在咫尺，而蔣介石的部隊全遠在西南。毛澤東的軍隊之所以與東北近在咫尺，是因為毛澤東領導中共堅持敵後抗戰，在華北、山東、內蒙建立了敵後抗日根據地。中共能建立並堅持敵後抗日根據地，是因為中共的作戰目標是長期抗戰，是消耗敵人，打的是人民戰爭，沒有外援也能堅持下去。蔣介石的軍隊之所以全遠在西南，一是蔣介石的部隊在敵後呆不下去，二是因為蔣介石的作戰目標是打通對外交通線第一。打通對外交通線，是為了取得美援——說到底作戰目標是撈錢第一。結果：進入東北時中共軍隊近水樓台，蔣介石軍隊望塵莫及，不得不求美國直接插手，引起美蘇間的一連串連鎖反應，讓毛澤東抓住了曆史的機遇。



　　毛澤東之所以能抓住這曆史機遇，除了手急眼快、當機立斷之外更多的是靠了無數先前做的紮紮實實的基礎性工作：建黨、建軍、人民戰爭、持久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敵後抗日根據地……一切默默耕耘在此時此地都得到了回報。許多看起來似乎雜亂無章互不相幹的東西，實際卻是環環相扣、因果關係嚴密的統一體。——毛澤東能抓住這曆史機遇看似偶然，實際包含著必然。沒有基礎，抓不住機遇。要抓機遇，先打好基礎。



　　今天為台灣而焦慮的中國人能想象到1945年的中國差一點就丟掉東北和新疆嗎？能想象得出失去了外蒙古之外還要失去東北、新疆、國土被美蘇兩強分別駐軍占領、甚至走向四分五裂的中國會是個什麽樣嗎？對沒有發生的事雖然難有切膚之痛，但隻要知道這種情況差一點就發生這個事實本身就夠令人震驚的了。而這一切之所以沒有發生，全虧了毛澤東在刻不容緩的千鈞一發之際當機立斷巧妙利用了美蔣蘇的矛盾扭轉了乾坤，又曆經三年的血戰才使中國避免了這一命運。國民黨總是一口咬定自己失敗是因為毛澤東的中共得到了蘇聯的支持，這純粹是失敗者為掩飾自己的無能而編造出來的拙劣借口。蘇聯瞞著毛澤東跟蔣介石做了交易，一點風聲都不漏，明擺著要給毛澤東一個措手不及。而後又是逼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又是讓毛澤東交出武裝，說蘇聯支持蔣介石還差不多。對蘇聯來說這場戰爭最理想的結果不是中共統一中國，而是國共劃江而治，再來一次“南北朝”——這樣既能防止美軍出現在中蘇邊境又能防止將來中國強大起來威脅蘇聯。如果中共真是靠蘇聯支持才能打贏，那蘇聯隻要在中共打到長江邊時切斷對中共的供應就行了。實際呢？蘇聯隻能“勸說”，聽不聽全在中共。這足以證明蘇聯控製不了中共，毛澤東保持了完全的獨立自主。把解放戰爭說成“國共內戰”不正確。這實際是一場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人抗擊美蘇兩強肢解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是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抵抗把中國當冷戰犧牲品的第一仗。



　　這場戰爭的勝利者並不僅僅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而是中華民族，是中華民族的根本民族利益。毛澤東時代先聲奪人，還沒開始就已經先消除了一場不亞於“九．一八事變”的民族危機，為捍衛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作出了無可估量的貢獻。



特殊條件下的特殊鬥爭方式——“一邊倒”



　　在毛澤東時代開始的1949年，中國是什麽狀況？



　　——百年積弱的農業古國，軍閥混戰、八年抗戰蹂躪之餘又經曆了一場明為國共內戰、實為抗擊美蘇冷戰肢解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實實在在已經國窮民貧、遍體鱗傷、滿目瘡痍。



　　——西北、西南、東南戰事正酣。國內尚有大量土匪、殘敵在大肆破壞搗亂。



　　——農業產值占國民經濟的80%。農業靠天吃飯，靠人力畜力，靠鐵鍁木犁，靠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生產力低下而不穩定，天公稍不作美就鬧災，全國年年都有地區不是旱就是澇。



　　——工業殘破不全，不成體係，重工業不值一提。全國大部分地區在工業、交通、通訊等方麵實際處於原始狀態。一切關鍵都得靠進口：設備靠進口，原材料靠進口，石油靠進口，武器靠進口，汽車飛機靠進口，橡膠靠進口，醫藥靠進口……連造罐頭的馬口鐵都得靠進口。



　　——僅有的黃金外匯全被蔣介石運走了。能創匯的隻有為數不多的農副產品、土特產、原料礦產。有限的歐美海外市場大都掌握在當時親蔣親台的人的手裏。 “來料加工”、“勞務輸出”等創匯方式更無從談起。文盲占總人口77%、被赫魯曉夫形容為“一堆肉”的中國，要資本沒資本，要技術沒技術，要外匯沒外匯，要海外市場沒海外市場，有的隻是國民黨留下的天文數字般的通貨膨脹——老百姓上街買菜得用麻袋裝鈔票。



　　——西方國家和蔣介石對中國大陸的封鎖禁運已經開始。《美國1949年出口管製法》規定：“那些有助於增強共產黨國家的經濟和軍事潛力而有損於美國國家安全的出口都予以拒絕”。1949年 11月22日，“對共產黨國家出口管製統籌委員會”（ “巴黎統籌委員會”）成立。新中國剛一成立便遭到美國的“對華貿易管製”，禁止向中國輸送包括軍火、鋼鐵、車船在內的戰略物資。



　　 1949年的中國，地麵是共產黨的，天空和海洋是國民黨的。國民黨空軍隨時隨地肆意轟炸大陸城市，北京上海也不例外——1949年5月4日國民黨空軍轟炸了北京。上海自1949年5月27日解放到1950年2月，先後遭到國民黨空軍26次空襲。剛進北京時毛澤東為什麽不住中南海而住香山？——防空。開國大典為什麽定在下午三時而不是後來慣例的上午十時？——防空。



　　1949年6月23日，國民黨海軍永字號炮艦在天津口外炮擊英屬埃及貨輪，由此開始實施持續長達六年的對大陸港口的全麵封鎖。從1949年到 1955年，先後有十六個國家的二百多艘商船遭到國民黨海軍海盜式的攔截。（誰“閉關鎖國”？誰“封閉半封閉”？誰“拒絕對外開放”？）



　　1949年的中國盡管已經極度虛弱，但仍然不得不在美蘇冷戰的夾縫中立即作出明確選擇：向美國“一邊倒”，向蘇聯“一邊倒”，還是不偏不向？



　　1949年的中國尚未解決前麵所述的“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難題——中國不強大，就不能擺脫當冷戰犧牲品的命運；不擺脫當冷戰犧牲品的命運，中國就不能強大。因此，1949年夾在冷戰夾縫中的中國無論怎樣都免不了要付代價：向美國“一邊倒”，蘇聯要收拾你。向蘇聯“一邊倒”，美國要收拾你。誰也不向，兩家一塊收拾你。



　　毛澤東的選擇是：向蘇聯“一邊倒”。理由很簡單：這是當時條件下唯一行得通的最符合中華民族最大民族利益的選擇。



　　向美國“一邊倒”絕對行不通：這是當第二個蔣介石，而且結果絕不會比蔣介石更好：蘇聯為了確保中國方向的戰略安全是不惜一切的，包括意識形態關係。斯大林已經懷疑中國是又一個“南斯拉夫”——也就是說，隻要中國向美國“一邊倒”，蘇聯馬上就會撕破臉皮，象對待南斯拉夫那樣公開把中共當敵人對待。而美國即便有援助，也決不會比援蔣更積極——想想美國對共產黨的態度和蔣介石在美國龐大的“院外援華集團”遊說力量就夠了。實際當時美國與其說試探著和中共拉關係，不如說是故作姿態企圖加深蘇聯的猜疑：美國國務院一麵指示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試探跟中共當局接觸，一麵不批準他前往北京，什麽實際行動都不幹，最後一走了之。就這麽個姿態就讓某些人喋喋不休說美國並非想跟中共對立，全是毛澤東的“一邊倒”斷送了機會，害了中國等等等等。這些人不希望中共長腦子長記性長心眼，毛澤東卻對美國人的本性一清二楚：幾年前剛剛跟蔣介石合作上演過一邊“調解”一邊運兵殺共產黨的雙簧，直到當時也一刻沒有停止過援蔣反共的實際行動。現在故作姿態，無非是緩兵計加離間計，另外也是摸底：看中共是否有“共產黨員時刻聽從美國召喚”的味道，被人家殺著頭還願意賠笑臉、三鞠躬、 “一邊倒”。如果中共想當宋江，急著受招安忙著跟美國眉來眼去，結果必定是蘇聯翻臉，美國先坐山觀虎鬥，然後出來收拾殘局，跟蘇聯再做一次交易，合夥肢解中國——如前所述，1949年的中國是那樣虛弱，那樣內外交困，抵擋得了兩個超級大國的兩麵夾攻嗎？即便抵擋得了，代價呢？



“不偏不倚”同樣行不通。夾在兩強當中的弱者“兩麵不得罪”的結果隻能是“兩麵不討好”，照樣要受到美蘇兩家的夾擊。



　　而在1949年的具體情況下向蘇聯“一邊倒”則不同。對蘇聯而言，中國向美國“一邊倒”是“致命的威脅”；對美國而言，中國向蘇聯“一邊倒”是 “嚴重的威脅”而不是“致命的威脅”。威脅的程度不同，反擊的力度也不同。蘇聯的冷戰需要是中蘇邊境方向不受美軍威脅。中國的民族利益是把兩個超級大國最終都趕出去。在“把美軍趕走”這一點上，蘇聯的冷戰需要跟中國的民族利益不矛盾。隻要新中國沒有向蘇聯出讓主權，隻要沒有新的蘇軍進入中國，那來自蘇聯方向對中國民族利益的威脅就不比以前更大。1949年的冷戰形勢是美國包圍蘇聯，蘇聯處於守勢，對中國向自己“一邊倒”喜出望外，不願也來不及做危及這個大局的傷害中國的事。這就使中國解除了最大的後顧之憂，要麵對的隻是來自美國的經濟封鎖。這對中國民族利益的損害比被兩個超級大國肢解那樣的命運無疑小得多。“兩害相衡取其輕”，對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而言，毛澤東的“一邊倒”是唯一正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