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美生活了十年之後，我攜全家回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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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生活了十年之後，我攜全家回到中國闖天下。我承認，和十年前出國留學一樣，回國這個舉動，多多少少也是有衝動的因素在作祟的。

思鄉的“病症”

其實，在北美十年，移居了好幾個城市，走了很多的地方，最終在加州，在舊金山灣區，找到了家的感覺，找到了那種屬於自己的地盤的感覺，找到了那種可以深深地紮根的欲望，也萌發了要深深地紮根的欲望：四季如春的氣候，充足的陽光，多元文化相互諒解、寬容和欣賞的氛圍，華人文化、尤其是飲食文化的流行，收入的豐厚，事業的穩步發展，創業的成功，兒子的誕生，新老朋友，車輪上的生活方式，娛樂休閑，太平洋、海灘、森林、雪山、沙漠、莊園、美酒，還有那傳奇的城市、世界級的文化生活、和世界級的風景名勝。

然而，想回“老家”去的感覺象個潛伏的“病症”，時機一到，就會發作。隻要那邊一有風吹草動，就會瞪大了雙眼，豎直了耳朵，不漏過每一個報道，不放過每一個細節，盡管這些細節中已經有了許多來自自己大腦的創作。當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轟炸時，這個“病”的發作，達到了一個高潮。

說來也怪。在海外，每次出差做飛機，一有空氣流引起的顛簸，就會非常的害怕，非常的貪生，暗自祈禱上天保佑。可是回國時，飛機進入中國領空後，心中卻總是鬆了口氣，任憑機身劇烈振蕩、搖晃，心中坦然、平靜。仿佛映照了那句話：死也要做故鄉的鬼。這應該就是那種被宣傳得有點過濫，卻又不必否認的、總也揮之不去的中國情結。我估計，這種“病症”，隻有回去了，才有可能被治愈，才有希望被治愈。我將其比作病，因為這個感覺，很難說有多少理性的成份。更多的時候，就是一種衝動。

對文化隔閡和“老鼠賽跑”怪圈的反省

我９０年初去加拿大讀博士。剛開始，回國的衝動幾乎完全是因為文化休克的困境中的思鄉情結。隨著學位課程和研究課題的深入，整天忙著做實驗，養晶體，出ＰＡＰＥＲ，準備答辯，後來聯係做博士後，進入另一輪的實驗、出ＰＡＰＥＲ、找工作的循環中，基本上忘記了地球另一側的事情。當時，我大學時代的一位好友在國內創業，初具規模，來信邀請我加盟，我的基本態度是不屑一顧。

到了３Ｍ公司，剛開始時，充滿了成就感。９５年前後，北美經濟仍處在低穀，找工作不是件易事，尤其是進入３Ｍ這樣的大公司在我看來更是近乎一種夢想。３Ｍ公司的知名度，３Ｍ公司文化的有效宣傳，我不知怎麽就有了一種幻覺，仿佛中了狀元一般，以為捧上了鐵飯碗。一個留學生、外國人，學有所成，得到了當地社會的認同，一舉進入中產階層，收入穩定、福利待遇豐厚。有了這份工作，甚至到退休的路都被鋪墊好了，未來生活的日程已經是一目了然，後半輩子的風光似乎一覽無餘。

一麵看著同事們、朋友們匆匆忙忙但興高采烈地貸款、買車、買房，１５年、３０年期按揭，計劃著退休存款，互惠基金、教育基金，計劃著退休後的旅遊、休閑；另一方麵，看著他們和我一樣整天忙碌，起早貪黑，兢兢業業。雖然時常抱怨公司的各種不平，抱怨老板的種種不理性，但老板的眼色又不能不顧，一有風吹草動就憂心忡忡，原本靈活浮動的帶薪休假日，必須征得老板的同意，服從老板顧全大局的安排…這是一個怪圈：你努力工作，借債消費，超前消費，買車買房；結果，你必須更加努力工作，以確保還債能力，同時也維持這種超前消費的能力；這時，你開始滿足，並習慣於你的高消費生活模式；另一方麵，你開始擔心丟掉工作，擔心不能維持這種生活模式。於是，你更加努力地工作，即使你開始對上司愈加不滿，對工作內容的重複和單調感到厭倦。你開始進入那種被人形容成“老鼠賽跑”的遊戲圈中。

時間越長，就越感覺什麽地方不對勁兒，感覺與剛進公司之前的想象有差距。開始悶悶不樂，開始感覺壓抑。於是開始想，究竟出了什麽問題。

是因為當地的天氣？加拿大大部分地區半年左右都是冬天，大半年時間沒有什麽綠色。兒時最喜愛的下雪天，到了成人，竟變得這麽令人難以忍受：有車庫的，要掃出一條雪道來；沒有車庫的，要花上十來分鍾鏟除車窗上的雪和冰，還要將車預熱；開車上路，要加倍小心，速度要慢，要防止自己的車打滑，還要防止別人的車失控撞上來。冬天裏，白天的時間短，往往上班時天還沒亮，在公司忙活了一天，下班時天也早就黑了。一個星期下來，隻有周末兩天能見到白天，還不能保證有太陽。連續幾個月下來，人們容易抑鬱，尤其對於從小生活在不同的環境裏的移民，更是這樣。後來，開始學滑雪，開始到南方去度假，對緩解冬天的抑鬱有所幫助。

是當地一統的安格魯文化？我當時所在的安大略省倫敦市，３０萬左右的人口，絕大部分是英語係英國裔，外來移民很少，文化方麵比較純正和單一。這種純正和單一，使得人們對於外族文化的了解更多的局限於書本。剛到倫敦時，我迅速地感受到了這種缺乏國際化的單一文化對於外族人的那種窒息。同事們聊天時，隻要我在場，大家總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著種族、宗教、性別等方麵的話題，從來沒有人向我打聽關於中國的事情。玩笑是免不了的，但往往是些讓我理解不了的幽默。起先，我以為純粹是因為語言問題。後來，和很多從美國總部來的同事交往多了，發現他們的幽默和我能夠呼應，而且大家相互之間好奇的提問更增進了理解和友誼。我逐漸意識到，可能是因為有我這個外族的外人在，我的倫敦同事們之間聊天時不能完全放鬆。想想中國朋友之間的暢所欲言，因為有了“外人”，少掉了種族、宗教方麵的調侃，會是怎樣的一種空洞和不自然。我在倫敦同事中感受到的那種窒息可能恰恰出自於同樣的原因。

可能是在９０年代初，加拿大和美國的政界同時開始流行所謂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ｅｓｓ（政治正確）”，很多涉及性別、種族、宗教、文化等方麵的用詞被小心翼翼地區分為合適和不合適，人們被建議使用那些合適的詞匯，最大限度地避免性別、種族、宗教等方麵的衝突。於是，Ｂｌａｃｋｐｅｏｐｌｅ（黑人）被改稱為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非洲裔美國人），Ｏｒｉｅｎｔａｌ（東方人）被叫做Ａｓｉ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亞洲裔美國人）。同事之間涉及性別、種族、宗教的玩笑也變得謹慎甚至罕見了。早年工作場所隨處可見的裸體圖片更是被悄悄地收起來了。人們變得非常敏感，擔心一不小心，善意的玩笑也會得罪人，甚至惹出法律糾紛。這種新派“文明”一旦被認真地應用到了工作場所，原本高強度的工作壓力無疑更為加劇了。

後來，發現有一些同事有“第二職業”。他們一方麵在這個公司打工，另一方麵，自己在業餘時間裏維持著另一份屬於自己的小生意。他們私下裏對我說，一旦條件成熟，就自己拉出去單幹。

再後來，發現在北美，很多做生意的老板們也活得比我們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白領自在、幽閑、瀟灑。這些做著大大小小的生意的老板們，未必受過多少教育，但他們顯然比我們有著更大的財務和時間方麵的自主支配權。這種中國人稱之為“腦體倒掛”的現象，居然在北美也是普遍地存在著。不過這種存在不是中國式的體製性、政策性的畸形和反常，而是一種文化和市場經濟的自然選擇。

曾經結識了一對匈牙利夫婦，被他們鼓動參加了一次傳銷者組織的宣傳鼓動會。這是一個具有蒙蔽性和欺騙性的活動，我及時地識破了，沒有陷進去。但組織者對打工和自己做生意的一番評論卻打動了我，促使我悟出了一些終身受益的道理。

既然那些能力上不一定比自己強的人能夠自立，自己為什麽要寄人籬下呢？

彼岸的風景

這時，國內同學和朋友創業的故事也開始不斷傳來。甚至有上麵提到的國內朋友來信邀請回國加盟。創業的念頭開始出現，回國的衝動也同時越來越頻繁地湧現。

我很幸運。創業的念頭出現不久，在北美就有機會順利地找到合作夥伴，並且一同創業。我的ＢＩＯＴＩＵＭ公司創建後不久，利用耶誕節和新年之間的假期，和妻子一道回國觀光、考察。這是我離開故國７年後的第一次。

這一次，我們在香港走馬觀花之後，分別訪問了深圳、廈門、上海、杭州、常州、蕪湖、合肥、南京、北京。

國內的變化，使我感到震撼、興奮、衝動，同時又非常恍惚、若有所失、恍如隔世、時空錯亂。

這是一個我不再擁有的國度，似曾相識，卻不再認識；還是從前的那些人，說的還是中國話，自己卻聽不太懂，也揣摩不透他們的心，更不用說那失去的舊日裏的街區，那失去的山，失去的水，失去的田野，失去的純樸鄉間。

他們怎麽也開上了車，而且是豪華的；他們怎麽也買了房，而且是越層的；他們怎麽都在炒股票，而且個個都紅紅火火的樣子；他們怎麽會都在做著什麽生意，當著什麽老板，領導著什麽員工；他們怎麽都顯得既有錢，又有閑的樣子。

在酒樓，吃完飯買單時，我被擋在一邊，眼睜睜看著朋友大把大把地點著１００元的票子；當我提出和一個朋友換點人民幣時，他丟下５００元，說，就拿著用吧。

到處是花紅酒綠，到處是歌舞升平，到處是奢華無度，到處是物質主義、金錢崇拜，到處都似乎充滿了商機，到處都在開發、建設，到處都在投資；大批大批的人湧向沿海的城市，大批大批的人都似乎發達、更發達。

到一個朋友的公司參觀。整個一層樓都是他的，裝修的豪華而不落俗套，總經理辦公室則不亞於３Ｍ總裁的辦公室。好幾百平方，幾十號的人馬。

到另一個朋友的公司參觀。也是整個一層樓。現代化的辦公環境，超淨的生產流水線，嚴格的質量管理流程。忙碌、秩序井然、紀律、威嚴，也是幾十號人馬，好幾百平方。

一個朋友當年參加一個國家投資的超大項目的艱苦創業，最終成長為這個國營大企業的主要管理者。盛情款待我們之後，邀請我們現場觀摩他坐在這個國營大企業第一把交椅上的日常辦公。

另一個朋友家族５年前從廣告公司起家，如今也已是業內執牛耳者，不僅頗有規模，並且已向其它行業滲透：書店、出版社、房地產、酒吧。

一個先我一步去加拿大留學的朋友，如今又先我一步回到國內。他也買了越層的房，也開著豪華的車，繼續做著他的債卷、股票生意，繼續投資辦實業，繼續穿梭在香港和內地之間。

一個自己沒有車的朋友，卻約了一個有車的朋友，陪我們遊覽，送我們去機場。夜間的高速公路上，如果不是那些醒目的中文標牌，還以為是在北美呢。

在家鄉縣城，老同學領著我四處溜達，縣城並不大，但路也完全不認識了。我問，家鄉的經濟中，哪些是國營的？他努力地想了想，說，好像隻剩下銀行、郵局之類的了。

一切的一切，都遠遠超出了我臨行前的所有心理準備：當朋友們談起自己的各項投資時；當朋友們說起自己的什麽公司時；當朋友指著大片大片圍起來的海邊灘塗、和臨海山地，說這是某某的圈地時，空前活躍的市場、空前活躍的經濟、人人似乎都充滿著憧憬、人人似乎都滿懷著希望。大一統的公有製正在重新布局，讓出空間和利益，給新融入的其他所有製。計劃經濟沒有了，現在流行的全是當年被批判為資本主義的東西。

感覺這是中國一個極其特殊的曆史性的時期，一個天翻地覆、顛倒黑白的時期。這個時期，一切都在變，而且變得極快，快得讓人心慌，尤其是讓我們這些原本屬於這片土地的遊子們心慌。我們擔心，自己會跟不上，會永遠失去，會永遠成為局外人。於是，有了一種衝動，想要親眼見證，親身經曆，親自參與。

也擔心再晚一點，自己就圈不到地了。更不想被人說，這些人，別人種樹時他們躲起來；現在樹大了，桃子熟了，就下山摘桃子來了。

文化、親情

很多人說，北美的中國家庭中，往往男人想回國，女人想留下。沒有人解釋過為什麽。我的理解是，男人在語言文化方麵的適應能力往往較女人略遜一籌，男人往往語言方麵天生劣勢。此外，中國男人與歐美男人相比，外觀和氣質上區別顯著，文化和幽默感相去甚遠。而且直到這個年代中國男人經濟上往往也沒有什麽優勢，在外承受的壓力比女人大，遭遇不順心的機會也比女人多。較少有中國男人娶了歐美女子為妻的。相反，女人往往天生有語言才能，更細心，更容易發現當地文化習俗方麵的細節，更容易與當地社會相融合；在歐美人眼裏，中國女人往往別具異國情調，容易成為人們關注的中心。加之歐美男人的紳士傳統，處處對女士嗬護、照應，因此中國女子往往在北美更適應，感覺更好。中外通婚的案例中，“國寶”外嫁的居多。在後來的一次浙江人民廣播電台的采訪中，我被問及怎麽看中國女子外嫁洋老公時，我表達了同樣的觀點。這是一個現象，沒有什麽應該不應該。那些覺得不應該、心理不平衡的中國“男生”們，也許應該先想一想，什麽是紳士風度，自己是不是少了點兒紳士風度。

我和我妻子之間似乎沒有誰比誰更想回國的傾向和區別。妻子在國內時，中文的底子更厚實一些，中國的文化沉積留下的烙印比我更深。她常感歎，在北美，中國的文化、語言背景沒有什麽用場，是一種閑置的資源，發揮不了什麽優勢，多少有些浪費。在北美，中國人需要用自己不具優勢的語言，在一個自己不熟悉的文化環境中求生存，求發展。這自然需要我們比本鄉本土的人付出得更多。否則，在北美，中國出生、中國長大、在中國完成教育的人，在一定程度上，與當地人相比，是一種不完全的人，文化上、語言上都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殘疾”。第一代移民，往往更多的是犧牲，如果不是因為政治原因，就往往是為了經濟原因，往往是為了下一代而作出的犧牲。

是的。在北美，中國的文化、語言背景往往沒有什麽用。但回到國內，北美的經曆、社會聯係和英語反而可以是一種資源，即使算不上優勢的話。越早回國，這種資源就越有價值，越容易得到認可，越可能轉化成物質財富。

親情、友情是另一方麵的因素。畢竟我們的親朋好友、小半輩子建立起來的社會關係很多都在中國。在北美的時間越長，就越懷念、越向往記憶中的國內的親情、友情，更渴望改變在國外孤軍奮戰、孤立無援的處境，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後。每每在幾乎被疲憊擊倒之時，就更容易幻想著，在中國，會有許多援助的手，可以向父母、親朋好友們求援，甚至可以請保姆、請小時工。而在北美時，一切都實實在在地需要靠自己，雖然這樣自力更生並沒有什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