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殘酷的文革

在《“文化大革命”野蠻性和殘酷性的文化根源》一文中，王毅先生這樣寫道：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興縣公安局召開局務會議，傳達了謝富治在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從此，鬥打、亂殺事件日益嚴重，由開始時鬥打個別‘ 表現不好’的‘四類分子’，發展到鬥打一般的‘四類分子’；由一個大隊消滅一兩個、兩三個‘尖子’，發展到一個大隊一下子打死十來個甚至幾十個；由開始打殺‘四類分子’本人，發展到亂殺家屬子女和有一般問題的人，最後發展到全家被殺絕。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該縣的十三個公社，四十八個大隊，先後殺害 ‘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歲，最小的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戶被殺絕。又如在‘文革’中，廣西許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臠割肢解‘ 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後煮熟分食的最野蠻暴行。僅在廣西武宣縣，被吃者就達一百幾十人。其中被吃肉後砍頭的一人，挖心肝的五十六人，割生殖器的十三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都被吃光）的十八人，活割生剖的七人。在武宣縣武宣中學，甚至出現了大批學生批鬥完老師、校長之後，在校園內就地架起簡易爐灶，將他們剖腹臠割、煮熟分食的慘劇。吳樹芳老師在批鬥中被打死後，肝被烘烤藥用。”（文 見《北京文學》1998年9期）。

　　著名散文家劉燁園先生在《托咐》中寫道：“１９６７年１０月，某大隊兩天內集體坑殺７６人；同年１１月，某縣民兵槍殺６９人；１９６８年７月，某軍分區調動八縣兩礦一廠一郊武裝人員進攻某群眾組織，打死１４６人；同月，某縣以 ‘群眾專政’為名，殺死３６８１人，使１７６戶全家滅絕，占全縣‘文革’中死亡人數９３％；同年８月，軍隊和某群眾組織攻打另一群眾組織，據不完全統計，僅此一戰，打死１３４２人，俘虜８９４５人。走到某照相館門口，仍不解恨，光天化日之下，又隨意槍殺其中２６人；還是這個月，軍隊聯合十縣及多家兵工廠的武裝人員，一次圍剿某縣群眾組織就抓捕一萬餘人（當時全縣人口十萬人左右），槍殺１０１６人……；全縣８６個大隊，８１個殺了人……此類事件，不堪枚舉！我曾略做統計，成批殺人之事，各縣市皆有。幾十年後平反，證明幾萬冤魂，全係無辜被害！而殺人手段之殘忍，諸如挖肝取心、活割生殖器官烹食之類，若非官方文件所載，當事人供認不諱，即使我等親見其地殺戮之烈者，亦難信之。而這還僅為我當年所生活的一個省的現實（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之一角），僅為幹瘦的曆史線條。最有思考價值的活生生的場景，其深處不知要複雜多少萬倍，但恐怕是再也難以複原了。”（文見電腦打印稿，估計尚未發表過）。在描述了一係列慘酷的曆 史事實之後，作者沉重地說：“三十年無祭”。

　　為什麽這個民族如此沉著，麵對如此可怕的罪惡可以無痛無悔？有人說，中國人在無邊無際、無窮無盡的苦難中，早就培養成了“不在乎”精神。《史記》中那麽多令人發指的故事，《資治通鑒》裏那麽多另人惡心的故事，誰有力量認認真真麵對它？如果沒有一點不在乎精神，早就被這些沉重的故事壓得喘不過氣來。誰願 意背著這麽沉重的包袱，戰戰兢兢過日子。

　　然而，忘掉曆史，忘掉自己親手造出的罪惡，然後在每一個類似的曆史關口都肆無忌憚地造出同樣的罪惡，──我們能心安理得地這樣循環下去麽？《狂人日記》的主人公曾經試圖勸轉作惡的世人，並說將來的世界容不得作惡的人居住。狂人真是太天真了，魯迅真是太天真了。現在就是狂人當初所說的將來的世界，在這“將來的世界”上，依然住著我們這些罪惡累累而且不思悔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