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火燒圓明園所想到的曆史上的中外交流
最近都熱聊巴黎聖母院的燒毀。我很惋惜。但是其實如果有足夠的資源和資料，一定的技術。 補修應該不是個問題，History Restorer的工作。巴黎聖母院最起碼人們見過。我想起中國的宏大園林建築群，圓明園，損毀於英法聯軍，大量皇家寶物被盜，流失海外，卻很少有人提及。我希望大家不會忘卻這一段刻骨銘心的曆史。一提起圓明園，聖母院，二者很巧合的就令人想到信仰和宗教，他們的建造都和宗教有些關聯，宗教禮儀早就藝術成就。而精神上啟迪靈魂的升華，提升道德素質。在戰爭時代，在弱肉強食的炮火中，唯有精神文化的力量能夠愈合矛盾，在敵對行為當中化幹戈為玉帛。
（巴黎聖母院所引發中國人的愛國情懷這個話題很巧合目前很多人在討論。我在幾天前很湊巧也在思考這個問題。火燒圓明園這篇稿子我很早就已經開始在寫筆記。恰好遇到這個節骨眼就想發表出來。先聲明我不是憤青，我是一個有著理性和平主義大情懷的人。我大概二十幾年前開始就產生了一個夢想，那就是呼籲開拓一個和睦相處的世界，希望全人類化解仇恨，相互扶持，共同進步，這個向往一直沒有離開。我企圖以一種宏觀綜覽視角思考分析，而不是狹隘民族主義關觀。為什麽不少人通過巴黎聖母院被燒毀馬上就連想到火燒圓明園，我覺得這不是偶然的，它因應了不少人麵對人類類似的浩劫以及對自身曆史遺跡以及文明建設的思索，深層的曆史思考。我們現在是一個巨大曆史變更階段，人們已經從一個狹義國家主義轉向一種人類曆史和對戰爭觀的重新的審視，值得大家討論）。
閑時，我很喜歡看一些老影片，曆史劇，理解和接觸曆史。我認為九零年代中期以前的影片比價有內涵，厚度和深度，情節也嚴謹考究，接近事實。而其中最讓我欣賞的一部電影就是香港李翰祥導演的火燒圓明園。因為我對清史還是有一種仿佛相識的感覺，時代距離近，另外地點也在北京，有著一種近在咫尺的意識記憶。此劇裏麵圍繞圓明園這所園林而展開了曆史的一些篇章。眾所周知，乾隆時期的圓明園設計者當中有西洋人參與，有很多西洋景，意大利郎世寧是這些部分的主設計師。影片題材之所以選擇圓明園，我認為這裏麵自帶寓意，也就是西方文明踏入清帝國，產生了兩種文明的碰撞以及矛盾，見證了曾經的輝煌與毀滅的曆史變革。
北京城老皇城君臣們很早就與西方文化有交流的。早在元代明代咱們和歐洲大陸彼此就有交流了，我們的與世界文明交流其實很早就有了。明清來華的西洋傳教士大多都身懷特長，都是學者，科學家，藝術家等等。明清時期的帝王根本不閉塞，他們什麽都知道。康熙皇帝很早就精通西洋的文史哲和基督教文明以及自然科學。蒙古元朝也都很見過外麵的世界的，而且受到伊斯蘭和基督教文明的影響，元代主張一種開放型國際流動經濟。而且明朝皇帝很讚同這一點，永樂帝開啟了中國航海的曆史，成就了鄭和下西洋。我們曆史上根本不是現在人們想象的那麽閉塞。如果我們追溯一下曆史就可以看出每個朝代對外來宗教的態度以朝代延續的傳統。
元代是很特殊的時期，也是奠定後麵幾個朝代多民族統一的關鍵時期。一般人的常識認為蒙古族人有信喇嘛教的，其實，實際上蒙古人也有信基督教的。成吉思汗的時代他的女眷和手下一些人信基督教，我讀過一本中國基督教曆史，裏麵記載元代皇帝和羅馬宗教領袖的通信。同時因為蒙古人西征，之後建立元朝的統一政權，他們帶來了很多的外國的“色目人”，包括突厥人，波斯人，西亞人，中亞人，印度人，以及少量的阿拉伯人。明代北京城原來的遺址是元大都，蒙語稱為“汗八裏”，這座元代城市就有非常多的色目人，據記載一共有三十餘種，包括元大都的城市設計，除了謀士劉炳忠管理做周禮的法製的參謀，就是一個阿拉伯人城市總規劃師的落實。明代的皇城建設者，匠人，其中很多就是有回族工匠。這些回族人的父係祖先就是元代色目人，與中國當地各民族通婚，繁衍生息，他們的民族形成於明代。明接手元代政權非常的重用這些色目人，並且將許多元代蒙古人編入軍隊。然而這段應該被了解的曆卻少被提及。這些色目人裏麵種類繁多，包括突厥人，猶太人，基督徒，以及伊斯蘭教徒，他們起到了中西經濟文化以及技術傳播的作用。元代很有意思，它其實不僅僅是蒙古統治者和中夏的關係，還有大量的外族人帶來其它各類文化衝擊，技術文化的交流。馬可波羅本人據說是沒有親身到達中國。他撰寫的遊記是傳奇性的，內容就是參照當時很多來華的中東，波斯，和歐洲商人所寫，還是反應了時代現象。從元代的貿易，科技文化的交流，我們可以推想出精神信仰在元朝時期的多元化，這些色目人信仰各類宗教如何最終統一，也是很特別的一件現象。這時候的西方興盛主要是波斯文明的興盛，但是也為後麵歐洲的崛起並進入中國做了鋪墊。若日本有種流行論調：“崖山之後無華夏”， 意味華夏中心政權的衰落，其實換種角度，以一種世界流動的視角來看，也可以看到北方民族的崛起也是一個二元帝國開始。日本的華夏觀是停留在一個階段，而我們的是一種擴大與收縮，自守與擴張的活動的動態。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因為是借用注意，所以它跟隨一個局限範圍裏的，而中國因為受到周圍民族的影響是不斷變化，華夏不能說是無有，而是政治功能上的衰退與不定性。幾個例子，一個民族偶爾不做領導，不等於不存在對吧？很簡單的道理，日本因為幾百年的工業化之後的強盛，導致了一些中國人對他們對華質問的盲從。
明代因為接管元代的體係，非常和國際接軌。大航海時代和外國接觸較多，也有不少西洋人來華傳教，並且帶來非常多的科學技術。明代科學技術比較發達。明代的天下基本是回族將領幫著打下來的。而且大量回族也被重用，因為他們有手藝和技術。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鄭和。鄭和不是一個普通背景的民間出身的宦官。他的家族是色目人的官員，以前就是西亞印度的貴族，元代有很多來華的移民都是色目人的貴族。他因為元末明初改朝換代家族敗落而被迫成為太監，他自幼的眼界決定了他的思想廣度和開拓性，為中夏的帝國打開了航海探索以及海上貿易以及外交的篇章。還有明末清初時期，南明朝廷的皇室，其中很多人入了基督教，流亡海外還是找羅馬教廷幫忙援助。我提起這些說明什麽，說明了曆史上其實中國並非閉門鎖國，即便清朝也並非如此。
經曆了文藝複興以及大航海時代之後的西方國家航海技術與經濟發展就更為發達，也致使了更多的與東亞地區的交流。清朝和明朝一樣，接觸了更多的外來文化以及思想。據說康熙皇帝也接觸過基督教，並且接納過，但是因為華夏祭祖禮儀之爭的問題拒絕了羅馬教廷。滿族皇帝康熙推崇儒家，也不排斥基督教和西方文化。康熙之孫乾隆是比較典型的滿洲立場意識的帝王，他注重保持旗人集團的滿洲民族性。他一方麵注重保持清語騎射。另一方麵私底下他又是個漢文化的迷戀者，喜愛詩文。但是同時他和祖父一樣，對西洋技術產生濃厚興趣，並開始建造圓明園。而他的後人繼承了這份財產。並且有了我們後來火燒圓明園的故事。圓明園始建於清中期鼎盛時代的康乾盛世，而毀滅於英法聯軍的道光年間，建立了一個王朝由盛轉衰的過程。園中的西洋景色均為西洋建築師所設計，然而整體的燒毀卻也是西洋人所為。令人感歎列強毀滅中國文物不費餘力，然而為之付出代價的卻是中國人，上至帝王下至民間，再無法看到那些巧奪天工的古代工匠的智慧。而當我們站在異國他鄉大英博物館中國文物麵前的時候，每一個中國人都會唏噓感歎何時故國的文化遺產何時能夠完璧歸趙，回到它們的故鄉。一方麵我們感歎自身文物展覽在海外散發出來的文明古國的感染力以及文明傳播力，同時我們也在歎息它有如斷臂維納斯般的遺失。一方麵圓明園是洋人毀的，另一方麵其建造也有著西洋人的參與，法國和意大利的傳教士兼職宮廷畫家與建築師。一方麵是傳播神聖信仰以及貢獻西方文明科技的傳教士，另一方麵燒毀圓明園的又是世俗意義上的強盜。結果，把個清朝皇帝弄的是暈頭轉向，國門到底是打開還是封鎖，一直到現在很多人對外國文化的潛移默化還是存有矛盾心理。一方麵畏懼外國人的軍火與技術，包括整體的工業化。中國人意識到自己落後主要在甲午戰爭之後，工業落後日本百年之久，而且是落後於一個曾對自己佩服的五體投地的鄰邦。另一方麵又被外國人警惕，因為外國人也麵對中國的迅速發展，對一個自己毫不了解的文明帶有警惕。
大體上，清代中期和西洋矛盾衝突主要有兩樣：一來是關閉國門，因為中國祭祖禮儀和天主教官方規定的衝突，產生禮儀之爭，導致了某種程度的斷交。乾隆對外國文化是封鎖性的態度，他對基督教也是排斥的。二來就是對舶來貿易的抗拒。咱們過去天朝帝國對外國人有一種俯視海西夷狄的態度。外國人進見皇帝要下跪的，外國使臣拒絕，清廷要。而外國人不願意退讓遷就。爭來爭去最後就變成某些負麵態度和惡性企圖，產生很多不平等貿易。光緒開始改革維新打開國門的時候，清朝已經弱了，我們沒有軍事科技交流，沒有足夠的能力和列強抗衡，隻有簽署一些列不平等條約，割讓很多海岸城市和地區。臨了，得虧慈禧太後還猛拚抵擋一下，要不然中國或許就像美洲那樣被英法聯軍分割了。老太太不願意聽光緒的，主要原因是覺得光緒太天真，不夠老練，怕他被中國南方的革命集團控製住。從他們貴族集團在晚清這個麵臨瓦解的時候，並且麵臨危險性，站在這個角度是很可以理解慈禧的心思。如果對政治有一些懂得的人都會理解，因為不僅僅是交權的問題，任何政變很難免血腥事件以及暴亂，而辛亥革命也證實了這一點。
中國晚清的問題很大程度就是來自於明末清初開始的民族與相應階級的尖銳矛盾與抵禦心態，少數民族建立的八旗軍製政權擔心洋人來了自己控製不住多局麵失去集權控製，故而保留極端保守派格局。光緒是立憲派，對西方文明持有類似於明治維新以及折衷主義的態度，卻因為政治被慈禧壓製。而當慈禧太後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她剛開始聽從洋務運動引進西洋技術以及基礎建設，才沒有多久，沒有來得及全麵建設，清朝在尖銳的政治矛盾之間迅速垮台，老人家剛清醒過來聽信洋務改革派便生不逢時，先走一步。
若細數起來，慈禧太後是佛教徒，而她的娘家外甥/夫家侄子，光緒皇帝，娘兒倆正可謂是親上加親的三重關係，外甥，侄子，以及過繼的皇子。光緒帝是基督徒，好像據說還受過洗禮。所以他很接受西方文明，讚同體製的改革，君主立憲製。據說光緒雖為皇帝卻十分謙卑，對外國使臣從來沒有像以前那樣被清朝皇帝命令其下跪的規定，反而和他們同站立，並且握手，年輕的光緒想必地接受了和基督教同行的民主思想，頗有人格平等的意識。所以他並不反對君主立憲，而且是積極改革派。清末的廣東革命集團也都是基督徒。隻是可惜後來一些革命者不幸演變出辛亥革命血性暴亂事件，造成很多滿族人的傷亡。北京城內本身沒有鬧辛亥革命，而武昌起義，武昌和西安則比較多。這個就讓人想起了太平天國，都是暴民扭曲宗教旨意促使了暴動，結局就是官方鎮壓以及民族矛盾增加。義和團運動屠殺洋人引發了深層外交的爭執，矛盾。加速了外國人對中國的侵略以及實行不平等條約。
百餘年以前，甲午戰爭警醒了閉國鎖門的清帝國，日本一個島國把清朝打了個落花流水。當時的有識之士早就意識到維新的必然。人們認為中國的古老大門遲早是要對西歐開放的，這是當年的全球趨勢。但是當時我們確實不得已，是被外國列強撞開的，而且代價很慘痛。至今我們都在承擔後果，例如台灣的問題。我們一連串被割讓的土地成為半殖民地與租借地，有正負兩麵作用。一方麵促進了中國的經貿發展和現代科技文明的建設，另外一方麵引發內部政治上出現問題，導致了很多國內戰爭。但是中國人還是很驚人的，短短了一百年，中國就再次崛起甚至在以往的列強眼中產生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現在這十幾年來某些國家企圖壓製中國也是出於心虛，擔心被複仇。他們開始覺得中國會一直處於原始落後狀態，但是中國人科技上很快就趕上了, 而且能夠產生創新。這種認識需要一百年的曆史進程的觀察之後，世界才能明白，某種文明真相，而不僅僅是一種蒙蔽和歪曲的偏見。當有朝一日圓明園的被盜竊的物質遺產歸還回故土，那就是強國夢的實現。當然實現這些中國夢的基礎是中國本土的重整秩序，還原與革新，塑造民主化同時具有著向心力的社會權力製衡，如此意識形態脫出方可入世界時代軌跡，深入國際格局取得一定發言權，樹立一個在經濟發展之下的政治地位。不是不能堅持集權，而是隨著曆史洪流，向前發展，某些舊形態在當今語境已被淘汰，確實在國際政治環境中寡不敵眾。中國的曆史根源十分複雜特殊，沒有適合西式民主的土壤，要維持集權與民權的衡治，完全民主易分離內亂，不分裂集權又步入曆史重演的不斷的輪回。新時代之改變不是盲目抄襲美國民主，而是適應和發展，走出借鑒主義在本土生根發芽的形式。我多年身在國外深感華人在外說不上話，經常總體被質疑，不是個體的能力問題，也不是什麽自我批判而無端生有的自我埋汰，那種思維隻有批評和發泄，鬥爭，沒有建設性主張。而是國內某些社會體製現況問題令海外眾人說不上話。無論個人如何優秀，但是始終保持謹慎，因為不希望驗證某些偏見。同時，話語權的態度也是在自己身上，就算被人家排斥也應該持有自己的主張和主導，不一見到強者是立馬屈服，而是客觀分析，學習，吸收，有主見是最關鍵的強國夢的基礎，退一萬步來說，一種文明的實質創建是自發型的，還有應該不斷發現自我，輸出自己的創作。一般說有領導能力的人都是有主動性的，積極性的，文明影響亦是如此。
實際上從生活上來講，平時民間應該沒有矛盾了，相互的尊重，和平共處，街坊鄰裏，抬頭不見低頭見，彼此客氣，關係都很融洽。
這個也是有曆史記載和證實的。過程較為複雜。隻能說是為後世所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