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親曆的四清運動（六）
到改選生產隊幹部時，又遇到點麻煩。本想把謝副隊長扶正，這也是隊裏多數社員的意見，可他不同意。他隻有一個獨子，最近又生了孫子。他兒子是共青團員，也是團裏的活躍分子。我以團組織的名義找他兒子談了一次話，讓他回家做通他父親的工作。
謝伯良順利當選隊長後，把田裏的農活抓的很緊。望著一片片金黃的稻田豐收在望，我懸著的心也歸了位。“四清”後在農村公社、大隊、生產隊中又建立了一個新組織---“貧下中農協會”。公社設委員會，是常設機構。大隊設小組，每個生產隊有一名委員。與其說這是一個監督機構，不如說它更具象征意義---象征貧下中農在農村又重新掌了權。
團組織是黨的助手，它的任務就是配合黨的中心工作在青年中開展工作。我和大隊團支部一起，動員青年們做好父母的工作，積極投身“四清”運動。他們還排練了不少節目，搞了幾場宣傳演出。那時，村裏不通電，除縣上一個多月有一次電影下鄉外，基本上沒有文化活動。青年們在大隊部演出時，來看演出的男女老少擠滿了一院子，多數是本大隊得，也有外村的。當汽燈點亮，他們演出自編自排的節目時，社員們看得聚精會神。對他們每一個精彩的節目，都報以熱烈的掌聲。有一個女青年叫鄭月秋的，嗓音柔美，她得獨唱最受鄉親們歡迎。她唱的歌都是自己從廣播裏自學的，音色純正園潤。在公社組織的一次匯演中，她的獨唱也是掌聲最熱烈的。可惜她生長在農村，沒有人來發現，也就沒有機會進入音樂學院深造。貧困和落後埋沒了多少像她這樣的人才呀！
黃家樓村裏沒有小學，孩子們上學要跑上七、八裏地去設在另一個村的中心小學。那時也不實行計劃生育，家裏的孩子都比較多。孩子越多的家庭生活就越困難。夫婦倆都要下地爭工分養家，孩子沒人看。於是，家裏困難的就讓大的看二的，二的看小三，小三再看小四，一些到了入學年齡的孩子，沒能及時入學，就這樣被耽誤了。了解到這種情況後，我向李隊長建議，在村裏建小學和幼兒園，得到他和所有工作隊員的支持。我們每人捐出五元錢作開辦費。別小看這區區三十元，對當時的我們，那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啊！我和葛義蓉是學生，沒有收入，全靠家裏供給，葛義蓉家庭困難，她還要國家每月補助六元錢作夥食費。陳姐是抽調來幫助工作，不掙工資，隻有每月十元的夥食補貼。李部長和張會計的收入也不高，還要養家糊口。王參謀是軍官，在當時是“高收入”了，可也不能讓他一個人全掏啊！
大隊也很支持，騰出了兩間辦公室作小學和幼兒園的教室。屋裏的地麵原是磚地，年久了，很多磚碎了，地麵已坑窪不平。隊裏找人拉來土填平夯實，又買來新磚鋪上。窗戶上本來玻璃就不多，還都碎了，糊的舊報紙，弄得屋裏黑漆漆的。我們又換上了新的。沒有桌凳，大隊從社員中找到一個木匠，他利用堆在倉庫角落的廢桌椅作材料（那是58年大躍進時大隊辦食堂的舊飯桌），經過他的巧手鋸、刨、鑿、拚，竟然做成了十五套小課桌、凳，塗上清漆。陽光透過新玻璃，照在嶄新的桌凳上，我們六個人的心裏真像開了花一樣。
盡管我們熱情高漲，認為是在為貧下中農辦了一件好事，開始時家長們並不熱情。我們又到呆在家裏沒去上學的孩子家裏，給他們的父母做工作。為了減輕家長的負擔，教科書是我們買的，他們的寫字本，算草本也是我們發的。為省點錢，我們沒買現成的作業本，而是從供銷社買來大張的白紙，陳姐和葛義蓉裁成作業本大小，裝訂成本才發給他們。
幾天後，學校終於開學了。
開學那天，我們工作隊的六名隊員都到教室祝賀，李隊長和我都講了熱情洋溢的話。看著孩子們那渴望知識，渴望學習的目光，我們的眼圈都濕潤了。
小學隻一個年級，有學生十三個，年齡從七歲到九歲。幼兒班有十個小孩，多數是兩到四歲，有一多半是隨上小學的哥哥姐姐來的。兩個老師是隊上初中畢業的女青年。我開始還擔心，這些平時野慣了的孩子們要給她們搗亂。沒想到，這些頑皮的孩子一進教室，讀上書，是那麽聽話懂事。
我們的辦學經驗受到社教工作團的肯定並在全公社推廣。為支持我們辦學，公社還決定給學校解決部分辦學經費。這樣，由公社出一點，生產隊拿一點，上學的家長自己掏一點，兩個代課教師的補助就解決了。
轉眼幾十年過去了，當年的孩子們都已年過半百，不知他們現在生活得怎麽樣？（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