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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轟炸延安圖像(組圖)
日軍曾在延安上空投重磅炸彈
馮琰提供的這張照片，是北碚區檔案館征集到的日本朝日新聞社隨軍記者1939年10月拍攝的日本佐瀨航空部隊轟炸延安圖。
當年10月15日，日軍71架次飛機，分四批輪番瘋狂轟炸延安。上午9時，日軍36架轟炸機空襲延安，投彈100多枚。下午2時，日軍35架轟炸機分三批輪流轟炸，投下120多枚重磅炸彈，大批房屋倒塌著火，死10人、傷13人。圖上可以清晰看到延安周圍的陝北高原地形，平坦城市到處濃煙滾滾。
北碚區檔案館還征集了由日本朝日新聞社采寫的報道：“‘佐瀨、鈴木、鬆山’各部隊在上午十一點半，對紅色抗日根據點延安的長翔、共產黨第八路軍的兵營、陝西大學、共產大學以及第八路軍的政治部、外交部，包括其他軍事設施進行了空襲。數處的軍需品倉庫燃起紅紅大火，延安市街道大部分覆蓋在黑煙中，利用山中的窯洞進行掩蓋的敵人防空陣地也被我軍粉碎，下午也進行了連續大型轟炸。”
（記者 任明勇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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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空襲後的延安城（1938/吳印鹹攝）
延安挨的轟炸還少嗎？
正如觀察者網“抗戰十大謠言”係列之一《飛虎隊神話》文中所述，中國空軍在抗戰初期英勇抵抗中消耗殆盡，此後難有飛行員與飛機的補充，飛虎隊展現了中國空中力量抵抗日軍入侵的意誌，卻隻能彰顯存在，無力反攻。在抗戰初期，日本空中力量主宰了華夏大地的天空。
中共中央駐地延安在當時並非大城市，日寇卻從空中集結重兵多次空襲延安。中共作為中國大地上先進的軍政力量，對戰爭形勢的把握與梳理頗具先見之明——自1937年始，延安即著手采取措施，準備應付日軍之空襲。
據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由魏久明主編《烽火憶抗戰1945-1995》中第25頁至28頁記載，曾在抗日軍政大學工作的曹慕堯回憶，該校在“1938年窯洞挖好之後，逐漸向外遷移，搬到北門外和東門外的幾個山溝裏……上級一再提醒，要注意防空。”
日軍空襲後的延安城內情景
日軍第一次轟炸延安之前，曾派飛機到延安上空偵查。據廣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陳學昭所著《延安訪問記》第175頁記載，當時延安百姓尚以為是中國飛機，有的拍手大呼：“我們自家飛機，蔣委員長送錢來！”但是中共很快從飛機的飛行高度做判明，來的應該是敵機。
1938年11月20日上午，曹慕堯等正在抗大開會，聽到外麵有聲響，他們“趕到室外的高坡上了望，第一批日本飛機15架，自東向西，直撲延安城，接著就看見飛機拋下一連串的炸彈，形狀像黑色的棒槌，臨空而降落。”此即日軍第一次轟炸延安。
曹慕堯回憶說，“第一批飛機剛投完炸彈，第二批第三批接踵而至，每批都是15架，持續轟炸沒有喘息和救護的機會。延安缺乏防空火力，隻有用步兵作戰的重機槍來對付成群結隊的大批飛機。日本人有恃無恐，飛機飛得很低，投彈的命中率很高，數十枚重磅炸彈，小小的延安城裏，頃刻間房屋倒塌，四處起火，到處斷垣殘壁，屍橫街頭。傷者亂爬亂喊，哀聲震天，慘不忍睹。”
1939年，日軍轟炸洛川
據東方出版社2004年出版、由奧托·布勞恩（李德）所著的《中國紀事》第259頁記載，延安損失極為慘重。中共初到延安時，“城內有幾百座相當漂亮的房屋和院落，近郊的情況也大體如此”。1946年學術社出版了美國合眾社、倫敦《泰晤士報》記者哈裏森·福爾曼的《中國解放區見聞》就有描述，在轟炸之後，“昔時的延安便成了一座瓦礫堆的廢墟了”。
據檔案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一輯第99頁記載，邊區政府在給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的急電中說，延安“連續遭受敵機轟炸，共投彈百五十九枚，死傷軍民一百五十二人，毀房屋三百八十間……”請求中央政府予以援助。
張宣在《日寇轟炸延安親曆記》中描述，當時他從成都到延安開會，也目睹了11月20日延安遭日軍轟炸後的慘狀，“延安經此一炸，部分街道成了瓦礫場，各機關、學校紛紛遷到山上的窯洞中。城內尚存的房屋，有的拆遷到北部，大部分遷到南郊。”（《紅岩春秋》1995年第5期）
而鄭洪軒在《延河憤——1938年日機轟炸延安曆聞》描述，此後“敵機又來延安轟炸幾次，但由於延安平民均住窯洞，並提高了防空警惕性。日本飛機第二次來隻炸傷幾人和幾匹馬。”
延安城被轟炸，但街上石牌坊依然聳立著
日機空襲的重點是鳳凰山，因為那裏是中共領導人的居住地。毛澤東借住的李建堂家石窯遭到轟炸，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的窯洞被炸，30多名八路軍幹部、士兵陣亡。有一枚300公斤的炸彈就落在陳雲窯洞旁，所幸沒有爆炸。延安人推測“一定有特務測繪了中央首長在延安城的居住地。”正是因為日軍的轟炸，毛澤東被迫從延安城內鳳凰山麓遷至延安城外楊家嶺。此後，為防空襲，毛澤東長期住在楊家嶺。楊家嶺這個地名也從此載入史冊。
日軍多次轟炸延安，比如在第一次轟炸的次日（1938年11月21日），日軍再次轟炸延安；同年12月12日，日軍第三次轟炸延安；1939年9月8日，日機43架次猛烈轟炸延安，投彈200餘枚，炸死炸傷58人，延安城內房屋150間被毀；1939年10月15日，日機71架次，分四批輪番瘋狂轟炸延安，延安城內房屋大部分被毀；1941年10月26日，日軍飛機最後一次轟炸延安。幾乎與此同時，日本空中力量也停止大規模轟炸重慶，其航空兵主力被調離中國，前往太平洋戰場與美軍作戰。
日軍空襲後的延安城內基本被炸毀
據親曆者描述，日軍空中力量對延安的轟炸超過二十次，但是在中共領導下，邊區作好了防空準備，遭受的損失並不大。據李耀宇在《一個中國革命親曆者的私人記錄》中講述，當年延安人對未爆之炸彈的處理也很有趣。他回憶說，“從炸彈殼裏掏出數百斤黃色炸藥，一筐一筐地抬下鳳凰山，用馬車運走。以後，這些炸藥當做染料，染出黃色的布匹，縫製軍衣。炸彈殼敲成碎塊兒，打造了開荒用的鑊和鋤。”染料與炸藥的化學成分很相近，故能將炸藥當染料使用。這兩種對炸彈的處理方法，同曹慕堯的回憶相一致。後來，甚至有延安軍民希望日本多來轟炸，因為日軍的炸彈用的鋼鐵質量好，能做很多事情——舊中國沒有工業的苦楚與先輩的樂觀主義精神令筆者大為感慨。
據1946年3月10日《解放日報》的官方統計，抗戰期間，日機共轟炸延安17次，投彈1690枚，造成 214人死亡、184人受傷；毀壞建築：公共房產1176間、石洞5座、民房14452間；另有基督教禮拜堂一座、房室94間；天主教堂房屋75間；牲畜傷亡：197頭；毀壞糧食：34.4萬斤。
被炸後將材料運到三關外重建
日軍屢次試圖進犯延安，都被八路軍挫敗
除了轟炸，日寇還試圖從地麵上進攻延安。日軍可以實施進攻的路線有兩條，一是從西安由南向北入侵。西安是大西南門戶，若西安有失，四川與陪都重慶都會危險。因此國軍胡宗南部有40萬重兵駐守此地，嚴防死守。日軍若從此路進攻，首先是兵力不足，其次是後勤補給線漫長，要經過多個國共兩軍的遊擊區，所以這條路是行不通的。
另一條就是從山西由東向西進攻。在抗戰初期，日軍在國軍主力尚未在黃河設防之際（經過山西、上海等戰事，國軍主力集中在華中防守武漢等地），曾經以一個旅團的兵力試圖迅速渡過黃河攻擊陝北，消滅共產黨。
中共方麵對此很是重視，部署其河防部隊與日軍進行對峙。更重要的是日軍該旅團孤軍深入，已進入山西的八路軍部隊立即全麵襲擊其後勤補給線，利用山地地形，不斷以伏擊方式殲滅其運輸部隊，基本上切斷了日軍補給線，造成日軍糧彈極度匱乏，迫使該旅團不得不從黃河邊後撤到山西山地之外，並在後撤中屢遭襲擾伏擊，傷亡人數達2000多人。
延安新市場 （1939年）
作戰實錄：日軍26師團主力在1938年2月開始進攻軍渡，和邊區僅一河之隔，直接威脅陝北邊區。3月13日，日軍一部2000人，攜帶火炮20門開始向神府河防轟擊，在十餘架飛機支援下，嚐試第一次渡過黃河襲擊延安。八路軍留守兵團警備第六團沉著應戰，待敵密集渡河之際，突然以猛烈的火力，擊敵於半渡之中；同時分兵一部，乘日軍混亂之時，迂回河東，襲擊敵之側背，迫使進犯日軍潰退。
1938年4月，日軍約一個旅團兵力附大炮30餘門在離石一帶集結，5月初經大武向軍渡進犯，企圖截斷陝甘寧邊區與晉綏之交通線，並強渡占領吳堡宋家川，突破河防陣地。八路軍留守兵團識破了敵之企圖，以警備第八團主力東渡黃河，設伏於汾（陽）離（石）公路翼側，10日夜在離石城西北之王老婆山地區，突然襲擊日軍先頭1個大隊。遭到打擊的日軍未抵達黃河岸邊即行撤退。
1938年12月下旬，侵占河東大寧、吉縣、永和的日軍分兵3路，每路約1000餘人，攜帶火炮10餘門向黃河沿岸推進。1939年1月1日，日軍攻占河東馬鬥關、涼水岩、圪針灘渡口，隨之以火炮、機槍猛烈轟擊八路軍河西邊區河防陣地，並以10餘架飛機投擲毒氣彈。守備河防的警備第五團部分指戰員中毒暈倒，多處工事被毀。日軍乘機於河東集結，準備強渡。八路軍留守兵團河防部隊頑強堅守陣地，在敵軍渡至河心時，突然以密集火力予以猛烈打擊，迫使敵軍退回東岸後撤。
屢次受挫的日軍惱羞成怒，又於1939年6月初向邊區河防發動更大規模的進攻。6月4日至6日，日軍第一〇九師團和第二十六師團，以1.5萬餘人進占軍渡和孟門、磧口，於黃河東岸各山頭構築工事，以飛機、火炮向河西宋家川、棗林坪、李家溝一線河防陣地狂轟濫炸。與此同時，日軍第二十、三十七師團也以 2000餘人，分別占領了東馬鬥關和圪針灘渡口，以炮火向西岸河防陣地進行猛烈地轟擊，施放毒氣彈，掩護步兵強渡。八路軍留守兵團河防部隊在邊區人民的支援下，沉著鎮定，堅守陣地，以火力封鎖河麵，使敵難以越過河心。河東的八路軍也猛烈襲擊敵之側後，使日軍腹背受擊，狼狽逃竄。9日，進犯之敵全部撤退。八路軍留守兵團河防部隊在河東我軍的積極配合和邊區人民的支援下，粉碎了日軍最大規模的一次進攻。
1939年9月，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第一二〇師三五九旅旅長王震率部返回陝北綏德，加強河防力量。在調回359旅之前，延安有留守兵團一部，兵力原約9000人，後增到一萬多人，邊區保安部隊（準軍事力量）5000餘人，抗日自衛軍（民兵）7萬人，但正規軍兵力兵力嚴重不足，在調回359旅後，邊區有1旅、10團、10個保安基幹大隊、1個獨立營，正規軍兵力共15514人。
1939年11月23日，日軍獨立混成第十六旅團，以近萬人的兵力攜帶火炮30多門，分4路進占磧口、孟門和克虎寨後，一麵猛烈炮擊八路軍留守兵團河西陣地，一麵大舉“掃蕩”河東八路軍遊擊部隊。磧口之敵2000餘人在炮火掩護下集結河灘，放船強渡，第三五九旅一部和警備第一、八團，以機槍對敵猛烈射擊，使敵強渡不成。邊區河防部隊又以一部從右翼東渡，襲擊敵之側後，敵無奈分路撤退。
1940年6月，日軍又出動1萬餘人，企圖摧毀八路軍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和威脅陝甘寧邊區河防。第三五九旅除加強河防守備外，於6月17日以第七一八團一營東渡黃河，向進攻磧口、三交、臨縣的敵人進行側擊，截斷敵前後方的交通聯絡。該月底和7月13日，又以兩個營東渡，配合第一二〇師主力，徹底破壞大武至三交的公路，切斷敵交通運輸線。日軍後方不寧，自顧不暇，不得不縮小規模，以至最後放棄對陝甘寧邊區河防的進犯。
造謠者大概以國軍的水平來揣測八路軍的，對他們而言這些史實的確是匪夷所思了點——最多時有兩個師團進攻延安，竟然會被共軍擋住？共軍竟然敢主動出擊？共軍還能從側後不停襲擊日軍挫敗其攻勢？
日軍空襲延安後新建的市場溝大眾戲樓
筆者所羅列的史實，來自各個曆史時期、國共雙方、海內外人士，足以證明日軍對共軍之重視，與日軍試圖消滅中共抗日武裝的極大努力。但是筆者深知，伴隨著2005年國粉暗流的興起，“講戰爭不看戰果，死傷多就是貢獻大”這種奇怪的邏輯流毒網絡。延安遭受了攻擊又如何？死傷才那麽點，損失才那麽點，怎麽能比得上國民黨方麵的“貢獻”？既然造謠者認為“死人多就是貢獻大”、“丟國土多就是抗戰主力”，那麽延安在這兩方麵的確不夠“給力”。
依照這種邏輯，延安大概得把人員與物資擺在外麵讓日軍炸得爽，防守部隊密集列陣讓日軍殺傷才算抗日有功。麵對日寇的空襲，中共方麵疏散、防衛有道；應對日寇的地麵進攻，共軍采取積極防禦的策略，主動出擊打擊日軍。相比重慶防空洞各種可怕的黑幕，國民黨軍指揮層讓軍隊死守陣地白白浪費軍人的忠誠與熱血，共軍的損失當然比較小。
隻是詳實史實也填不平某些人胸中的“陰溝溝”，一兩句貌似忠厚實誠的所謂“疑問”，利用大眾並不了解的曆史細節羅列個把“史實”，就可以捕風捉影地把中共描述為與日本侵略者勾結的邪惡勢力。以這種思維，自然可以把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公然投敵另立偽國民政府粉飾為“曲線救國”。這等翻手為雲覆手雨的精妙，實在是令筆者自歎弗如。
http://www.guancha.cn/HongXiBo/2014_08_14_256422.shtml
“講戰爭不看戰果，死傷多就是貢獻大”這種奇怪的邏輯流毒網絡。延安遭受了攻擊又如何？死傷才那麽點，損失才那麽點，怎麽能比得上國民黨方麵的“貢獻”？既然造謠者認為“死人多就是貢獻大”、“丟國土多就是抗戰主力”，那麽延安在這兩方麵的確不夠“給力”。依照這種邏輯，延安大概得把人員與物資擺在外麵讓日軍炸得爽，防守部隊密集列陣讓日軍殺傷才算抗日有功。麵對日寇的空襲，中共方麵疏散、防衛有道；應對日寇的地麵進攻，共軍采取積極防禦的策略，主動出擊打擊日軍。相比重慶防空洞各種可怕的黑幕，國民黨軍指揮層讓軍隊死守陣地白白浪費軍人的忠誠與熱血，共軍的損失當然比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