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天狼
天弓 神箭
看到 一篇文章，比較詳細地記述了肯尼迪美國對華政策，尤其適逢中國饑荒歲月，
肯尼迪美國 與 中國的交往和互動，僅供帶著頭腦來的，自辯分析享用。
【鵝 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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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糧食銷售問題的爭論
1962年1月美國一家名為西雅圖的公司申請向中國和北朝鮮出售小麥和大麥的出口執照，並聲稱中國想要以正常價格向其進口40萬噸穀物[1]（Document 84）。此前國務院曾闡明過關於是否應向中國提供食品援助以及援助方式的某些重要標準，即“美國隻對中國提出的堅決但未必是公開的食品需求、由美國直接提供食品來表示人道主義而非銷售或類似的商業安排、美國提供的救濟食品原料會被真正有效地發放到那些需要者手中的情況予以考慮”[1]（Document 81，Footnote 1），但此時來自民間的申請卻又激起了政府對糧食銷售問題的興趣。哈裏曼和主管經濟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馬丁便於1月25日給主管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麥吉發了一份備忘錄，向其概述了這一情況，還表示懷疑是否真的存在這樣的中國定購。熱心於調查西雅圖公司誠意的哈裏曼認為中共的錢若用來買食品，剩下的便遠遠不夠其用來進行工業發展了，因此傾向於在這個問題上有所進展[1]（Document 84）。
而且國家安全委員會常務委員會1月29日的會議還就國務院應順從總統關於可能向共產黨中國銷售糧食的建議達成了一致[1]（Document 100），並責成國務院醞釀此項建議，還指示中央情報局設法獲得更多的信息[1]（Document 84，Footnote 4）。但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班子成員羅伯特•科默卻持反麵意見，他在1月29日給總統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麥喬治•邦迪的備忘錄中指出：中共分子的需要遠遠超過這微不足道的40萬噸，此舉不過是揚湯止沸，以致於如果有效也隻是把它作為一個試探手段看看美國是否會合作；如果我們在蔣介石想要趁機推翻大陸的時候向其提供糧食，一定會令蔣介石大發脾氣；如果我們以此開始對中共分子的貿易，那麽新的貿易議案的通過會產生怎樣的後果？而且至關重要的是，其經濟一旦恢複將同時發生的可能就是其原子武器的發展。所以至少應該考慮如何才能延長北京的困境，以便日本、印度的力量強大起來，並為加強東南亞、南韓等這些地區爭取時間[1]。結果，3月23日商業部拒絕了西雅圖公司的申請，聲明說：“沒有證據證明定購是基於來自相關政府的需求”。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國務院法律顧問蔡斯說如此決定的目的是為了對預期的國會反對任何向共產黨中國銷售糧食的決議先發製人[1]（Document 100，Footnote 1）。
而且事實上由這次民間申請所引發的對糧食銷售問題的研究和討論也並未因這一決定而終止。
4月4日，國務院擬訂的“裝運藥品和糧食前往共產黨中國的美國政策”的建議終於由臘斯克以草擬備忘錄的形式呈交肯尼迪，分別是：1.商業部應立即解除對華藥品禁運。2.讓人們知道但不必搞宣傳，否定向共產黨中國出口食品包裹的許可並不是美國政府的政策，而且從此以後商業部也會批準民間那些真誠的對該國家食品或糧食的贈送。3.卡伯特大使在與中方大使王炳南會談時應說明：a）美國政府已經得知中共政權有興趣購買美國的穀物，我們有理由懷疑這種興趣是否確實存在，如果情況屬實的話，我們很想知道原因。因為到目前為止，中共政權的需要還可以從其他自由世界的提供者那裏得到滿足。b）美國現在的立法不允許政府像其他提供者那樣以信貸的優厚條件出售穀物給共產黨中國。c）如果中共能夠為購買美國穀物籌措到資金的話，那麽他們應該也能籌措到資金從其他提供者那裏等價購買。d）美國政府現在沒有興趣從商業或財政動機出發調整相關的政策，並且隻要其他主要提供者還可以滿足中國的需要，美國就不能證明其貿易管製政策的修正是出於人道主義的動機。e）在證實了中國大陸的需要已無法從別處得到滿足時，我們才可以考慮這件事。f）美國政府不打算利用向我們尋求糧食援助的事實搞宣傳。4.國務院應通知澳、加、法三國：美國政府有考慮但還未采納會使它加入向中國大陸提供穀物的競爭的建議；我們不期望或要求他們在當前的環境下對其給共產黨中國的糧食供應附加外部條件；
然而，如果北京政權意識到了其對外行為方向上的任何重大改變與可持續獲得非政黨集團的糧食之間的關係，那麽有可能以自由世界的經濟利益為代價改變中共更大規模的對外幹涉；我們希望這些政府會在適當的時機找到合適的方式把這一事實傳達給中共。國務院在製訂上述建議的時候，考慮到“中國的國際危機與同蘇聯的分歧；在出口食品和藥品方麵古巴的先例；不管政權的性質如何，美國對其下經受災難的人們的人道主義關注；中共領導明確證明了的不接受美國施舍的決心；美國立法的強行限製；讓共產黨中國的外匯用來購買糧食而非進行工業發展的好處；可獲得美國之外的供應的可能性；我們看起來過分出於商業考慮的動機是不合需要的；共產黨中國的國際表現；眾所周知現在的主要提供者不願意對其向共產黨中國的食品原料銷售附加政治條件，而且幾乎可以確定的是共產黨中國會明確地拒絕建立這種聯係的努力；改變現行的政策可能會引起的國內外反應；在共產黨中國與美國之間保持靈活性並製造更富有成果的對話的需要；
美國與共產黨中國之間維持異常關係的長期可能性；我們討厭留下一個在中國人民極度需要而又不能從他處獲得時美國卻不願意向其提供食品的記錄”，還特別補充說“調整第二項建議可以服務於美國人民和世界輿論這兩個有用的目的，但可能會被共產黨中國的領導人看作主要是設計用來引起世人對其及其國家的政策與政策執行失敗的注意；特別是，如果伴隨著大肆的宣傳，那麽第三項建議打算提出的對話將受到限製”。
4月5日麥吉也表示同意這套建議[1]（Document 100）。然而國務院內部對這套建議隻是大致達成了一致。哈裏曼在4月3日呈交臘斯克的附帶有此文件的備忘錄中就指出主管政治事務的代理副國務卿約翰遜反對第三項建議，即卡伯特大使應在與王炳南的華沙會談中主動表示當證實了中國大陸的需要已不能從他處得到滿足時美國願意考慮向其銷售穀物的政策。但哈裏曼認為此四項建議是謹慎而適度的，不應再被削減。由於存在分歧，所以國務院內部不可避免地又掀起了一場政策辯論。
4月6日約翰遜在呈交臘斯克的備忘錄中闡述了自己的理由：“（1）基本上我覺得我們對共產黨中國的態度應該是敏於接受他們為改善關係提出的各種建議或思想，但是，就目前來說，至少我們自己不要進一步采取主動。我們以往和最近的一些主動表示都被極為粗暴地拒絕了。（2）中共對我們的敵意來自我們對台灣的支持，而其他事情，包括貿易，都是極不重要的。直到他們對此的態度有所改變我們才有希望與其進行有價值的對話。但至今仍沒有任何這種改變的信號。（3）中共一向的態度是他們等得起，而且他們不必作出讓步，來自外界尊重聯合國和台灣的壓力以及來自我們自己尊重貿易的商業壓力就會使我們單方麵地調整美國政策。我們現在去采取這樣一種甚至是試探性的接觸會使他們堅信其政策正在取得成功，我們正在被迫對自己在穀物方麵的商業利益有所反應。他們要做的就是繼續等待，而我們會繼續按照他們期望的方向走下去。（4）我們表示願意許可食品贈送，即建議極有可能會再次受阻於中共的情況就將做到有必要在此時推卸掉美國不關心中國饑荒的責任，且可能反由中共政府來承擔。（5）如果當中共真正有興趣從美國購買穀物時，我會滿意於非直接地、明白無誤地知道此事，因為他們寧願間接地提出也永遠不會在華沙談到這個問題。”[1]（Document 102）隨後4月9日鮑爾在呈交臘斯克的備忘錄中也表示讚同約翰遜的保留意見，認為在華沙會談中突然插入關於穀物銷售的可能性將是一個錯誤[1]（Document 102，Sourcenote）。
對此哈裏曼則在4月13日呈交臘斯克的備忘錄中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反駁：從總統在1961年1月25日的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講話以來，中共對穀物的需要已變得日益接近不能從其他供應者那裏得到滿足的邊緣了，而中共領導把美國描述成中國人民的敵人，所以我反對由我們自己的行為或無所作為為其提供反美的“炮彈”。尤其是內外交困的局麵一定會使中共領導層內部出現分歧，雖然我們不知道現在其內部分歧或將來可能會發生的分歧的情形，但明顯的是，如果美國表現得願意對改變兩國不共戴天的敵對關係有所作為，就會加強其內部可能願意在現在或將來也這麽做的那一派。不管是不是如此，我們都不能留下在一個民族急需食品的時期美國卻拒絕向其出售的不良曆史記錄，這會給我們日後留下麻煩。考慮到這一點便不能同意“至少目前我們自己不要采取主動”的說法，因為如果我們曾經采取過主動，那麽現在則是我們能比在中國研製出原子彈後做出更優雅且得體的姿態的時機。再說我們所建議的這一小小的舉動，畢竟似乎可以在盡管不大的作為與靜止不動之間有所選擇了。我不認為在當今以變化為標準的世界事務麵前，一項僵硬的政策能夠很好的為我們服務。此外哈裏曼還表示，如果需要，希望有機會與臘斯克進行討論，他直覺這將是總統所想要的[1]（Document 104）。
後來哈裏曼4月17日在與臘斯克會談中蘇關係時便討論了穀物銷售的問題。當國務院執行秘書巴特爾向其詢問是否要另外安排一次與臘斯克就該問題的會談時，哈裏曼給予了十分肯定的回答，並且說：“我當然不想再看到過去那種強加於總統的僵硬的政策。我想就穀物問題而言，他對采取較為靈活的態度是相當支持的。”羅斯托在4月23日給巴特爾的備忘錄中也建議在前述臘斯克4月4日呈交肯尼迪的草擬備忘錄和哈裏曼4月13日呈交臘斯克的備忘錄兩份文件的基礎上安排一次與臘斯克的會談，但要等到國務院情報與研究司司長希爾斯曼能夠回答臘斯克提出的關於中國領導權內部可能的分裂和最近中蘇關係的發展之後[1]（Document 104
Footnote 4）。看來，有關中國自然災害的種種問題還真是令華盛頓的政要們大傷腦筋，但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卻為兩國提供了寶貴的相互接觸並交換意見的渠道。在中美兩國處於隔絕和對立的年代，為了讓中國盡快清楚地了解到美國的政策意向，國務院對一係列華沙會談做了精心的安排。
三、美國對華政策的執行及影響
新政府剛剛開始工作，國務院遠東事務司就著手為臘斯克準備一份報告，給未來的會談就可能的方式、態度提供建議。為了讓臘斯克有時間回顧近來會談的進程並決定利用該渠道來發揮哪些作用，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帕森斯還在1月24日建議延期2月2日的第103次會談，即新政府上任後雙方的首次會談至3月7日[1]（Document 4，Footnote 1）。經過一番研究，報告於2月19日由帕森斯呈交臘斯克，其中就建議要試探中方對美國可能提供其食品援助的反應[1]（Document 4，Footnote 2）。根據該精神，國務院首先在3月4日致電波蘭大使館對會談大使比姆做出指示：“如果王炳南提到中國大陸的食品短缺，並譴責美國為了反麵宣傳企圖誇大事實，那麽可以引用總統1月25日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使其相信美國無意單單為了製造宣傳效果而提供食品。然而，如果王炳南方麵真有對食品的緊急請求和需要，那麽美國會樂於考慮答應其需求；要是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影響，美國將純粹從人道主義立場給予盡可能的幫助。（相反，盡管王炳南會表示出對接受美國食品援助的興趣的偶然性微乎其微，但仍要讓他知道任何需求都會通過你提交國務院處理）。”[1]（Document 10）
接著又在6月26日的電文中指示比姆在會談中說明，“有很多美國平民向政府提出了想送食品包裹給在大陸的中國人的申請，政府基於人道理由建議予以批準，並希望王炳南方麵會樂意接受這些由平民購買和寄送的包裹。”[1]（Document 37，Footnote 4）於是6月29日，比姆依照上麵的指示在105次會談中提出了食品包裹建議。對此王炳南大使回答說：“雖然中國受到了連續幾年自然災害的影響，但是一直在通過自己的努力克服困難，包括從國外購買食品原料，且中國無須任何地方的‘援助’。”[1]（Document 37）由於王炳南當時的想法是“我們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這些困難，中國人民絕不依靠別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會拿原則去做交易”。[2]
其實，中國方麵不是不想改變會談毫無進展的狀況。王炳南一開始就向比姆表示：希望肯尼迪不像他的前任那樣死抱住沒有出路的舊政策，而能夠在中美關係的進展方麵有所建樹。同時在美國不斷糾纏的遣返平民問題上也作出了讓步，釋放了羅伯特•麥卡恩[1]（Document 22，Footnote 2），希望能像美國所表示的那樣改善會談的氣氛並為兩國進一步改善關係排除現實的障礙。然而幾次會談後，美國仍然否定中美之間最重大的問題即“美國必須從台灣及台灣海峽地區撤軍”[1]（Document 37，Footnote 2）。顯然，美國國務院對會談的方針是“胡蘿卜加大棒”，一手軟一手硬。所以，當比姆在會談中提出給中國的窮人送救濟包時，隻能令以為肯尼迪不過是新瓶裝舊酒的王炳南覺得美國的做法“未免有點天真，甚至幼稚”，並認為肯尼迪的想法是“略施小恩小惠，就能誘逼我們在重大的台灣問題上讓步”[2]（P，82）。
這當然是不能被接受的。而對中國人如此堅定的立場，肯尼迪也“深感挫折，覺得北京不可理喻。不過，鮑爾斯等人試圖使總統相信，毛澤東的言論以及來自北京的威脅不過是一種誇張，中共使用好戰強硬的語言是因為缺乏行動的手段”[3]。在積極主張以優惠條件賣糧食給中國的鮑爾斯看來：中國的食品危機也許為美國提供了一個減輕“中國擴張政策危險”以及使非共產主義世界“在其與北京政權的經濟關係方麵獲得某種重要杠杆作用”的良機。於是他建議首先著手於“設法十分機密地試探出中共的態度”，並提議利用其中東和亞洲之行在仰光停留。根據總統的約會登記，鮑爾斯於臨行前的2月6日與總統會談了25分鍾[1]（Document 85）。
他在一本傳記中披露了這次會談的內容：他請示總統如果美國樂於準備“根據緊急的原則，不附帶政治條件地允許中國人民用硬通貨（價值穩定的貨幣）向美國購買一定有限數量的小麥”；而且“如果中國同意將不會企圖以武力改變其現有邊界（但不必喪失它對其現有邊界之外的領土的主權要求）”，那麽美國是否會準備“以長期、持續不斷、低價的條件向其提供更多數量的小麥”？據鮑爾斯說，肯尼迪“樂於同意”第一個建議，並建議銷售量為300—500萬噸。考慮到第二個建議，肯尼迪表示“如果可以開辟某些可靠的交流方式”，且“中國同意放棄它現今對其鄰國的軍事政治壓力”，那麽他將考慮一個以長期、低利賒銷的條件每年出售1000—1200萬噸小麥的協議。同時肯尼迪也同意鮑爾斯與緬甸首相就該問題進行討論，但要說明這些建議是與總統大致討論過的，還未正式批準。其實早在1961年11月仰光大使埃弗頓就曾提出“通過緬甸向共產黨中國提供小麥”的建議，卻被由臘斯克批準的國務院11月27日發給仰光的電報給拒絕了，“這個建議一定會給緬甸帶來極為敏感的政治問題”；“而且現在東南亞正受到主要是來自中共的特別強有力的滲透”[1]（Document 81）。然而鮑爾斯的建議也沒能實行，因為他還沒來得及見到那位緬甸首相，後者的政府就在他計劃離開新德裏前往仰光的前一天被推翻了。
1962年5月初，美國認為中國大陸發生了大規模的饑荒。而當時中國正向加拿大、澳大利亞購買糧食，但農業部的初步信息表明幾個月後共產黨中國就會耗盡所有充裕的非美國的自由世界穀物來源。國務院對此十分重視，於24、25、28日就“鑒於中國大陸當前長期的食品短缺美國應采取些什麽行動”的問題進行了3次討論，經過激烈的爭論，最終建議讓卡伯特大使一有機會就通知王炳南：（1）關於中國大陸大範圍饑荒的報導已經在對中國人民懷有人類友好感情的美國人民中間引起了關注；（2）我們對其陷入了糧食供應十分緊張的階段這一情況是清楚的，若中共決定提出想獲取美國糧食的建議，我們將準備重新考慮現行的政策，並討論這個問題[1]（Document 112）。於是國務院5月30日致電卡伯特指示其在下次會談中提出一個新的商業事項，並應以正常的克製的態度盡早提出。由於心情迫切，國務院還詢問若提出把原定於7月12日的會談提前到6月中旬是否會顯得不尋常。隨後卡伯特在5月31日和6月2日的電報中答複說，由於是應美國要求把會期定在7月1日以後的，那麽更改日期將暗示有所不尋常。結果，國務院6月4日隻得同意不更改會談日期[1]（Document 112，Footnote 2）。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5月23日的記者招待會上，當有記者問及肯尼迪是否認為向中國提出美國願提供剩餘糧食符合美國利益時，他已經暗示如果接到要求，不是不可以考慮：“中共方麵沒有表示出任何願從我們這裏接受糧食的興趣……我們總得知道究竟是否需要，以及可能在什麽條件下發放，但我們對此毫無所知。”[4]但中國對肯尼迪這一故作大方的姿態的反應卻是“現在處境不美妙和維持不下去的，正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者自己……中國目前在經濟上盡管還存在著困難，但是中國人民一定能夠用集體的力量和辛勤的勞動去戰勝它”[4]（P，432）。以至於肯尼迪在6月14日與其“和平隊”指揮部全體人員召開的會議上回答問題時隻能表示美國的政策就是“在食品問題上不采取任何行動直到有某種跡象表明中共有此請求”且“到時候會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考慮這個問題”[1]（Document 133，Footnote 3）。
看來，中國人在這件事上的堅定立場竟令美國這位簡直可以說是壓倒一切的年輕總統也變得一籌莫展起來了。事實證明通過對農業生產的調整，在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1963年中國國民經濟已經開始恢複。至此中美關係中這段微妙的插曲也就結束了，雖然並沒能取得什麽重大的成果，但卻十分耐人尋味。一是美國政策調整中的多層利益考慮令其一方麵不想幫助中國的領導人從困境中擺脫出來或減輕其困境的壓力，另一方麵卻又不想放過這次可能有效的轉變對華政策的時機，尤其是它那些自由世界的主要夥伴也反對其對華采取僵硬政策，特別是仍然把對華貿易放在與蘇聯進行比較的基礎上，當它們供應中國穀物的能力有限時，甚至歡迎美國加入競爭，而國民黨當局對此事的反對卻顯得那麽無足輕重。二是美國有限的政策調整一方麵受製於其本身的政策局限，另一方麵又遭到了中國對它這種“好意”的拒絕，結果這種調整也隻是停留在試探的階段，而未能按照其意圖有所發展。
綜上所述，
雖然在肯尼迪執政的短短一千天中，中國問題始終未能在他的日程表上占主要地位，但畢竟給予了更多的重視，他甚至親自了解許多細節，作出決策。而且肯尼迪曾表示要丟棄過分重視意識形態的兩極觀念，更多地使用外援作為推進外交政策的工具[5]。執政後對主要是利用美國剩餘農產品進行對外援助的“糧食用於和平”計劃給予特殊重視，在白宮專門設立了“糧食用於和平辦公室”，同時，爭取通過了一項擴大這一計劃的法案（480號公法），使得此項援助每年平均15億美元左右，總數幾乎超過艾森豪威爾時期的一倍[4]（P，436—437）。一個有利的證明就是其對中國自然災害的反應：盡管正像臘斯克訪問歐洲時向英國官員們指出的那樣：“總統在公開與中共的食品問題上態度謹慎”而沒能采取更多的主動，但還是為中美關係的緩和提供了一些外交機會。而且，據悉肯尼迪原來曾考慮在第二任內重新審議對華政策。1963年11月14日，肯尼迪在遇刺前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曾說過：“如果赤色中國人表示希望同美國，同它周圍的國家和平共處，那麽很明顯，美國會重新估計它的政策。我們並沒有和一項敵視中國的政策結下不解之緣。”[4]（P，495）
更為露骨的則是已轉任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希爾斯曼12月13日在舊金山發表的長篇講演“美國對華政策的再確認”。雖然講話是在肯尼迪去世後三周講的，但其基本思路和提綱據說是肯尼迪所首肯的。該講話基點有了重大的變化，即不再強調中國的共產黨政權隻不過是暫時的現象，而是寄希望於中國領導人在未來會發生變化。而且，希爾斯曼在講話中用了一個在當時十分罕見的提法，這就是他公開提出要對共產黨中國采取“門戶開放政策”。他指出：“我們決心對未來中國可能發生的變化敞開大門，對那裏出現的能夠促進我國利益、服務於自由世界和有益於中國人民的變化，不把門關起來。”[6]可見，肯尼迪及其政府並非一味地堅持已經過時了的對華“遏製和孤立”政策。所以，當繼承了其外交政策的副總統約翰遜意外地接替總統職位後，便有了“遏製而未必孤立（Containment Without Necessarily Isolation）”的說法，在政府和國會內部為轉變對華政策進行了積極的醞釀，並采取了一些建設性的做法，最終才得以在尼克鬆時代完成了中美和解的曆史責任。據此，我們有理由說肯尼迪實為扣響中美和解大門的第一位美國總統。
中美正式和解是在尼克鬆時期，但卻始於肯尼迪時代，當時之所以沒能取得重大進展的因素是多方麵的。就美國方麵而言，不僅是因為國內反對派的製約、麥卡錫反共浪潮留下的傷害、院外援華集團的阻撓，和總統的意外遇刺身亡，更重要的是受到其本身政策設想的影響。1961年6月3—4日肯尼迪在與赫魯曉夫的維也納會談中曾承認中國是一個有實力的國家，人口占世界1/4，並且國力可能進一步增強；還承認中美之間的惡劣關係從總體上看影響了全世界。然而他卻認為如果美國從台灣撤離，將會產生戰略上的問題：它將受製於陸地，且在亞洲的戰略地位將會被極大的損害，而這是關係到美國國家安全的問題[1]（Document 29）。
可見，肯尼迪雖然認識到了中美之間的實際障礙主要是台灣問題，但並不準備放棄對國民黨政權的支持。肯尼迪及其謀士們所設想的改變對華政策的方案不外乎炮製“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很明顯，這種方案既不可能為北京，也不可能為台灣方麵所接受，結果，肯尼迪在對華關係上隻能是“無所作為”。而美國在糧食等問題上玩的花樣，除了是怕擔見死不救的罵名外，主要是美國一向對任何可能限製中共“侵略意圖”的手段都感興趣[1]（Document 100，Footno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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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時期美國針對中國自然災害..._國史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