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無級 不教授】

 

1954年時，以曆史學科為例，

郭沫若（時任中科院院長）為行政二級，工資500元；

範文瀾（時任曆史研究所三所所長）為行政六級，工資300元；

顧頡剛為一級研究員，工資228元；

羅爾綱、夏鼐、裴文中為二級研究員，工資200元；

陳寅恪、陳垣為二級教授，工資253元（一級教授空缺）；

湯用彤為三級教授，工資235元；

翦伯讚為四級教授，工資218.8元；

向達為五級教授，工資200.2元；

馮友蘭、季羨林、劉文典為六級教授，工資184.8元。

 

相較於其他學科尤其是理工科學者，待遇明顯偏低，

如山東工學院力學專家劉先誌為特級教授，工資達350元。

重理輕文的傾向較為明顯，且存在許多非學術的因素。

 

 

有的省份，全省隻有一個一級教授，有的竟連一個也沒有，真是一級之難‘難於上青天’了。”(12)

正因如此，許多親曆者，尤其是躋身一級教授之列的國學大師、史學名家們，麵對撲麵而來的巨大聲譽，感慨良多，均認為來之不易，而將其視作人生事業上的最高榮譽。畢竟，它代表了“學術地位最高的標尺”。(13)

周穀城先生在其自傳中頗有感觸地說道：“曆史係一級教授，這點了不起了，真不容易到手，我不曉得怎麽搞到一個一級教授的，現在到處吃香。”(14)

季羨林先生亦對突如其來的學界至高褒獎倍感意外，認為主要得益於前輩學者之護佑提攜：“藐予小子竟然被評為一級，這實在令我誠惶誠恐。後來聽說，常在一個餐廳裏吃飯的幾位教授，出於善意的又介乎可理解與不可理解之間的心理，背後賜給我一個諢名，曰‘一級’。隻要我一走進食堂，有人就竊竊私語，會心而笑：‘一級來了!’我不怪這些同事，同他們比起來，無論是年齡或學術造詣，我都遜一籌，起個把諢名是應該的。這是由於我的運氣好嗎?也許是的，但是我知道，背後有一個人在，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錫予(湯用彤字)先生。俗話說：‘福不雙至’。可是1956年，我竟然‘福真雙至’。‘一級’之外，我又被評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這是中國一個讀書人至高無上的稱號，從人數之少來說，比起封建時代的‘金榜題名’來，還要難得多。除了名以外，還有頗為豐厚的津貼，真可謂‘名利雙收’。至於是否還有人給我再起什麽諢號，我不得而知，就是有的話，我也會一笑置之。總之，在我剛過不惑之年沒有幾年的時候，還隻能算是一個老青年，一個中國讀書人所能指望的最高的榮譽和利益，就都已穩穩地拿到手中。我是一個頗有點自知之明的人，我知道，我所以能夠做到這一步，與錫予先生不聲不響地提攜是分不開的。說到我自己的努力，不能說一點沒有，但那是次要的事。至於機遇，也不能說一點沒有，但那更是次要之次要，微不足道了。”(15)

 

不過，由於考核標準相對模糊，且存在較大的人事因素，因此，在實際分級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和矛盾，甚至一些知名教授因為所定級別偏低而心生不滿。而他們之所以如此在意職稱級別之高低，主要不是計較於薪水多少，更加看重的是其所代表的學術的公論，是一種追求學術尊嚴的自然流露。與同類學校相比，複旦大學在教授級別劃分，特別是一級教授的資格認定方麵，尤其嚴格，雖校內名師如雲，然一級教授僅有陳望道、周穀城、郭紹虞、蘇步青、陳建功、周同慶、盧鶴紱七人，以致不少人心生怨言。

外文係的孫大雨教授便因被定為二級而頗為惱火。對於此事，有研究者評論指出：“孫先生在學術上一向頗為自負，他曾經宣稱，在中國，英語和英國文學的水平，除了錢鐘書之外，誰也及不上他。而這次複旦卻把他定為二級教授，這使他感到大受侮辱，發火也自然在所難免。但其實，這倒不是複旦領導要特別地壓製他，而是複旦一向不肯抬舉自己的教師之故，這次也普遍地將自己的教授壓得很低。當時，複旦外文係根本沒有定一級教授，二級教授隻有兩名：孫大雨和林同濟，伍蠡甫是三級教授，係主任楊豈深是四級教授，戚叔含先是定在三級與四級之間，所以他自己戲稱為不三不四之人，到後來才定為三級。而中文係也隻有郭紹虞是一級教授(陳望道做校長，已不在中文係)；劉大傑、吳文祺兩個二級教授；朱東潤、趙景深則為三級教授。這次評級曾在教授中引起很大的矛盾，而孫大雨隻不過是敢於出頭放炮的人而已。孫大雨之所以如此，並非僅僅是為了薪水問題，恐怕主要還是認為自己的水平被別人輕視，地位下降不再受重視所致，顯現更多的還是知識分子身上固有的傲氣。”(16)

中文係的朱東潤先生在得知被評為三級後，不無自嘲地說：“從不自高自大，但等高等大，在任何人麵前都不覺得自己比別人矮。”(17)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教授定級問題的複雜性。

與此同樣複雜的是，另有部分學者因種種原因婉拒或堅辭學校之推薦，自願申請降低級別。

如哈爾濱工程學院教授、著名數學家盧慶駿先生即以乃師蘇步青身居一級教授為由，申請降為二級，以示對恩師之尊重。一代名師、時任西南師範學院教授的吳宓先生，更是對學校擬其為一級教授的決定惶恐不安，堅稱能忝居三級已屬榮幸之至，不敢有過高奢求。其在日記中寫道：“原薪七級176.8元，今擬增為新三級225元，實嫌太多，愧不敢當。……宓近者科學研究毫無成績，以視史係擬為新四級180元之琴、良兩君，實瞠乎其後，何敢薪級淩駕其上?故今定宓薪級，以新四級180元為宜。”(18)後學校又決意提升其為二級教授，吳氏亦堅辭不就，堅稱“列新三級已極滿意，祈萬勿提宓至新二級，反致同人不融洽，宓亦不安心”。(19)並幾次三番托友人向相關領導代陳己意。這也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特有的一種風格和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