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會議
是中央紅軍長征途中,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縣召開的一次會議,
由於會議召開時軍情危急,沒有留下任何原始記錄,所依據的多是親曆親聞者的回憶或日記。
博古、李德、周恩來(以上為“三人團”)、朱德、王稼祥、毛澤東、張聞天等。
1934年10月17日,中央紅軍直屬機關從江西雩都縣出發,在贛南、湘南、桂北連續突破四道封鎖線,12月上旬,紅軍從廣西老山界翻越了越城嶺進入湖南,12月11日,紅軍攻占通道縣城。湘江戰役之後,中央紅軍折損過半,此時紅軍是繼續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還是另謀出路已經成了紅軍領導人不得不麵對的問題。
關於通道會議的性質,有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中央(政治局)領導人會議或臨時緊急會議等說法。有學者根據當時的危急狀況以及紅軍實際由“三人團”領導,認為通道會議可視為“三人團”擴大會議。會議的決議是中央紅軍向西進入貴州,軍委於12月12日19時半向各軍團發出萬萬火急電報,隨後中央紅軍向貴州行軍。
12月15日,中央紅軍占領貴州黎平,
18日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次擴大會議,即黎平會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義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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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通道會議,就沒有黎平會議,
更不會有後來的遵義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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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早在長征前已被免去了在軍中的一切職務,對軍事指揮問題已無發言權。
自1932年10月寧都會議後,毛澤東就未能參加軍事決策會議。
據康克清回憶:
“出了老山界,來到湖南境內,不久走到通道縣的一個村子裏……中革軍委在這裏臨時開會,
研究下一步紅軍行動的計劃。這是個十分重要的會議。在群眾的強烈呼聲、老總和周恩來的推動下,
會議破例請毛澤東參加”。
毛澤東的正確軍事主張自1935-10 寧都會議後,毛澤東第一次能對軍事決策發聲,第一次有了說話的權利(非正式的)。
從一定意義上說,在偏僻的通道縣城進行的這次討論,正是中國革命命運發生轉折的開端,
盡管當時所有人都尚未意識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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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承同誌在《回顧長征》一書中指出的:
“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主張改變方針,還剩3萬紅軍的前途隻有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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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湖南通道會議以後,經過毛澤東的努力說服,在1934年12月15日,中央紅軍占領黎平後於18日召開黎平會議。中央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
黎平會議是中共中央紅軍入黔第一次會議,會議最後確定了向貴州轉兵的戰略決策,毛澤東的正確意見終於被黨中央采納,避免了陷入重圍的危險,使紅軍爭取了主動。黎平會議是長征以來具有決定意義戰略轉變的關鍵,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重要的準備[4][5]。
會後,中央軍委立即轉發了中央政治局的這一新的決定,並要求各軍團首長將中央的決定傳達到師及梯隊首長。為執行新的戰略方針,決定對部隊進行整編,撤銷八軍團並入五軍團,軍委一、二縱隊合並為軍委縱隊。由劉伯承任司令員、陳雲任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副司令員。
12月19日,中央軍委根據黎平會議的決議作出了《關於執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決定的決定》,即將中央紅軍分為左、右兩個縱隊向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前進。
12月31日,軍委縱隊到達猴場。為確定紅軍進入黔北地區以後的行動方針,中央政治局於1935年1月1日又在猴場(草塘)召開會議。猴場會議重申了黎平會議的決定,提出了紅軍渡過烏江後新行動方針,這就是徹底粉碎五次“圍剿”,建立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
參加人員:周恩來、博古、毛澤東、陳雲、劉少奇、李德、劉伯承、葉劍英、王稼祥、張聞天、凱豐等。
“會議決定著中共中央和紅軍的命運和未來,否定了博古、李德頑固堅持的使紅軍遭受巨大損失錯誤戰略方針,讓中國革命重新走上正確道路,對於團結全黨全軍力量,鼓舞鬥誌,消除失敗主義和遊擊主義的危險傾向,堅定紅軍革命信念,樹立勝利信心具有重要作用。最後確定了向貴州轉兵的戰略決策,是長征以來具有決定意義戰略轉變的關鍵,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重要的準備。
“黎平會議不但是中共中央紅軍入黔第一次會議,而且成為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解決自己重大問題的嚐試,開創了我黨曆史上否定共產國際及其代表李德對中國革命錯誤指導的先例,是我黨對共產國際從盲從到獨立思考,從逆來順受到自作主張的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