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16日，毛澤東專列從北京出發。下午到到達武昌，下榻武漢東湖邊上的梅嶺一號。
3月20日《人民日報》第一次刊登了“莫斯科三月會議”3月1日如期召開的消息和公報。
3月23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誌編輯部長篇檄文《評莫斯科三月會議》。這篇評論給國際論壇巨大的震動。
4月11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總統外交事務顧問侯賽因.左勒菲爾卡.莎布裏和他的夫人及隨行人員，由外交部長陳毅陪同坐飛機從北京到武漢，下榻東湖客舍百花一號。下午，陳毅來到梅嶺一號向毛澤東匯報。
4月13日下午，毛澤東會見侯賽因一行。當晚，毛澤東和阿拉伯貴賓侯賽因一行一起前往武漢劇院觀看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
4月中旬，周總理和陳毅先後來到梅嶺，向毛澤東請示參加萬隆會議十周年慶典事宜。
4月21日，毛澤東在梅嶺三號樓接見正在召開中南局第九次全體會議的同誌，對民兵工作做出指示。
4月27日清晨，毛澤東在梅嶺一號召見張平化。
毛澤東問：“湖南的農村社教運動怎麽樣？” 張平化簡要地作了匯報。特別談到醴陵軍山公社是個典型。湖南省委4月20日剛剛發出號召全省幹部學習軍山公社自覺革命經驗的決定。主席笑著說，典型的意義也在於自覺革命。張平化對主席這句話印象很深，後來在對本省各級幹部的講話中經常引用。主席又問到工業、鐵路，等等。最後話題才轉到井岡山。毛澤東說：“我年紀老了，經常夢到井岡山。很想去看一看，你最近能不能抽出時間，帶帶路？”
張平化和汪東興商定，湖南省委再派一個同誌陪同他們起先上井岡山探探路，安排一下。 《前奏》24——25頁
4月28 日、29日，在東湖梅嶺接見賀龍元帥，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將和是楊成武。三人向毛澤東匯報了備戰計劃。毛澤東在同他們談話。
4月 29日當天，毛澤東啟程到湖南，準備上井岡山。毛澤東在梅嶺住了44天。
當日晚，毛澤東一行從武昌到達長沙。
4月30日晨，汪東興、華國鋒等人，一起前往井岡山，沿途為毛澤東上山做相關準備工作。
以下見《前奏》45——50頁
在長沙等待的日子裏，毛澤東找了湖南省委同誌談了幾次話，討論他們的工作規劃、農業生產和水利問題。特別是對湖南省的糧食生產，毛澤東格外關心。
在長沙等待的日子裏，毛澤東請陳伯達、艾思奇、胡繩、田家英、關鋒來蓉，商討為馬克思、列寧的六本原著寫序，要求一人寫一篇，自己寫《共產黨宣言》序言，毛澤東深以為必須在黨內開展一個認真學習馬列主義原著的風氣。
在等待的日子裏，拉丁美洲的多米尼加共和國發生了推翻卡夫拉爾賣國政權的政變。5月12日，毛澤東發表了《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對美國武裝侵略的聲明》。
5月14日，我國又一個原子彈在西北地區上空爆炸成功。
同日，毛澤東會見胡誌明。胡誌明請毛澤東保重身體，送上越南黨和人民的祝福。同時祝賀中國第二顆原子彈爆炸成功，說這是對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和國際正義事業的最大支持。
毛澤東笑了，說，一個美國老朋友（斯諾）今年元月9日我們在北京又見麵了。他問我，中國有原子彈後，我還認為原子彈是紙老虎嗎？我告訴他，那隻是一種說話的方式，一種形象化的說法。當然，原子彈能夠殺人。但最終人類將消滅原子彈，到那個時候，它就真的變成了紙老虎。在越南，美國的不少武器已經成了紙老虎嘛！
話題自然轉到越南抗美形勢。胡誌明談及美國對越南北方的狂轟濫炸和戰爭升級，越南人民自覺運用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打擊敵人。毛澤東笑著說，美國過去是用飛機大炮武裝了中國的革命，現在又來武裝越南的革命。
胡誌明微笑著遞上一份越南腹地至中國邊境數條公路圖，他感謝毛澤東和中國政府對越南的最大支持。
毛澤東認真接過越南要求援助的公路圖，笑著說：“我們感謝越南人民抗美鬥爭對我們的幫助，這裏隻是盡點後方的義務嘛。”
毛澤東邀請胡誌明到小飯廳共用午餐，張平化和大使館同誌陪同。
在毛澤東、胡誌明下榻九所的日子裏，毛主席和胡主席見過好幾次麵。
5月19日是胡主席75歲生日。毛澤東安排剛從北越歸來匯報的陶鑄、王任重、張平化幾位領導人，去看望胡誌明並表示祝賀。
五月二十一日的談話
1965年5月21日，星期五，農曆乙巳年四月廿一，萬裏晴空，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出發之前，汪東興召集工作人員開會，傳達毛主席指示，交代任務。毛主席說：“這次行動，不要搞得複雜了，一切節約辦事，吃的用的就地取材，有一間茅屋就能睡覺，盡量少用人用車，能合並坐車的盡量合並坐車，沿途不要事先通知布置，不要驚動麵過大，不要影響地方負責同誌的工作。”
毛澤東一行從長沙出發，經株洲、醴陵、攸縣、茶陵、蓮花、永新、寧岡，沿著1927年秋收起義之路重上井岡山。
專列很快啟動，沿著長株段鐵路疾奔。主席興奮地望著窗外，樓房漸漸遠去，一望無際的農田映入視野。湖南的早稻插進田裏已一個月，綠色的稻苗給廣袤的田野披上柔軟的綠毯，微風輕撫，蕩漾著層層疊疊的綠波。
毛澤東心情舒暢地說：“今年的早稻收成會不錯吧。”
張平化認真地回答：“主席對農業恢複時間的判斷是正確的。”張平化想到了1962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
“問題不在於誰的判斷正確，在於包產到戶還是農業集體化。這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如果無產階級不加強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體經濟，就可能走到資本主義的斜路上去。包產到戶，短期內可能會增加一些糧食，時間長了，就會兩極分化，資產階級就會重新起來，剝削勞動人民。” 主席說。
“所以主席在北戴河會上說，搞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是一種階級鬥爭。”
“對。客觀上就是階級鬥爭。現在一些人不願意承認它。我找了一些同誌談話，有人聽說我國還有階級存在，大吃一驚。資產階級從來不承認有階級存在，說階級鬥爭是馬克思捏造出來的。孫中山也不講階級，隻說有大貧、小貧之分。還有沒有階級？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這是個根本問題。一部文明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曆史。現在無產階級掌權了，不讓資產階級複辟。資產階級掌權，不讓無產階級起來，不是你壓迫我，就是我剝奪你，這就是階級鬥爭嘛。不過形式有所不同，資產階級嘴裏不承認，實質一樣。我們共產黨的第一課就是階級鬥爭，血淋淋的階級鬥爭。”
張平化用力地點頭。
毛澤東笑了，吸了一口煙說：“我的人生第一課也是階級鬥爭。1906年底這條鐵路上萍鄉、瀏陽、醴陵等地爆發了起義。聲勢很大，涉及周圍十幾個縣，衡山、平江、萬載、宜春、修水，好幾萬人，連韶山小山溝都震動了，我父親做小生意半路打道回府。可惜不到一個月起義失敗了。火車運來清軍，抓住造反的人，挖心而食，殺人像割稻子一樣。起義軍有個領袖叫劉道一，是個同盟會會員，二十多歲，後被人出賣，寧死不屈，頭被砍了四次才落下，慘烈得很。我從小印象最深的就是這件事，官逼民反。”
主席說，1920年11月，他利用一次休假到株洲、醴陵、萍鄉進行考察，對這次萍瀏醴起義的爆發和失敗有了新認識。
萍瀏醴起義對後來的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大革命時期湖南的農民運動、秋收起義都有很大的影響。俗話說，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這也是講造反有理。這個地區為國民黨和共產黨都送出不少人才。
毛澤東說：1927年快過年的時候考察農民運動，他又來到醴陵，住在縣農會的先農壇。農會負責人是孫筱山，羅學瓚是縣委書記，他們睡在一個房裏。1906年萍瀏醴起義失敗了，大革命也失敗了。失敗教訓了我們。
毛澤東的聲音帶著一種蒼涼，一種深情。說我們共產黨人慢慢從血的教訓中懂得革命要成功，重要的一條，就是要總結前人失敗的教訓。轉回來說，當年安源大罷工吸取了萍瀏醴起義失敗的教訓。秋收起義、井岡山鬥爭也是接受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
這個失敗的教訓是什麽？毛澤東嚴肅地告訴張平化，什麽時候都不能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從來都是你死我活的。
車輪滾滾，窗外無聲的風景與車廂內毛澤東有聲的講述構成了一幅幅生動的曆史畫麵。毛澤東講述了秋收起義的曆史。
毛澤東專列在曆史的回顧中於下午2點緩緩地在醴陵陽三石火車站停了下來。臨下車，毛澤東感慨地對張平化說：你懂得了這些曆史，就懂得了北戴河我為什麽將“包產到戶”看得那麽嚴重。不太清楚，上了井岡山後我們再說。
《前奏》53——59頁
重上上井岡山的小車隊從醴陵沿著湖南省道行進。毛澤東一路思潮滾滾，一幅幅腥風血雨的曆史畫麵出現在眼前。毛澤東感慨地談了這一段烽火歲月。
下午5點鍾左右，重上井岡山小車隊進入茶陵，開進茶陵縣委大院。吃完飯後，毛澤東和張平化等人在縣委大院走了走。
在茶陵縣委大院，毛主席對張平化說：“想當年，連茶陵也守不住，什麽原因呢？因為部隊沒有紀律，我們不能像國民黨光是向老百姓要東西，我們應該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幫助老百姓搞生產，用百分之十的時間征糧。老百姓的利益過去、現在、將來都是我們勝利的保證。”
《前奏》74頁
5月22日。上午10時許，毛澤東一行乘車從茶陵出發，一個小時左右進入江西省的蓮花縣。中午車隊進入了永新縣城。毛主席接見了永新幹部，毛主席說：“過去和現在都是人民供養我們，我們不能忘記他們。” 主席對永新流露出很深的感情。 《前奏》85頁
1 1965年5月22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左右，毛澤東一行到達井岡山山頂之鎮——茨坪。
毛主席一下車，第一句話就是“茨坪變化真大”。
第二句話是：“當年我們下山時，紅四軍由士兵委員會貼標語，‘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的‘倒’少寫了一筆，我笑著說他們，少了一條腿，敵人不打就倒了。怎麽樣，敵人不打不會倒，窮苦人團結起來一打，它就倒了，我們又上山了。”
《前奏》110——111頁
5月22日傍晚，毛澤東一行進入茨坪井岡山賓館。當晚毛澤東在115房間用餐，很簡單。原準備上點兒水果、米酒，汪東興要求撤掉，說：“主席知道，要批評的。一路都沒有上酒。夥食標準，主席每天2.5元，隨行人員1.5元。主席每餐四小碟一湯，不能超標不能上山珍海味，不能鋪張浪費。錢定在那裏， 要求嚴格實行，隻能節約。”
《前奏》115頁
五月二十三日的談話
5月23日中午毛澤東起床，在115房間用餐後出來散步。
毛主席那天散步興致很高，說：“我在茨坪時間沒有茅坪長，茨坪在山頂，原是王佐的大本營，茅坪在山腰，龍市、新城、古城離茅坪比較近，進出比較方便，紅四軍軍部和邊界特委的主要活動基本上都在茅坪。生活十分艱苦。”
毛主席說，井岡山時官兵生活一個樣，除了作戰指揮權以外，不分上下。現在我們官兵待遇區別比較大。他叫總參做過一個調查，上將的工資是上士的17倍多，1964年後有所下降，仍有10倍以上，蘇聯上將工資是上士的30多倍，美國是20多倍。我們比蘇聯、美國好一些，但比戰爭年代區別大多了。我們高級幹部有小車、秘書、小樓，還有站崗的。官做大了，錢掙多了，拉開了與群眾的距離，還願不願意下去當普通人。劉俊秀同誌，你還能不能當農民。王卓越同誌，你願不願意重新當戰士？
劉俊秀說願意。我（王卓群）也點頭。主席笑了，都說願意就好。但現在有的人下去蹲點是口裏願意，心裏不願意，總找些理由不願下去。這樣不好嘛。我們連連點頭，感到主席是在嚴厲批評黨內一些脫離群眾的問題。當時並沒有想到其他。
毛澤東又說，他已吩咐汪東興組織北京來人去看一看井岡山舊址和紀念館，叫張平化、劉俊秀、王卓超有時間也去看一看，了解這段曆史很重要。
《前奏》118——119頁
5月23 日下午，張平化、劉俊秀、王卓超等人一起去了井岡山博物館。井岡山博物館與井岡山賓館相隔不遠，三人結伴而行。沿途，王卓超興高采烈地向張平化、劉俊秀介紹陪同謝覺哉、董必武、朱德等革命老前輩參觀井岡山的珍聞。
謝覺哉是1959年3月初到井岡山的。參觀時謝老指著毛澤東當年睡覺的門板、破被子問我（王卓群），毛主席過去條件差睡木板，現在當了國家領袖還睡木板，你知道為什麽嗎？我個人理解這就是毛澤東的“懸梁刺股”。毛澤東在提倡井岡山的革命精神。帶頭打破封建做官的特權，做官的生活特權、政治特權。
謝老當時問王卓超，解放快10年了，共產黨建立的是一個新政權，毛主席為什麽一再教導反對官僚主義？王卓超回答：人一當官，就容易脫離群眾。謝覺哉笑了，這就是“官國”的遺產之一。共產黨的官就是不能脫離群眾，要為人民服務，這是黨的宗旨。難的是，中國是一個“官國”，官國的遺產很容易被繼承，特權思想一代又一代傳下來，從古代到民國都如此，有很厚的土壤。
謝覺哉說，中國第一個在製度上打破“官國”傳統的人是毛主席。井岡山的士兵委員會就是一個例子，當官的沒有特權了。我們就靠這個，官兵一致、軍民一致打下的天下。我們共產黨進城了，當官的特權跟著就來了。很多人感到這是天經地義。我的親戚要我幫忙安排工作，覺得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覺得坐我的小車，吃得比別人好，穿得比別人好，是正常的。我感到這些對我們黨來講不正常，危險。
謝覺哉1959年的感慨和1965年5月23日毛主席在井岡山賓館散步的講話，思想是很接近的。
謝覺哉在井岡山寫了一首自由詩，標題是《中國的第一山》：
井岡山啊！
你是個燈塔，
照亮著億萬人民前進的道路；
你是個巨雷，
摧毀了壓在億萬人民肩上的兩架大山。
火！好大的火。
她燎遍全國，燎向無邊的海外和天空。
燎原之火，起於星星！
大井、大隴、茅坪、茨坪、汪洋界、八麵山、
朱砂衝……就是這可愛的偉大的星星所在。
真理的火，永遠照亮著人類的心靈。
創造著無窮美好的未來。……
謝老很認真地告訴王卓超，他詩中“真理的火”是兩點：一點是人人皆知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另一點就是井岡山官兵一致，打破特權。
《前奏》119——122頁
朱德於1962年3月偕夫人康克清、女兒朱敏十餘人一同重上井岡山。朱德說，朱德的扁擔的意義是什麽？是毛澤東同誌提倡的官兵一致、艱苦奮鬥的井岡山精神、我們共產黨靠這個精神奪取的天下。這個精神忘了，人民就會罵我們，忘光了，就會和國民黨一個樣。國民黨初期也是先進的嘛，後來才變，殺老百姓，殺共產黨……
《前奏》129頁
5月23日下午四點多鍾，張平化、劉俊秀、王卓超多人從井岡山革命博物館歸來。
主席看見他們很高興，問：“看展覽有什麽發現啊？”
劉俊秀仰望著毛澤東的笑臉，說：“我們在博物館看到不少詩作。還有溥儀皇帝的。”
“哦”，主席果然有興趣，問：“他們都寫些什麽？”
劉俊秀拿出博物館內部油印的今人井岡山詩詞和題詞，上麵有朱老總的題詞，謝老、董老的詩……還有杜宣1960年5月寫的《夜宿茨平》：
無限春光到茨坪，深山寂靜夜芳馨。今宵何事人難寐，幾度推窗看舊營。
可能主席感到此詩有點兒意境吧，當時評價，杜宣是蘇區的筆杆子，現在上海當作家。王卓超感到，主席對中國文壇顯然很熟悉。
一提作家，劉俊秀高興地告訴主席，劇作家田漢1962年10月也到井岡山來了。主席笑著說，田漢是我國劇協主席和文聯副主席，他寫過不少曆史劇，是個很有名的劇作家。《關漢卿》、《文成公主》、《謝瑤環》看過沒有，劉俊秀和王卓超都不好意思地搖頭、張平化笑了笑，主席笑著批評道：你們要關心戲劇、文化領域，它和過去井岡山一樣，也充滿著鬥爭。
毛澤東的這番話顯然對戲劇文化領域有些看法，對不少領導幹部的“麻木”提山善意的批評。毛澤東意味深長的批評使空氣徒然有幾分嚴肅起來，毛澤東悠然一笑，問末代皇帝的詩怎麽不說呢？張平化當場背誦了溥儀1964年4月11日在井岡山的詩作。
毛澤東步子慢了下來，似乎細細咀嚼其詩其味，若有所思地說：“我們能夠把末代皇帝改造成新人，其他人的思想怎麽不可以改造呢？”
走著走著，已到了砂石路的盡頭，按照常理，折回去再走，主席卻從盡頭向沒有路的小坡往上走。
主席側頭笑望著我們，說：魯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其為路。井岡山的道路是這樣，社會主義的道路也是這樣。不過，走這條路比井岡山時期還要難。搞不好，就會走到邪路上去，蘇聯不就是這樣嗎？蘇聯修正主義集團已失去人民的擁護，將來帝國主義一打壓，搞不好甚至會亡黨亡國。
《前奏》134——137頁
五月二十四日的談話
5月24日下午四點多鍾，毛澤東像往常一樣，從井岡山賓館大門出來，一看幾員“大將”都等候在門口，笑著問：“集合到哪裏去？”汪東興說：“中午吃飯我們議了議井岡山的曆史，有些問題想向您請教呢？我們主要是對當年井岡山紅軍由哪幾支部隊組成不怎麽清楚。”
毛澤東的目光順序詢問，見一個個點頭，釋然地說：“井岡山是由四支隊伍組成，第一支是我率領的秋收起義的部隊；第二支是井岡山原有的袁文才和王佐領導的兩部分地方武裝，袁文才的隊伍當時在山腰茅坪，王佐的隊伍當時在山頂，也就是我們今天所在地茨坪；第三支隊伍就是朱德、陳毅帶來的八一南昌起義的部隊；第四支就是彭德懷和滕代運率領的平江起義的部隊。井岡山紅軍主要是這四支部隊組成的，這很容易弄清楚，難一點兒的是，這四支隊伍是怎樣一步步組成紅四軍、紅五軍的。”
毛澤東說：“秋收起義那一天，銅鼓的天氣可沒有這樣好。天氣灰蒙蒙的，後來還下了雨。打瀏陽，到文家市，一直是陰雨天。盧德銘在蘆溪犧牲的那天，下著大雨。那些日子很少有晴天，痢疾、瘧疾在隊伍中盛行，減員比較厲害。那是我第一次帶兵，到三灣時部隊隻有 700人，比在文家市少了幾百人，比起義時四個團的人數少了八九倍。三灣改編是重要的一步，首先整編了幹部隊伍，我們把革命信念不堅定的軍官都掛了起來。如師長餘灑度、三團團長蘇先俊，提拔了一批革命意誌堅定的工農黨員，把黨代表製落實到連隊，宛希先原來是個班長，三灣改編一下子就擔任了營黨代表。實踐證明，他是一個很優秀的同誌。
“支部建在連上和發展新黨員都是到水口的事情。水口是個好地方，我們在那裏發展了秋收起義後的第一批黨員。那時，我住在一個姓江的農民家裏。”
當天在水口葉家祠發展了連隊的第一批黨員：賴毅、郭輝、陳士榘、李恒、歐陽健等。毛澤東親自領讀了誓詞。
毛澤東接著說：“在駐水口時，宛希先帶人一打茶陵，其他部隊在大汾荊竹山遇肖家壁挨戶團被打散了，三營營長張子清帶一批人衝散到桂東，那天中午集合隻有幾十人，我請曾連長喊口令集合，自己排第一，羅榮桓緊跟排第二。下午，找回被打散的兩三百人，提出三大紀律。第二天，王佐接到袁文才的信，派人接我們上山，10月24日到大井，看見宛希先從茶陵帶回的隊伍，還有報紙。過了幾天（10月27日）到了茨坪。我們是在最困難的時候在井岡山安的家。”
沿著砂石路，毛澤東一邊走，一邊繼續說：
“袁文才和王佐的地方武裝是井岡山的第二支隊伍，一個在山頂，一個在山腰，當時有六七十支槍。他們同意我們上山，接受我們的改編，提出保留他們的建製。
“袁文才、王佐隊伍的改編工作是和恢複地方縣委工作、打仗、創建革命根據地一起進行的。11月中旬，再次由宛希先帶隊，二打茶陵。
“二打茶陵去的人比較多，一、二、三、四連和特務連都去了，團部也去了。 進城後建立了茶陵縣人民委員會。派共產黨員譚梓生當縣上，是團部下的命令。他騎著馬，由部隊送去。其他人員還是用舊的，仍然坐堂審案，依靠商會派款派捐，除了縣長換了人，其他和過去沒有什麽不同。群眾非常不滿意。宛希先寫信告訴了我，我回信要求他們改變做法，召開工農兵代表大會，有八九十人參加，會議實行投票選舉，選出了三個常委（譚震林、陳士榘是士兵代表，李炳榮是農民代表），成立了茶陵縣工農兵政府。譚震林被選為主席。譚震林印刷工人出身。茶陵縣工農兵政府是井岡山地區第一個工農兵政府，也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縣級工農兵政府。雖然成立的時間不長，意義很大。
“1927年12月，羅定的部隊來進攻茶陵，團長陳浩硬頂著打了一天晚上撤出，不願回井岡山再過艱苦的生活，他帶部隊到了湖口準備去投降方鼎英部隊，陳浩是黃埔一期學生，方鼎英當時是黃埔教務長。但有覺悟的士兵和基層幹部都反對，我趕到湖口連夜召開了緊急會議，當機立斷，決定把部隊帶回井岡山。第二天清早，在湖口圩的一塊收割後的旱田裏集合部隊開會。宣布了團長陳浩、副團長韓昌劍、參謀長徐庶、第一營營長黃子吉要帶領部隊去投方鼎英，將他們逮捕。由張子清代理團長。部隊由湖口經源口、沔渡回到了寧岡龍市。陳浩、韓昌創、徐庶、黃子吉是在龍市開大會被宣布罪行槍斃的。他們幾個人都是讀過書的人，但在關鍵時刻，為自己著想，出賣革命，想把部隊帶到邪路上去。”
“部隊從湖口回到寧岡後，接著去打遂川。1928年元月4日出發，在大坑鎮打垮民團三四百人，順利占領遂川縣城。團部設在城內天主堂內。我住了進去，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住天主堂，譚政被調到前委做秘書。
“1928年1月24日，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挑大糞出身的王次淳擔任縣政府主席。縣工農兵政府也設在天主堂。
“快過舊曆年了，歐陽暉在遂川編了一個歌子四處宣傳：
“過新年，過新年，你拿斧子，我拿鐮，打倒肖家璧，活捉羅普權……
“剛過舊曆年沒有多久，敵人調兵向遂川壓來。我們很快集中兵力回寧岡，半路了解到朱培德的一個營孤軍深入到新城，決定打新城。袁文才的部隊和赤衛隊都來配合，結成布袋。第二天，乘敵人毫無提防、放下槍支做徒手操的時候開槍，敵人大亂，乘勝攻南門，敵人被我們包圍後，從西門突圍，部隊正好埋伏在那裏。
“這一仗打得幹淨利落，敵人一個正規營和一個靖衛團外加一個縣公署，都被收拾了，俘虜敵人幾百人，活促了偽縣長張開陽。這是秋收起義以來工農革命軍第一次大勝利。2月21日，在龍江邊召開第一次全縣性群眾大會，宣布寧岡縣工農兵政府名單。暴動隊長文根宗當了縣政府主席。文根宗長工山身，寧岡古城人。你們看，片岡山的第二支部隊和第一支相互配合，幹得多麽好啊！”
毛澤東一邊散步一邊繼續說：“井岡山的第三支隊伍是八一南昌起義的部隊。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革命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反革命武裝的第一槍。
“朱德和陳毅在井岡山和延安時講過多次，八一南昌起義部隊原以葉挺二十四師三個團，周士第的二十五師七十三團、賀龍的二十軍兩個師六個團、朱德的教導團為基幹。葉挺的二十四師三個團、周士第的七十三團是起義軍的主力。起義軍全部占領了南昌後，隊伍擴大了，以教導團為基礎，成立了第三師，周士第的七十三團擴充為第二十五師，成立了七十四團、七十五團，原有一萬多人。
“但在轉移的路上犯了兩個致命的錯誤。一是選了一條偏僻的、完全沒有群眾基礎的路到潮汕。當時主要是想占領汕頭海口，以取得蘇聯接濟，第二次北伐。這個決定是幼稚的，造成了第一個錯誤。走了一個多月，才到汕頭。這一個多月給了反革命以充裕的時間，錢大鈞補充好了，黃紹竑得到了喘息的機會，桂係和張發奎也聯合起來了，在潮汕一帶集結強兵。部隊到了大埔又做了第二個錯誤的決定，決定分兵，把周士第和朱德的部隊留在三河壩。三河壩分兵是個悲慘的決定。把葉挺的部隊拆散，也就等於把力量拆散了。
“三河壩一分兵，反革命就以錢大鈞牽製朱周部，集中全力對付葉挺、賀龍。葉賀長途跋涉，隊伍疲勞，一路仰攻上去，後來陷入反革命的重重包圍，全軍覆滅了。
“此戰後，賀部餘部二千多人。因為是舊軍隊，沒有經過很好的改造，在海陸豐全部投降了反革命，隻剩下賀龍同誌一個人，單獨逃回湘鄂西，其後創建了湘鄂西根據地。葉挺殘部在海陸豐和東江一帶堅持鬥爭，犧牲很大。
“南昌起義部隊到大庾隻剩下九百多人，在最困難的時候，朱德同誌被擁戴為部隊領袖。12月間，移駐韶關西北的犁鋪頭。派出毛澤覃來井岡山聯係，我們派何長工會見到了朱德。約定湘南暴動後上井岡山。當時南昌起義部隊有八百多同誌，都是非常堅定勇敢的革命青年，其後大多在戰爭中犧牲了。現在（1965年）健在的有朱德、陳毅、林彪、粟裕幾個人，其他都犧牲了。”毛澤東沉痛地說道。
毛澤東繼續說：“當得知朱德他們要上井岡山來的消息後，我曾帶一個團到湖南桂東地區去接他們。當時聯絡困難，沒有接到，隻接到蕭克帶領的一支小部隊。我們回到井岡山後又聽到有消息說朱德、陳毅已提前到達炎陵縣與攸縣（茶陵）交界的地方。我又再次下山去接他們，與朱德、陳毅的部隊在湖南炎陵縣會麵。
“井岡山第四支隊伍，就是彭德懷、滕代遠領導的平江起義部隊。1925年7月22日，彭德懷、滕代遠領導國民革命軍獨立五師第一團在平江舉行起義，宣告成立紅五軍，有二千多人。同時還成立了平江縣工農兵蘇維埃政府，主席是個女同誌，是當年蘇區工農兵蘇維埃政府中唯一的女主席。文武雙全，後來犧牲了。
“1928年12月上旬，彭德懷經曆了很多曲折，帶了四五百人部隊上了井岡山，來到茅坪。沒有幾天，去寧岡縣新城參加會師大會。路上，彭德懷看見了我，叫我給五軍講話。我講了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工農兵就像兄弟三個，工人是大哥，農民是二哥，士兵是三哥。我國工農兵占總人口的85%以上，地主資本家是少數，掌權的軍閥也是少數，我問紅五軍的戰士：多數人打少數人，誰能打得贏啊！當然是多數人打得贏，三個人打一一個人，誰能打得贏？那當然是三個人打得贏！所以工農兵聯合起來，打遍天下。那時，紅五軍戰士聽了這些話，都高興地笑了。彭德懷笑得很開心。後來開會還出現了一個笑話。台子垮了。”
“紅四軍、紅五軍會師大會是1928年12月11日在寧岡新城召開的。這天是廣州起義一周年紀念日。新城內外到處貼著‘歡迎紅五軍！’‘歡迎彭軍長！’‘慶祝兩軍勝利會師！’等標語。紅四軍、紅五軍的全體官兵及周圍群眾，排著整齊的隊伍，進入會場。會場的台子是臨時用麻繩把木頭捆起來搭成的，比較簡陋。大會台上的橫標是：紅四軍、紅五軍會師慶祝大會。台子兩邊還有一副對聯：
“上聯是：在新城，演新劇，歡迎新同誌，打倒新軍閥。
“下聯是：趁紅光，到紅軍，高舉紅旗幟，創造紅世界。
“會上表演了雙簧和舞蹈，女同誌正在演節目，‘嘩’的一聲，台子倒了，戰士們立即衝上去，搬的搬，始的抬，一下子又把台子搭了起來，繼續演。
“部隊有些老兵講迷信，譬如部隊出發，旗子沒有撐好，倒下來了，非把撐旗的打頓屁股不可，取個吉祥。見台子垮了，有的人議論開了，說不吉利，今天會師垮台了。這話大概讓朱德同誌聽到了，台子重新搭好後，朱德同誌跑上台去，笑著對大夥說：你們不要迷信，這個台子是用繩子捆的，沒有捆好，垮了。我們無產階級台子是永遠也垮不了的。那一天，到處都是紅領帶，真鼓舞人心。”
講到這裏，毛澤東笑著說那場景那些事就像在昨天，轉眼間三十八年過去了，天翻地覆，換了人間。停了一會兒，毛澤東感情深重地說，井岡山四支部隊的絕大多數同誌都犧牲了，現在活著的隻有幾十人，我們不能忘記這些犧牲的同誌，忘記他們獻身的理想和追求。
《前奏》138——147頁
據張平化當年的秘書梅永祿回憶：1965牟4月，毛主席點名要張平化陪同他重上井岡山。5月上山後，張平化同誌一直很興奮，但有一件事當時很不理解。“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擔任《湖南日報》總編的時候，張平化對我講，毛主席重上井岡山，正值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後期，為了及時了解中央和主席對這個問題有什麽新的精神，主席住在茨坪時，有一次他提議在老人家方便的時候匯報一下湖南省社教運動的情況，主席笑了笑，說：“這個問題不用匯報了，情況我都知道，現在看來光搞社教運動不能完全解決問題。” 主席的這段話，對張平化的印象很深。晚年他寫回憶錄特別記上此事。當時也引起了張平化一連串思索，社教運動不能完全解決問題，那麽搞什麽才能解決問題呢？主席所指的“問題”究竟是什麽？主席這段話自然有深刻含義，怎樣理解？當時張平化是比較困惑的。
張平化書記陪同毛主席等上井岡山，本來準備在茨坪多待幾天。但身不由己，5月25日上午，張平化必須啟程趕回長沙主持一個重要會議，需要提前下山。毛澤東要步送湖南同誌下山。張平化趕緊下車，請主席回房休息，老人家辦公一夜還沒有睡覺，我們誰能擔當得起主席的步送。
隻聽主席說：“你們這麽多人那麽遠送我上井岡山，我走幾處送送你們，有什麽不行？快上車吧。”
張平化知道再說也沒有用．他含著激動的淚花．說了聲“清主席保重！” 卻又遲遲舍不得上車。毛主席大聲地問：你是沒有忘記專列上我的許諾吧。我為什麽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麽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製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製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麽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麽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麽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張平化激動地望著毛主席。大聲地說：“主席，我懂了。”
《前奏》148——151頁
五月二十五日的談話
5月25日，張平化下山當天下午兩點左右，劉俊秀、王卓超在井岡山賓館吃過午飯小憩，汪東興傳話，主席請他們一起到115房間去，接著昨天的話題再談一談。太好了，兩人拔腿走到115房間，毛澤東笑著指了指對麵的木沙發，汪東興已坐在主席的旁邊。
毛澤東開門見山說：“你們幾個都是江西老表，俊秀同誌還是賀子珍的小同鄉，在瑞金讀馬列班時是我家的常客。轉眼間幾十年過去了。”
毛澤東笑著問：“你們這次陪我一起到井岡山，印象如何？”
“這次陪主席來井岡山，是難得的一次學習機會，心情一直很興奮。重新讀了主席在井岡山寫的幾篇文章《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對井岡山是中國革命的搖籃，感受更深刻了。”
毛澤東感慨地說：“昨天散步回來想了很多。井岡山道路的探索是中國革命最關鍵的一步。為了創建這塊革命根據地，不少革命先烈犧牲了。他們是一批有信仰有抱負的年輕人。秋收起義總指揮盧德銘，一個很好的同誌，有智慧，能吃苦，在文家市決定進軍路線的會上，就是他有力地支持我的提議，退入萍鄉向羅霄山脈轉移，蘆溪一戰犧牲了。
“三十一團黨代表何挺穎，原是上海大學的大學生，北伐時就在警衛團任連黨代表。三灣改編任第一團黨代表，很年輕（1905年生）。”
毛澤東談到他在井岡山被撤職的經過，說：“1927年12月，中央開了一個擴大會議，撤銷了我的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還給湖南省委來了一封信，說我政治上犯了嚴重錯誤，撤銷了我的前委書記。消息不靈通，傳到井岡山成了開除了我的黨籍。井岡山的同誌火了，不服氣，為我打抱不平，要向中央打報告。我勸他們不要寫，撤職就撤職，沒有什麽大不了的，真被開除了黨籍，我還是要幹共產黨的。井岡山同誌聽了我的話，很認真地說：‘開除了你的黨籍，你就不能當黨代表了，但師長總可以當得吧。’你們說井岡山同誌對我好不好啊？”
“1928年3月上旬，湖南省委派周魯到龍市，他是個書呆子，說這裏燒殺不厲害。傳達了中央文件，撤銷了前委和前委書記，成立了師委，由何挺穎當師委書記，我當了師長。我連師委委員都不是，但師委每次開會，都請我參加，並認真聽取我的意見。你們說井岡山的同誌對我好不好啊？”
毛澤東講完這段話後，喝了一口水，繼續說道，1928年兩次下山接南昌起義的隊伍，他都是以師長的名義去的。紅四軍成立後，6月恢複了前委，他重新擔任了前委書記，何挺穎任紅四軍軍委委員、第十一師黨代表兼三十一團黨代表。7月，他率兵前去迎接二十八團去了。8月，何挺穎同陳毅安還有朱雲卿率領不到一個營的兵力打贏了敵人五個團，取得了黃洋界保衛戰的勝利，後調任二十八團黨代表，和二十八團團長林彪做搭檔。1929年1月大餘一戰，何挺穎受傷犧牲了。
二十八團團長原來是王爾琢，紅四軍成立時，王爾琢任軍參謀長兼二十八團團長。王爾琢是黃埔一期的，南昌起義時是葉挺部隊七十四團的參謀長。入黨很早，有勇有謀，在部隊中很有威信。當年井岡山雖在角旮旯裏，也是欽差大臣滿天飛。周魯走後又來了袁德生、杜修經，6月份帶回了一個省委決議，要部隊全部到湘南去。6月底，毛澤東在永新主持召開聯席會議，決定部隊不去湘南，要用紅色武裝保衛井岡山根據地。6月中旬，二十八團、二十九團攻克炎陵縣縣城後，在杜修經的策動下回湘南。
毛澤東在永新聽說後立即寫信阻止，沒有阻止住。7月下旬，二十八團、二十九團打郴州，先勝後敗，二十九團全部打垮，毛澤東帶三十一團三營前去迎接，在桂東碰見二十八團林彪帶的一營，決定重回井岡山。在返回井岡山的途中，二十八團二營營長袁崇全和黨代表叛變，團長王爾琢前去追趕，士兵們一聽團長喊話，都跟著回來，袁崇全從躲著的寺廟出來，掏出手槍打死了王爾琢，帶著幾個人逃跑了，叛變到劉士毅部去了。王爾琢和袁崇全是黃埔同學，聽說兩人關係不錯，王爾琢才會毫不防備地去叫袁崇全。
毛澤東沉痛而感慨地說：“關鍵時刻，敵人是沒有人情味的，殘酷得很。當時二十八團第一營營長是林彪，第三營營長是肖勁，林彪比較會打仗，提拔為團長。”
1928年9月，二十八團和三十一團三營在遂川一仗中就殲滅了尾追在後麵的敵五個營，打死了叛徒袁崇全，占領遂川縣城。9月後，回井岡山。10月初，收複寧岡全縣。在龍市召開了王爾琢追悼大會。毛澤東寫了一副挽聯：
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卻工作誰承受
生為階級，死為階級，階級念如何，得到平等便甘心
張子清參加過北伐，是秋收起義三團第三營營長，一直跟著主席從銅鼓打到瀏陽，從文家市到三灣，部隊改編仍任第三營營長。1927年10月在大汾遭到肖家璧的襲擊，三營與團部失去聯係。張子清帶著隊伍到桂東一帶打遊擊，與朱德的部隊取得聯係。12月中旬帶三營歸隊途中，參加了茶陵的戰鬥。他和宛希先堅決反對陳浩幾個人帶部隊離開井岡山投降敵人。陳浩被逮捕後，張子清升任第一團團長，很會打仗，立場堅定，1928年春下山接朱德的部隊，在炎陵縣戰鬥中負了重傷。
主席那天說，井岡山醫療條件差，有一點兒藥，張子清都先讓給戰士用，戰士們流著眼淚留給張團長。他堅決不肯。這就是井岡山的官兵關係，比親兄弟還要親，還要真。人心都是肉長的。革命的理想和官兵一致，使整個部隊團結得像一個人，艱苦奮鬥。
1929年1月，紅軍下山，張子清為了不給部隊增加負擔，主動提出留在山上做輔助工作，調任紅五軍參謀長，1930年犧牲在永新。毛澤東那天充滿感情地說：“張子清是一個非常好的同誌，犧牲時也隻有二十幾歲（28歲）。”
三灣改編，一營營長員一民1928年就犧牲了。陳毅安接任，也是一個好同誌，紅四軍主力下山後，他調任紅五軍副參謀長，犧牲在二打長沙的戰鬥中。接任張子清任三十一團團長的是伍中豪，原來是北京大學的一個學生，後考入黃埔四期，北伐中入黨。秋收起義時是三營副營長，張子清當團長後，伍中豪任營長。毛澤東到桂東接二十八團，都是帶的三營。1929年主力下山時，伍中豪任三十一團團長，1930年任紅二軍軍長，不久犧牲在江西安福。還有二十九團團長胡少海，他是宜章富家子弟，長得很高大，也犧牲了。紅五軍在第三次反“會剿”中犧牲了不少好同誌……
毛澤東說，一回到井岡山，腦子裏就看到了他們一張張年輕的麵孔，都是活生生的。他們都是有堅定信仰有犧牲精神的好同誌，犧牲時都隻有二十多歲呀！
當時主席吸了一口煙，繼續說道：井岡山鬥爭說到底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是一場槍杆子青年運動。井岡山鬥爭高舉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進一步反剝削反壓迫，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五四青年運動的繼續和發展。井岡山的鬥爭是偉大的，這些為革命犧牲的青年人是偉大的。
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麽多的好青年、好同誌，我就擔心今天的政權。蘇聯的政權變了顏色，蘇聯黨內有個特權集團、官僚集團，他們掌握了國家的要害部門，為個人撈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一般黨員和普通老百姓是沒有什麽權利的。你提意見他們不聽，還要打擊迫害。
我們國家也有危險，官僚主義作風反了多次，還是存在，甚至比較嚴重，官僚主義思想也比較嚴重。打擊迫害、假公濟私的事有沒有？這樣的事情，你們知道得比我多。但報喜不報憂，這也是官僚和封建東西。做官有特權、有政治需要、有人情關係。縣官不如現管，假話滿天飛，忽“左”忽右、形左實右，這些很容易造成幹部的腐化、蛻化和變質，蘇聯就是教訓。我很擔心高級幹部出現修正主義，中央出現修正主義怎麽辦？有沒有製度管住他們？當然，像“二十三條”講的，這裏絕大多數幹部包括黨的高級幹部還是個認識問題、教育提高的問題。怎樣教育提高？
現在高幹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遠新在哈軍工讀書，他們那個學校高幹子弟比較多，有些還是保送的。毛遠新高中畢業時也被保送到哈軍工，我不讚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華，第二年轉過去。陳賡那時還活著，當校長。他們放假回家，黑龍江省委還請哈軍工高幹子弟吃飯，工農子弟就不請嘛！這說明了什麽問題？這和我們井岡山時期提倡的東西不一樣。條件好了，共產黨掌權了，過去的優良作風還要不要繼承？怎樣繼承？
毛澤東的話語猶如黃洋界的泉水涓涓不息，又像井岡山龍潭的瀑布呼嘯而下，汪東興、劉俊秀、王卓超三人一陣陣驚歎，又一陣陣尷尬。毛澤東超凡的記憶令他們歎服，博大精深的思想又使幾位一時難以體會。也可能毛澤東察覺了一二，滔滔不絕的話停了下來，喝了一口水，話題一轉，說：
“在為井岡山根據地犧牲的先烈中，還有被錯殺的英烈，宛希先、袁文才、王佐等人，這麽多年過去了，你們想過這件事沒有？”
毛澤東給在座者又出了一個難題。
《前奏》152——157頁
…………
袁文才、王佐1930年2月被錯殺的具體原因和發生經過像畫麵一樣展現出來。在對待袁文才、王佐問題上，體現了當時的中央領導人與毛澤東在戰略上較大的思想差距。如果沒有錯殺袁文才和王佐，井岡山根據地是很難第二次丟失的。這樣，中央蘇區的政治、地理形勢將會有很大的不同。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為什麽能合圍成功，中央蘇區毫無地理屏障是其中一個客觀原因。如果當時井岡山根據地存在，或許是柳暗花明另外一種局麵。
遺憾的是，曆史悲劇的無情，就在於它永遠不存在“如果”，曆史悲劇的深刻，也在於多少年過去，它才重新揭示“如果”。
毛澤東聲音低沉地說：
袁文才、王佐是殺錯了，但問題的本質，不是殺錯幾個人，追究幾個人。當時黨內有一條“左”傾盲動路線，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不講政策，使下麵的幹部頭腦不冷靜。
問題的本質，是路線正確與否，是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正確與否。政治路線決定之後，才是組織路線。路線對了，下麵同誌幹勁大，才會勝利。路線錯了，很多工作都會走到邪路上去。這是很關鍵的。
毛澤東的思路沿著當年的曆史跳躍性前進。老人家若有所指地說：
路線對頭，也會出現打敗仗的時候，有時候是敵人太強大，有時候是我們的判斷出現錯誤。不能簡單的以一兩次失敗挫折來判斷路線問題。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我們就會變得比較聰明起來，當年在井岡山，開始不會打仗，後來是十六字口訣越用越活。
戰爭時期，檢驗路線正確不正確，比較容易，王明說自己的路線正確，根據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張國燾說自己路線正確，八萬人過了兩次草地，大隊伍被打得七零八落。
和平時期檢驗路線正確不正確，要難得多。這個勝仗和敗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績和錯誤，還要看舉什麽旗幟。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張國燾的路線不對，在一定的時間內，比我們的勢力還要大，但長久地看，就不行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也可能會是這樣。黨內對這個問題，還沒有充分認識。我們反複說，中國還存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危險性。蘇聯已經是修正主義當道了嘛。
王卓超回憶，那天毛主席反複強調這些，那個年代報紙上也比較注意宣傳“反修防修”的問題。毛澤東還問他們，認真讀過“第九評”（《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沒有？這篇文章中有段講“蘇聯特權階層”的話是他改寫的，對蘇聯修正主義有一個客觀的認識。你們下山後，找一找，看一看，就了解中國為什麽要反修防修了。主席說的這段文字在山上就找到了。毛澤東講的是這麽一段：
“經過這一係列的變動，蘇聯特權階層控製蘇聯黨政和其他重要部門。
“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
“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汙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
“這個特權階層，思想上已經完全蛻化，完全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拋棄了蘇聯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他們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他們自己背叛革命，還不準別人革命。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
汪東興慷慨激昂地說，我們國家誰走資本主義道路，全黨全國都不會答應。
毛澤東緩緩地說，事情不是那麽簡單，人家資本主義製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製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曆史長，地域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隻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許多方麵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麽可能讓落後的中國獨立發展，後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和井岡山的追求。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險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嗎？
毛澤東說，我們要摸索出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防止修正主義，要繼承和發揚井岡山的一些好製度、好作風。
在座的幾人頻頻點頭。毛澤東問：井岡山的好製度、好作風是什麽？
幾個人異口同聲地說：艱苦奮鬥。
毛澤東笑了，慈愛又無奈地笑了。王卓超說，毛澤東那笑容就像老師聽到學生回答，感到文不切題。他叫我們再想想，說艱苦奮鬥隻是一個方麵，隻是一點，還差兩點，叫從製度方麵想。汪東興一拍前額，說：“支部建在連上。”
毛主席點點頭，繼續說：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製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鬥，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製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
毛澤東將井岡山士兵委員會的作用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地位，老人家重新講到《井岡山鬥爭》一文中他寫過的話：“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的民主主義製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武器。”說全國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
劉俊秀當時用請教的語氣說：現在工廠不是有工會，農村有貧下中農協會，這和士兵委員會是不是差不多的組織？
毛主席說：兩者不一樣，士兵委員會可以監督連長、營長、團長的，它有很大的權利。現在工廠的工會真的可以監督廠長、書記嗎？誰又來監督我們的市委書記、省委書記？誰來監督中央的領導，中央出修正主義怎麽辦？
我們的製度，我們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別是在上層建築領域。
毛主席說：我們這支軍隊為什麽成為新型的軍隊，就是在改造舊中國的同時，也改造我們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井岡山上袁文才、王佐，不是被改造了過來，為井岡山根據地做了貢獻。紅軍中的不少幹部原來是舊軍官，一個月拿不少大洋，後來不是心甘情願和士兵一樣嘛？關鍵還是要有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才能官兵一致。
為什麽古田會議已經解決的問題，現在又迷糊了。軍隊裏也有派嘛！軍隊裏有要鬧事的，曆史上也經常有鬧事的。不知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我信。我們軍隊幾十年經常有人鬧亂子，鬧就鬧吧。鬧一下不要緊，鬧一下就不鬧了吧。鬧亂子最大的是張國燾。四方麵軍會合時，一方麵軍有三萬人，四方麵軍有八萬人，張國燾說他的人多，隊伍要聽他的。其實人多人少不是關鍵問題，要緊的是問題的本質，是你的路線正確不正確。大大小小的事沒有斷過，井岡山鬧過，閩西鬧過，贛東北鬧過，中央蘇區也鬧過。他要鬧，你有什麽辦法。
鬧來鬧去，問題的本質是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
當然，參與鬧事的大多數人都不明真相，都是可以改變過來的。
解放後，我們的末代皇帝溥儀不是改變過來了，他還到井岡山來過嘛！
毛澤東說到這裏笑了，在座的都跟著笑了。緊張的氣氛隨著笑聲一驅而散。
毛澤東笑著說，今天的井岡山比三十八年前是大不一樣了。上山有汽車，有樓房，吃飯是四菜一湯，穿的是整齊幹淨的衣服，和過去是大不一樣了。以後，井岡山和我們整個國家一樣，前程是好的、光明的。現在日子好過了，井岡山艱苦奮鬥精神不要丟了，井岡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丟了。這個精神不是簡單的幾個燈芯。（1927年上山不久，毛澤東同誌向大家宣布了一個關於用油的規定，各連及機關辦公時，可以用三根燈芯，不辦公時，連部隻留一個燈芯，供帶班、查哨用，大家都嚴格遵守。）
毛澤東繼續說，早幾年他就說過，絕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製度。應該合理地逐步縮小而不應當擴大黨、國家、企業、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個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享受任何特權。蘇聯修正主義正是有了一個特權階層，把列寧的黨變成了修正主義的黨，國家也變了顏色。我們不能像他們。即將取消軍銜製就是一個努力。在怎樣防止特權階層方麵要有一整套好製度，要繼承井岡山的好製度、好作風。井岡山精神不僅僅是艱苦奮鬥，士兵委員會和支部建在連上一樣深遠。它們是井岡山革命精神的三個支點。
毛澤東講井岡山精神的三個支點“艱苦奮鬥、支部建在連上和士兵委員會”，令人耳目一新，細細尋思又豁然開朗。
毛澤東的話題再次轉到幹部特權和幹部子女教育問題。說現在幹部的特權對我們的孩子也有影響。他們從小讀的是“幹部子女小學”、“幹部子女中學”。他們比一般工農子弟容易入團入黨。別人沒有的東西，他們能有；別人不能去的地方，他們能去，他們可以看內部電影；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們的幹部子弟有些現象令人擔心，井岡山革命精神不能丟了，不能從我們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丟了。
《前奏》170——179頁
1965年5月，毛澤東在井岡山賓館寫了兩首詞，一首是《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一首是《念奴嬌•井岡山》。
5月28日下午，毛澤東吩咐汪東興安排見一見井岡山的老紅軍、老黨員、烈士遺漏以及老區的工人、農民。還特地囑咐接見袁文才的妻子謝梅香和王佐的妻子蘭喜蓮。
5月29日上午九點半，毛澤東在井岡山人民的歡呼聲中，戀戀不舍地下山了。小車隊沿翠岡行駛，走到拿山．江西共大井岡山分校就在馬路邊。
毛澤東在車上久久地望著它，說：“不要錢讀大學，這也是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
小車隊下午四點左右到達吉安地委招待所（今吉安賓館）。毛澤東一下車，左右環視，意味深長地笑了笑。劉俊秀笑著說：“主席，當年十萬工農下吉安，打下吉安城，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就是在吉安成立的，紅了好一大片。”王卓超連忙點頭，當年他就在赤衛隊打奇安的行列中。
毛澤東站在門口，沒有說話，眼睛笑眯眯地看著遠方，想著什麽。其他人一個個靜悄悄地站在他周圍。過了一會兒，毛澤東才接住劉俊秀的話，感慨地說：“十萬工農下吉安，確實振奮人心。下山途中，你們知道我在想什麽？”
主席說：“我想到 1929年 1月，紅四軍從井岡山下來，在江西大餘和敵人遭遇，打了第一仗，隊伍就被打散了。朱德同誌的妻子伍若蘭被敵人抓住，寧死不屈，頭被砍下來，掛在贛州城門上。直至大柏地打了一個伏擊戰，才轉危為安。如果當年一見失敗，馬放南山，就不可能有九打吉安的興奮，更不會奪取全國的勝利。你們這次陪我重上井岡山，要看到革命的道路還很長，不是幾個小時說下山，就到吉安的。不要光想紅一片興奮的事、成功的事，以後可能還會有失敗。革命嘛，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不過，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這句話應該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毛澤東說完這段話，吩咐同誌們休息，大步走進吉安招待所。
《前奏》201——203頁
5月30日中午，毛澤東吃完飯後和占安地委同誌一起照了相。
照完相後前往樟樹，傍晚，江西省公安廳副廳長黃慶榮、警衛處處長魯毅跟隨毛澤東登上專列。
5月31日清晨6時，毛澤東專列正點發車，經向塘、鷹潭、上饒，一路呼嘯向杭州進發。
5月31日下午六點多鍾，毛澤東專列於到達杭州。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及省委其他領導同誌迎接，毛澤東下榻汪莊。
1965年6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就要取消軍銜製。遵照國務院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的帽徽、領章和部分軍服樣式的決定：
一、陸、海、空軍、公安部隊一律佩帶新的全紅五角星帽徽和全紅領章。現行的帽徽、軍銜肩章、軍銜領章和軍種、兵種、勤務符號，均予以廢止。
二、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現行的大簷帽、女無沿軟帽、水兵大頂帽，均予以廢止。
三、海軍軍服的樣式改與陸、空軍相同，其顏色為深灰色。
四、官兵每人發腰帶一條。原軍官武裝帶予以廢止。
五、原校以上軍官的大禮服和女裙服予以廢止。
從著裝上，井岡山官兵一致的作風回來了。在思想上，井岡山的革命精神能不能夠在全軍全黨重新煥發出“過去戰爭時期那股勁，那股革命熱情，那股拚命精神”？團結一心嚴陣以待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對我黨我國的挑戰？黨內軍內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今天地位不同了，能真心擁護取消軍銜製，自覺放棄各種政治特權嗎？……像井岡山時期那樣，領導幹部隻是在“軍事指揮上有話語權”，沒有其他特權，亦官亦民，官兵一致，自覺接受“士兵委員會”類似組織的群眾監督，毛澤東被崇高的理想所激勵，又為黨內軍內某些現象憂慮著。
1965年6月11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了有上海、安徽、福建、山東等省市的書記及南京軍區司令員、政委參加的會議。
6月13日，毛澤東到謝家花園看望了剛至杭州休養的胡誌明。毛澤東向胡誌明談了談他重上井岡山的某些思考。雖然胡誌明比毛澤東僅年長3歲，但毛澤東對他一直很尊重，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上有什麽重大決定，毛澤東都習慣地聽一聽胡誌明的看法。這一次毛澤東一如既往了解了越南的最新戰況，也通報了中國取消軍銜製，在國際舞台上可能遇到的問題。中國是世界唯一取消軍銜製的國家，是敢於依據中國軍隊自己的曆史和現狀，向傳統挑戰的國家。顯然在這個問題上，胡誌明給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毛澤東離開後，胡誌明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毛主席很偉大，做中國人真幸福。”工作人員當時把這句話認真記在筆記本上。
6月15日中午，周恩來到達杭州，向毛澤東匯報他和陳毅準備前往阿爾及利亞出席第二次亞非會議之事。亞非會議是當時大多數被壓迫民族和國家反對世界霸權的重要國際性會議，毛澤東一直極為關注。這天他對周恩來說，對這次亞非會議，我們要做好兩種準備，一個是如期召開，當然很好，一個是會議被霸權國家破壞，開不成。果然，毛澤東一語成讖。
《前奏》211——213頁
1965年毛澤東的井岡山之行由此有力地畫了一個意味雋永的內圓和外徑。
毛澤東生前曾向一同重上井岡山的護士長吳旭君和自己的親屬都說過這樣的話：“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1965年的毛澤東，十分擔憂我們的政權模式缺少一種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那樣的“政治民主”機製，來監督從上到下的各級幹部。毛澤東認為，這個問題不解決，黨內可能不斷滋生特權階層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犧牲了千千萬萬革命先烈乃至幾代人的生死追求，將變相付之東流。1965年，毛澤東反複地將這一點提到全黨麵前，提到中央高層議事日程。
重新回顧1965年元月14日下發的“二十三條”中的第二條“運動的性質”，毛澤東的思路清晰可見，他的目的並非停留於“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是從中透視到支持這些當權派“上麵的”、“下麵的”及整個共產黨的幹部體製和它的政治基礎、社會基礎。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中央可能出修正主義”的體製弊端在哪裏？！由此，毛澤東感到深深的憂慮而重上井岡山。毛澤東憂慮的深遠和急迫並非僅僅針對中央某個別領導人。
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觀看大比武表演後，下午在十三陵水庫管理處大講選拔“無產階級接班人五條”是針對幹部選拔體製；1965年元月毛澤東親自定稿“二十三條”的核心，是針對幹部存在的問題與體製；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的整個思考（包括取消軍銜製），將過去與當時對比，諄諄教導一條條一縷縷放大開來，仍然是針對我們幹部體製存在的“特權”、“等級”等問題。“井岡山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不能忘”需要體製保障，需要恢複或重塑井岡山時期“政治民主”的範式，需要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幹部路線（或許這正是毛澤東當時深刻思考的前瞻性、跳躍性和容易被人曲解的地方）。
1965年夏，重上井岡山歸來的毛澤東正在思考可否將反對黨外黨內修正主義和反對修正主義一切基礎作為國內工作下一步目標。
1962年夏季的北戴河，正在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會議主題是如何盡快恢複農業生產問題。會議前半段，由於毛澤東正在中南和華東地區調查研究，劉少奇主持會議。
會議開始後，與會同誌紛紛介紹了本地區一些增產的典型。安徽省介紹了“包產到戶”的經驗；廣東、廣西介紹了“三自一包”的經驗；湖南省介紹了“產量責任製”和“包產到戶”的經驗。劉少奇在會上也講了他1961年到長沙縣天華大隊考察“包產到戶”的情況，覺得這種辦法能增產。在討論中，大多數人認為這些辦法是調動農民積極性、加快恢複農業生產行之有效的措施。
劉少奇看到大家意見基本一致，便在中心小組會上，責成中南局代表中央起草一個在全國試行“產量責任製”的方案。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接受這個任務後，立即請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負責組成一個起草小組，由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執筆，各省委書記的秘書提供本省有關“包產到戶”、“產量責任製”的典型材料。
中南局的起草小組夜以繼日地工作，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關於試行“產量責任製” 的辦法》草案初稿就寫出來了。正準備印發給與會同誌征求意見時，毛澤東結束了南方的視察工作，來到了北戴河。看上去他的精神很好，對形勢抱著樂觀態度。
8月9日，毛澤東召開了中心小組會，聽取前段會議討論的情況匯報。劉少奇和中央局的書記們介紹了會議討論的情況。劉少奇說：由於前幾年刮“五風”的影響，生產力受到了嚴重破壞，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遭到很大的傷害，要想恢複到1957年的生產水平，沒有三五年，甚至七八年時間，是難以恢複的。有的省領導同誌介紹了少數縣、社、隊試行“包產到戶”和“產量責任製”的增產情況。毛澤東聽完匯報後，很嚴肅地說：“什麽'產量責任製’，什麽'包產到戶’，統統都是單幹。搞單幹，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都不要，一年就會分化。” 兩極分化會越來越嚴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討小老婆、放高利貸、一邊富裕，軍、烈、工、幹四屬和五保戶這邊就要貧困。毛澤東當時說：“搞包產到戶還是搞集體生產。這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大問題。”“我們有些同誌。遇到困難不是向馬克思那裏找答案，而是向資本主義那裏找答案。”
1965年1月12月（頒布“二十三條”前兩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聽取中南局匯報工作時有段插話，特別強調了要突出政治。“有的同誌重業務、輕政治，是方向問題。但不是說，不要業務。孫中山講過：'政治是眾人的事’。他比古人講得好點，但他不講階級。什麽'眾人的事’？各個階級都可以有自己的解釋。資產階級說是資產階級的事，無產階級說是無產階級的事；國民黨說是國民黨的事，共產黨說是共產黨的事。還是《共產黨宣言》上說得對，在階級社會裏，政治就是階級鬥爭。在階級內部，也有矛盾，有鬥爭；在人民內部，也有矛盾，有鬥爭；黨內也會有糾紛，有矛盾，有鬥爭。但都脫離不開階級鬥爭。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搞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麽辦？是不是學蔡鍔起義，打倒袁世凱？我總感到要出問題。我講了以後，一路上從天津到南昌，經過許多地區，都沒有聽到反應。袁世凱做皇帝，連他最親信的兩員大將段琪瑞和馮國璋都反對，隻有陳宦極力勸進，說袁如不答應做皇帝，他就跪在地下不起來。袁很高興，讓他當四川督軍。可是，蔡鍔一起義，他首先響應。可見，搞個人野心總是搞不久的。我們黨五朝書記都不好，但也沒有人能把黨搞垮。最危急的是內戰後期，王明路線的幾年。遵義會議後十年，雖然還是洛甫當總書記，王明路線基本被克服。但抗戰初期，也有過王明路線。……因為搞個人野心，總要幾個人合謀，可是聯絡人多了，就容易暴露了。”
王任重說，1964年6月15日、16日上午，毛主席在北京西郊觀看大比武表演，16日下午，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庫管理處一棟兩層樓的小會議室向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同誌講話，講了半個多小時，講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地方黨委抓軍事問題，一個是準備後事要搞接班人問題（接班人五個條件）。其中尖銳地提到五朝書記，但沒有與“野心家”聯係起來。1965年1月毛主席講話特別強調了“野心家”，“野心家”指誰，當時誰也不知道，也不便問。
1962年8月9日毛澤東在會上講；“有的同誌在前幾年'大躍進’時說'一片光明’。我說要一分為二地看形勢，他們聽不進，現在他們不講'一片光明’了，隻講'一片黑暗’，思想混亂，對集體經濟喪失信心，於是提出單幹，全部或大部分單幹。據說隻有這樣才能增產糧食，否則就沒有出路。我看單幹這股風是從上麵刮下去的，越往上層這股風越大。”並點名批評了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
毛澤東那天還說：“形勢問題，我傾向於不那麽悲觀，不是一片黑暗。最近我到幾個省看了看，找地方和軍隊的同誌座談，他們認為今年是個豐收年……我看不要很多年，多則三年，少則兩年，農業生產就能恢複到1957年的水平。悲觀的思想是沒有根據的。” 湖南1964年、1965年的糧食產量證實了毛澤東的正確判斷。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幹部特殊化，腐化墮落分子是比較少的，但幹部亂用手中權力的現象還是存在，有的地方甚至比較嚴重。用毛澤東1964年12月20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話說，“農村的中心問題是這一批幹部，主要是大隊和生產隊的幹部，騎在農民頭上，農民不好混，窮得要死。”“地主富農那些人已經搞臭過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嗎？不是民主革命嗎？不是分土地嗎？至於這些當權派，從來沒有搞臭過。他又是共產黨，上麵又聽他的。”毛澤東擔憂：這部分行使政治特權的當權者忽“左”忽右，形“左”實右，欺壓群眾。是“中國複辟資本主義很容易”的政治基礎，甚至可能成為各個層麵“走資本本義道路的當權派”。
1965年毛澤東上井岡山，繞道杭州、上海回北京，即吩咐賀龍、康生派人和彭德懷談話。9月上旬，由主席親自提議，黨中央通過，分配彭德懷任西南三線建設副總指揮。9月23日在中南海頤年堂毛澤東約彭德懷談話，親切地說了十六個字“既往不咎，努力工作，做出成績，樹立威信”。這是1959年10月13日毛澤東與彭德懷中南海交談後，兩人第一次見麵。
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
《毛澤東傳》： 這年五月，毛澤東從武漢經過湖南茶陵和江西永新重新登上井岡山。他已經相隔三十六年沒有回到這個當年艱辛開創革命事業的故地了，不禁心潮奔騰，寫下一首《念奴嬌•井岡山》詞，裏麵寫道：“猶記當時烽火裏，九死一生如昨。獨有豪情，天際懸明月，風雷磅礴。一聲雞唱，萬怪煙消雲落。”（《毛澤東詩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12、213頁。）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要向他匯報一下湖南省社教運動的情況，他說：“不用匯報了，情況我都知道。現在看來光搞社教運動不能完全解決問題。”（《毛澤東回湖南紀實(1953—1975)》，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78頁。）他內心正醞釀著要發動一場氣勢“磅礴”的“風雷”，期待能做到“一聲雞唱，萬怪煙消雲落”。
5月25日 在井岡山對張平化、劉俊秀、汪東興等說，今天井岡山各方麵比起38年前是大不相同了。上山坐汽車，住樓房，吃飯是四菜一湯，穿的是幹淨、整齊的衣服，真是神氣多了。我相信井岡山將來還會變得更好，更神氣。但是我勸大家，日子好過了，艱苦奮鬥的精神不要丟了，井岡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丟了。（《汪東興日記》第2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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