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

 

1957年李四光在杭州

　　李四光，中國著名地質學家，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批傑出的科學家和為新中國發展做出卓越貢獻的元勳，中國地質大學第一任校長，湖北黃岡人，蒙古族。

畢業於英國伯明翰大學並獲博士學位。首創地質力學。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之後李四光的著名事跡也被翻拍為電影。1932年任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南京大學)代理校長，之後又任重慶大學教授。為中國甩掉“貧油”帽子，創立地質力學理論和中國“兩彈”的研發作出了重大貢獻。

    人物簡介：李四光，地質學家，湖北黃岡人，蒙古族。（我是炎黃子孫，理所當然地要把學到的知識全部奉獻給我親愛的祖國。-- 李四光）光緒30年（公元1904年）5月官費赴日本留學讀大阪高工船用機關科，宣統2年畢業（公元1910年），其間加入同盟會,後參加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後去英國留學，1919年畢業於英國伯明翰大學，獲碩士學位。1920年回國。建國後，曆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科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長、地質部部長等職。195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地質力學的創立者。著作有《中國地質學》、《地質力學概論》、《地震地質》、《天文、地質、古生物》等。

    個人經曆：李四光（公元1889年10月26日--1971年4月29日)，字仲拱，原名李仲揆。公元1889年10月26日出生於湖北省黃岡市(今湖北省黃岡市團風縣回龍山鎮）的一個貧寒人家。李四光是世界著名的科學家、地質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是中國現代地球科學和地質工作的奠基人之一和主要領導人。他自幼就讀於其父李卓侯執教的私塾，14歲那年告別父母，獨自一人來到武昌報考高等小學堂。在填寫報名單時，他誤將姓名欄當成年齡欄，寫下了“十四”兩個字，隨即靈機一動將“十”改成“李”，後麵又加了個“光”字，從此便以“李四光”傳名於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長春地質學院教務長兼地礦係主任。

　　光緒30年（公元1904年）5月李四光官費赴日本留學讀大阪高工船用機關科，宣統2年畢業（公元1910年）。因其在日本受了帶有漢民族主義的反滿革命思想的影響，成為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中年齡最小的會員，以“驅逐韃虜、恢複中華”為己任。孫中山讚賞李四光的誌向：“你年紀這樣小就要革命，很好，有誌氣”。還送給他8個字：“努力向學，蔚為國用”。

　　公元1910年李四光從日本學成回國。武昌起義後，他被委任為湖北軍政府理財部參議，後又當選為實業部部長。袁世凱上台後，革命黨人受到排擠，李四光再次離開祖國，到英國伯明翰大學學習。1918年，獲得碩士學位的李四光決意回國效力。途中，為了解十月革命後的俄國，還特地取道莫斯科。

　　1917年，李四光從英國伯明翰大學畢業，獲得碩士學位。

　　1918年，他回到國內任北京大學地質係教授。

　　1920年李四光擔任北京大學地質係教授、係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擔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後當選為中國地質學會會長。他帶領學生和研究人員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跡遍布祖國的山川。他先後數次赴歐美講學、參加學術會議和考察地質構造。

　　1928年7月國民政府決定組建國立武漢大學，國民政府大學院（教育部）院長蔡元培任命李四光為武漢大學建設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並選定了武漢大學的新校址（武漢大學內還有李四光選址的雕像）。

　　1932年任中央大學（現南京大學）代理校長，1937年任中央大學理學院地質係名譽教授。

　　1944年--1946年，任重慶大學教授，並在重慶大學開設全國第一個石油專業。

　　1949年秋新中國成立在即，正在國外的李四光被邀請擔任政協委員。得到這個消息後，他立即做好了回國準備。這時，倫敦的一位朋友(淩叔華.陳源夫婦)打來電話，告訴他國民黨政府駐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開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政協委員職務，否則就要被扣留。李四光當機立斷，隻身離開倫敦來到法國。兩星期之後，李夫人許淑彬接到李四光來信，說他已到了瑞士與德國交界的巴塞爾。夫婦二人在巴塞爾買了從意大利開往香港的船票，於1949年12月啟程秘密回國。

　　回到新中國懷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後擔任了地質部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全國科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他雖然年事已高，仍奮戰在科學研究和國家建設的第一線，為中國的地質、石油勘探和建設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1951年8月中國長春地質專科學校、山東大學地質礦產學係、東北工學院地質學係和物理學係合並為東北地質學院（後名長春地質學院，現為吉林大學地學部），李四光擔任首任院長。1952年李四光再次應邀回到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工作。

　　1958年李四光經何長工、張勁夫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一個民族民主主義者成為共產主義戰士。60年代以後，李四光因過度勞累身體越來越差，還是以巨大的熱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預測、預報以及地熱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歲。李四光早年為悼念一個好學生曾寫過此詩，亦為其畢生從事地質科學研究的光輝寫照。

　　崎嶇五嶺路，嗟君從我遊。

　　峰巒隱複見，環繞湘水頭。

　　風雲忽變色，瘴癘蒙金甌。

　　山兮複何在，石跡耿千秋。

    突出貢獻：李四光的最大貢獻是創立了地質力學，並以力學的觀點研究地殼運動現象，探索地質運動與礦產分布規律，他確立了新華夏構造體係的概念，分析了其特點，並運用這些理論概念探討了中國的地質條件和石油形成條件。早在20世紀40年代，我國地質學家潘鍾祥就明確提出了陸相生油學說，說明中國廣布的陸相地層一定有石油，從理論上反駁了西方所持的中國貧油的觀點。

　　20世紀50年代，在李四光部長的領導下，通過我國著名地質學家黃汲清、謝家榮等地質學家的不斷理論探索和實踐下，肯定中國東部特別是東北鬆遼盆地具有良好的儲油條件。毛澤東、周恩來在認真聽取了匯報後，支持了地質部的觀點，並根據地質部和李四光的建議，在鬆遼平原、華北平原開始了大規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在李四光的主持下，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時間裏，先後發現了大慶、勝利、大港、華北、江漢等油田，為中國石油工業建立了不朽的功勳。從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勘探部門相繼找到了大慶油田、大港油田、勝利油田、華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國家建設急需能源的時候，使滾滾石油冒了出來。這樣，不僅摘掉了“中國貧油”的帽子，也使中國人提出的陸相生油理論和李四光創立的地質力學理論得到了最有力的證明。

    感情經曆：1918年，他回到國內任北京大學地質係教授。這時，他已年屆而立，雖然事業有成，但因一直在求學，還沒有找到自己的意中人。

　　到北京後，他認識了溫柔嫻靜而又高雅漂亮的才女許淑彬。許淑彬少有大誌。由於家庭開明，她從小便走進學堂。父親去世後，她由母親和已經成家立業的哥哥供應上完了大學。雖然許淑彬比李四光年齡稍小些，但也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了。

　　經過兩年多的交往，四光和淑彬兩人感情融洽，都感到對方誌同道合，找到了自己的知音。但是，礙於男子漢的自尊和青年女子的矜持，兩人都沒有向對方提起個人的婚事。許淑彬在和李四光單獨相處時，曾多次想借題發揮，試探李四光對她的態度，但鼓足的勇氣一到臨場就沒了，演講時的口才也“不翼而飛”了。李四光也曾下了幾次決心，試圖當麵向她表明心跡，但一見到她，年輕的教授常常找不到話題，隻好“顧左右而言他”。

　　麵對如此僵局，李四光很苦惱。他寫信給父親——湖北黃岡鄉間的一位開明的知識分子，征求父親的看法。

　　父親很快回信了，信中說：大丈夫要誌在四方，以學業為重。過去從湖北到東洋（日本），又從東洋到西洋，為尋求科學救國的道路，你沒有考慮個人的婚事，這是對的；今天已學業有成，應該找一個終身伴侶成家了。“既然你和某人相識兩年多，相互又都了解，況且你已經是30多的人了，如果她家人同意，就訂婚吧！” 李四光看完回信，原先苦思冥想找不到的求婚方式突然間找到了。他想，何不把這封家信轉寄給許淑彬，再征求她對此的看法？這樣既可以曲折地表示自己內心的想法，又可以避免直言道出的難堪。

　　許淑彬看完李四光的家信後，覺得心跳加速，臉上發燒。她明白，盡管四光沒有把她的名字告知父親，但信中說的某人就是她。四光用這樣一個巧妙的方式向她求婚了。怎麽答複李四光，許淑彬想到自己的家人：母親含辛茹苦把她拉扯大，哥哥也如父親般嗬護她，雖然終身大事自己做得了主，但還是應該征得他們的同意。於是她寫信給母親和哥哥。她沒有像李四光那樣用“某人”來含混，而是寫明了戀人的姓名、學識、職業和人品。許淑彬的家人經過反複考慮，同意了她的選擇，並很快回了信。這樣，許淑彬拿著雙方家人的回信，一言不發地交給了李四光，然後扭身走了。李四光和許淑彬兩人沒有海誓山盟，卻很快走進了結婚禮堂。他們相敬如賓，開始了共同的人生旅程。

    名字由來：李四光出身於窮苦家庭。因為李四光排行老二，他的父親李卓侯給他起了個名字：李仲揆。

　　公元1902年，在洋務派首領、湖廣總督張之洞領導下，湖北開始大量興建新式的中小學堂，除了教學生傳統的經書，還傳授科學技術知識。這一消息很快傳到了黃岡，仲揆躍躍欲試。

　　公元1902年，李仲揆來到武昌，在湖北省學務處填寫報名表。可能是太緊張了，他誤將年齡“十四”填在了姓名欄裏。發現寫錯後，他因為家裏窮，舍不得花錢再買一張表格，正在犯難，抬頭看見前麵大廳正中掛的橫匾上有“光被四表”這四個字。仲揆眼前一亮，將姓名欄裏“十”添了幾筆寫成“李”，而在“四”後邊加了個“光”字，從此他改名為李四光。李四光的名字被響當當地載入中國乃至世界科學史冊。

    科學救國：李四光在農村生活了近14個年頭。從五六歲起，他就在父親教書的私塾裏讀書，還要幫著母親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艱苦的生活培養了他刻苦奮鬥的精神和倔強的性格。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之後，洋務派興起，湖北辦起了許多新學堂，以講新學而標新立異。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隻身前去投考，以優異成績被錄取。

　　在新學堂裏，他如饑似渴地學習新知識，由於每次考試都是第一名，被省裏選作官費留學生，送到日本學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過了7年，在那裏，他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同盟會。

　　李四光回國後第2年，辛亥革命爆發，他參加了漢口的保衛戰，作為新被任命的湖北軍政府理財部參議，他親自組織碼頭工人和人力車夫運軍火、上前線。隨後，他被選為湖北軍政府實業部部長。正當李四光準備大幹一番事業之時，辛亥革命失敗了。他發憤專心於科學技術的研究，走“科學救國”之路。他去英國留學，先是學采礦，以後轉到地質。他祈盼著有一天，得見政治清明之世，為祖國貢獻自己的青春和熱血。

　　留學生活並不輕鬆。為了維持不斷上漲的學費，李四光假期到礦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學的6年裏，他不僅專業學習成績優秀，而且熟練地掌握了英語，先後獲得了學士學位和博士學位。畢業後，他婉言拒絕了一家礦山的高薪聘請，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請，回到祖國，在北京大學地質係擔任教授。

　　地質學家李四光的名字真正為普通大眾所熟知是在唐山大地震之後。那次大災發生後，坊間流傳著李四光能夠預測預報地震的說法，據說李四光曾經提醒從事地震研究的科研人員要注意河北河間、滄州，要注意渤海，要注意雲南通海，要注意四川爐霍，要注意雲南的彝良大關，要注意鬆潘，要注意唐山等等，這些被李四光點了名的地方後來大都發生了地震，不過，李四光是不是講過這番話，何時講這番話至今眾說紛紜，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李四光主張地震是可以預測的。

    所獲榮譽：1958年，李四光加入中國共產黨。曆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長、地質部部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等職。曾當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

　　1959年5月29日，經前蘇聯科學院主席團評選，授予李四光“卡爾賓斯基金質獎章”。同年12月6日，蘇聯地質界對他的崇高工作和在中國創建的地質科學經驗，作出了公正的總結。蘇聯克魯泡特金教授在《自然》雜誌上撰文，介紹了李四光在地質科學上的成就。

　　2009年10月，李四光入選蒙古族十大傑出科學家。

　　2009年10月4日，經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小天體提名委員會批準，中國科學院和國家天文台即將把一顆小行星命名為“李四光星”，這是繼明安圖後第二次用蒙古族科學家的名字命名小行星。

    毛澤東與李四光：1952年的一天，毛澤東在日理萬機，操勞國內外、黨內外大事的百忙之中，在一次會議期間接見了李四光。那天，李四光回到家裏，精神格外奮發，興致勃勃地談起了接見時的幸福情景：毛澤東身材魁梧。紅光滿麵，平易近人，和藹可親。毛澤東問他：“山字型構造”是怎麽回事，你能不能給我講一講。李四光非常感動。毛澤東博學多聞，這樣關心地質科學的發展，連地質力學中“山字型構造”這樣專門的概念都注意到了。

　　在李四光任地質部長期間，毛澤東主席多次對地質工作作出指示。1953年，毛澤東指出，地質部是黨的地質調查研究工作部。1956年，毛澤東又指出：地質部是地下情況的偵察部，它的工作搞不好，一馬擋路，萬馬不能前行，要提早一個五年計劃。

　　對於李四光創立的地質力學，毛澤東也很重視。1955年，周恩來總理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支持地質部成立地質力學研究室。此後，在這個研究室的基礎上，逐步發展，今天才有了專門的地質力學研究所。

　　毛澤東極其關心中國的石油遠景。早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時，有一天，毛澤東在中南海的一座客廳裏接見了李四光。當時，周恩來也在座。談話中間，毛澤東關切地問到中國天然石油的遠景怎麽樣?李四光早在1932年就注意了這個問題。以後，從1935年到1936年，他在英國講學時，寫過一本《中國地質學》，其中提到“東海、華北有經濟價值的沉積物”，實際指的就是石油。他用樂觀的、十分肯定的語氣回答毛澤東說，中國天然石油的遠景大有可為。他根據數十年來地質力學的研究，從新華夏構造體係的觀點出發，向毛澤東、周恩來分析了中國地質條件，認為在中國遼闊的領域內，天然石油資源的蘊藏量應當是豐富的。鬆遼平原、包括渤海灣在內的華北平原、江漢平原和北部灣，還有黃海、東海和南海，都有有經濟價值的沉積物”。這句話，因為過去是用英文寫的，所以故意說得含糊些。

　　聽到這裏，周恩來笑著說：我們的地質部長很樂觀啊！毛澤東也高興地笑了，當即作了關於開展石油普查勘探的戰略決策。根據毛澤東的戰略決策，地質部和兄弟部門一起，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戰略性的石油普查勘探工作。根據地質力學的理論，他們在一些遼闊的中、新生代沉積盆地中，在約200多萬平方公裏的麵積內進行了程度不同的石油普查。打了3000多口普查鑽井，總進尺120多萬米。從所取得的大量地質資料看，不僅初步摸清了中國石油地質的基本特征，而且證實了中國有著豐富的天然石油資源。後來在大慶油田噴射出大量的石油就是最好的例證。

　　地質力學在找油實踐中經受了檢驗。毛澤東對這件事一直記在心上。1964年，在三屆人大會議期間，一個服務員同誌在人大代表行列中找到了李四光，對他說：“請您到北京廳去一下!”當時李四光不知道是怎麽回事。當他走進北京廳時，見到大廳中隻有毛澤東一人坐在那裏。李四光沒有想到是毛澤東找他，以為服務員說錯了地點，連忙道歉說：“主席，對不起，我走錯門了！”但毛澤東卻健步走了過來，緊握住李四光的手，說：“沒有走錯，是我找你的”。毛澤東接著風趣地對李四光說：“李四光，你的太極拳打得不錯啊”。李四光一時沒有理解毛澤東的意思，回答說：“身體不好，剛學會一點”。毛澤東笑著說：“你那個地質力學的太極拳啊”。這時，李四光才理解毛澤東的話是對他和廣大石油地質工作者一起，用新華夏構造體係找到石油的高度評價。毛澤東的讚揚，激勵著李四光為祖國找到更多的石油而貢獻自己的力量。

　　1964年某一天，毛澤東又一次接見了李四光。那是在懷仁堂開完一個會以後，毛澤東邀請李四光一起觀看在北京第一次演出的豫劇《朝陽溝》，並要李四光坐在他的身邊，邊看戲，邊交談，談了劇也談到石油。在談到石油問題時，毛澤東對地質部和石油部在找油方麵所做出的貢獻給予高度評價。毛澤東說“你們兩家都有功勞嘛!”演出結束後，毛澤東又拉著李四光一起登上舞台，同演員合影留念。

　　毛澤東一向重視發展中國科學技術工作，十分關心科學工作者的成長，對從舊社會過來的願意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老一輩科學家非常關懷。1964年2月6日中午，李四光接到一個電話，說要他立刻去中南海。李四光匆匆吃完午飯就去中南海了，一位在門口等他的同誌把他領進毛澤東的臥室。竺可楨和錢學森兩位同誌也先後到了。毛澤東請他們坐在自己的床邊，親切交談。他們就天文、地質、尖端科學等許多重大科學問題廣泛交談了三四個鍾頭。李四光回來告訴他的女兒說：“主席知識淵博，通曉古今中外許多科學的情況，對冰川、氣候等科學問題．了解得透徹入微。在他的臥室裏、甚至在他的床上，擺滿了許多經典著作和科學書籍，談到哪兒就隨手翻到那兒，談的範圍很廣，天南海北，海闊天空”。這次談話，毛澤東發表了對許多重大科學問題的意見，熱忱希望這些老一輩科學家為攻克科學技術尖端、趕超世界先進水平貢獻自己的才能。

　　1969年5月19日，毛澤東接見在京參加學習班的1萬名代表。在京的中央委員參加了接見，李四光也在其中。毛澤東在主席台上看到了李四光，馬上拉著李的手，親熱地叫“李四老”。兩人距離那麽近，然而因為會場裏“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成一片，對麵說話都聽不清楚。毛澤東隻好伏在李四光的耳邊，問他的身體好不好，工作情況怎麽樣。

　　主席拉著李四光的手走在前麵，接見到會的同誌們。接著，又一同離開主席台，步入休息室。家裏人早已在電視中看到了這一幸福會見的鏡頭，隻是不知道毛澤東和李四光講了些什麽。李四光剛到家，家裏人便都急著問李四光。李四光高興地講，毛主席和他在休息室談了一個多小時的話。在這短短的一個多小時裏，毛澤東和李四光談了多少億萬年間的事情——從天體起源、地球起源，談到了生命起源，談到太陽係起源的問題時，毛澤東說：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理論還有點道理。毛澤東對李說，他很想看看李四光寫的書，希望李找幾本書給他，還請李四光幫他收集一些國內外的科學資料。毛澤東說，我不懂英文，最好是中文的資料。

　　“主席想要讀哪些方麵的資料呢?”李四光問。毛澤東用手在麵前畫了一個大圈，說：“我就要你研究範圍裏的資料”。

　　第二天，按照毛澤東的囑咐．李四光就請秘書同誌幫他找書。他想：主席這麽忙，總不能把我寫的書統統送去請他看，應該選一兩本有代表性的作品送過去。經過一番仔細的挑選，李四光先把《地質力學概論》一書和《地質工作者在科學戰線上做些什麽?》這篇文章送給毛澤東審閱。然後，立即著手開始收集毛澤東所要的資料。為此，他看了許多外國資料。為了節省毛澤東的時間，讓他能少消耗一點精力就可以看到需要看的東西，李四光決定自己整理一份資料，把地質學說中當時的各種學派觀點部包括進去，再加上自己的評論，闡明自己的觀點。他用了將近1年的時間整理資料，在此基礎上，一連寫了7本書。每寫完1本，李四光就叫秘書同誌馬上送到印刷廠去，用大字排版，然後拿回來親自校對。這7本書印好之後，定名為《天文、地質、古生物資料摘要》，送給了毛澤東、周恩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誌。

    地質力學：是李四光創立的，是地質學的一門分支學科。1926年和1928年李四光發表的《地球表麵形象變遷之主因》及《晚古生代以後海水進退規程》等，從理論上探討自水圈運動到岩石圈變形，自大陸運動到構造形跡等問題，1929年提出構造體係這一重要概念，建立了一係列構造體係類型。1941年李四光在演講“南嶺地質構造的地質力學分析”時正式提出了“地質力學”一詞。1945年發表《地質力學的基礎與方法》，對地質力學理論作了係統的概括。地質力學是力學與地質學相結合的邊緣科學，即用力學原理研究地殼構造和地殼運動及其起因的科學。它從地質構造的現象（構造形跡）出發，分析地應力分布狀況和岩石力學性質，追索力的作用，從力的作用方式進而追索地殼運動方式，探索地殼運動的規律和起源。地質力學認為結構要素、構造地塊和構造體係是地質構造的三重基本概念，對於探索地殼運動規律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現已認識的構造體係，可劃分為三大主要類型，即緯向構造體係、經向構造體係和扭動構造體係。這些體係主要是地殼的水平運動（經向的和緯向的）造成的；而水平運動則起源於地球自轉速度的變化。李四光把地球自動調節自轉速度變化的作用稱為“大陸車閥作用”，因而把這一假說稱為“大陸車閥假說”。

    發現冰川：李四光到北大地質係後，主講岩石學和高等岩石學兩門課程，他以嚴謹的冶學作風贏得了學生的尊重。他經常帶學生到野外進行實地教學，邊看邊講。一個山頭、一個溝穀、一堆石子、一排裂縫，他都不放過。學校經費不足，他帶領學生白手起家搞建設，將學習環境收拾得十分雅靜。

　　在教學的同時，他對研究工作也不放鬆，他一生中在地質學方麵的主要貢獻，如古生物蜒科的鑒定方法、中國第四紀冰川的發現和地質力學的創立，都是在這期間開始的。在研究過程中，他從不為已有的觀點和學說所束縛，而是按照自然規律，去尋找尚未被人們認識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斷提出創造性的見解，並敢於向一些舊觀點提出挑戰。

　　例如，從19世紀以來，就不斷有德國、美國、法國、瑞典等國的地質學家到中國來勘探礦產，考察地質。但是，他們都沒有在中國發現過冰川現象。因此，在地質學界，“中國不存在第四紀冰川”已經成為一個定論。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間，就在太行山東麓發現了一些很像冰川條痕石的石頭。他繼續在大同盆地進行考察，越來越相信自己的判斷，於是，他在中國地質學會第3次全體會員大會上大膽地提出了中國存在第四紀冰川的看法。到會的農商部顧問、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輕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為了讓人們能接受這一事實，他繼續尋找更多的冰川遺跡。10年以後，他不僅得出廬山有大量冰川遺跡的結論，而且認為中國第四紀冰川主要是山穀冰川，並且可劃為三次冰期。

　　當李四光的這個學術觀點再次在全國地質學會上發表以後，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廬山辯論。在民國時期注重學術，外國學者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帶著開拓推廣學術的精神到中國來。因此，盡管大量事實擺在眼前，幾位外國學者並沒有改變他們的觀點。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黃山考察，寫了“安徽黃山之第四紀冰川現象”的論文，此文和幾幅冰川現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學者的注意，德國地質學教授費斯曼到黃山看罷回來讚歎道：“這是一個翻天覆地的發現”.李四光十多年的艱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國科學家的公開承認。可是，他知道，這還遠遠不夠，他幹脆把家搬到廬山上，又在廬山腳下建立了一個冰川陳列館，起名叫“白石陳列館”（後被國民黨海軍炸毀）更深入細致地進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關於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廬山》中得到全麵闡述。可惜由於抗戰爆發，這部書10年後才得以出版。

    毅然回國：1927年，李四光應蔡元培的約請，離開北京南下，主持地質研究所的籌建工作。1928年1月，地質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擔任所長。搞地質研究常常要餐風飲露，條件十分艱苦。況且剛剛成立的研究所經費少，設備缺，甚至沒有固定的所址。8年抗戰期間，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盡奔波輾轉之苦。那時，他抽的是用草紙做的煙，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們始終沒有放棄地質研究。由於生活的艱辛和工作的勞累，他患了心絞痛和肺結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從上海啟程赴倫敦，參加第18屆國際地質學會，他的夫人許淑彬也一同前往。會後，他們在英倫三島上又住了1年，一麵養病，1麵觀察國內外時局的發展。李四光雖遠在歐洲講學考察，但仍關注著祖國的命運。

　　1949年初，他數次給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的許傑（地質學家、解放後曾任地質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院士）等人寫信，支持他們堅守南京，反對搬遷廣州，為新中國地質科學事業保留了一支隊伍及設備。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維護和平大會。出國前，郭沫若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給李四光帶了一封信，請他早日回國。看了這封由郭沫若領頭簽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動。新中國就要屹立於世界的東方，自己的本領可以施展，抱負可以實現了。他積極奔走起來，準備盡快返國。可是，由於第2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從英國到遠東的客輪船票要提前1年預訂，歸期隻得拖延。他一麵調養身體，一麵把科研方麵遺留的事情辦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著起程的日期。1天，倫敦的1個朋友給李四光打來電話，告訴他，國民黨駐英大使館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開發表一個聲明，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拒絕接受人民政協給他的全國委員的任命，否則就有被扣留的危險。

　　事情緊急，李四光當機立斷。他拿起1隻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準備從那裏渡過英倫海峽，先到法國去。普利茅斯港海麵寬闊且多風浪，是偏僻的貨運航道，1般人通常都不會從這裏渡海，因而能避開國民黨特工人員的追蹤。臨行前，他提筆給駐英大使寫了1封信，讓許淑彬兩天後寄出。第2天，國民黨駐英大使館果然派人來找李四光，許淑彬機警地對來人說，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兩天以後，許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我多少年來日思夜想的理想國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是我竭誠擁護的政府。我能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委員，我認為是莫大的光榮。我已經起程返國就職。他還規勸這位大使脫離禍國殃民的國民黨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國的懷抱……

　　兩星期後，許淑彬收到李四光的來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與德國交界的巴塞爾，便立即前去會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終於到了北京。這一年他60歲，但是他覺得，新的生活才剛剛開始。

    地質元帥：新中國的誕生，揭開了李四光科學事業嶄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地質部部長和科聯主席。

　　他認真學習了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等著作，努力用辯證唯物主義指導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論學習，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決心扔掉那些舊日留下來的包袱，……達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國的地質事業中去，兢兢業業，鞠躬盡瘁。在他的具體領導下，中國的地質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績；1958年，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開端的日子裏，毛主席、周總理就詢問過李四光：中國天然石油這方麵遠景怎麽樣？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個鑽井隊，在陝北膚施一帶，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萬美元，因收獲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布萊克威爾德來到中國調查地質，寫了《中國和西伯利亞的石油資源》一文，下了“中國貧油”的結論。從此，“中國貧油論”就流傳開來。但是，李四光根據自己對地質構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敗，並不能證明中國沒有油田可辦”。以後他在《中國地質學》一書中，又一次提出：新華夏構造體係沉降帶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經濟價值的沉積物”。這個沉積物講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樂觀地回答了國家領導人的提問：“我們地下的石油儲量是很大的。從東北平原起，通過渤海灣，到華北平原，再往南到兩湖地區，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隊伍開往第一線。在幾年裏，就找到了幾百個可能的儲油構造。1958年6月，喜訊傳來：規模大、產量高的大慶油田被探明。地質部立即把隊伍轉移到渤海灣和黃河下遊的衝積平原。以後，大港油田、勝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繼建成。地質部又轉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淺海海域繼續作戰。

　　1964年12月，周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起來的大慶油田，是根據中國地質專家獨創的石油地質理論進行勘探而發現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黨和國家的充分肯定。

    地震預測：在1966年邢台大地震後，李四光“教導我們”要注意河北河間、滄州；要注意渤海；要注意雲南通海；要注意四川爐霍；要注意雲南的彝良大關；要注意鬆潘；要注意唐山……這一路走來，都被李四光言中。當時很多科學家認為地震是無法預報的，李四光斬釘截鐵地說，地震是可以預報的。周總理說過：“李四光力排眾議，認為地震是可以預報的”。文中用了一連串的“要注意”，這種特殊的表達方式起到了強調的作用，也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李四光自1962年遷居於此後，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這裏生活、工作、做學問。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參加的小型會議，常在家裏召開；何長工、劉景範等原地質部負責人也常來家中匯報事情，因而一進大門右手那間麵積較大的客廳，實際兼具會議室的功能，四周是書櫥和沙發，中間是一張長條桌和若幹把椅子。靠窗一側陳列著許多第四季冰川沉積物的地質標本，多為當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獲。

　　其他家具則是那個年代留下來的，一個質感陳舊的皮沙發的扶手已經開裂，露出裏麵的棉絮。這幾個沙發，還是李四光1950年回國時，在舊貨市場上買的便宜貨，看來年頭更為久遠。客廳的隔壁是辦公室，尚未恢複原樣，但一張大寫字台是李四光用過的。

　　辦公室一端牆上有一塊玻璃黑板，當年地質隊野外作業回來，向李四光匯報時，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講解或布置，也曾借這塊黑板給科技人員講授地質力學，這大概是多年執教生涯所養成的習慣。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寫著“鬥私批修”四個粉筆大字。

　　李四光有著很深的國學基礎，不光散文寫得好，舊體詩寫得好，即便是地質學的論文，同樣寫得“有聲有色”。他的音樂造詣也相當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寫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難》，是中國人創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國後曾請音樂家蕭友梅過目提意見。這首提琴曲寫於1920年，在近80年之後的北大百年校慶的晚會上，第一次得到公開演奏。它的麵世修正了馬思聰是中國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說法。這首曲譜和李四光在國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陳列在紀念館裏。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簡單，衣著也很不講究，得過且過，甚至補丁摞補丁。李四光去世後，工作人員想找幾樣遺物留下來，找來找去也沒發現什麽像樣的值得保存的東西。

　　李四光夫婦在世時，這幢小樓隻他們兩人居住。他們去世後，女兒李林一家搬了過來。李林2002年5月31日過世，丈夫鄒承魯也患病在身。一門3院士，已傳為佳話。

　　40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樓，李家南門外那棵有上千年曆史的銀杏樹，以及明朝大太監劉瑾等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圍頗為紮眼的標誌。如今高樓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夾在當中，小樓因年久失修，多少顯得有些殘舊。

個人名言：我是炎黃子孫，理所當然地要把學到的知識全部奉獻給我親愛的祖國。

真正的科學精神，是要從正確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發展出來的。真正的科學成果，是要經得起事實考驗的。有了這樣雙重的保障，我們就可以放心大膽地去做，不會自掘妄自尊大的陷阱。

    科學尊重事實，不能胡亂編造理由來附會一部學說。

    科學是老老實實的東西，它要靠許許多多人民的勞動和智慧積累起來。

    不懷疑不能見真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取懷疑態度，不要為已成的學說所壓倒。

    真理，哪怕隻見到一線，我們也不能讓它的光輝變得暗淡。

    曆史鏡頭：中國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少年有誌，為了要造出"第一流兵艦"，15歲東渡日本，學習造船專業。但是，當時中國沒有鋼鐵不能造船，李四光又轉赴英國，學習采礦。可他覺得采礦離不開找礦、勘探，還需要掌握地質學的專門知識，於是，他最終選擇了地質專業。後來李四光為中國的地質學特別是石油工業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公元1889年10月26日　出生於湖北省黃岡縣回龍鎮下張家灣村。

    公元1904年--公元1907年留學日本，入東京宏文學院普通科學習。

    公元1905年8月在東京加入中國同盟會。

    公元1907年--公元1910年7月　入大阪高等工業學校舶用機關科學習造船機械。畢業歸國後任湖北中等工業學堂教師。

    公元1911年10月—1912年8月　先後任湖北軍政府理財部參事，湖北軍政府實業司司長，湖北省同盟會支部書記。

    1913年10月—1918年6月　入英國伯明翰大學，先學采礦，後學地質學。畢業時獲自然科學碩士學位。

    1920年歸國，任北京大學地質係教授。

    1928年1月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

    1931年英國伯明翰大學授予自然科學博士學位。

    1934年—1936年4月在英講學，接受挪威奧斯陸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1937年11月率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遷廣西桂林。

    1944年，地質研究所經貴陽遷往重慶。

    1945年4月，兼任重慶大學教授。

    1948年8月赴英出席在倫敦召開的第18屆國際地質學大會。

    1950年5月回到北京。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員會主任，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主席。

    1951年4月當選為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1951年8月擔任東北地質專科學校校長（吉林大學地學部前身）。

    1952年3月任北京地質學院（現中國地質大學）第一任校長。

    1952年9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部部長。

    1956年2月成立地質力學研究室，兼室主任，1958年室改成所，兼任所長。

    1958年6月被蘇聯科學院授予國外院士。8月任中國科學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9月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69年4月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1970年8月任國務院科教組組長。

    1971年4月29日逝世於北京。

    相關故事：三年級上冊（25頁開始 ）課文：李四光是中國著名的地質學家。

　　小時候，他喜歡和小夥伴一起玩捉迷藏的遊戲。每次他都愛藏在一塊大石頭的後麵。這塊巨石孤零零地立在草地上。一聽到小夥伴的腳步聲，他就悄悄圍著大石頭躲閃。大石頭把他的身影遮得嚴嚴實實的，小夥伴圍著石頭轉來轉去，也找不到他。時間長了，他對這塊大石頭發生了興趣：這麽大的一塊石頭，是從哪兒來的呢？

　　李四光跑去問老師，老師想了想，說：“這塊石頭恐怕有幾百年的曆史了，我小的時候它就在那兒了。

　　“是誰把它放在哪兒的呢？”

　　“聽說天上常常掉下來隕石，也許它就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吧！”

　　“這麽重的大石頭從天上掉下來，力量一定非常大。它應該把草地砸一個很深很深的大坑。可它為什麽沒臥進土裏去呢？”

　　“這我可說不上來了”。

　　李四光又跑去問爸爸，爸爸也說不清楚。

　　這塊突兀的大石頭到底是怎麽來的？為什麽它的四周都是平整的土地，沒有一塊石頭呢？這個問題李四光想了許多年。直到他長大以後到英國學習了地質學，才明白冰川可以推動巨大的石頭旅行幾百裏甚至上千裏。

　　後來，李四光回到家鄉，專門考察了這塊大石頭。他終於弄明白了，這塊大石頭是從遙遠的秦嶺被冰川帶到這裏來的。經過進一步的考察，他發現在長江流域有大量第四紀冰川活動的遺跡。他的這一研究成果，震驚了全世界。

    武大情緣：作為一名著名的科學家、地質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李四光一生奔波勞苦，致力於教育和學術，給世人留下了享用無盡的精神財富。他一生奔忙卻不忘家鄉的教育事業發展，20世紀30年代主持興建的武漢大學珞珈山新校區，便凝結著他的教育救國理想。1928年7月，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簽發院令，任命李四光為國立武漢大學新校籌備委員會委員，不久又被委任為新校舍建築設備委員會委員長。

　　建立國立武漢大學是蔡元培推行大學區建設的方案之一，他認為在中部建立一所國立大學有助於中部地區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於是國民政府決定改組原有的武昌中山大學，組建國立武漢大學。然而，當李四光在滄桑巍峨的黃鶴樓俯瞰這所位於蛇山腳下麵積僅40餘畝的校園時，不由想起了自己曾經就讀的校園寬闊敞亮，環境幽雅的英國伯明翰大學。他決定另建新校。

　　到何處尋找新校址？憑他的想象，大學應該有山有水、動靜相宜、能啟迪人的靈性。林學家葉雅各教授建議將校園建在山水相連、風景如畫的東湖之濱。經過實地考察，李四光欣喜地發現這裏實乃辦學的上好寶地。於是，在1928年11月一個天高氣爽的深秋，正式確定武昌東湖珞珈山一帶為國立武漢大學的新校址。

    為了在這個湖光山色、風景如畫的地方建設一座別具一格的新校園，李四光請來了諳熟中國工程技術的美國工程師開爾斯來進行規劃設計。開爾斯先生果然不負眾望，他以中國傳統建築的精華——北京故宮為藍本，根據中國傳統建築的“軸線對稱、主次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樓”的原則，巧妙地利用了珞珈山、獅子山一帶的地形，曆經一載有餘，終於完成了武漢大學新校舍的設計工作。

　　然而，武漢大學的興建曆程卻並非一帆風順。

　　首先遇到的困難是湖北省政府的臨時變卦。省政府以占用耕地過多為由，遲遲不批準建校申請，新校舍的建設被迫擱置不前。李四光等人多方奔走並邀請省政府代表實地考察，最終省政府在1929年第17次政務會議上正式決定圈定珞珈山一帶的土地3000餘畝作為武大的新校址。1929年8月15日省政府正式發出公告張貼各處。

　　第二個困難是修路遷墳。當時從武昌城至珞珈山沒有公路可通，隻有一條小徑，必須修一條公路以便運送建築器材和物資。要修公路，又有許多墳墓，於是麻煩又出來了。當時的民間風俗，非常迷信風水，認為遷徙墳墓禍及祖先，有違中國幾千年來的孝親觀念，因而堅決反對遷墳修路。墳主還聯合起來，向省政府請願，要省政府製止遷墳修路。

　　當武漢大學大興土木之時，武昌墳主陳雲五等豪紳，以墳墓在珞珈山新校址範圍之內，先後向教育部及湖北省政府捏詞呈訴，聲稱武漢大學新校舍之建築，將遷墳數千塚，破壞風水無數，武大需另選校址建校。湖北省政府竟聽信蠱惑之言，於1929年11月15日函告武大：珞珈山新校址立即停工，另選南湖或徐家棚無墳處興建校舍。

　　李四光、王世傑等人沒有被各方麵的壓力所嚇倒，以驚人的氣魄和膽略據理力爭，當眾宣布：

　　（一）向湖北省政府嚴正磋商，請其變更上述決議案；

　　(二)呈報中央聲明原址範圍絕不可變更；

　　（三）工事仍照預定計劃進行。在李四光、王世傑的多方斡旋之下，豪紳墳主掀起的反對遷墳鬧劇終告結束。

　　第三個困難是經費問題。建一所氣勢恢宏的美麗校園談何容易，需要籌集巨額資金。學校最初呈報大學院申請的經費是150萬元。1929年，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撥款150萬元用於興建武大新校舍，由中央財政與湖北省政府各支付75萬元。

　　盡管國民黨中央已決定撥款，但要將這筆經費落實到位卻十分困難。在平息了遷墳風波之後，李四光、王世傑等人又為落實建校經費四處奔波。當時全國財政大權掌握在財政部長宋子文手中，但當李四光、王世傑等人請他照案撥款時，宋態度冷漠，毫不熱心。不得已，李四光、王世傑赴京求見行政院長譚祖庵，向他說明此校對將來湖湘子弟影響最大，而籌款卻困難至此。譚聞言，立即熱忱地說：“放心，此事全部交給我辦好了”。宋答應每月籌款5萬元，分15個月付清，總算是解決了經費上一半的難題。後來，經過李四光、王世傑的多方奔走，湖北省的75萬元也終於落實。

　　1932年5月26日，武漢大學隆重地舉行了新校舍落成典禮。李四光作為教育部的代表表示祝賀，並與蔡元培、任鴻雋、劉樹杞為武大師生進行了學術講座。5月27日，當他演講完畢，從學生大禮堂出來時，被一群老師和學生團團圍住。正在納悶之時，一名學生拿著紙和筆墨走了上來。他一下明白了，原來是畢業紀念刊的編輯們希望他為紀念刊題詞。看到大家期待的眼神，他拿起筆墨寫下了兩行大字：“用創造的精神和科學的方法求人生的出路”。從此以後，他的“創造的精神和科學的方法”一直在激勵武大師生不斷地博學慎思而篤行。題完詞後，他在珞珈山對麵的獅子山頂上特意看了看落成的新校區，當他看到昔日這片荒山野嶺之地，經過短短兩年的建設，一棟棟美輪美奐的建築已拔地而起，不禁百感交集。

　　李四光給我們留下的莊重典雅、造型瑰麗的校舍建築群，不僅讓武漢大學贏得了“最美麗的大學校園”之美譽，其展現出來的艱苦創業、迎難而上的精神風貌亦鼓舞、引導著一代又一代的武大人不斷開拓進取。

    個人貢獻：1.為中國原子彈和氫彈的研製成功作出了突出貢獻。

　　2.運用力學對地殼運動及其與礦產分布的規律的研究，創建“地質力學”和“構造體係”的概念。預測新華夏構造體係三個沉降帶存有石油，後大慶油田、大港油田、勝利油田、華北油田等油田的發現證實其預測。

　　3.早年對蜓科化石及其地層分層意義有精湛的研究。對中國北部?類化石及其地層意義的研究是中國最早進行的?類及石炭二疊係研究。其創立的“?”字，用來翻譯Fusulinid（一種早已滅絕的有孔蟲，屬於原生動物），為中國古生物學界所沿用。

　　4.提出了華東第四紀冰川存在的理論。

　　5.地震預報：李四光認為地震是可以預報的。中國是一個多地震的國家，李四光為地震地質和地震預報做了很多開創性工作；李四光在晚年，為中國地熱的開發和利用也做了很多工作，開創了活動構造研究與地應力觀測相結合的預報地震途徑，晚年發表的“天文、地質、古生物資料”對中國學科大交叉的倡導產生深刻影響，對中國地質教育、地質科學和地質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鮮為人知：李四光的家鄉是湖北黃岡回龍鎮下張家灣鄉的一個窮山村。他14歲出國留學，憑的是自己勤奮努力得來的成績。李四光先去日本學造船，後去英國學采礦，最後確定以地質學為終身事業，但也付出了不少實際代價。

　　在去日本學造船的船上，因為窮，買不起正式的鋪位，隻好白天窩在底艙，晚上在船頂過夜。不想受了風寒，大病一場，又因沒錢醫治，落下一個毛病----不能吃肉，一吃就犯病。此後他一生與肉絕緣。去英國留學，寫畢業論文時，腿上長了一個膿瘡，也因為既沒錢又沒時間，耽誤了治療，他索性用刮胡刀片自己把瘡刮掉，腿上落下一個大疤。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簡單。飲食上不沾葷腥。衣著也很不講究，得過且過，甚至補丁摞補丁。李四光去世後，工作人員想找幾樣遺物留下來，找來找去也沒發現什麽像樣的值得保存的東西。李四光身兼多職，但除了必須出席的會議，他從不在類似晚會、紀念性活動這樣的場合露麵。他總覺得年歲越大，時間越緊，要盡可能地把有限的時間花在有用的地方。

　　2009年9月14日，他被評為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之一。

    業餘音樂家：地質學家李四光還是一位音樂迷，譜寫了中國最早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難》。

　　李四光是新中國地質事業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生前用過的小提琴引起參觀者關注。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力學研究所研究員馬勝雲稱，李四光在英國留學時迷上小提琴。

　　李四光在英國苦讀7年，1920年回國前，他提筆寫下小提琴曲《行路難》。據上海音樂學院現代音樂室考證，它是有曲譜為證的中國最早的一首小提琴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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