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何人！】

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的篇幅發表了楊成武的文章“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

   1967年7月，毛澤東去華北、華東和中南地區視察，代理總參謀長楊成武隨他同行，並擔任毛澤東與周恩來的聯絡員。

8月17日，根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決定，在北京成立了由吳法憲、葉群、邱會作、張秀川四人組成的軍委辦事組，指定吳法憲任組長。這個小組給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下達寫作任務，要他們寫出大塊的有分量的學習批判文章。總參謀部政治部也領受了任務，並組織幾個同誌撰寫了一篇歌頌毛主席，談領袖權威的文章。文章起草後，總參謀部黨委開會討論、修改了三次，定稿後，派人送交給正在外地陪同毛澤東視察的楊成武審閱。文章的署名是總參謀部機關無產階級革命派。文章標題開始也沒有 “大樹特樹”。楊成武在旅途中翻看了這篇文章，到上海時還沒有看完，他認為寫領袖權威的文章，應該送給毛主席看一看，而且毛主席就在身邊，何不先聽聽他的意見呢？於是他就在這篇文章標題的空白處，寫了幾句話：“主席：這是總參無產階級革命派寫的一篇文章，請您暇時一閱，並給指示。”

    毛澤東接到文稿後，因整天忙於聽省、市領導的情況匯報，沒有時間細看文章的內容，就在上麵批了幾個字，“我不看了，送伯達、文元酌處”。叫他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退還給了楊成武。吳旭君在退稿時還悄悄地給楊成武說了句，主席隨便翻了翻，說：“盡是吹我的。”但楊成武對吳旭君的提醒並沒在意，而是按毛主席的批示，將文章送回北京，交給陳伯達和姚文元，由他們去“酌處”。在陳伯達看來，大抵因為此文“大樹特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使毛澤東不便表態，是毛澤東“謙遜”的表示，便決定全文予以發表，並將題目改為《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 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但他認為用總參謀部機關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名義分量不夠，應該用總參謀部黨委書記楊成武的名義才夠分量。陳伯達在征得楊成武的同意後，於11月3日，在《人民日報》第二版以整版篇幅登出此文。
    文章見報後，過了兩天，即11月5日，毛澤東找到康生、楊成武談工作時，首次提到這篇文章。毛澤東說：“成武，用你的名字發表的大樹特樹的文章，我隻看了標題，沒有看內容。從標題看，就是錯誤的，是形而上學的。這是陳伯達的事!”毛澤東指指楊成武說：“不是你的事。”

毛澤東多次批評 “大樹特樹”
    1967年底，在韶山鐵路即將建成的時候，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於12月13日向“中央文革”和周恩來總理寫了《關於慶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鐵路通車向中央的請示報告》。《報告》中說：“為了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在毛澤東74歲壽辰時舉行通車典禮，請毛主席為韶山車站題寫站名，請林彪、周恩來分別為毛主席塑像題詞、題字。《報告》中關於大會名稱問題，反映了群眾的兩種意見。一種提議定為“韶山鐵路通車典禮大會”，第二種意見為“慶祝毛主席74歲壽辰大會”。
    毛澤東看到湖南的報告，引起了他的深思和憂慮。12月17日，毛澤東在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請示報告上，再次提出批評，做了六點批示：（一）絕對權威的提法不妥。從來沒有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權威都是相對的，凡絕對的東西都隻存在相對的東西之中，猶如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絕對真理隻存在於各個相對真理之中一樣。（二）大樹特樹的說法也不妥。權威或權威性隻能從鬥爭實踐中自然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樣建立的威信必然會垮下來。（三）黨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壽，應通知全國重申此種禁令。（四）湖南的集會應另擇日期。（五）我們不要題字。（六）會議名稱，可同意湖南建議，用第一種方案。
    毛澤東將他的批示寫給“林（彪）、周（恩來）、中央及文革諸同誌”，提出“以上各點請在一次會議上討論通過為盼”。21日，中央領導同誌討論了毛澤東的批示，表示完全同意，加了批語，轉發全黨。中央的批語是：“我們完全擁護偉大領袖毛主席12月17日對湖南省革籌小組報告的批示，現轉發給你們，希望你們認真學習，堅決照辦。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就提出，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希望你們嚴格執行。關於毛主席的塑像問題，中央在今年7月13日已有重要指示，希望你們認真貫徹執行。”

    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委會的請示報告，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聯想到《人民日報》“大樹特樹”的文章，他感覺到事態越來越嚴重，如果不加以製止，從源頭上消除“大樹特樹”的影響，這股風氣還會在社會上蔓延。
    1967年12月18日晚，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一個碰頭會，康生和楊成武將毛澤東的指示向中央小組碰頭會的人做了傳達。會上，楊成武做了自我批評。他說：“文章雖說不是我寫的，但我沒有看出文章的內容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甚至連標題就有錯誤也沒有發現。作為黨的高級幹部，解放軍總參謀部的主要負責人，應該具有較高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而我對這樣的重大理論問題了解太少，應該做自我批評。”在會上，毛澤東又一次嚴厲地批評陳伯達說：“越讀書越蠢，文章不是楊成武寫的，是你們（指陳伯達、姚文元）叫人搞的。我隻看了標題，沒看內容。你不是中國的馬克思嗎？有些語言沒有從科學辯證法中去考慮，你們要執行奴隸製，要寫人的絕對權威，我才不相信你們寫文章的人，我說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寧怎麽講的？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嘛!就文章標題來說，就是反馬克思主義的。”
    陳伯達被毛澤東批得臉色發紫，坐在那裏動也不動，連頭都不敢抬。散會時，陳伯達連連拱手向楊成武表示歉意，說：“楊代總長，我對不起你，請你原諒，我給你做錯了一件事。”

    此後，毛澤東又同汪東興講了此事，12月21日下午6時，在懷仁堂中央文革小組召開的“天天讀”會上，汪東興傳達了毛澤東對“大樹特樹”文章的有關指示：“不怪湖南嘛，湖南是個引子，也不是成武同誌的問題。特別不是成武同誌的事。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是關係到全黨學習問題。”“要學習嘛，全黨都要學習馬克思主義。我現在看30本書。不要專吃清白菜，要吃點雜花菜，看點馬列主義!”
    聽了毛澤東的批評意見，楊成武越發感到以自己名義發表的那篇“大樹特樹”文章錯誤的嚴重性。他向周恩來建議：現在各大軍區和各省的主要負責同誌都在京西賓館開會，是不是可以向他們傳達一次毛澤東對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批示和批評 “大樹特樹”的講話精神，以免再犯這樣的錯誤。
    周恩來說：“應該。你去傳達。”
    楊成武於12月22日晚10時半，趕到京西賓館第一會議室，召集在京的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以及《解放軍報》的主要負責人參加的會議，傳達了毛澤東對“大樹特樹”問題的幾次批示和講話精神，並做了自我批評。從此以後，中央各大報刊再也沒人使用這種提法了，全國高級幹部開始學習毛澤東提倡的30本書了。但有趣的是“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事件發生後，文章的始作俑者林彪、葉群、康生、陳伯達等人反而倒打一耙，把這篇文章列為楊成武的一大罪狀。

    1970年8月，黨中央在廬山禮堂召開了九屆二中全會，在這次會議上林彪及其同夥一唱一和，在設國家主席和“天才論”的問題上同毛澤東和黨中央唱反調。毛澤東在常委會上意味深長地批評他們說：“有人說我一句頂一萬句，誰說的？能相信嗎？實際上我的話不算數。比如，不設國家主席和天才問題，我的話半句也不頂用。如果一句頂一萬句，我講了兩次，該頂兩萬句，那就沒有這回事了嘛!說明還是不頂事。陳伯達才一句頂一萬句呢!”“大樹特樹，究竟樹誰呢？名曰樹我，實際上樹何人？我那幾本書被他們吹得神乎其神。他們還把我放在街頭，零上幾十度，熱得要死，零下幾十度，凍得要死。他們在家裏睡覺，叫我在街上站著，好不殘忍!”

    1971年8月中旬到9月中旬的20多天裏，毛澤東離開北京，開始南巡。先後抵達武漢、長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同湖北、河南、湖南、廣東、廣西、江蘇、江西、福建、浙江和上海的主要領導同誌談話，對“大樹特樹”再次提出了嚴肅批評。
    他對湖北、河南的負責人劉豐、劉建勳等人說：“我同林彪同誌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麽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麽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什麽‘頂峰’啦，‘一句等於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麽能頂一萬句。什麽‘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何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

    這次毛澤東的南巡談話，目的性很強，就是要給林彪反革命集團敲山震虎，讓他們自我暴露。林彪千方百計打探毛澤東南巡講話的內容，當他知道毛澤東對他不滿的談話後，加速實施《571工程紀要》計劃，結果9月13日折戟沉沙，自取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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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中央 又在 樹立習某人的權威了，還是政治局常委口裏說出來的，

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的權威和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雲雲。

不長記性！

 

呔！

 

不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