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俄文翻譯們】

 

 

毛主席的俄文翻譯們

 

（1949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訪問蘇聯，在抵達莫斯科車站時，毛澤東受到蘇聯黨政領導人布爾加寧（右一）、莫洛托夫（右二）等的熱烈歡迎）

主席右側為王稼祥 （時任駐蘇大使）

 

師哲

師哲(1905-1998)，本名師習德，以俄語譯家與蘇聯問題專家名世。1925年留蘇，入基輔聯合軍官學校，1938年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長任弼時秘書。1940年回國，長期兼任毛劉周朱的俄文翻譯，多次出席中蘇兩黨最高層會談，協助中共領導人處理中蘇事務。1957年主動請求調離中央，任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1958年“犯錯誤”開除黨籍，下放故鄉陝西扶風農場。1962年先軟禁後監禁，1966年夏關入秦城監獄，編號6601(即1966年第1號犯人)。前後蹲監13年，流放5年。1980年複出，任中國社科院東歐中亞研究所顧問，1987年癱瘓在床。晚年在《我的一生——師哲自述》中詳細記述了關入秦城監獄的前前後後。

1948年,在西柏坡。圖中右起為 毛澤東、師哲、米高揚、伊萬·科瓦廖夫

主席身後 即為師哲

 

日內瓦 左起：章文晉、王稼祥、周恩來、師哲、王炳南、張聞天、雷英夫、李克農

 

左為師哲

服務毛主席的蘇聯工作人員們幫助中國貴賓把要帶的物品搬上汽車，

並把毛主席、周總理一直送上汽車。她們連大衣都沒來得及穿，

站在冰天雪地裏目送毛主席、周總理離去。

望著望著，她們個個都流了淚，特別是瓦利婭哭得淚人一般，雙手捂住自己的臉，泣不成聲。

看見這種情形，我請求主席允許我下車，代表他向她們再作一次告別。

 

我安慰了她們，向她們再次表示感謝，並再三告訴她們後會有期。我同送行的一位上校說起此情，他說那些服務人員覺得毛主席比斯大林更親切。管理食堂衛生的老太太說毛主席關心他們，理解他們，愛惜他們的勞動，不浪費電，注重清潔衛生……毛主席自己把屋子收拾得幹幹淨淨，出出進進很有規矩。因而使他們備受感動。

隨著與蘇方接觸的日益增多，我才知道照顧毛主席、周總理的服務人員全都是從斯大林、其他政治局委員身邊和克裏姆林宮裏選調出來的。她們接待外賓，如為中國客人服務，隻限於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等。招待其他賓客，即使是蘇共中央政治局的客人，服務人員卻是另一套人馬。瓦利婭、瑪露霞都是斯大林的貼身服務人員，無論是在克裏姆林宮，在別墅，還是在南俄休養地，我多次遇到的都是她們。而接待毛主席的也正是她們。

毛主席以他的德高望重、慈祥可親，博得她們的敬重和愛戴。周恩來則以他特有的生動活潑、平易近人的作風和忠厚長者的風度，使服務人員樂於接近他、親近他。

 

李越然 　　

1949年8月某日，在北京中南海，我第一次在毛主席身邊擔任俄文翻譯。當年我22歲，是在我們的前輩師哲同誌的領導下參加這次工作的。

 

毛主席簽署《共同宣言》，中間站立者為李越然

毛主席訪蘇時與李越然（右一），李銀橋（左一）及前駐蘇大使劉曉合影

 

 

李越然（右二）隨周總理、賀龍副總理訪問蘇聯、波蘭、匈牙利

 

 

李越然（左四）隨同毛主席和伏羅希洛夫在天安門城樓上

 

 

閻明複

我第一次給主席當翻譯，是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期間，後來調到中辦翻譯組，給主席當翻譯的機會就多了；最後一次翻譯則是在1965年2月，毛主席接見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那次。

 

 

1956年閻明複為毛澤東擔任翻譯時合影

1957 莫斯科

 

 

在蘇聯最高蘇維埃聯盟院和民族院兩主席舉行的宴會上,彭真團長致辭,閻明複進行現場翻譯。

 

冬天日短夜長，大概快五點了，我也餓了。於是我說：我交代完了。專案組裝出一副驚訝的樣子說：怎麽，完啦？我說：是呀，完啦！專案組說，怎麽完了呢？你最主要的還沒有交代呢！我倒是真驚訝地問道，有什麽最主要的還沒交代呢？專案組神氣十足地說：“你‘裏通蘇修'還沒交代！”我聽了哈哈地笑了兩聲說：“我‘裏通蘇修'？毛主席還表揚我是反修英雄呢！”

其實，毛主席從來也沒說過我是反修英雄。毛主席說過：“小閻不怕外國人！”說的是毛主席同赫魯曉夫“吵架”時，我當翻譯不怯場，理直氣壯。專案組竟一口咬定說我“裏通蘇修”。我氣極了，就未加思索地脫口而出：“毛主席表揚我是反修英雄。”專案組當然不知道毛主席是否講過這類話，更不敢否定，毛主席講過的話誰敢否定！於是，他們說：毛主席表揚過的人多著呢。我說：那好，你們就查吧，純粹是……本來想說白白浪費時間，話到嘴邊又咽下去了。

應該說，我的這個專案組從一開始就沒大聲地訓斥過人，沒有搞過“逼、供、訊”。

 

毛岸英 毛岸青  莫斯科

 

 

 

毛主席的英文翻譯

當屬 冀朝鑄 和 唐聞生， 這二位都是少小在美長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