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毛澤東1933年又一次被捕事件】

 

樊崧甫（1894—1979），浙江縉雲人；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五期工科；

辛亥革命時，參加光複杭州的戰鬥，任敢死隊分隊長；

後曆任國民政府軍旅長、師長、軍長、軍團長、軍事委員會中將高參、戰區中將總參議等職；

 上將領章？？？

 

民國36年1月退役；

上海解放前夕參加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地下組織；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民革虹口區籌委會主任委員，

1958年6月任民革虹口區第一屆區委主任委員，

1959年3月起任虹口區政協第二、三、四屆委員、常委，還兼任上海市參事室參事等職務；

1979年2月在上海病逝，享年8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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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樊部被調江西，參加“圍剿”紅軍，此時樊已升任第八軍中將參謀長。他先參加對中央根據地第三次“圍剿”，1933年升任第79師師長，參加了對根據地第四、五次“圍剿”。1934年10月紅軍長征後，又奉命率部入湘、鄂、川、黔，追擊紅軍二、六軍團（即賀龍等部紅軍）。

1936年樊任陸軍第46軍軍長。西安事變前夕，他的部隊負責隴海路防務，西安事變發生後，樊部搶占潼關。西安事變發生，蔣介石被扣押的最早消息就是由樊電告南京政府的，南京政府準備進攻西安，任樊為前敵副總指揮；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周恩來曾去樊部會唔樊，向樊宣傳團結抗日的重要性，對樊影響頗大。據樊自述，事變後樊曾在杭州與蔣見麵，他勸蔣執行中山遺訓，把安內攘外改為攘外安內。蔣聽了勃然變色，從此對樊發生疑忌，在解放戰爭中不再讓他帶兵，最後被解除兵權，但這也促使樊產生脫離蔣的思想。

 

1937年抗戰爆發後，樊的79師參加上海抗戰。他自己則奉調參加後方防務，負責疏整後方交通，收容潰兵，監築黃河河防工事等次要工作。1938年3月後，日軍占領山西大部，逼近黃河河防，樊部與日軍隔河相持，派小部隊渡河入敵後遊擊，頗有收獲。不久蔣的親信胡宗南部接替河防，樊部調徐州，參加台兒莊會戰。在台兒莊大戰中，樊部奉命馳援張自忠部，在大院寺、狼子溝一帶與日寇精銳阪垣師團激戰三晝夜，殲敵6千，對戰役勝利作出重大貢獻。後日寇再攻徐州，徐州失守，他奉命轉入敵後作戰。

1938年8月奉命率部回武漢，9月升任第十二軍團軍團長。1939年2月任湘鄂贛邊區遊擊總指揮。此後他率部參加了1939年3月南昌會戰，9月的長沙第一次會戰。1940年調任第34集團軍副總司令，因與蔣的親信、總司令胡宗南不合，辭職後改任軍事委員會中將參議，1941年1月兼第六戰區戰備校閱主任，司令長官部中將總參議，參與宜昌會戰。1944年軍委會成立軍風紀糾察團，先後任第五、第二、第三糾察團主任委員。1946年糾察團撤消，1947年1月退役賦閑。1940年後樊隻任軍隊中閑職，實際上已解除了兵權。樊戎馬40年，因早退役，未參加解放戰爭。

樊退役寓居上海，目睹蔣發動內戰，政權日趨沒落，對國民黨完全失去信心。1948年經人介紹，加入民主黨派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開始參加反蔣活動。他利用自己在蔣軍中舊關係，從事渙散蔣軍官兵鬥誌的策反工作。1949年4月，樊被上海退役軍官推選為上海市在鄉軍官會代理事長。樊為保衛上海人民生命財產，擬組織退役軍官建立市民自衛委員會，在上海時局緊張混亂時出來維持秩序，策應上海解放。五月，蔣自奉化溪口到上海，派特務嚴滋來樊住所，勸樊去見蔣，出任“浙江人民自衛軍總司令”，否則速離上海，為樊拒絕。5月14日，蔣命特務頭子毛森將樊逮捕，囚於黃埔分局政治犯監獄。上海解放前夕，蔣下令處決政治犯，一大批政治犯被殺，樊幸未及於難；5月27日上海解放，樊始出獄，民革中央曾致電慰問。

上海解放後，樊被推為民革上海市委常委，上海虹口區人民代表，上海市參事室參事，上海市政協委員。樊撰寫了多篇回憶錄，敘述個人曆史及參加重大曆史事件的史實，分載於《上海文史資料》和《浙江文史資料》。

1979年2月在上海病逝，上海市政協和上海市委統戰部為他舉行隆重的追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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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為編造出來的 拙劣+腦殘 的 原文：

 

毛澤東在其革命生涯中曾經被捕過，但至於到底被捕過幾次，至今沒有統一的說法；比較確定的說法是，毛澤東在1927年被捕，後來通過賄賂團丁得以逃生；不過，有人著書稱，毛澤東在1934年也曾被捕過。

毛澤東在對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也將1927年的被捕被視作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不過，在陳鴻年、吳越合著的長篇紀實回憶錄《九死還魂草》、吳越著《我的爸爸是冤鬼》裏卻記載，毛澤東在第五次反圍剿之後，曾經被圍剿部隊的軍長樊崧甫的手下所捕。

吳越的父親吳山五十年代是上海市司法局第一法律顧問處民事組組長，當時兼任樊崧甫的私人秘書；據《我的爸爸是冤鬼》記載，樊崧甫是國民黨高級將領之一，1933年蔣介石發動對閩贛蘇區的第五次“圍剿”，他是主力部隊的軍長；1934年蘇區反“圍剿”失敗，全軍撤退，開始了“兩萬五千裏長征”，他又奉命追剿堵截。

就在這一時期，毛澤東不慎被捕，被押解到樊崧甫的麵前。毛澤東否認自己的身份，但他是蘇維埃政府主席，樊崧甫手上有他的資料和照片，形象鮮明，僅憑他一句話，是否認不了的。不過樊崧甫比宋希濂聰明，宋希濂抓到瞿秋白以後，立刻打電報通知了蔣介石，以致後來宋希濂和瞿秋白的關係相處得很好了，想給瞿秋白開脫些許都不可能，蔣介石下令處決，他不得不遵命執行，隻能在行刑之前給一些感情上的“優待”。

樊崧甫抓到毛澤東以後，甚至在明確了毛澤東的真正身份以後，根本就沒跟蔣介石提起過一個字，因此得到了處理毛澤東的“絕對自由”。第二，樊崧甫雖然是“國軍”的軍長，但他是“洪幫”中人，對“黨爭”的認識和興趣都不是很強，而對傳統的“義氣”和“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卻十分相信。因此，毛澤東能夠通過遊說打動他，讓樊崧甫拿他當老百姓發給路費放了。

這件事情，當然是絕對秘密的，除了樊崧甫和毛澤東本人之外，不可能有第三個人知道。正因為樊崧甫與毛澤東之間有過這樣一筆默契的“交易”，1949年5月上海戰役之前，蔣介石電令樊崧甫去台灣，樊崧甫居然借故沒有遵令，為此蔣介石下令逮捕樊崧甫，關進了提籃橋監獄，直到上海解放，才被放了出來；而上海解放之後，對他這個當年圍剿過蘇區的戰犯，陳毅市長不但沒有把他抓起來，而是派專人先去保護他的住宅，後來專門把他請到市政府去談話，接著請他出任上海市政協委員、虹口區政協主委，還給他分配了許多社會工作，諸如抗美援朝委員會委員、愛國衛生委員會委員等等，在1951年的鎮反大逮捕中，他也得到了特殊的保護。

《我的爸爸是冤鬼》裏的這段對毛澤東被捕的記載沒有其他資料可以證實，不過，關於樊嵩甫的個人資料或可佐證這一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