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天皇正式發布終戰詔書,宣布終戰。
(8月15日通過日本NHK 廣播電台播放日皇8-14的詔書錄音,正式公布)
對,就是“終戰”,而不是投降詔書。
《終戰詔書》,全稱《大東亞戰爭終結之詔書》
(日語:大東亜戦爭終結ノ詔書),亦稱《停戰詔書》
《終戰詔書》是在1945年8月14日由昭和天皇親自宣讀並錄音,
這是日本天皇的聲音首次向公眾播出。此詔書的廣播又稱為“玉音放送”,
在日語中,天皇的聲音被敬稱為“玉音”,“放送”則指廣播,因而得名。
玉音放送是日本絕大部分民眾第一次聽到被神格化的天皇的聲音。玉音放送後,陸軍大臣阿南惟幾、陸軍航空審查部總務部長隈部正美等34名將官切腹或開槍自殺。幾乎是在玉音放送後同一時間,太平洋戰場的戰事結束。而在亞洲陸上戰場,日本軍隊與各地武裝力量的衝突並沒有完全停止。在國民政府以及在中國東北的蘇聯,部分軍隊持續當地日軍武裝衝突。直到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美國海軍密蘇裏號戰列艦上簽字,才算結束。
《終戰詔書》中的語氣、措辭,以及“終戰”這個曖昧不明的標題曆來備受爭議,導致日本究竟是“投降”還是“終止戰爭”、數十年後“日本是否完全履行無條件投降的要求”等議題也仍有爭議。[7]但昭和天皇在《終戰詔書》中明白表示接受《波茨坦宣言》,因此同盟國四大國(美、蘇、中、英)均接受了《終戰詔書》。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根據冷戰的需要,最終改變了“廢除天皇製”的初衷,保留了天皇製。
玉音放送的錄音及播出過程被改編成電影《日本最長的一日》,於1967年上映。
2015-8-15 重播
1945-9-3 簽署的 英文 降書 Instrument of Surren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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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華北方麵軍司令官根本博中將
根本 博(1891年6月6日-1966年5月24日),中文化名林保源。
出生於日本福島縣,大日本帝國陸軍及中華民國國軍中將,獲受勲一等·功三級。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3期、日本陸軍大學校34期畢業。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時,在內蒙古擔任駐紮於此的駐蒙軍之司令和日軍華北方麵軍司令官。
日軍華北方麵軍司令官根本博中將在「投降代表」一欄下簽字。北京 1945-10-10
(右)日軍華北方麵軍司令部參謀長高橋坦中將(死於南京監獄)。
根本 和 高橋 前排左二
在日本投降後,從蘇聯軍隊的猛攻下,依然頑強抵抗,保護了四萬名滯留在內蒙古張家口附近的日本國民。
1946年8月,作為最高負責人的根本博,於滯留在中國的日本人回國,
及(華北)北支那方麵軍的35萬將士復員結束後,搭乘最後的歸國船隻回到日本。
根本博 當年在南京擔任使館武官時即與蔣介石為舊識,根本博典當了一些細軟,
賣掉自己的財物做為渡航費,另外也找上了原上海貿易商的明石元長及「東亞修好會」的要求,
秘密渡航便由此成行,途中發生船難被美軍救起,美軍給予一些路費,又派了一名日裔的美軍軍官隨行。
1949年6月26日,與做為翻譯的吉村是二等人自宮崎縣延岡沿岸一帶渡航至臺灣。
於7月10日到達基隆,但因當地憲兵與警員並不知情,秘密渡航的幾人皆被禁錮。
隨後,在根本博下獄的報告傳達到國軍上層(彭孟緝中將、鈕先銘中將)後,待遇便一口氣轉變。
於8月1日轉移到臺北的北投溫泉靜養。8月中旬,由湯恩伯居中協調與蔣介石會麵。
同年8月5日美國政府向國民黨表明將中止軍事援助,於是蔣介石便接受了根本博等人的協助。
被蔣介石任命為國軍中將,
在金門島協助指揮古寧頭戰役,擊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中華民國國防部常務次長黃奕炳中將在媒體前以「國防部代表」聲明:
「當年古寧頭戰役,感謝日本友人協助,可以說是雪中送炭」
根本博在回日本之前,蔣中正贈送給他一個由景德鎮官窯燒製,世上隻有六個的花瓶。那是為當時的英國伊麗莎白公主(後來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大婚而訂做。也因此本來應該是成對的花瓶,現今隻有一個於中正紀念堂展示。
當時國民黨與白團的駐日總召集人岡村寧次有意招募舊日本軍,來防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進攻。後以「臺灣募兵問題」此一名稱被國際媒體廣泛報導後,引起駐日盟軍總司令部關注而宣告流產。根本博秘密渡航至臺灣的事件也遭日本國會查問,當時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在國會答詢時模擬兩可。因此事件而導致白團對根本博不滿,所以根本博未能加入白團。
1952年6月25日,搭乘民航空運公司(CAT)機回到日本。3年前秘密渡航的事件獲得不起訴處分。之後在鶴川的自宅過日,1966年5月5日,在孫子出生的第一個節日後,因健康狀況惡化而入院。同月21日曾一度出院,但於24日突然死亡。享年7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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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親令南京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不許判岡村寧次有罪,要無罪釋放!】
矽膠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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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村寧次(1884年5月15日-1966年9月2日),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1944年11月 - 二戰結束)。
中國派遣軍統轄了日軍在中國大陸的所有部隊,兵力為100萬左右。
曆任華北方麵軍司令官,第11軍軍長等,官至 勳一等功一級陸軍大將。
1945年8月初,收到了其他國家的電台有關日本即將投降的消息。
8月11日,收到了大本營核心內容為“即將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電報,
但岡村不希望投降,因其指揮的中國派遣軍的兵力還基本完整。
8月14日,岡村上奏天皇,要求拒絕公告,繼續進行抵抗作戰。日本國內繼續進行作戰的呼聲也很強烈,
此時岡村上奏天皇,使得他被視為秉持“繼續作戰”觀念的人的首領。
8月15日,昭和天皇表示已經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通過電報得知這個消息後,崗村改變了想法,
表示“承詔必謹”,嚴格地命令下級官員和士兵遵從投降的命令。
中國戰區日本投降代表、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在對華投降書上簽字蓋章
其左眼鏡者 為 參謀長小林淺三郎中將
在總司令(譯者注:即岡村寧次)官邸報告上述情況後,總司令官立即表示不同意,並表明了:‘與國民政府緊密結成一體,斷然對付中共’的方針。(62頁)
1946年6月,國共兩黨的戰爭全麵爆發。在何應欽、湯恩伯等人的建議下,岡村寧次被秘密聘為國防部高級軍事顧問,以發揮他所謂的軍事“天才”。此前,岡村寧次任華北方麵軍司令官時根據對八路軍作戰的經驗而編纂的《剿共指南》,也被譯成中文後大量印發給國民黨軍各級指揮官。
當年(1948年)3月29日夜,我離南京,自30日寄居於上海某氏邸,由中山高誌博士為我治療,等候審判。我在上海的寓所極為秘密,新聞界人物均以為我在上海戰犯監獄,或監外就醫。實際早由總參謀長訓令淞滬警備司令對我進行監護,便衣人員經常出入寓所擔任戒備。【149-150】
在此期間,岡村寧次著述頗豐,撰寫了《毛澤東的兵法及對付辦法》、《圍點打援是共軍的作戰特點》、《從敵對立場看中國軍隊》、《以集中兵力對集中兵力殲滅共軍》等一係列協助國民黨與共產黨作戰的文章。蔣總裁見之大喜,此後,國民黨軍事當局每策劃一次新的作戰計劃,其作戰廳總會有人來造訪岡村寧次,拐彎抹角地向他打探一下關於戰事的看法,甚至後來岡村寧次被內定“無罪釋放”臨回國之前,負責死守大上海的湯恩伯還去追問他對長江防禦的“高見”。
1945年9月10日清晨,何應欽召岡村寧次去見他。岡村寧次立刻前去,衹帶一名參謀,當場被任命為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長官。中國政府派令岡村寧次為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長官,把日本全軍及僑民的遣返事務委任岡村寧次來辦理。
1945年9月12日至1948年3月底,“聯絡班長”岡村寧次被中國政府軟禁在南京。
1947年4月30日,新聞局舉行首次記者招待會,局長董顯光在回答記者時稱:「岡村寧次係日軍投降及遣送事宜之聯絡班班長,其工作尚未完畢;至於本身戰罪部分,尚待將來決定。」
1948年3月底被解往上海候審。同年8月中旬被正式送進上海戰犯監獄,但不久以“保外就醫”名義在上海黃渡路秘密住所被監視居住。
1949年1月26日,中華民國政府軍事法庭在上海宣布其“無罪”,並被釋放回國。岡村寧次判決文,節錄如下:
岡村寧次判決文(節錄):
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決,三十七年度戰審字第二十八號
岡村寧次,男,年六十六,日本東京人,前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官,日本陸軍大將,被告於三十三年(1944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受日軍統帥之命,充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所有長沙徐州大會戰日軍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粵,鬆井石根、穀壽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殺,均係發生在被告任期之前,原與被告無涉。且當時盟軍已在歐洲諾曼第及太平洋塞班島先後登陸,軸心既形瓦解,日軍陷於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時止,閱時及各該轄區之直接監督長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負責,該落合甚九郎等業經本庭判處罪刑,奉準執行有案,此項散處各地之偶發事件,既不能證明被告有犯意之聯絡,自亦不能使負共犯之責。綜上論述,被告既無觸犯戰規,或其他違反國際公法之行為,依法應予諭知無罪,以期平允。……三十八年(1949年)一月二十六日
軍事法庭採合議製,五位法官中三位在判決書上簽字同意,庭長石美瑜和另一位法官拒絕在判決書上簽字。
後來國府代總統李宗仁下令重新逮捕岡村寧次,但最終岡村寧次還是被國府釋放回日本。
1949年1月29日一早,岡村寧次秘密乘美國船歸國。
返國初期,一直避免公開發表一切有關國際政治或某一個人談話。
1955年,擔任日本軍人組織“戰友聯盟”副會長,後任“鄉友聯盟”會長、名譽會長。
1966年死於東京,終年82歲。
中華民國方麵稱岡村寧次在1949年招募日軍軍官成立白團,1950年白團成員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團」(後來改稱「實踐學社」)擔任教官。
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麵則聲稱,岡村寧次1950年被聘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軍事實踐研究院”高級教官。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後,日本本部指示岡村寧次將所轄地武器裝備盡數交付中共八路軍,以期攪亂中國政局,可讓日本減輕部分壓力。
同期蔣介石亦有指示:維持所轄地秩序,等待國軍接收占領區。岡村寧次權衡利弊決定聽從蔣介石指示,並與蔣達成交接防區後讓參戰部隊盡快回國的條件,期間大部分犯有屠殺暴行的中下級軍官及士兵均未得到應有的審判。
傳聞他在日軍投降後的合作態度與抗日戰爭期間對華北共產黨的清剿成果,使得蔣介石對其身為中國戰區最高負責人的戰爭責任並未加以追究。
其後有關我個人的戰犯問題,在中國政府和軍部內進行過多次討論。1946年6月下旬,聯絡參謀透露會議內容的片斷如下:
(1)1946年4月22日,在某次會議上,何應欽將軍曾列舉許多理由,為岡村免罪,蔣主席雖表同意,但指出要考慮政治方麵的策略,研究處理辦法。
(2)6月25日,在戰犯審理會上國防部二廳王處長建議,可任岡村為總聯絡班長,留駐南京,與會者多數同意。
(3)最近參謀總長陳誠曾向蔣主席建議,岡村在戰爭結束後功績顯著,應予寬大處理,如此對將來中日關係亦屬有利。蔣主席默不作聲。【144頁】
(1948年)8月22日典獄長孫介君來我居室,由齋藤弼州翻譯,探問病情並密談如下:
“先生前在塘沽協定時和在停戰投降時,均未采取對中國不利的措施,中國有識之士均甚嘉許。蔣總統本無意使先生受審,然考慮國內外的影響,不得不如此。但絕不會處以極刑。至於無期也好、十年也好,結果都一樣,請安心受審。在受審時,對中國民眾所受災難,要以表示痛心為宜。判決後可根據病情請求保釋監外療養,無論是審理和入獄隻是形式而已。”【1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