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中，毛澤東雖然高居中共中央和軍委的核心，有法統上的最高權威，卻被兵多將廣的紅四方麵軍一把手張國燾，當成不屑一顧的一碟“小菜”，進而幾番“逼宮”，要求改組中共中央。

　　張國燾未能如願後，索性孤注一擲，另立中央，說“此間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自封“主席”。他還公然把毛澤東正宗的中央降格為“北方局”，說“你們應稱北方局、陝北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

　　多年後，毛澤東對此還刻骨銘心，心有餘悸地回憶說，他在長征路上同張國燾的鬥爭，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程。

　　毛澤東早年的人生，雖然“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裏”，但坎坷挫折不可謂不多，手中的“權柄”也幾番易主。

　　1929年6月，紅四軍黨的七大上，他丟掉了紅四軍前委書記一職；1932年10月寧都會議後，他更是一無所有，被迫屈居鄉下“養病”，“連鬼都不上門”。

　　但這都是走的正常程序(至少表麵如此)，毛澤東雖然十分鬱悶，卻也無話可說。而張國燾則是公然擁兵自重，以下犯上，“用槍指揮黨”。

　　事可一，而不可再！

　　因此，當天下基本大定的1949年10月，毛澤東就給那些擁有兵權的方麵軍將領們敲起警鍾，百戰之身的劉伯承竟心裏“直打顫”，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據《百年潮》記載：“劉伯承在與一位高級將領談工作時曾經說過，1949年剛解放進城，六個大軍區司令員去看毛主席。當時他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講幾句鼓勵的話。可沒有想到，毛主席開頭就說：‘你們這些人要守規矩，聽指揮啊，不然我就從你們幾個人開刀。’劉帥說，我聽了以後，心裏直打顫，他是多麽嚴格啊！”

　　其實，這遠不是毛澤東最早防備麾下方麵大員“尾大不掉”之舉。

　　解放戰爭中，他和軍委設立的請示報告製度，就是未雨綢繆的舉措之一，這當然也是必須之舉。

　　1948年1月，毛澤東給幾個中央局和野戰軍的頭頭腦腦專門下達了《關於建立報告製度》(即子虞電)，以“幫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錯誤”。

　　有資格接收這份製度的人大略如下：

　　中央局：東北局書記林彪、西北局書記習仲勳、晉察冀局書記聶榮臻、晉冀魯豫局(不久與晉察冀局合並為華北局)書記鄧小平、華東局書記饒漱石。

　　中央分局：(略)

　　野戰軍：

東北野戰軍(東北軍區)司令員、前委書記林彪，政委羅榮桓；

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代政委、代前委書記粟裕，

華東軍區政委饒漱石(軍區司令員陳毅未到職，實際在中原軍區與中原野戰軍任副司令員)；

中原野戰軍(中原軍區)司令員劉伯承、政委兼前委書記鄧小平；

西北野戰軍司令員、政委兼前委書記彭德懷；

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區(不久改稱西北軍區)司令員賀龍、政委習仲勳。

 

　　毛澤東除給中央局、中央分局書記指出請示報告內容的要求，必須“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並規定將報告發給中央主席外，還特別給野戰軍與軍區的“老大”們做了單獨的要求：

　　各野戰軍首長和軍區首長，除作戰方針必須隨時報告和請示，並且照過去規定，每月作一次戰績報告、損耗報告和實力報告外，從今年起，每兩個月要做一次政策性的綜合報告和請示。

　　……如規定的寫報告時間(逢單月的上旬)恰在作戰緊張的時候，則可提前或推遲若幹天，但須申明原因。

　　其中關於政治工作部分，由該軍政治部主任起草，經司令員、政治委員審查修改，並且共同署名。

　　報告用電報發給軍委主席。

　　製度規定，中央局、中央分局書記報告的對象是中央和中央主席；野戰軍、軍區“頭頭”報告的對象是軍委主席。但其實這兩個主席都是毛澤東。

 

　　大員們隊這個報告製度的態度不一， 比如林彪 在中央的《關於建立報告製度》下達六個月後，按理應該已有三次報告，但他一次也沒動筆，更不用說報告了。

　　此風不可長，

　　1948年8月15日，毛澤東以中央名義給林彪發了一封兩千字的長長電報，措辭嚴厲地批評他不按規定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做綜合性報告，“使我們完全不了解你們在這件事上何以采取這樣的敷衍態度”。

　　他毫不顧及情麵地列舉了林彪幾個月來的拖遝表現：“今年5月、7月兩次催你們，你們不聲明理由，近日再催，你們才聲明是‘常委各同誌均極忙碌，事實上隻各顧自己所分的工作，並皆對各部門的工作難求得全部了解，對做全貌的報告遂感困難’，‘缺乏向中央做綜合性報告的材料來源’，等等。”

　　這自然是林彪想蒙混過關的借口，用民間的話說是“騙鬼”。毛澤東當然不會做這樣好騙的“鬼”，他直言說：“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鄧小平在執行請示報告製度上動作敏捷，做的好，走在了大員們的前頭。

　　毛澤東順手拈來鄧小平這個好榜樣，繼續責問林彪：“我們5月間即告訴你們，像大別山那樣嚴重的環境，鄧小平同誌尚且按照規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綜合性報告，並將鄧小平同誌來電轉給你們閱讀。你們的環境比大別山好得多，何以你們反不能做此項報告？”

　　劉鄧在大別山“叫花子打狗，邊打邊走”的狼狽處境，當然不是背靠蘇聯，一麵受敵，自己兵力優於國軍人馬的林彪所能比擬的。

　　想到自己給林彪配備了最強的人馬，光老資格的政治局委員就有四個(彭真、高崗、陳雲、張聞天)，而且都歸他這個“小屁孩”似的中央委員統率，毛澤東越說越氣，直接點明林彪是毫無紀律，心裏眼裏就沒有中央：“我們認為所以使你們采取此種態度的主要理由，並不是你們所說的一切，而是在這件事上，在你們的心中存在著一種無紀律思想。”

　　

　　在南線的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代政委兼代前委書記的粟裕，是執行這一製度的當然首長。

　　　1948年10月6日，毛澤東致電濟南戰役後正休整部隊、籌劃淮海戰役的粟裕：“你們7月間關於部隊思想情況的報告，算得是一個綜合報告。9月的報告可在這次會議(指10月間召開的華野前委擴大會議)後做，即將會議情況報告即可。”

　　根據這一指示，粟裕在7月9日已經上報毛澤東《北撤部隊情況》，可以抵充7月份的綜合報告了。

　　同時，他9月份的報告不但可以推遲到10月份上報，而且可以拿華野前委擴大會議上所做的《關於加強紀律性克服無紀律無組織無政府狀態的決議》上報相抵。

　　　但正當他積極準備淮海戰役的10月30日，華東局書記饒漱石突然接到毛澤東以中央軍委名義發來的一份電報：

　　漱石同誌：

　　自中央子虞電至今已九個月，未寒電至今亦已兩個半月，華野前委書記(指粟裕)對於執行中央請示報告製度及在軍隊中開展反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反對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經驗主義與遊擊主義的惡劣作風，至今沒有表示態度，亦未申明理由，在此問題上失去主動性，落在一切兵團之後，實屬不合。你是華東軍區及華野全軍的政治委員，現責成你傳達中央意旨，處理此項問題，並以結果電告為盼。

　　軍委

　　三十亥

　　這份電報批評的是華野的一把手前委代書記粟裕，卻發給了華東局書記饒漱石。

　　　　毛澤東認為粟裕在執行請示報告製度以及在華野內部開展反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等惡劣作風上，很不主動，“隻低頭吃草，不抬頭看路”，甚至比所有野戰軍包括兩個月前“狠批”的林彪都差勁。

　　　饒漱石鄭重其事地轉達之後，粟裕很是吃驚，感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他雖有滿腹的委屈，但還是在淮海戰場繁重的作戰指揮間隙中，於 11月9日親筆完成了關於華野前委擴大會議檢討無紀律無政府現象的情況報告，作為補交的“作業”——9月份的綜合報告，並當即上報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收到報告，也就不做聲了。他需要的不是具體內容，而是方麵大員堅決執行請示報告製度的規矩。

　　又要上交“作業”的11月，粟裕卻正是發起淮海戰役，並處在一生作戰最緊張的時候：先是機斷專行提前發起戰役，包圍黃百韜；接下來是一肩三挑，抽調三個縱隊，幫助劉伯承、陳毅、鄧小平攻打黃維兵團；用三個縱隊加兩個旅，阻擊李延年、劉汝明兵團；以八個縱隊監視和鉗製邱清泉、李彌、孫元良兵團。

　　　　到判斷徐州杜聿明集團逃跑方向的時候，整個淮海戰場也是他最為勞神。電影《淮海戰役》裏就有他擔心杜聿明從他布防以外的路線溜走的經典台詞：“不會的呀，不會的，絕不會的！”

　　正因為戰事如此緊張，粟裕特意向毛澤東請示，要求11月的綜合報告推遲上報。

　　勝利當然是第一位的。毛澤東當即應允了。

　　12月31日這天，蔣介石的愛將杜聿明已成甕中之鱉，戰事稍微緩和下來，粟裕便將華野在淮海戰役中的主要思想情況，骨幹與幹部問題以及作戰供應問題寫成一份報告，上報給毛澤東，以作為補交的11月份“作業”。

　　報告是毛澤東很寬慰的內容：“淮海戰役發起前後至今，部隊情緒始終很高。”

　　又過了兩個月，進入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1949年。

　　　　因為淮海戰場持續緊張，杜聿明二十萬人雖然被死死包圍，但這一大坨“肥肉”要囫圇吃掉，還是很勞神費力。因此，粟裕在1月10日給毛澤東發出“子恢電”，又請求推遲上報。

　　就在第二天，中原野戰軍前委書記鄧小平，又做了粟裕的榜樣，按時向毛澤東發出了中野的綜合報告——《(中野)關於淮海戰役部隊情況報告》。報告說：“各縱一致感覺中野不充實，以不能獨殲黃維，增加華野過大負擔為憾。”

　　毛澤東不但答應了粟裕，

　　粟裕同誌：子恢電悉。同意你推遲做1月份綜合報告。

　　毛澤東的電文雖短，卻飽含親切之情，算是對這位辛勞的淮海戰役第一功臣的撫慰吧。

　　這份被推遲的報告，粟裕直到2月4日才發出去，向毛澤東報告了淮海戰役以後華野的主要情況，並恭謹地說明：“該報告本應早日呈上，但淮海戰役結束後隨即召開全軍縱隊以上幹部會議布置全軍整編和休整以及全軍1949年的任務……特申請原宥。”

　　這個粟裕也是，答應你推遲一下，竟然一推就是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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