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天狼
天弓 神箭
小序：
1， 網傳 毛澤東晚年 曾說自己一生 辦的兩件事
2，據說 說此話的時間 隻能是 1972~73年間， 根本不可能是1976年 臨殯天前
3，沒有一個政治局委員 說有此兩件事之說
4， 葉劍英從來沒有這麽說過
5， 華國鋒 否定 有此說
6， 毛遠新 當時 毛主席身邊的聯絡員 語言翻譯 堅定 否認此事此說
7，正式中央文件 從未提及 實同毛主席遺言的這麽中要的話， 指示， 最高指示
8， 從未有， 從未見 吳旭君 張玉鳳 自己說的 寫的 此事此話，有也是間接引語
9，文字， 措辭， 根本不像毛主席的風格，而且老人家那時已經根本不能說成句成段的長談
10，說毛主席自己說 一生辦了兩件事， 純屬編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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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力的證據是毛遠新同誌2015年9月15日在電話中給我所做的解釋。
事情是這樣的：
2015年9月12日，我將我1976年6、7月份得到、然後抄寫在我的筆記本上的這份所謂的“談話”的影印件，在上海轉交給了遠新同誌。並附上一份短信。
“遠新同誌：你好！這是我在1976年抄在筆記本上的材料。這個談話，有沒有，有爭論。我最近電話詢問逄先知同誌，他說汪東興說有。而華對另外一個人（記不起名子）說沒有。就是這位同誌寫文章質疑此談話。我問我的老師金衝及同誌（他和逄是毛澤東傳記主編），金老師說，這個想法肯定有，因為毛傳裏麵引了張玉鳳和吳旭君同誌的回憶，而且是金老師親自在不同的時間分別采訪的。這個談話是葉劍英首先在中央會議上正式講的。一般如他說是在六月二十三日。我想，這段時間，你在主席身旁。你應該知道有沒有。方便的話，請核對一下。這畢竟是大事。祝你們中秋快樂。一定保重。健康。觀奇2015。9。12上海。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我在天安門廣場接受毛主席接見。三十九年過去了，我始終沒有忘記主席的教導和希望。觀奇又及。”
我所附“談話”稿是這樣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三日毛主席對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吳德、王海蓉同誌的談話（傳抄）
人過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歲了。人總是要想後事。中國有句話叫做‘蓋棺定論’，我是未蓋棺，也快了，可以定論吧。
我一生辦了兩件事。一件是和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一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請回老家去了，進了北京，總算進了北京城，總算進了紫禁城。對這件事，持疑義的不多，雖有那麽幾個人在耳邊嘰嘰咕咕，無非是讓我早把那個海島子收回來罷了。另一件事，你們也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對這件事，擁護的不多，反對的不少。這兩件事都未做定。這份遺產交給下一代，怎麽移交，和平移交不行，看來要在動亂中移交，搞不好要血雨腥風。你們怎麽辦，下一代怎麽辦，隻有天知道。“
遠新同誌收到後，於2015年9月15日晚打電話給我，回答了我提出的問題。我當即做了紀錄。
“毛遠新來電紀錄
9月15日晚23點22分，李實同誌（遠新自稱）來電話。
對我9月信中詢問到底有沒有所謂毛主席關於自己一生辦了兩件事的談話，毛遠新同誌給予了極為有說服力的可靠的答覆。
毛遠新同誌明確地不止一遍地說，我從來沒有聽到主席這樣說過。
毛遠新同誌對我信中所附的傳抄稿，提出了他的看法。毛遠新同誌說，主席從來不說“我”做了什麽，而是說黨做了什麽。就毛遠新同誌聽到的，一個是說過，我們黨替國民黨領導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務。再一個是說過，我們黨領導了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探索。遠新同誌解釋說，把蔣介石趕到台灣，隻是民主革命任務中的一個部份。同樣，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探索，從合作化，到社會主義改造，也是一步步做的，從經濟領域的改造，到上層建築領域的改造，到文化大革命，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步驟，文化大革命隻是其中的一個部分。
對於傳抄稿中寫的是一月，但是，有華國鋒在，這不對，那時，他還沒在這個位置上。有王海容在，也不對，因為這時主席已經請他們（和唐聞生）走了，把我叫了來。如果是6月，也不可能，因為這時主席說話已經很不清晰。像這樣的談話，例如“古來稀”等用語，是不可能聽清楚的，必須有手寫稿。但這不是手寫稿。
因此，毛遠新同誌最後強調，他沒有聽主席說過，如果說有，一定要有手稿。不然不能以此為據。
遠新同誌多次問我懂了他講的意思了嗎？我表示明白了。談話至11點48分結束。我立即打下這個談話。留作檔案。2016年9月16日0點30分”
毛遠新同誌的看法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證詞，也很有說服力。
為了核實“談話”，我還尋訪過其它一些同誌。
例如：
王洪文的秘書蕭木同誌還健在。我於2015年9月，在上海，訪問了蕭木同誌。我詢問他當年有沒有聽王洪文說過這個“談話”，蕭木同誌肯定地說，沒有聽王洪文說過。當然，蕭木同誌也說，這不能簡單等同王洪文沒有聽過這個“談話”，因為王洪文並不是每次見到主席後都會把談話內容告訴他。
我也曾於2015年9月，在上海，當麵問過我的老師朱永嘉同誌，是否在當時聽說過主席有這個“談話”。他明確說沒有，是後來很晚才聽說的。以當時他的重要地位和與北京高層的密切關係，這也可供參考。
主要根據毛遠新同誌的說明，結合我們已有的其它資料，我看，關於有沒有1976年的所謂“兩件事的談話”的問題，有幾點是清楚的。
1、不管是說“談話”發生在1月或6月，王海容都不可能參加。因為這時，這位已經“跳船的小耗子”已不可能接近主席（2016年2月7日，毛遠新在電話中再次強調這一點），這樣重要的談話更不會特意請她參加。正像有的同誌說的，寫上王海容參加，是一處造假的硬傷。
2、說1月13日有華國鋒參加，而且排在第一位，不符合曆史事實，當時華還沒在這個位置上。說6月，毛主席身邊的多位同誌，如毛遠新、張玉鳳、逄先知等，都一致說那時主席的身體狀況決定了已經沒有講這樣一大段話的可能。因此，華國鋒對李海文同誌針對電視劇引用這個所謂“談話”特別認真地說，沒有聽主席說過這樣的話，而且說這樣引用“是錯的”，華國鋒的說法應該是可信的。
3、據郭建波《畫龍點睛的自我總結：對毛澤東去世前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的考證——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一文，說華國鋒和毛遠新都曾給中央寫過材料，說明沒有這個談話。文章是這樣引述的：
“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李慎明寫了《憂患百姓憂患黨—毛澤東關於永不變質思想探尋》一文。在這篇文章中，李慎明引用了毛澤東去世前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
這篇文章後來出了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出版發行後，看到這本小冊子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新城於二〇一二年九月六日給李慎明發來這樣一個郵件： ‘慎明同誌：我拜讀了你寫的《憂患百姓憂患黨》。有一件事要商量一下。第17頁上講，毛澤東說他一輩子幹了兩件事。這個材料，我們在統《國史稿》（即《中 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筆者注)時也遇到過。當代所的同誌說，這個材料還不能落實。華國鋒給中央寫的材料，說他沒有聽毛主席說過；毛遠新給中央寫材料，也說毛主席沒有說過這段話。我們最後把這段話刪去了。’
李慎明在收到周新城的郵件後，非常重視，為了落實毛澤東去世前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的相關問題，於二○一二年十月十七日又請教了中央文獻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逄先知說：‘早在1976年上半年和下半年之交，毛澤東主席已經失去正常的口頭表達能力，與人必要的交流往往是張玉鳳同誌根據他 的口型或他用紙筆與人進行交流。1976年6月13日，已經沒有可能與人有這麽長的口頭談話了。’”
這說明，華國鋒和毛遠新早就否定了這個“談話”的存在，並且是有據可查的，現在還可以進一步核實。
4、如果有這個“談話”，這是毛主席很重要的意見，形同政治遺囑。但是，當時既沒有傳達，更沒有公布。而且，直到現在為止，也沒有找到任何文字依據。特別是，以中共中央4號文件名義下發的毛主席這一時期的《重要指示》，並沒有包括這個“談話”。如果真有這樣的“談話”，這是不可思議的，是很不正常的。這隻能證明一個可能，就是不存在這個“談話”。
5、最重要的一條自然是毛遠新同誌對這個“談話”存在的否定意見。毛遠新同誌強調，他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那段時間裏，從來沒有聽到過毛主席有這個談話。遠新同誌是從1975年10月開始到主席身邊工作的，一直到主席去世。這就是說，如果有這個談話，不管是發生在1月，還是6月，毛遠新那時正在主席身邊，而且擔負著重要的傳達主席指示的任務，發生這樣重要的談話，毛遠新一是不可能不在場，二是不可能不知道。但是，毛遠新證實在他在主席身邊的這段時間裏，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主席沒有作這樣的談話。
有了這些證偽的材料，特別是有了毛遠新否定談話存在的意見，我們還可以從這個“談話”是否符合主席這一時期的其它講話，特別是是否符合1976年中央4號文件正式公布的毛主席的《重要指示》，進一步揭示這個“談話”的造假漏洞，正像有的同誌已經做過的那樣。
1976年，正是毛主席以無人可比的革命勇氣和革命決心，臨終前親自發動和領導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的時期。從毛主席親自批示“同意”的中央4號文件所公布的毛主席在這段時間所作的“重要指示”看，毛主席對文化大革的看法和所謂的“談話”中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毛主席並沒有任何消極的悲觀的觀點，而是進一步提出了許多著名的關於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革命的重要理論觀點，並且，在一係列重大原則問題上，毫不含糊地堅持用馬列毛主義觀點，批判鄧小平修正主義觀點，堅持“一萬年以後也要革命”的“鬥爭哲學”，堅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確”，沒有表現出絲毫的胡喬木、胡繩他們所謂的“失去了信心”和悲觀。這些思想觀點、思想傾向，和“談話”在涉及文革評論問題上使用的話語，完全不一樣。造假者可以從語言形式上造，但是，限於他們的立場、思路、水平，精神實質是無法造出來的。
談到語言形式，順便說一句，要正確解釋主席晚年的精神狀態，特別是涉及主席讀的那些大字本的古詩詞，例如枯樹賦等，還是要結合1976年的《重要指示》去解讀。雖說主席有“當今惜無孫仲謀”的遺憾，但是與其說主席悲觀，不如說主席還是決心要最後一搏。批鄧就是最後一搏，就是“三打祝家莊”。這是我的淺見。
另外，我還想再次提及，這個所謂的“談話”流傳出來的時間也是值得注意的。我是在當時得到了這個傳抄稿的，是油印的，我又抄在了我的筆記本上，我已將筆記本上的抄寫稿的照相版發在了網上，《紅色中國》網曾經刊登。油印件當時被一位中學生借去，沒有歸還我。經過許多同誌的幫助回憶，我的這個傳抄稿大約是在1976年6、7月間得到的（參見我的《〈我保存的毛主席關於“一生做了兩件事”談話的傳抄稿〉一文的補注》。這個流傳的時間值得注意。這正是“四五事件”後謠言四起的時候，隨後，中央也曾下令追查政治謠言。這個背景很重要，它告訴我們，炮製“談話”是有政治目的的政治動作。“談話”為什麽會有多種版本，也值得研究。記得《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是在1966年8月25日左右傳遍全國的，沒有不同版本，記得隻是多了一個字，就是多了個“第”字，“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其它內容和後來正式發表的沒有任何不同。那時，大家把主席的指示看得很神聖，不會抄錯。談話有多種版本，何故？是出自一人之手還是多人之手？弄清這些問題，對於理解“談話”中使用的一些話語會有所幫助。
日後可能還會發現更多的過硬的材料證明這個1976年的所謂兩件事的“談話”是假的。但是，僅從我們現在已知的材料看，這個問題已經可以下結論了。“談話”是假的，造假者很可能是為了在歪曲毛主席思想、形象的基礎上，為他們要搞“血雨腥風”作輿論準備。這也許正是隨後發動政變的那位葉帥從1976年8月15日就熱心傳播這個“談話”的原因所在。聯係到1935年那份至今依然查不清其存在的 “密電”，以及那位膽大包天、胡作非為的公主，他們會幹什麽，不是可以發人深省嗎？
三
如果說，“談話”是編造的，那麽，人們自然要問，其中所表述的一生做了兩件事的思想是不是主席的思想？如果是，那又怎麽能說“談話”是編造的呢？
事情的複雜和奧秘也許就在這裏。
為了搞清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明白，沒有1976年的這個談話，不等於簡單否定主席有一生做了兩件事的思想。從正麵說就是，主席是有一生做了兩件事的想法，但是，沒有現在流傳的1976年的這個“談話”。這是可以講得通的。
人們會問，主席關於“一生做了兩件事”的想法、說法，並沒有公布，一份造假的“談話”，何以能準確地造出主席真有的“兩件事”的想法、說法呢？而且，其說法，和吳旭君、張玉鳳的回憶竟然不約而同。
隻有一個可能，編造“談話”的人，曾經聽到過這個說法，而且，在高層紀律嚴格的情況下，一般來說，隻能是聽毛主席本人說過，而不是聽的傳播。這就是說，編造者是接觸過毛主席的人，而且，不是一般的接觸，是能夠和主席談上話的人。
這樣的人，是不多的，是屈指可數的。
是誰？我們暫且不表。我們先看看主席是在什麽時間最有可能說過自己“一生做了兩件事”。
根據吳旭君、張玉鳳的回憶，是在會見尼克鬆後的那段時間，也就是1972、1973年左右。前麵說了，這個時間的內外政治背景有可能促成毛主席對自己一生所作的事情有所評價。僅隻全世界都在關注中美建交，美國人也好，其它外國人也好，都在評論毛主席，毛主席自己能沒有想法、說法嗎？更況林彪事件後，國內高層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極右傾向再度抬頭，鬥爭異常尖銳而複雜，毛主席能不有所考慮、有個說法嗎？
據《毛澤東傳（1949—1976）》記載，正是在這段時間裏，毛主席否定、批評了周總理等人關於批判林彪要批判極左的意見。書中寫道：“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會議後，毛澤東在住處召集小範圍的會議，周恩來和張春橋、姚文元等參加。毛澤東在會上說：那封信我看不對（指王若水的信），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他認為：‘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毛澤東傳（1949—1976》》對此評論說：“黨中央內部在批判極左思潮問題上的分歧，由於毛澤東的裁決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結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明顯受挫。事實再次證明：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可以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糾正已經造成嚴重後果的錯誤，包括調整若幹重要的政策；但他不會允許批評和糾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以後幾年裏，中國政局許多重大變故，都同毛澤東這種思想狀況有密切關係”。
是的。主席是不同意否定文革的。也據《毛澤東傳（1949—1976）》記載，“針對社會上流傳的文化大革命失敗了的說法，毛澤東在三月二十五日（1973年）政治局會議上批駁道：怎麽能這樣說呢？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集團揪出來了嘛，又把林彪集團揪出來了嘛，這是個偉大勝利。如果不是這場大革命，劉、林他們怎麽能發現？怎麽能打倒？”（參見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傳達毛澤東講話的紀錄，1973年5月26日）有紀錄檔案為證，這是真正的這一時期的毛主席的思想，也是毛主席的一貫的思想，和最後的1976年的《重要指示》中捍衛文化大革命，肯定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編造的“談話”恰恰歪曲了這一點。
《毛澤東傳（1949—1976）》還告訴我們，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毛主席此時還搞了八大司令對調，並且在1973年12月21日下午，“在中南海接見了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四十三（一說46人）人，花了一小時二十分鍾。”就是在這次講話中，毛主席強調部隊的同誌要學文，講了“隨陸無武，絳灌無文”的曆史典故，要許世友學周勃；講了“《水滸》不反皇帝，專門反貪官，後來接受了招安”；講了“如果中國出了修正主義，大家要注意啊”。
也是在此時的1973年11月17日，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和外交部一些成員開會，批評了周總理等人在對美外交上的錯誤，並指示政治局開會批評周總理。事後，主席對總理說，“現在小將不好惹呢”。“把他們提起來，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參見《毛澤東傳》1663頁）
研究1973年左右的複雜政治背景，研究毛主席此時的戰略思想，是理解“兩件事”想法、講法的一把鎖鑰。這也可以從此時毛主席的講話中，找到那個所謂的1976年的“談話”的造假的材料來源。
例如，和“談話”同時流傳的還有“高祖將崩，呂後問政”那段話。
“已而呂後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後複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
顯然，這些都是以此時毛主席的談話為基礎而搞出來的。
總之，編造的1976年的兩件事的“談話”，包涵了毛主席是有的“兩件事”的想法，不是偶然的巧合。它隻能證明，編造“談話”的人是知道毛主席在這一時期說過這樣的話，也大體知道這一時期毛主席在中央會議上的一些講話，而時間正是1972年、特別是1973年。
那麽，編造者可能是誰呢？我們沒有第一手資料，隻能作些推測。
一個是“談話”給出了王海容這個人。此人當時是經常出入在主席身邊的，有可能聽到主席關於兩件事的說法。例如，前麵所講的1973年12月21日毛主席對軍委同誌作重要講話時，據參加會見的同誌回憶，她就站在主席左麵，充當把主席方言翻譯成普通話的“翻譯”。正是在這個會議上談到“安劉氏者必勃也”那些話。（參見李林、毅軍《毛澤東對調八大軍區司令員：“決不允許槍指揮黨”》）。這位小姐，曾對周總理大不恭敬、肆無忌憚地大批周總理，毛主席說她“不好惹”，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毛主席後來說她是“跳船的小耗子”，那是指其見風使舵，也不會冤枉她，可見其人品和立場。到了不得意的1976年，會做什麽，可想而知。
再一個，則是另一位小姐唐聞生。近日，我在網上看到出現於2012年的《唐聞生錄下了毛澤東在人生的最後關頭的某些講話》一文（是不是有更早得版本，我不清楚），不能不使我有點聯想，是不是這位“小耗子”，也有作假的可能呢？
那時，兩位小姐是經常接觸毛主席的。《毛澤東傳》中有紀錄：“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也說：這段時間裏，周總理經常帶著王海容、唐聞生一起頻繁出入中南海遊泳池毛主席的住地，除了向毛匯報當天的情況外，還要磋商下次談判的對策”。（參見林克、徐濤、吳旭君《曆史的真實》，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54、255頁。）其實，何止外事，連前述軍委的會都能參加，又擔當那樣重要的角色，經常會聽到毛主席的談話，那是再平常不過的了。
我不敢冤枉這兩位聞名一時的小姐，但是，希望她們自己出來說話。金衝及老師告訴我，王海容對找他調查的同誌是拒絕回答問題的。我也曾試圖通過國務院的同誌向她詢問有沒有“兩件事的談話”，隻回答“有還是沒有”即可，但是，至今也沒有回音。為什麽？隻有她自己明白。
現在看來，《毛澤東文稿》把此二人揭發江青同誌時，提供的所謂毛主席對江青等人的批評，正式列為毛主席的文稿，是完全錯誤的，不僅違背了此書自己所立的編輯條例，而且，沒有考慮到這兩個人當年的不光彩的特殊政治表現。
最後，我要說，可以肯定，1976年流傳的所謂毛主席關於兩件事的“談話”是偽造的。即使不是偽造的，在沒有任何形式的正式紀錄作依據的情況下，也不應該算做毛主席的著作、文稿。《毛澤東文稿》應該嚴守編輯條例，把這個“談話”刪除。同樣，那些不倫不類的“揭發”，更應在刪除之列，不要因此歪曲、醜化了毛主席。
2016年3月23日 於波恩
全文見:
http://politicalconsultatio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