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天狼
天弓 神箭
引子：
傳說 毛澤東暮年曾 說到 他一生辦了兩件事
1， 打敗日本， 把蔣趕到小島上去了
2， 發動 文化大革命
據說：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隻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
據說 這段話見於：（《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781—1782頁。）
【須知：《毛澤東傳》 有好中美日俄等好幾個作者好幾個版本； 傳，傳記小說，不是史錄。】
可惜
這番話 迄今 查無可靠確鑿的正式出處
額 以為：
1，毛主席 說兩件事本身 可能有， 但原話極不可能是 上述版本和語言
2，據說 最主要的當事人 華國鋒 從未提到過 毛主席如此重要的話語，
可謂遺言， 隻言片語， 華也未說
3，傳說此話是政治局會議上說的， 沒有一位政委 談及此事此話，
有所謂引用葉劍英的話， 但葉劍英的話卻沒有全文，更無一人印證
4， 而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5，腥風血雨？這樣情景下的腥風血雨？ 不可能
6，中國，中共的抗日戰爭 不是打了8年， 而是14年 （1931-9-19~~1945-9-3）
據我所見所知， 毛澤東從未說過 寫過 8年抗日
用過 打了八年 或 八年抗日 這四個字
7， 按次序 應該先說 抗日， 再說 把蔣趕到台灣去了， 而不是相反， 先蔣後日
8年抗戰， 從1937-7-7 算起
14年抗戰，從1931-9-18 算起
在毛澤東的著作 和 講話裏
我尚未發現：他寫過說過 8年抗日抗戰的話
這是他 文筆話語遣詞用句精準簡介犀利的風格
毛澤東論東北抗聯：中共領導抗戰始於1931年
1938年2月，毛澤東在同合眾社記者王公達談話時指出：
“中國共產黨和東三省抗日義勇軍確有密切關係。例如有名的義軍領袖楊靖宇、趙尚誌、李紅光等等，
他們都是共產黨員，他們的堅決抗日艱苦奮鬥的戰績，是人所共知的。
楊靖宇是東北抗日聯軍最優秀的代表，也是當之無愧的偉大民族英雄和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
此前，在1934年的中華蘇維埃“二大”和193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會議上，
楊靖宇先後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共中央“七大”準備委員會委員。
(《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03頁)
http://www.mzfxw.com/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8&id=45774
唯一一個例外，是風傳很盛
但 不見經傳 正式文本的
更不是 毛澤東本人直接的 他人間接引言
感覺 這不是 毛澤東的語言風格，不真！
見下：
大約是這年六月十五日，毛澤東在他的住地召見華國鋒等，
又一次談到自己一生中的兩件大事。他說：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隻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 ②
②據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1977年3月22日。
見：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70192/70271/47646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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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證與分析：毛澤東晚年的“兩件事”談話
韓鋼
2015年07月27日09:55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
摘要:毛澤東晚年關於“兩件事”的談話流傳已久，但聚訟紛紜。版本不一，談話時間、對象、內容各異。關鍵在於迄今未能查到原始依據。據已披露的史料及談話的內容推論，毛澤東晚年很可能作過這樣的談話，時間可能在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病逝至28日毛澤東提議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之間。當然，能否確證，仍待相關檔案文獻的公開和直接當事人的披露。考證這一問題的解釋學意義，在於透過“談話”，結合相關史料，分析毛澤東晚年最後時光的心理。曆經近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起伏之後，社會心理發生了巨大變化，毛澤東的心理也逐漸陷入孤獨和悲涼，最後一輪黨內政治鬥爭采取了相對溫和的攻勢而不再銳利和激烈。
關鍵詞:毛澤東；兩件事；晚年心理
毛澤東晚年說自己“一生做了兩件事”的談話流傳已久，有關它的爭議卻持續不斷。（最近的爭議主要是李海文、餘汝信和曾鳴及項觀奇的文章。李海文披露了1993年12月華國鋒同她的談話，華國鋒表示毛澤東從來沒有對他講過“兩件事”的話（《關於毛澤東“一生幹了兩件事”談話》，《世紀》2014年第3期）。餘、曾文不僅質疑“兩件事”談話的真實性，而且推斷這段談話是20世紀80年代思想理論界的觀點和想法，在流傳中附著在某位中央領導人身上，再演變成毛澤東自己的東西的。（《毛澤東“政治遺囑”之謎》，《領導者》2014年6月號）。項文則肯定毛澤東作過這段談話，稱他在1976年“批鄧”運動時就得到了這段談話傳抄稿，並援引其同事、時任山東大學革委會副主任宋書星和時任山東省革委會常委的劉長茂的記憶作旁證（《我保存的毛主席關於“一生做了兩件事”談話的傳抄稿》，2014年1月13日；《〈我保存的毛主席關於“一生做了兩件事”談話的傳抄稿〉一文的補注》，2014年1月31日。www.maoflag.org）。李海文披露的華國鋒談話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口述證據，可以證明華國鋒本人沒有聽過這段談話，但還無法否定談話的可能性。餘汝信、曾鳴考證比較細致，結論卻缺乏說服力。項觀奇的記憶，說明了“談話”傳抄稿的時間，從個人經驗的角度否定了此為80年代思想理論界的觀點演變而來的說法，但對“談話”不同版本互相矛盾的細節沒有任何說明。
關鍵在於，迄今為止查不到原始文獻和權威的第一手資料。有關討論似乎已經進入“瓶頸”，繼續考證是否失去意義？回答不必過於僵硬。其實，正因為缺乏原始文獻和第一手資料，進一步考證才更具有解釋學意義，它不僅可以使問題的討論一步步聚焦和深入，而且可以引申出更有意義的政治學問題來。本文即是對此作出的一種努力。
一、版本及來源
毛澤東晚年所作“兩件事”的談話，大致有兩類版本，可稱為簡化版和完整版（此處的“簡化版”和“完整版”，是筆者為表述方便的說法，並非詞義的嚴格表達。）。
簡化版最早出自葉劍英。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葉劍英告訴與會者：“毛主席生前曾經對我們講過，他一生做了兩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蔣介石，把蔣介石趕到台灣，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一件是，勝利地進行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1977年3月22日）。這是毛澤東關於“兩件事”談話的第一次正式披露。毛澤東在什麽時候、什麽場合談話，葉劍英沒有說明。從“我們”這個複數人稱代詞看，聽到這一談話的不止葉劍英一位。
還有兩位親曆者也提供了簡化版。一位是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她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會見尼克鬆之後的一天，對她說：“我這一輩子就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那個小島上，另一件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吳旭君反問怎麽隻有兩件，毛澤東答：“值得提的就是這兩件。”吳旭君的回憶比葉劍英的講話簡略，但時間、場合很明確。另一位是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張玉鳳。她記得，1973年，在遊泳池開中央政治局會，毛澤東說他一生做了兩件事。她在場。（ 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645頁。）張玉鳳所憶最簡單，但也說明了場合和大致時間，隻是沒有說哪一次政治局會議。據《毛澤東年譜（1949—1976）》（以下簡稱“毛年譜”）記載，1973年毛澤東先後五次召集政治局會議：3月1日、5月25日、7月10日、8月18日、12月12日和15日，地點均在中南海遊泳池（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63—516頁。）。5月25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談到了“文化大革命”問題，對有人說“文化大革命失敗了”不以為然，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偉大勝利”（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479頁。）。也許可以據此推斷，毛澤東是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做了“兩件事”的談話。
上述三則材料是迄今為止僅有的三位親曆者的說法，因為都直接聽過毛澤東的談話，可信度較高。三則材料還說明，毛澤東不止一次講過“兩件事”，每一次的具體表述也不完全相同。但引人注意而又有爭議的，卻不是這三則材料，而是廣為流傳的下麵這段：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隻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781—1782頁。）
這段談話，內容和篇幅都比前述三則材料充實，權且稱之為完整版。完整版流傳的文本很多，沒有一個權威的文本。筆者從民間搜集的就有十幾種，多是手寫稿，也有油印稿和打印稿。各種文本的文字、標點都不盡相同，但內容、意思基本一致。
與簡化版不同，完整版的來源無從查考。目前的說法，最早是1976年毛澤東在世時傳出來的。胡繩在一篇文章中說：“在1976年毛澤東逝世前幾個月，社會上傳出了他的一段話……他是這樣說的：‘中國有句成語，叫做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論定了吧？’這段話中最重要的是說：‘我一生辦了兩件事。’他說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勝利，取得了全國政權。他說：‘對這件事，持異議的人甚少。隻有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要我及早地把那個海島收回罷了。’然後他講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們也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對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1976年時，胡繩是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之一，當時因“批鄧”運動處境不佳，但由於所在機構的關係，還是能了解一些高層信息的。在他看來，“毛主席那時確實在病榻上對少數幾個人講過這樣一段話”。 （胡繩：《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中共黨史研究》1994年第1期。）順便提及，筆者在幫助於光遠整理個人資料時，曾在其筆記本裏見過兩則“兩件事”談話的抄寫稿。於光遠當時也是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之一，與胡繩共事，是否也在當時與聞此事或得到傳抄稿，不得而知。
有類似記憶的，不隻是胡繩。前述注釋提到的項觀奇，時在山東大學曆史係任教，“文化大革命”時期經曆曲折，後期參與過宣講“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項觀奇在個人網文中，也確定他在1976年毛澤東在世時得到過“兩件事”談話的傳抄稿。（項觀奇：《〈我保存的毛主席關於“一生做了兩件事”談話的傳抄稿〉一文的補注》，2014年1月31日。）
無論是胡繩的文章，還是項觀奇的回憶，都沒有說明傳抄稿的來源。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完整版的流傳更廣，但很長時間裏仍然未見權威依據。最早見諸公開出版物，是1988年出版的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但沒有注明出處 （史雲稱，最早將毛澤東這段談話“公之於眾”的是馬齊彬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一書。（史雲、李丹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8卷《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孔》，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60頁）此說有誤，《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的，1988年12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已經披露這段談話。）。2003年12月，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1949—1976）》（以下簡稱“毛傳”）出版，第一次在此類權威研究機構編寫的著作中引述了毛澤東關於“兩件事”的談話。最令人注意的是注明了來源：“參見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記錄，1977年3月22日”（《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782頁。）。然而，正是這個注釋引起了爭議。
與葉劍英講話對照，“毛傳”中所引不僅篇幅、文字不同，而且情緒、意思相去甚遠。葉劍英講話裏，毛澤東是肯定“勝利地”進行了“文化大革命”的；而“毛傳”所引，毛澤東則認為“文化大革命”這筆“遺產”可能會在“動蕩”中移交，還可能發生“血雨腥風”。前者情緒高昂，後者情緒低落；前者表達了自信，後者則對“文化大革命”前景充滿憂慮。所謂“參見”，實際是“參”而未見。也許是這一原因，2013年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出版，有關“兩件事”談話的引述，改成了“轉引自1977年3月22日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又以注釋方式引述傳抄稿（文字上與“毛傳”略有區別），說明這一說法“本書編者沒有查到檔案根據或其他第一手權威資料”（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49頁。）。 “毛年譜”的處理較之“毛傳”嚴謹了一些，但完整版的來源仍存疑問。
二、時間和對象
有關完整版的疑問，不隻是原始來源，還有不同文本的時間和談話對象。就筆者所了解或掌握的文本，有以下幾種說法：
（1）王年一的著作，提供了兩個時間，一是1976年1月13日，一是1976年6月15日；談話對象是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王海容。（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00頁。）
（2）胡繩文章，時間是1976年6月13日，但沒有提供談話對象。 （胡繩：《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中共黨史研究》1994年第1期。）
（3）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傳”，沒有提供具體時間，隻說“這一年”即1976年；談話對象是華國鋒等人。（ 《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781頁。）
（4）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年譜”，時間是1976年6月；談話對象是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汪東興等。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49頁。）
（5）於光遠筆記，時間是1976年1月13日，談話對象是王洪文、張春橋、江青、華國鋒、姚文元、吳德、汪東興。 （筆者所存複印件。）
（6）民間史料之一，時間是1976年1月13日，談話對象是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華國鋒、吳德、王海容。 （筆者所存民間史料照片。）
（7）民間史料之二，時間是1976年1月13日，談話對象是王洪文、張春橋、江青、華國鋒、吳德、王海容。（ 筆者所存民間史料照片。）
還有一個說法，據李海文的文章，1993年播出的電視紀錄片《毛澤東》，解說詞說毛澤東這次談話的時間是1976年6月25日，談話對象是華國鋒、王海容。 （李海文：《關於毛澤東“一生幹了兩件事”談話》，《世紀》2014年第3期。）
綜上所述，談話時間有五種說法，即1976年1月13日、6月13日、6月15日、6月25日、6月；談話對象涉及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華國鋒、吳德、汪東興、王海容八人。（ 史雲“根據有關資料”補充了汪東興、毛遠新（見《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孔》，第660頁頁下注），但未說明什麽資料。如本文所示，不同文本已有汪東興。至於毛遠新，因史雲未提供史料文本，拙作所列名單暫付闕如。）談話對象的考證，難度較大。前述八人都有可能聽毛澤東談話。因為華國鋒已經否認聽過毛澤東這段談話，可以排除；另外七人中，王、張、江、姚、吳均已作古，生前亦無相關記述；健在的僅有汪東興和王海容，他們兩位是否聽過、何時聽過這段談話，隻能期待他們自己證實。至於談話時間，依據相關史料作進一步考證仍有可能。
五種有關談話時間的說法，歸納起來是兩種，即1976年1月和6月。餘汝信、曾鳴的文章質疑6月談話的可能性，頗有道理；但餘、曾推斷毛澤東沒有作過這段談話，則值得商榷。
毛澤東的身體狀況自九一三事件後就急轉直下，1976年更是惡化。據張玉鳳回憶：1975年後，毛澤東講話困難，隻能從喉嚨內發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聲音字句。由於長時間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她還能聽懂。每當毛澤東同人談話時，她就得在場學說一遍。但到了毛澤東講話、發音極不清楚時，她隻能從他的口形和表情來揣摸，獲得他點頭認可。毛澤東的語言障礙到了最嚴重的地步時，他隻好用筆寫出所思所想。後來，毛澤東的行動也很困難，兩條腿不能走路。如果沒有人的攙扶，連一步都走不動。 （張玉鳳：《毛澤東周恩來晚年二三事》，《炎黃子孫》1989年第1期。）吃飯、飲水、服藥都要張玉鳳喂，原來每天還能吃一二兩飯，到1976年四五月，每餐隻能吃一兩勺，而且吞咽不好，常常嗆著咳嗽不止。（ 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未刊稿。）最嚴重的是，6月初，毛澤東還突發過一次心肌梗塞，經過搶救才脫離生命危險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49頁。）。
毛澤東的身體狀況透過相關文獻資料亦可窺一斑。毛澤東的基本工作方式之一，就是批閱文件、材料、信函等。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和《毛澤東年譜》，1976年1月至9月，毛澤東所寫的批示或批語的文件、信函僅20件（致外國領導人的賀電、唁電這類儀式性文字，顯然非他起草，不計在內）。其中1月份6件，2月份7件，3月份2件，4月份5件，5月以後未見批示。最長的批示是對複旦大學劉大傑教授的回信，連同標點符號計86個字；最短的隻有兩個字，而且兩個字的批示或批語有8件，占批示件數的40%。可見他寫字已十分困難。
1976年毛澤東會見外賓的次數比上年銳減。1975年，連同4月份秘密會見朝鮮領導人金日成，毛澤東會見外賓共18次，其中前9個月9次。而1976年，毛澤東會見外賓僅6次，而且都在前5個月。會見的時間一次比一次減短：2月23日，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鬆，時長100分鍾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38頁。）3月17日，會見老撾領導人凱山?豐威漢，時長35分鍾 （陳長江、趙桂來：《警衛隊長的回憶：毛澤東最後十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第249頁。）；4月20日，會見埃及副總統穆巴拉克，時長不詳；4月30日，會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時長30分鍾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48頁。）；5月12日，會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時長20分鍾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48頁。）；5月27日，會見巴基斯坦總理布托，時長僅10分鍾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49頁。）。新華社當時發布的照片，前3次毛澤東都是站著與客人握手，後3次則沒有。 （見《人民日報》1976年2月24日、3月18日、4月21日、5月1日、5月13日、5月27日第1版。）不是記者沒有拍到，而是毛澤東已經很難自己站立，需要靠人攙扶。這樣的照片即便拍到，也不會發布。
毛澤東不僅會見外賓的次數大為減少，同黨內、國內人士的談話也極少。1975年5月3日最後一次主持政治局會議後，毛澤東再也沒有主持過任何會議，也很少或不願同人談話 （參見郭金榮：《毛澤東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189頁；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連主持政治局工作的華國鋒也不易見到毛澤東，隻能在陪同外賓時向他匯報工作 抓捕“四人幫”後，陳雲曾問華國鋒那時能不能見到毛主席？華國鋒說，見不到，隻能在毛主席會見外賓時講幾句話。（參見陳雲：《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79年1月4日），《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3頁。）。1976年2月至6月，華國鋒隻見過毛澤東7次，6次是陪同外賓，1次是單獨談話。華國鋒不易見到毛澤東，未必是“四人幫”封鎖（事實上，江青等人也很難見到毛澤東），主要原因恐怕還是毛澤東的身體狀況惡化。據“毛年譜”所記，1976年上半年，毛澤東聽取黨內人士匯報、同黨內人士談話，共計6次；其中1月份1次，4月份4次，6月份僅1次。聽取匯報或談話時，毛澤東因為發音不清楚，常常不易被聽懂，需要依靠身邊工作人員（主要是張玉鳳——筆者注）轉述或“翻譯”；有時工作人員都聽不懂，毛澤東隻能用筆寫出來。寫出來的字也明顯看得出來手在抖動，完全失去從前揮灑自如的風格；個別字跡如果不看上下文，很難辨認。寫的文字也很少，大多是單詞或詞組，少有連貫的句子。4月7日毛遠新向他匯報天安門事件情況，毛澤東多以“好”“嗯”“是”“對”應答。談及處理，毛澤東的指示是：“這次，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這三件好。性質變了，據此，趕出去！” （毛遠新的筆記（1976年4月7日），轉引自筆者所存於光遠工作筆記抄件複印本。）4月30日會見馬爾登後，華國鋒向毛澤東匯報國內局勢和工作，毛澤東說得更簡單：國際上的事，大局已定，問題不大。國內的事要注意。隨即寫下了後來廣為人知的三句話：“慢慢來，不要招<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48頁。）6月25日同華國鋒談話，隻寫下一句話：“國內問題要注意。”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49頁。）這是毛澤東一生最後的文字。
完整版的“兩件事”談話，邏輯嚴謹，語氣連貫，表達清晰。以上述毛澤東的身體狀況，且在6月初突發過心肌梗塞，要在6月份講出那段行雲流水般的談話，可能性不大。
三、推論和分析
那麽，毛澤東何時作的完整版“兩件事”的談話呢？
據史料，1976年1月21日，毛遠新向毛澤東匯報前一天政治局會議批評鄧小平的情況，談話如下：
主席：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麵去，如劉少奇、林彪那樣。鄧與劉、林還是有一些區別，鄧願意作自我批評，而劉、林則根本不願。
毛遠新：還要創造條件，看實踐怎樣做到他自己的申明。小平同誌講向主席陳述自己的錯誤、聽取教訓外，還想講自己的工作。
主席：小平工作問題以後再議。我意可以減少工作，但不脫離工作，即不應一棍子打死。
毛遠新：還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
主席：對。
毛遠新：上次主席講征求幾個人的意見，華（國鋒）、紀（登奎）、陳（錫聯）提出國務院請主席確定一個主要負責同誌牽頭，他們三人做具體工作。
主席：就請華國鋒帶個頭，他認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專管外事。 （毛遠新的筆記（1976年1月21日），轉引自筆者所存於光遠工作筆記抄件複印本。）
2月23日，毛澤東會見尼克鬆，就國際局勢和中美關係等，談話100分鍾（ 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38—639頁。）。看來，1976年一二月份，毛澤東尚能勉力作稍長些時間的談話。因此，1月13日毛澤東作這段談話的可能性較大。寬些推論，毛澤東這段談話可能是在1月8日至28日之間講的。推論截至1月28日，是因為這天毛澤東提議華國鋒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兩件事”的談話帶有“政治遺囑”的意味，照理不會不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領導人講，但由於華國鋒表示未曾聽過這段談話，所以談話應該在毛澤東提議之前。
筆者這一推論，是建立在肯定毛澤東作過這段談話的假設之上的。問題是，到底是否作過這段談話？在缺乏原始檔案或第一手資料的情況下，將考證的焦點轉向這段談話的內容，不失為一個討論的視角。透過談話的內容，可以引起對毛澤東最後一段時光的心理分析和討論，而這更具有解釋學的意義。
完整版的“兩件事”談話，最值得注意的內容有這麽幾點：（1）對“文革”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2）“文革”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3）可能“和平”移交，也可能在“動蕩”中移交，甚至可能發生“血雨腥風”；（4）現在的人和將來的人會如何對待這筆遺產，“隻有天知道”。同發動“文化大革命”時的高昂情緒相比，這段話流露的毛澤東心理已不同往昔。他看到了黨內和社會上對“文化大革命”不滿的現實，但又有些無可奈何。毛澤東很清楚，他的體力和心力都已很難再支撐“這件事”了。
筆者以為，這段談話與當時的事實相當吻合。九一三事件對毛澤東打擊很大，他一方麵“解放”一些被打倒的老幹部；另一方麵又反感把林彪問題定性為極左。看得出來，毛澤東的內心是矛盾的，既試圖調整黨內關係，又要維護“文化大革命”的正當性。從1971年11月至1974年12月，毛澤東多次對老幹部來信作出批示，或者解脫其囹圄之災，或者指示安排其生活和工作，其中不乏受“大案”“要案”牽連的人物，如“二月逆流”中的譚震林、“彭陸羅楊”事件中的羅瑞卿、“楊餘傅事件”中的楊成武、“七二○事件”中的陳再道。最突出的，莫過於恢複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甚至在1974年秋冬提議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和中央副主席。毛澤東不是不知道黨內和社會上對“文化大革命”的懷疑、厭倦和抵觸（前述毛澤東曾在政治局會議上講過“有人說文化大革命失敗了”，就是明證），但或許他是想透過上述調整來消除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而實際上，可能他自己也已感到了疲憊，發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的指示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43頁。），支持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領導事實上是一定程度修正“文化大革命”極端政策的“各方麵整頓”。
然而，1975年秋，“各方麵整頓”方興未艾，兩封經由鄧小平轉呈的反映清華大學負責人遲群、謝靜宜問題的來信，令視階級鬥爭為“綱”的毛澤東再度敏感。毛澤東認為鄧小平“偏袒”寫信人，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指責鄧小平“不抓階級鬥爭”，“還是‘白貓、黑貓’”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1976〕4號，1976年3月3日。）。在他看來，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但是，不隻是鄧小平一個人，還有一批被“解放”的老幹部都心懷不滿。他沒有想到，“解放”了的老幹部並沒有稀釋對“文化大革命”的情緒：“一些同誌，主要是老同誌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487頁。）正所謂“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1949年以後，隻要定性“路線鬥爭”，毛澤東多以強硬和激烈的黨內鬥爭直至社會運動的方式解決，高（崗）饒（漱石），彭（德懷）黃（克誠），劉（少奇）鄧（小平），林（彪）陳（伯達）莫不如此。但是1975年這輪“路線鬥爭”，毛澤東卻采取了黨內“打招呼”和“校園辯論”這種相對溫和的方式。
1975年10月19日，毛澤東第一次批評鄧小平，但隻是要求轉告鄧小平“不要上當”，要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吳德和遲群、謝靜宜研究處理。毛澤東說的處理，恐怕是指處理反映遲、謝問題的來信及問題，所以毛澤東的指示是：“清華大學可以辯論，出大字報。” （《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754頁。）事情還限於很小範圍。
28日，前述六人開會，提出兩個方案：一是召集清華大學黨委擴大會議，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再展開辯論；二是以來信為主要內容，在全校展開大辯論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17頁。）。毛澤東同意的是第二方案。這一方案的關鍵，在於不傳達毛澤東的指示，也就是不涉及鄧小平本人。
11月1日晚，毛澤東同鄧小平談話，既批評他轉信的做法，也肯定了他前一段的工作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19頁。）。第二天，毛澤東同毛遠新談話，雖然批評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和“算賬”態度，仍然要求毛遠新找鄧小平、汪東興、陳錫聯談話，要他“開門見山”談意見，“幫助”鄧小平“提高”（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19頁。）。
毛遠新同鄧小平的談話並不愉快，鄧小平反駁了毛遠新對他主持工作以來的形勢和工作的否定。對此，毛澤東沒有激烈的反應，隻是要求擴大高層談話的範圍，增加李先念、張春橋、紀登奎、華國鋒。毛澤東提議討論“文化大革命”，做個決議。耐人尋味的是，毛澤東還承認“文化大革命”也有不足，即“打倒一切”和“全麵內戰”；並指示對鄧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錯誤，團結起來，搞好工作”。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20、621頁。）
除了在中央高層“幫助”鄧小平“改正錯誤”外，對黨內老同誌毛澤東考慮以“打招呼”的方式告誡和提醒。11月13日，他寫了一則批語：“過去隻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縣委書記打了招呼，所以沒有受衝擊……一些老同誌要打個招呼，如周榮鑫、李昌、胡耀邦、胡〔喬木〕、劉冰、李井泉等幾十個人”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23頁。）。周、李、二胡和劉、李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衝擊，“文化大革命”後期先後複出工作的老幹部，其中周榮鑫、胡耀邦、李昌、胡喬木等人直接參與了鄧小平主持的整頓。11月26日，經毛澤東審閱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下發，再次向黨內上層傳達了他的指示：“要向一些同誌打個招呼，以免這些同誌犯新的錯誤。” （《打招呼的講話要點》，中共中央文件〔1975〕23號，1975年11月26日。）
到這時，毛澤東不打算以“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方式解決鄧小平以及老幹部的問題，而希望他們能夠“轉彎”，繼續工作。一則李昌筆記也可以證明。李昌參加了11月16、17日政治局打招呼會議，毛遠新在會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開一開好，談一談好。兩個可能，一達到團結，一達不到。那也沒有什麽要緊，總是把問題提出來了。”“小平他是不抓階級鬥爭……他有進步，不要急，也要幫助他熟悉文化大革命的曆史。”（ 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1975年11月16日）。轉引自筆者所存李昌工作筆記複印件。）盡管鄧小平提出中央日常工作改由王洪文主持，毛澤東仍批示：“暫時仍由小平同誌主持，過一會再說。”（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24頁。）大概毛澤東在等待鄧小平“回心轉意”。即使鄧小平拒絕主持作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決議，毛澤東仍然沒有放棄。直到1976年1月20日，鄧小平再次堅辭，毛澤東還是表示：“小平工作以後再議。我意可以減少工作，但不脫離工作，即不應一棍子打死。”“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麵去”。 （毛遠新的筆記（1976年1月21日），轉引自筆者所存於光遠工作筆記抄件複印本。）
這一輪“路線鬥爭”沒有采取強硬和激烈的手段，恐怕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以毛澤東晚年的身體狀況，再開展一場“你死我活，你存我亡”的黨內鬥爭或社會運動，多半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甚至心也不足了。二是毛澤東不希望改變九一三事件後中央高層的政治格局。“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兩個集團位高權重，政治上平分秋色。九一三事件後，林彪集團垮台，按說應該是江青集團地位上升，其中張春橋也的確進了中央常委，與他們有關係的王洪文還擔任了中央副主席，但1974年和1975年，毛澤東兩度批評江青等人搞“四人小宗派”“四人幫”。同時，毛澤東讓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葉劍英主持軍委工作，後來還讓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概毛澤東的設想是保持一種以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等為中堅力量的政治平衡，以維持既不偏離“文化大革命”軌道、又不致再出現大的動蕩的局麵。如果鄧小平再次被打倒出局，這種政治平衡的格局就會被打破。所以毛澤東期待鄧小平思想“轉彎”，仍留在局中，雖然不再主持工作，但大致可以維係這種政治平衡。
1976年1月，周恩來病逝，鄧小平的問題還在等待之中，中央的日常工作由誰來主持？據張玉鳳回憶：“周總理逝世以後，毛主席情緒十分不好，煩躁不願講話。”（ 張玉鳳：《毛澤東周恩來晚年二三事》，《炎黃子孫》1989年第1期。）“總是在撥手指，考慮問題。還問我，政治局同誌的名字，我就一個一個地報出當時政治局委員的名字”（ 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毛遠新也說過，“毛主席當時在幾個副總理中間翻來覆去地琢磨，最後選定華國鋒。”（ 閻長貴：《貢獻與缺憾——讀〈國史〉第八卷》，見閻長貴、王廣宇：《問史求信集》，紅旗出版社，2009年，第463頁。）“煩躁不願講話”，“總是撥手指”，“翻來覆去”，看來毛澤東在猶豫、躊躇甚至焦慮。更讓毛澤東焦慮的，可能是人事更替後的變數和“文化大革命”的走向。曆經十年“文化大革命”，黨內和社會上對“文化大革命”不僅普遍缺乏認同，反而愈來愈不滿；黨內高層格局會不會改變，能不能支撐“文化大革命”的局麵，中國向何處去，這一切殊難預料。
張玉鳳回憶，毛澤東在去世前不久，常常背誦庾信的《枯樹賦》，情緒是很悲涼的 （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事實上，這種孤獨和悲涼很早就開始鬱積了。據參與過為毛澤東標點和注釋古文的朱永嘉說，1974年5月，毛澤東指示標點和注釋5篇六朝古賦，即庾信的《枯樹賦》、謝莊的《月賦》、謝惠連的《雪賦》、江淹的《恨賦》和《別賦》。（ 朱永嘉口述、朱紹君整理：《晚年毛澤東重讀古文內幕》，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第68頁。）這些古賦多表達生離死別和背井離鄉，格調淒涼哀婉：“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淒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枯樹賦》）毛澤東讀古詞，興趣本來是“偏於豪放”（ 《毛澤東讀範仲淹兩首詞的批語》（1957年8月1日），《毛澤東詩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230頁。），晚年卻一反往日興趣，對蒼涼淒婉的詞賦更為鍾情。無怪乎朱永嘉當時“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朱永嘉口述、朱紹君整理：《晚年毛澤東重讀古文內幕》，第77頁。）。1975年，毛澤東向身邊工作人員念過兩句古詩：“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 （郭金榮：《毛澤東的晚年生活》，第34—35頁。）詩句出自清朝詩人嚴遂成的《三垂岡》。毛澤東晚年常常落淚，這是他身邊工作人員多次憶及的。張玉鳳就說過：“主席晚年常常淚吟《史記》汲鄭公列傳中的一段話：‘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淚吟”恐怕與貧富、貴賤無關，而關乎生死。倒不是他怕死，而是他知道自己來日無多，他終於發現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人還是少數，擔心其身後“文化大革命”如何延續，他開創的革命事業能否傳承？“曲高和寡”，前途堪憂！到1976年1月，這種孤獨和悲涼已經溢於言表。在這種心態下，毛澤東講出那段“兩件事”的談話是有可能的。
（本文作者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 上海200241）
(責編：張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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