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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令人望而生畏的外交部長維奇斯拉夫·莫洛托夫曾經警告一位美國談判看說："如果你認為我們很難對付，那麽，你等著對付周恩來吧！"但當我們和周恩來接觸後，發現他並不是莫洛托夫所說的那種毫不妥協的談判者。作為一位忠誠的共產黨人，他把我們看作意識形態的敵人：作為一個講究實際的中國人，他又懂得他需要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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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判中，我感到要求周思來突然放棄由他的意識形態所決定的外交立場是不可能的。但我也懂得，他是一位把民族利益看得高於意識形態的現實主義者。因為他對基辛格說過："舵手必須順水行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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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周思來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大概會同意我的分析，但是作為一個理論家，他又不會明確表態。果然，他以一種特有的微妙姿態作出了反應：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轉變了話題，對我的看法不作任何評論。但是，在場的人沒有一個不清楚周恩來的沉默正是表示首肯。
除了共進午餐、晚宴和其它公開活動之外，在麵對麵的正式會談中，我與周思來會晤了十五個小時以上。他有四個特點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精力充沛；準備充分；談判中顯示出高超的技巧；在壓力下表現得泰然自若。
他的精力是驚人的。我注意到在一些時間較長的會談中，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談雙方的年輕人逐漸感到困倦，翻譯也顯得語調不清了，但七十三歲的周思來卻始終反應敏捷，態度強硬和保持著高度的警覺。他從不離開正在討論的議題，從不延宕時間影響討論，也不要求休息。如果在下午的會議上雙方對聯合聲明的措詞沒有取得一致意見，他也不會把問題留給他的助手，而是在當天休息的時間裏或晚上，親自與基辛格一起去完成它。第二天早晨，他看起來就好象剛從鄉間度過周末歸來似的，又以旺盛的精力去解決重大的問題了。巨大的權力和責任感，使他永葆青春。
他和我見過的其他領袖一樣，事先為會談作了充分準備，隻是在碰到高度技術性的細節問題時，才回過頭問一下助手。
基辛格曾經對我說過，周恩來的談判技巧將會使我感到吃驚。他說對了。我們的會談既涉及象征性的問題，也涉及實質性的問題。我會見毛澤東之後，和周思來坐下來進行第一輪會談。就在這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提出一個象征性問題，十分巧妙地試探我的意圖，以便摸清我這次來中國是否放棄了自己過去強烈地堅持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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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來是強硬和不肯讓步的，但在弭合中美兩國的分歧方麵，他又是靈活的。在公報中有關台灣問題的那一段，中美之間的觀點相去甚遠。我們不願拋棄台灣，也不能拋棄台灣：周思來則不願意也不可能放棄對台灣的毫不含糊的主權要求。
他想利用中美聯合公報來肯定中國的這一要求。中美公報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這主要應歸功於基辛格和周恩來。雙方終於達成一項折衷的協議，即雙方都用心平氣和的詞句在公報中闡述各自的立常總是著眼於首要問題的周恩來懂得，中國與美國的新關係與台灣問題相比，顯然重要得多了。
在我們所有的會談中，周恩來總是鎮定自若，與赫魯曉夫的滑稽可笑和勃列日涅夫的矯揉造作恰成鮮明的對比。他從來不提高講話的調門，不敲桌子，也不以中止談判相威脅來迫使對方讓步。1976年我重訪中國時，特意向周恩來夫人談到她的丈夫給我最突出的印象：他總是那樣堅定不移而又彬彬有禮，他在"手裏有牌"的時候，說話的聲音反而更加柔和了。
周的沉著冷靜，我認為主要歸功於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經曆，但也反映出他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周恩來從來沒覺得有必要象蘇聯領導人明顯地表現出來的那樣，在他的助手麵前顯示一下自己的大丈夫氣概。
周思來的談話不象毛澤東的談話那樣豐富多彩，但他在談到某些問題時，有時也有相當生動的想象力。當我們坐車從機場前往北京市內的賓館時，他言簡意賅地說："您從大洋波岸伸出手來，和我握手。我們已經二十五年沒有聯係了。"
周恩來擅長寫詩，有時用詩來表達他的感觸。在談到1972年美國總統競選時，他希望我能獲勝，並提起毛澤東寫的一首題為《詠梅》的詞，說："在這首詞中，毛主席的意思是說，那些開拓事業的人，不一定都是收獲成果的人。百花盛開之時，也是他們行將凋落的日子。"周思來繼續說，"這一次您開了頭，但您可能看不到它的最後勝利。不過，我們將歡迎您再次來訪問。"
我們在北京的賓館裏舉行最後一次長時間的會談時，周恩來再次引證詩詞來說明他的觀點。他說："在您樓上的餐廳裏有一幅毛主席手書的《題廬山仙人洞照》，最後一句是：無限風光在險峰。您是冒著一定風險來中國的。然而正如詩中所述，在危岩之上，正有著無限優美的風光。"周恩來和毛澤東的詩才，在偉大的領袖們中也是不常見的。最成功的政治，則比優美的散文更富有詩意。
在中國內戰期間，周恩來與國民黨人和美國調停者之間的談判，為共產黨取得勝利準備了必不可少的條件。他的拖延戰術為紅軍力量的壯大贏得了寶貴的時間。他裝出願意進行妥協的姿態，使蔣介石的美國擔保人處於被動的地位。
一位在台灣的國民黨官員甚至對我這樣說："在內戰時期，隻要有周思來一個人在我們這一邊，那今天在台灣流亡的可能就是毛澤東了；安居於北京的則可能是我們。" 這個官員的話語是否誇大姑且不論，但他有一點卻說得很對：過去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估價過高了。毛澤東不可能單槍匹馬地征服中國，統治中國。假如沒有周恩來，他是否能取得這樣的成功，那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應該記住之點是：並不是由於有毛澤東一個人，而是由於有他和周恩來二人的合作，才使他們贏得了中國。
前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曾說，"在毛澤東麵前，周恩來好似一位笨拙的秘書、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國會議員。" 很難想象舉止優雅的周恩來會是笨手笨腳的樣子。不過，當毛澤東在場的時候，周思來總是退到不顯眼的位置，這也許是有意識的。因為他明白：覬覦毛澤東的寶座是極其危險的。
這並不等於說，毛、周二人的合作缺乏相互信任和尊重。
毛澤東從來沒有當眾讚揚部下的習慣。但有件事可以說明毛、周這兩位領導人之間的深厚情誼。文化大革命中，一群紅衛兵給周恩來貼上了"資產階級腐朽的代理人、玩弄反革命兩麵派手法"的標簽，要求鬥爭周恩來。對紅衛兵的要求，據說毛澤東這樣回答："那好吧，讓我也和他一起挨鬥吧。" （其實毛原話是：我去陪他 陪鬥 - 餘下小注）九年之後，當周恩來臥病在床，奄奄一息時，長期深居簡出的毛澤東到醫院同他一起度過了他彌留的時刻。當時，除了照料周恩來的醫生之外，毛澤東是與周恩來最後訣別的人。（此段大概不確切-餘下小注）
這兩位中國二十世紀的偉大領導人之間的密切合作，於1972年文化大革命進入尾聲、中美恢複關係取得勝利時達到了頂點。
在周恩來陪同我走進陳設著大批書籍的毛澤東的書房時，我想起了動身來北京之前幾天在白宮一次晚餐上，法國作家莫爾勞克斯曾對我說："您將與一位巨人打交道，但他是一位麵對死神的巨人。" 毛澤東和我見麵之後，我和他沒有進行談判，他是在試探我的想法，我也在試探他的想法。他想知道我的全球觀點是否和他的觀點一致。他很想辨明美國的富裕是否已使美國人變得軟弱無力，以及我們在越南遇到的麻煩是否已使我們元氣大傷。
他的身體顯得十分虛弱。在我進屋時，他的秘書扶他站立起來。他抱歉地對我說，他的話不能說得很清楚。後來周恩來告訴我，這是由於他患支氣管炎之故。但我認為這實際上是中風病的後遺症。他的皮膚沒有皺紋，但病容使他臉呈蠟色。他的臉是慈祥的，但又是缺乏表情的。他的眼神有些茫然，但又是銳敏的。他的手看起來不象老人的手，並不僵硬，而且皮膚柔軟。然而，由於年歲已高，他的精力顯然不濟了。原先中國方麵安排我和毛澤東的會見僅約十五分鍾。後來由於毛澤東被我們討論的話題吸引住了，一直談了一個小時。我注意到，由於毛澤東開始感到疲倦，周恩來越來越頻繁地看表。
這兩個人之間的不同之處也是很明顯的。周恩來的外貌、言行和舉止，表現出他是一位具有高尚文化素養的、雍容大度的外交家。毛澤東則是一位健壯的、樸實的人，具有一種天生的吸引力。他是中國的主席，即使到了晚年，仍然被公認為領袖。
周恩來則是最高的行政官員。
毛澤東談吐隨便，言簡意約，常常省去不必要的字眼。這給我以他想在頃刻之間把許多思路揉在一起的印象。他以安詳而又平和的語調闡述自己的觀點。這在小型的會議上會給我以深刻的印象。如果大演說家這樣做，那隻能招致失敗。（此處，老尼迂腐了，沒見過不知道毛爺幾十年來一貫的演講演說蠱惑煽動風采 - 餘下小注）
即使在談論嚴肅的問題時，毛澤東也喜歡發出令人駭異的話語。他開懷大笑說，"在您上次的競選中，我投了您一票。"我說，那您一定是兩害相權取其徑吧。他高興地回答說，"我喜歡右派。人們說你們是右派——共和黨站在右的一邊，還說希思首相也是右派。"我隨便說出了戴高樂的名字。毛澤東表示異議，說，"戴高樂是另外一回事。"他接著又說，"人家還說西德的基督教民主黨也是右的。比較起來，我喜歡這些右的人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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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常用自謙之詞來委婉地說明他的觀點。我和毛澤東開始會談之前，當攝影師在拍照時，我們進行著輕鬆的交談。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學當教授時，曾經指定他的學生閱讀毛澤東的著作。毛澤東回答說，"我的這些著作算不了什麽。我寫的東西並沒有什麽教益。"我說：您的著作已經推動了國家，也改變了世界。毛澤東回答道："我一直沒有能力去改變世界。我頂多隻能改變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而已。"
1976年我再度到中國訪問時，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已嚴重惡化了。他的話語聽起來就象是一些單音字組成的嘟噥聲。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樣敏捷、深邃。我說的話他全能聽懂，但當他想回答時，就說不出話來了。他以為翻譯聽不懂他的話，就不耐煩地抓起筆記本，寫出他的論點。看到他的這種情況，我感到十分難受。無論別人怎樣看待他，誰也不能否認他已經戰鬥到最後一息了。
在那些年月裏，美國正罹受越南戰爭綜合症之苦，並力圖擺脫作為一個世界大國所應承擔的責任。毛澤東向我提出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和平是美國的唯一目的嗎？" 我回答說，我們的目的是和平，但是和平不隻意味著停止戰爭。我對毛澤東說："它必須是公正的和平。"
由於帕金森氏病（肢體振顫-餘下小注）的侵襲，毛澤東的行動當時已很困難。他不再是體健壯的人了。這位八十二歲的、步履瞞珊的農民，現在變成了一個拖著步子的老人。毛澤東象晚年的邱吉爾那樣，仍舊非常自尊。我們談話結束時，他的秘書們把他從椅子上扶起來，讓他和我一起朝門口走去。但是，當電視鏡頭和聚光燈對著我們，要錄下我和他最後握手的鏡頭時，毛澤東推開他的助手，獨自站在門口和我們告別。
羅斯·特裏爾在他寫的毛澤東評傳中說："從外表看，毛澤東的不寧靜是顯而易見的。他的舉上的平衡如果確實存在的話，也是對立的性格特征互相衝突的結果。毛澤東在講到自己的性格時說過，他一半是虎，一半是猴。無情的一麵和狂熱的理想主義的一麵在他身上交替出現。他沒有象周思來那樣把自己的各種性格特征融為一體，而是任其發展，把毛澤東本人推向各個不同的方向。
作為國家政策的決策人，毛澤東是容易衝動的。他每天起床很晚，睡得很遲。毛澤東象斯大林一樣，常常為了一些瑣事，在天不亮的時候就把他的下屬找去。他經常從日常工作中擺脫出來，獨自作長時間的內心自剩有時，他會花幾個鍾頭去征詢政策問題專家的意見，然後又信步踱進花園，就同一問題向衛兵求教。
法國作家莫爾勞克斯對我說，毛澤東有一種"信教者"的性格，他富於幻想，並為此而著迷。毛澤東把中國社會看成一個大家庭。當有人告訴他，他的兒子已經在朝鮮戰場上犧牲的時候，他平靜地回答說："沒有犧牲就不會有勝利。我的兒子犧牲了，同別人的兒子犧牲是完全一樣的。"如果毛澤東的身上有猴氣的話，就意味著他為這種幻想所支配。他身上的虎氣則表現在他竭力去實現這種幻想，從而震撼了中國。毛澤東希望人民點燃起自己的革命熱情。但是，隻有這種熱情符合於毛澤東的想法時，他才能夠容忍。當他們偏離他的軌道時，他就會用合法的約束和嚴酷的國家警察機器來達到他的目的。直到最後，毛澤東似乎還沒有領悟到這樣的高壓統治會產生官僚政治、窒息人民的創造性和挫傷他們的自覺性。
作為中國的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毛澤東以其高超的戰略洞察力、靈活的戰術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暴力手段，在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他把農民階級當作一個革命的階級，以取代產業工人，從而修正了馬克思主義。他采用把士兵組成軍隊的辦法，而不是組織秘密集團進行武裝暴動的辦法來進行革命，從而修正了列寧主義。他嘲笑那些把他的統治與秦始皇的血腥統治相提並論的人，說："你想把我們汙蔑為秦始皇、但是你錯了，我們比秦始皇還要超過一百倍。"而秦始皇的暴政又是中國曆代皇帝所望塵莫及的。
單憑他的洞察力和冷酷無情，毛澤東是不可能在中國取得成功的。他同時還具有能夠吸引狂熱追隨者的領袖人物的超人魅力，以及藐視巨大困難的意誌力。毛澤東的領導才能來自於他的堅強意誌。我見到他時，感到他們的意誌力或多或少是天生就有的。他大部分生動的詩歌是在長征途中或長征以後寫成的。
他在描寫使人振奮的鬥爭場麵，特別是描寫殘酷的鬥爭場麵時，運用了鼓舞意誌的手法，使人讀起來感到增添了力量。由於具有這些品質，他才有可能激勵他的同誌們去完成象長征這樣的史詩般的業績，使他的同誌們成為一支幾乎是不可戰勝的隊伍。
1972年，毛澤東在與我的晤談中用他的大手在我的麵前一劃，以一種概括我們的晤談甚至是概括中國全貌的姿態，對我說："我們共同的老朋友蔣介石大元帥不讚成這次會談"稍頃，他接著說，"我們與他之間的友誼的曆史，比你們之間的友誼的曆史還要長得多。"1953年，我第一次見到蔣介石。這位大元帥在談到中國時，也做了一個類似的手勢，清楚地表明，他的談話不但適用於中國大陸，也適用於他的堡壘——台灣。
毛澤東懶散地躺在椅上的樣子，就象是不留心丟在那裏的一口袋土豆，蔣介石筆直地坐著的姿態，則好象他的脊梁骨是鋼製的一樣。毛澤東很隨和，無拘無束，說話很有幽默感，使談話氣氛很輕鬆；我與蔣介石會見時，卻從未發現他有任何幽默的話語。毛澤東的書法是信筆成書、不拘俗套的，蔣介石的書法則筆直字方，一望成行。
他們二人的差異，更深刻地反映在他們愛國的方式方麵。
他們都愛國，毛澤東力求把過去的一切推倒重來，蔣介石則力求在舊的基礎上建設新的國家。勝利之後，毛澤東簡化了漢字。這不僅是為了便於書寫，而且是為了鏟除造形複雜的漢字所寫成的曆史。蔣介石在潰敗之時，還在接送難民的分艦隊中騰出地方，槍運了近400，000件中國古代藝術品（去台灣），而把他的許多忠實助手和士兵留在大陸。
我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時，他提到蔣介石在最近的一次講話中，還把共產黨領導人稱為"匪徒"。我問毛澤東："你們怎樣稱呼蔣介石？"他笑了笑，周思來接過話頭回答："一般說來，我們叫他們為蔣幫。在報紙上，有時我們也稱蔣介石為匪徒，他們用匪徒的稱號來回敬我們。當然羅，這不過是彼此相罵罷了。"周思來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就象在公園裏乘坐滑車一樣，時起時落。二十年代初期，周思來在黃浦軍校工作時，是蔣介石的下屬。據說當時蔣介石曾稱讚周恩來是一位"明智的共產黨員"。幾年之後，蔣介石卻又懸賞八萬美元搜捕周恩來。但總的說來，使我吃驚的是，我發現周恩來和其他幾位官員在提到蔣介石時，他們對蔣的態度顯然是相當複雜和自相矛盾的。作為共產黨人，他們恨蔣介石；作為中國人，他們又尊敬甚至欽佩蔣介石。在我與蔣介石的所有談話中，他卻從來沒有表示過對共產黨人有何尊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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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蔣介石的不同也表現在個人生活習慣方麵。蔣介石周圍的一切都顯得井井有條，包括他的衣著，辦公室和他的家庭，都是如此。從各個方麵來說，蔣介石都是一位講風紀、有條理的人。用"整齊"和"清潔"來形容他給人們的印象，這是毫不過分的。毛澤東恰好與蔣介石相反，他的書房擺滿了書報。如果以書桌的整齊清潔作為標準來衡量一位辦公人員是否合格的話，那毛澤東準是不及格的。毛澤東的雜亂無章和蔣介石的井然有序，毛澤東的漫無拘束和蔣介石的循規蹈矩，都造成鮮明的對比。從外貌看來，用"不修邊幅"來形容毛澤東是一點也不過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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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在曆史上的功績就難於評說了。在內戰期間，他對共產黨贏得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在1949年勝利之後，周思來不過是毛澤東所信任的幾個助手之一。他想通過進行循序漸進的經濟現代化的方法，把意識形態和實用主義融合在一起。但毛澤東在政策上的搖擺多變，使周思來的努力屢遭挫敗。
周思來還試圖把共產黨中國冷酷無情的生活變得溫和一些，允許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討論，給中國社會注入貝克所說的"毋需用錢買來的優雅生活"。周恩來幾乎是獨力為此而奮鬥的。
但他的這種努力也失敗了。
在外交上，周恩來贏得了極大的聲譽。他引導著一個潛在的能力遠遠大於其現有實力的國家。但是，他從未利用過任何機會為自己在曆史上留下一點痕跡。1976年，在周恩來去世後不久，我又見到了他的遺孀。我對鄧穎超說，不需要建立一個紀念碑來紀念周恩來，因為曆史學家將會把他維護全球戰略平衡的所作所為當作他的遺囑，以證明他的偉大。當時，我試圖概括周思來非凡的經曆，說："人們看不到的東西，往往要比看得到的東西更有意義。"
在我與周恩來和毛澤東的談話中，他們兩人幾乎都提到他們要做的工作還很多，但餘下的時間卻很少了。他們一再提到年齡問題，使我感覺到：周、毛二人都知道他們的日子不多了。
他們兩人的苦惱可能是共同的；但是，他們的眼界和使命卻不相同。
在他們的最後年月裏，這兩人也不是向著同一目標前進的。據說，在周恩來的晚年，後來被稱為"四人幫"的幫派要迫使周恩來下台，這可能還得到毛澤東的默許。周恩來預料毛澤東死後可能會出現權力之爭，因此，他一聲不響地把支持他的政策的人盡可能多地安置到重要的崗位上去。毛澤東的晚年則是在一種預想不到的、時而倒向政治派別的這一邊，時而倒向那一邊中度過的，並在這種搖擺的過程中，給中國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在一段時期裏，毛澤東支持溫和的講究實際的派別；但時過不久，他又變得不耐煩了，聯合起極左分子，發動另一場小規模的文化大革命。最後，他把自己也否定了。
在1976年的幾個月內，這兩位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相繼去世了。他們兩人都沒有實現自己的目標。但是，周恩來的政策在身後得到了繼承，毛澤東的繼承人卻競相拋棄毛澤東主義。
假如沒有毛澤東，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就會缺乏一種神秘感——它不僅吸引了那些征服中國的、狂熱的支持者，也鼓舞了世界億萬人民。但是，毛澤東象大多數革命領導人一樣，隻善於破壞，不善於建設。
周恩來也能夠進行破壞，但他很有才幹。他不是光能管理廢墟的人，而是能夠進行建設，這在革命領導人中是罕見的。
他既能維護過去留下的最美好的東西，又能為未來建設一個新社會。
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革命之火可能不會燃燒起來；如果沒有周恩來，中國的革命則可能會被燒毀，隻剩下一堆灰燼。
中國革命能否繼續生存下去並搞得越來越好，而不是越來越糟，最終將取決於中共現行領導人的決策，看他們能否象周恩來那樣，更多的是作為中國人行事，而不是作為共產黨人行事。如果他們確實能夠這樣做，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將無需擔心北方的蘇聯、南方的印度、東北方的日本，甚至毋需擔心東方的美國。擁有十億世界上最有才幹的人民和巨大的天然資源的中國，不僅將會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而且將會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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