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29日傍晚
清華附中學生 卜大華 與 駱小海、鄺桃生、王銘、張曉賓、張承誌等17名學生聚在圓明園遺址上討論學校和國家形勢並成立紅衛兵的組織,並在清華附中正式貼出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宣稱“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紅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在“紅衛兵”三個字的後邊有100多人簽了名,卜大華 名列其首。
1966年6月24日,7月4日和7月27日,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先後貼出三篇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
前兩篇大字報7月28日前後經中央文革轉交毛澤東,(另說: 是寄給毛澤東的)
毛澤東於8月1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當天,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了回複,即《毛主席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作為會議第二個文件下發並附有清華附中的幾份大字報內容。
8月2日晚,清華附中紅衛兵辦公室接到電話得知毛澤東寫了回信,
8月3日,王任重將清華附中紅衛兵代表召至釣魚台,向其傳達和展示了毛澤東的回信。
三篇大字報於同年8月被《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第11期全文刊出,迅速成為全國文革群眾運動的衝鋒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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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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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清華附中紅衛兵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 ——毛澤東
過去,工人打倒資本家,農民打倒地主,剝削階級誣之為造反。無產階級造反的帽子真是光榮得很!
今天,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等等產生修正主義的東西,都完全消滅了嗎?
沒有!
各地各單位的黑線黑幫現在都完全消滅了嗎?
沒有!
現在消滅了黑線黑幫,將來就不會產生新的黑線黑幫嗎?
不是!
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消滅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無產階級能不造反嗎?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怎麽能不萬歲呢?
資產階級的右派先生們,我們這群造反之眾,有領導,有武器,有組織,有“野心”,來頭不小,切不可等閑視之。
我們的領導是黨中央和毛主席!
我們的武器是戰無不勝的偉大的毛澤東思想!
我們的組織是徹底革命的紅衛兵!
我們的“野心”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撼山易,撼紅衛兵難!
資產階級的右派先生們,我們很理解你們的特殊心情:你們被我們專政了,你們痛苦了,你們也想喊一聲“造反”了。無怪乎,最近出現了左派、右派齊喊造反的怪現象。老實告訴你們,珍珠不容魚目來混雜。我們隻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造反!你們膽敢造反,我們就立即鎮壓!這就是我們的邏輯。反正國家機器在我們手裏。
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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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清華附中紅衛兵
對待革命的造反行動采取什麽態度,是鑒別忠實於最高指示還是反對最高指示的分水嶺,是鑒別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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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29日北大附中的中學生成立了“紅旗戰鬥小組”,彭小蒙為宣傳部長。彭小蒙的父親彭炎時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是黨內比較有名的文化人。其母阮波是作家。
1966-7-16 毛主席 在武漢 暢遊長江
7-18日晚 乘列車 回到北京
7月26日,江青在北展劇場接見紅衛兵,公開支持紅衛兵,彭小蒙(高一學生,17歲。)發了言。
7月28日,江青將清華附中卜大華等人6月24日寫的《論無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再論無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並請毛主席回答一些問題,和彭小蒙7月26日在北大的講演稿,交給了毛主席。(另一說法:毛澤東回到北京後,清華附中紅衛兵把兩張大字報和一封信寄給了毛澤東。--- 這樣才 有毛澤東 “複信”之說,否則,隻能說是寫信,不能說是複信)
8月1日毛主席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還給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寫了回信。
8月3日王任重在釣魚台約見清華附中紅衛兵代表 (頭頭)卜大華 和 王銘,轉達和展示了毛主席的回信。(並未將信交給他們帶回清華附中。)
據說:
前兩篇大字報(兩論)等文件,7月28日前後經中央文革 - 江青轉交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於8月1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當天,複信如下:
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複信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同誌們:
你們在7月28日寄給我的兩張大字報以及轉給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們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和由彭小蒙同誌於7月25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她們紅旗戰鬥小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持。在這裏,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采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采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還有,我們支持你們,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對於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後,也要給以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作人的出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誌們予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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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舉行。
八月七日,全會印發了毛澤東在五日所寫《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他寫道: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誌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聯係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人民日報》1967年8月5日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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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8-18
1966年7月28日,江青將清華附中卜大華等人6月24日寫的《論無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7月4日寫的《再論無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並請毛主席回答一些問題的信,
和 彭小蒙7月26日在北大的講演稿,交給毛主席。
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 宣傳部長 彭小蒙1966-8-18在天安門上代表紅衛兵講話。
講話的還有 聶元梓,大學的代表。
彭小蒙後來被批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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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附中學紅衛兵)卜大華 自述中說:“8月3號,一位中央領導同誌突然把我們召到釣魚台,給我們看了一份令我們驚喜萬分的文件。當時中央正在開八屆十一中全會,全會的第二個文件就是《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後麵附著我們的'兩論’(7-27寫的第三論未包括在內)。(毛主席的)信是8月1日寫的。”
【毛澤東的複信實際上並沒有發出去,即清華附中在校紅衛兵並未看到複信。】
據說:
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說:
“我闖了一個大禍,就是批發了一張大字報;再就是,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寫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並沒有送出,但是他們已經知道了,傳出去了。……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北大的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給紅衛兵這封信,我還沒有發出,全國就搞起紅衛兵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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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4 月5 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擔任過北大附中紅衛兵組織“紅旗戰鬥小組”宣傳部長的彭小蒙,給胡耀邦同誌寫了一封信,對當時有些報刊發表批判紅衛兵的文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彭小蒙在信中說,近來,許多文章都說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紅衛兵運動,似乎罪魁禍首就是這些人。“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正好17 歲,那時,我們這些中學生血氣方剛,幼稚純樸,真的把這場動亂看成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積極響應黨的號召,為了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保住先輩們用鮮血和生命打下的江山永不變色,奮起投入戰鬥,自發成立了“紅旗戰鬥小組”,我擔任了宣傳部長。1966 年7 月25 日,在北大萬人大會上,我們見到了江青、康生、陳伯達、戚本禹一夥。在這個會上,我講了一個多小時,滔滔不絕地背誦馬列主義的時髦詞句。8 月1 日,毛主席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表了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向他們表示熱烈支持。這些都極大地鼓舞了我們這批幼稚無知的青年,也衝昏了我們的頭腦。8 月18 日,毛主席接見百萬紅衛兵,我在天安門城樓上講話。我當時認為,自己的“革命”已推翻了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統治,剩下的就是如何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創建新型的學校。我們組織了二十幾個人到江西共大參觀,幾乎跑遍了全江西,收集了大量資料,設想辦一個當年抗大式的共產主義學校。但是到了1966 年9 月,各地各單位開始揪第一、二把手,工廠亂了,交通亂了。這一切在我心中產生了極大的震動,在我頭腦裏產生了一連串的疑問:怎麽當權派都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危險呢?共產黨不就是這些人組成的嗎?我結束了串聯,回到北京,和幾個同誌起草並散發了“五問中央文革”,向江青等人提出責問。從此,我從“造反派”變成了“保皇派”,也成了曇花一現的“政治扒手”。我被施加“噴氣式”鬥爭,半夜裏被投進監獄,突擊審訊。當時,我曾給主席寫了三封血書,陳述被關押的人對毛主席、黨的衷心赤膽,並向江青、陳伯達、戚本禹提意見。
雖然主席批準釋放了“聯動”成員,但我的命運同成千上萬的老幹部家庭一樣,父母被關押,自己在上海坐牢。釋放後,四處流浪,挨打受罵,曆盡艱辛。我頹唐過,悔恨過,掙紮過,鬥爭過。十幾年來去始終堅信一條,就是林彪、“四人幫”總有垮台的一天。
回顧過去的13 年,我深感由於自己的幼稚,的確做了一些錯事,說了一些錯話,傷害了一些同誌。當年我們一腔熱血,帶有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把革命想成自己幹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看問題很不全麵,好走極端,似乎我們生下來就是革別人命的。因此被利用,上了當,一度充當了打手。一個青年人走了革命道路,絕不會是一帆風順的,犯一些錯誤是難免的。今天總結這些錯誤,並非是要懺悔,而是從中收到教益。我認為,誰也不是天生的聖人,能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明了這整整十年竟是如此這般“史無前例”的一場浩劫。如果當年我們對毛主席發動的這場革命漠不關心,甚至反對,那真是不可理解了。站在今天看,當年雖然是錯了,可我們有理想,有抱負,有最基本的階級覺悟。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隻有等待曆史來做結論。但是,對待一個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為做出正確的、曆史的估價,卻是應該做到的。是誰造成了這場悲劇?是誰幾乎毀了青年一代?難道要今天要我們這些當年十七八歲的孩子來為那幾個千古罪人承當罪責嗎?現在不少青年人思想十分混亂,“看破紅塵者”甚多,他們不但對社會主義發生懷疑,對黨也失去信心。許多人認為“文化大革命”使經濟走向崩潰的邊緣,我卻認為精神上的崩潰更為嚴重。有什麽比青年人沒有理想更可怕的嗎?!我們要建設祖國,實現四化,如何教育青年一代,使他們振作起來,既發揚過去的敢於鬥爭的革命精神,又避免那些盲目性、片麵性,積極投入新的長征,是當前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總結過去,我覺得失掉的東西固然不少,但絕不後悔。要革命就得受點挫折,把革命想得像詩人描繪的那麽美,才會一遇到這些“汙穢和血”就驚慌失措。革命是艱苦的工作,實事求是糾正錯誤,同心同德克服困難,團結起來搞四化,才是我們革命青年當前的正確方向。這就是我想要和您談一談的出發點。
胡耀邦同誌在接到彭小蒙的信後,批轉給有關領導同誌,認為她的意見很值得我們注意。“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這樣那樣錯誤的青年,有一個相當大的數量,我們必須作具體的曆史分析,並要在這樣那樣的基礎上建立我們的政策。總的來說,其中的絕大多數是因為他們缺乏經驗,受騙上當是難免的。對他們的絕大多數如果仍然采取譏笑、諷刺和歧視的態度是很錯誤的。他們中的情況,十幾年來又有很大的不同,對於不同的情況更要做進一步的分析。總得原則是要注意團結絕大多數,並且要使他們心情舒暢、精神振奮地幹四化。隻對極少數仍不覺
悟、表現不好的要進行批判教育。幫助他們轉變。
資料來源:徐心華著《三記集》頁41--42,科學出版社,2011 年。
* 未能見到 彭小蒙的原信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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