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富治之女為母親辯誣——讀劉小沁的信所引起的深層思考(轉）
作者 海軍雷達
近日，有史學界好友轉來謝小沁（劉小沁）寫給中共黨史出版社的一封信，並附其母親劉湘屏和她過去寫的兩篇材料。我讀罷沉思，生出不少感慨，先從頭說起吧。 該信全文如下：
中共黨史出版社：
我是劉湘屏的女兒劉小沁，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代》雜誌編輯。
最近看了你社出版的《紅星照耀的家庭》一書，其中周少華文中說我母親不許其父住院，避風港、要政治局批、在批鬥現場得不到救治等等內容，完全不符合事實。
早在多年前我們在《作家文摘》報上第一次見到周少華的不實之辭時，我母親就寫過事實真像的有關說明，希冀按照曆史原貌解除誤會，還曆史本來麵目，還個人公道。
原以為周少華本人在文革中犯過未經核實就把誣陷周恩來總理的敵偽資料上報江青的過錯，有過如此經曆的人更應接受不核實必出錯的慘痛教訓，更應知道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實事求是”是多麽重要，這不僅是對劉湘屏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對黨的曆史重大事件是否公正嚴謹真實的重要問題。還原曆史真實麵貌，對於研究文化大革命、總結那段曆史的經驗和教訓，避免重蹈覆轍有重要意義。
文革過去三十多年，如果仍像文革時期一樣不負責任，惟命是從，將功諉過，人雲亦雲，甚至牆倒眾人推，把莫須有的罪名硬扣到弱勢者頭上，顯然經不起時間檢驗。曆史總有還原真像的一天。
貴社是黨史的重要出版單位，希望你們以史學者的專業精神和良知去實事求是，調查研究，不實之處給予糾正。
特轉去劉湘屏和我過去寫的兩篇材料供研究。
此致
劉小沁 2008.12.27
謝小沁的父親是開國上將謝富治。母親劉湘屏，山西永濟縣人，1920年9月生， 1936年參加革命，1937年入黨。抗戰時期，與謝富治結婚。19歲任山西高平縣縣長，一直在太行山抗日根據地工作，抗戰中多次負傷，在反“掃蕩”戰鬥中被日寇芥子毒氣嚴重燒傷，差一點犧牲在戰場上。
文革結束後，曾任中共10屆中央委員和衛生部部長的劉湘屏被隔離審查多年。今年88歲的劉湘屏老人豁達樂觀，與世無爭，十幾年來一直資助幾個病困下崗工人和貧困學生。
鮮為人知的是，對於周少華回憶父親周榮鑫的文章，早在五年前的2003年，劉湘屏就有話要說：
關於搶救周榮鑫同誌情況的說明
《作家文摘》上摘登了周榮鑫同誌的女兒周少華的文章，文章中說1976年4月12日是我不允許周榮鑫住院，我還表示周住院要經過政治局批準，因此耽誤了對周榮鑫的搶救，致使周病逝。
周少華在文章中對我的指責是沒有根據的，我有責任說明事實並非如此。
周榮鑫同誌發病的事情直接向我反映、請示的隻有兩個人，一個是我的秘書楊洪年，一個是北京醫院的院長林鈞才。
那一天我在家裏辦公，準備參加當天的一個外事活動。大概是上午10點半左右，我接到電話，是楊洪年打來的，他說林院長找我。我問有什麽事。楊說周榮鑫同誌病了。我問什麽病。楊說林院長說病得厲害。我說那就趕快搶救呀，為什麽給我打電話。楊說林院長他們已經派人到現場去搶救了，但有些問題還要向我請示。我說好吧，我馬上給他打電話。楊說林院長馬上會給我打電話。
放下電話不久，林院長的電話就打過來了。他說周榮鑫同誌病得很厲害，我已經向衛生部報告了，他們向你反映了沒有。我說已經通知我了，剛才我還給秘書說要趕快派人搶救啊。林院長報告說已經派人去現場搶救了，林院長還在電話上說了派去醫生的姓名，都是醫術比較好的醫生。
我問是什麽病，他說據派去的醫生報告是高血壓和心髒病；周部長是在教育部的一個會議上發病的，現在趴在桌子上，不能說話，血壓很高，很危險。我說那你們趕快搶救啊，病危了還不趕快送到醫院搶救?他說搶救沒有問題，醫生已在現場搶救了，但遇到一些阻力。林院長問我能不能找一找教育部，以便盡快把周榮鑫同誌送到北京醫院。
我一聽很著急，病危了就應該送醫院嘛，找教育部幹什麽呢?
北京醫院新北樓收治病人的標準，早就明確規定包括周榮鑫同誌在內的各部部長。這個標準衛生部自己定不了，當時是根據鄧小平同誌的指示製定的。這一文件的初稿是北京醫院起草、衛生部和國務院值班室討論，紀登奎同誌審查後由我口頭向小平同誌匯報的。小平同誌同意後我又讓林鈞才正式行文，由我簽字上報小平同誌和中央政治局的。小平同誌和中央政治局批準了這一文件。具體由北京醫院來執行。
這些情況不僅我知道，林鈞才院長和北京醫院都是清楚的。我說：政治局批準過北京醫院新北樓收治病人的標準，周榮鑫同誌不僅符合標準，前一段有病就住在新北樓，你們還讓我找誰呢?林鈞才院長為難地說：部長啊，現在這種情況你也了解，周榮鑫同誌是在教育部的會上病倒的，還是要想辦法給教育部說一說，不然我們不好辦，我請示你就是這個意思。
當時正是運動初期，林院長隻敢說遇到一些困難和阻力，也不敢具體指明是什麽人。我們隻能心照不宣了。
我也不熟悉教育部的人，具體情況又不清楚，我怎麽能找教育部呢?當時是紀登奎同誌分工管衛生口。原來分管我們衛生係統的是吳桂賢，她要走，就臨時讓紀管衛生口了。我和紀登奎很熟，我告訴林院長，我馬上給紀登奎打電話。林院長一聽，馬上就說，希望快一點給紀打電話。
我把林鈞才院長的電話放下後，馬上就給紀登奎同誌打電話。電話是紀的秘書小楊接的。小楊叫什麽名字，我現在忘記了。我說：小楊，我找紀登奎同誌講話。楊秘書說他休息還沒有起來，晚上開會睡覺很晚。我說我有一件大事要報告登奎同誌，周榮鑫同誌病了，北京醫院已派醫生去教育部現場搶救了，比較嚴重，送院遇到困難，一時還沒有轉到醫院。楊秘書問我有什麽困難，我說我不在現場，具體情況我也不清楚，但醫院找我幫他們找教育部解決，我怎麽找教育部，因為登奎同誌現在管我們這兒。我隻有找登奎同誌，你趕快給他講，幫助解決一下。小楊說等紀起來馬上就給他報告。我說心髒病不能等，你盡快請登奎同誌處理。
中午紀登奎同誌就給我來了電話，說你說的事情我知道了，我已經過問了，馬上轉醫院搶救了。我當時對紀說：登奎同誌，我馬上有一個外事，現在走不開，你是不是能盡快到醫院關照一下。紀登奎同誌說：我下午就去看他。這就是紀登奎同誌的回話。
這就是我處理搶救周榮鑫同誌的經過，北京醫院當時就派醫生到現場搶救，我既沒有說過不讓周住院搶救，也沒有說過須經政治局批準。相反，我是在接到報告後的第一時間就立即想辦法幫助他住院的。
1976年到l981年，衛生部對我隔離審查。衛生部專案組說有人揭發你對周榮鑫同誌不予搶救進行迫害。這件事情家屬也有意見，要我老實交待。我向專案組說明這是對我毫無根據的誣陷，並提供了與此事有關的楊洪年、林鈞才、紀登奎秘書及紀登奎本人為證，讓專案組找當事人調查核實，我可以當麵對質。
我告訴專案組，在這件事上，我隻和楊洪年，林鈞才，紀登奎的秘書，紀登奎四個人通過電話，專案組有必要找他們本人直接核對情況。他們可以證明我非但沒有幹擾搶救周榮鑫同誌，而是立即報告紀登奎想辦法盡快送他去醫院。當時去教育部現場搶救周的醫護人員也可以證明，醫生出診應有記錄，周榮鑫同誌的病曆也會有相應記載。專案組可以一一找這些當事人查證我說的情況是否屬實。
我對專案組說：這件事情發生的時間、地點、人物和經過並不複雜，完全可以說清楚。和我通過電話的人一共隻有四位。如果不是我當機立斷立即給紀登奎同誌打電話請他過問幫助，北京醫院和林鈞才院長是很有壓力的。我在搶救周榮鑫同誌的問題上是起了積極作用的，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我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周榮鑫同誌的事情。
專案組做為一級審查組織，不應該偏聽偏信，而應該去找這些當事人調查取證。專案組和相關檔案中是會留有查證這件事情經過的文字記錄或相關材料。
1985年，經過對我長達9年的專案審查，衛生部給中央《關於劉湘屏問題的審查報告》對我做出政治結論。其中專門有一項所謂我 “利用職權，刁難老幹部住院治病”的罪狀。但沒有一個字涉及到周榮鑫同誌。這說明經過專案組內查外調核實，強加於我的“見死不救”、“不讓往院”、“要政治局批準”等等耽誤周榮鑫同誌搶救的罪名根本是不符合事實的。
運動初期，有些人說話是不負責任的，我們都經曆過黨內運動，對“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該有切身感受，群眾說過頭話和做過頭的事情在所難免。但我們黨曆來注重調查研究，也曆來主張實事求是，這是毛主席和鄧小平同誌一貫提倡的。群眾議論捕風捉影，但黨的審查和定案應該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定案須實事求是、客觀公正，不能信口開河。如果人雲亦雲、無中生有，肯定是經不起曆史檢驗的。黨的報刊雜誌不經核實就刊登不符合事實的文章，以訛傳訛，損害的不光是我個人的名譽，也敗壞了黨的聲譽和公信力。
劉湘屏（簽字） 2003年
然而，同樣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謝小沁母親的情況說明石沉大海，無人理會。
五年後的今天，《紅星照耀的家庭》一書繼續重複周少華的一家之言，上海《新民晚報》等報章也刊登了周少華的文章。謝小沁再次投書黨的出版社： “希望你們以史學者的專業精神和良知去實事求是，調查研究，不實之處給予糾正”
於是，目前對於教育部長周榮鑫同誌之死，我們至少知道有兩種不同的說法。能聽到被掩蓋五年的微弱聲音，讓人們自己去分析和判斷，這無疑是我們社會開放改革進程中的一種進步。
再追溯到16年前的1992年，謝小沁曾給《人物》雜誌一封信，這就是她提供給中共黨史出版社的另一篇材料。
《人物》雜誌：
你刊l992年第六期所登項南《該我開炮了》—文中所說：“謝富治的老婆……竟然動手打了譚老—個耳光。”純係造謠！
1967年8月20日在人大會堂的批譚大會有周恩來、李先念、謝富治等參加，與會群眾近萬。隻要是正派的，實事求是，不見風使舵的好人，都能證明劉湘屏根本沒有打過譚震林。知情者還應記得，當時劉本人也是被八機部造反派拉去陪鬥的。
關於劉打譚的謠言是1978年《人民日報》紀希晨的文章中第—次提到。在對劉湘屏長達三年多的隔離審查中，曾被做為罪狀。劉湘屏當時即給黨中央寫信申述，要求黨重證據，重調查研究，找當事人核查此事。經衛生部專案組深入查證，證明確係不實之詞。故在給劉的政治結論中去掉了這—條莫須有的罪狀。
貴刊可向衛生部專案組核實，也可以直接向當時在場的幹部群眾查證。當時與會的幹部，群眾近萬人。我想他們看到項南的不實之詞，隻會對黨的實事求是作風發生疑問，《人物》雜誌的真實性，可靠性也會受到損害。
“—損俱損”的人，要求“—榮俱榮”的項南登報更正致歉恐是“天方夜譚”。隻寄希望《人物》不是勢利眼，才貿然致函。
此致
敬禮
劉湘屏的女兒劉小沁
工作單位：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2．11．12
毫不奇怪，謝小沁的信自然無法擺脫石沉大海，無人理睬的命運。
然而，在同樣一本《紅星照耀的家庭》的書中，譚震林的子女並沒有認可媒體和網絡上流傳多年的所謂“劉湘屏動手打譚老—個耳光”的說法，這是耐人尋味的。
謝小沁在給朋友們的信中說：
“譚震林伯伯及子女就很正派，雖然書報雜誌上到處都編造我媽打他耳光，但譚震林本人及子女自己的文章中都沒有這條莫須有的罪名。他們能夠事實求是非常令人尊重的！
我母親對譚老板非常尊重，譚伯伯對她也非常器重賞識。多少歪曲曆史的謠言假革命之名，離間和傷害了同誌間的感情！我母親非常傷心。譚家子女在《紅星照耀的家庭》一書中堅持說真話，令人欣慰！我和老母由衷地向他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讀罷上述文字，筆者自然會想到一個問題，對於中央鐵定的林彪、江青“兩案”所涉及到的犯有罪過或錯誤的人員，他們還有沒有話語權？是否也應該傾聽他們的聲音？實事求是的原則對他們是否也適用？
中國漫長的封建專製曆史，是不給階下囚話語權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哪裏容許你申辯？中共建國之後，隻要是最高領袖欽定的“反革命”，也同樣被剝奪申述的人權，文革冤獄遍於國中，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戴上三頂帽子，永遠開除黨籍，允許他為自己辯護嗎？彭德懷、賀龍等開國元勳死於非命，允許他們為自己申辯嗎？這個傳統一直延續，至今餘威眈眈，所以才有不少人的回憶錄拿到境外出版，再“出口轉內銷”。前不久，《南方周末》有一組“改革八賢”的好文章，我景仰這八賢，但覺得明顯少了一個第九賢，誰都知道，誰心裏都有數，就是不能說，不準說。體製使然。
曆史人物的研究從來就是複雜和困難的，多年中共黨內鬥爭的殘酷性決定了中共曆史人物的研究尤其複雜和困難。由於長期以來的政治慣性，說假話大行其道，說真話倒成了一個很不容易的事。在對待中共黨史中國近代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的認識上，長期受到一種非科學態度的影響。例如把文革史的研究列為禁區，長期的愚民政策與中國人底層社會的流民文化相結合，進一步強化了中國人根深蒂固的英雄崇拜的臣民心理，皇上聖明，成王敗寇，人雲亦雲，—損俱損，—榮俱榮，牆倒眾人推。這才有韶山衝裏的香火鼎盛、頂禮膜拜，才有北大孔副教授之流的極左分子橫行於學界，恣意強奸曆史。國情使然。
但是，打入另冊的人是不是就一無是處呢？任何曆史人物都是複雜的多麵體，就拿謝富治來說罷。經曆過文革的人都知道，當年偉大統帥把江山社稷交給了夫人，又提拔女兒當北京市委副書記，提拔侄兒當大軍區政委，提拔表親的孫女當外交部副部長；他的親密戰友副統帥也不甘落後，夫人當政治局委員，女兒當空軍報領導，兒子當空司作戰部副部長，連胖司令也懼虎三分。
當時身在高位、握有重權的謝富治呢？ 1969年，謝小沁從大學提前畢業，謝富治要女兒改姓，怕她沾父親的光，謝小沁隻好從母姓。謝富治把謝小沁送到蘭州軍區空軍，從甘肅定西蘭空通訊修配所當戰士再分配到陝西閆良的轟五飛機製造廠鍛練。謝小沁的弟弟則於1967年被謝富治發配到中緬邊境當兵，是第一批入越作戰的部隊，在越南一呆三年，死裏逃生，直到父親病危才調回國到葫蘆島基層當兵，後來，挖坑道受傷腰椎壓縮性骨折，這才調回北京。中國的上將之子出國作戰，出生入死，惟此一人。
這些曆史恐怕人們聞所未聞。站在曆史高地上說句公道話，無論謝富治在那個特殊的曆史時期有什麽嚴重問題，在嚴格要求子女、不為子女謀私利這一點上，謝富治做得不賴。這就是曆史的真實性和複雜性。
當年對林彪的評價曾是中國政治生態中的一大混沌鬧劇，史學研究中的一大荒誕醜聞。當副統帥在位時，如日中天之際，井岡山上“朱德的扁擔”就變成了“林彪的扁擔”，畫家的新作令人眼花繚亂，長征路上的婁山關隻有統帥和副統帥兩個人；當副統帥葬身大漠，似乎他從孩童時就是個壞小子，軍史中十大元帥變成了九大元帥了。我們相當多的黨史學者，文學家、影視劇作家、畫家，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出於政治的需要而邀功，或政治高壓下而自保，人格扭曲，變成俯首搖尾，跟著風跑的犬儒，為打扮“曆史這個小姑娘”而攪盡腦汁，他們或許是很有學問的聰明人，獨獨缺乏知識分子的良知和風骨。
這種史學犬儒繁衍不息，今天也不少見。前些年《解放軍文藝》有一篇寫謝富治的文章，說他“六親不認”，情節離奇，流傳全國。謝家人找出版社交涉，這才知道此文通篇是謊言謠言，編輯登門向謝家道歉了事。
去年的電視劇《井岡山》把朱德總司令寫成一個可有可無的傻老頭，大家還不是幹生氣沒有招？
曆史將永遠記住蕭克老將軍。文革中，他不怕風險，明確指出，林彪不是南昌起義的領導者；然而，林彪成為國人皆曰可殺的“林賊”，一些人躲避都來不及，他又為林彪說好話，糾正中央批發的材料中對林彪的不實之辭。
蕭克老將軍是治史者的楷模。他主張研究曆史“不唯上，不唯親，不唯權勢”。他說：“曆史的事實是最大的權威。”“搞曆史研究的同誌必須‘求實存真’，不能作違心之論。”他把“求實存真”四個字作為治史者的鐵律。他很欣賞東漢哲學家王充的兩句話：“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換成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寫好人好事，要寫得適當，不要再去塗粉；講壞人，講敵人，也不能講過頭。1996年7月，蕭克老將軍把王充的話題贈《炎黃春秋》雜誌，以資告誡和勉勵。
這些年來，所謂“紅色後代”時興為自己的父兄寫曆史回憶錄，這本是件好事。但這些書良莠不齊，裏麵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學問可大了。父母是正麵人物者，就加金貼銀，例如毛家的少將媳婦回憶她母親的那本書，就把本來在新疆監獄中表現不太好的老娘描寫成堅強的革命戰士；他的博士兒子描寫伯伯的那本書，硬說他大伯開著坦克，英雄無比，帶兵直取柏林，這種子虛烏有的瞎編和瘋話讓有曆史常識的人捧著下巴找牙醫；再說上麵提及的周榮鑫的女兒周少華罷，這位當年南開大學的紅衛兵小將，1967年向江青寫信並送去30年代上海舊報裏的“伍豪啟事”，成為刺向周恩來心中一把利刃的始作傭者，她在回憶其父的大作裏會如實坦白這件大事並說明當年父親是認可她的“革命行動”嗎？
當然也有好的，周秉德回憶伯伯周恩來，羅東進回憶父親羅榮桓，羅點點回憶父親及其他黨史方麵的著作，都寫得真實而令人信服。去年陳毅的兒子陳丹淮曾公開辟謠，他針對不少書籍裏關於文革初期陳毅大罵林彪且預見到林彪會背叛毛主席的描寫，笑道：“沒有這回事！當時父親也不可能有這樣的預見。”
父母是反麵人物者，則攬功諉過，百般辯解，希冀為不堪回首的曆史粉飾於萬一。
所以，人們在看“紅色後代”們所寫的書的時候，切莫全盤接受，要獨立思考，多問問懂曆史的老人。
人們有理由希望中國的“紅色後代”們，好好學習蕭克老將軍，在寫你的父輩時要說真話，不要說假話，不要以為自己可以隨心所欲，杜撰史實，可以悄悄摻點“三聚氰胺”別人卻不知道。曆史不屬於你的私人財產，你不尊重曆史，你就會成為曆史的笑柄。 升平世界，朗朗乾坤，知道曆史真相的人多著哪，小心說假話讓人家抓住尾巴。隻有忠於史實，才能心定氣爽，隻有忠於史實，才能走近真理。
我們正期待著中共黨史出版社能給謝小沁一個滿意的答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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