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天狼
天弓 神箭
.png)
半個多世紀前，老北京被拆時，梁思成對當時北京的主要領導（彭真市長，吳晗副市長）說：
“在保護北京城的問題上，我是先進的，你是落後的”，
“五十年後，曆史將證明你是錯的，我是對的”。
林徽因說：“如果拆了這三個城樓，我就在城門上吊。”現在曆史證明他們是對的。
（三個城樓指：中華門，長安左門，長安右門）
.jpg)
1950年 梁思成與林徽因
1950年，梁思成出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梁思成和陳占祥給北京市政府，
提交了一份《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簡稱梁陳方案。方案提出，
在舊城區外另外建設行政中心，保護北京城牆，牌樓，和各種文化古跡建築。
.jpg)
.jpg)
恩來先生總理：
在您由蘇聯回國後不久的時候，我曾經由北京市人民政府轉上我和陳占祥兩人對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書一件，不知您在百忙之中能否抽出一點時間，賜予閱讀一下？
在那建議書中，我們請求政府早日決定行政中心區的位置。行政中心區位置的決定是北京整個都市計劃的先決條件；他不先決定，一切計劃無由進行。而同時在北京許多機關和企業都在急著擇地建造房屋，因而產生兩種現象：一種是因都市計劃未定，將建築計劃之進行延置，以等待適當地址之決定。一種是急不能待的建造，即不顧都市計劃而各行其事的；這一種在將來整個的北京市中，可能位置在極不適當的位置上，因而不利於本身的業務，同時妨礙全市的分配與發展，陷全市於淩亂。尚未經政務院批準而已先行辦公的都市計劃委員現在已受到不少次的催促和責難，例如人民日報新華印刷廠和許多麵粉廠，磚窯等，都感到地址無法決定之困難。因此我們深深感到行政中心位置之決定是刻不容緩的（這隻是指位置要先決定，並不是說要立刻建造）。
我很希望政府能早點做一決定。我們建議書已有一百餘份給中央人民政府，北京市委會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位首長。我懇求您給我一點時間，給我機會向您作一個報告，並聆指示。除建議書外，我還繪製了十幾張圖作較扼要的解釋，屆時當麵陳。如將來需開會決定，我也願的您允許我在開會時列席。
總之，北京目前正在發展的建設工作都因為行政中心位置之未決定而受到影響，所以其決定已到了不能在延緩的時候了。因此不揣冒昧，作此請求，如蒙麵談，請指定時間，當即趨謁。
此致
崇高的敬禮！
梁思成
1950年4月10日
賜示請寄清華大學，電話四局2736至2739分機32號
------
拆除老北京部分城牆門樓 直接負責人 是 吳晗副市長，彭真是市長
彭真是有保留的
（1951年10月，彭真市長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計劃委員會主任）
直接拍板 下令 拆 的 是 劉少奇
吳晗
（副市長兼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 -- 主事）
毛澤東 ， 周恩來， 朱德 等 雖非一線，但是 也是有責任的，並沒有製止！
梁思成等 是反對的 （梁等 僅同意拆除部分小的 非主要的）
（梁思成 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 ）
有個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大多數人 是同意拆的
政治 和 權利 在決定上 起了重大的作用
1953年5月，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城牆，對古建築的大規模拆除開始在這個城市蔓延。
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擔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為了挽救四朝古都僅存的完整牌樓街不毀於一旦，
梁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由於吳晗的言論，梁思成被氣得當場失聲痛哭。
其後不久，在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邀請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歐美同學會聚餐會上，
林徽因與吳晗也發生了一次麵對麵的衝突。在擴建天安門廣場時，因為要拆除中華門和長安左門，
長安右門，林徽因甚至說，“如果拆了這三個門，我就去上吊。”
梁思成 同意拆一些小門 比如 西便門，但是大門主要建築要保留
==========
當事人 回顧的比較真實和客觀：
1951年4月，周恩來總理讓政務院給北京撥了維修款，修繕城樓。
1951年修繕完了七項工程以後我們報上了第二批的修繕計劃，但一直都沒信。
到1952年5月份，得到的任務是——拆。就這麽突然。
是誰讓拆的？後邊才知道，是劉少奇。
新京報：這個決策是怎樣出來的？
孔慶普：彭真為這個事兒，找了毛澤東，說不能把北京城一掃光了。
後來毛主席說，黨內的事兒我負責，那些事兒歸少奇同誌管。
從那時候起，這個事兒就落到我身上了。就是拆。
新京報：之前我是看一些書裏說，毛主席希望從天安門上望下去，下麵是一片煙囪。
孔慶普：下令拆的是劉少奇。1950年定規劃的時候，梁思成提了一個意見，把政府部門集中在西郊新市區。那麽，老區怎麽辦呢？老區跟外邊得有聯係，聯係就得修路，修路還得拆，那城牆頂就得拆豁子。後來拆了豁子，城牆都亂了。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委員提出，出豁子以後城牆都分了段了，可以每段都蓋一個公園。那道路怎麽辦呢？華南圭、單士元這些老同誌們就說，這個老城裏39萬多人，生活必需品得要供應，生活垃圾都得往外排。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4/11-01/6739498.shtml
1948年，中共剛發動平津戰役之時，曾因采納梁思成、張奚若等人的建議，
使北京古城得以幸存，這也讓中共一度頗得建築界的支持。然而，中共執政後北京的城牆、
城樓、牌樓等古建築卻開始被陸續拆除。這也讓以梁思成為代表的保留古建築派深感失望與氣憤。
1952年10月，北京市政府召開會議討論工程項目，梁思成在筆記本上記錄了一位發言者的意見：
“不同意天安門內做中央政府。”可見當時已有拆除並改建故宮之聲浪。
1955年，梁思成遭批判。當時在中宣部任職的何祚庥在《學習》雜誌發表批判文章稱：
“舊北京城的都市建設亦何至於連一點缺點也沒有呢？譬如說，
北京市的城牆就相當地阻礙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內的交通，以致我們不得不在城牆上打通許許多多的缺口；
又如北京市當中放上一個大故宮，以致行人都要繞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1958年1月，毛澤東在南寧會議和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北京、開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
“南京、濟南、長沙的城牆拆了很好，北京、開封的舊房子最好全部變成新房子。”
“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同年4月14日，周恩來致信中共中央並傳達國務院常務會議精神，？？稱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今後幾年內應當徹底改變北京市的都市麵貌”。
此後，北京市迅速製定了一個十年左右完成舊城改建的計劃。
.png)
【資料來自網絡，真偽留待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