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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弓 神箭
一線二線工作 是毛澤東對黨和國家最高領導層的運行的一項深遠戰略性措施
毛澤東 的 退二線 本意是：
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但任然擔任黨的主席，在合適時機，也不再擔任黨主席
同毛主席 一起退到二線的政治局常委 還有更年高的朱德
由劉 周 鄧 和 陳 在第一線工作， 林 則是養病，（暫時的閑棋子）
毛 盡量減少和擺脫禮節性和事務性的工作
轉而更多思考更大更重要的黨務和國政大政方針， 特別是蘇聯高層發生了巨變之後，
同時 給一線的同誌以放手工作，經受鍛煉，總結經驗的機會和場合
毛則從旁從後從側 從全局 考驗和觀測 真正的接班人和治國大計
劉少奇 鄧小平 等 表現不勝人意， 甚至視毛澤東黨主席為虛設和烏有
劉鄧 楊尚昆等 以黨中央下達重要文件 僭權越職，連請示毛澤東過目這樣的起碼的程序也沒有
更不要說 自作主張 擅自行事 另搞一套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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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分一線二線是毛澤東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的。
按照毛澤東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說法，所謂一線就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二線就是不主持日常工作。
毛則始終說他是自願退居二線的。他退後一步，專門考慮一些大問題，同時讓他的接班人得到鍛煉，這也合情合理。可問題就出在他和他的“接班人”的關係上。
毛說過，“退居二線後，過一段時間我又不安分”，為什麽不安分？不僅僅是因為“大權旁落”，
如果說有失權的因素，他所考慮的權力不是個人權利而是和他所想象的國家命運聯係在一起的。
毛澤東在退居二線後很快發現了三個問題：
一是 他看到有些官僚主義“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
二是 他看到黨內從上至下出現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三是 他看到他的主張與一線的劉少奇等人越來越出現分歧，
這三個問題都出現在黨內，又都與權力有關。
根據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葉子龍回憶錄》，曾長期擔任毛澤東機要秘書的葉子龍回憶說：
“記得斯大林去世前後，他曾當著我的麵說過：斯大林太累了，高處不勝寒啊！我也不想當主席了。”
斯大林去世是在1953年3月，因此毛澤東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的問題，
毛澤東還表示：“我老了，不適合當國家主席了，我也不想當這個主席。”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提出由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自己退居“二線”。在
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並當選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1957年底毛澤東訪問蘇聯時，向當時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通報，將由劉少奇接班任中國國家主席。
1958年底，毛澤東不做下一屆國家主席的提議得到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
1959年召開第二屆全國人大前夕，毛澤東在各種場合為劉少奇接班作小範圍吹風。
1959年4月，劉少奇在全國人大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自動兼任國防委員會主席）。
1959年4月，毛主席不再擔任國家主席，與朱德、林伯渠、董必武等老同誌一起正式退居二線。
這個過程有五個重要的關節點：
第一個關節點是1953年下半年，毛澤東提出中央領導層分一線二線的設想。
第二個關節點是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八大”期間，毛澤東有一次在接見外國友人的時候說，
這次黨代表大會他是跑龍套，唱戲的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誌。
第三個關節點是1959年4月劉少奇在第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國家主席。
但至“七千人大會”前，中共中央關於國際國內的許多重要事務的決策，仍然是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做出的。
第四個關節點是1962年“七千人大會”。以這次會議為起點，劉少奇實際上開始全麵主持中央的黨政領導工作，自此以後直至“文革”發生，毛澤東基本上退出了中共中央第一線的領導工作。
第五個關節點是1964年8月5日中共中央“四清”、“五反”運動指揮部的成立。對“四清”、“五反”，毛澤東一直給予密切的關注和領導。在1964年8月5日，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做出決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運動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
到了1964年底，中央召開了工作會議，當時，中央已明確決定，毛主席退居二線，國家主席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會後江青請陶鑄夫婦在人大小禮堂看《紅燈記》。開演前，在休息室他們見到了毛澤東。
毛澤東問陶鑄：
“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參加呢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講話的麽！”
陶鑄他們已隱約感覺到了毛澤東說的“有人”二字，這個“人”恐怕是指劉少奇。
隨後毛澤東斬釘截鐵地命令道：“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
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各省書記們，又都被召了回來。這次是由毛澤東親自講話，他不緊不慢，口氣卻相當嚴肅：社教人員講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經濟、清組織)，沒有階級立場，沒有階級分析。關鍵是要清查新生的資產階級。新生資產階級有的在黨內，也有的在黨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後台的。
會議剛開完，恰逢12月26日，這是毛澤東壽辰。汪東興和江青操辦了壽宴，請了一些參加會議的同誌來吃飯，包括陳永貴、邢燕子、董加耕等勞動模範在內一共三桌。這次生日宴會，毛澤東再次表達了他對劉少奇的不滿，說了很多“話中有話”的話，搞得壽宴沒有了做壽的喜慶氣氛，特別是毛澤東說出的“獨立王國”四個字令人緊張而困惑。
1962年，中國共產黨七千人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本次會議主要是總結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曆史教訓，研究製定下一步國民經濟發展的有關事宜。誰都知道，此前，毛澤東早在五十年代中後期就退到了國家建設的二線，一線工作全由國家主席劉少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等人主持實施。而五六十年代交接的三年中，中國接二連三出現了一係列重大問題。浮誇風，反右擴大化，自然災害餓死人現象等，也該到了好好梳理頭緒明確責任的時候了。嚴格說，毛澤東在其中負責甚少，應該負責的是劉周鄧三人。一向寬厚仁慈以大局為重的毛澤東，在會上主動承擔責任，聲言自己作為黨的主席，對國家前幾年出現的重大問題要負首要責任。這種胸懷按說應該令當時的一線領導們大為感激，可某些領導人不僅沒有如此，反而借此大加發揮，以什麽三分成績七分錯誤之說，委過於人，把自己打扮成正確路線的代表。在常人眼裏，毛澤東的性格是絕不允許有人如此這般的，可毛澤東還是很大度地忍下了。因為一線的人是他倚重的人，更是他將來要委以大任的人。在毛澤東心裏，維護他們的威信，是自己這個黨的主席義不容辭的責任。可事實恰恰相反，正是毛澤東的豁達大度，滋長了一些人對他的大不恭，導致了後來日益嚴重的黨內路線分歧。毛澤東 攬過於己，委功與人，不僅沒有迎來他期望中的黨內團結，反而招致一定曆史時期中，黨內出現了空前的不平靜甚至某種危機，毛澤東的一些重要觀點和指示 根本無人理睬，變成真格的 針插不進，水潑不入 的獨立王國。
1966年，已經七十三歲高齡的毛澤東在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某些領導人的反複交談中，終於沒有任何效力。而且遭到強力的抵抗和反對。眼見再不做非常行動，自己畢生奮鬥的事業就會付諸東流。已成牢固體係的官僚主義盤根錯節地存在於黨的各級組織之中，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黨內實力派越來越膽大肆無忌憚甚至到了尾大難去的地步。此時的中國所麵臨的諸多問題，已經是昔日的思想整頓與教育活動遠不能解決的了。
毛澤東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解決的辦法就是經過深思熟慮至少二年後，果斷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以圖從根本上行大手術，保證 革命的理想 前程 方向 回到正確的軌道，繼續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