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天狼
天弓 神箭
ISBN: 9789881619167
出版社: 香港大風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4年12月
【本書特色】
☆ 「文革」以姚文元批《海瑞罷官》拉開序幕，「羅思鼎」負責人朱永嘉，作為明史專家自始至終參與其事；1976年「四人幫」在懷仁堂被抓而告「文革」結束，朱永嘉時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是上海「武裝叛亂事件」的積極參與者。朱永嘉在「文革」中的特殊經歷，他的口述回憶具有獨特價值。
☆ 作為「文革」親歷者，朱永嘉在口述中不僅提供了上海「文革」初期許多重要的歷史細節，還夾雜了他個人對「文革」重要人物姚文元、張春橋、陳丕顯、徐景賢、王洪文等人的觀察和評論，為讀者認識這些人物提供了多元化的視角。
☆ 朱永嘉在口述中結合中國歷史對「文革」和毛澤東的分析和評論，無論是對「文革」研究者，還是一般讀者，都有其參考價值，是一本重要的讀物。
《巳申春秋》一書， 是朱永嘉對文革初期兩段史實的回憶。
第一篇講述《海瑞罷官》的前因後果；第二篇記錄了“一月革命”的來龍去脈。
前者發生在1965年，乙巳年，後者在1967年，丁未年。所以不是 巳---申。
“文革”期間的幹支紀年是： 1965 乙巳 - 1966 丙午 - 1967 丁未 - 1968 戊申 - 1969 己酉 ---- 1976 丙辰
巳（寺音）和申都是地支，不是天幹配地支，有人覺得不妥。
其實 地支可以配地支 命相說 地支巳申相合 又相刑， 巳申合化水，巳申合水
出現 寅-巳-申 三個地支時才論刑，隻有巳-申時，隻論合不論刑。刑指懲罰之意。
曆史上常常用幹支紀年來表示重大曆史事件，如： 辛醜條約、辛亥革命、戊戌變法等等。
隻以地支 即支-支 則表示 從某年到它年，如：寅支卯糧，他說不出個 子醜寅卯， 雲雲
隻是 1965與1967年份不合 巳-申， 朱永嘉為何 巳申 話 春秋， 他這樣說：
這是我在《巳申春秋》出版前寫的一篇自白，也是我對自己八年前口述的回顧，最近包括烏有日刊在內的一些網站都有轉載。原標題為《口述者八年以後的自白》，現在這個標題是網上轉載時改的，與我的原意並不完全一致，因為是轉載，現在隻能沿用。這本口述從上海市委寫作班的視角，寫了文革初期兩件事，一是對吳晗《海瑞罷官》的批判，二是講了自己親曆的上海一月奪權的過程。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發生在1965年，那年是蛇年，一月奪權後，我回歸專題寫作組，它解散於1968年，那年是猴年，依照幹支紀年，故本書取名《巳申春秋》。所記內容前後四年，主要是文革醞釀發動時期的二個曆史事件，還沒有敘述到文革十年第一階段宣告結束的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開。我記述這兩個曆史事件，是抱著反思和分析的態度，所以改成現在這個標題還是合適的，但也不是對毛澤東晚年整個十年執政狀況的反思。這次重新轉載時，亦作了一點點補充，基本的思路沒有變。
【餘以為 說從蛇到猴的4年期間的2大事件（其實就是他在寫作組的時間），起止年份和演變，可也。】
----------------
朱永嘉自述八年後言：
我個人在毛執政的最後十年中，所做的工作，也應該分成二個階段。
前麵三年，（1965，66，67*）我是為「文革」這個中心任務服務的，在意識形態領域參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起，不知不覺地捲入政治漩渦的中心，滾了一圈以後，又回到意識形態領域。
後麵的七年，從 1968 年 9 月成立《紅旗》組稿小組起，到 1970 年恢復寫作組，直到「文革」結束，這個階段我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圍繞黨的中心任務服務。林彪事件，我們雖不是在矛盾的中心，然而也牽涉到不少事情。
「文革」結束以後，我麵臨的是清查和審判，及 12 年的隔離和牢獄生活，為此又提供給我靜心讀書的機會。
--------------
http://www.xiaobingcn.com/thread-11468-1-1.html
注：本文是為朱永嘉口述、金光耀和鄧傑整理的《巳申春秋——我對文革初期兩段史實的回憶》所寫的前言。
金光耀，複旦大學曆史學係教授。
凡經曆過文革（即，自1966~1976文化大革命）的人幾乎沒有不知道羅思鼎這個筆名的，以此署名的文章在當時影響遍及全國，故有北有梁效，南有羅思鼎之稱。羅思鼎的成員都出自複旦大學曆史係，因此我在1978年進入複旦大學曆史係學習後，不僅耳聞關於羅思鼎的人與事，並且羅思鼎成員中的朱維錚還給我們那一屆授課，成了我們的老師。我們那一屆都經曆了文革，都讀過羅思鼎的文章，因此也知道羅思鼎的主要人物是朱永嘉，但那時候我們是不可能在複旦校園裏見到他的。（“羅思鼎”的筆名是金衝及起的。）
朱永嘉生於1931年，上海解放前他在讀高中時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積極投身革命活動。1950年他進入複旦大學曆史係學習，但隻讀了兩年大學，就因為學校需要幹部，讓他提前畢業當了專職的政工幹部，擔任過新聞係、物理係的黨支部書記。做了四年黨務工作後，他回到曆史係，開始從事業務工作，跟隨曆史係老教授陳守實學習明史，漸漸地嶄露頭角，不到三十歲就評為講師，同時還擔任著係黨總支委員，是一個又紅又專的青年教師。
1962年毛澤東強調要狠抓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作為在1949年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知識分子，朱永嘉聽黨的話積極投身其中。他與曆史係幾個跟他歲數差不多的教師自發組織了一個寫作集體，取名羅思鼎，以呼應當時向雷鋒學習做黨的螺絲釘的號召，顯示出青年知識分子走又紅又專道路、做革命螺絲釘的決心。
1964年，羅思鼎小組被整體借調到華東局內刊編輯部，最初是寫與中蘇論戰有關的曆史論文，反駁蘇聯學者齊赫文斯基有關中國古代疆域以長城為界的論調，此後也寫其他曆史文章，如關於李秀成自首變節問題的《大節、氣節、晚節》。羅思鼎成為上海市委的寫作班子後，朱永嘉由一名單純教書做學術研究的高校教師轉而成為聽黨指揮的筆杆子，他的人生道路從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1965年，朱永嘉以明史專家的身份協助姚文元撰寫《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為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立下一功。文革開始後，他又與徐景賢等一起造反，成立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簡稱：機聯站），被稱為後院起火，心髒爆炸，是衝垮上海市委的關鍵一擊。文革期間，朱永嘉擔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主管寫作組，創辦《朝霞》、《學習與批判》、《自然辯證法》等刊物，實際上是上海意識形態領域的主管。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在中南海懷仁堂被抓，作為張春橋勢力根基的上海一時陷於慌亂之中，但是朱永嘉卻提出要把上海的民兵拉出來，打它一個禮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讓全世界都知道，就像巴黎公社一樣。朱永嘉出身文人，從未參與軍事，此時提出此議，完全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也因為這一舉動，朱永嘉因參與武裝叛亂被判刑十四年。因此，我們1978年進大學讀書當然不可能見到他了。
一直到這個世紀初我才有緣與朱永嘉先生相識。那時我自己的研究領域還在民國外交史，卻有點不知深淺地在複旦給本科生開設了文化大革命史的課程，當然這是因為心裏想著要將此作為自己以後新的研究方向，因此便不時登門找朱永嘉先生聊些文革舊事，他也很有興趣地來到我的課堂上聽我這個後輩講他當年親身經曆的事情。這樣接觸了一段時間後，逐漸得到了朱永嘉先生的認可和信任，最終他同意由我來對他的文革經曆做口述訪談，而在此之前他對那段往事是閉口不談的。這樣，從2004年開始，朱永嘉先生前後作了長達幾十個小時的口述，我則幫助朱先生搜集相關資料及整理口述初稿，朱先生再在初稿上進行修改。我當時的研究生鄧傑也參與其事，幫助搜集資料並整理文稿。我們一起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完成了朱永嘉先生從1965年文革前夕到1968年初近四年時間的口述回憶，有二十多萬字。此後，由於朱永嘉先生手頭有著述和講課的事情，而我也忙於各種雜務，接下來的口述就擱置下來了。而已完成初稿的口述回憶也一直沒有完整地公開問世，隻有部分內容發表在《炎黃春秋》等刊物上。
近些年文革親曆者的回憶錄已出版了不少，其中有在文革期間聲名顯赫、權傾一時的如聶元梓、吳法憲、徐景賢這樣的人物。朱永嘉雖沒有這些人那樣顯赫，但他的文革經曆卻十分獨特。文革是以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拉開序幕的，而以1976年10月初四人幫在懷仁堂被抓以告結束。1965年姚文元撰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時，朱永嘉是羅思鼎的負責人，作為明史專家自始至終參與其事。而到1976年10月，他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常委，是上海武裝叛亂事件的積極參與者，可以說，文革的大幕拉開和落下時，舞台上都有朱永嘉的身影。
由於朱永嘉在文革中的特殊經曆，他的口述回憶自然有其獨特的價值。作為一名整理者，筆者對這一口述的特點略做介紹，並評析其史料價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