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龍問題 關鍵的關鍵在於 一張紙上，，，，】

 

文革中 說賀龍病變 帶槍 等 都好說的清，

唯有一樁 效忠信 有口莫辯！

 

賀龍說不清， 周恩來辯不了，難辦！

 

不過 到底是搞清了， 可惜 太晚了！

 

 

賀龍元帥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1969年6月9日被林彪、康生、江青一夥迫害致死。1974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為賀龍冤案平反昭雪，但在平反前還有一個重要疑點沒有查清，即1968年3月李仲公上交的1927年賀龍寫給蔣介石“求降信”的真偽。

 

誣告信成立案導火索

 

1967年2月14日，武漢市財貿幹部外語教員晏章炎的一封誣告信，讓林彪等人如獲至寶。

 

信中說：“1933年，（在湘鄂西的）賀龍主動要求投降。蔣（介石）派熊貢卿去後，賀龍要求當軍長，蔣介石隻同意讓他當師長，賀龍嫌官小沒有談成。怕事情暴露，為了滅口把熊貢卿殺了。”

 

6月13日，林彪、葉群派人到武漢進行了調查。調查人員發現了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就此事給黨中央的專門報告。

報告中說：

“去年12月蔣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貢卿來遊說賀龍同誌，企圖收編，熊先派梁素佛來，賀龍同誌首先發覺和揭露來人之陰謀……乃將熊事公開，舉行群眾審判槍斃之。”

 

盡管該報告與晏章炎的說法完全相反，但在調查人員的授意下，晏章炎又寫了一份與上次內容完全相同的所謂“揭發”材料。這個晏章炎就是當年經辦此事的國民黨南昌行營第二廳廳長晏勳甫的兒子。

 

7月12日，該材料以賀龍“通敵未遂”上報中共中央。9月7日，葉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會議上提出：賀龍在湘鄂西同國民黨大員秘密接頭，企圖投敵，問題嚴重，要立案審查。康生、江青、陳伯達、謝富治等人發言支持。

 

9月13日，賀龍被正式批準立案審查。 李仲公挾私報複 1968年3月，國務院參事室參事李仲公將兩封據稱是賀龍1929年寫的“親筆信”交給了參事室，並提出要向周總理報告，和周總理本人單獨談。參事室接到材料後，感覺此事非同小可，當即向總理聯絡員鄭凱做了電話匯報，鄭要求將原信馬上送到總理辦公室。

 

李仲公是何許人？李仲公，1898年生，貴州貴陽人。早年肄業於北京法政專門學堂，1913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研究係，1916年與李大釗等人發起創辦《晨鍾報》（後改名《晨報》），1924年在上海加入國民黨，曆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長、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立法院立法委員等職務，是國民黨要員中有名的詩人、書法家。解放後任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宣傳部長。1950年7月21日第42次政務會議被任命為政務院參事。1956年2月8日第24次國務院全體會議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1978年5月26日被撤銷參事職務。1978年6月死於北京。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周恩來總理考慮要重新調查李仲公檢舉賀龍“求降信”的真偽。周恩來決定把這一任務交給時任公安部副部長楊貴、施義之和天津市革委會副主任王曼恬。

 

1974年9月23日，周恩來讓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的華國鋒找楊貴、施義之和王曼恬談話。華國鋒取出兩封信對他們說：“這是國務院參事室李仲公上交的1927年賀龍寫給蔣介石的‘求降信’，請你們很好地研究一下，找有關單位做出技術鑒定，鑒別信的真偽，作出結論，並報周總理。”

 

“求降信”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

 

大革命時期，賀龍任國民革命軍獨立15師師長。蔣介石認為賀龍仗打得很勇猛，是個難得的人才，在1927年以後幾年間，曾先後派人遊說賀龍，許以國民黨中央委員、江西省政府主席職務，還要在上海、南京為他建造別墅，外加一筆巨款，企圖拉攏賀龍，為其所用。結果，蔣介石派去的說客不是被賀龍抓起來，就是被槍斃了。蔣介石為此傷透了腦筋，蔣曾哀歎：“賀家軍難得，賀龍更難求。我還不曾花過這麽大的代價！”

 

李仲公就是蔣介石派去遊說賀龍的第一個說客。李當時的頭銜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長。1927年3月初，李仲公到武漢，執行蔣介石策動國民黨將領反對武漢國民政府，與其一起反共的使命。李仲公不惜花費巨款宴請賀龍，邀他聽堂會、打牌。賀龍從李仲公的出手就看出他是奉命來活動的。賀龍先是佯裝有興趣與蔣聯絡，並利用打牌的機會與李仲公套近乎，待李向賀龍透露蔣的真實意圖後，賀龍遂將李仲公逮捕，甚至要把他槍斃。但蔣介石當時並沒公開反共，考慮到各方關係，賀龍將李轉押給國民革命軍第8軍總指揮唐生智，唐生智將李放掉了。

新中國建立後，中央人民政府要給一批民主人士安排工作。李仲公跑到中南海找到相熟的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以他是貴州人、熟悉家鄉情況為由，要求擔任貴州省人民政府主席職務。周恩來對李明確表示，你有想法可以提出來，但中央要統籌考慮的。在得不到周總理肯定答複後，李仲公耍起賴來，糾纏不休。此時，周恩來忽然想起，他聽賀龍說起過李仲公。於是，打電話將賀龍叫到中南海總理辦公室。賀龍一進門，周恩來便指著李仲公說：“賀胡子，你認識他嗎？”賀龍聽說此人正在跑官，一見李仲公已明白了七八分，當即接口說：“認識麽，老朋友了。”賀龍看周總理一眼又說：“李先生，那年在武漢，我送你到唐生智那裏，後來你怎麽就走了呢？”李仲公心中有鬼，害怕賀龍抖出他的老底，敷衍幾句後，馬上起身告辭。後來，李仲公隻被聘為國務院參事室參事，他認為是賀龍從中作梗，從此一直對此事耿耿於懷。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一夥號召揭發賀龍，李仲公為發泄不滿，便采取報複行動，誣陷賀龍。之後，就有了李仲公上交所謂賀龍的“求降信”。

 

楊貴從華國鋒手中接過信件，與施義之、王曼恬仔細查看後發現，信用的是印有紅色邊框和豎線的紙張，毛筆書寫，落款的年代距今已40多年，紙張已經發黃，字跡也已變暗，從表麵上看，時間確已久遠。楊貴認為，如果從辨別字跡來確認信的真偽，難度很大，因為人的字體會隨時間的流逝發生改變。再有，萬一是別人代寫的呢？不如將辨認字跡和所用信件的紙張、墨汁同步進行鑒定。施義之和王曼恬同意楊貴的意見。

 

幾天後，化驗的結果出來了，信件所用的紙張是建國後生產的，與40年以前造紙用的紙張完全不同。書寫用的墨汁也是解放後生產的，裏麵含有建國後才能生產的成分。由此可以確認，李仲公上交的賀龍“求降信”確係建國後偽造的。

 

周恩來聽說鑒定結果後，肯定楊貴等及時查清了李仲公誣陷賀龍案，從而為賀龍元帥平反清除了最後障礙。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1974]25號文件，正式為蒙冤去世的賀龍元帥平反昭雪，恢複名譽。

 

事實清楚後，楊貴非常氣憤，向華國鋒建議：“應該以誣陷罪給李仲公判刑！”華國鋒將楊貴的意見轉達給周總理。周總理輕輕噓了一口氣說：“算了吧，李仲公已經80多歲了，不要說給他判刑，就是把結論告訴他，也會嚇死他的。”

 

1975年6月9日，賀龍元帥的骨灰安放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周恩來不顧病痛和醫生的再三勸阻，前往參加。在安放儀式上，周恩來深深向賀龍遺像鞠躬7次。周總理握著賀龍夫人薛明的手難過地說：“我對不起賀龍同誌，對不起你們！我沒有保護好賀龍同誌！”說完，熱淚長流。薛明安慰總理要保重身體。周總理哽咽著說：“我的時間也不多了。”在場的人都落下了淚。人們很清楚，此時的周總理已到前列腺癌晚期。

 

1978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批準了李仲公審查小組作出的《關於李仲公問題的處理決定》：“李仲公配合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蓄意陷害賀龍元帥，是一起極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嚴重，又不老實交待，根據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本應從嚴懲處，逮捕法辦。但考慮李已年近九旬、生活不能自理的情況，不再捕辦，決定撤銷其國務院參事職務，每月發給80元生活費，交國務院參事室監督。”

 

粉碎“四人幫”後，有一次楊貴去國務院開會，會間休息時，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告訴楊貴：“你知道調查誣陷賀龍的案子，周總理為什麽選定你們三人嗎？賀龍的案子是周總理批給華國鋒和我承辦的。你們三人是周總理提的名。當時周總理也懷疑李仲公上交的信件是誣陷，但又必須查清楚，不然，江青他們會揪住不放。安排誰去，周總理是經過精心考慮的。施義之是部隊的，又是公安部核心領導小組組長，王曼恬是江青的紅人，有什麽情況會給江青透氣，江青也就不再找麻煩了。你呢，辦事認真，周總理是依靠你的。案子處理得很快，很順利，總理很滿意。”紀登奎最後感慨地說：“我們都應該學習周總理的領導藝術。他考慮問題細致周到、深謀遠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