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天狼
天弓 神箭
1938年3月10日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在漢口成立。
宋美齡(中排左四)任理事長,李德全(中排左五)任副理事長,
安娥（二排左二)，後排右一為鄧穎超, 右三為郭秀儀。
鄧穎超與宋氏三姐妹，曾在抗日戰爭期間，因為保護兒童運動而走到一起。幾位夫人常常一起去重慶，看望保育院兒童。此後的五十多年，鄧穎超與宋美齡一直有書信來往，保持了良好的友誼。
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鄧穎超自然而然地保持了海峽兩岸之間的私誼，恰是堅固了民族大義的根係，為80年代兩岸打破老死不相往來的僵局營造了良好的基礎。
趙煒說，在鄧穎超80歲大壽的時候，宋美齡還曾經送了一份厚禮，送的是一隻做工精美的水晶兔，因為鄧穎超是屬兔的，她還記得鄧穎超是屬兔的。現在這隻友誼兔，仍被保存。
眾所周知，鄧穎超與宋美齡有書信往來，盡管在政治問題上對方有歧見，在曆史問題上對方有恩怨蓄積難解之憂，但曆史的淵源性、延續性昭示海峽兩岸的不可分裂性。
1984年1月，在北京召開國民黨“一大”60周年學術討論會暨孫中山研究學會成立大會。會上，時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的鄧穎超在講話中說：“隻要大家都以祖國統一作為共同的前提，以誠相見，多商量，多交換意見，問題總是不難得到合情合理的妥善解決的。”她強調統一是“歷史的主流，分裂隻是短暫的插曲”。她向臺灣當局提出：“孤懸海外，受製於人，這種局麵終究是很難長期維持下去的。是非利害，何等分明。孰去孰從，不難立決。”
宋美齡看到鄧穎超的講話後,於同年2月16日回函鄧穎超，對鄧講話中談到的統一問題，這次宋美齡沒有回避，而是明確拒絕。她認為，大陸是因為無力武力爭戰臺灣，才提出“第三次國共合作”。“今日真正之中國乃在臺灣”是宋美齡最得意的話題。宋美齡在信中明確提出要中國共產黨“信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宋美齡致鄧穎超的回信
穎超先生大鑒：
數年前“四人幫”倒垮前後，聞先生曾幾遭險厄，甚至受憂受逼，將至自殉邊緣，幸率無恙，論先生在共黨中之黨齡如此資深，尚時陷朝不保夕之境地，令人惻然不已。近閱報載，先生在我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六十周年紀念會中曾作一次演說，追念在我總理中山先生主持下，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了 “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茲將當時決策之來源為先生之道之。
按當時國家處境危殆，外則有世界列強企圖恣意瓜分中國，加之個帝國主義籍不平等條約之各種特權，不斷榨取我人力、物力、資源，以填其欲壑，國內則有大小軍閥猖獗，生靈塗炭，民生凋敝。我總理深感於此，乃為中國在國際上享有平等待遇，呼籲世界助我自助，亦即是求取消束縛我國之平等條約，但世界列強猶如聾啞，不加理會，此時僅新起之蘇聯政權，別具新裁，予我革命基地之廣東以有限之械彈，得一箭雙雕之收獲，當時，蘇聯政權被各國歧視，地位極為孤立，其予我一臂之助，既可博得全世界受壓迫眾生之好感，並又可以之炫耀於列強之前，顯示蘇俄政權乃是由正義之政權，且在廣大之中國，順理成章，樹立一將來征服世界不絕之兵源，亦即充當炮灰之資源，假此機會肆意吸收訓練基地骨幹分子。以貫徹由蘇俄所控製之全世界蘇維埃帝國藍圖之推行措施。名利雙收，莫過於此。再者，當時大會所通過之“容共”政策，旨在聯合國內一切反軍閥反帝國主義之力量，其實，共產黨之力量，證之於當時所謂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到會者僅十二人耳。其首腦人物當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董必武及毛澤東等，事實上，中國國民黨乃是中國共產黨之保姆。
蓋若非仰賴當時國民黨之掩護、育養，其便能成為後日之黨耶？且如陳公博、周佛海等終亦認為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而摒棄之，由共產主義信徒而搖身一變竟成為後日之漢奸，此亦是共產黨頭兒、腦兒對主義信仰之最大諷刺。……後日之葉劍英、彭德懷、賀龍、林彪以及過去小軍閥朱德，曾任廣東時代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及黨宣傳部代部長之毛澤東等人無一不宣誓效忠國民黨，而後背叛誓言，成為反國民黨之一群。……此試與中外綜理國家萬機之政治家總擁有靜穆之修養與磊落之風格相提並論，乃適成強烈對照，諒先生定必默許餘言。
回憶前在重慶抗戰時期，曾與大姊孔夫人數度與先生聚首交談，征詢先生對當時抗戰問題及國家前途之展望，餘二人均認為先生認解超群，娓娓道來，理解精透，所談及之問題均無過於偏頗之處，實我當時女界有數人才，迄今思之，先生談話所代表者，言皆由衷之歟？姑不究其內容真偽，猶記曾告家姐，若穎超能為國家民族效一己之力，必脫穎而出，甚至超穎而出也。又何必沉湎於被泰半理智之猶太人所不齒之德國猶太馬克思理論所蠱惑耶？固然，1920年時代馬列理論曾在俄國得手，憑籍許多因素僥幸成功，此實於當時一般知識分子沉醉於“時髦心理”，令馬列學說彌漫於知識階層，大多自認為馬列信徒或馬列崇拜者，尤其在法國，幾乎造成任何人不能誦說幾句馬列教條，則必目為白癡或非知識分子之風氣。隻要是馬列教條，即不求甚解，“囫圇吞棗”猶如天詔，（近日時代雜誌亦有敘述法國知識分子之盲從風氣）。加之，法國左派理論家沙特不時以辯證法及邏輯語匯，撰寫似是而非之文學莠言惑眾（近年已逐漸經阿宏駁斥其矯偽，至於體無完膚）……
泊聞先生所言，謂中國共產黨人是“言必信，行必果”，此乃指所謂“文化大革命”對同胞之信諾耶？抑指先生幾遭不幸而言耶？據所聞知，大陸人民名共產黨為破產黨即家破人亡之謂也。故對共產黨之言行，大陸稚子亦不予置信、齡近聞電大陸探親返自由世界者雲，其親戚竊告，“臺灣人民固然反共，但更反共者，乃大陸手無武器所遭殃之人民也。”……近三十餘年來，共產黨政權已早知無法再可侵蝕金馬臺澎之復興基地，乃重襲統戰故伎。以惡言毀謗為張本，或以蜜語騙詐為武器，企達成“三度合作”。
殊不知第一次我總理寬大容共，遂使原不過五十餘人之共產黨徒，經中國國民黨繈褓鞠育後造成騷擾動亂，凡十四年。及再次容共，乃當中日戰爭國家存亡關頭，先總裁不究既往，誠恕相待，原望其回心轉意，以抵擊外侮為重，豈知共黨以怨報德，趁火打劫，鑄成大陸的沉淪，二次慘痛，殷鑒昭昭，一而再之為已甚，其可三乎？
再者，先生以前若為國民黨黨員，當以同誌相稱，若以相對立場或友誼，亦當以周夫人或鄧女士稱呼，恐嫌此乃BOURGEOIS布爾喬亞階級之稱謂，然共產黨慣例連名帶姓相稱，恕齡礙於中國人之庭訓，對任何人都以禮貌相待，此中我國文化之所熏陶若，諒不已怪。先生高壽已登耄耋，當已無所恐懼，若言出肺腑，則請規勸大陸迷途諸君，“學習中山先生之榜樣”，再次信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復使大陸民眾，猶如臺灣同胞，享有安寧、富裕、康樂，有希望有前途之生活，不然，則將如李自成、張邦昌及跪於杭州嶽墳前之秦檜夫婦鐵人，永受萬世唾罵，須知今日真正之中國乃在臺灣，邯鄲學步，猶為晚焉，維希三思之，即此順頌。
蔣宋美齡謹啟
民國73年2月16日（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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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鄧穎超寫了一封信給宋美齡，此次宋未回復。
蔣夫人美齡先生大鑒：
廬山初識，忽忽五十年矣。山城之聚，金陵之晤，猶曆曆如昨。別後音問闊絕四十餘年，誠屬憾事。幸友誼猶存，兩心相通。每遇客從遠方來，道及夫人起居，更引起懷舊之情。近聞夫人康健如常，頗感欣慰。
令姊孫夫人生前，極為思念夫人。每每言及夫人愛國情切，必將致力於中國之統一。孫夫人手足情深，亟盼生前能與夫人一晤；曾親筆致□□□，然未能如願，終成遺憾。
嚐讀夫人之《我將再起》，思感殊多。回首當年，國難方殷，夫人致力全民抗戰，促成國內團結，爭取國際援助，弘揚抗日民氣，救助難童傷兵，厥功至偉。今夫人年事雖高，猶時時關心國家之強盛，民族之再起，於海峽兩岸關係之緩和，亦多所推動。
夫人謀國之忠，誠如令姊孫夫人所言，我極為欽佩！
環顧當個今世界，風雲迭起，台灣前途令人不安。今經國不幸逝世，情勢更趨複雜。此間諸友及我甚為關切，亟盼夫人與當政諸公，力維安定祥和局勢，並早定大計，推動國家早日統一。
我方以為，隻要國共兩黨為國家民族計，推誠相見，以平等之態度共商國是，則一切都好商量，所慮之問題均不難解決。
我亦年逾八十。今雖卸卻政務繁荷，然念念不可置之者，唯國家統一一端耳。“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我與夫人救國之途雖殊，愛國之心則同。深願與夫人共謀我國家民族之統一，俾我中華騰飛於世界。
我與夫人交往，數十載矣。曆時彌久，相知愈深。直率陳言，尚祈諒察。海天遙隔，諸希珍重。
臨穎神馳，期待回音。
即頌大安
鄧穎超
一九八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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