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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弓 神箭
1982年7月24日廖承誌致蔣經國的一封信 是繼中國大陸方麵1981年發表“葉九條”之後，發表又一份呼籲海峽兩岸和平統一的文告。
1982年7月，蔣經國在一篇悼念其父蔣介石的文中寫道，“切望父靈能回到家園與先人同在”，並表示自己“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於國家”。台灣、香港的報紙都刊登了該文。其中流露出的對故鄉、民族之情，很快被大陸方麵注意，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當即開會研究，組長鄧穎超提議由廖承誌給蔣經國寫一封信。廖承誌專門為此組織了一個起草小組，邀請眾多專家、學者參與，具體起草者有楊蔭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王億等人，由耿文卿執筆。起草小組還多次征求鄧小平、鄧穎超等元老的意見，稿子最終由中共中央批準定稿。
鑒於兩岸尚不通郵，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決定用電報將該信通過第三地中轉到台灣。該信經中央批準定稿後，經中華人民共和國郵電部研究室（也是當時郵電部的對台機構）協調，通過電信總局的兩條經第三地中轉的線路發往台灣。
考慮到這封信不僅要讓蔣經國收到，而且要讓台灣人民看到，廖承誌專門找來新華社香港分社秘書長楊奇，希望楊奇想盡一切辦法，讓《星島日報》和《華僑日報》刊登此信，當時香港隻有這兩份報紙可進入台灣發行。最終，全文刊登了《廖承誌致蔣經國先生信》的這兩份報紙通過巧妙處理，通過了台灣的報檢，成功在台灣發行。
1982年7月24日，《廖承誌致蔣經國先生信》用電報發往台北。信中希望兩岸能捐棄前嫌，展開通話，再圖合作，「相逢一笑泯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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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遙。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載。幼時同袍，蘇京把晤，往事歷歷在目。惟長年未通音問，此誠憾事。近聞政躬違和，深為懸念。人過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攝。
三年以來，我黨一再倡議貴我兩黨舉行談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國統一大業。惟弟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餘期期以為不可。世交深情，於公於私，理當進言，敬希詮察。
祖國和平統一，乃千秋功業，台灣終必回歸祖國，早日解決對各方有利。台灣同胞可安居樂業，兩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離之痛，在台諸前輩及大陸去台人員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於亞太地區局勢穩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嘗以「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自勉，倘能於吾弟手中成此偉業，必為舉國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國家，名留青史。所謂「罪人」之說，實相悖謬。局促東隅，終非久計。明若吾弟，自當了然。如遷延不決，或委之異日，不僅徒生困擾，吾弟亦將難辭其咎。再者，和平統一純屬內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圖我台灣，此世人所共知者。當斷不斷，必受其亂。願弟慎思。
孫先生手創之中國國民黨，歷盡艱辛，無數先烈前仆後繼，終於推翻帝製，建立民國。光輝業績，已成定論。國共兩度合作，均對國家民族，作出巨大貢獻。首次合作，孫先生領導，吾輩雖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輩身在其中，應知梗概。事雖經緯萬端，但縱觀全局，合則對國家有利，分則必傷民族元氣。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責難卸。雙方領導，同窗摯友，彼此相知，談之更易。所謂「投降」、「屈事」、「吃虧」、「上當」之說，實難苟同。評價歷史，展望未來，應天下為公，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最高準則，何發黨私之論！至於「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雲雲，識者皆以為太不現實，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義之真諦，吾輩深知，毋須爭辯。所謂台灣「經濟繁榮，社會民主，民生樂利」等等，在台諸公，心中有數，亦毋庸贅言。誠為貴黨計，如能依時順勢，負起歷史責任，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統一，則兩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共圖振興中華之大業。否則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識之士，慮已及此。事關國民黨興亡絶續，望弟再思。
近讀大作，有「切望父靈能回到家園與先人同在」之語，不勝感慨繫之。今老先生仍厝於慈湖，統一之後，即當遷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廬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於國家。」誠哉斯言，盍不實踐於統一大業！就國家民族而論，蔣氏兩代對歷史有所交代；就吾弟個人而言，可謂忠孝兩全。否則，吾弟身後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決非命運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繫於一念之間。當今國際風雲變幻莫測，台灣上下眾議紛紜。歲月不居，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我與。盼弟善為抉擇，未雨綢繆。「寥廓海天，不歸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懷舊，如弟方便，餘當束裝就道，前往台北探望，並麵聆諸長輩教益。「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遙望南天，不禁神馳，書不盡言，諸希珍重，佇候復音。
順祝 近祺！
廖承誌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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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廖承誌致蔣經國先生信》之後，7月25日，蔣經國函電宋美齡：
「……此固為匪統戰之一貫手法但顯已推向另一更邪惡之層次方向兒將一貫的置之不理並密切注意其後續發展伎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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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中華民國方麵決定由蔣經國繼母宋美齡，在決策幕僚協助下，透過中央社發表《給廖承誌公開信》：
承誌世侄：
七月廿四日致經國函，已在報章閱及。經國主政，負有對我中華民國賡續之職責，故其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乃是表達我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及中國國民黨浩然正氣使之然也。
餘閱及世侄電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七年前事，世侄尚屬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閡。餘與令尊仲愷先生及令堂廖夫人，曩昔在廣州大元帥府，得曾相識，嗣後，我總理在平病況阽危，甫值悍「匪」孫美瑤在臨城綁劫藍鋼車案後，津浦鐵路中斷，大沽口並已封港，乃隻得與大姊孔夫人繞道買棹先至青島，由膠濟路北上轉平，時逢祁寒，車廂既無暖氣，又無膳食飲料，車上水喉均已冰凍，車到北平前門車站，周身既抖且僵。離滬時即知途程艱難，甚至何時或可否能如期到達目的地，均難逆料，而所以趕往者，乃與總理之感情，期能有所相助之處，更予二家姐孫夫人精神上之奧援，於此時期中，在鐵獅子胡同，與令堂朝夕相接，其足令餘欽佩者，乃令堂對總理之三民主義，救國宏圖，娓娓道來，令餘驚訝不已。蓋我國民黨黨人，固知推翻滿清，改革腐陳，大不乏人，但一位從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國女子而能瞭解西方傳來之民主意識，在五十餘年前實所罕見。餘認其為一位真正不可多得之三民主義信徒也。
令尊仲愷先生乃我黃埔軍校之黨代表，夫黃埔乃我總理因宅心仁恕，但經多次澆漓經驗，痛感投機分子之不可恃，決心手創此一培養革命精銳武力之軍校，並將此尚待萌芽之革命軍人魂，交付二人，即是將校長之職，委予先總統，以灌輸革命思想，予黨代表委諸令尊，其遴選之審慎，自不待言。
觀諸黃埔以後成效，如首先敉平陳炯明驍將林虎、洪兆麟後，得統一廣東。接著以北伐進度之神速，令國民革命軍軍譽鵲起，威震全國，猶憶在北伐軍總司令出發前夕，餘與孫夫人，大兄子文先生等參加黃埔閱兵典禮，先總統向學生訓話時，再次稱廖黨代表對本黨之勳猷（此時廖先生已不幸遭凶物故，世侄雖未及冠，已能體會失怙之痛矣。）再次言及仲愷先生對黃埔之貢獻時，先總統熱淚盈眶，其真摯慟心，形於詞色，聞之者莫不動容，諒今時尚存之當時黃埔學生，必尚能追憶及之。餘認為仲愷先生始終是總理之忠實信徒，真如世侄所言，為人應“忠孝兩全”，倘謂仲愷先生乃喬裝為三民主義及總理之信徒，而實際上乃為潛伏國民黨內者，則豈非有虧忠貞？若仲愷先生矢心忠貞，則豈非世侄有虧孝道耶？若忠孝皆肭，則廖氏父子二代對歷史豈非茫然自失，將如何作交代耶？
此意尚望三思。
再者在所謂“文化大革命”鬥臭、鬥垮時期，聞世侄亦被列入鬥爭對象，虎口餘生，亦雲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認為聊可自慰。
……
或謂我總理聯俄容共鑄成大錯，中國共產黨曲解國父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之要旨，斷章取義，以國父容共一詞為護身符，因此諱言國父批牘墨蹟中曾親批“以時局誠如來書所言，日人眼光遠之人士，皆主結民黨，共維東亞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則另有肺腑也；現在民黨，係聯日為態度。”此一批示顯見：（一）總理睿知，已洞察日本某些野心家將來之企圖；（二）批示所書“現在”民黨當以聯日為態度，所言亦即謂一切依國家之需要而定。聯日聯俄均以當時平等待我為準繩。當時日本有助我之同情心，故總理乃以革命成功為先著，再者毋忘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對中山先生肝膽相照之日本信徒為我革命而犧牲者。世侄在萬籟俱寂時，諒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在抗戰前後，若非先總統懷仁念舊，則世侄何能脫囹圄之厄，生命之憂，致尚冀三次合作，豈非夢囈？又豈不明黃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此時大陸山頭主義更為猖獗，貪汙普遍，賄賂公行，特權階級包庇徇私，萋萋迭聞：“走後門”之為也牲牲皆是，禍在蕭牆，是不待言。
敏若世侄，抑有思及終生為蟒螫所利用，隨時領導一更，政策亦變，旦夕為危，終將不免否？過去毛「酋」秉權，一日數驚，鬥爭侮辱，酷刑處死，任其擺佈，人權尊嚴，悉數蕩盡，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來歸，以承父誌，澹泊改觀，養頤天年，或能予以參加建國工作之機會。倘執迷不醒，他日光復大陸，則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願欣賞雪竇風光，亦決不必削髮，以淨餘劫，回頭是岸，願捫心自問。款款之誠，書不盡意。
順祝 安謐
蔣宋美齡謹啟
民國七十一年（1982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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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承誌並未對此失望。後來他對從台灣來到中國大陸的馬璧說：“蔣經國先生是不會忘記我的，我也不會忘記他，據我知道他也是思念故鄉的。我在7月致蔣經國的信函中已經說過了，我也可以去台北同他見麵，他若是來北京，我們更是歡迎。”
1983年6月，廖承誌因心臟病突發在北京逝世，此事不了了之。後來蔣經國以推動政治民主化方式，確立反共與「革新保台」路線，從政治上對抗中共統戰攻勢。
但另一方麵，由於受到民意壓力，台灣方麵的“三不政策”有所鬆動。蔣經國後來派密使沈誠以香港商人身份多次到北京傳遞信息。
1987年3月19日，沈誠回到台北，將一封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的信親手交給蔣經國。
1987年3月25日，蔣經國在對楊尚昆的信反複閱讀後，在慈湖書房召見沈誠說，他認為中共是有誠意的，國共兩黨高層次對等談判可行。
1987年下半年，蔣經國下令在中國國民黨中央設立大陸工作指導小組，並先後宣布解除戒嚴及開放赴大陸探親的命令。兩岸交流由此不斷發展。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在台北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