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天狼
天弓 神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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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敦邦
1938年生，著名畫家，號民間藝人，江蘇鎮江丹徒人，1956年畢業於上海第一師範學校，任《中國少年報》、《兒童時代》美術編輯，1976年入上海工藝美術研究所，後擔任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擅人物，工寫兼長，多以古典題材及古裝人物入畫，主要作品有：《水滸人物一百零八圖》、《戴敦邦水滸人物譜》、《紅樓夢人物百圖》、《戴敦邦新繪紅樓夢》、《戴敦邦古典文學名著畫集》等；連環畫代表作品有：《一支駁殼槍》、《水上交通站》、《大澤烈火》、《蔡文姬》等。
戴敦邦先生自稱“民間藝人”。小時候生活在上海相對貧困的地方，接觸的都是販夫走卒，家裏來往的客人也無特別有文化的人，都是為了生活而奔波的底層人。戴敦邦自認繪畫上喜歡陳老蓮、任伯年兩家。“我還喜歡民間流傳的美術。反正是比較傳統的，甚至說比較俗氣的東西，這跟出身有關係，跟我受的教育、生活的環境有關係。我小時候家裏沒有什麽課外讀物，隻有到學校才有書。”
偶像是“三毛之父”
讀初中時，戴敦邦偏科太厲害了，數學幾乎零分，沒有辦法念高中，後來考進上海藝術師範，其間學校被撤銷，並入上海第一師範學校。在校期間，戴敦邦作為小學美術老師的培養對象，接受了美術教育。
1956年畢業後，戴敦邦任《中國少年報》美術編緝，1957年任中國福利會《兒童時代》美術編輯。他回憶：“我的任務就是當美術編輯，兒童刊物什麽事情都要做。校對、印刷、拿稿子、送稿子、給作者送稿費，還設計版麵。”業餘的時間就畫連環畫，“當時畫其他畫種幾乎沒錢的，連環畫、插圖、為報紙和出版社畫畫等有稿費收入。解放初期會畫畫的人幾乎不是畫漫畫就是畫連環畫，因為需要量大，政府要宣傳國防、政策、運動，我們年輕人也不懂什麽，有一點收入就往這條路上跑了。”
“三毛之父”張樂平是戴敦邦從小就崇拜的偶像。戴敦邦臨摹過一段時間張樂平的作品，因為工作的關係，兩人曾經有過接觸。“張樂平先生的畫非常好，我們當時也是看三毛。因為他也是底層出來的，也沒有什麽學曆，觀察社會，提煉出三毛這個藝術形象。我們這種剛剛從學校來到社會的年輕人，有意同他多親近一點。”戴敦邦說，“張樂平年輕的時候受他母親的熏陶，他母親剪紙、窗花、圖案的手藝特別好。所以，張樂平有一項絕活，剪紙很好。他原來也不是在社會地位上很有威信的人。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大批成功的畫家都是這樣的，並不是什麽美術高等學府出來的，像丁聰、葉淺予，從現實生活中找題材，塑造出來形象，而且這些作品在社會引起普遍的共鳴，然後成為畫壇上很有地位的人。”
畫底層小市民的生活
當年戴敦邦在連環畫中自得其樂。他說：“當時畫中國畫沒錢，畫油畫也沒什麽錢，要自己掏錢買畫布、顏料。我們畫連環畫，鉛筆、毛筆，包括畫紙都是出版社印好了方塊，就在這裏麵畫。我們又是業餘的，更不可能畫大的東西，當然都是畫連環畫。”但他覺得畫連環畫對自己的成長影響很大：“連環畫的藝術實踐多，一個故事給你，你就要像電視劇導演一樣，怎麽分鏡頭，怎麽調動繪畫手段，那是鍛煉人的。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像一幅國畫就能打動讀者。它必須把故事畫出來，人物塑造方麵，不如單一幅畫那樣，一般來說能把這個故事講清楚了，人家都理解。它對作者提供了創作上大量的實踐。但是連環畫不能解決繪畫的所有問題。”
真正使戴敦邦在藝術上成熟的是畫中國的古典名著。他覺得自己畫現代題材不大行，更喜歡畫一些底層小市民，當他畫起《水滸傳》，感覺跟興趣非常吻合，以後畫《金瓶梅》，更感得心應手。“古代我沒生活過，但跟現代的底層生活好像是非常吻合的，所以我比較有把握，興趣自然而然產生了。我基本上放棄畫現代的東西，都是畫古人。”戴敦邦說，“四大名著我都蠻喜歡，但是，因為我生活在底層，《水滸傳》裏麵描寫的東西有比較多的共鳴。像武大郎，好像就在我們生活中看到一樣，所以畫起來比較有共鳴。另外，民間的說書、戲曲比較多，對我來說可以吸收很多的養料。《紅樓夢》是比較高端的文學作品，對我們理解起來還是比較困難。《三國演義》就比較難一點了，都是上層的軍事、外交上的勾心鬥角，但是像關羽、張飛這種形象也受民間很多人喜愛。《西遊記》更是這樣。不是每個人都看過四本小說的，但是它們派生出來的戲曲、評書、年畫特別多，都家喻戶曉，所以對我們也比較有影響，但是全部去讀，自己興趣也不大。”
戴敦邦覺得繪畫需要有一點天分，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勤奮。“有人天分高了不勤奮，反而不行。有的人天分差一點，勤奮還可以補足天分，反而能夠成才。”幾年前因為畫畫用力過勤，他的右眼幾近失明。近來，他致力於畫《道德經》。“我五大名著畫完了。現在也沒辦法，眼睛有問題了，自己想怎麽畫就怎麽畫。我怎麽理解《道德經》，就畫成什麽樣。 ”
“有時看中國的藝術發展史不進反退”
《水滸傳》特別精彩的人物是少數
時代周報：中央台拍攝的電視劇《水滸傳》，一百零八將是你畫的，給公眾的印象很深。
戴敦邦：我沒有什麽名，我有什麽名？那是電視劇、傳媒的功勞，不是我的功勞，其他人畫了也是這樣。當時是朋友介紹中央台來找我，中央台跟我說：我們錢很少的。我比較喜歡《水滸傳》，我說：錢給不給無所謂，我來畫。我畫了各種版本，中央台畫了一套，中央台以前白描的我也畫過。
時代周報：有作家說，《水滸傳》的精彩之處就在於刻畫了一百零八將，每個人的性格都不一樣。你的看法如何？
戴敦邦：總體是每個人物刻畫得很到位，但是不能說一百零八個一點都不類同。因為我畫的過程當中還有不少是湊數的。它最精彩的這幾個人物：魯智深、林衝、宋江、武鬆。有的是湊天罡地煞之類。但總體來說，主要的人物都是刻畫得很好，特別精彩的隻是少數。
時代周報：你比較喜歡哪幾個人？
戴敦邦：魯智深。他是一個沒太高文化的人，又是底層的低級軍官，在民間打抱不平。我覺得他雖然文化不高，但智商很高。他打死了鎮關西，要有時間走，就說：你不要裝死。結果他這樣就跑掉了。後來他很多東西都表現得很好，救林衝到一定程度，他說：我不能送你了，要到滄州了，估計這兩個鳥人不會再害你了，我不能陪你了。在這些地方，他表現得非常有智商，所以後來他能修成正果。他一方麵信佛，一方麵仍然大方地喝酒吃肉，真正地懂得佛是怎麽信的，不拘泥於什麽。他真正是有佛的胸懷。包括他對宋江的態度，也不是盲從。招安的時候，他是堅決反對的，這就是大智大勇。他說：不行，招安了還是死路一條。像李逵這樣的人，一個是魯莽，一個就是對宋江盲目崇拜，這都充分體現了我們古代勞動人民的愚昧，李逵就是愚昧。魯智深一點都不愚昧的。一樣是很粗魯的人，他不愚昧，什麽人都不盲從。
武鬆同魯智深比，他的性格上多少有一些狹隘。魯智深胸懷要寬廣。武鬆還有一點，鴛鴦樓上殺人太多了，殺西門慶、潘金蓮還是有道理，到鴛鴦樓，連丫鬟、下人都殺了。而且他對施恩在快活林這個事情，也比較盲從了，施恩跟蔣門神都是一樣的嘛，人家給他小恩小惠，他就幫人去打架了。魯智深就不會了。人家評價都說李逵好，我說不對的，我認為魯智深是水滸第一條好漢、真正的英雄。
戴敦邦：我有一個原則就是不畫刪節版。我是全本，不是刪節本。作為完整的藝術，就不能肢解它。上麵審查沒有表態，也不說錯，也不說不錯，已經審稿將近五年了。
我畫《金瓶梅》全本，不是刪節本
時代周報：你為什麽要畫《金瓶梅》全本？
戴敦邦：《金瓶梅》我看得比較晚，我畫了《水滸傳》以後就開始注意《金瓶梅》。因為大家知道《金瓶梅》跟《水滸傳》的關係，是西門慶跟潘金蓮的故事。另外，它的生活就是市井底層的人物生活，雖然西門慶有些官場的事情，但更多還是底層。我全部畫了一遍《金瓶梅》，但現在不能出。我和劉心武合作的《戴敦邦繪劉心武評金瓶梅人物譜》，隻是幾十個圖而已。我後來畫到250個圖。但是我有一個原則就是不畫刪節版。我是全本，不是刪節本。作為完整的藝術，就不能肢解它。上麵審查沒有表態，也不說錯，也不說不錯，已經審稿將近五年了。
時代周報：你對《金瓶梅》的小說原著如何評價？
戴敦邦：我認為這是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大家現在都肯定的四大名著，但是我覺得四大名著同它比，它是最偉大的。中國的小說以前是寫帝王將相、仙人神道，《金瓶梅》完全寫到人。這是以前沒有的，或者沒有像它這樣完整的。而且寫的是底層的平常生活，底層人作為小說的主人公來寫。《紅樓夢》的整個小說的結構，我認為是學《金瓶梅》。當然它在《金瓶梅》的基礎上把一家底層的破落戶或者暴發戶，換成了一個比較有修養的士紳大家。《金瓶梅》裏麵的人都是沒有修養的，就像我們這些人，文化也不高。但曹雪芹的文化就比較高一點，沒有《金瓶梅》，我也不敢想《紅樓夢》會寫成什麽樣子。《紅樓夢》裏麵的有些人物，我可以說社會曆史裏麵不可能有具體非常像這樣的人。但《金瓶梅》裏麵的人，在生活中確確實實有。比如賈寶玉這個形象，生活裏不可能有這樣的男人，林黛玉也不可能有。《金瓶梅》不是，它的藝術形象就跟社會一樣，我認為偉大在這個地方。而且我看了《金瓶梅》就理解了中國社會。現在不理解各種社會現象，看了《金瓶梅》：哦，就是這麽回事。幾百年前人家把現在的事情都寫在裏麵了，現在有多少西門慶啊？潘金蓮也多。我們現代社會上的現象，《金瓶梅》都寫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怎麽交換，人性的醜陋等都寫了。所以我說它偉大。說句不好聽的話，現在的作家寫不出的。《金瓶梅》寫的是宋代，但是生活經曆就是明代。正因為偉大，我才要畫它的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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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 談 金瓶梅
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魯迅從中國小說的淵源——神話開始，研究了漢人、六朝誌怪小說、唐人傳奇、宋話本到元明清長篇小說的發展進程，揭示其曆史發展的必然規律。《金瓶梅》則是這一曆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
魯迅認為，在長篇小說中，最早出現的《三國誌演義》、《水滸傳》是講史小說的代表，《西遊記》是神魔小說的代表。《金瓶梅》則是稍後出現的“人情小說”的代表。他說：“當神魔小說盛行時，記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猶宋市人小說之‘銀字兒’……又緣描摹世態，見其炎涼，故或亦謂之‘世情書’也”，“諸‘世情書’中，《金瓶梅》最有名” ---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第一，《金瓶梅》的題材特征是“記人事”，“描摹世態，見其炎涼”。“描寫世情，盡其情偽”，
第二，作為“市井俗人”的“潘金蓮、李瓶兒、春梅都是重要人物”。《金瓶梅》著意塑造了西門慶一家的各色人物，及其與這“一家”相聯係的權貴、士類等社會各類人物，收到了“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的典型效果。
第三、 魯迅還認為《金瓶梅》的藝術表現手法亦有顯著的特點。它不像《三國誌演義》那樣據於史實而順序鋪排;也不像《水滸傳》那樣以幾個一人一事式的故事大段拚接展開，而是以描寫西門慶一家為中心，以整個社會為背景，結構形式錯綜複雜，情節開展曲折多姿。魯迅指出：“作者之於世情，蓋誠極洞達，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並寫兩麵，使之相形，變幻之情，隨在顯見，同時說部，無以上之”。可見，《金瓶梅》在結構形式、藝術表現手法上也表現出了與古代小說相區別的顯著特征。
鄭振鐸對《金瓶梅》的研究文字有三篇：
鄭振鐸認為：“《金瓶梅》的出現，可謂中國小說的發展的極峰。在文學的成就上來說，《金瓶梅》實較《水滸傳》、《西遊記》、《封神傳》為尤偉大”，“西遊、封神隻是中世紀的遺物，結構事實，全是中世紀的，不過思想及描寫較為新穎些而已。《水滸傳》也不是嚴格的近代的作品，其中的英雄們也多半不是近代式(也簡直可以說是超人式的了)。隻有《金瓶梅》卻徹頭徹尾是一部近代期的產品” --- 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4冊第60章。。
鄭氏就這個問題對《金瓶梅》作了較為係統的分析。他指出，《金瓶梅》“不寫神與魔的爭鬥，不寫英雄的曆險，也不寫武士的出身，像《西遊》、《水滸》、《封神》諸作”，它寫的是“一個真實的中國的社會”，“赤裸裸的毫無忌憚的表現著中國社會的病態，表現著‘世紀末’的最荒唐的一個墮落的社會的景象”。當然，《水滸傳》等小說對當時社會現實的揭露也是有分量的，但就其深刻程度、廣泛程度而言，是不能與《金瓶梅》相比的。因此，鄭氏認為：“表現真實的中國社會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說了”，“要在文學裏看出中國社會的潛伏的黑暗麵來。《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資料”。
鄭氏還認為：《金瓶梅》的“寫實”成就，是它超出古典型小說，而成為近代期小說的重要標誌。他指出，《金瓶梅》所寫的是“真實的民間社會的日常的故事”，“寫中等社會的男與女的日常生活”。而這樣的“寫真實作品，在宋元話本裏曾經略略的曇花一現過”。然而就是這樣的宋元話本，如《錯斬崔寧》、《馮玉梅團圓》等，“尚帶有不少傳奇的成分在內”。這種情況在古典名著《水滸傳》、《三國演義》中都存在。這些作品“寫實”的成就也是很高的，但勿庸置疑，傳奇的成分亦不少。鄭氏認為，就是《紅樓夢》也是這樣。“《紅樓夢》的什麽金呀，玉呀，和尚、道士呀，尚未能脫盡一切舊套。唯《金瓶梅》則是赤裸裸的絕對的人情描寫”，“將這些‘傳奇’成分完全驅出於書本之外”。當然，從總的藝術成就上講，《紅樓夢》是超過《金瓶梅》的，但在這個問題上，不能不說《紅樓夢》較之於《金瓶梅》反倒退了一步。因此，鄭氏指出，《金瓶梅》“是一部名不愧實的最合乎現代意義上的小說”，“在我們的小說界中，也許僅有這一部而已” --- 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4期第60章。。
《金瓶梅》中確實有不少汙穢的描寫，這是客觀事實，勿庸諱言。正如鄭振鐸說：“誠然的，在這部偉大的名著裏，不幹淨的描寫是那末的多，簡直像夏天的蒼蠅似的，驅拂不盡。” --- 鄭振鐸：《談〈金瓶梅〉詞話》。
魯迅所說：“就文辭與意象以觀《金瓶梅》，則不外描寫世情，盡其情偽，又緣衰世，萬事不綱，爰發苦言，每報峻急，然亦時涉隱曲，猥黷者多。後或略其他文，專注此點，因子惡諡，謂之‘淫書’;而在當時，實亦時尚。”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這是一個十分深刻的分析，其可貴處就在於能對《金瓶梅》汙穢描寫的成因作社會的曆史的分析。鄭振鐸則對《金瓶梅》的作者也作了社會的曆史的分析。他說：“人是逃不出環境的支配的;已腐敗了的放縱的社會裏很難保持得了一個‘獨善其身’的人物”，“《金瓶梅》的作者，如何會自拔呢”?這是種唯物主義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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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沈雁冰）談 金瓶梅
在1927年發表的論文：《中國文學內的性欲描寫》主要研究了這個問題。他一方麵指出：“社會上現有這種風氣，文學裏自然會反映出來，《金瓶梅》等書，立意在描寫世情，刻畫頹俗”，“其中色情狂的性欲描寫隻是受了時代風氣的影響”，一麵又指出，前人創作的這一類文學作品也深刻地影響著《金瓶梅》。沈氏簡述了中國文學中的汙穢描寫的發展史後指出，描寫漢成帝與趙飛燕姐妹淫亂生活的《飛燕外傳》是後世汙穢描寫的泉源，後世長篇小說中的汙穢描寫大都脫胎於《飛燕外傳》。例如，“《金瓶梅》寫西門慶飲藥逾量，脫陽而死的一節，竟仿佛是《外傳》寫成帝暴崩的注腳”。而《金瓶梅》成書後，又給後世小說以影響，“後世摹仿《金瓶梅》的末流作者，不能觀察人生，盡其情偽，以成巨著，反而專注於性交描寫，……走入了惡魔道” --- 茅盾《中國文學研究》下卷，商務印書館1927年版。。
魯迅認為：《金瓶梅》是“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蓋非獨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筆伐而已” ---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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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書於明代隆慶至萬曆年間的《金瓶梅》，是中國第一部長篇社會世情小說。它借小說《水滸傳》中描寫西門慶與潘金蓮的故事，把故事引申開來，寫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生活，詳細刻畫了官僚、惡霸、富商三位一體的封建惡勢力代表西門慶由發跡到暴亡的罪惡生活曆程，明寫宋代，實為作者所處的明朝“當代史”，深刻揭露了明代後期黑暗腐朽的政治和社會現實。
毛澤東先後五次評價《金瓶梅》
第一次是在1956年。當年2月20日毛澤東在聽取重工業部門工作匯報時同萬裏等人的談話中講道:“《水滸傳》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的，《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是《紅樓夢》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第二次是在1957年。毛澤東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文學價值與社會學價值，親自拍板對《金瓶梅》在全國小範圍解禁，毛澤東說:“《金瓶梅》可供參考，就是書中汙辱婦女的情節不好。各省委書記可以看看。”
於是，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門協商之後，以“文學古籍刊行社”的名義，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說刊行會”集資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詞話》，重新影印了2000部。這些書的發行對象是:各省省委書記、副書記以及同一級別的各部正副部長。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詞話》兩函21冊，正文20冊，200幅插圖輯為一冊。所有的購書者均登記在冊，並且編了號碼。
第三次是在兩年之後。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一次談話中，將《金瓶梅》與《東周列國誌》加以對比。他說，後者隻“寫了當時上層建築方麵的複雜尖銳的鬥爭，缺點是沒有寫當時的經濟基礎”，而《金瓶梅》卻更深刻，“在揭露封建社會經濟生活的矛盾，揭露統治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方麵，《金瓶梅》是寫得很細致的”。
第四次是在1961年。毛澤東1961年12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上說:“中國小說寫社會曆史的隻有三部:《紅樓夢》、《聊齋誌異》、《金瓶梅》。你們看過《金瓶梅》沒有？我推薦你們看一看，這本書寫了明朝的真正的曆史。暴露了封建統治，暴露了統治和被壓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很仔細。《金瓶梅》是《紅樓夢》的祖宗，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紅樓夢》寫的是很仔細很精細的曆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第五次是在1962年。毛澤東當年8月在中央工作會議核心小組會上的談話中，又將《金瓶梅》同《官場現形記》加以比較。他說:“有些小說，如《官場現形記》，光寫黑暗，魯迅稱之為譴責小說。隻揭露黑暗，人們不喜歡看。《金瓶梅》沒有傳開，不隻是因為它的淫穢，主要是它隻暴露黑暗，雖然寫得不錯，但人們不愛看。《紅樓夢》就不同，寫得有點希望嘛。”
毛主席先後三次對《金瓶梅》的評論。
第一次是在1956年2月19日、20日的一次會議上，毛主席聽取國家建築工業委員會和建築工業部領導同誌匯報時，一上來就問當時參加匯報會的萬裏同誌是什麽地方人。萬裏回答是山東人。毛主席接著又問：“你看過《水滸》和《金瓶梅》沒有？”萬裏說沒有看過。毛主席說：“《水滸》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的，《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是《紅樓夢》的老祖宗，不可不看。”這是毛主席第一次在眾人麵前評論《金瓶梅》。
第二次是1961年12月20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又一次說到《金瓶梅》。毛主席說：“中國小說寫社會曆史的隻有三部：《紅樓夢》、《聊齋誌異》、《金瓶梅》。你們看過《金瓶梅》沒有？我推薦你們都看一看，這部書寫了宋朝的真正社會曆史，暴露了封建統治，揭露統治和被壓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寫得很細致。《金瓶梅》是《紅樓夢》的祖宗，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但是，《金瓶梅》的作者是不尊重女性，《紅樓夢》、《聊齋誌異》是尊重的。”
第三次是1962年8月11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核心小組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金瓶梅》。毛主席在講話中說：“有些小說如《官場現形記》等，是光寫黑暗的，魯迅稱之為譴責小說。隻揭露黑暗，人們不喜歡看。不如《紅樓夢》、《西遊記》使人愛看。《金瓶梅》沒有傳開，不隻是因為它的淫穢，主要是它隻暴露，隻寫黑暗，雖然寫得不錯，但人們不愛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