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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題: 毛澤東 為何 堅決反對 三自一包 等政策和路線??】

(2014-08-04 10:13:13) 下一個


中 為  鄧子恢

 
三自一包, 老鄧, 鄧子恢, 最早搞得, 提倡的吧? 鄧老 認為 這是 突破那3年自然災害, 的 良策。

老陳, 陳雲, 也是 大力支持。




劉, 鄧, 的  我不太明確,仿佛 同上。

周 基本 偏 上。






毛 堅決 反對, 毛 又是少數派(分子), ,老毛 多數是 是  少數派, 概, 陽春白雪, 和者概寡。

那麽 老毛 為何 如此堅決 堅持 反對 三自一包之類的 政策和路線呢?

老毛 錯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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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稱讚:“陳雲同誌,特別是他,懂得較多。”
但是,毛澤東曾請陳雲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2-3次,陳雲不講。

七千人大會怎能缺少陳雲的聲音呢?偏偏就是陳雲不肯講話。
陳雲為什麽不講?他所說的理由是真的嗎?
根據陳雲在大會前的情況以及大會閉幕後,僅隔14天(並非他說的半年),
就在西樓會議開口講話的情況分析,陳雲所說“現在還沒有把握來講”,
不是他真正的理由,而是一種婉轉的拒絕。

 


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去南方,陳雲在西樓會議和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參加的擴大會議上講了話。
(據說講了2-3個小時?)
這引起毛澤東的不快。陳雲提出的“爭取快,準備慢”,
對國民經濟進行“傷筋動骨”的大調整,亦為毛澤東所不滿。
 

嚴重的是,1962年六七月間陳雲提出分田到戶以調動農民積極性解決農業困難的辦法,更為毛澤東所不容。
據當時擔任陳雲秘書的周太和回憶,11月上旬,毛澤東接陳雲的信後,約陳雲談了一個多小時。
“陳雲同誌主要闡述了個體經營與合作小組在我國農村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還是要並存的,
現在要發揮個體生產的積極性,以解決當前農業生產中的困難。當時,毛澤東同誌未表示意見。
第二天早晨,毛澤東同誌很生氣,嚴厲批評說:
‘分田單幹’是瓦解農村集體經濟,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國式的修正主義,是走哪一條道路的問題。
問題提得如此之高,使聞者十分震驚。
此消息很快傳給了陳雲同誌,他聽到後態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語。”

  七八月召開的北戴河會議和9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相繼批判了“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
而所謂“黑暗風”、“單幹風”都是與陳雲有關的。
北戴河會議前,陳雲已預感到一場政治風暴即將來臨,
自己將是這場政治風暴衝擊的對象之一,加上心髒有病,決定請假養病。
毛澤東同意了陳雲的請求。

  此後,陳雲養病閑居,基本上離開了中央最高決策層,一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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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會上,中央領導人大都在大會或小組討論會上發了言。
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著重指出要健全民主集中製,強調要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
加深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劉少奇代表中央作報告,分析了國內經濟狀況以及
造成困難的原因,總結了1958年“大躍進”運動以來工作中的經驗教訓,代表中央承擔了責任。
鄧小平在大會上講了黨的建設、建立經常工作、培養選拔幹部、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等問題。
林彪在大會上講了黨的工作和軍事工作方針兩個問題。
周恩來在福建組的討論會上發言,強調要“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
(《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9頁。)。
朱德在山東組的討論會上發言,講了糾正“左”的偏向,恢複發展生產的問題。

  陳雲是唯一在大會、小會上都沒有發言的黨中央副主席。
當時會議民主氣氛之濃厚,是與會者公認的。
作為分管經濟工作的中央領導,陳雲為什麽大會、小會都不講話呢?

  1988年5月21日,陳雲在一次談話中說: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毛主席要我講話,我不講話,
主要是和稀泥這不是我陳雲的性格,同時不能給毛主席難堪。

陳雲說出了他在七千人大會上不講話的原因。由此,筆者認為,
陳雲之所以在七千人大會上不發言,應該結合當時的會議情況和他的性格特征進行探討,
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麵。

  第一,不說違心話、顧全大局、維護中央的團結和權威,是陳雲一貫的作風,也是他突出的政治品格。七千人大會時,陳雲對經濟工作的症結、對如何進行國民經濟調整,已經心中有數。 七千人大會是1962年2月7日結束的。2月8日,陳雲即到參加七千人大會的陝西省全體幹部會議上講了話。一方麵談了改善思想方法和發揚黨內民主的問題;另一方麵,還就財政平衡、市場平衡、工農業恢複速度、精減職工、改善城市人民生活等問題發表了意見。這些內容在2月23日西樓會議和2月26日國務院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這說明,陳雲在七千人大會時已有了這些想法,否則不可能會議結束的第二天談出這麽多關於經濟工作問題的意見。大會上反映出來的方方麵麵的情況,是他前一段調查研究的繼續和補充,進一步豐富了他對問題的認識。但劉少奇在報告中已代表中央對這些年中央經濟工作中出現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毛澤東在大會的講話中也十分誠懇地表示:“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頁。這種情況下,作為中央領導集體成員的陳雲,在大會上再對以往經濟工作進行分析,提出經濟調整的意見是不恰當的;作為主管經濟工作的領導,在大家都熱烈討論經濟工作的問題時,不談自己主管的工作,而談其他,也會產生不好的效果。特別是前一階段中央經濟工作在指導方針上還存有分歧的背景下,陳雲的發言的確容易引起毛澤東的“難堪”。當時,把全黨的認識統一到國民經濟調整上來是會議的大局,也是全黨工作的大局。毛澤東的權威是與中央權威緊密相聯的,有著堅定黨性原則的陳雲不說讓“毛主席難堪”的話,不是上下級在意見不完全一致時自保的選擇,而是維護中央權威的自覺。在經濟處於困境的情況下,任何削弱中央權威的言論,都將給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帶來阻力。可陳雲又不會說“和稀泥”的話,所以,選擇不講話,這是陳雲對黨的事業高度負責的表現。

第二,這次會議隻是“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55頁。),大家思想認識還不完全統一,還處在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上下通氣、出怨氣的階段。參加會議的陳丕顯說:“出氣大會,是在出席一月擴大中央工作會議的七千人範圍之內,……我們說:上下通氣的精神是要的,但出氣就不是這麽一回事了。要上下通氣,不要光出氣。” 陳丕顯在中共上海市委擴大會議上的總結發言,1962年10月25日。這是一種情緒化的思想狀態。在這種思想狀況下,作為主管經濟工作的中央領導,陳雲再提出對以往中央經濟工作的批評意見,隻會增加部分與會者的怨氣;提出克服困難的措施,與會者在情緒亢奮的狀態下,也未必能夠得到很好地理解與貫徹。此時,選擇不講話是他政治穩健的表現。

第三,總結經驗教訓、反思以往經濟工作中的問題,統一全黨對經濟困境和克服困難思路的認識需要有個過程;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沒有成功經驗借鑒,認識的統一更要有個過程,不能急於求成。當時,中央領導人對此是有共識的。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說:“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98、300頁)。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後的一次中央會議上也說:“上下認識的接近,需要一個過程,必須做艱苦的工作,不能希望很快。調整的具體工作要有步驟,要通氣。黨內的七千幹部通了氣,通過人大、政協,也跟黨外人士初步通了氣,但是還沒有全部通氣。要全部通氣,也需要有個過程。”(《周恩來選集》下卷,第407頁)。大家還處在統一認識的過程中,作風向來沉穩的陳雲,選擇不講話是明智的。
  

會後:啟發根本,獻計獻策,工作抓實


1962年2月7日,七千人大會閉幕。2月8日,陳雲出席了參加七千人大會的陝西省全體幹部會議並講了話。他講了三個方麵的問題:第一,闡述了“交換、比較、反複”的思想方法。第二,充分肯定了七千人大會勇於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上下通氣的作用,“隻有通氣,才能團結;隻有民主,才能集中”《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頁。。陳雲特別強調:“領導幹部聽話要特別注意聽反麵的話。”“事物是很複雜的,要想得到比較全麵的正確的了解,那就必須聽取各種不同的意見,經過周密的分析,把它集中起來。”(《陳雲文選》第3卷,第188頁。)第三,在財政平衡、市場平衡、工農業恢複速度、精減職工、改善城市人民生活等問題上初步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並提出解決糧食生產不能滿足城市人口增長需要的辦法:“一是增產,二是進口,三是壓人,四是少吃。”(《陳雲文集》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400頁。)

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讓陳雲講話,陳雲不講,為什麽會議結束後就到陝西組講了話?從陳雲講話的內容看,前兩點與他參加七千人大會的感受有關。七千人大會,上下通了氣,初步總結了經驗,但對這些感性認識,還要進行理性分析,才能找準問題的症結,這就需要正確的思想方法,需要進一步發揚黨內民主。會議上的各種發言表明:“大躍進”運動中的浮誇風之所以盛行,與黨內存在主觀主義、黨內民主不暢有著直接關聯。要扭轉和糾正這種狂熱盲目的思想風氣,端正思想方法是根本途徑,同時還需要黨內民主氛圍。陳雲講思想方法,是想從深層次推動全黨正確認識當時麵臨的困難,以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講黨內民主,特別是強調黨的幹部要注意聽反麵意見,是想暢通黨內言路,上下一心,群策群力,共同克服嚴峻的經濟困難。從表麵上看,這兩個問題似乎與經濟工作無關,但卻與會後形成並落實正確的調整政策有著密切的關係。陳雲的講話觸及了當時黨內存在的問題的根本。

至於講話中對經濟工作的意見,是陳雲前期調查研究的結果,是進一步推出成熟部署的前奏。經過七千人大會對前一階段經濟工作的反思,全黨的注意力開始集中於謀劃克服經濟困難的良策。因此,陳雲在小範圍內與黨內同誌共同探討經濟調整的思路是順理成章的。

  2月21日至23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1962年國家預算和經濟形勢問題。這是中央高層商討國民經濟調整思路的重要會議,又稱西樓會議。劉少奇讓陳雲發言。2月23日,陳雲就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辦法,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明確指出:目前處境是困難的,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麵:一是農業在近幾年有很大的減產;二是已經擺開的基本建設規模,超過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現在的工農業生產水平不相適應;三是鈔票發得太多,導致通貨膨脹;四是城市的鈔票大量向鄉村轉移,一部分農民手裏的鈔票很多,投機倒把在發展;五是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針對存在的困難,陳雲提出了六條措施:一是把1963年至1972年的十年經濟規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恢複,後一階段發展;二是減少城市人口;三是采取一切辦法製止通貨膨脹;四是盡力保證城市人民最低生活需要;五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於農業增產;六是計劃機關的主要注意力,應該從工業、交通方麵,轉移到農業增產和製止通貨膨脹方麵,並且要在國家計劃裏得到體現。

  陳雲的發言,總結了“大躍進”運動以來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提出了國民經濟調整的關鍵措施,使調整思路清晰起來,在中央領導層內受到很大關注,特別是引起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的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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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會於2月7日閉幕,事隔14天後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即“西樓會議”。
會上陳雲就當時的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辦法作了長篇講話,
對七千人大會的一些觀點和決策進行了大膽修正。他認為困難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麵,
然後提出克服困難的六條重要措施。陳雲的講話,引起大家強烈的共鳴,全場瘋狂地鼓掌!
陳雲也很興奮,臉孔通紅。大家認為這次真是講透了,知道了應該幹什麽,怎樣去幹,心裏有底了。

那麽,陳雲在七千人大會上不講,為什麽在“西樓會議”上又講了呢?分析起來,大體有四條原因:

一是“西樓會議”的範圍比較小,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也就是說,講話的場合比較合適。
有些意見在大會上講不方便,但可以在小範圍的會議上講一講!
二是毛澤東在大會講話時,談到了自己在經濟工作上不如陳雲,陳雲“懂得較多”。
雖然這是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講的,實際上是向全黨宣布在經濟工作方麵陳雲懂得最多,
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誰也不如陳雲內行。陳雲因此受到一些鼓舞。
三是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發揚民主,讓人講話的精神,或許陳雲感到那個務實的、
善於聽取不同意見的毛澤東又回來了。

2月8日,陳雲在陝西組的講話證明了這一點。他針對有人擔心在北京什麽意見都可以提,
回去以後恐怕就不行了,樂觀地說:“從這次大會開始,今後批評的門是大開著的,
並且是越開越大的。”四是嚴峻的經濟形勢。七千人大會之後,中央又發現了
1962年的國家預算,表麵上收支平衡,實際上有著50億元的赤字,使中央領導人感到震驚。
出於一種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幾個因素相疊在一起,就有了陳雲在“西樓會議”
上的大膽一講,也就有了那一篇倍受歡迎的精彩演說。
那一刻,也成為陳雲人生輝煌的又一個瞬間!

當然,毛澤東對陳雲在“西樓會議”的講話確有不滿意的地方,
認為他把形勢看得黑暗了。後來多次不點名的批評陳雲說農業要5到8年才能恢複。
後來的實踐也表明,經濟恢複的時間,確實比陳雲估計的要快一點,
但陳雲提出的一些措施,對經濟的恢複則是十分有效的。

有人說,隻有七千人大會,沒有“西樓會議”,國民經濟不可能很快走出困境。
這也是對“西樓會議”及陳雲講話的一種充分肯定。這裏想再補充一句,
沒有七千人大會,也不會有“西樓會議”。有了七千人大會的民主精神,
反分散主義的舉措,又有“西樓會議”確定的宏觀調控措施,
這樣,國民經濟才得以順利調整落實。由此說來這是兩個相輔相成十分重要的會議。

陳雲在“西樓會議”的表現,功不可沒。

從省委書記到部長們紛紛在七千人大會上做自我批評,承擔責任。那麽,
他們受到了怎樣的批評?他們能不能過關呢?本章這部分在紀念版中,
作者根據新發現的資料以及讀者的意見,新做了修訂。

(摘自
《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一書 張素華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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