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天狼
天弓 神箭
“治國就是治吏”
這是本朝太祖的話。 太祖 對 明之 洪武， 清之 雍正 治吏治國 甚有嘉許。 或曰 鬧文革 也有其由？
1964年5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
“《明史》我看了最生氣。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識字的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
明武宗、明英宗還稍好些以外，其餘的都不好，盡做壞事。”
“吏治之弊，莫過於貪墨”，“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寒微。
所以，開國之初，朱元璋就整治吏治，力求建立一個政治清明、百姓擁戴的盛世朝廷。
朱元璋做到了這一點，成就了“一代明君”的清譽。
古人雲：“明主 治吏不治民。”《大明律》對官員贓罪的規定比較集中，
在刑律中專設“受贓”一門，共11條。凡官員受賄，“枉法，贓各主者，通算全科”。
即按受贓總數科刑，五貫以下杖八十，五十貫杖一百流二千五百裏，八十貫絞(死)。
為幾千年封建曆史所罕見。在朱元璋欽定的案例中，
連私下收受一件衣服、一雙襪子、一條頭巾、四本書的，也定了罪。《明大誥》開章明義，
“朕製《大誥》三編，頒示天下，俾為官者知所監戒，百姓有所持循”。朱元璋治罪貪官汙吏鮮有“緩、減、免”，
“凡征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害民如此，罪可宥乎！”
所以，在洪武年間，官員們的命運隻能用“慘”字來形容。史上有官員貪汙60兩銀子被剝皮囊草、
街前示眾的記載。較早享受此高級待遇的是朱元璋的老部下、
開國大將、鎮守廣州的永嘉侯朱亮祖及其兒子朱暹。用刑之時，朱元璋“自觀之”，以防“掉包”、“替罪”。
朱元璋不無感歎的說：“我欲除貪吏，奈何朝殺而暮犯。”
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年）即位的詔書中，強調自己“朕本淮右布衣”，
他在洪武六年（公元一三七四年）頒布皇明祖訓時，他敘述自己的經曆時說：
“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為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俊，
習練兵之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剪除強敵，統一海宇。
人之情偽，亦頗知之，以所見所行，與群臣定為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汙染之徒。”
《明史·職官誌》記載：“百姓可上訴官貴不法。老百姓不但可以直接到京師告發貪官，
還有權把貪官扭送京城。老百姓闖入官府捉拿有劣跡的官員，如有膽敢阻擋者，誅滅全家。
路上的檢查站不但必須放行，還必須提供馬匹、住宿和飲食。如果有人阻擋，不但本人要處死，
還要株連九族。而且，凡老百姓告官吏貪汙、受賄、索賄及有關不正當財產等事，
按察司並分司及巡按監察禦史定要親行追問，不許轉委，違者杖一百。審訊清楚後，按律處理。
同時，官員之間還必須相互糾舉彈劾，這既是法定的權利，更是法定的義務。
在毛澤東眼裏，“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足見一代偉人之高屋建瓴的非凡氣度。
其實，康熙朝後期，清廷已顯現明顯的敗象，是雍正的重典治國撥亂反正，
才又給乾隆留下了這份堅實的祖業。
毛澤東也曾認定雍正是一位很有政治頭腦和能幹的皇帝，
他說雍正很讚賞《資治通鑒》中“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之說。
毛澤東據此得出結論：
“治國就是治吏。如果臣下個個寡廉鮮恥、貪得無厭，而國家還無法治他們，那非天下大亂不可。”
雍正皇帝的吏治革新實踐，有以下幾個方麵：
一，洞察世情是吏治革新的動因。
雍正即位後便明確指出：“數十年來，日積月累，虧空婪贓之案，不可勝數，朕若不加懲治，仍容此等貪官汙吏擁厚資以長子孫，則將來天下有司皆以侵課納賄為得計，其流弊何所底止！”這就是雍正皇帝下決心整頓吏治的背景因素,也是他洞察世情後的正確抉擇。經過幾年的認真清理，許多貪官被揭發，革職的革職，抄家的抄家，受到處分的官吏竟達2100多名。
二，用人為本：吏治革新的重點。
千秋大業，用人為本。雍正皇帝在位期間十分重視用人問題，把用人作為治國理政的要務來抓。他說：“治理天下以用人為本，其餘都是枝葉小事。曆史上帝王治理天下，都說理財用人最重要，我看用人比理財更重要。如果用人得當，何患財之不理？如果用人不當，財又怎能理得好？”有一次，他對雲貴總督說：“你們封疆大吏，重要的是選好人才。庸碌安分、潔己沽名的人固然駕馭省力，但恐怕會誤事。”
雍正在位期間，他那用有才之賢人，回避和不用阿諛奉承、趨炎附勢之小人的用人導向和實踐，極大地左右和優化著官場環境。
三，懲貪安民：吏治革新的落腳點。雍正很懂得“民生安危視吏治”的古訓，深知貪官汙吏的勒索和壓榨是激起民變的直接原因。在雍正看到他關於財政改革新法的實際效果後說：“自行此法以來，吏治稍得澄清，閭閻鹹免擾累。”可見，減少官場腐敗，減輕民眾負擔，這是雍正王朝吏治革新的最終目的。
雍正帝曾談貪官：要叫他子孫後代做窮人
滿清的皇帝大多都是勤政的，雍正即是一位出類拔萃的君主。“康熙寬大、乾隆疏闊，若無雍正整飭，滿清恐早衰亡。”日本史學研究者佐伯治如是評價雍正皇帝。《毛澤東眼中的帝王將相》認為，雍正是一位很有政治頭腦和能幹的皇帝。
治官用人以“嚴明”著稱
“夫吏治不清，民何以安？”雍正治官，素以“嚴明”著稱。在他手下，不說貪，平庸無為即難混下去。山東曹縣知縣王錫，到任一年多雖沒有貪贓枉法之事，但既沒有審完二十命盜案之一，也沒有捕獲一名人犯。雍正認為，不幹事即是失職犯罪。摘了王錫的烏紗帽還不算，雍正還命有司判罰其五年有期徒刑。《清史稿·世宗本紀》記載，某年元旦，狀元王雲錦退朝和朋友相約玩牌，幾局之後，一張牌不見了。有一次，雍正帝“不經意”地問匯報完工作的王雲錦：“元旦以何事消遣？”王雲錦據實一一相告。雍正笑道：“不欺暗室，真狀元也。”由此他深得雍正的信任，掌修國史。
雍正用人，“寧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廢事的清官”。雍正曾給山東兗州知府吳關傑頒過一道諭旨，吳關傑把諭旨奉為至寶，先是“掛在臥室朝夕相對，後又一字一字地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風上”。這還不算，他還奏請雍正命各省文武官員一律在大小衙門的屏門上刊刻諭旨。雍正很反感地說：“你本來就不是什麽超群之才，料理好你分內的事就夠了，像這種迎合奉承的事朕很不喜歡。”為徹底消除官員好名的風習，雍正嚴禁百姓挽留卸任官員及建祠樹碑：“嗣後如仍造生祠書院，或經告發，或被糾參，即將本官及為首之人嚴加議處。”
讓貪官後代做窮人
雍正9歲隨父巡行，19歲隨父征戰，21歲封貝勒，22歲建府參與政事，但直到45歲方登帝位。用他的話說：“朕在藩邸四十餘年，凡臣下之結黨懷奸，夤緣請托，欺罔蒙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麵從背非，種種惡劣之習，皆朕所深知灼見”，所以，“朕欲澄清吏治，又安民生，故於公私毀譽之間，分別極其明晰，曉諭不憚煩勞，務期振數百年之頹風，以端治化之本”。
登基第一個月，雍正即果斷地下達了全麵清查虧空的諭令。諭令要求，各省督撫將所屬錢糧嚴行稽查，凡有虧空，3年之內務必如數補足，毋得苛派民間，毋得借端掩飾。如逾限期，從重治罪。3年補完之後，若再有虧空決不寬貸。
文獻記載，至少有2100多名官員因此而被革職、抄家。如雍正的十弟、十二弟皆因任上虧空而變賣家產補虧。《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家庭和他的姑父蘇州織造李煦也是因任上虧空而被抄了家，連他們的親戚、子弟的家也不放過：“把貪官追得水盡山窮，叫他子孫後代也做個窮人，方符合朕的本意。”
禁收地方官饋贈
雍正登基前及登基初，地方官須按規定向上司饋送禮金。山東巡撫黃炳奏曰：“規禮不除，吏治難清。”雍正元年發出上諭，禁止欽差接受地方官饋贈，督撫也不得以此向州縣攤派。對於貪戀規禮的官員，一經發覺，嚴加處理。同時，雍正還清理和取締“部費”(相當於中央官員的回扣)。
遇上雍正皇帝，官員們夠倒黴了，尤其是貪官死了也不放過！雍正四年(1726)，廣東道員李濱、福建道員陶範，均因貪汙、受賄、虧空案被追查而畏罪自殺。雍正下令，找他們的子弟、家人算賬。雍正說：“這些人想一死抵賴，借死保住財產，讓子孫後代享用，這是萬萬不行的。”
後世評論“雍正一朝無官不清”。寵臣年羹堯被封為撫遠大將軍，加太保。他自恃位高權重、皇上寵信，貪贓納賄，雍正斷然將年羹堯革職抄家，賜其自盡。
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從康熙帝到雍正、乾隆中期，清朝國力達到其鼎盛，
嚴格而言，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年到嘉慶四年（1799年）期間。
這段時期，跨度至少有100多年，是清朝統治的高峰。
故中國大陸等地的史學界及教科書中，一般將康、雍、乾時期稱為康乾盛世或康雍乾盛世。
臺灣亦稱為康乾之治。
清世宗 愛新覺羅 胤禛
雍正帝（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享年57。
雍正 （公元1723年至1735年）為中國清朝入關後第三位皇帝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的年號，在位13年。
因為雍正帝之前曾被封雍親王，即位後採用雍正一詞，除取其名「禛」之諧音外，亦有正統、名正的意思。
以辟民間奪位的謠言。
雍正帝在位時期，置軍機處加強皇權、火耗歸公與打擊貪腐的王公官吏等一係列政策，
對康乾盛世的延續具有重大作用。
雍正朝
雍正帝獲得隆科多的協助繼位，賴年羹堯平定青海亂事以穩固政局，然而後來因故賜死年羹堯、幽禁隆科多。
雍正帝在位時期，針對康熙時期的弊端採取補救措施，以延續康雍乾盛世。
他設置軍機處加強皇權，一度架空康熙年代的內閣，廢殺與他對立的王公並削弱親王勢力。
注重皇子教育，採取秘密立儲製度以防止康熙晚年諸皇子爭位的局麵再度發生。
將丁銀併入地賦，減輕無地貧民的負擔。為解決地方貪腐問題使火耗歸公，耗羨費用改由中央政府計算；設置養廉銀以提高地方官員的薪水[參 5]。
對外方麵，雍正初年青海親王羅卜藏丹津意圖復興和碩特汗國而亂，隔年年羹堯與嶽鍾琪等人平定。為此雍正帝佔領部分西康地區，又在西寧與拉薩分置辦事大臣與駐藏大臣以管理青藏地區。
聽從鄂爾泰建議推行改土歸流，廢除具自治性質的土司，以地方官管理少數民族。將喀爾喀蒙古併入清朝；於1727年與沙俄簽訂恰克圖條約，確立塞北疆界。1729年聽從張廷玉建議，以傅爾丹與嶽鍾琪兵分二路於科布多對抗準噶爾汗噶爾丹策零，最後於和通泊之戰戰敗。1732年噶爾丹策零東征喀爾喀蒙古，兵至杭愛山，被喀爾喀親王策棱擊敗。1734年清準和談，以阿爾泰山為界，西北大致和平[參 5]。
雍正元年，雍正帝採納監察禦史年熙的主張，認為「壓良為賤」的賤戶製度是明朝的弊政並應該革除。
於是開始著手廢除賤戶製：「先後下令廢除山西、陝西樂戶的賤籍，「改業為良民」。廢除浙江紹興惰民的丐籍。」雍正五年下令：「將那些「年代久遠，文契無存，不受主家豢養」的部分伴當、世僕準予「開豁為良」。」雍正七年下令：「廣東一帶的疍戶可以「與齊民一同編立甲戶」。此外，還有江西的棚民，蘇州一帶的丐戶也先後削去賤籍。」，廢除存在了一千多年的賤民製度[17]。
雍正帝勤於政事，自詡「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他在位期間的奏摺大多由他親自批改，軍機處的諭旨也由他再三修改。他所親信的內外臣僚如張廷玉、鄂爾泰、田文鏡與李衛等人也都以幹練、刻覆著稱。
他所派遣的特務遍即天下以監控地方事務，密摺製度至此完善，然而屢興文字獄箝製打擊異己。
雍正登上皇位之後，對骨肉同胞心狠手辣，刻薄寡恩，對待近臣也毫不容情，年羹堯和隆科多就是突出的例子[參 6]。
1735年雍正帝於工作時去世[註 4]，其子弘曆繼位，即乾隆帝[參 5]。
乾隆朝，，，，，，
雍正是一個什麽樣的皇帝？獨裁皇帝。
雍正鏟除異己，打擊朋黨，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把整個帝國，都置於他一個人的絕對統治之下。
這並不容易，然而雍正卻做到了。
雍正的辦法，是建立和完善了密折製度。所謂密折，說白了，就是皇帝與臣僚之間的私人秘密通訊，由一種專用的特製皮匣傳遞。皮匣的鑰匙備有兩份，一把交給奏折人，一把由皇帝親自掌握，任何人都不得開啟，也不敢開啟，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故稱“密折”。
密折製度的建立，是對傳統政治製度的一項重要改革。本來，君臣無私義。君臣之間的文字往來，就隻有“公文”，沒有私信。通常官方文書(公文)有兩種。一種叫“題本”，是談公事的，要加蓋官印；一種叫“奏本”，是談私事的，不蓋官印。兩種文書都由通政司轉呈。皇帝禦覽之前，已先由有關官員看過，等於是公開信，無密可保。楊名時奏請修浚洱海，用的就是這種公開的題本。所以雍正認為他是故意把事情宣揚出去，以免別人(也包括皇帝)搶了他的功勞。題本和奏本無密可保，皇帝和臣僚之間某些不可告人的機密和難言之隱，就無法勾兌。而且，這種公事公辦的形式，也不符合雍正和臣僚單獨交朋友的想法。於是他便把始於順治、康熙年間，但用得並不廣泛的密折，發展成一種普遍運用的政治工具，並形成了所謂“密折製度”和“密折政治”。
密折製度顯然比公文製度實用。除具有保密性外，還具有快捷方便的好處。題本是很麻煩的。它必須用宋體字工整書寫，必須備有摘要和副本，必須先由內閣審核，必須在皇帝看後再用滿漢兩種文字謄寫。密折則不必，它不拘形式，可以自由書寫，寫好後不經任何中間環節，直接送到皇帝手中。皇帝即拆、即看、即批複，直截了當，不耽誤事。雍正的密折政治，很值得專門探討和研究。
自從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權專製體製，如何統治和管理我們這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一統帝國，一直是一個不可回避的難題。明清以前曆代王朝的做法，是通過意識形態和倫理道德治國。這就是漢武帝要獨尊儒術而隋唐要建立科舉製度的原因。按照這個政治設計，我們帝國主要是由一大批熟讀儒家經典、絕對忠於皇室的文官來管理的。農業時代的帝國雖然龐大，事務卻並不繁雜，無非按期繳納賦稅和保證地方治安。另外兩件並非常規性的工作，則是抵禦外敵和救濟災民。如果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官清吏廉，民風淳樸，則地方官是非常輕鬆的。所以那些承平時代的地方官員，常常有許多閑情，可以吟花弄月，甚至著書立說，可見工作不忙。但是，這種“太平盛世”的理想，卻建立在並不牢靠的基礎上。如果天旱水澇，顆粒無收，或官貪吏汙，紳劣民刁，又如之何呢？那意識形態和倫理道德還管用麽？隻怕即便孔子在世，也無法敦風化俗。
事實上，靠道德或禮儀來治國，是完全靠不住的(這一點我們前麵已多次講過)，這才有了明代的特務政治。雍正總結曆朝曆代的經驗教訓，認為德治和禮治並不可靠(但也不能放棄)，特務政治弊端甚多。唯一的辦法，是實行“人治”。不過這種“人治”，有特定的涵義，那就是：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充當這種統治的主體。因此準確地說，它應該叫做“帝治”———皇帝一人的統治。
雍正以前，中國政治的主要形式，是德治與禮治。人治隻是某些特殊時期的現象，而且其主體既不一定是皇帝(比如曹操是丞相，武則天是皇後和太後)，也沒有相應的製度來保證。相反，不少皇帝還無法行使治權(比如年紀太小)或主動放棄治權(比如明的萬曆)。其結果，則是任何王朝都不可能真正“長治久安”，改朝換代總是不可避免。顯然，唯一的出路，是確保皇帝的“一人政治”，使皇帝真正成為國家意誌的唯一代表。密折製度的意義，便正在這裏。
這又是雍正的過人之處和高明之處。本來，密折是一種很危險的東西。它容易和告密聯係在一起，甚至變成告密的一種方式，弄不好就會讓人主上當受騙。所以康熙說：“令人密奏並非易事。偶有忽略，即為所欺。”謝濟世也說：“告密之例，小人多以此讒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不知是誰告的)，被告者無由申訴，上下猜忌，君臣相疑。”然而雍正卻把毒藥變成了良藥，玩火而不自焚。辦法也很簡單，就是“兼聽”。也就是擴大有權密奏的範圍，廣泛地聽取意見，使自己不至於被個別人的言論所左右，從而作出正確判斷。他也允許被告申辯，隻是不講原告的名字。這樣，一旦屬實，舉報者可以得到保護；萬一被誣，被告人也能洗刷冤情。所以，武則天建立告密製度，製造了不少冤假錯案；雍正帝建立密折製度，卻保護了不少好人。
雍正的尊孔，超過了前輩的所有帝王。他封孔子五世先人為王，他下令對孔子的名諱要像對君主一樣予以敬避；他向孔子的牌位行跪拜禮。這些事情，都是連漢族自家的帝王也沒能做到的。皇帝號稱“天子”。除對天地、祖宗和父母，均不能下跪。雍正向孔子行跪拜禮，就是把孔子抬到與天地君親同等的地位，當然是無比之尊了。
雍正的姿態，確實很高。過去，曆代帝王巡視太學，都稱“幸學”，也就是帝王幸臨學府的意思。雍正認為。這雖然是臣下尊君之意，但“朕心有所未安”。因此，應改為“詣”，就是拜訪、請教的意思。王朝時代，最尊貴的就是帝王。無論他到哪裏去，都是巡幸，都是給別人賞臉。唯獨到了學校，卻不是“光臨指導”，而是“拜訪請教”，這就不但是對知識、對文化的尊重，而且是對全體知識分子的尊重了，自然大得人心。
雍正不但談儒，也談佛。十一年(公元1733年)，他在宮中舉行法會，親自說法，並收門徒十四人。皇帝、王公、大臣、和尚、道士，不倫不類地聚在一起坐而論道，真是煞有介事。
天底下居然還有這樣的皇帝!應該承認，雍正的儒學水平和佛學水平都不低。比起那些腐儒和愚僧來，不知高明多少倍!他確實把握了儒學和佛學的精髓。儒家講“修齊治平”，佛家講“普度眾生”，說來說去，不就是讓大家過好日子，讓大家感到幸福嗎？這就要栽種福田。而在雍正看來，這個福田，並不在西方淨土，而就在東土人間。因為現在東土已經有了一個不是釋主的釋主，不是孔丘的孔丘。他不是別人，就是朕———雍正皇帝愛新覺羅胤。
現在，雍正已經從思想上(崇儒禮佛)、組織上(舉賢用人)和製度上(密折政治)把自己武裝起來，他可以給他的帝國動手術了。
雍正的帝國情況不妙。
雍正的前任聖祖仁皇帝康熙，親手創造了一個“太平盛世”，也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吏治腐敗、稅收短缺、國庫空虛。雍正接手時，國庫儲銀僅八百萬兩，而虧空的數字卻大得驚人。雍正說：“曆年戶部庫銀虧空數百萬兩，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說，“近日道府州縣虧空錢糧者正複不少”，“藩庫錢糧虧空，近來或多至數十萬”。如此看來，則堂堂大清帝國，竟是一個空架子。外麵看強盛無比，內裏卻空空如也。
國庫空虛，關係非淺，新皇帝豈能坐視？
康熙皇帝去世剛好一個月時，雍正皇帝下令戶部全麵清查虧空錢糧。雍正不顧乃父“屍骨未寒”，就要對康熙留下的積弊大動幹戈，可見其決心之大，也可見事情之緊迫。這是雍正即位之後的第一個大戰役，關乎國本，也關乎帝位。中央的政令到了下麵，沒有不打折扣的。清查虧空牽扯到那麽多官員的切身利益，豈有不研究對策之理？那好，你研究，我也研究。你有對策，我更有對策。我的對策是：先研究你的對策，再出台我的政策。我的政策是針對你的對策來的，看你還有多少對策!
這一下，貪官汙吏全都傻了眼。
雍正確實太了解下情了。他知道，靠貪汙犯去查自己的貪汙，那是永遠也查不出來的。他們的上司也同樣不可靠。因為沒有一個貪汙犯不巴結上司，不給上司行賄送禮。如果他不巴結上司，或者上司不接受賄賂，他還能混到今天？早就被查出來，被彈劾罷官了。即使他的上司是清廉的，也不可靠。因為地方上的虧空如此嚴重，貪墨如此猖獗，他們居然毫無動作，那就隻可能是三種情況：要麽是昏官，對下情一無所知；要麽是庸官，知情而不敢舉報，或無力糾察；要麽是混蛋，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官聲，對下麵的胡作非為睜眼閉眼，包庇縱容，搞“地方保護主義”。靠這些人去清查虧空，那才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因此即便他們手腳幹淨，也不能依靠。
雍正的對策是派出欽差大臣。這些省級或副部級的特派員直屬中央，與地方沒有任何瓜葛，而且都是為官清正又精明強幹的能員。這些人，既無前車之鑒，又無後顧之憂，且直接歸皇帝領導，不盡心也會盡心。何況，這些特派員也不是光杆司令。雍正從各地抽調了一大批候補州縣隨團到省，與特派員一起查賬。查出一個貪官汙吏，立即就地免職，從調查團裏選一個同級官員接任。這是一著妙棋，也是一著狠棋。因為雍正深知，官官相護，是官場頑症。曆來的繼任官，總是會幫著前任補窟窿，然後自己再留下一大筆虧空，讓後任去擦屁股。虧空之所以總也補不上，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這一回，後任是來查賬的，當然不會替他打圓場，做掩護。這樣，這個貪官就再也無處遁逃，隻有低頭認罪，接受處罰。而且，因為沒有後任給他補漏洞，他當然也不願意為前任背黑鍋。於是，就連他的前任，甚至前任的前任，如有貪汙挪用，也難逃法網。
貪官們當然不願束手就擒。他們還有對策，即借錢借糧來填補虧空。這也是老辦法：上麵要來查賬時，就從當地富戶那裏借些錢糧來放在庫裏。上麵的來人一看，分文不少，檢查團一走，這些錢糧又還回去。因為是官借，利息既高，又不怕不還，再說富戶們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這個辦法也屢試不爽。
可惜這種伎倆也逃不過雍正的法眼。雍正在派出特派員的同時，也給這個地方的老百姓先打招呼：誰也不能借錢糧給官府。要借也可以，這些錢糧既然被說成是官府的，朕就認它是國家所有，你們這些借錢借糧給官府的人，就再也別想把它們收回去。
這一下，誰也不肯借錢借糧給貪官們了。富戶們不想得罪官員，更怕得罪皇帝。再說，他們也不願意自己的錢糧白白地送給公家。貪官汙吏的又一條對策被雍正事先粉碎。
不過，這還隻是雍正一係列對策的一部分。
雍正的又一個重要舉措是成立“會考府”。會考府是一個獨立的核查審計機關，成立於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十四日。它的任務，是稽查核實中央各部院的錢糧奏銷。雍正深知，錢糧奏銷，漏洞很大。
雍正先查挪用，後查貪汙。而且，在追補賠償時，先賠挪用部分，後賠貪汙部分，一分一厘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無論貪汙還是挪用，每一筆賬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這一下，貪官們最後一條退路也被堵死。
雍正的高明，還不僅於此。
就在舉國上下窮追贓款、整治貪官的同時，雍正也在思考一個更帶根本性的問題：怎樣才能從製度上杜絕貪墨，保住官員的清廉？
這個問題想得很深。我們知道，反腐和倡廉是聯係在一起的。而且，倡廉比反腐更重要。沒有保證官吏清廉的製度，腐敗就會像割不盡的韭菜，一茬又一茬，真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於是，雍正決定進行兩項重要的製度改革，那就是耗羨歸公和高薪養廉。
耗羨，也就是我們前一章說到的“常例”，即火耗、米耗等等。是一種正常稅收外的附加稅。這是一種半公開、半合法的貪汙，弊端甚多。
雍正規定，歸公的耗羨，有三大用途。一是填補虧空，二是留作公用，三是發放“養廉銀”。這是耗羨歸公的配套措施，也是反腐倡廉的配套措施。雍正為人雖然不免冷酷刻薄，但他的冷酷刻薄隻用於權力鬥爭，也隻施加於他仇恨和憎惡的人。對於一般人，他是通情達理的。他並不要求官員們餓著肚子辦公(也辦不到)，相反還主張他們有體麵的生活。他認為，大小官員，都應該“取所當取而不傷乎廉，用所當用而不涉乎濫”，既不可以盤剝百姓魚肉子民，也不可以故作清貧沽名釣譽。但是，俸祿不能提高，而貪汙又不允許，官員們怎樣才能保證生活的體麵呢？這就要靠“養廉銀”。所以，耗羨不可不收，也不能不給官員們用，但要有規矩。一是要適度，二是要合理。其標準，則是官職的高低、政務的繁簡和賦稅的多寡。由這三個坐標係定出養廉銀的數額，多收就是貪墨。
現在雍正幾乎把所有導致腐敗的漏洞全堵住了。他應該成功了吧？可惜沒有。
雍正改革賴以成功的條件和他改革的目標是根本相悖的。雍正要懲治的是腐敗，反腐敗的力量是他的特權，而特權又恰是腐敗之源。沒有特權，不會滋生腐敗；沒有特權，又無法懲治腐敗。這是一個死結。在封建專製的王朝時代，沒有人解得開，雍正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