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士長 憶 周恩來暮年病況歲月】

總理探視患病的康生後的一個月，就是1972年的5月，周恩來也被查出患了膀胱癌。

　　
康生的膀胱癌，對中央各首長的保健醫生們或大或小都是個警惕的信號。
因為膀肮癌比較特殊，如果腫瘤不是長在膀胱的進出口處，患者沒有感覺，很難早期發現。
所有保健工作人員，一般都要注意保健對象的飲食起居有何變化，捕捉可疑的蛛絲馬跡。
由於膀胱癌早期患者無感覺，不會在飲食起居上發生變化，所以全靠化驗數據來判斷了。
按照保健工作的常規，對中央領導要每月化驗一次便尿及痰。

1972年5月11日，我將總理的尿樣通過護士交給了保健醫生張佐良。他是總理的第三任保健醫生。第一任是周尚玨，後來調到北京醫院任內科主任，第二任叫卞誌強，後任中日友好醫院院長。張佐良是1965年8月調到周恩來身邊工作，來了不到一年就趕上"文化大革命"；總理忙得不可開交，他也忙得廢寢忘食。

尿樣一拿到，張醫生馬上化驗，發現了三四個紅血球。據說男性老人，尿裏有一兩個紅血球還算正常的，但三四個顯然就多了。
也許是血管硬化或尿道畸形造成的？也許是膀胱結石，小便時滾動磨出了血？可萬一是腫瘤……

康生的例子擺在那裏，不能大意。兩天後，張醫生慎重措詞地對周恩來說："總理，前兩天化驗尿樣結果有些不正常。也許是尿道出現了畸形或結石，也許是泌尿係統血管硬化，也許有其他原因，有必要再查一次。因為前兩天做的隻是常規化驗，沒做細胞學檢查，萬一是長了什麽東西……還是再化驗一下保險。"

"你呀，說了這半天都是廢話。"周恩來豁達開朗地一笑："說穿了，不就是怕長瘤麽？明天留。"

第二次化驗，在做常規化驗的同時，趕緊做了細胞檢查。檢查結果請北京醫院、協和醫院、301醫院和腫瘤醫院的專家都看了，一致認為是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

知情者都驚呆了。似乎無法接受這一殘酷的現實，又把樣本拿到天津，拿到上海……

5月18日，無情的結論終於完全確定下來：是膀胱癌。

於是，"總理醫療小組"成立了，由吳階平任組長。遵循中國的俗例，所有人都統一口徑。保健醫生可以比專家小組多講幾句，但也不能離譜，這其實隻是瞞自己。總理從一開始治療就知道自己是膀胱癌，"隻不過是個拖時間問題"，為了體諒大家的苦心，他也從不點破。醫者和患者就這麽心照不宣地留給對方一個朦朧的安慰。

總理心中有數，不僅在於有醫療方麵的基本知識，更在於他長期以來對生病幹部的關心而積累的經驗和常識。在職在位的中央領導患病後，醫療小組的成立和對小組的領導過問，基本都是總理擔負起責任。就是被打倒或靠邊站的幹部，也莫不如此。不管是陶鑄的胰腺癌還是陳毅的腸癌或是彭德懷的治療與手術，總理都是親自過問，親自指定安排醫療和手術人員，親自聽取醫療匯報。這些老同誌無疑都是受到了嚴重政治迫害以及人身摧殘，但要說醫療和手術有什麽"故意拖延和破壞"，這是不恰當的。我們親眼目睹了總理那個操心盡力，確實敢向死者親屬及全國人民證明，總理的一片真誠可對天地，可昭日月！他對國際友人也是一片愛心，胡誌明、阮良明、霍查、斯諾……都是他親自過問醫療組的工作。

1965年底，總理曾給我們講了件事。說陶鑄病了，懷疑是癌。大家都瞞著陶鑄，隻有賀老總聽說以後，馬上去看陶鑄，見麵就說："聽說你得了癌症？"陶鑄正搞不清自己的病，聽賀龍一說就愣住了。賀老總又說："你聽我一句。如果最後確診不是癌，那就趕緊去休息療養一下，別把身體全拖垮了，這可是革命的本錢。如果確診是癌，我勸你別在這裏躺著了。日子不多了，得抓緊時間多於些工作啊……"

賀龍對待生命、疾病、工作三者關係的態度，無疑是有啟發的。本來就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忙的一個人"的周恩來，開始了"抓緊時間多幹些工作"的最後努力。

這種努力在發現尿中紅血球增多到確診為癌症的一星期裏就開始了。保健醫生很負責任，每天查紅血球，曲線沒有下降的趨勢。醫生勸周恩來借此休息一下，做全麵體檢；我們勸他借此出去療養一段，調理一下身體和精神。

周恩來不幹。他望著醫生時，目光陰鬱、鎮定，帶著沉思和一種淡淡的哀涼，低聲懇求："你們先不要忙，先讓我忙過這一段。再說，查出癌症又有什麽辦法？我這麽大歲數了，能多忙幾天，多處理幾件事就可以了。"

總理的這個態度並不隻是一貫忘我工作精神的必然，也不隻是受賀老總那套"理論"的啟示，這裏還有形勢和曆史的要求。為了努力減輕和消除"文化大革命"帶來的種種混亂及惡果，他必須抓住林彪叛國事件後曆史出現的轉機。這種機會稍縱即逝，若不及時抓緊，又不知要付出多久時間多大代價才能再得一次這樣的轉機。他必須借此舉起批判極左思潮的旗幟，盡可能使黨和國家從危難困窘中擺脫出來。

許多人，甚至曾經在總理身邊工作人員中的部分同誌，在過去相當一段時間裏喜歡說"四人幫"拖延幹擾了對總理的治療，使總理沒有及時住院，沒有及時手術，沒有及時……

作為仇恨的情緒可以理解，在政治鬥爭中為了進一步激起民眾對"四人幫"的憤恨而這樣講也無可非議。但從曆史角度來看，這種說法站不住腳。"四人幫"再壞也沒有這麽大本事。比如在籌備召開四屆人大的過程中，周恩來抱病飛赴長沙，向毛澤東匯報人事安排等問題。臨行前，醫務人員發現他的大便有潛血，需要立即進行檢查治療。之所以沒有"立即檢查治療"，並非"四人幫"故意拖延．"謀害總理"，而是葉劍英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為了在籌備召開四屆人大的關鍵時刻不讓"四人幫"趁機抓權而表示"現在不能提及此事"，"並反複叮囑醫務人員要想盡一切辦法無論如何也要保證周恩來安全回來"。總理對自己的病也始終是采取治療要配合工作．以工作為主的態度。他對醫務人員明確要求："你們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隨時如實地告訴我，因為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個交代"。

就"四人幫"而言，如果總理放棄權力和工作，徹底去休養治病反而更符合他們的政治利益，是他們求之不得的。因為周恩來已成為他們謀取政府權力的"最大障礙"。在蘇聯，赫魯曉夫等人即便沒病也都曾以"健康原因"而被迫離開權力中心，周恩來雖然確實"重病纏身"，"四人幫"卻無法以"健康原因"迫其離開，這是黨心民心所向，也是直接取決於毛澤東和周恩來本人的態度。

早在1965年，發現周恩來患心髒病時，毛澤東即關心地請他"工作量減少一點，少看一點兒文件"。總理患癌症後，毛澤東又多次勸他"安心養病"，"節勞，不可大意"，並一而再地提議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黨的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就我所知的情況和現在所能看到的證明，首先提出請鄧小平重新出山的，正是毛澤東本人，而不是其他人的"推薦"，也不是周恩來的推薦。盡管周思來希望鄧小平出山，但這種敏感的重大人事決策，除了毛澤東，沒有哪個敢首先提出。周恩來隻是寫信向毛澤東表示："積極支持主席提議的小平同誌為第一副總理，還兼總參謀長。"

周恩來在信中對自己病體的態度是；"我的身體情況比七月十七日見主席時好多了，隻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開人大，定能吃得消。"
我跟隨總理去長沙，向主席匯報四屆人大籌備情況時，毛澤東充分支持了周思來。在長沙住了5天，總理心情非常愉快，前麵講過，雖然一直便血，仍然為毛主席過了生日，幹了一杯酒。後來才知道，毛主席在談話中有三條重要內容。一是勸總理"安心養病"；二是再次肯定鄧小平"人材難得，政治思想強"；三是批評"江青有野心"。

如果說"四人幫"惱怒周思來病重仍然不肯離開政治權力中心，采取了"既然你抓權不放，那就把事情推給你辦"的態度，這還說得通。但是，在兩大政治力量的較量和決戰中，不能簡單地把複雜的矛盾和鬥爭隻說成"四人幫""無端幹擾""拖延破壞"對周恩來的治療工作。這種簡單的說法不能反映總理堅持工作的忘我精神；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的主動精神和為了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堅持鬥爭到最後一刻的頑強精神。

總理逝世前的奮鬥與治療過程，我覺得可分三個階段。這是我為了敘述的方便，而不是什麽自以為是的客觀"標準"。
第一階段是林彪叛逃事件後到1974年6月1日，總理不得不告別工作了25年的西花廳，住進305醫院，並在當天作了第一次手術。
第二階段是從1974年6月1日到1975年10月下旬，這是他在事實上擔任總理職務的最後1年零5個月，把自己全部身心最後獻給黨、國家和人民的1年零5個月。
第三階段從1975年10月下旬到1976年1月8日，這是他再也無法離開病床站起來的2個多月；這期間他不允許人再叫他總理。他這期間所能做的隻是叮囑後來人並與自己的癌痛作最後的鬥爭……

 

吾貌雖瘦，天下必肥

 

確定總理患膀胱癌是1972年5月18日；實際患癌自然早於此。林彪事件對毛澤東的刺激是巨大的，對周恩來的刺激同樣是巨大的。在他們以大政治家的沉著鎮定麵對現實，有條不紊地處理這一事件，穩定局勢，安定人心之際，他們的身體和精神狀態都起了微妙的變化。我猜測，在主席發生突然的休克時，總理膀胱裏很可能已經有細胞發生了癌變。

向來謹慎小心的周恩來，在那段時間變得多疑；不僅是謹慎小心，甚至可以說是謹小慎微了。這方麵連專機組的同誌們也有了感覺。
林彪事件發生不到一個月，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訪問我國。10月10日，總理陪他去南方參觀訪問。
以往專機起飛，由機長向總理報告航線、時間、天氣、機況後，總理同機組同誌們握握手，問候一聲就放心地上飛機了。
這次不同。聽完報告，他不放心地問："飛機檢查了嗎？"
"都檢查過了。"
"正常嗎？"
"正常。"
"沒發現問題？"
"沒問題，都正常。"
"試飛過嗎？"
"試飛過。"
"也檢查也試飛過了？"總理反複叮問。
"我親自檢查試飛過了。"機長張瑞靄從1954年起就為總理飛專機，從未見過總理這樣不放心。我自己跟隨總理乘飛機，何止百次，空中遇險就有過七八次，更不曾見過他這樣不放心。又問一句："你們都是黨員嗎？"得到肯定的回答才登上飛機。
專機飛越長江時，張瑞靄報告說："總理，要過長江了。"
總理一直在朝航線下方張望。以往遇險，都是我不放心，我緊張。我總想找機長去問個清楚，而總理都是一百二十個信任地穩坐不動。記得兩年前總理跟葉帥去河內吊唁胡誌明，專機升空不久就進入雷雨區，電光雷火映得天空一片紅，飛機像燃燒的火團一般。我不安地想去前邊提醒張瑞靄幾句，總理馬上揮手製止："別去打攪人家，瑞靄他們會有辦法的。"
這一次卻顛倒了。飛得四平八穩，我一百二十個大放心，總理卻狐疑地朝下方望個不止。
"是過長江嗎？"總理朝下望，朝張瑞靄凝視："我怎麽沒看見長江呢？"
"那裏，看到了嗎？在那兒！"張瑞靄幫助總理找到下方寬闊的長江入海那一段，幾個人都跟著說看到了。
"瑞靄呀，這是長江嗎？"總理臉上的狐疑之色使我也疑惑了，該不是海灣或外國的什麽河吧？總理的聲音充滿了不安："我看不像呀！"
"沒錯，總理，是長江。"張瑞靄忙拿出地圖遞給總理："你對照一下，現在看到的就是這一段……"
總理拿著地圖，在張瑞靄的指點下，對照半天才多少放下心地點點頭："哦，是長江……"

常聽醫生講，身體的變化會反映到精神上；精神的變化也會影響身體變化。我相信這個說法。
這件事發生不到半年，醫生便在總理的尿中查到了癌細胞。這種發現若是在另外一個人身上，也許會帶來沮喪；但是在總理身上，卻像注入了一針興奮劑，他以前所未有的忘我精神投入了工作中。

從1972年5月18日確診癌症，到1974年6月1日住進305醫院手術，周恩來是怎樣完全忘我地拚命工作呢？
1973年6月上旬的一天，周恩來已是30多個小時沒合眼。究竟處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恐怕秘書也算不清楚。
夜裏一點多，似乎他老人家該歇口氣了，秘書卻看著手表提醒："總理，還有14分鍾。"
"唔，你們做準備，我刮個胡子。"我看到周恩來往起站時，已經十分吃力，用雙臂撐著才站起來；他的手抖顫不止，身體晃了晃才站穩，然後竭力用平時慣有的那種快步朝衛生間走去。

那時，總理查出癌細胞的情況還隻限於很小範圍的人知道，連我們身邊工作人員多數也不清楚；隻知道有病，不明確究竟是什麽病？更不曾有"不治之症"的任何念頭和預感。對於總理每天的活動安排，仍像過去幾十年一樣嚴密緊湊，以分秒來計算時間。

總理要刮胡子，說明又是外事活動。他注意儀表整潔，前麵章節專文談過，是幾十年如一日，因為這是代表著中國人的臉孔和精神狀態。以往修麵，或者是請北京飯店的理發師朱師傅，或者是他自己用安全刀片刮臉。進入七十年代後，總理由於手越來越抖的厲害，不大用刀片了，多用電動刮胡子刀。我見時間所剩不多，看來總理又顧不上吃飯了，便去給負責招待工作的李維信打電話。

以往，總理一旦顧不上吃飯，我們就給李維信打電話，請他準備一杯玉米麵糊糊或是幾個素餡包子，拿在路上吃。這次考慮總理的身體狀況，30多小時沒休息，胃口肯定不好。我就請李維信準備一碗素湯麵。估計湯湯水水的吃著可以舒服些。

給李維信打完電話；接著又調車。到辦公室請總理出發時，屋裏屋外正在亂紛紛找人："總理呢？誰見總理了？"
總理"失蹤"了！正有些慌亂，忽然有人說："哎呀，總理不是說要刮胡子嗎？"
總理要是用電動刮胡子刀，不會耽誤這麽久，因為他常是拿著刀上車，在車上順便就刮了胡子。想到總理的胡子又多又硬，稍長點電動剃須刀就刮不動丁，我就忙朝衛生間找。他也許見電動剃須刀刮不動又用了安全刀片呢……

我在前麵走，後麵跟了幾個人。進門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不會說，不會動，甚至停止了呼吸。唉，我們的總理喲！他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條麵巾；他微屈的右臂，手裏仍虛握著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臉刀，他就歪在鏡子前邊睡著了！他英俊的麵孔曾使所有的中國人為之驕傲，現在卻變得那麽瘦削灰黃；他的眉毛依然威武，雙唇仍然露出善良和慈愛，可是他的眼窩卻是深深地，深深地沉陷下去……
我們麵麵相覷，用顫抖的目光互相提醒：別出聲，也不要動，讓總理睡幾分鍾，哪怕是多睡幾秒……可是，心血翻呀翻，翻上了壅塞的喉嚨。有人用手捂住了臉，有人不停地朝上眨眼睛；我們隻能讓淚水在眼圈裏悄悄地轉，讓淚水往心裏默默地流。

就這麽一屋子人靜悄悄地停滯了那麽片刻，周恩來雙肩一顫，腿失去支撐地猛然一彎，我忙搶上一步扶住他不要摔倒。
"哎呀，"周恩來一聲輕喚，掀起了眼皮。他與其說看到一屋子人不如說感覺到一屋子人，一邊用毛巾擦去臉上的肥皂，用力揉著雙眼，一邊喃喃："糟糕，我怎麽睡著了呢……"他看一眼表，匆匆向外走："遲到了，遲到了，這次怪我。"
"總理！"我們小聲叫著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麵前，尾巴一樣跟在他身後。
因為我們在流淚……

來到新6所，韓念龍等同誌已經等侯在那裏，迎上總理匯報情況。這時，周恩來用力揉搓一下臉，灰黃的臉孔便奇跡般地恢複了片刻青春的紅暈和光彩。我早就發現了這個秘密：隻有工作能夠使總理顯出年輕。
李維信輕輕走到周恩來身邊："總理，吃碗麵條吧？已經給您準備好了。"
"不吃了。"總理聲音沉重地說，帶著歎息一般的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聳了聳。小聲說："你幫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買兩塊咖啡糖？"
"是，總理。"李維信匆匆走開，工夫不大便取來兩塊咖啡糖。
總理剝糖紙時，我清楚地看到總理的手指抖得厲害，差點把糖掉地。我要幫忙時，他終於剝下糖紙，把糖放進嘴裏。我清楚地看到韓念龍在對麵嘴角一陣抽搐，眼圈刷地紅了，流水也似地扭開了頭。
我也低下了頭，伯總理看到我奪眶而出的淚水。我知道總理從來不曾吃什麽糖塊．這次連吃兩塊，是因為咖啡可以提神。

會談開始了，是與越南總理範文同談。越南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黎筍和範文同總理從1973年6月4日開始訪問我國，一邊要援助一邊鬧矛盾；我們一邊不借作出最大的民族犧牲支援他們的抗美救國戰爭，一邊還得聽他們的抱怨。這就是胡誌明逝世後的中越關係現狀。外電當時評論說，黎筍是"親蘇派"。

會談中，越方不停地提條件，剛達成一致，他們又出爾反爾地加碼，好象我們援助他們不但要無條件，而且應該是無限製地滿足一切。
會談十分艱難。周恩來不停地喝茶，但他越來越掩飾不住耗盡血汗之後的極度疲憊，借李維信上水的機會，他小聲吩咐："給我送條濕毛巾。"
女服務員很快就用托盤送來了濕毛巾。周恩來拿過毛巾，輕輕抖開，墊在右手上，用力擦臉，在額頭和眼窩的部位反複擦拭按摩，然後放回托盤上，啞聲說："謝謝。"

女服務員的目光從周恩來的臉孔上一掠而過，她不敢多看。周恩來剛剛擦拭過的臉孔又恢複了光彩，但那濕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當他用力按摩額頭時，他是怎樣艱難地從全身每一個細胞裏擠壓搜索聚集殘剩的最後一些血液和熱力啊1女服務員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簾退出來，她是在強忍住自己的淚水。

不到10分鍾，周恩來又用眼色討毛巾。他常常用眼色指揮調動工作人員，早已形成默契。女服務員再次上毛巾時，他小聲請求："要熱的，熱一點。"

第三次上來了熱毛巾。周恩來一邊傾聽範文同的喋喋不休，一邊將熱毛巾用力按在額頭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在臉上搓幾下，將毛巾還給服務員，小聲囑咐："再熱些，要燙的。"

女服務員退下不遠，便聽到了周恩來的聲音。他與範文同會談的聲音始終那麽清朗流利，句句反應敏捷，字字切中問題實質。
可我們所有的工作人員都越來越不安，心裏抱怨範文同沒完沒了，不看看我們的總理累成了什麽樣子？但凡有點精神，何至於10分鍾一次熱毛巾擦臉？但我們不能議論，隻是互相傳遞憂慮不安的目光。偏偏這時，女服務員過來了，向李維信小聲報告："總理要燙毛巾……"
李維信牙齒咬一咬下唇，山東大漢那種銅鍾般的嗓門竟變得像姑娘的聲音一樣溫柔："那就用，用開水……用開水涮毛巾……啊？"
女服務員始終不曾抬頭，望著自己的鞋尖喃喃；"再、再找一個人上毛巾吧。"
"怎麽了？"
"我，我受不了了……"女服務員哭了。四周圍頓時響起一片唏噓聲。

李維信抽響鼻子，用力眨著泛紅的兩眼，驅散淚水，喉結滾動著，終於喘上一口氣，用一種鼻音喃喃的極溫和極富感情的口氣說："再說，再說我打你……快去吧。"

服務室裏，兩名女服務員用滾開的水為周恩來涮毛巾，騰騰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眼圈裏又有珠淚，端了毛巾望會議室，燈光下便顯得五彩斑瀾。周恩來在傾聽範文同講話時，將熱氣逼人的毛巾抖開，灼自己的額頭、眼窩、臉頰、脖頸……放下毛巾後，便又開始回答問題，解釋情況，闡明道理。

會談從夜裏2點一直進行到旭日東升。其間，每隔10分鍾便由服務員送上一次開水涮過的毛巾，這是當時在場十幾位同誌看著表掌握，親眼目睹，可以完全作證的一次工作場麵。

"好了，不要涮了。"李維信朝服務室裏吩咐："總理馬上要走，你們……怎麽了，你們，怎麽了？"
兩位女服務員沒有像往常那樣丟下手裏的活兒，追出去送周總理離開。她們倆丟下毛巾，放下開水瓶，麵對麵垂了頭站立，各自捧了雙手怔怔地出神。
"什麽毛病，你們這是……"李維信走近兩步，突然住了嘴。兩位少女筍一般嫩的手，如今紅得像他家鄉出產的那種小水蘿卜，手指和掌緣燙起一串晶明透亮的小水泡，並且閃閃地泛出光來。
"哎呀，燙這麽多泡，"李維信皺一皺眉，他不善於跟女孩子講什麽體貼話，有些結巴："你，你們辛苦了，也，也是為工作麽……"
兩位女服務員仍然是一動不動地捧著手，手在顫，眼角在顫，嘴唇也在顫。
"總理……"
一聲哀哀地輕喚，兩名女服務員壓抑已久的哭聲便掙脫喉嚨的束縛，一下子灌滿服務室，傳入空蕩蕩的會議室，久久不息地回蕩著。於是，李維信這位170斤重的山東漢子也垂下頭哭了，在場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淚流滿麵……

6月12日，中越聯合公報發表。
越南黨政代表團走後，總理的工作情況被毛澤東得知。6月20日，鄧大姐向我們全體工作人員傳達了那條"最高指示"：

請恩來同誌節勞，不可大意；


周恩來是怎樣"節勞"的呢？那情景寫三本書也寫不完。從總理的工作日曆和我們的日記就可以看出基本情況。
從1974年1月1日到6月1日，這住院前夕的5個月，除了到醫院檢查病情和治療外，他總共抱病工作139天。這139天中，工作達18小時以上的有130天2剩餘的9天無一不超過10小時以上。

如果以小時論，總理抱病工作的5個月，比實行8小時工作製的一般幹部工人在一年裏的全部工作時間還要長。
正是這個原因，我們的日記不能以大自然的一天記，隻能以"周恩來的一天"記。

周恩來的一天有多長？說不準。隨便舉他住院前的3個例子：1974年2月9日淩晨4點至2月12日淩晨4點三刻：

……到了11日夜，他還是不能休息，晚上又安排了幾個會。第二個會議開始時，他終於累得犯了病，就站起來用椅背頂住腹部繼續聽匯報。大家不知道他已連續工作近50小時，請他坐下聽。他低聲說："我不能坐，一坐下就會睡著……"1974年3月6日下午3點至1974年3月7日中午12點半：
……他工作12小時後，發生缺氧病狀，體力實在支撐不住了，躺到床上吸氧，邊吸氧邊批看文件達9個半小時……1974年5月6日下午4點至8日淩晨4點半：
他連續工作18小時後，剛睡下40分鍾就被叫到釣魚台……以後又工作10多個小時，一直到8日淩晨4點半。
他又出現嚴重的缺氧病狀，這已經是第4次了……

周恩來的一生可以說都是在這種連續的大工作量中度過，本不足為奇。但是1974年這5個月不同，他的病情已相當嚴重，每日大量便血，多的時候能達到上百cc，就像直接便血水似的，看著驚心動魄，忍不住淚。他以古稀之年就是這樣一邊輸血吸氧一邊便血堅持著健康人無法負擔的工作量。當時衛士和醫務人員累病三四個，都是比他年輕二三十歲的健康同誌，又是輪班跟隨他他怎麽能不累倒呢？
從這個意義上講，總理確實是累死的。

總理也曾講過傷感的話，我聽到過3次：
他曾望著整日辛勞的花工老周師傅，用一種苦澀的聲音感歎："唉，咱們西花廳就是我們兩個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他曾坐在馬桶上批閱文電急件，一小時完不了，終於歎口氣說："我成了一個語文教員，天天在那裏改卷子……"
有一次開會後，坐車回西花廳。車停好後，他幾次動不了身，鑽不出車，內我們把他扶出車。下車離辦公室隻有30幾米的路，他自己都走不了，需要我們架著他走。
"我太疲乏，"總理歉意地望望我們，身體虛軟地下墜著，我們不得不盡力架住他。他臉上掠過一絲淒涼的笑："讓我喘息一下……"
"總理！"我輕輕叫一聲，趕緊扭開臉。我實在無法忍住流淌的淚。記得每位新到總理身邊工作的同誌，都要聽到鄧大姐——聲：囑咐："總理走路很快，你們要跟緊，不要跟丟了。"
那個走路生風，行動敏捷灑脫的總理哪裏去了？現在他已經無法獨自走完30米……

"好了，我們走。"總理喘息片刻之後，小聲吩咐。我們架著他進屋，要扶他去臥室，他墜著身體不肯去，氣虛地說："到辦公室，去辦公室。"
我不再掩飾淚水，兩眼濕漉漉地望著總理灰白色的臉孔哭道："總理，求求你了，休息休息吧，恢複一下體力……"
"你叫我什麽？總理。"我們那親敬可愛的好總理，他一句一喘地望著我說："總理、總理。我是這個國家我是全體人民的總理啊，現在國家這個樣子我不管誰管？我怎麽休息得了啊……"

就這樣，我們把總理架到了辦公桌前。他兩手抖抖地拿起辦公袖套，我們忙幫他套好，然後扶他在辦公椅上坐下來……
總理這樣拚命操勞，首先是為了維護國家使之免遭覆滅；同時為了不使領導權落入江青一夥人手中，為了遏止來勢凶猛的"批林批孔"運動不要再度演變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樣動亂不堪的局麵。

從1973年冬開始，由於大量便血，總理每半月或一月就要接受一次輸血。有一天下午6點多鍾，王洪文讓秘書來電話說，晚上要開政治局會，要總理確定時間，"以便江青同誌那裏好安排其他事情"。當時總理正在輸血，電話是秘書紀東同誌接的，他說："總理正在治療，可否半個小時後再商量？"
片刻，那邊請示了王洪文，回答說："必須立刻定下來。"
連毛主席找總理還要問問總理是否休息？如果休息就過兩個小時再找。可是這些"得誌便猖狂"的"爆發戶"，就是這樣狂妄不可一世。我們隻好悲憤地看著醫護人員為總理拔下了輸血的針頭……

到1974年的5月底，周恩來身體已經極度虛弱，隨時可能發生休克。在辦公桌前隻要一坐就站不起身了，非有人攙扶不可。
但他仍然堅持按原定計劃於5月29日與馬來西亞總理拉紮克舉行正式會談，討論兩國建交問題。當時醫務人員就守候在門外，隨時準備搶救。31日，他又同拉紮克分別代表本國政府簽署了中馬建交公報。人們見到的周恩來仍然是那麽安詳穩重，從容不迫。可誰能知道，他是接受輸血後才進行了這次重大活動。

簽字後，總理向秘書口授了"6月1日後對送批文件的處理意見"，將各項工作都責任到位地作了具體安排。

1974年6月1日，周恩來把桌上所有文件都清理完畢，交待清楚，然後在我們的攙扶下立起身，摘下了套在小臂上的藍布工作袖套。這兩頭縫有鬆緊帶的袖套曾伴他度過無數不眠之夜，批閱過多少文件，已經深有感情。我見他把袖套放在桌麵上，再用手輕輕地，輕輕地撫平，小心翼翼疊整齊，目頭在上邊停留幾秒，眼圈忽然一紅，胸脯猛地起伏一下，將頭迅速扭向了一邊。
於是，我們都傷心地低下了頭。

周恩來離開了那把坐了20多年的辦公椅，我們追隨著左右扶持；他在屋中站住腳，環顧一圈，默默地向這裏的一切告別。他的目光在辦公用具上留戀地往返，終於轉向牆壁上的圖表，目光忽然閃爍一下，隨即又黯淡下來。我隨他的目光望去，心戰栗著抽縮起來。
我看到了那張食管癌高發區發病分布圖。

於是，一種難忍的痛楚從我心頭絞出一滴滴的淚珠，盈滿眼眶，朦朧了我的視線。多少往事閃爍著從那膘隴中浮出……
"李冰，李冰同誌來了沒有？"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一個會議廳的主席台上朗聲問。

"來了。"前排站起一位樸素端莊的女同誌。她是日壇醫院的負責人。
"李冰同誌，你們日壇醫院那麽多病人，你長期搞腫瘤防治，找沒找出原因？"
也許是太激動了，也許是這個問題很複雜，不是幾句話能講清的，李冰張一張嘴，聲音有些猶豫："這裏原因很多……"但她心情是激動的，臉上泛出紅光。

"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一種常見病。"周恩來臉上是那種既親切又嚴肅的微笑，做了一個擺手動作："不單是林縣食管癌多，西北也多。你說腫瘤的原因很多，要找出主要矛盾來嘛。"
李冰激動地點點頭。

"吳桓興，"周恩來又點日壇醫院的另一位負責人，"你這輩子找不出腫瘤的原因來？要樹雄心，立壯誌，在這一生中攻克癌症麽。我看，你們還是到下邊去調查好……"

於是，醫學科學院的科研人員下到河南林縣走村串戶調查食管癌的發病情況，後來又查遍太行山周圍。181個縣，那張食管癌高發區發病分布圖就是這次調查研究的成果之一。然而誰又料想到，事隔不到一年，癌症競侵害到總理自己身上。
現在，他也不得不離開他工作25年的西花廳，離開他的辦公室了……

 

不要叫我總理了

 

應該說，總理的膀胱癌發現還是比較早。聽醫生講(也許是為了安慰我們這些總理的身邊人)，這個病重要的是必須治療及時。又聽說這種癌是在膀胱上鼓起個小包，一般不流血，但總理的有些特殊，鼓起小包就流血了，小便一有血就知道出來鼓包了。我不是醫生，說不出那些科學詞，我隻能用這種老百姓的話來講。出來鼓包就要做手術的，用什麽儀器從尿道探入膀胱，一燒就把那個鼓包燒掉了。不需要動刀子。

那時每天給總理化驗尿，見有血就要動手術，用那種儀器去燒膀肮上的鼓包。按規律差不多是3個月作一次手術。可是周恩來外事活動太多，又要總理天下大事，總是一拖再拖，醫生專家真是盡了一切努力，擋不住他老人家肩上的擔子壓得太多大重啊。這一拖，本來很好做的燒一下就行的手術，現在非得動刀不可了。說實話，我當時絲毫沒想到這已是不治之症，拖不了很久，我隻是難過地想：唉，這一動刀，可就要傷身傷元氣了！

位於文津街的解放軍305醫院，病房大樓底層有兩套寬敞的病房。一套是為毛澤東準備的，他沒有住。另一套住進了人，就是我跟隨已久的周恩來。

1974年6月1日，總理住進醫院就作了第一次手術。時間對他老人家就是這麽寶貴，不能像一般住院者那樣先在病房裏觀察檢查一下，身體狀況好時才動手術。

這次手術進行得非常順利，醫生們出了手術室都麵帶輕鬆喜色，都說作得好。醫生們的信心也給了我們信心和喜悅。都以為經過一段休息，總理又可以恢複如初，還是我們所熟悉的健康、機敏、瀟灑的總理。我甚至想到了在重慶那次總理的住院手術，想到他提前出院為父守靈……

但是這次完全不同了。還不曾出院，到8月間病情就又出現了反複，不得不進行第二次手術。

中國的老百姓已經習慣了從報紙、電台、電視裏天天看到總理的活動，都愛說"總理和我們在一起"。如今突然失去消息，不用多，一周就會引起思想混亂和情緒波動。於是，中央決定將周恩來住院的消息在報紙上披露出來。

於是，陰影籠罩了全國人民的心頭。

生活中有這樣一種現象或是規律；當人們所熱愛的人遇到不幸時，人們對他的愛會十倍地進發出來；當人們仇恨某個人又無法完全徹底地表達這種憤怒與仇恨時，就會轉而以百倍的熱烈去表示對自己所熱愛的人的強烈感情。

1974年9月30日晚，做過第二次大手術的周恩來，以國務院總理的身份抱病舉行盛大國慶招待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5周年。記得我們跟隨總理來到大會堂時，所有工作人員都激動萬分，熱淚流淌。當總理步入宴會大廳時，大廳頓時沸騰起來，出現了從未有過的震撼人心的熱烈場麵。掌聲轟鳴，如雷吼潮湧，經久不息。坐在前麵的中外來賓一擁而上，緊緊地圍簇在總理身邊，爭相向他問候致意。四周圍一片轟響，聽不清問候什麽，但那一雙雙淚花迷離的眼睛，爭相朝總理伸出的手臂和無數歡呼的嘴巴，張大著連成一氣，宛然是流動的汪洋。坐在後麵的同誌紛紛站上椅子，高高舉著雙手鼓掌，向總理遙望祝願。總理隻講了幾分鍾的祝酒詞，卻被暴風雨般的狂烈的掌聲打斷十多次！我長期壓抑的心情在這一晚上獲得了解放，流下的不再是悲傷怨懣的淚，而是激動喜悅的淚。我明白，這種熱烈不僅來自對總理最深摯的愛，而且來自對"中央文革"那幫人的憤恨和對現行政策的強烈不滿。

人心思定，人民希望改善生活，人民需要總理這樣為人民辦實事的領導，人民渴望友愛祥和，民富國強！
所以後來粉碎"四人幫"時，我說不要講這是某些人的勝利。這其實是人民的選擇。
所以後來鄧小平出山，我也說這是人民的選擇，曆史的選擇。
生活使我懂得了人民"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

總理住院後，一天也沒停止工作。他在醫院裏的工作日曆和我們的日記，都可證明以下幾個數字：

住院後，總理從1974年6月1日始，動手術14次；大手術6次，小手術8次，平均每40天要動一次手術。
同人談話233次。其中，同中央領導談話161次，同各地區及部門負責人談話55次，同我們身邊工作人員談話17次。
會見外賓63次。
召開及參加會議40餘次。其中，在醫院召開會議20餘次，離開醫院開會2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