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肩膀 鐵脊梁 硬漢 魏巍： 《話說 毛澤東》】 －－ 全文 超長 ～～

 

話說 毛澤東

魏   巍



 

 

我們，期待著……（代序言）

在毛澤東同誌一百周年誕辰到來的時候，《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叢書出版了。這是一件大好事，大喜事。我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有不少人光臨了今天這個盛會，還有國家領導人和各界的許多朋友，就說明了這一點。

這套叢書，是由毛岸青、邵華同誌主編的。三年來，他們和他們領導下的叢書編輯部，南北奔走，組織書稿，並夜以繼日地進行審讀編撰，付出了很大辛勞。加上各出版社的熱心協助，終於問世了。應當說，當此吉日良辰，這是他們獻給中國人民的最好的節日禮物。

本叢書的作者是多方麵的。其中有跟隨毛澤東戰鬥過來的老同誌，有當年一些部門的負責人，有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還有毛澤東的親屬。他們從各自的角度和感受描繪了這位偉人。邵華同誌也要我為這套叢書寫一本，作為一個跟隨毛澤東戰鬥過來的戰士，這是無可推辭的。經過一年的努力，我寫成了《話說毛澤東》一書。我們——叢書的作者們，每當回顧偉大的中國革命的曆程，對毛澤東就有一種不能自已的感激之情和崇敬之情。對於把中國引向勝利、引向光明的人，我們是不會忘記的。我想，這不隻是叢書作者的心意，也是廣大中國人民的共同情感。

毫無疑問，毛澤東是一位偉大人物。在我看來，他是本世紀繼列寧之後最偉大的曆史巨人。20世紀，先後升起兩顆最光輝燦爛的明星——共產主義的明星：一顆在北方，這就是列寧；一顆在東方，這就是毛澤東。他們在地球上兩個最大的國家，開創了共產主義事業的新紀元，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不錯，曆史是由人民創造的，但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自己的偉大人物和傑出人物，就會推遲曆史的進程，甚至會顯得黯淡無光。因此，“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不僅是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的驕傲和光榮，也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和光榮！

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中國人民最忠實的兒子。在他心目中惟有人民而沒有其他。在長達數十年的艱苦複雜的鬥爭中，他表現了無比的堅定和最大的勇敢。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他的正確領導下，不僅推翻了壓在頭上的三座大山，一洗百餘年來的奇恥大辱，使中華民族重振於世；而且及時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並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奠定了鞏固的基礎。即使在他逝世之後，也還給我們留下了一份豐厚的遺產——一個好的黨，一支好的軍隊和一種好的作風；一份無價的財富——毛澤東思想。隻要我們珍愛這份遺產和精神財富，勤於學習，善於發掘，並且運用於新的條件，毛澤東思想就會展示出無限的生命力。一句話，毛澤東的豐功偉績是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的，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在中國這塊大地上是生了根的，不論什麽人，企圖否定他、貶低他、歪曲他、醜化他，都是枉費心機。

毛澤東思想早已越出了國界，今後在世界上還將產生長遠的影響。近年來，國際風雲驟變，一係列社會主義國家，在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戰略和內部機會主義、反社會主義勢力的聯合進攻下紛紛土崩瓦解。這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曲折，也是世界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的不幸，對那些變了質的原社會主義國家，更是無窮的災難。全世界，凡是真正的共產黨人，都不能不為此痛心。人們把當前的形勢形容為共產主義的低穀。但是，正如嚴冬過去就是春天，低穀過去又會是新的高潮。在當前妖霧彌漫的世界形勢下，毛澤東的革命理論，特別是反和平演變、反對資本主義複辟的理論，將會把一切陷於不幸的人們武裝起來，重新把他們引向勝利。我們必將走出低穀。一個新的共產主義運動的高潮，必將在人們新的覺悟的基礎上再度興起。我們期待著！我們期待著！

1993年12月13日　　

開篇辭

1993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同誌誕辰100周年紀念日。全中國人民都在緬懷他。經有關部門批準，屆時將出一套《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的紀實文學叢書來紀念這位偉人。叢書主編也要我擔負其中的一本。作為一個跟著黨、跟著毛主席奮鬥了五十多年的戰士，這是無可推辭的。但是，我畢竟不是一個黨史專家，同時也沒有足夠的精力去查閱各種典籍，僅能從一個實踐者的角度來講一些個人的體會。

毛澤東已經逝世十七年了。按通常情況，人一死也就煙消火滅，隨著歲月的推移，世情的變遷，也就漸漸被人淡忘了。即使一些生前異常顯赫的人物，當其生也，一呼百應，一呼萬應，真可謂洶洶然不可一世；而一旦一命嗚呼，也就樹倒猢猻散，連影子都留不下來，甚至比平常人消逝得還快。這真是一種有趣的人生現象。可是毛澤東卻不然。盡管前幾年，國外一些勢力一再掀起“非毛化”的惡浪，國內也有一些人“反毛”很起勁兒，動不動就拚命地來貶低他，否定他，辱罵他，甚至編造一些根本子虛烏有的私生活的謊言來誣蔑他。可是結果怎樣呢？毛澤東的形象不僅沒有被踩在九地之下，而且愈來愈高大，愈鮮明。毛澤東的威望，簡直就像是在中國大地上生了根似的不可動搖。尤其近兩三年，人們對毛澤東反而由冷變熱，逐步升溫了。這真是令人驚奇的事。據說，到毛主席紀念堂參謁的人數，平時每天不下兩萬人。1988年全年為九百萬人，而在毛澤東九十五歲誕辰那一天，半天竟達一萬五千人。這幾年來更大為增加。韶山、延安也是如此。其他同類現象還有很多。人們把這種現象，稱為“毛澤東熱”。筆者對此未加研究，但可以肯定一點：對毛澤東這個人，不管你喜歡不喜歡，是敬佩還是厭恨，是愛之欲其生還是惡之欲其死，他都是一個客觀存在。他是中國近代史和20世紀世界史上的一位偉大人物，這恐怕是誰也無法否認的。

美國有一個很嚴肅也頗有意思的學者，名叫邁克爾?H.哈特。他按照自己所擬的衡量標準，在世界範圍內，精心評選出來自古至今的一百人，稱他們是對人類曆史的進程產生過巨大影響的人物。他在《曆史上最有影響的100人》一書中，以《巨人，屹立在人類曆史上》為題，將毛澤東列入其中。作者說：“評價一個當代政治人物的長期影響總是有點不大容易，為了估計出毛在本冊中的名次，把他與其他一些傑出的領袖人物作個比較或許是有幫助的。毛澤東排列略高於華盛頓，因為毛給國內帶來的變化看來比華盛頓使國內發生的變化更加重要。毛排列的名次比拿破侖、亞曆山大等高不少，因為他對將來的影響看來可能比這些人要大得多。”他還說，“毛澤東和列寧之間的比較也是顯而易見的，毛統治的時間比列寧要長得多，統治的人口比其他國家也多得多。（事實上如果考慮到毛掌權的時間，他統治的人口比曆史上任何其他人都多得多！）但列寧是毛的先輩，對毛有重大的影響，他在俄國建立了共產主義，為隨後在中國建設共產主義開拓了道路。”由此可見，一個人隻要不抱偏見，並不難判斷出毛澤東在中國曆史上和世界曆史上的地位和價值。而另一些企圖否定他和打倒他的人，由於主觀情緒色彩過濃，與人民的感情相去過遠，也就難以接近起碼的真理了。

自然，一個人生活一輩子，總是有人讚成，有人反對。何況一個革命家，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家，他要推翻一個舊製度，推翻整個的剝削階級，改造一個舊世界，奪取政權後還要鎮壓剝削階級的反抗，自始至終還要同自己營壘中的錯誤思想作鬥爭，再加上自己本身也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因此，會遇到一些人的讚成和一些人的反對，便是無可避免的了。問題在於：在讚成和反對這兩者之間，何者居於人民群眾的大多數？讚成意味著什麽？反對又意味著什麽？它們又各有什麽實質性的內容？聯係到近年來的一些情況，人們看到：凡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很厲害的，主張全盤西化的，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幾乎沒有不反對毛澤東的；而真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則是毛澤東熱情的擁護者。後一種人要占人民群眾的絕大多數。可以說，在肯定和否定毛澤東的問題上，實際上反映了走社會主義道路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我在1990年《最珍貴的東西》一文中說過：“我從許多事實中覺察到，敵對營壘中的人，有時候比我們自己的人看得還清楚。比如那個方勵之吧，他在講話中就從來沒有忘記過‘批毛’，他說：‘一定要徹底批判毛澤東思想才能改革，不能繞開這個關鍵問題。’很明顯，他所說的‘改革’就是複辟資本主義。他很明白，毛澤東思想才是他們複辟資本主義不可逾越的障礙。這也從反麵證明，毛澤東思想對於革命的人民是何等值得珍貴的。”因此，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采取肯定或者否定的問題，決不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問題。我們清清楚楚地看到，不久前東歐和蘇聯等一大片社會主義國家的劇變，無一不是從否定斯大林開始，進一步否定列寧，否定馬克思主義，最後否定社會主義的一切而達到全麵崩潰的。殷鑒不遠，值得我們銘記和警惕。

對待曆史上的傑出人物和偉大人物，我們怎樣正確看待並進行研究呢？依我看，應當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采取曆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進行研究。比如，對待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如果我們站在帝國主義的立場，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站在封建地主階級的立場，或者站在調和的改良派的立場，去觀察、去研究，那就隻能得出荒唐的結論。此外，我們還要采取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在看待曆史上傑出人物的作用時，曆來有兩種錯誤的觀點。一種是英雄史觀，即無限誇大傑出人物的作用，一種是不承認傑出人物的重大作用，認為傑出人物不過是曆史規律的奴隸。這是一種機械唯物論的觀點。這兩者都不能正確地解釋活生生的曆史。19世紀末，俄國一個有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名叫普列漢諾夫。此人後來變成了孟什維克，但前期是馬克思主義者。他的《論個人在曆史上的作用問題》是一部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在這部著作裏，他就反對了上述兩種錯誤傾向。他說：“某些主觀主義者為了盡量抬高‘個人’在曆史上的作用而不肯承認人類曆史運動是規律性的過程，現代某些反對主觀主義者的人卻為了盡量強調這種運動的規律性而顯然決意要把曆史是由人所創造，因此個人的活動在曆史上不能不發生作用這一原理置之腦後了。他們把個人看成是‘值不得注意的東西’。這種理論上的極端性是與最狂熱的主觀主義所犯的那種極端性同樣不能允許的。為了反題而犧牲正題，也如為了正題而忘掉反題一樣，同樣是沒有根據的。我們隻有把正題和反題中間所包含的真理要素統一成為一個合題的時候，才能找到正確的觀點。”我認為這才是正確的立場。

中國有句古話：時勢造英雄。一般說這話是不錯的，但還要加上一句，當英雄人物的活動符合曆史發展的要求時，就能夠在推動曆史的發展上起到卓越的作用。我以為這就是上麵所說的“合題”。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被帝國主義列強迅速推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慘境地。這是中華民族最黑暗也最危險的時期。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迫使中國人驚醒起來奮起抗爭。無數仁人誌士前仆後繼，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異常悲壯的篇章。其中最偉大的先行者是孫中山。但是由於敵人的強大和資產階級的軟弱，孫中山雖然推翻了帝製卻未能完成民主革命的曆史任務。這一任務不能不落在中國無產階級和另一批傑出人物的肩上。於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一大批傑出人物便應運而生。適逢這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馬克思列寧主義如何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選擇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卻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和輕而易舉的事情。普列漢諾夫在上述的書中說：“一個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並不是他的個人特點使偉大的曆史事變具有個別的外貌，而是因為他所具備的特點，使他自己最能為當時在一般的和特殊的原因影響下所發生的偉大社會需要服務。”那麽，什麽是當時中國偉大的社會需要呢？這就是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並找出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革命道路的問題。而毛澤東無疑是後來形成農村包圍城市獨特道路的最早也最深刻的實踐者和思想家。這正是他作為偉大人物的偉大之處。普列漢諾夫在該書裏還說：“卡萊爾在其論英雄人物的著名著作中，把偉人稱呼為創始人（beginners）。這是極其適當的名稱。偉大人物確實是創始人，因為他的見識要比別人的遠些，他的願望要比別人的強烈些。他把先前的社會智慧發展進程所提出的科學任務拿來加以解決；他把先前的社會關係發展過程所造成的新的社會需要指明出來；他擔負起滿足這些需要的發起責任。他是個英雄。其所以是個英雄，並不是說他能阻止或改變事物的自然進程，而是說他的活動是這個必然和不自覺進程的自覺和自由的表現。他的全部作用就在於此，他的全部力量就在於此。但這是一種莫大的作用，是一種極大的力量。”毛澤東不正是在中國曆史的重要關頭，在中國人民急欲尋找一條解放道路的時候，起到了這種“莫大的作用”嗎！一部活生生的中國近代史說明，如果沒有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和社會要求，也就不會有產生毛澤東這種偉大人物的土壤；如果不是中國革命所特有的長期性、複雜性和難以想象的艱難，也就不會錘煉出像毛澤東、周恩來等一大批曆史上罕見的英雄人物。同樣，如果沒有毛澤東、周恩來等這樣的英雄人物，中國革命就不會這樣快地獲取勝利，也不會顯得如此光輝燦爛。像印度等國和中國社會情況大體相同，但他們的革命至今還沒有取得勝利，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正是時勢造英雄，英雄人物又推動曆史發展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真理和活生生的圖畫。

我不讚成個人崇拜，更不讚成個人迷信。但我崇敬我們中華民族一切有巨大貢獻的英雄人物和世界上一切對人類發展進步有貢獻的傑出人物。“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這話一點不錯，但是每個民族、每個階級都必然有它的代表人物。正是他們代表了這個民族的精神和某些特征。試想，如果美國沒有華盛頓，德國沒有馬克思和恩格斯，俄羅斯沒有列寧，意大利沒有但丁、達·芬奇，這些民族該是如何的減色啊！而雄踞東方的中華民族，也是由眾多難以盡數的傑出人物，代表著祖國悠久的曆史和影響深遠的文化。為偉大的中國革命所造就的毛澤東等一大批無產階級的傑出人物，簡直像群星燦爛，如果加上群眾中的英雄人物，那就構成一條壯觀的星河了。這不僅是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的驕傲，也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尊重他們就是尊重曆史，尊重他們就是尊重我們的民族。一個民族，如果連自己的傑出人物都不尊重，那就沒有多少希望了。

普列漢諾夫還引英國人泰納1863年在其《英國文學史》的話說：“當文明史發展進程中新的進步產生出一種新的藝術時，總會有幾十個傑出人物以一兩個天才人物為中心應運而生的，幾十個傑出人物隻能把社會思想表現出一半，而一兩個天才人物卻能把這種思想完全表現出來。”泰納這裏說的是文化領域，我想其他領域也會有類似的表現。在偉大的中國革命中，毛澤東無疑是傑出人物中之最傑出者，是燦爛的群星中一顆最亮的巨星。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部分和一個發展階段的毛澤東思想，正有其突出的表現。所以，在1988年毛澤東九十五歲誕辰時，我曾寫過一首詩：“縱有誤失真英雄，改天換地建偉功。慧眼膽略誰堪比，巍巍昆侖第一峰。”

下麵，我將對這位偉人展開敘述。

大智篇

 世界上到底有沒有天才，什麽是天才，一向議論紛紜。我看還是賦予它科學的、唯物的解釋為好。人們的智力有高下，處於一條不等線上，這是客觀事實。然而，一個人如果離開一切社會條件，離開一切前人的成就，不去參加任何實踐，隻憑天賦，那就什麽也不會產生。這也是客觀事實。但是同樣的社會條件，同樣的實踐活動，同樣的主觀努力，會產生出不同的結果，這又是智能的差異了。因此，我認為把人類中那些稀有的智者稱為“大智”比稱為“天才”更為確當，這樣可以排除那種隻重天賦的唯心的偏見。

然而，什麽樣的人才可稱之為大智呢？我看，那些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有重大發現的人，以及用自己的智慧在社會發展中解決了巨大矛盾的人，都可謂大智。例如馬克思，他像達爾文發現了自然界演變的規律一樣發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還發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規律，發現了剩餘價值，揭穿了剝削的秘密，這就不是一般的智慧，而是大智。再如列寧，他創立了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個國家首先勝利的理論，並把馬克思的學說變為活生生的現實。這自然也是大智。至於毛澤東，他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特有的情況結合起來，找出了一條獨創性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開辟了一條解放的道路，這不也是重大的發現嗎？毫無疑問，毛澤東也是一個偉大的智者。下麵，我們將列舉若幹實例，來說明他的這個特點。

一、新道路的探求者

（一）

走一條現成的道路是容易的，而從沒有路的地方找出一條新路來，卻是不容易的。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使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開了新河，而馬克思列寧主義如何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則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探索。中國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因蔣介石的叛變和我黨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幹擾而失敗了。當時形勢全麵逆轉，成千上萬的工農群眾被殺戮，共產黨遭到極大摧殘。在此腥風血雨中，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單獨挑起中國革命的重擔繼續前行。然而，究竟走一條什麽樣的道路才是正確的呢？

這就需要發現。而發現則需要艱苦的實踐，也需要通常所說的天才。

在革命受挫的新形勢下，以至於以後相當長的時期，共產黨內存在著兩種認識，這就是“城市中心論”與“農村中心論”的對立。“城市中心論”主張首先在若幹重要城市舉行工人暴動占領城市，然後發展到廣大農村；“農村中心論”則主張土地革命與遊擊戰爭相結合，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這兩種思想的對立，由不明確到明確，一直伴隨著根據地的創立到中央根據地的喪失，也就是直到紅軍的長征。曆史上一種新事物的出現，一種新思想的被承認，往往是十分困難的。那時“城市中心論”，在黨內是居於統治地位的思想，是來自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指導思想，自然被認為是唯一正確的思想。同時作為世界典範的十月革命就是用這種方法取得勝利的，曆史上還沒有出現其他的例子。因此，在人們的頭腦中，十月革命很容易形成一種理應采取的模式，甚至不會有突破這種模式的想法。毫無疑問，在大革命失敗後所舉行的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是具有偉大意義的，是光耀千古的，然而從指導思想上說，並沒有脫離“城市中心論”的模式。因此，這兩次起義都歸於失敗。即使預計中的秋收起義，最後也還是想占領長沙。可見突破一種固有的模式，真正做到從實際出發，找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是多麽艱難。

（二）

這裏應該說，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問題上覺悟最早的是毛澤東，不能不說這正是他的卓越之處。事實上他在1927年馬日事變（5月21日）之後，即提出了“上山”的主張。據史料說，毛澤東在漢口日租界一家旅社召集了駐漢口的湖南同誌會，要大家“回到原來的崗位，恢複工作，拿起武器，靠山的上山，濱湖的上船，堅持與敵人作鬥爭，武裝保衛革命”。那是一個風雲變幻的恐怖時刻，許多共產黨領導人得到黨的命令，要他們離開中國到俄國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毛澤東也接到這樣的命令，叫他到四川去。但是毛澤東不願意，他要到風暴漩渦中的湖南去。因為這時湖南在馬日事變後，正籠罩著一片白色恐怖，至6月底，工會、農會的幹部被殺者已達五百人以上。原省委幹部已經分別隱蔽轉移，基層組織紛紛要求毛澤東回湘。這時毛澤東向陳獨秀提出要求，說服陳獨秀允許他回湖南任省委書記。得到批準後，他便回到湖南展開了一係列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恢複工農組織和設法保存工農武裝。除把一部分編成合法的挨戶團、一部分暫時將槍埋入地下之外，便號召其餘的武裝上山，去當“山大王”。正是這樣湖南得以保存了相當數量的工農武裝。但是為時不久，毛澤東便被召回武漢，陳獨秀指責他在湖南組織暴動，反對當權的唐生智。這種局麵一直持續到黨的“八七”會議，才清算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錯誤。這次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在“八七”會議上和在8月9日舉行的討論秋收起義的中 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在發言中除了批判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種種表現以外，第一次提出了“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還提出，“要在湘南形成一師的武裝，占據五六縣，形成了政治基礎，發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縱然失敗也不用去廣東而應上山。”在會議進行中，瞿秋白曾提議毛澤東到上海中央去工作。毛澤東說：“我要跟綠林交朋友，我要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綠林交朋友。”事實上“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思想和“上山”“下湖”的思想，正是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思想的萌芽。正因為毛澤東已經萌生了這樣的思想，所以在秋收起義失利後，他立刻改變了進攻長沙的計劃，胸有成竹地率領隊伍上了井岡山。在創建中國第一塊紅色根據地艱辛實踐的基礎上，他寫成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以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這些都標誌著他的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獨創性的思想已經基本形成。在這些文章中，他分析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特有的社會條件，以及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用後來的語言說，就是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所必備的主觀條件，這就使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有了鞏固的理論基礎。從此他就在雲霧迷離的征途上，開辟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嶄新的革命道路。

（三）

可是，僅僅找到這條道路是不夠的，在這條道路上能夠堅持下來並取得最後勝利，在理論與實踐上至少要解決三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第一，要解決一個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有人往往以為毛澤東是農民出身，是以農民領導農民，這是大錯特錯。毛澤東多次說過，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因此對於農民鬥爭的領導是中國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務。他在《井岡山的鬥爭》中還說：“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犯錯誤的。”至於軍隊的成分，當然更複雜一些。除大部分為農民外，還有其他小資產階級、流氓、舊軍人等。毛澤東在《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中所舉出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殘餘等等傾向，其實質就是農民思想以及其他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反映。這種情況，如果不用堅強的無產階級思想去領導，並使之向無產階級思想轉化，盡管可以轟轟烈烈於一時，但到最後則不免會使革命運動像太平天國以及曆史上無數次的農民起義一樣歸於失敗。毛澤東在當時就認識到這一點，可謂遠見卓識。而當時他的同輩中大多數人則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或者認識得很不夠。1929年6月在龍岩舉行的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本來想動手解決這些已經出現的錯誤的思想傾向，卻不料事與願違，反而使爭論激化了。最後連毛澤東本人也未能當選為前委書記，不得不在會後離開了部隊。七次大會出現的這一錯誤，不久為中央所糾正，周恩來曾親自主持其事。幾個月後，襟懷坦白富有自我批評精神的陳毅，重新把毛澤東請了出來。在當年的12月召開的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正式作出了聞名的《古田會議決議》。這個決議的實質，就是加強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在黨的建設和軍隊建設上，務必要始終注意保持我黨我軍的無產階級性質。正是因為毛澤東和我們的黨堅持了這一點，所以我們的黨和軍隊才沒有走錯方向，才沒有中途夭折，才沒有被汪洋大海似的形形色色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所淹沒，而且愈戰愈強，曆經人間罕有的艱難困苦而不潰敗，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這個決議所包含的精神，即加強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不僅在曆史上起到了偉大的作用，就是今後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課題。隻要我們還想保持我黨我軍的無產階級性質，我們就要時刻注意這個課題。

第二，還要解決一個根據地的建設問題。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問題。要想在敵人的包圍中長期堅持下去，就要建立起鞏固的根據地。這決不僅僅是打仗的問題，而是要對根據地進行一係列的建設，例如黨的建設、軍隊建設、人民武裝建設、政權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群眾團體建設等等，其中尤其是深入開展土地革命，解決土地問題，使人民得到真實的利益，才能把根據地造成攻不破的銅牆鐵壁。試想，如果不是這樣的根據地怎能經得起連年頻繁的戰爭呢？抗日戰爭開始以後，由於黨的正確領導，由於內戰時期積累起來的建設根據地的豐富經驗，由於團結抗戰的群眾基礎更廣泛了，在建設農村根據地上有一個很大的發展。不論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文化上等等方麵的建設都頭頭是道，每一塊大根據地都像一個國家的雛形。從外國或從國民黨統治區來的人，常常大吃一驚，沒有想到在敵人殘酷掃蕩燒殺的地方，竟還屹立著這麽巋然不動的堡壘。而這些堡壘就屹立在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濟南、上海、南京等等大城市的鼻子尖下。由於我黨政策的正確和群眾發動的成功，不但山地能建立根據地，平原湖泊也能建立起根據地。即使在敵人的炮樓星羅棋布、公路密如蛛網的冀中平原，隱蔽的根據地依然存在，遊擊戰爭並未停息。所以聶榮臻元帥曾說，冀中沒有山，但是有人山，依然可以開展遊擊戰爭，建立起根據地來。解放戰爭時期，革命根據地得到更加迅猛的發展，全國已有十九塊大根據地。有一次朱總司令曾說，你們拿著解放區的糧票，從東北可以吃到海南島了。當解放區發展到一億多人口時，她所積蓄起來的實力已足可展開反攻。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強大的人民解放軍同國民黨軍隊展開了人們所熟知的戰略決戰，最後我軍奪取了各大城市，走完了農村包圍城市路線的完整過程。解放初期，有人曾提出懷疑說：共產黨打仗很內行，但不一定能管好大城市，管好國家。其實他不知道，在幾十年根據地建設中，我黨已經培養出了各個門類的幹部，在建國時期許多崗位上的負責人，不就是這批人嗎？其實人們早就說過革命根據地正是新中國的搖籃。

第三，要使根據地能夠存在下去，還必須解決一個如何戰勝強大敵人“圍剿”的問題。因為隻要根據地一建立，不等你站穩腳跟，就馬上會有強大的敵人跟蹤而至。而開始敵我力量必定是天地般的懸殊。如果不解決這個以弱勝強的問題，不粉碎敵人頻繁的”圍剿“，根據地就無法存在下去。這是一個特殊的軍事問題。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解決了一係列戰略戰術問題，根據地才保持住了，並且得到了發展。這個問題先提一提，後邊還要詳細探討。

由於上麵三個重要問題陸續得到解決，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才得以堅持走下去。

（四）

下麵，讓我們探討一下，為什麽毛澤東能夠比別人更早地發現和探索出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

首先，我們看到，毛澤東對我國國情有比別人更深刻的認識，特別是對農民問題有更深刻的了解。毛澤東來自農民，對農民的疾苦，自然比當教授的陳獨秀以及其他知識分子感受要深。這且不說，自從毛澤東接受了馬列主義的學說，做了兩年的工人運動以後，就投身到農民 運動當中。1925年初，他從上海回湖南養病，就在農村中認真進行調查研究，並且在故鄉韶山組織了第一批農民協會。1926年初他到了廣州，被國民黨中央任命為農民 運動委員會的委員和廣州農民 運動講習所的所長。在此期間，他親自向學員講授《中國農民問題》。在他的這部著作裏，已經談到“中國國民革命是農民革命”，“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他還分析了辛亥革命的失敗，認為政權所以落入軍閥之手，完全是因為未得到三萬萬二千萬農民的幫助和擁護。他還在《國民革命和農民 運動》的文章中說：“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農村封建階級，乃是國內統治階級國外帝國主義之惟一堅實的基礎。不動搖這個基礎，便萬萬不能動搖這個基礎的上層建築物。”他還對青年知識分子發出熱情的呼喚，號召他們“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鄉村中間去，夏天曬著酷熱的太陽，冬天冒著嚴寒的風雪，挽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什麽，問他們要些什麽。從他們的痛苦與需要中，引導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向土豪劣紳爭鬥；引導他們與城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聯合戰線；引導他們（參與）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這個廣州農講所，培養了大批的農運幹部，分配到湖南、湖北和全國各地，在發展農民 運動、支援北伐軍方麵，起到了重大作用。此後農民 運動的發展極為迅猛，簡直可謂一日千裏。至1926年5月，全國的鄉農民協會已發展到五千多個，會員達九十八萬多人。為了應付這種大發展的局麵，中共中央成立了農民暴動委員會，毛澤東奉命出任農委書記。但是，正當毛澤東雄心勃勃地開展工作之際，卻出現了意外。當年12月在漢口召開的中央特別會議上，陳獨秀提出了限製工農運動的發展，以換取蔣介石的由右向左。陳獨秀還在會議上斥責湖南工農運動“過火”、“幼稚”、“動搖北伐軍心”、“妨礙統一戰線”。但是毛澤東在會上仍提出了土地革命的主張，因此與陳獨秀發生了爭論。會後，毛澤東親自到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考察農民 運動。他仍然身著藍布長衫，腳穿草鞋，手拿雨傘踏上仆仆征途。每到一處就調查一處，共曆時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多公裏。他那篇著名的、具有深刻洞察力和革命家熱烈情懷的《湖南農民 運動考察報告》就隨之產生了。這是對反動派猖狂氣焰和右傾機會主義的沉重打擊。4月末，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是為應付蔣介石的四一二事變的危急形勢而召開的。會上毛澤東提出了開展土地革命，迅猛發展農民武裝，建立農村民主政權的提案，但是在陳獨秀的把持下，毛澤東的意見根本沒有引起大會注意。因為當時很多同誌沒有認識到陳獨秀已經形成一條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這是一個悲劇。從以上毛澤東從事農民 運動以及對農動的理解來看，他不久後踏上一條新的革命道路，完全不是偶然的。

 其次，從思維方法上來看，毛澤東不像有些人往往從現成的概念出發，而是從活生生的實際出發。他對農民問題的深刻認識，是長時間對農村深入研究得出的結論。在他身上不僅富有革命理想，而且有一種不畏艱苦、不怕危險、勇往直前的實踐精神。如果與王明相比，可以說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對立的典型。例如毛澤東號召“上山”，絕不僅僅是要別人上山，而是自己首先帶頭上山；他說“槍杆子裏麵出政權”，也不僅僅是要別人去暴動，而是自己首先拿起槍杆子去打仗。用不著說，在他走的這條路上是充滿著風險的。但是他懷著滿腔熱情和強烈的責任感，以“其樂無窮”的壯誌豪情去幹了。與毛澤東相反，王明則是另一種類型的人。也許，他也要革命，也不是沒有理想和熱情，僅記住馬列著作上幾句條文就夠了。認為靠著“本本”和上麵的指示就可以指揮一切。他本來也有接觸生活的機會，但是他不願去。例如1929年4月，王明從蘇聯回到上海，中央就分配他到蘇區去工作，但他賴在上海不走。而中央這個決定並沒有撤銷，1930年底，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仍堅持要王明執行中央的決定，王明還是不去。直到顧順章、向忠發被捕叛變，黨中央在上海已無法立足，決定全部遷入蘇區時，王明寧願跟隨米夫到莫斯科，也不願到中央蘇區來。人既是這樣的不同，難怪在思想上也毫無共同之處了。如果按照王明的思想方法和做法，那是一輩子也找不出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道路的。

 其三，我們看到，農村包圍城市這條正確路線所以能堅持下來，同毛澤東的那種頂逆風戰惡浪的異乎尋常的堅忍品質不是沒有關聯的。熟悉黨史的同誌都知道，農村包圍城市這條新道路的實踐，是遭到重重阻撓的。可以說，從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創立直到這塊根據地的喪失，始終存在著“城市中心論”與“農村中心論”的衝突。1929年和1930年的兩年間，江西根據地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事實本身早已經說明了問題，但是以李立三為代表的黨中央，仍然鼓吹“城市中心論”的思想，把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斥之為“農民觀點”，“隻是一種幻想，一種絕對錯誤的觀念”，“無論在理論上和事實上都是不通的”。基於這種指導思想，他命令紅軍遠離根據地去攻打中心城市南昌和九江。毛澤東以合理的巧妙的方法進行了抵製，才使紅軍避免了損失。1931年1月，王明路線統治了中央，他們雖然極力反對“立三路線”，但在推行“城市中心論”方麵同“立三路線”卻毫無二致。他們要求紅軍與敵軍主力決戰，並奪取中小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為了迫使紅一方麵軍攻打敵人重兵駐防的南豐和南城，他們下了許多次命令，強令前方指揮者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站在一致的戰線上”執行這一無理的計劃。隨後就對毛澤東進行無情的打擊。先後在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和中央蘇區中央局召開的寧都會議上剝奪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權。這種接二連三的打擊，假如不是一個意誌異常堅強的人，那是頂不住的。而毛澤東卻經受了這重重考驗，使得這條正確的路線得以堅持下來。

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其正確性已由曆史本身作了結論。我認為，其偉大意義還在於，它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開辟了道路。凡是與當年中國情況類似的地方，都會有參考價值。毛澤東思想的生命力正在於此。

二、戰略戰術的獨特創造

上麵談到，要把農村革命根據地長期堅持下去，並不斷發展壯大，必須解決三個問題。即：（一）加強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保持黨和軍隊的無產階級性質；（二）加強根據地的全麵建設；（三）戰勝敵人的“圍剿”。前兩個問題已經談過，現在討論第三個問題。

前已提及，隻要根據地一出現，便立刻會麵臨著敵人的“圍剿”，會越來越大，越來越殘酷，隻要反革命還有力量就不會停止。如果紅軍不能戰勝敵人這種反複進行的“圍剿”，根據地就無法存在，更談不到日後的發展了。紅軍在開始時必然是很弱小的，而以此微不足道的力量，如何與成十倍成百倍的強敵相抗衡，如何在敵人的反複“圍剿”中站住腳跟並戰而勝之，這不能不是一個頭號的軍事問題。而這些在以往的軍事書上是沒有現成答案的。但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卻依據現實條件，創造了一係列獨特的戰略戰術，不僅使紅軍站穩了腳跟，而且殲滅了大量敵人，不僅粉碎了敵人的“圍剿”，而且使根據地不斷發展壯大，從而為無產階級的軍事學開辟出一片嶄新的天地。如果不是毛澤東在軍事上的大智，肯定達不到這樣的成就。

試回顧一下這段曆史，不正是這樣的嗎？毛澤東初上井岡山，不過千餘人，朱、毛會師後才擴大到萬餘人。這時已經經曆了湘贛敵人的多次“圍剿”。在最初三年裏，他們度過了紅軍曆史上最困難的時期。當紅軍發展到三萬人時，敵人更大規模的“圍剿”也隨之到來了。第一次大“圍剿”的敵軍是十萬人，第二次大“圍剿”的敵軍是二十萬人，第三次大“圍剿”的敵軍是三十萬人，第四次大“圍剿”的敵軍是五十萬人。除了第五次“圍剿”因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指揮而失敗以外，前四次反“圍剿”都取得了巨大的勝利。敵人每一次都以堂堂之陣洶洶而來，恨不得一口吞滅紅軍、吞滅蘇區，但每一次都被英勇的紅軍打得損兵折將、狼狽奔逃，以致敵軍官兵一聽進入蘇區就談虎色變。試想，反動派以舉國之力卻無法擊滅彈丸之地，以裝備完善的幾十萬大軍卻無法對付連子彈都很缺乏的弱小的紅軍，這究竟是一個什麽問題呢？我軍究竟是采取了什麽奇妙的戰術才得以克敵製勝呢？

在第一次反“圍剿”前的動員大會上，毛澤東曾寫了一副對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遊擊戰裏操勝算；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這就是毛澤東戰略指導思想的高度概括。

紅軍聞名的十六字訣，是朱德、毛澤東統率的紅軍在遊擊戰爭中創造而為毛澤東總結出來的。據說最早出現在1928年的1月，當時還隻有“敵來我走，敵駐我擾，敵退我追”的十二個字，是毛澤東在遂川城主持召開前委和萬安縣委的聯席會議上提出來的，以後就逐漸完備起來。等到紅軍發展到三萬之眾，為了迎接更艱巨的任務，紅軍已進入從遊擊戰到運動戰的戰略轉變。那個“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後半句話，就成為紅軍運動戰的方針了。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蔣介石向中央蘇區接連發動了四次大規模的“圍剿”。前三次反“圍剿”，是毛澤東親自指揮的，第四次反“圍剿”是周恩來、朱德指揮的。這四次反“圍剿”都是以運動戰的方式，采取誘敵深入、各個擊破的戰術取得圓滿勝利的，在我軍的曆史上譜寫了光輝的一頁。

這種戰術的第一個要點就是誘敵深入。為什麽要誘敵深入呢？原因有三：一是把敵人放到根據地內部來打，是為了得到根據地優越的群眾條件；二是疲憊敵人，並使我方兵力集中；三是在運動過程中發現敵人的弱點。這種戰術的第二個要點是各個擊破。敵人“圍剿”往往是采用多路分進合擊，將我主力壓縮至中心地區聚而殲之。這種戰術自然來勢洶洶，而毛澤東卻不慌不忙，在誘敵深入中首先選擇其中的一路，集中優勢兵力予以殲滅，然後逐次擊破其他。至於首先選擇的那一路，或者是敵人的弱點，或者是足以影響全局的要害，則視情況而定。當然，開始實行這種戰術，會遇到很大的阻力。因為誘敵深入，從表麵上看，就會喪失土地，也會使根據地的人民受到危害，不僅指揮員想不通，人民群眾也有很大顧慮。但是當根據地軍民嚐到勝利的甜頭，這一切顧慮也就煙消雲散了。

這裏，我們還是簡要敘述一下毛澤東親自指揮的三次反“圍剿”戰爭，以便從中領會他對上述戰術的運用之妙。

敵人對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大“圍剿”，是1930年10月蔣閻馮軍閥混戰初告結束，蔣介石指使何應欽組織的，並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為“圍剿”軍總司令，張輝瓚為前線總指揮，率領十萬大軍向我江西蘇區發動大規模軍事“圍剿”。而我方兵力隻有三萬多人。當時敵軍的分布是：最西頭是羅霖的第77師在吉安，最東是劉和鼎的56師，兩端相距八百裏。其間分兩大路：敵之右路軍為張輝瓚的18師、譚道源的50師和公秉藩的28師共三個師；敵之左路軍是朱紹良指揮的毛炳文的第8師和許克祥的第24師兩個師。我軍在羅坊會議上決定采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部隊第一步東移贛江，到達樟樹、撫州地區，使進攻袁水流域的敵人撲空；接著我軍又向邊沿區東固、南龔、 龍岡、 小移動，使到達樟樹、撫州地區的敵軍第二次撲空。經過這二次撲空，敵軍已經現出疲憊，我軍反攻的條件漸趨成熟。毛澤東考慮到，在三處敵軍中，張、譚是其中的主力，如能將其首先擊破，敵人整個的“圍剿”計劃也就打破了。於是決定首先在小設伏。但是連等兩天兩夜敵人都沒有來。軍中頗有怨言。而毛澤東為了“慎重初戰”，仍然“持重待機”。這時，張輝瓚由東固進至南龔，有東進之勢。毛澤東遂令我軍主力轉移到黃陂以西之君埠一帶秘密集結。當天黃昏張輝瓚率部到達距君埠二十裏的龍岡。龍岡與君埠部有個黃竹嶺，敵軍東進必須仰攻此山。於是毛澤東決定在此處擺設戰場，準備殲滅該敵。我軍總部的指揮所就設在黃竹嶺後麵的小別山上，毛澤東、朱德就在這裏指揮戰鬥。次日拂曉，在晨霧迷漫中，張輝瓚率部東進，在登山時受到我軍的迎頭痛擊。戰至下午三時，我紅四軍和紅三軍團從龍岡北麵的高山上跑步衝下山來，敵軍全線崩潰。等到毛澤東從黃竹山上下來時，前麵已紛紛喊道：“捉住張輝瓚啦！”毛澤東的《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詞：“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衝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正是描寫當時景象的。這一仗打得漂亮、幹脆、徹底，張輝瓚的師部和兩個旅全部被消滅，生俘九千餘人，無一人一馬漏網。在龍岡大坪上，有人把捆綁著的張輝瓚帶到毛澤東麵前，這位“圍剿”軍總指揮，穿著衣衫不整的士兵服裝，向毛澤東鞠躬敬禮，口稱“潤之先生”，說了些別後欽慕敬仰的話。龍岡首戰告捷，嚇得譚道源驚慌失措，連忙向東逃竄。我軍又乘勢猛擊，於東韶將譚師殲滅數千。兩仗共俘敵萬餘。毛、許兩師則在我軍圍攻東韶時倉皇北逃。敵人來勢洶洶的第一次大“圍剿”，就這樣被粉碎了。

這次“圍剿”結束還不到三個月，敵人的第二次大“圍剿”又開始了。這次的總兵力是二十萬人，而且采取的是“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略。正像毛澤東詞中講的：“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使人麻煩的還不僅是敵情嚴重，而是新上台的王明路線的“四中全會”代表團來到了蘇區。他們看到形勢如此嚴重，就提出紅軍主力退出中央蘇區的主張，甚至要紅軍到四川去重新建立根據地。毛澤東在會議上嚴厲批判了這種逃跑主義的方針，對方爭論非常激烈。幸而在中央局擴大會上，多數高級幹部擁護毛澤東的主張，才把逃跑的聲浪壓下去了。緊接著毛澤東就引導大家分析討論首先破哪一路敵人為適宜。有人主張先打蔣光鼐、蔡廷鍇的第十九路軍，理由是它隻有兩個師孤立駐在興國；有人主張先打朱紹良的第八路軍，因為朱紹良等人都是蔣介石的親信。毛澤東則指出，蔣蔡的十九路軍是這次“圍剿”軍中最強的，且已完成防禦工事，事實上我軍等於攻堅，如一時打不下來，北麵的敵人一齊壓下來，我們就難於粉碎這次“圍剿”。如果先打朱紹良的第八路軍，就得向西掃，西麵是贛江，下一步無發展餘地。鑒於這兩種方案的缺點，毛澤東明確提出應先打弱的，後打強的，以先打王金鈺的第五路軍為好。他認為第五路軍雖有五個師之多，但多係雜牌，各懷鬼胎，而且都是從北方新到南方的，水土不服，不善爬山，士氣低落，便於擊破。大家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分析。戰役開始後，我軍仍采取誘敵深入的方針，從4月20日開始後移，向龍岡地區集中。隨後又移至東固一帶隱蔽集結。三四萬人擠在一個狹小地帶，三麵都有敵人，被稱為“鑽牛角”。我軍忐忑不安地在這裏藏了二十天，自然少不了閑言碎語，但毛澤東拒絕了一切快打的建議，絲毫不為所動。終於等到5月14日，得悉王金鈺、公秉藩的兩個師分別向東固前進。從15日起，我軍也分別前移，迂回包圍敵人。毛澤東從第二天一早就登上白雲山，與朱德一起指揮戰鬥。至中午時分，就從上次反“圍剿”繳獲的收報機裏聽到了公秉藩、王金鈺兩個師的呼救聲。不久，呼救聲聽不見了，想來戰鬥已經結束，毛澤東這才從容下山。他後來寫的《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中說的：“白雲山頭雲欲立，白雲山下呼聲急，枯木朽株齊努力。槍林逼，飛將軍自重霄入。”就是當時戰場景象的寫真。這次反“圍剿”首戰告捷，殲公秉藩的28師全部和47師一個旅的大部，繳槍五千餘支。我軍乘勝向東橫掃過去，又接著殲滅了47師一個旅的殘部和43師一部，繳槍四千餘支。從5月16日開始到30日結束，十五天中，我軍從江西贛江邊上的固陂、富田打起，一直打到福建建寧，橫掃七百裏，打了五個勝仗，繳槍二萬餘支，又徹底粉碎了敵人的這次大“圍剿”。正如《漁家傲》的詞裏所描述的：“七百裏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那麽這首詞裏講的“有人泣”指的是誰呢？不是別人，正是指的蔣介石。但是，這決不是藝術誇張，因為這時蔣介石在南昌召開的高級軍官會議上，在大罵部屬無能時，不禁痛哭失聲，確確實實地哭了！

敵人第二次“圍剿”慘敗之後，僅僅隔了一個月，第三次“圍剿”又開始了。這次“圍剿”的規模更大，敵軍的總兵力為三十萬人。與以前不同的是，前兩次“圍剿”軍全是雜牌軍，這次卻動用了蔣的嫡係十萬之眾，而且蔣介石親任總司令。好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軍事顧問也到了南昌。而在這次反“圍剿”中，毛澤東的軍事指揮藝術表現得更加純熟，更加精彩。鑒於敵情的嚴重和準備上需要時間，毛澤東毅然決定，紅軍主力向贛南後部集中。酷暑七月，來了一個千裏回師，把部隊集結於興國東南的銀坑地區。其目的是誘敵南進，以便插向敵人後方，尋機殲敵。當我軍轉至高興圩、老營盤（興國西北）一帶企圖出擊富田時，發現富田係敵人主力且兵力密集，不便圍殲，毛澤東即下令乘夜東移蓮塘（興國東北）。這次轉移的驚險之處是在南北敵軍40華裏的空隙間穿插而過。我軍到達蓮塘後，發現北麵之敵為上官雲相的殘部47師和54師，這是敵軍中比較弱的一路。毛澤東當即決定對該敵發起攻擊。僅兩小時即殲敵一個旅，並將旅長譚子鈞擊斃。接著乘勝攻擊良村，又殲敵54師一個旅，擊斃旅長張鑾。上官雲相和郝夢齡兩位師長落荒而逃。於此，遂將此次“圍剿”的第三縱隊大部殲滅。這時毛澤東估計到敵必調兵東向，何不利用此有利時機把敵人大部吸引到東麵呢？這樣我軍到西麵攻打敵人的薄弱之處也就更為方便了。於是又在東麵的黃陂殲滅了毛炳文的第8師。這樣一來，果然西麵的各路敵人都紛紛東移。毛澤東幹脆來一個“示形於東”，命令一個師一路揚旗吹號向東開去。而我軍主力則在敵軍密集的縫隙中穿插而西，連夜進至興國的白石、楓邊山溝裏隱蔽休息。這是第三次反“圍剿”中極為精彩又驚險的一幕。待敵發覺上當，調頭西向尋找我軍主力時，我軍已休整了半個月。敵疲勞萬狀，不得不狼狽撤退。我軍又乘勢追擊，在高興圩、老營盤等處殲敵一個多旅，在方石嶺殲韓德勤師的六個團以及蔣鼎文師的一部。蔣介石親自指揮的這次“圍剿”也就被粉碎了。

從以上三次反“圍剿”，我們已可看出毛澤東戰略戰術思想的一個概貌。可以說，三次反“圍剿”的勝利標誌著毛澤東戰略戰術思想的形成。這種戰略戰術，既不是從中國的軍事書上抄下來的，也不是從外國的軍事書上抄下來的，而完全是基於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從具體戰爭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富有特色的創造。我以為其中最核心的是運動戰和殲滅戰的思想。運動戰是調動敵人、造成敵人錯覺的手段，而殲滅戰是其目的。毛澤東經常強調：“對敵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於敵，擊潰其十個師不如殲滅其一個師。”事實證明，這是毛澤東戰術中最厲害的戰術。為什麽要采取殲滅戰呢？因為第一，隻有殲滅戰才能給敵人最大的震撼，也才能從根本上削弱其戰鬥力；第二，隻有殲滅戰才能從對方取得我方缺乏的補給，借以加強我方的力量，達到愈戰愈強的目的。而為了殲滅敵人，這就需要集中兵力，采取迂回包圍戰術。運動戰和殲滅戰的戰略戰術，在中國長期革命戰爭中得到極大發展，逐漸成為我軍的特長。它不僅在紅軍弱小時期成為粉碎敵人“圍剿”的有效方法，而且越來越成為我軍克敵製勝最重要的軍事法寶。到了解放戰爭時期，由於毛澤東思想的深入貫徹，運動戰、殲滅戰的戰略戰術發揮得越來越精彩，運用得越來越豐富了。我軍的許多將帥都已成為運用運動戰、殲滅戰的能手，在全國戰場上演出了許多威武雄壯的活劇。以西北戰場為例，彭德懷指揮下的部隊，最初也不過三萬人左右，而胡宗南的進攻部隊卻是三十多萬人。但我軍一個殲滅戰連接一個殲滅戰，不到兩年時間，狂妄一時的胡宗南便屁滾尿流地逃出陝北。全國其他戰場也莫不如此。當時按毛澤東的標準，擊潰戰是不算數的，隻以殲滅敵人多少個旅來填寫賬單。我軍就是這樣以一百二十萬人的兵力，一口一口地吃掉數百萬美械裝備的國民黨軍隊，最後取得了徹底勝利。毛澤東就其軍事成就說，不僅在中國曆史上，即在世界範圍內也堪稱最偉大的軍事家之一。他獨創的充滿智慧的戰略戰術，將永遠是我們寶貴的財富。

三、遵義會議上的政治智慧

遵義會議在我黨的曆史上具有偉大意義，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它不僅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而且開辟了通向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同時，就黨內鬥爭來說，它也是一個最光輝的範例。試想，會議之前，兩條路線的對立是何等尖銳，爭論是何等激烈，而且錯誤的意見在領導集團中居於統治地位，可是僅僅經過幾天時間，這個黨內最尖銳的矛盾就解決了。尤其是，遵義會議從頭到尾，都采取了共產黨人最正常的鬥爭方式，即思想鬥爭的方式，通過擺事實講道理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然後實行真正的民主集中製作出正確的決議。我在長篇小說《地球的紅飄帶》中，對遵義會議給以著力的描寫，也正是因為它是這樣一個難得的範例。今天雖然情況變了，黨已經成為執政黨了，但是在黨內鬥爭上仍應繼承遵義會議的優良傳統。把“四人幫”抓起來，隻是特殊情況下采取的特殊方式，這一措施是完全正確的，是符合全黨和全國人民利益的，但也是不得已的。就解決黨內的經常矛盾來說，還是要從我們的優良傳統中汲取教益。

然而，遵義會議為什麽能夠開得這樣成功呢？我看原因有三：一個是湘江之戰，我軍損兵過半，八萬紅軍隻剩下三萬多人，從上到下都有一種改換領導的情緒。正像周恩來同誌在1972年6月10日講到遵義會議時說的：“毛主席取得領導地位，是水到渠成”；再一個是毛澤東善於做說服工作，在長征途中他說服了王稼祥和張聞天等人，並取得了他們的支持。另一個是采取了正確的鬥爭策略，即隻解決軍事路線問題，暫不解決政治路線方麵的問題。我以為在第三個問題上，充分顯示了毛澤東的政治智慧，這是遵義會議能夠順利成功的重要一環。相反，如果將黨內問題全麵展開，很可能使遵義會議歸於失敗。

在談到這一點時，周恩來曾這樣說：“毛主席的辦法是采取逐步地改正，先從軍事路線解決，批判了反五次‘圍剿’以來的作戰的錯誤：開始是冒險主義，然後是保守主義，然後是逃跑主義。這樣就容易說服人。其他問題暫時不爭論。比如‘左’傾的土地政策，肅反擴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說，先解決軍事路線，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當時說整個都是路線問題，有很多人當時會要保留，反而阻礙黨的前進。這是毛主席的辯證唯物主義，解決矛盾首先解決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後一點嘛。”

張聞天在談到遵義會議時曾說：“遵義會議前後，我從毛澤東同誌那裏第一次領受了領導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的教育，這對我有很大的益處。”又說，“但因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政治上的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使我當時對於我自己過去的一套錯誤，還很少反省。這在毛澤東同誌當時隻能如此做，不然我們的聯合會成為不可能，因而遵義會議不能取得勝利。為了黨與革命的利益，而這個利益是高於一切的，毛澤東同誌當時作了原則上的讓步，承認一個不正確的路線為正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確的。這個例子，可以作為黨內鬥爭一個示範來看。”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對另一件事的處理也頗重要。周恩來在1972年6月10日的談話中說：主要矛盾解決後“實際上次的矛盾也跟著解決了，組織路線也勉強解決了。當時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本來理所當然歸毛主席領導，沒有問題。洛甫那個時期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我記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說，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毛主席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人總要幫嘛。說服了大家，當時就讓洛甫做了。”這件事的處理，不僅表現了毛澤東的寬廣胸懷，也有助於團結同誌。

遵義會議的成功，已為此後的曆史發展作了證明。在會議期間，毛澤東所顯示的政治智慧，不能不是會議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這裏我把它作為大智者的一個事例。

四、四渡赤水——毛澤東的得意之筆

在軍事指揮藝術上，毛澤東無疑是個罕見的高手。從以少數兵力粉碎敵人重兵“圍剿”起，直到震動世界的戰略決戰，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長征中的四渡赤水，更是毛澤東的得意之筆。的確，談起這一戰役，軍事家們沒有不佩服的。

在紅軍進入貴州後的黎平會議上，黨中央即確定，長途跋涉的紅軍暫時安頓下來，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根據地。但是隨後發現，黔北一帶地瘠民貧，少數民族多，語言不通，黨的基礎尤其薄弱，創建根據地是有很大困難的。而且蔣介石的“圍剿”軍已經入主貴陽，與黔軍又將形成“圍剿”之勢。於是在遵義會議上，劉伯承和聶榮臻這兩位四川人提出了一個新的建議。這個建議就是進軍四川，在成都西北或西南建立根據地。他們認為，四川比之貴州要富裕得多，人口也稠密，而且四川一向封閉，外省軍閥不容易進來。尤其是紅四方麵軍已經在那裏建立起了一塊很像樣的通南巴根據地，兩個方麵軍合在一處，再也不用擔心勢單力孤了。中央接受了他們的建議。遵義會議一結束，就開始進兵四川。

但是，進入四川豈是容易的事。一來北有長江阻隔，二來有各路敵軍圍擊堵截。紅軍原擬在宜賓至瀘州段北渡長江，川軍聞風而至，很快便有十多個旅四十多個團分路向川南集中。隨後以一部分兵力防守宜賓、瀘州，另以八個旅向紅軍進擊。毛澤東本擬在土城殲其一部，以打破前進道路上的障礙，但因情況不明，打得不很理想，不得不采取新的機動，尋機渡江。於是在猴場、土城南北西渡赤水河。是謂一渡赤水。

我軍渡過赤水後，鑒於敵軍已加強了沿江防禦，渡江計劃不得不暫緩執行。這樣便轉到了川滇邊的紮西（今威信）暫時落腳。這是一個極荒僻的所在，那個雞鳴三省就在這裏。為了實施高度的機動，部隊在這裏進行了整編，把全軍編為十三個精幹的團，並進行了徹底的輕裝，連最珍貴的X光機都丟下了。這時敵人已從四麵八方圍了上來，其中有吳奇偉的四個師，周渾元的四個師，滇軍孫渡的四個師，以及王家烈的五個師，加上川軍的八個師，共二十五個師的兵力，他們企圖將紅軍圍殲於長江以南、敘永以西、橫江以東地區。形勢是極其險惡的。而這時毛澤東卻忽生奇謀，乘圍攻之敵尚未到達，黔北敵兵力薄弱之際，令紅軍調頭秘密東返，於二郎灘、太平渡二渡赤水，殺了一個回馬槍。這個回馬槍大大出人意料，很快紅軍便攻取了婁關和遵義城，一舉殲滅和擊潰敵兩個師又八個團，俘敵三千餘人。這個仗打得十分漂亮，搞得王家烈狼狽不堪，吳奇偉落荒而逃，逃到了烏江南岸。這是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也是毛澤東重新指揮軍隊後的第一個勝利。以上是謂二渡赤水。

婁山關、遵義大捷，大大振奮了紅軍士氣，部隊也得到了一些補充，但是過江問題並未解決。毛澤東本擬乘勝利餘威，再打一兩個勝仗，進一步打開局麵，但因敵人過於密集未獲成功。而且由於遵義之捷大大震撼了敵人，蔣介石趕忙離開了漢口飛到重慶“督剿”。他嚴令川黔各軍：“由本委員長統一指揮，如無本委員長命令，不得擅自進退。”同時把江西那一套築碉堡的辦法也搬了過來。這樣，紅軍在遵義、鴨溪等狹小地區，便再次麵臨著被包圍的形勢。這時紅軍不得不轉移到赤水河岸的茅台鎮一帶，準備由此三渡赤水。要知道，這是紅軍麵臨的一個最危險的時刻。因為前無進路，後無退路，即使渡過赤水再次進入川南古藺、敘永地區，也無法渡江，而多路追兵又已迫近。究竟何去何從呢？紅軍的命運究將如何呢？而正是在這險象環生的危急時刻，毛澤東又創作了一篇千古妙文。研究四渡赤水者有人往往把三渡和四渡分開論述，其實三渡和四渡是一篇文章。事實上在準備三渡時，毛澤東已經為四渡作好了準備。即三渡隻是姿態，是要擺出渡江入川的架勢，借以把敵人的追兵都吸引過來。果然這一著很靈。在紅軍從茅台渡過赤水後，蔣介石即判斷我軍又要北渡長江，遂急令其所有部隊都向川南進擊，企圖圍殲我軍於古藺地區。毛澤東見時機已到，為了繼續迷惑敵人，以一個團大張旗鼓地向古藺前進，誘敵繼續向西，主力則突然折向東南，直撲貴陽。這真是任何人也想不到的天才之筆！這時蔣介石又恰在貴陽，大兵都派出去了，在貴陽看家的僅有四個團的兵力，他怎麽會不恐慌呢？我在小說《地球的紅飄帶》裏描寫到蔣介石被嚇得拉稀的事，讀者可能以為是藝術誇張，其實不是，那是他的侍從室主任晏道剛提供的真實材料。這時的蔣介石完全如墮五裏霧中，既驚恐萬狀，又惶惑不解，一時判斷紅軍要打貴陽，急令各軍返回救駕，一時又判斷紅軍要去湖南與二、六軍團會合。其實都不是！毛澤東的最大心願就是調出滇軍，以便向雲南轉進。果然，那個頗想在蔣介石麵前露一手的滇軍將領孫渡，不憚風霜之苦星夜趕來。這時的紅軍隻圍著貴陽城轉了一個彎彎兒，宛如炸了一個大麻花似的直奔雲南而去。當蔣介石大夢方醒時，紅軍已以每日六十公裏的速度趕到金沙江邊，從容渡江，進入了四川境內。

這就是四渡赤水的驚心動魄的一幕。四渡赤水不僅在我軍戰史上是以少勝多，變被動為主動的光輝範例，而且在軍事史上也堪稱指揮藝術的千古絕唱。毛澤東的高妙處、不凡處，就在一個“奇”字。孫子說“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這一點已被毛澤東運用得出神入化。因此，敵人縱有千般妙計，萬般布置，最後仍不得不落入如來佛的手心之中。蔣介石早年畢業於日本軍校，後又任黃埔軍校校長，以後又作為一方統帥，與國內各軍閥頻頻交手，又與中共為敵一生，直至逃到台灣為止，打了一輩子仗，搞了一輩子軍事，也算得上是一位軍事家了。可是若與毛澤東相比，在每次對敵中，毛澤東總要勝他一籌。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當然從根本上說，是戰爭的性質和軍隊的本質不同最後決定了勝負。但單從軍事的角度說，從智力的高下說，蔣介石比毛澤東似乎也低出很多，頗像一個侏儒站在一個巨人的腳下。因此盡管他手中掌握著絕對優勢的數十萬數百萬人馬，卻不得不被毛澤東玩弄於股掌之間。雖徒有“不消滅共產黨死不瞑目”的壯誌，亦不得不老死小島，飲恨九泉！

五、團結與鬥爭的辯證法

多年前一個春節，我去給一位革命前輩拜年。我看他正立在寬大的書案邊揮毫作書。他是一位著名的書法家，字寫得很漂亮，正在寫著一副大大的對聯。上聯是“世界是我們的”，下聯是“做事要大家來”。我越看越覺得這副對聯思想深刻，出語不凡。上聯實際上講的是革命者的世界觀問題，下聯實際上講的是群眾路線的問題。這是兩個互相聯係的根本問題。我們要革命，要推翻舊世界，創造新世界，就不能不依靠廣大群眾和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依靠個人或少數人是完全無能為力的。當時我不禁為這副對聯的內容深深吸引住了，立刻問：“你這副對聯是從哪裏來的？作者是誰？”他笑了笑反問道：“你看像是誰？”隨後他才告訴我，他最近去了一趟湖南，才發現這副對聯的作者不是別人，正是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於是我立即請這位書法家給我寫了一個條幅。雖然直到今天我還沒有找到別的旁證，但就其思想本質看，我是確信無疑的了。

聯係到日後毛澤東思想的發展看，無論是群眾路線的思想還是統一戰線的思想，都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內容之一。即以統一戰線思想來說，由於中國革命的豐富實踐，毛澤東在統一戰線的理論上和策略的運用上，都發展到極高的水平，為馬列主義寶庫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毛澤東是一向非常重視統一戰線問題的。他在著名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曾經把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列為中國共產黨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尤其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指導和各項策略的熟練運用，已成為戰勝日本法西斯的重要因素。但是統一戰線並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事物，更不是輕而易舉可以處理好的。因為它內部包括複雜的、具有不同利益的、甚至是對立的階級和政治集團，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聯合與鬥爭兩個互相聯係著的側麵。如果對這種規律性不認識，或者處理得不正確，就會使統一戰線歸於破裂和失敗。毛澤東在《論政策》一文裏曾經總結說：“在第一次大革命後期，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而在土地革命後期，則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除基本農民以外），實為代表兩個極端政策的極明顯的例證。而這兩個極端的政策，都使黨和革命遭受了極大的損失。”尤其是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不僅不敢與資產階級作鬥爭，而且處處引導無產階級適應資產階級一黨一群的私利，結果導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敗，其教訓是極其沉痛的。毛澤東吸取了這些豐富的曆史經驗，在抗日戰爭中對民族內部團結與鬥爭的問題上，可謂運用得得心應手。其中他製定的兩項基本原則，是有決定意義的。其一，毛澤東深知，“抗日戰爭勝利的基本條件，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擴大與鞏固。而要達此目的，必須采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這是不可分離的三個環節，而以鬥爭為達到團結一切抗日勢力的手段。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鬥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鬥爭的目的。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其二，在同頑固派鬥爭時，也要注意以下三個原則，即自衛原則、勝利原則、休戰原則，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有理、有利、有節”。要知道，這兩項原則是有很深刻的含義的。從十年內戰以及八年抗戰的過程來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共頑固派，其對民族敵人的態度始終是不堅決的。抗戰實現之前，他們則熱衷於“剿共”內戰，諱言抗日；抗戰實現之後，也始終是動動搖搖，後來又一變而為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甚至準備投降。試想，在這種狀況下，如果沒有以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為代表的進步勢力的壯大，以致成為抗戰的中堅力量，則抗戰不僅沒有前途，而且隨時存在著夭折的危險。事實本身也證明，等到八路軍、新四軍壯大到抗擊一半以上的敵軍和絕大部分的偽軍時，抗戰的局麵才真正不可逆轉了。在與頑固派進行鬥爭時，為什麽又要遵守“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呢？這是因為同頑固派的鬥爭，不僅是為了防禦他們的進攻，以便保護進步勢力不受損失，並使進步勢力繼續發展；同時還是為了推動他們繼續抗日行動，並保持同他們的合作，避免大內戰的發生。回顧八年抗戰，在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互相交織的鬥爭中，在敵、偽、頑、我犬牙交錯的複雜戰場上，毛澤東牢牢地駕駛著抗戰的航船，既極大地壯大了人民的力量，又避免了抗日統一戰線的破裂，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這不能不說是毛澤東運用辯證法的高度智慧的表現。

在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頑固派，曾發動過兩次反共高潮，使抗戰的前途出現很大危機。如果不是我黨我軍正確運用毛澤東確定的上述原則，進行了堅決而又恰當的鬥爭，神聖的抗戰事業就不知道會發生怎樣的逆轉了。

國民黨反共頑固派，對我黨我軍始終是包藏禍心的。統一戰線雖然確立，八路軍和新四軍開上了抗日前線，但他們並不希望我黨我軍發展壯大，甚至希望我軍在優勢敵軍的打擊下被削弱和消滅。這裏麵自然包含著“借刀殺人”的意味。頑固派認為，他們成百萬的大軍都被日寇打得潰不成軍，一敗再敗，裝備落後的、槍支不全的僅僅十萬多人的八路軍、新四軍怎麽能長期堅持呢？但是事情的發展卻大大出乎他們的意料。由於我軍抗戰堅決、紀律嚴明，政策深得人心，受到敵後人民熱烈的擁戴，所以就像滾雪球一般地發展起來。這就引起了國民黨頑固派的震驚和嫉恨。反共高潮的掀起，正是他們打擊和削弱共產黨力量的罪惡企圖的赤裸裸的表現。

第一次反共高潮，自1939年冬開始至1940年春迅速擴大。地區從陝甘寧邊區周圍，直到華北各地。在陝甘寧他們襲占了八路軍駐防的五座縣城，在山西閻錫山製造了“晉西事變”，動用了四個軍的兵力向我進攻，在晉西南摧毀了七個縣的抗日民主政權，在太行山區國民黨97軍朱懷冰部頻繁製造摩擦，在冀中張蔭梧也乘機襲擊我軍。這種反共逆流，一時竟鬧得烏煙瘴氣，使根據地受到很大損失。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軍不給以堅決的鬥爭，那就不能維持抗戰的局麵。於是我軍根據以鬥爭求團結的原則和自衛的原則，對最猖狂的頑固分子，分別給以殲滅或驅逐之，使頑固分子得到教訓，不敢再輕舉妄動。然而我又並不無節製地鬥下去，隻求適可而止。隨後我又派出負責幹部與對方談判議和，簽訂必要的協定，分區而治。前述各地的矛盾都是這樣解決的。這樣才使華北抗戰的局麵穩定下來。

1940年，抗戰進入相持階段。隨著汪精衛偽中央政權的成立，日本對國民黨政府進行誘降的步伐加緊了。國民黨政府在英美綏靖主義的影響下，對抗戰已更加動搖，以致發展到日本軍方代表與重慶政府代表，在香港和澳門兩次進行停戰條件的秘密談判。抗戰確實處於極危險的關頭。隨之而來的，就是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反共摩擦的重點，逐漸由華北轉移到華中。

華中的新四軍，其處境的艱難、複雜，比華北的八路軍要嚴峻得多。一是它本身的力量比較小，經過三年遊擊戰爭的損耗，僅有萬餘人，步槍都已陳舊，子彈每人不過幾發。有些步槍還是“半截子”，是過去為了適應遊擊環境把槍把鋸掉了的。輕機槍隻有可憐的幾挺。像這樣的部隊本應給以應有的補充，但國民黨總是一再拖延，不給解決。一方麵不給解決，一方麵又強逼著立即開上前線。從一開始就可看出國民黨頑固派包藏的禍心。項英就在一封給毛澤東的電報中說：國民黨當局“以命令強迫新四軍，顯然是將我送到敵區聽其自滅，含有借刀殺人的用意”。華中與華北另一個不同的地方，即國民黨當局接受了華北的教訓。華北方麵他的幾十萬大軍席卷而逃，這就給八路軍留下了進入和發展機會。而在華中方麵，為了限製新四軍的發展，他們在劃定新四軍遊擊活動地區的周圍，早已任命了許多牽製的武裝，以監視和限製新四軍的發展，這當然不能不給新四軍帶來巨大的困難。

然而，黨中央的方針是明確而堅定的，即在一切敵後地區和戰爭區域，必須積極發展進步力量。在毛澤東於1940年5月4日為黨中央起草的對東南局的指示中說：“這種發展的方針，中央曾多次給你們指出來了。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的限製，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不要別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地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在這種根據地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的政權，向一切敵人占領區域發展。例如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評、限製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海邊，南致杭州，北至徐州，盡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製的區域控製在我們手中……”毛澤東起草的這個指示，是發給東南局的。為什麽要單單向東南局發出這項指示呢？因為東南局的書記項英本身存在著嚴重的右傾觀點。他受了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思想影響，前怕狼後怕虎，對中央的方針猶猶豫豫、動動搖搖，不敢放手發動群眾，不敢在日本的占領區擴大解放區和人民軍隊，惟恐違反了國民黨的政令、軍令，受到國民黨的指責，影響到統一戰線。反之，對國民黨發動進攻的嚴重性則認識不足，因而缺乏對付這種反動進攻的精神上和組織上的準備。中央這個指示到達後，項英仍然不願執行。對國民黨頑固派可能發動的進攻，仍然不作準備。以致在1941年1月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時處於軟弱無能的地位，使新四軍總部及以下九千多人遭受覆滅。葉挺軍長被俘，項英本人也被打死，造成了抗戰史上最大的民族悲劇。這是國民黨頑固派背叛民族利益、破壞抗戰、消滅異己的罪惡的鐵證。對我黨來說，其教訓是極為沉痛的。

而當時任東南局委員、新四軍第一支隊長的陳毅同誌，卻完全是另一種做法。他對中央的方針不僅竭誠擁護，而且領會得很深。從一開始他就認為，不能依賴國民黨的補充，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到敵後去解決，去發展。他的第一個目標是東進，即越過長江進入江南敵後。他以“寇能往，我亦能往”的豪氣，動員部下，首先派出以粟裕為首的先遣隊進入蘇南的高淳。隨後他本人也進入江南的茅山地區。粟裕進入江南淪陷區不數日，即在鎮江西南的韋崗附近，伏擊了日軍從鎮江開往南京的一個車隊，首戰告捷。這雖是一個小小的勝仗，但卻震動了江南。因為周圍國民黨雖有正規軍數萬去而複來，但都住在淪陷區邊緣，號稱五萬之眾的國民黨特務武裝忠義救國軍雖進入敵後，但都不敢與日軍交手。所以新四軍雖隻取得了一個小勝，江南淪陷的老百姓卻從新四軍的身上看到了真正的希望。此後又取得了一連串的勝利，新四軍的威望越來越高，很快便取得了人民信任，從而站住了腳跟。茅山根據地就這樣逐漸發展起來。

但是國民黨當局給江南新四軍劃定的活動區域，隻是京滬鐵路以南——東西不過百餘公裏，南北僅有五六十公裏的一塊狹長地帶。且境內敵寇據點密布，交通發達，回旋餘地十分有限。事實上等於對新四軍畫地為牢，使其早晚自生自滅。早在1940年5月4日給項英的指示信中，毛澤東就曾明確指出：“在茅山根據地大體建立起來之後，還應分兵一部進入蘇州、鎮江、吳淞三角地區去，再分一部渡江進入江北地區。”這一指示深合陳毅的心意，並從中領會到一個重要的戰略意圖：即從長江南北兩麵向東發展，夾江而陣，正好扼住華中日軍運輸兵員、運輸掠奪物資的咽喉。由此，陳毅決心向江北發展，把進軍蘇北作為自己的第二個目標。

但是，江北的局麵是複雜的。除了日偽軍占據了各水陸要衝外，有國民黨係統的江蘇省代理主席、魯蘇戰區副總司令兼24集團軍司令韓德勤的七萬人，還有蘇魯皖遊擊總指揮部的正副總指揮李明揚、李長江（人稱“兩李”）的三萬人。此外還有孔祥熙、宋子文係統的稅警總團共三個團。其中韓德勤是主要的反共頑固勢力，他從不積極抗日，日軍一般不向他進攻，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摧殘抗日力量上。“兩李”則實際上是中間力量，他們既與韓德勤有矛盾，也對新四軍深懷戒心。陳毅經過分析，認為如欲在蘇北發展，必須確立滅敵、聯李、反韓的方針。而尤以聯李為其中的重要一環。

當時，“兩李”的部隊分駐在泰州一線，處在我挺進縱隊與韓德勤部隊之間，正是新四軍到江北向東發展的大路旁。與“兩李”的關係搞好，不僅可以減少摩擦，且可以作為頑我之間的緩衝。為此，陳毅曾兩進泰州，主動做好宣傳團結工作。正好這時李明揚有求於我，他通過老友向三戰區要來一批子彈，卻無力運輸。韓德勤曾幫助他運過一小批，不知是誰從中掉包，運到的子彈都不能用，李明揚隻好轉托陳毅。從遠在浙皖交界處的三戰區彈藥庫運到江北，要穿過整個蘇南地區，要通過公路、運河、鐵路、長江等多道日軍封鎖線，除了新四軍是辦不了這件事的。陳毅遇此請求，立即慷慨答應，並予以圓滿實現。李明揚得到彈藥，自然大為高興，覺得新四軍不僅有能力，而且有誠意，雙方關係大為改善。陳毅在取得“兩李”的諒解後，即派以陶勇為首的部隊西入揚州、天長、六合、儀征地區活動，葉飛率主力進入江北的大橋、吳家橋一線。至此，已經初步奠定了向北發展的基礎。但是，其間發生過一點小小的曲折。由於挺進縱隊領導大做爭取“兩李”部下的工作，事機不密，引起“兩李”的反感，再加上韓德勤的極力挑撥，於是發生了“兩李”向我駐郭村部隊乘虛進攻的不幸事件。由於挺進縱隊打得英勇頑強，以兩個主力營橫掃敵壘，消滅“兩李”部隊三個團部，打下宜陵，“兩李”才被迫全線退卻至塘頭一帶。此時，我軍本可乘勢直搗泰州，但陳毅考慮到，如果這樣，則很可能促使“兩李”同韓德勤進一步聯合，對我今後發展壯大甚為不利。於是在攻克塘頭，進至距泰州七裏處的麵粉廠時，毅然收兵。“兩李”得知我軍本可輕取泰州而不入時，大喜過望。隨後我軍又主動送還兩千餘名戰俘及全部槍支，並歸還原屬“兩李”防區的郭村、塘頭等地，隻要求“兩李”讓路助我東進。“兩李”對此極為感激。陳毅與粟裕為了集中東進兵力，又向“兩李”投下了一著高棋：即在部隊東進之後，願將每月可收稅務五萬元的吳家橋一帶我方根據地讓給“兩李”。此舉內部雖有不同意見，但實際上我軍東進後不分兵把守吳家橋，而將後方與傷員委托“兩李”保護，無疑請“兩李”替我看家，大有利於對韓決戰。對“兩李”來說，既可增加稅收，還可把新四軍送走，何樂不為！遂欣然同意，協助我軍東進黃橋。1940年7月25日，陳毅決然率部東進。在經過“兩李”防區時，“兩李”部隊如約讓路，對空鳴槍，向韓德勤報告“在繆灣一帶發生激戰”，“新四軍傷亡慘重，一部繞道東去”。陳毅用盡心機爭取團結中間力量於此得到了報償。

陳毅的東進是為了衝破蔣介石困死新四軍的牢籠，全軍士氣高昂，加上“兩李”之助，進展順利，一舉占領黃橋。黃橋地區是泰縣、泰興、靖江、如皋等縣的中心，在此處建立根據地，東可向南通、海門敵占區挺進，北可與八路軍對進打成一片，也可與江南部隊策應，掌握長江通道。而且此處物產豐富，人口稠密，稅收充盈，為日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韓德勤是蘇北最頑固的反共勢力頭子。他多次受蔣密計消滅新四軍。蔣介石為了鼓勵他的反共積極性，還在重慶召見他，把他的代理省主席正式任命為江蘇省主席。陳毅的進占黃橋，豈是他能夠容忍的？所以在新四軍占領黃橋之後不久，他即動員了二十餘個團向我進攻，同時，還開始了糧食封鎖，不準海安、泰州一線以北糧食南運。在韓軍向我進攻的同時，日軍也在路東向我“掃蕩”，雙方的行動顯然頗為默契。但是韓軍的這次進攻並未成功，我也因為誘敵深入不夠，僅殲其兩個團。韓軍見我軍勢盛，即逃遁縮回。這時韓德勤才認識到新四軍力量的強大，不集中大的軍力是不能決戰的。於是他在經過一段緊張的準備工作之後，動員了四到五個旅及炮兵部隊，加上各保安旅及“兩李”陳泰運的部隊共二十六個團三萬餘人，企圖將孤懸於江北的陳毅部“一鼓而蕩平之”。

韓德勤為了師出有名，在進攻前首先提出了要我軍退出重鎮薑墊；薑墊稅收豐足，他估計我是不會退出的。但是陳毅為了爭取中間勢力的同情，卻真的將薑墊讓與“兩李”。這一著不僅出乎韓德勤的意外，也出乎各界人士的意外。但韓德勤的進攻計劃是確定了的，並不因新四軍退出薑墊而停止下來。這一來徹底暴露了韓德勤的真麵目，引起各界人士的極大義憤。中間派人士韓國鈞說：“賊子無信，天必殛之！”很想當江蘇省主席的李明揚也給蔣介石打電報說：“蘇北局勢日非，措置未免有失當之處。懇即派大員來坐鎮，力求改善，挽救危局，否則將不堪聞問矣！”

可是，一切呼籲都製止不住韓德勤的野心，自10月3日開始，進攻黃橋的作戰還是打響了。其右路軍為“兩李”和陳泰運的部隊，韓德勤既用十萬元拉攏，複用高壓手段令其向黃橋以西進攻；左路則由五個保安旅擔任，進擊黃橋東南；中路則由韓軍的一萬三千人作為主力，攻擊黃橋北麵。同時，日寇也加強了沿江封鎖，頑軍則劫走船隻，不讓我軍“逃往江南”。曆史上被稱為的“黃橋決戰”，是抗戰開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反摩擦作戰。

與進攻兵力相比，我駐守黃橋的部隊則遠遠居於劣勢。尤其是回旋餘地狹小，不易發揮我軍運動的特長。這個作戰方案是相當難以製定的。但是，在陳毅、粟裕與鍾期光、葉飛、王必成、陶勇諸將的精心策劃下，終於製定了以黃橋為軸心，誘敵深入，各個擊破，以獨六旅為首殲對象的作戰計劃。尤其出敵意外的是，以四分之三的兵力（近六千人）作為機動突擊力量；以四分之一的兵力（不足兩千人）駐守黃橋。戰鬥開始後，由於我軍指揮高妙，將士浴血奮戰，不到數小時即將敵獨六旅殲滅，旅長翁達中將自 殺。隨後我軍三個縱隊將89軍的一萬之眾逐步包圍，經過反複惡戰，終於將敵大部殲滅。其中將軍長李守維在突圍中被亂兵擁於河中淹死。此役韓軍主力89軍及獨六旅共被殲十二個團，連同保安旅，共殲頑軍一萬一千餘人。韓德勤這次氣勢洶洶所謂“一鼓蕩平”的進攻，於此徹底失敗。韓德勤從東台逃入興化水網地區，一麵增修工事，一麵托韓國鈞前來求和。中央根據全國形勢，認為對韓暫時不宜采取徹底消滅的政策，免得國共關係嚴重惡化。這次摩擦就這樣停了下來。

以上事例，在《陳毅傳》中都有詳盡而生動的記述。從陳毅同誌東進北上的一係列活動中，不僅看出他對毛澤東製定的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等方針深刻領會和運用的藝術，而且看出這些原則是何等的正確！假若不是這樣，怎麽會有華中抗戰的局麵呢？又怎麽會有日後那麽一支強大的華東野戰軍呢？

六、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

作為一個革命的領導者，尤其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人，我覺得至少要具有兩個重要的品質。其一，是目標始終如一，有如鋼鐵般的堅定，不為任何強敵所屈服；其二，還要有一雙火眼金睛般的慧眼，能夠識破一切陰謀詭計，不為敵人的任何花招所欺騙這樣才能使革命的航船達到勝利的彼岸。在這兩種品質上我最佩服的是毛澤東和魯迅。這不是說別的革命家身上不具備這兩種品質，而是說上述兩個人是其中最傑出的典型。

有人可能以為，上述第一種品質的確是不簡單的，至於說第二種品質——不受敵人的欺騙，豈不是很簡單嗎？一個革命家，一個革命的領導人怎麽還會受敵人的欺騙呢？其實不然，在曆史上因上當受騙而失敗者，並不罕見。即使足智多謀、精明過人之士亦在所難免。例如石達開，可以說是太平天國傑出的名將了，當他在大渡河邊處於絕境之際，他本想投水自盡，但他忽然轉念一想，自己固不惜一死，而這些部卒隨自己多年，落到今日這般田地卻如之何！清廷今日步步緊逼，無非是要自己的頭顱，如能以自己的頭顱換取部屬的生存則未嚐不是一個辦法。遂修書敵營要求談判。敵將立刻表示同意他的要求，可以到洗馬姑共商善後。石達開信了這話，第二天就帶了幾個人前去談判，還未到達洗馬姑即被生擒，剩下的數千部卒竟全被坑殺，無一幸免。和敵人戰鬥了一生的名將竟落到這個下場，真令人可歎！漢朝有一位開國的元帥韓信，可說是一位無人不知的“智多星”了。他一生打了那麽多勝仗，獻出了那麽多妙計，但最後卻被呂後與蕭何設計誘入宮中斬首，最後還歎息說：“吾不用蒯通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可見人是很容易受騙的。中國近代史上的蔣介石，那是一個最陰險、最毒辣，也是一個詭計多端最善於騙人的家夥，與他同時代的軍閥，差不多全被他用武力征服，或用分化、收買、利誘等手段一個個地消除了。可以說除了共產黨沒有被他搞垮以外，在這一點上沒有誰頂得過他。

回顧曆史，日本投降後的時局，是最為撲朔迷離、前途難測的。在中國人的麵前，有如隔著一道濃重的霧障，或者難知的深淵。抗戰之初，由於外來的災難籠罩在整個中華民族的頭上，民族的矛盾超過了國內的階級矛盾，這就構成了以國共合作為中心的各階級團結抗日的共同政治基礎。現在日本投降了，這個矛盾已經解決了，其共同合作抗敵的基礎已不複存在。那麽在這種新的情況下，國共兩黨究竟是戰是和，首先這一點人們還看不清楚。按人心所向說，全國人民都是願意和平的。試想，這一場曠日持久的抗戰進行了整整八年，人民遭受了何等慘重的損失！尤其處於抗日第一線的，幾乎無時無刻不和敵寇進行著犬牙交錯鬥爭的解放區人民，有的地方簡直成了“女兒國”了。他們更是迫不及待地渴望著和平。但是和平能否實現，則不在於人民的主觀願望，而在於國民黨當局。其次，中國究竟要向何處去，人們更看不清楚。和平建國的口號不錯，但是要建一個什麽樣的國家呢？是建立一個新型的、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呢，還是仍舊回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呢？這又是一個未知數。其三，是對當時的美國看不清楚。美國一方麵大喊和平，一方麵又用大量武器武裝國民黨軍隊，他們究竟是何居心呢？因為對以上幾個問題看不清楚，所以在中國人民的心頭上普遍籠罩著重重疑雲。

然而，這時毛澤東的頭腦卻是最為清醒的。我想這裏加個“最”字絕不過分的，因為這一切都已為曆史證明。日本於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了一個幹部會，並發表了演說，也就是後來發表在《毛澤東選集》第4卷的第一篇文章，即《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這篇文章對當時的時局和方針作了最透徹的說明。現在看，要透過曆史的迷霧和一切假象，真正看清問題的實質和前進的道路，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認清敵人的本質。反之，如果在這個關鍵問題上認識模糊或發生偏差，那麽對其餘的問題就不會有正確的答案了。對於國民黨反動派，對於蔣介石，毛澤東是怎樣認識的呢？他在講話裏說：“對於蔣介石發動內戰的陰謀，我黨所采取的方針是明確的和一貫的，這就是堅決反對內戰，不讚成內戰，要阻止內戰……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內戰危險是十分嚴重的，因為蔣介石的方針已經定了。按照蔣介石的方針，是要打內戰的。”因為毛澤東明確無誤地看破了這一點，所以正確的方針也就定下來了，這就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按照毛澤東形象的說法，就是“現在蔣介石已經在磨刀了，因此，我們也要磨刀”。而且他還特別警告說：“這個時期如果有機會主義的話，那就是不力爭，自願地把人民應得的果實送給蔣介石。”

日本投降後，第一件不祥和頗出人意料的事，就是蔣介石竟下令不準在敵後血戰八年的八路軍、新四軍向日偽軍受降，而要等遠居大後方的“國軍”，坐著飛機、輪船、火車趕來受降，這顯然就是內戰爆發的信號。這種蠻橫無理的、違反一般常情常理的命令，當然不能不激起解放區廣大軍民的憤慨。但是，即使他們坐上火箭來，也難以及時趕到。於是蔣介石就來了第二個花招，即施放和平煙幕，連續發出三封電報，邀請毛澤東前去重慶談判。然而，這種非同小可的行動，究竟真意何在呢？是真正意在共商建國大計呢，還是大規模內戰未部署好，先來一個緩兵之計呢？從解放區的軍民說，從黨內到黨外，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不同意毛澤東到重慶去參加這種極為冒險的行動的。因為蔣介石是極為陰險的，過去曾不止一次軟禁和扣押自己的“政敵”。李濟深和胡漢民都被他扣押過。可是，作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作為共產黨的領袖，對這種關係全民族命運，關係到全世界視聽的大事，則不能不衡量周全。衡量的結果還是以去為上策。且不說在當時全國各方的壓力下，還有一線爭取暫時和平的希望，即使對方是緩兵之計，也還是要去。因為全國人民都在熱切地渴望和平，如果共產黨不響應這個邀請，蔣介石就會把拒絕和平的責任很輕易地推到共產黨的頭上。自然這事包含著極大風險，但即使狼窟虎穴，也得挺身而入。因此，毛澤東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毅然決定飛往重慶。當時著名詩人柳亞子曾在歡迎毛澤東到重慶的詩中，稱讚毛澤東的行動為“彌天大勇”。隨著毛澤東到重慶，很快就暴露出蔣介石的邀請不過是一個騙局。因為他們對所謂和平談判，什麽準備也沒有做，一個方案也提不出來，原因很簡單，他們原來估計，毛澤東根本就不會來，也不敢來，這樣他們就師出有名，可以大打出手了。現在毛澤東竟然以單刀赴會的精神出現在重慶，他們自然就手足無措了。所以最初幾天談判，不過虛與委蛇，拖延時間罷了。後來他們又讓共產黨方麵提出談判方案。從我方來說，既然來了，總還是盡力爭取以便有所收獲。所以這場談判竟持續了四十三天。我黨在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則下，也作了一些讓步，同意讓出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八個解放區；同意按比例縮編我們的部隊。國民黨的部隊官多兵少，照他們的編法，我們一百二十萬人的軍隊，可以編為二百個師，但我們不這樣提。我們最後提出，如果國民黨真的肯把他的軍隊縮編的話，我們可以把解放軍編為二十個師，隻占全國軍隊的七分之一。從我方來說，應該說是已經作了很大的犧牲，但是由於國民黨的目的是要根本消滅解放區和解放軍，所以關於解放區和軍隊的問題，始終沒有達成協議。盡管如此，但總算有了一點收獲，簽訂了一個“雙十協定”。毛澤東在《關於重慶談判》中說：“‘針鋒相對’要看形勢。有時候不去談，是針鋒相對；有時候去談，也是針鋒相對。”我們以後把這個總結為“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這次重慶談判，就是以真和平擊破假和平的政治鬥爭。實踐證明，這一次的鬥爭是非常成功的，不但擊破了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而且使國民黨被迫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尤其是在全國人民為戰與和惴惴不安的曆史關頭，毛澤東出現在重慶，在全國人民的心目中樹起了中國共產黨光明磊落忠於民族的崇高形象。在政治方麵的收獲上，無疑是一個重大的勝利。

在重慶雙方握手言歡。進行談判的時候，毛澤東和黨中央絲毫也沒有放鬆警惕進攻解放區的槍聲。毛澤東是在8月28日飛抵重慶的。就在他到達重慶的第二天，蔣介石就密令各戰區印發他在1933年所編寫的《剿匪手本》。9月17日，蔣介石又密令送發這些手本。同時，國民黨軍閻錫山部對我晉冀魯豫解放區上黨地區的進攻也在9月間開始了。這個閻錫山自太原陷落後，長期躲在黃河彼岸的吉縣秋鎮一帶，這時卻氣勢洶洶地出動了十三個師，在日偽軍的配合下，先後自臨汾、浮山、翼城和太原、榆次出發向我進攻，占領了襄垣、長治、屯留、潞城和壺關等地。有名的上黨戰役也就從此展開。然而，毛澤東對此早有所預料，他在飛往重慶之前，就囑咐在延安的劉伯承、鄧小平說：“你們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擔心我在重慶的安全問題，你們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談得越好。”所以上黨戰役在劉鄧的指揮下，打得相當漂亮，盡管各部隊都是從遊擊環境中倉促集中，裝備也很差，但由於全軍將士同仇敵愾，劉伯承又作了精細的戰術指示，從9月10日到10月12日，我上黨解放區軍民終於打敗了進犯的國民黨閻錫山軍隊，共殲滅敵人十三個師三萬八千人中的三萬五千人，擊斃國民黨第7集團軍副總司令彭毓斌，其19軍軍長史澤波也被我生俘。在此之前，“雙十協定”本來已經商妥，但國民黨當局仍拖延不肯簽字，直到閻軍在上黨徹底覆滅，也就是10月12日才正式公布。曆史上的有些事件也真是有趣，這兩個10月12日決不是巧合。

毛澤東在《關於重慶談判》中，還有一句有名的話：“已經達成協議，還隻是紙上的東西。紙上的東西並不等於現實的東西。”這話一點不錯。“雙十協定”已在10月12日堂而皇之地公布了，而13日蔣介石又對其部下頒發了“剿匪”密令，要他的將領遵照他的《剿匪手本》，“督勵所屬”，對解放區“努力進剿”，“迅速達成任務”。於是，在10月底就爆發了有名的邯鄲大戰。對解放區的命運來說，邯鄲戰役也是關鍵性的一仗。上黨戰役後，胡宗南的先頭兩個軍經同蒲路、正太路，進抵石家莊，其後續部隊已到達晉南聞喜。與此同時，其另一路大軍——孫連仲部的30軍、40軍和新8軍也自新鄉出發，沿平漢路北犯，妄想在十天左右到達石家莊與胡部會師。其後續部隊四個軍業已到達新鄉。敵人的目的如果得逞，不僅等於打開了解放區的南大門，而且等於進入華北解放區的腹地。敵人的總兵力約七萬餘人，且裝備好，久經訓練，劉鄧集結起來的兵不過六萬人。他們究竟能否頂得住這股向北湧來的禍水，全國人民無不為之擔心。但是，這一仗也打得十分漂亮，劉鄧不僅成功地爭取了11戰區副司令長官高樹勳將軍率新8軍及河北民軍萬餘人起義，而且將40軍、30軍全部殲滅，其指揮官第11戰區副司令長官馬法五等也被生俘。邯鄲北麵有一個小車站叫“黃粱夢”，附近還有一個盧生和呂翁的廟。傳說中的“黃粱夢”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裏。故事說唐代有一個盧生，在邯鄲一家客店裏晝寢入夢，曆盡了一生榮華富貴，醒來時卻黃粱未熟。蔣介石的七萬大軍在此徹底覆滅，不過是再一出“黃粱夢”的重演而已。

 回顧日本投降後，圍繞著重慶談判所進行的嚴重鬥爭，可以說是毛澤東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兩手的典範，對我國人民和每一個革命者都是有深刻啟示的，而且是有長期的教育意義的。隻要革命的敵人還存在，鬥爭就不會止息。敵人或以武力征服的方式迫使人民屈服，或以花樣繁多的政治欺騙迫使革命者就範，這兩種方式是會交替使用的。能用武力征服者則征服之，暫時難以征服者則欺騙之，至於哪種手段合算，則依據當時的形勢。回想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曆史不正是這樣的嗎？對待北朝鮮，對待越南，對待巴拿馬，對待伊拉克，帝國主義不就是以武力征服的方式嗎？對待東歐、對待蘇聯，對待中國，近年來不是以和平演變的戰略企圖不戰而勝，並在某些國家獲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嗎？難道這些不值得警惕嗎？難道毛澤東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兩手的深刻思想不值得我們好好地重溫嗎？我在上麵提到，要正確運用革命的兩手對付敵人反革命的兩手，關鍵是對敵人反革命的本質應有深刻的認識。有人認為今天帝國主義的本性已經改變了，資本主義的本性也變得比以前善良可愛了，世界上已經沒有敵人了，那怎麽還談得上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呢？大家知道，近幾年出現了一個名叫千家駒的名人，他就是這樣主張的，甚至他公然嘲笑“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話，難怪他公然主張“惟有和平演變才能救中國”了。這樣的人，近年來確實出現了不少，我曾說過，如果將來帝國主義打進來，這種人是肯定要當漢奸的。我說的話決不會冤枉他們，因為他們已經是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戰略的衝鋒隊員了。

七、偉大戰略家的主要智慧是什麽

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即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其發展進程之迅速，是超出我們的預料的。戰爭之初，雙方力量的對比雖和十年內戰時有很大不同，但仍然相當懸殊。我方當時有軍隊一百二十七萬人，民兵二百多萬人，並擁有一億人口的解放區。但軍隊多從分散的遊擊環境下剛剛集中起來，缺乏訓練，裝備尤其落後。而蔣介石方麵，其總兵力則有四百三十萬人，由於接收了日本侵華軍隊一百萬人的全部裝備，尤其是得到美國的大量援助，其裝備已大大加強。在八十六個整編師相當於軍 中，有二十二個師為美械和半美械裝備。此外還擁有大量的炮兵和一定數量的飛機、軍艦和坦克。在人力物力方麵實力也比我們雄厚得多，並擁有百分之七十六的土地和百分之七十一的人口，以及全國的大城市和交通線。特別是還得到美國在軍事和經濟上的全麵援助。僅1946年上半年，美國對國民黨政府即給予了十三點三億美元的物資，為抗戰期間援華物資總數的兩倍。在這種雙方力量對比相當懸殊的形勢下，難怪蔣介石的野心大大膨脹起來，其氣焰簡直高到天上去了，竟企圖在三至六個月內首先消滅關內我軍，然後再解決東北問題。於是空前激烈的全麵內戰就此展開。

然而，戰爭的進程如何呢?事實上不僅大大出乎蔣介石的預料，出乎美國人的預料，也出乎我們自己的預料。毛澤東在1948年11月發表的《中國軍事形勢的重大變化》中說：“這樣，就使我們原來預計的戰爭進程，大為縮短。原來預計，從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約需要五年左右時間，便可能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政府。現在看來，隻需從現時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這話一點不錯。不過兩個多月，即1949年2月3日，我軍就在北平舉行了莊嚴的入城式，隨後中共中央的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也進入了北平。又過了兩個多月，即4月23日，我軍占領南京，標誌著蔣介石國民黨二十二年的反動統治從此宣告滅亡。從蔣介石發動全麵內戰的1946年7月到我軍占領南京，還不到三年時間；從我軍1947年3月19日退出延安到我軍占領南京，剛剛兩年時間；從我軍主動放棄張家口到我軍再次解放張家口，也是兩年時間。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就擊敗了美帝國主義全力支持的蔣家王朝，戰爭進程如此地迅速和順利，戰果又是如此的輝煌，這不是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跡嗎?

但是，出現這種奇跡的原因何在呢?從總的方麵說，這是由於我黨的高度成熟，其標誌就是毛澤東思想的高度水平以及全黨在毛澤東思想上的團結和統一。表現在軍事上，不僅毛澤東的指揮藝術得到天才的發揮，即各大戰略區的領導人，也都在“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統一思想下，指揮大兵團作戰，做到得心應手。戰爭的第一年，敵軍即被我殲滅一百一十二萬人。以後又逐年增多，以至最後全部覆滅。我們又何以能做到這一點呢?毛澤東同誌說：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可以說，在解放戰爭中，這種人民戰爭的偉力，是最集中、最有力、最高度地發揮出來了。這才是解放戰爭勝利的真正的源泉。

陳毅元帥曾很感慨地說過：我們的勝利是老百姓用小車推出來的。這是身曆其境的高級指揮員深有所感的話。試想，百萬大軍開到前方，一無火車，二無汽車，那些數量龐大的糧食彈藥，是依靠誰來運輸的呢?在華東平原上不就是靠老百姓的千千萬萬輛的小車嗎?沒有這些老百姓的小車，淮海戰役能夠進行嗎?其他戰場又何嚐不是如此?聶榮臻元帥在其回憶錄中也說到平津戰役中華北人民支援前線的動人情景：“那時候，正值隆冬，冰天雪地，他們聽說要解放北平、天津、張家口，立即掀起了支援前線的熱潮。那情景真是非常感人，非常壯觀?當我從孫莊去孟家樓平津戰役指揮部的時候，一路上看到成千上萬的人民群眾和廣大民兵，趕著滿載物資的大車，不分晝夜地朝北平、天津方向前進，真是前不見頭，後不見尾，一眼看不到頭嗬?我還得知大清河兩岸的人民群眾，晝夜組織四萬多人參加突擊破冰隊，兩天內砸開了一百多裏冰河，使白洋澱和大清河兩岸的船隻，能夠將物資源源不斷地送往前線。”其實，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都是如此。隨著部隊野戰遠征，攻城奪地，便有成千上萬的民工跟隨其後，有的扛著擔架，有的牽著騾馬，有的趕著大車，大車上拉著丈把高的雲梯，一路上歡歌笑語，聲震四野。有的甚至隨軍轉戰數月不歸。這種景象一直持續到抗美援朝期間。筆者在朝鮮，就看到有不少東北民工也伴隨大軍來到異國戰場。他們戴著大皮帽子，扛著擔架，背著糧食，冒著敵機轟炸，行進在冰天雪地之中。據統計，自1946年7月至1948年9月，山東有五百八十萬民工支援前線，冀中有四百八十餘萬民工支援前線，有的曾隨大軍轉戰萬裏，走過四十餘縣。其他戰場也莫不如是。這些民工，他們都是普通農民：一不要報酬，二不避艱險，拋家離子，將生死置之度外，情緒還那樣愉快，這種景象在戰爭史上實屬罕見。值得思考的是，他們何以有如此高昂、持久不衰的革命積極性呢?這種積極性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至於說軍隊，軍隊也是穿軍服的農民。解放戰爭，其戰爭規模之大，戰爭之殘酷和損耗之多，都大大超過抗日戰爭。部隊如果沒有及時大量的補充，那是難以支持的。可喜的是，農民參軍的熱情異常高漲，且覺悟程度很高。華北解放區就有成百萬農民參軍，東北有一百六十萬農民參軍，使我軍源源不斷地得到補充和不斷地擴大。不言而喻，這同農民對戰爭的態度是密切聯係著的，同農民高漲的革命熱情是聯係著的。問題是他們何以迸發出如此高的革命積極性呢?原因正是由於解放區普遍實行了徹底的土地改革，使廣大貧雇農分得了土地，這才喚醒了他們深厚無比的革命潛力，以令人目眩的姿態，升華在為自身利益而戰的戰爭之中，這正是解放戰爭迅速勝利的秘密所在。

結束了存在數千年的封建剝削製度，這是中國曆史上一件了不起的偉業。在近代，統治中國的封建勢力又同帝國主義與買辦資本相勾結，是中國貧窮落後、衰弱不振、為列強肆意侵淩的真正根源。這一偉業的完成，使這個根源從根本上消除了。而完成這項偉業的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過去的中國曆史上，許多仁人誌士，聖賢豪傑，他們說了無數“仁愛”、“愛人”的話，都不過是一些無濟於事的空話。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提出了“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既來不及實現也無法實現，因為他那個黨的基礎就有相當大的地主豪紳勢力，他的理想怎麽能夠付諸實現呢?因此，真正把土地無償地分到廣大農民手中，使廣大農民得到真實利益的，隻有共產黨。所以，難怪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在農民的心目中有那樣崇高的威望和深厚的感情。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地上所紮下的深根，可以說是任何政黨都無法比擬的。

土地改革製度的完成，在中國曆史上是應當給予高度評價的。第一，是摧毀封建製度的徹底性。凡是無地和少地的貧雇農，都無償地得到了一份不少於平均數的土地，而地主的土地則被沒收，沒收後也分得了一份平均數的土地；第二，在土改進程中，一些地區雖發生過右傾和左傾的錯誤，但都予以糾正，做到了不侵犯中農的利益；第三，嚴格遵守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界限，在土改中不得侵犯工商業者的利益，包括地主經營的工商業的部分；第四，土改進行的基本方法，不是由政府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的“恩賜”辦法，而是在黨的領導下，依靠貧農團結中農向地主進行說理鬥爭。實踐證明，這種方法是正確的，不僅使農民翻了身，也使農民翻了心。而實行“恩賜”的辦法，則不能起到真正發動群眾的作用，往往形勢略有變化，農民就把分得的土地送還地主。其他國家的土地改革就有這樣的情況出現。這項經過群眾鬥爭進行土改的方法，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的獨特創造。

長達二十二年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在世界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究竟應居於何種地位，它有什麽優點和特長，這是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過去一向認為，法國大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最徹底的，被大家視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典範。如果單就土地革命這一點作比較，則我認為比起中國土地改革的徹底性未免遜色。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領導者，一開始在1790年6月，規定把沒收來的地產分大塊出售，地價四年內付清。農民買不起地，土地絕大部分落入大資產階級手中。1793年6月，雅各賓派執政後，國民工會通過法令，將沒收的逃亡者的土地分塊出售，地價分十年償還。雖然一些貧苦農民也得到一些土地，但政府主要優待那些能夠立即付清全部地價的贖買者，從而有利於富有者。6月10日，又頒布了第二個土地法令，規定把二百年來從農村公社奪來的土地歸還農民，按人口進行分配。7月17日，第三個土地法令規定無條件廢除一切封建特權，豁免農民一切義務，焚毀封建文據和其他契約。1794年，在擊潰歐洲反動勢力的圍攻之後，雅各賓派認為他們的主要任務是鞏固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因此再也提不出團結廣大勞動群眾的政策了。2月間頒布的“風月令”，規定沒收人民公敵的財產，分給無產的愛國者，但這個法令遲遲沒有實施。農村貧民的均產要求和限製大地產的要求也未能得到滿足。從出售國有財產中得到好處的，主要是買得大部分土地的富裕的上層農民。這正是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徹底處。

本文上麵談了很長一段關於中國土地革命的問題，這與毛澤東的大智是否有關聯呢?這正是筆者所要闡述的。

一個偉大的革命戰略家，他的主要智慧應當表現在何處呢?依我看，其主要智慧不在於他對社會中的某個局部問題或某個方麵有所發現，而在於他對當代社會的基本矛盾有深刻的認識和掌握。也就是說，他在總的客觀規律中，能夠掌握住其中影響全局、決定全局的根本問題。毛澤東就是這樣的革命戰略家。例如，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期間，他就認識到：“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而農民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問題。”如果不解決土地問題，不將農民發動起來，則一切問題的解決都是做不到的。這正是毛澤東同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分歧。它表明，毛澤東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已經掌握住了。如果不是這樣，在革命形勢逆轉的情況下，他何以會走井岡山的道路，並逐步形成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獨特路線呢?因此，在十年內戰期間，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是武裝鬥爭，而其內容則是土地革命。抗日戰爭發生，民族的矛盾超過了階級矛盾，實現了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土地革命宣告中止。但毛澤東並沒有忘記農民，改而實行減租減息以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實踐證明，這是完全正確的。國統區和解放區就是個鮮明的對照。在國統區，廣大農民在封建地主及官僚勢力的重壓下，奄奄一息，隻有用抓壯丁的辦法，把他們繩綁索捆地送上前線，甚至在前線的犧牲者中，還發現有被捆綁者的慘事。而在敵後的解放區，由於農民過上了民主生活，經過減租減息，他們的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從而煥發出巨大的革命精力，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等人民戰爭的奇觀，正是從這種政策的基礎上綻放的花朵。日本投降後，隨著內戰的迫近，在1945年的12月間，毛澤東即發出“各地務必在1946年，在一切新解放區，發動大規模的、群眾性的、但是有領導的減租減息運動。工人則酌量增加工資”。隨著解放戰爭的全麵展開，土地改革也逐漸深入地展開了。在劉少奇同誌的主持下，召開了全國土地會議，製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要求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毛澤東著重指出：“全黨必須明白，土地製度的徹底改革，是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一項基本任務。如果我們能夠普遍地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全國勝利後，在一切新解放區又有秩序地展開了全麵的土地改革，筆者在朝鮮戰場上看到源源不絕地湧向誌願軍行列的新戰士中，就有相當大的部分是實行土改後的年輕人。這些人生氣勃勃，鬥誌高昂，在戰鬥中表現得相當勇敢。以黃繼光為例，他就是土改後從四川新區參軍的。他犧牲時才二十一歲，參軍還不到一年。在上甘嶺上，他麵對著祖國慰問團的親人說：“請你們聽我的勝利消息吧?”說完，就拿著爆破筒撲上了敵人的槍眼，在上甘嶺騰起的驚天動地的火光，不就是土地革命折射出來的光輝嗎?綜上所述，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始終如一地抓住了土地革命這個中國革命的基本內容，也是中國革命總任務中的關鍵問題。這正是他善於抓根本規律的大智慧的表現。在這一點上，他無愧是第一流的革命戰略家。

八、在鑼鼓聲中消滅了一個剝削製度

1955年的隆冬至1956年的1月，在中國曆史上卻是一個最喧騰熱鬧的季節。全國的私營工商業戶，幾乎每天都有人敲鑼打鼓放鞭炮，到政府裏請求批準公私合營。按預定計劃，中央本來準備在1956年後兩年內，分期分批地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但是麵對著這一席卷全國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不得不改變做法，采取一次批準、全麵合營，先收編、後改組的步驟。正如陳雲同誌所說：“他們要求的很厲害，天天敲鑼打鼓，迎接公私合營，就隻好倒個頭，先承認公私合營，再來進行清產核資、生產安排、企業改組、人事安排。”這樣，到1956年底，私營工業戶的99％，總產值的99.6％，私營商業戶數的82％，資金的93.3％，分別納入了公私合營或合作化的軌道。1956年1月，筆者曾在首都，親眼看到私營工商業戶的隊伍，他們高舉紅旗，敲鑼打鼓地行進在天安門前，那種熱烈的場景，是很動人的。

私營工商業的改造，在中國是分兩步走的。第一步由私人工商業改造為國家資本主義，第二步由國家資本主義改造為社會主義。而公私合營已經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最高形式了。實行公私合營後，企業利潤的分配，除分給資本家的股息紅利約占四分之一外，其餘的四分之三，則為工人福利費 、國家 所得稅 ，及擴大生產設備所有。按毛澤東的說法，私營工商戶的“一隻半腳已經踏進了社會主義”。一個階級的失敗和消滅，通常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而在我國，資產階級經濟基礎的消滅，卻是在敲鑼打鼓中完成的，沒有流血，沒有對抗，生產上沒有受到任何破壞，國家生活沒有任何顛簸，這不能不說是曆史上的奇跡，是我黨獨一無二的光輝成就。這同毛澤東的大智也是分不開的。

為什麽我黨能夠取得這一成就呢?這是偶然的嗎?或者是憑空臆想出來的嗎?不是。

第一，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贖買政策，這是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的。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不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也不同於當年俄國和東歐的資產階級，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資產階級。因此，它具有兩麵性，一方麵它經常受到帝國主義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擠壓，因而具有革命性的一麵；另一麵也具有軟弱性和妥協性。這就決定了在民主革命的長途中，它曾是我黨的盟友。進入建國以後，這個階級同樣具有兩麵性，既有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擁護共同綱領的一麵，也有消極地與工人階級對抗的一麵。根據以上這種曆史和現實情況，加上中國工人階級力量的強大，政權緊緊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對民族資產階級完全可以采取和平贖買政策。這樣就確定了對私人資本主義采用利用、限製和改造的方針。這一方針顯然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即不能隻強調一麵而否定另一麵。如隻看到發展生產的需要而強調利用的一麵，對限製和改造加以忽視，那就會對社會主義產生消極的一麵。如隻強調限製和改造，而忽視利用的一麵，也是不利的。總之，這一政策的精神，包含著團結和鬥爭，鬥爭也是為了達到團結。對私人資本主義實行利用、限製和改造，其本身也是另一種形式的階級鬥爭，不可能是沒有鬥爭的。按彭真同誌的說法，我們是“兩仗定天下，一仗是‘三反’、‘五反’，一仗是‘公私合營’。經過這兩仗，問題才基本上解決了”。事實的確如此，“五反”以前，資產階級很威風，懷疑我們是否有能力把工廠管好。一個“三反”、“五反”，打掉了資本家的威風。這一仗下來，資本家在政治上比較老實、服從領導了；在經濟上也比較老實，“五毒”減少了。這就為“公私合營”鋪平了道路。

第二，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贖買政策，這是實踐的產物，不是任何人空想出來的。任何正確的方針要圓滿地實現，還必須找出具體的辦法。對私人資本主義實行利用、限製和改造的方針也是一樣。1953年春，李維漢同誌率領中央統戰部一個調查組到武漢、南京、上海等地專題調查私人工商業改造的問題。當時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已有相當發展。多數仍為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等形式。其中公私合營企業在全國範圍內還處於萌芽狀態。但它是由社會主義成分直接領導、同私方代表共同經營的企業，是最有利於領導企業和資產階級分子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他們認為，國家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經濟領導私營經濟的主要形式，也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主要形式。我們的方針，不應盲目把私人資本主義搞垮，而應采取積極的態度，經過國家資本主義，逐步地利用、限製私人資本主義，並把它逐步地改造成社會主義企業，把資產階級分子經過教育改造帶到社會主義。李維漢回到北京後，當即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對這一調查報告高度重視，曾連續召開兩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討論。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宣布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在6月至9月三個月內，毛澤東對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作了多次講話。9月7日，毛澤東又約請了李濟深、陳叔通、黃炎培、章伯鈞、章乃器、李燭塵、盛丕華、張治中、程潛、傅作義等黨外人士座談，發表了《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必經之路》的講話，確定了私營工商業改造的各項基本原則，其中指出：資產階級作為階級是要消滅的，但資產階級分子則可能逐步分化。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要相信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宗教界上層人物的大多數是可以改造的。還談到，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不但要根據需要與可能，而且要出於資本家自願。關於采取贖買政策的具體做法，可以采取“四馬分肥”的方法即將企業利潤分為國家、工人、資本家和擴大生產四個部分 。要求在兩年半、三年之間或者在三年到五年內解決這個問題，要穩步前進不能太急。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內絕大多數的同誌都支持毛澤東的意見。陳雲同誌則作了多次講話，作了具體部署。陳雲同誌指出：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對資產階級不要“兩麵夾攻”，應當“網開一麵”，在清產核資、人事安排、工資福利等問題上要照顧資本家的合法權益，對所有的資方實職人員應該全部安置。“他們過去沒有吃艾森豪威爾的飯，是吃的中國飯，而且就是吃他那個鋪子裏的，所以還是讓他們吃下去”。他還提出要合理使用資本家，“必須讓資方實職人員擔任實際業務，不坐冷板凳”，“有許多資本家懂得技術，有經營管理能力，如果不使用他們，不合理，也不近人情”。在定息問題上，陳雲同誌決定從簡從寬，息率一律五厘，並決定七八月間發一次定息。大中資本家原來對定息是“求三厘 望四 厘”。在當年 1956年 6月人民代表大會上宣布後，他們表示“喜出望外”。當年12月，在全國工商聯大會上，陳雲同誌又宣布，從1956年起，定息七年不變，如七年後工商業者生活還有困難，還可以拖個尾巴。事實上，從建國起到1966年采取定息的十七年間，國家以“四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付給資本家的利潤共達三十多億元，而公私合營時 1956年 清產核資的結果，全國私股的投資總額僅為二十四點二億元，作為贖買的代價，已經超過了他們原有的企業資產。顯然這不是什麽半贖買，而是十足的、完全意義的贖買。此外，對企業原有的人員，國家采取包下來包到底的方針。在人事安排上，量才錄用，適當照顧。在工資福利上，原有的高薪不動，生老病死予以照顧。所有這些，事實上也是一種贖買。由於黨的政策這樣英明正確，周到細致，所以私營工商業改造進行得如此順利，全國私營工商業者敲鑼打鼓地歡呼進入社會主義，絕不是偶然的。

第三，近幾年來，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黨並沒有真正理解列寧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的思想，沒有充分利用資本主義，過分強調了限製和改造，將私人資本主義消滅得太早了。李維漢同誌在回憶錄中指出，這種觀點是不對的。他說，誠然，列寧曾經強調說“應該利用資本主義 特別是要把它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軌道上去 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途徑、方法和方式”，但是列寧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的思想決不是隻講利用資本主義來提高生產力，同時還指出要限製資本主義，並且在條件具備時要把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他說：“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我們能夠加以限製、能夠規定其活動範圍的資本主義。”還說，全部問題，在於找出正確的方法，保持在不久的將來把國家資本主義變成社會主義。因此要完整地理解列寧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的思想，應該把握三條：一 他強調要利用資本主義來發展生產力； 二 他還強調要限製資本主義的發展； 三 他提出要在不久的將來使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隻有把這三點結合起來，才是列寧關於國家資本主義完整的思想。片麵地隻講利用資本主義而不講限製資本主義和過渡到社會主義，恰恰是曲解了列寧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思想。據此，李維漢同誌認為，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製、改造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完整政策。決不能離開限製改造，孤立地講利用資本主義，那樣隻能導致資本主義的自由泛濫。他還指出，在我國全行業公私合營或遲或早地到來，是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然，是符合我國的實際的。我認為，李維漢同誌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事實上近年來有一些全盤西化論者，他們之所以攻擊我國的私人工產業改造搞得太早了、太徹底了，實際上是主張在我國建國後應該有一個完整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隻有等到資本主義得到高度發展之後，才能談到社會主義的問題。他們整日喋喋不休地埋怨中國生產落後，不具備搞社會主義的條件，這就是一切資本主義“補課論”的思想根源。有一個叫劉賓雁的人，前幾年就多次說過：“解放以後犯了可以說是戰略性的理論錯誤，就是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一刀切開，徹底得很，一條血管，一條神經都不能連在一起。”其實包括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改造的三大改造，不僅當年受到全國工農大眾、知識分子的熱烈讚揚，而且受到了資產階級的擁護，而劉賓雁卻如此地詆毀它?看來隻有絲毫不觸及資本主義，使資本主義的血管萬世暢流，反而合乎劉賓雁之流的心意。這不是徹底暴露了劉賓雁的資產階級右派的立場嗎?立場不同，當然他同人民群眾的大多數就沒有共同語言了。

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轉變。在這個革命轉變中，我們黨掌握得既積極而又穩妥；既不早又不遲；既避免了資本主義的前途，收到了預期的革命成效，而又未引起重大的社會震動；既消滅了曆史上最後一個剝削階級的經濟基礎，而又改造了人。因之轉變是極其成功和極其偉大的。這是同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高度智慧因勢利導分不開的。把對私人工商業的利用和限製改造分開，把革命停滯起來，設想有一個長長的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這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是違背人民意誌的，也是不合乎辯證思維的。

小　結

 表現毛澤東的大智者，豈止以上數端，這裏舉幾個例子不過說明大意罷了。問題是為什麽能造就出具有這樣大智的人物呢?他的大智又是從何而來呢?據筆者看，這決不是天生的或者僅靠自己的天賦形成的。我認為，構成毛澤東大智的因素，有幾個主要方麵：第一，是他參加了中國革命豐富多彩的實踐，廣泛地接觸了工農兵、知識分子以及其他各界人物，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第二，是他平常極為注意學習和研究曆史與現狀，具有淵博的知識；第三，是他精通馬列主義，尤其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方麵具有別人難以企及的水平；第四，是他確實具有不凡的稟賦。這四者匯聚在一起，才構成他的大智。在曆史的長河中形成這樣一個人物，自然是很不容易的。

大勇篇

大智與大勇往往是聯係在一起的。諸葛亮設“空城計”，如果司馬懿兵臨城下，諸葛亮嚇得麵如土色，也就難以在城頭怡然悠然地撫琴了。所以我前麵寫的“大智篇”中各例，也都可以從中看出毛澤東的大勇來。

但是，智和勇也還不是一回事。比如有人紙上談兵，可以說得天花亂墜，頭頭是道，而到了戰場，也難免臨危失態。毛澤東從率領數百人上井岡山，直到後來成為數百萬大軍名副其實的最高統帥，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是在戰爭中度過的，故不可不在勇字上單獨立篇。但本篇不擬寫得太長，僅舉出以下兩例作為說明。

一、不打敗胡宗南決不過黃河

記得早年看過一本小說，講一個英雄人物，從前當戰士和下級軍官時，非常勇敢，後來當了大官，地位高了，顧慮就多了，勇氣反不如前。我想這種情況是有的。而毛澤東在解放戰爭時，早已是全黨的領袖和全軍的統帥了，其位置不可謂不高。他本身的安全，也的確關係到全黨全軍全國的命運。但毛澤東的心理狀態卻與上述情況相反。解放戰爭時期轉戰陝北，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1947年3月初，蔣介石在西北地區集中了三十四個旅二十五萬人的兵力，準備進攻陝甘寧邊區。他企圖以攻占延安，來“摧毀匪方黨、政、軍神經中樞，動搖其軍心，瓦解其意誌，削弱其國際地位”，並在此步驟達成後，抽出胡宗南這支戰略預備隊，加強其他戰場的攻勢。大家都知道，陝甘寧邊區是一個地瘠民貧，隻有一百六十萬人口的地區。我軍部隊也少，隻有第1縱隊轄兩個旅 及新編第4旅、教導旅等4個野戰旅，約一萬七千餘人，另有三個地方旅。這樣不得不從晉綏增調了一個縱隊，其機動作戰兵力總共仍不過六個旅二萬七千人。與敵人的兵力相比，處於絕對劣勢，其裝備更無法相比了。

 在我軍主動撤出延安後的第三天，在綏德城南的棗林溝開了一次會議。參加會議的除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外，還有朱德、劉少奇以及彭德懷等將領。在會上曾引起過一場爭論，即多數同誌提出，要統帥部和毛澤東主席渡過黃河，在黃河彼岸某地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理由很明顯，陝北敵我力量過分懸殊，地區也狹窄，回旋餘地並不大，而毛澤東一身而係全黨安危，在戰爭中危險是無可避免的。如果渡過黃河，轉移到安全地區，並不影響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將最高統帥和統帥部安排到較安全地帶指揮戰鬥，不僅合情合理，且很有必要。這樣做，也決不會引起任何非議；因此，此議一出，幾乎全體響應；但是隻有一個人不同意，這就是毛澤東。他說：“我不能走。黨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黨中央走了，蔣介石就會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戰場，這樣，其他戰場就要增加壓力。我留在陝北，拖住胡宗南，別的地方就能好好打勝仗。”同時，他也不同意給陝北再調部隊來。他說：“不能再調部隊了。陝甘寧邊區巴掌大一塊地方，敵我雙方現在就有幾十萬部隊，群眾已經負擔不起，再調部隊，群眾就更負擔不起了。”雙方爭執得很厲害。尤其是任弼時，對毛主席應過黃河堅持最力，雙方爭得麵紅耳赤，最後都帶了火氣。毛澤東聲言：“不打敗胡宗南決不過黃河?”大家看說不服他，隻得讓步。會議經過兩天討論，最後確定：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留在陝北，主持中央和軍委的工作；劉少奇、朱德、董必武東渡黃河，前往華北，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由劉少奇擔任書記，負責那裏的土改和根據地的建設工作；葉劍英、楊尚昆前往晉西北地區，負責中央機關的後方工作。事情就這樣確定了。從這件事上，我們可以充分領略到作為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統帥的勇士情懷?他想的不是什麽我已經是最高領袖了，應當格外地珍惜自己，而想的卻是人民，陝甘寧邊區的人民，在危急時刻決不應當離開他們。隻要能更有利於全局的勝利，至於個人的安危早已置之度外。他對自己是這樣，而對自己的戰友卻是另一番體貼。例如朱總司令，那時已經六十一歲，董老的歲數更大，毛澤東把他們安排到環境比較安定的華北晉察冀地區，又未嚐沒有照顧的意思。朱總司令當然很深刻地體會到這一點。他臨行前的一天下午，專門召集了警衛部隊連以上的幹部會，再三囑咐大家：“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就交給你們了?這個任務很重大，也很艱巨。你們要堅決勇敢，千萬不能出一點差錯，要保證他們的絕對安全。否則是無法補償的?”朱總司令講完後，又把團長、政委找到跟前，要他們把力量重新調整一下，老弱的自己帶去，精壯的留下來。戰友之間的心心相印又是多麽感人啊！

在國民黨集結重兵侵占延安，並深入陝甘寧邊區腹地的嚴峻時刻，毛澤東率中 共中央及軍委總部始終在陝北堅持的消息，不僅安定了陝北的人心，而且大大鼓舞了全國各解放區人民的戰鬥意誌，對推進戰爭的勝利進程起到了有力的作用。

當然，陝北戰場是異常艱苦的，比之全國也許是最艱苦的戰場。那時毛澤東已經五十五歲了，由於山徑崎嶇，戰爭的頭幾天，他已經丟棄宋慶齡早年贈送的那輛汽車，開始騎馬或步行。住下時則住在又黑又窄的窯洞裏，連地圖也掛不下，牆上、酸菜缸上、鍋台上擺的都是地圖。盡管戰爭一開始，他很風趣地說過，“大路朝天，各走半邊”，“你在那個山頭，我在這個山頭”，但在這樣狹窄的地區回旋，不遇到危險，幾乎是不可能的。根據毛澤東的衛士李銀橋的記述，其中最危險的有兩次。

第一次，是我軍連續取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三次大捷之後，胡宗南氣急敗壞，利用我主力遠在西線的機會，專門派了劉戡率領四個半旅，向我中央領導機關撲來。這時毛澤東和中央機關住在一個小小的村莊裏。敵人既然來了，不得不連夜轉移。傍晚出發時，一陣悶雷沿山梁滾過，接著便下起大雨來。隊伍冒雨爬上西邊的山梁，由於天色漆黑，不得不跌跌撞撞地摸索前進。走了一夜，其實走出來並不很遠。天亮時距王家灣還有四十裏路，隻好停下來稍作休息。半晌午，後麵即傳來激烈的槍炮聲，飛機也在頭上嗡嗡盤旋。偵察員趕上來報告，警衛部隊已同敵人接火，正在楊屹嶗灣的製高點上進行阻擊。警衛部隊的指戰員個個都是過得硬的，一連打退敵人三次集團衝鋒，硬是把劉戡的四個半旅抵擋住了。經過三個半小時的激戰，毛澤東下令將警衛部隊撤了下來。天黑以後，率中央機關繼續轉移，天又下起了瓢潑大雨。部隊剛爬上一道山梁，突然發現左麵山溝裏一片火光。火堆一個連接一個，看不見頭尾，把雨天照得通紅，顯然追兵就在腳下。在這危急時刻，恰巧向導又迷了路，部隊無法前進。這時毛澤東迎著風雨，站立在光禿禿的山梁上，時而仰望天空，時而俯瞰著腳下的火光。整個部隊不用說都緊張萬分，個個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大家都默然無聲，在夜色裏望著自己的統帥，意思是怎麽辦呢?而毛澤東卻似乎若無其事，吮了吮下嘴唇悠然地說：“這場雨下得實在好。再過半個月，就該收麥子了?”據李銀橋描述，這聲音不但鎮定自若，簡直可以說是逍遙?話的內容似乎與當時的危境無關，卻無疑是暗示大家：這情況簡直算不了什麽，很快就會轉危為安。果然，時間不長，任弼時踹著泥水走過來，悄聲地說：“主席，向導找到了，我們走吧?這裏離田次灣隻有二十裏了?”毛澤東點點頭，部隊摸黑在山梁上繼續前進。到達田次灣時，敵人順溝也出發了。毛澤東慢條斯理地說：“敵人上來，我們就走；敵人順溝過去，我們就住下休息。”不一時，偵察員報告說：“敵人順溝過去了?”“敵人全部過完了?”這時，毛澤東將他那支行軍時用的柳木棍子朝地上一戳：“好?我們就住下！”這是在轉戰陝北中相當驚險的一幕，然而對慣於打遊擊的毛澤東來說，卻似乎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第二件事，比上述經曆更為危險。據李銀橋記述：1947年8月18日，是轉戰陝北最緊張的一天。劉戡屢次撲空，老羞成怒，這次率七旅之眾，對我中央機關窮追不舍。從綏德追到米脂，又從米脂追到葭縣，一直追到了黃河邊，幾日來由於連降暴雨，山洪暴發，連平時山溝裏的小溪，也都發出隆隆聲，成為洶湧的激流。這天他們趕到葭縣的葭蘆河老百姓俗稱黃河汊 ，發現河水暴漲，轟鳴聲震耳欲聾，羊皮筏子剛一下水，立刻像一片草葉被巨浪翻卷而去。此時，前有大水，急不可渡，後有數萬追兵已經迫近跟前，看得清清楚楚。這確實是從未遇到過的危急情況。而我方的兵力，僅有一個騎兵連、兩個步兵連、一個手槍連和一個警衛排，總共不過九百人。在這種險境下，究竟怎麽辦?是東去過黃河呢，還是轉而向西呢?很明顯，隻要向東渡過黃河，即可立刻轉危為安。也許不少人已在心裏想：看來要過黃河了。這時，大家都望著毛澤東。隻見毛澤東伸出兩個手指，說：“給我拿支煙來?”接著隊伍中傳出：“得勝同誌要抽煙?誰有煙?”李得勝是毛澤東當時的化名，是為保密采用的。可是連日暴雨，大家身子都沒有幹過，哪裏來的煙呢?幸虧馬夫老侯，是個細心人，用油布包著一點煙，這時遞過一支來。大家支起被子遮住風雨，好不容易才把煙點著。但見毛澤東深深地吸了一口煙，接著又一連猛吸了幾口，接著把煙頭用力地摜下，習慣性地用腳踏滅，接著說了一聲：“不過黃河?放心跟我走?老子不怕邪?”說過，不慌不忙地沿著黃河汊向前走去，在數萬追兵麵前昂首而過。衛士們搶上去扶，也被他喝退。接著幾百人隨後跟進。這時，不知是敵人被打怕了，還是不明情況不敢貿然追擊，卻像驚呆了似的停止射擊，眼看著他們大搖大擺地走過去……毛澤東率隊走到西麵一帶群山之下，仰麵望了望雲遮霧繞的山峰，把目光轉向任弼時默默頷首，任弼時會意，立刻命令部隊攀上西山，並吩咐劉長明參謀：上山完畢，讓後尾人員將上山的痕跡擦掉。正在上山的毛澤東，聞聲立即轉回身，把手中的那根柳木棍往山坡上一戳，說：“擦什麽?就在這裏豎塊牌子，寫上毛澤東由此上山?”同誌們勸道：“還是擦掉吧?敵人跟腳就會追過來的。”毛澤東又戳著柳木棍說：“給我豎?我看他敢追?我看他劉戡有多大本事?”毛澤東上山了。周恩來扯了一下劉參謀小聲囑咐，還是按照任弼時的指示把痕跡擦掉。也許毛澤東想借此證明：他說過的“不打敗胡宗南決不過黃河”的話，是算數的。果然，在一係列勝利後重新收複了延安，在剛好一年的次年3月，毛澤東才率領中央機關渡過黃河。

毛澤東的大勇，使我不禁想起另一位煊赫一時的人物蔣介石。當三萬左右的紅軍四渡赤水時，蔣介石在貴陽前線督戰。當他聽到紅軍突然進至貴陽城郊時，竟嚇得大便失禁，屙了一床。蔣介石與毛澤東，且不說是代表兩種勢力，是兩種人，即從任何一方麵來說，都不是毛澤東的對手。

二、膽略與慧目

上麵講到毛澤東的大勇表現在戰場上，下麵則著重說明他的大勇表現在戰略決策上。

革命膽略對於一個革命領導人特別是革命領袖說來，無疑是一個極端重要的品格。對重大問題的決策，既要謹慎而又要有足夠的勇氣，二者缺一不可。革命是億萬人民的事業，絕非個人小事，一旦處理不夠謹慎，則將損害千百萬人的利益，甚至會使革命遭受重大挫折和失敗。而缺乏勇氣，當取不取，當舍不舍，當斷不斷，也難有所成就，甚至也會使革命毀於一旦。至於隻善紙上談兵，好謀寡斷，或僅憑血氣之勇，舉措輕率，都談不上是革命戰略家了。

記得《伊索寓言》上有一則故事，叫狐狸與葡萄，講的是一隻狐狸，從葡萄架下經過，看見葡萄成熟，饞涎欲滴，但它出於膽怯或者是夠不著，每次從葡萄架下經過總是說：“葡萄太酸，還沒有熟呢?”如果用這則故事來比喻缺乏革命膽略的革命家卻是很恰當的。因為不管如何成熟的革命形勢，在他們看來，都是“葡萄太酸，還沒有熟呢”?

但是，曆史現象是極端複雜的。有一些新出現的問題，即使極老練、不乏革命勇氣的革命家，也難於作出決斷。原因是這個新事物本身，各種矛盾交織，過於錯綜複雜，往往現象與本質相去甚遠，甚至呈相反狀態，使人很難判斷。有些事還要等候曆史本身的進一步發展，矛盾的各方麵才能逐漸暴露出來。但某些重大而又緊迫的問題，必須當機立斷，很快定下決策。在這種情況下，就隻有靠革命家本身豐富的經驗、慧眼和膽識了。朝鮮戰爭爆發並出現危機後，我國是否出兵援朝的問題，就屬於這樣的問題。

1950年夏爆發的朝鮮戰爭，是出乎我們的意料的。朝戰發生後的第三天，美軍就侵入朝鮮國土，直接插手這場戰爭，更出乎我們的意料。戰爭初期，北朝鮮發展順利，一直打到大邱、釜山，不意在9月15日淩晨，美軍在麥克阿瑟的指揮下突然在仁川港實行了總數為七萬人的大規模兩棲登陸。登陸成功後，麥克阿瑟一麵命令美軍的第10軍團向漢城和水原進攻，一麵命令在洛東江固守的沃克第8軍團向北猛攻。按麥克阿瑟的說法，即一麵是“砧子”，一麵是“錘子”，企圖將北朝鮮的軍隊一舉殲滅。戰爭的危局是顯而易見的。深入南朝鮮已四五百公裏的北朝鮮人民軍，很難一時撤回。仁川登陸的成功，是麥克阿瑟軍人生涯的高峰，在帝國主義陣營中他竟被稱為“偉大的英雄”。他本人更是驕傲至極，不可一世。美帝國主義的頭子也被勝利衝昏了頭腦，授權麥克阿瑟可以越過三八線，放膽向北進攻。於是，李偽軍於9月30日起越過了三八線，美軍第8集團軍和在元山登陸的第10軍團也準備越過三八線。為了阻止戰事的擴大，周恩來總理發出嚴正警告：“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是，一向輕視我國的美帝國主義分子，認為這一警告“不過是外交上的一種勒索”，年輕的中國是沒有力量也不敢出兵和美軍抗衡的。於是美軍從3日至7日悍然越過了三八線，開始了大舉進攻。與此同時，又沿鴨綠江轟炸我國邊境。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遂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

 事實上，從朝戰爆發後的7月上旬，毛澤東、周恩來等即作了應戰準備。7月13日正式下令，將第四野戰軍的四個軍和三個炮兵師約二十六萬人的部隊組成東北邊防軍，於8月至9月集中在中朝邊境。這是毛澤東一貫的有備無患的思想，但此時並未下定入朝作戰的決心。現在既然形勢如此危急，不得不下定最後的決心了。

要知道，這是一個十分困難的抉擇，或者說比之其他決策要困難十倍的抉擇。其困難之處在於，當時我們還是一個剛剛取得革命勝利的國家，新中國隻不過是一個剛剛一歲的嬰兒。西藏等少數省份還沒有解放；國民黨留下的殘匪還有百萬之眾，流竄各地繼續作亂。約占全國四分之三麵積的新解放區，土改還未進行。尤其是長達數十年的戰爭遺留的創傷還很嚴重。恢複國民黨時期全麵破產的經濟，才剛剛起步。在某些群眾中，還存在著多年來形成的崇美、恐美的暗流。而我們麵對的敵人，卻是世界上頭號的帝國主義，它不僅國力、經濟力極為強大，還是一個令許多人畏懼的擁有原子彈的國家。對比我們的國力、經濟力和軍隊的裝備，無疑是極為懸殊的。如果雙方一旦兵戎相見，究竟有幾分勝利的把握呢？?而從另一方麵說，這場戰爭又是完全應該進行的，從大義上說是義不容辭的。因為我們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不僅是友好鄰邦，而且同為社會主義國家，如今鄰邦遭難，我們怎能袖手旁觀，坐視不救呢？何況如果美帝得逞，直接壓到我國邊境，我國東北將直接麵臨威脅，對我也是極其不利的。

一方麵是從國力、經濟力和整體軍力的對比上，出國作戰無法進行，而從另一方麵看，這場戰爭又無可推辭，這就是問題的真正困難所在。且戰爭問題的決策不同於一般問題。一般問題，即使決心錯了，還可以急流勇退，迅速改變；而雙方戰端一開，就容不得你不幹了，除非是喪權失地或屈膝求和。我軍出兵朝鮮，至少要能頂住敵人，如能戰而勝之，自然一切都好說了；如果不能頂住敵人，敵軍反而侵入我國邊境，即使不深入我國國土，僅廣泛轟炸我國大城市和邊境各地，我恢複經濟的計劃也將無法進行，那就比不出兵更糟。而我軍從來不曾與美軍這個陌生的敵人交過手，我軍究竟能否取勝，這是很難預料的。這是另一個決策中的難題。

對毛澤東來說，恐怕這也是他一生中最難於下決心的決策之一。據說，在下決心前，毛澤東廢寢忘食，煞費考慮。經過幾天幾夜反複分析思考，才下定了出兵朝鮮的決心。對於這樣一個驚天動地的決心，不僅黨外，而且黨內也都存有疑慮。害怕出兵、反對出兵的意見，不僅下層有，領導核心中也有。其中最明顯的是林彪。林彪在曆史上也是一位能征善戰的名將，他曾率領百萬大軍，從北打到南，對戰爭應該說是有豐富經驗的。他認為，還是以不出兵為穩妥。他在軍委常委居仁堂會議上，對出兵問題一再反對，並且說為了拯救一個幾百萬人口的朝鮮，而打爛一個五億人口的中國有點劃不來。還說，我軍打蔣介石國民黨的軍隊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得過美軍很難說。美國有龐大的陸海空軍，有原子彈，還有雄厚的工業基礎。把它逼急了，它打兩顆原子彈，或者用飛機對我大規模狂轟濫炸，也夠我們受的。因此，他的意見是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戰”的方針，屯兵於朝鮮北部，看一看形勢的發展，能不打就不打，這是上策。周恩來在會上支持了黨中央毛主席出兵的方針。他嚴肅地批評了林彪，說：現在不是我們要不要打的問題，而是美國逼著我們非打不可。我們的自衛是正義的，正義的戰爭最後是一定能勝利的，特別是現在朝鮮政府金日成首相一再要求我們出兵援助，我們怎能見死不救呢?黨中央毛主席決心已定，現在不是我們考慮出不出兵的問題，而是考慮出兵後如何去爭取勝利的問題……當時，黨中央毛主席本來考慮要林彪去當中國人民誌願軍的統帥，因為最初出國的部隊主力是原四野的部隊，是林彪的老部下；誌願軍將來的後方東北又是解放戰爭時四野的老根據地，各方情況林彪都比較熟悉；林彪在當時的名將中又最年輕，當年才四十四歲，他去當誌願軍的統帥是最合適的。但是林彪以有病為由，要求到蘇聯去治病。黨中央毛主席隻好改派彭德懷去當統帥。彭德懷的表現與林彪完全不同，他在10月初毛澤東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討論抗美援朝的會議上，及10月6日周恩來主持的中央軍委常委居仁堂會議上，兩次都明確表示讚成毛澤東出兵作戰的方針。他說：“出兵援朝是必要的，和美國打仗，大不了美國打進中國來，最多也就是等於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如果美軍擺在鴨綠江邊和台灣，它要發動侵略戰爭，隨時都可以找到借口。”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曾動人心弦地說：“大家說得都有理由，但是別人處於國家危急時刻，我們站在旁邊，無論怎樣說，心裏也難過。”還說，“至於說美國有原子彈，那也沒有什麽了不起，它有它的原子彈，我有我的手榴彈，最後我們一定可以打敗美國的原子彈?”黨內統一了思想，解除了疑慮，於是，抗美援朝出國作戰的偉大決定，就此定了下來。彭德懷也毅然決然地“受命於危難之中”，接受了誌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重擔。從此在中華民族的曆史上揭開了最壯麗的令中國人任何時候都深感自豪的一頁。

從以下幾則電報中，可以看到毛澤東決策中的思想曆程。

在1950年10月2日給斯大林的電報中，他說：“我們決定用誌願軍名義派一部分軍隊至朝鮮境內和美國及其走狗李承晚的軍隊作戰，援助朝鮮同誌。我們認為這樣做是必要的。因為如果讓整個朝鮮被美國人占去了，朝鮮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敗，則美國侵略者將更為猖獗，於整個東方都是不利的。”又說，“我們認為既然決定出動中國軍隊到朝鮮和美國人作戰，第一，就要能解決問題，即要準備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侵略軍；第二，既然中國軍隊在朝鮮境內和美國軍隊打起來雖然我們用的是誌願軍名義 ，就要準備美國宣布和中國進入戰爭狀態，就要準備美國至少可能使用其空軍轟炸中國許多大城市及工業基地，使用其海軍攻擊沿海地帶。”還說，“這兩個問題中，首要的問題是中國的軍隊能否在朝鮮境內殲滅美國軍隊，有效地解決朝鮮問題。隻要我軍能在朝境內殲滅美國軍隊，主要的是殲滅其第八軍美國的一個有戰鬥力的老軍 ，則第二個問題 美國和中國宣戰 的嚴重性雖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時的形勢就變為於革命陣線和中國都是有利的了。這就是說，朝鮮問題既以戰勝美軍的結果而在事實上結束了在形式上可能還未結束，美國可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承認朝鮮的勝利 ，那麽，即使美國已和中國公開作戰，這個戰爭也就可能規模不會很大，時間不會很長了。我們認為最不利的情況是中國軍隊在朝鮮境內不能大量殲滅美國軍隊，兩軍相持成為僵局，而美國又已和中國公開進入戰爭狀態，使中國現在已經開始的經濟建設計劃歸於破壞，並引起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對我們不滿他們很怕戰爭 。”從這份電報可以鮮明地看出：其一，毛澤東考慮問題，完全是從朝鮮人民、中國人民以及東方和整個革命陣營的利益出發的。其二，為了從事這一正義的戰爭，已經下定最大的決心，敢於冒最大的風險，即美國可能公開向我宣戰，並轟炸我國各大城市和邊境，並使我已經開始的經濟建設遭到破壞。其三，指出形勢發展的關鍵是誌願軍出動後能否戰勝美軍。

六天以後，即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發出了《關於組成中國人民誌願軍的命令》：

 一. 為了援助朝鮮人民解放戰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的進攻，借以保衛朝鮮人民、中國人民及東方各國人民的利益，將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誌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同朝鮮同誌向侵略者作戰並爭取光榮的勝利。

二. 中國人民誌願軍轄十三兵團及所屬之三十八軍、三十九軍、四十軍、四十二軍，及邊防炮兵司令部與所屬之炮兵一師、二師、八師。上屬各部須立即準備完畢，待令出動。

三. 任命彭德懷同誌為中國人民誌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四. 中國人民誌願軍以東北行政區為總後方基地，所有一切後方工作供應事宜，以及有關援助朝鮮同誌的事務，統由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高崗同誌調度指揮並負責保證之。

五. 我中國人民誌願軍進入朝鮮境內，必須對朝鮮人民、朝鮮人民軍、朝鮮民主政府、朝鮮勞動黨即共產黨 、其他民主黨派及朝鮮人民的領袖金日成同誌表示友愛和尊重，嚴格地遵守軍事紀律和政治紀律，這是保證完成軍事任務的一個極重要的政治基礎。

六. 必須深刻地估計到各種可能遇到和必然會遇到的困難情況，並準備用高度的熱情、勇氣、細心和刻苦耐勞的精神去克服這些困難。目前總的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於我們有利，於侵略者不利，隻要同誌們堅決勇敢，善於團結當地人民，善於和侵略者作戰，最後勝利就是我們的。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毛澤東　　

從這個命令裏，我們強烈感到，它通篇都滲透著高度的國際主義精神和熱情。尤其第五條，它日後成為中國軍隊與朝鮮人民親密團結、共同戰勝敵人的政治保證。在朝鮮人民心目中，不僅留下了中國軍隊崇高的形象，而且中朝人民間結成了最珍貴的友誼。在1958年誌願軍撤軍期間，朝鮮人民送行的眼淚幾乎灑濕了朝鮮的國土。那種難分難舍的情景，你是在任何地方和任何軍隊中也找不到的。

還有一份10月13日的電報，那是周恩來在蘇聯商談期間，毛澤東發給他的。這已經是距誌願軍出兵的10月19日不足一周了。這則電報說：“與政治局同誌商量結果，一致認為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為有利。在第一個時期可以專打偽軍，我軍對付偽軍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線以北大塊山區打開朝鮮的根據地，可以振奮朝鮮人民。在第一時期，隻要能殲滅幾個偽軍的師團，朝鮮局勢即可起一個對我們有利的變化。”又說，“我們采取上述積極政策，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而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對東北更不利，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電力將被控製。總之，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從這份電報可以清楚看到，毛澤東派兵出國作戰的決心，已經無比堅定，且已初步尋找出實施這一決心的策略。

現在大家都愛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麽，我們就來看這一帶有風險性的決策所展示的結果。

中國人民誌願軍於1950年10月19日晚奉命分三路入朝。其簡要過程是，擔負這一沉重擔子的彭老總和誌願軍將士不負眾望，他們不僅以低劣武器頂住了敵人，而且在初戰告捷之後，連續三次戰役，把以美軍為首的十六個仆從國家的所謂聯合國軍趕到了三八線以南，並且再度解放了漢城。其中尤以第二次戰役勝利為最大，在我誘敵深入至有利地區後，西線以六個軍十八個步兵師、三個炮兵師向敵主力美第8集團軍實施突擊，東線以兩個軍於長津湖地區向美第10軍實行反擊，共殲敵三萬六千多人，並一舉解放平壤，收複了三八線以北地區。美軍狼狽萬狀，向南狂逃，被美軍稱為“黑暗的十二月”。筆者贈抗美援朝紀念館的一首短詩曾說：“中華好兒女，何懼風雪狂，一戰驚天下，大敗獸中王。”我想這也會是許多中國人的親切感受。敵人也不得不承認，“聯合國軍遭遇的是第一流的軍隊”。不久，我軍不顧疲勞又舉行了新年攻勢，又一舉突破了三八線，殲敵一萬九千餘人，並解放了漢城，推進至三七線一帶。我軍一連串的沉重打擊，使美國朝野震動。不久，麥克阿瑟這位目空一切的“偉大的英雄”，就被另一位革命陣營的英雄彭德懷打下了台。這就是當年在全世界麵前中國人顯示力量的壯觀的一幕。毛澤東的英明決策勝利了?

另一個令人驚異的是，出國作戰不僅沒有影響到我國的經濟建設，反而大大促進了全麵的建設。由於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等運動，大大激發了中國人民的革命熱情，各條戰線的建設事業都以空前未有的聲勢蓬蓬勃勃發展起來。誌願軍的英勇作戰，有力地鼓舞了國內人民的建設熱情；國內日新月異的建設，又大大激勵了前方將士的高昂士氣。前線和後方就仿佛兩個彼此互相推動的熱火朝天的戰場，那種景象是非常激動人心的。凡是經曆過那個年月的人，都是有這種感受的。

現在，讓我們來研究一下，為什麽毛澤東能夠和敢於作出這個別人不大敢作出的決策呢??決策本身是否隻包含著熱情和勇氣的因素呢??或者說朝鮮戰場上的勝利有沒有偶然和僥幸的因素呢??

作為戰場統帥親身經曆這一戰爭的彭德懷，在1957年5月15日審議《抗美援朝戰爭經驗總結》初稿時曾說：“這個決心不容易定下，這不僅要有非凡的膽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要具有對複雜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斷力。曆史進程證明毛主席的英明正確，這是下決心幹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事業。”

從彭老總的話，我們可以找到回答上述問題的線索。即除了毛澤東非凡的膽略和魄力之外，他還具有對複雜事物卓越的洞察力和判斷力。如果再進一步具體探求，這個卓越的洞察力和判斷力又主要表現在哪裏呢?

據我看，在抗美援朝出國作戰的決策上，有以下兩點是值得重視的：

其一，是毛澤東對美帝國主義的看法。他不像別人隻停留在現象上，隻看到它強大的一麵，還看到了它在本質上虛弱的一麵。用毛澤東本人的話來說，既承認它鐵老虎的一麵，也看到它紙老虎的一麵。如隻看到美帝的艦艇、飛機、大炮、原子彈，像林彪那樣，那就談不到什麽卓越的洞察力和判斷力了。對敵人要看到本質，看到它的兩個方麵；對我們自身也要看到兩麵，這才是真正的辯證思維。其卓越的洞察力正是建立在這種辯證思維上。

其二，是對人民群眾力量的估計。建國之初，由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這三大運動所激發出來的革命熱情是相當驚人的，甚至可以說是出人意料的。但是在這三大運動開始之前，人們卻是看不到的。因為它隻是作為一種潛力蘊藏在人民群眾之中，或者是像深厚的礦藏被壓在地層之下。隻是由於革命粉碎了群眾身上的枷鎖，有如地層被揭開，這才騰起了衝天的火光。我前年到過雲南，得知龍陵、騰衝等地有一個麵積相當大的熱海，但是這個熱海深深地藏在地下，人們是看不到的。如果以此相比，蘊藏在人民群眾中的革命潛力，不就像是地下的熱海嗎?但是一般人視而不見，而毛澤東的一雙慧目卻能穿過深深的地層看見這個熱海。這雙慧目不是別的，正是構成他血肉一部分的馬列主義世界觀，即相信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是創造曆史的動力。隻要革命的政黨用正確的政策將他們喚起，使其真正認識到自己的利益和奮鬥的目標，就能發揮出千百倍的潛能。我想，當毛澤東作出這一重大決策時，他的信心中是包含著這種潛力的。不然，他就不會有那樣的信心了。

因此，依我看，隻有毛澤東這樣的膽略和慧目，才能夠作出這樣的決定。

大功篇

 我認為，毛澤東的主要功績是：

 一、率領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

縱有誤失真英雄，

改天換地建偉功。

慧眼膽略誰堪比，

巍巍昆侖第一峰。

這是毛澤東九十五歲誕辰時我寫的一首詩。

為什麽我要說“改天換地建偉功”呢?因為首先，毛澤東的功績，不是一般的大功，而是率領中國人民推翻了壓在頭上的三座大山，擺脫了長期的苦難，從世界上最黑暗的牢獄裏走出來，開天辟地第一次做了自己國家的主人。這不是任何局部的改良，而是一場改天換地的革命，是人類曆史最偉大最有影響的革命之一。而這場革命正是從毛澤東的手中，從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手中最後完成的。從此，中國曆史真正出現了一個新紀元，開辟了一個嶄新的時代。要說振興中華，這才是振興中華的真正開端。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帝國主義強盜用軍艦大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從此中國揭開了一頁又一頁屈辱的曆史。接著列強們又紛紛闖進中國，支持各大小軍閥割地爭雄，造成混戰不休的紛亂局麵，使人民陷入極端悲慘的境地。這一頁頁曆史，中國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凡我炎黃子孫、中華兒女，隻要還有一點民族良心和一點血性，對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與在中國土地上的橫行，無不視為奇恥大辱而咬牙切齒。因此，百餘年來，從洪秀全到孫中山，無數仁人誌士和廣大民眾，紛紛起而抗爭，前仆後繼，鬥爭從未停息過。但是由於農民革命的局限性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雖然付出了很大犧牲，但都未達到預期的目的。此後，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始了。這一革命在共產黨傑出人物毛澤東的領導下，實行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情況的結合，運用了正確的戰略和策略，經過人間罕有的艱難困苦，以長達二十二年的國內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終於把所有帝國主義強盜幹淨徹底地掃出了中國大陸。這一偉大勝利，實現了中國人民百餘年來奮鬥的夢想，洗雪了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使中國人民真正地站立起來了。這樣，毛澤東也就成為我國人民所景慕的民族英雄。除了少數洋奴以外，凡是中國人都會感念他的。

其次，是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摧毀了長期存在的封建製度，使土地真正回到農民手中，從而解放了廣大農村人口的生產力。

再次，毛澤東領導的革命，從根本上打倒了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徹底砸碎了他們腐朽的國家機器，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新型國家。

總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無論就其規模之宏大，群眾動員之廣泛和深入，革命之徹底，路程之漫長、曲折和之複雜，領導者的堅定性和群眾鬥爭的英勇，都是人類最偉大最壯觀的革命之一。在一些方麵遠遠超過資產階級領導的舊式的民主革命，其中也包括著名的法國大革命。最近幾年，有一小批醉心全盤西化的洋奴，認為“五四”是救亡壓倒了啟蒙，從那時起中國曆史就走錯了路。這就是說，從“五四”起就不應該成立共產黨，就不應該進行這場與中國人民命運攸關的革命，這種觀點完全是錯誤的和反動的。這種感情和立場，是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同中國廣大人民的願望和要求，完全背道而馳的。

二、適時地實現了革命的轉變，為社會主義和工業化奠定了鞏固的基礎。

毛澤東的第二個功績，是他適時地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等三大改造，實現了社會主義，避免了資本主義的前途，並建立了現代工業的完整體係，為我國的四個現代化奠定了鞏固的基礎。

毛澤東是一個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段論相連結的論者，這完全是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方麵，他明確主張中國革命應分兩步走：反對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不同性質；一方麵他也不讚成兩個革命之間隔著一個萬裏長城。因此，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他既反對陳獨秀不爭取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的右傾機會主義，又反對李立三、王明混淆兩個革命階段的“左”的做法。例如在土地革命中他就堅決反對侵犯工商業者的利益。建國以後，他也沒有立刻實行超越民主革命階段的政策。這說明，他在區分兩個革命時是相當分明的。但是當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已經完成，並具備了一定的條件之後，將革命引申到社會主義的改造也就開始了。當時應當說對這種革命轉變的時機是掌握得很恰當的。一是由於中國的特殊情況，已經沒收了占國家經濟主要部分的官僚資本，形成了國民經濟的骨幹；二是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三是私營工商業已經過渡為公私合營，已經成為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種形式；四是經濟已經有一定程度的恢複；五是人民的覺悟有了很大提高；六是政權牢固掌握在無產階級的手中。在這種條件下，及時實行革命的轉變，逐步地有秩序地以贖買的形式，將私營工商業改造為社會主義的企業，是完全可能的，事實上就是這樣做的。應該說，毛澤東在掌握這一革命轉變上，既是適時的，又是積極的和穩妥的。其結果是毫無任何社會震動地完成了這一偉大的革命。當然，直到今日，仍有人對這種做法持有異議。按他們的見解，中國根本不應該實行這種轉變，而應徹底實行資本主義的一套。在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應該有一個幾十年或者幾百年的資本主義階段，然後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之後，再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他們豈不知在中國大地上重新造成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之後，再來一次推翻他們的革命，不是還要流很多的鮮血嗎?難道那是輕而易舉的嗎?讓解放了的中國人民，重新再做幾十年或幾百年的資本的奴隸，難道中國人民會滿意嗎?這會代表中國人民的心願嗎?與毛澤東的做法相比，到底哪個更符合人民的心願，哪個更符合曆史的要求呢?

當然，某些人想搞一個完整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做法是有一些論據的。其論據就是在經濟和文化落後的國家，是無法建設社會主義的。這種說法，與俄國十月革命後某些人的論據不謀而合。列寧曾徹底批判了這種論點的荒謬。他在《列寧選集》第4卷的《論我國革命》中指出，經濟文化落後固然會給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造成困難，可是為什麽不能利用我們掌握的蘇維埃，更快地促進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呢?毛澤東和列寧的想法完全相同。從建國後我國工農業發展的速度來看，完全證實了這一點。據美國學者莫裏斯?邁斯納援引我國的資料，從1950—1977年，我國的工業產量以每年平均百分之十三點五的速度增長，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相比，我們遠遠地超過了他們。據世界銀行統計，從1950年到1970年，除日本外，一般工業國家增長五倍，中國則增長了十五倍。中國四十年走完英國一百年的路程。直到毛澤東逝世為止，我國已建成了一套完整的工業體係，為以後的發展奠定了鞏固的基礎。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

三、支援了世界革命和人類的進步事業

毛澤東是一個真正的國際主義者。他始終忠於國際主義，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真心實意地力所能及地支援了世界革命運動，其中包括對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支援以及對亞非拉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援。從而大大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使我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凡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必然是國際主義者。從馬克思主義誕生之日起，共產黨人就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寫在自己的旗幟上。但是，是不是每一個共產黨人都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卻要經過實際的檢驗。在實際的檢驗中，也不是每個稱做共產黨員的人包括共產黨的領導人都能打滿分。而就毛澤東的一生來看，在各項國際問題的處理中，他都是具有高度原則性的，稱他為徹底的國際主義者或者完美的國際主義者並不過分。

 我在前麵提到，毛澤東在民族利益的問題上是很敏感的，在維護民族利益方麵是很堅定的，是寸步不讓的。但是，他又和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毫無共同之處。他總是從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和人類的進步事業看問題，從世界革命的全局看問題。他既堅定地維護我們的民族利益，同時又在關係到世界革命全局的重要時刻，不惜作出局部的民族犧牲。可以說，在他身上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達到了完美的統一。因此，他不愧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他的聲譽遠遠超出中國的範圍，全世界人民都熱愛他，不是沒有原因的。

二次大戰後，在東方接連發生了兩次戰爭：一次是朝鮮戰爭，一次是越南戰爭。這兩次戰爭都發生在我們的周邊。就地域說，麵積並不大，而規模都不小。以朝戰論，雙方都陳兵百萬。其勝利和失敗的結局，對戰爭的雙方都是有重大影響的。

 關於抗美援朝戰爭，前已論及，中國人民的確是在麵臨著多方麵的困難和風險的情況下進行的。促使毛澤東下決心的決定因素，恐怕還是他那出自國際主義的責任感。他當時反複說的一句話是：“不管你們說的一千條理由，一萬條理由，但別人的國家遭了難，我們站在一邊看，心裏總難過。”這不就是發自內心深處的國際主義的情感嗎?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是以蘇聯為首的，中國不過是充當“老二”的角色。有人就說：“老大哥怎麽不出兵?怎麽輪到我們出兵呢?”毛澤東當時就解釋說：我們出兵比蘇聯出兵好。我記得，他當時曾舉出田忌賽馬的故事說服大家。甲方有上中下馬各一匹，乙方也有上中下馬各一匹。當甲方首先把上等馬拉出來的時候，你是用哪等馬去與之比賽呢?一般愚者必拿出上等馬與之較量。然後再拿出中馬與中馬比，下馬與下馬比。其實，這不是聰明的辦法，必不能穩操勝券。如對方出上馬，我出下馬；然後對方出中馬，我出上馬；對方出下馬，我出中馬；則我必能三戰兩勝，穩操勝算。何況蘇聯出兵，很容易引起世界大戰，不免戰端再起；我們出兵，搞得好，可以將戰爭限製在局部範圍。這樣對世界的和平將大為有利。其後的發展果然如此。可見毛澤東處處從國際主義的立場出發，他的胸懷是世界革命的胸懷。這裏不妨再提一件事。當毛澤東決定出兵的時候，蘇聯是答應出動空軍與我配合作戰的，後來他們又因某種顧慮改變了。在這種情況下，到底我們是出兵呢，還是也隨之改變呢?毛澤東的決心沒有變，還是決定出兵。原來與蘇聯的協議，我們出兵，他們援助武器。這一點是實現了，盡管是二次大戰中的舊武器，有的槍栓拉不開，戰士們戲稱為“用腳蹬”。這些軍援本來是不要錢的，後來蘇中交惡，赫魯曉夫向我要錢，我們隻好一一還債。在中朝兩國的友誼史上，還應大書一筆的是，盡管中國人民在這次戰爭中，從物力到人力，不僅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和犧牲，包括毛澤東親生兒子的鮮血，而且對朝鮮方麵毫無所圖。在朝鮮戰爭結束後的1958年，中國部隊立即全部撤出，在朝鮮半島上不留一兵一卒。這是何等純潔的國際主義友誼?從這些事例，都可以看到毛澤東的國際主義精神是何等感人。

朝戰結束之後，在東方又發生了第二次大規模的戰爭——越南戰爭。自從美國軍隊入侵越南，戰火便蔓延不息，仗越打越大。這次戰爭，充分顯示了美帝國主義者的罪惡企圖。它不僅要阻止越南南方人民的解放，而且要把已經解放的越南北方重新變為它的殖民地，並把印度支那變為它的勢力範圍，以完成對中國的包圍圈。從戰爭開始之日起，毛澤東就看穿了這一點。中越兩國是唇齒相依的社會主義兄弟鄰邦，在越南解放之前，中越人民就有極為深厚的友誼。當越南人民命運攸關的時刻，中國怎麽能無動於衷、漠然坐視呢?毛澤東這時又提出“援越抗美”的口號。這次的“援越抗美”，中國人民同樣是盡心竭力、傾力相助的。毛澤東當時曾說：“中國人民一向把越南人民的鬥爭看做是自己的鬥爭，決心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犧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還說，“七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後盾，遼闊的中國領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後方。”這一立場極大地鼓舞了越南人民的鬥誌。在越南人民整個抗美鬥爭中，中國政府以數量龐大的戰爭物資、糧食和生活必需品，源源不斷地運往越南前線，據統計，其總值超過二百億美元。此外還向越南派出專家、顧問兩萬餘人。在美國侵越戰爭升級、轟炸越南北方後，我國還派出了高射炮部隊和工程兵部隊，約三十萬人，給予越南以有力的支援。直到越南南方全部解放，把美國侵略者趕出越南國土，有些援助也沒有停止。當然，必須說到，越南人民也像當年的朝鮮人民一樣，在艱苦困難的條件下，鬥爭是極為英勇的，傑出的，他們也把最大的民族犧牲獻給了祖國的解放事業和人類的進步事業，保衛了社會主義陣營。在東方發生的這兩次戰爭，都給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國主義極其沉重的打擊，使美國的國力受到了很大削弱，美帝國主義正是從這兩次戰爭開始走了下坡路。這正是東方兩次戰爭的偉大意義所在。這樣估計決不是誇張。在這兩次戰爭中，中朝人民和中越人民結下了鮮血凝成的最深厚的友誼。筆者在這兩次戰爭中都身曆其境，對此是有深切體驗的。遺憾的是，在此後的中越關係中，也曾出現一段不正常的情況和不愉快的事情，但在中越人民長期的動人的友誼長河中，這些畢竟隻是暫時的現象，在共產主義理想的光輝下，還會是“同誌加兄弟”?

1970年5月，美國又把戰火燃燒到柬埔寨。毛澤東當即發表了“五二○”聲明，莊嚴宣布：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印度支那三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革命鬥爭。關於中國對柬埔寨的支援，西哈努克親王是有親身體驗的。他在回憶起那段艱苦的歲月時，曾說，當我向毛澤東主席提出償還中國對柬埔寨的援助時，毛澤東說：“我們不是軍火商，對於某些方麵的幫助，你可以把它叫作貸款，也可以記賬，可是軍火除外。”西哈努克又不安地說，中國自己的負擔很重，給了第三世界很多幫助，而現在我連同我的隨從人員、朋友和工作人員又成了中國的額外負擔。毛澤東又回答：“我請求你讓我們多負擔一點，相信你們的人愈多我就愈高興，到你身邊來的人愈多我就愈喜歡。”

毛澤東不僅對周邊國家是如此，而且放眼世界，對亞、非、拉廣大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無不給以熱情的、力所能及的支援。1964年，拉丁美洲的巴拿馬舉行反美示威，要求收回巴拿馬運河，美國對此進行了殘酷的鎮壓。毛澤東對美國進行了強烈的譴責，並組織了兩千萬人舉行示威遊 行，來聲援巴拿馬人民。有人認為對這樣一個僅僅十萬人口的國家不必如此重視，毛澤東說：不對?巴拿馬人民已經直接起來反對美國軍隊，這就是最重要的事。不管什麽地方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我們都應該支持。對非洲許多國家，我國的援助也是很廣泛的。由中國援助興建的坦讚鐵路，那是舉世聞名的。但這不過是其中的一件而已。

對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的正義鬥爭，毛澤東也都給以有力的聲援。三十年前，在美國發生了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被殺害的事件。這一事件激起了全美國黑人的憤怒與騷亂。毛澤東當時曾發表過一個聲明，指出：“美國的種族歧視，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製度的產物。美國廣大黑人同美國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是階級矛盾。隻有推翻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統治，摧毀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製度，美國黑人才能取得徹底解放。”這一聲明，在美國黑人中引起很大反響。

在天安門城樓上，掛著一條巨大醒目的標語：“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幹什麽呢?我認為：這就是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在全世界的統治。因為帝國主義製度既是宗主國無產階級和一切勞動人民受剝削受壓迫的根源，也是所有第三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貧困的根源。正因為如此，所以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與一切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必須團結起來，構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結成親密的聯盟，才能找到世界人民的解放之路。因此，世界革命是一個整體。毛澤東正是基於這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密切注視時代的風雲，縱覽世界革命的全局，來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的。他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曾說：“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毛澤東對解放了的新中國所應擔負的曆史責任，不僅有高度的自覺，而且具有充沛的國際主義精神。由於我們所做的一切，使新中國在全世界樹起了崇高的形象，人們把毛澤東看做是光明和希望的象征，他不僅是中國的民族英雄，也是一個世界英雄。當然，有些人覺得我們對其他國家的援助似乎太多了，這是還沒有國際主義自覺性的緣故。雖然我們不免付出了許多代價，自己的生活緊一點，苦一點，但對於受援者說卻是極為珍貴的。我們所做的一切，是中國人民值得自豪的。

四、毛澤東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

毛澤東的重大功績之一，是他留給我們一個好的黨，一支好的軍隊和好的作風。這是極其寶貴的遺產。至於後人如何看待這個遺產，是否能保住這個遺產並發揚光大，那是另外一個範圍的問題。但從毛澤東本人說，他留給我們這筆寶貴的遺產，是確鑿無疑的事實。

我們的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是一部驚天動地可歌可泣的光輝燦爛的曆史。曆史表明：她是從中國人民沉重的苦難中挺身而起，不斷成長壯大，經過幾十年革命戰火錘煉和艱苦創業的黨；是一個真正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黨；是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與群眾血肉相連的在中國大地上真正紮下深根的黨；是一個以三大作風為標誌的有優良傳統的黨；是一個將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成熟的黨。正因為如此，她不斷地糾正了來自“左”的和右的機會主義傾向，在既定的航道上勇敢前進；正因為如此，她經曆了人間罕有的艱難困苦和驚濤駭浪而不潰敗，最後終於戰勝了強大的敵人，把革命引向了光輝的勝利。她為我們的民族和這個世界已經作出了人所共知的貢獻。

為什麽我們的黨具有這樣強大的戰鬥力呢？這同毛澤東一貫重視黨的建設是分不開的。無論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毛澤東都是很重視的，但他尤其重視黨的思想建設，並且善於抓思想建設。思想建設的核心是什麽?就是學習馬列主義，真正用馬列主義來武裝這個黨。我們看到，沒有什麽時候毛澤東不強調學馬列主義的。一個人要有靈魂，一個黨也要有靈魂，馬列主義就是共產黨的靈魂。如果共產黨沒有馬列主義作靈魂，那就很容易成為一個工具，宗派的工具，個人的工具，機會主義者的工具，甚至是個人野心家的工具。由於毛澤東一向重視黨的思想建設，就產生了如下的積極成果：第一，大大提高了黨員的覺悟和理論水平。值得大書一筆的是1942年毛澤東領導的全黨整風運動。這一運動對於我們黨的建設具有巨大的曆史意義。它不僅清除了教條主義的影響，而且大大提高了全黨馬列主義的理論水平，進一步促進了馬列主義的原理與各項工作的結合，使一般下層黨員也大都知道，工作要從實際出發，幹事要看具體情況，處處要注意調查研究。這就把黨的思想路線放在堅實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從而大大提高了黨的戰鬥力。第二，隨著黨的思想建設的加強，也就帶來了新的作風，優良的作風。這就是著名的三大作風：理論聯係實際的作風，密切聯係群眾的作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還有一整套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第三，這就把我們的黨變成了一個偉大的熔爐。前文曾經提到，有人認為我們黨有一個先天的弱點，這就是黨員中無產階級成分不占優勢，而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成分卻又過多，因而懷疑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個真正無產階級的政黨。不錯，我們黨確有這種先天的弱點，但是他們不了解毛澤東的一個基本觀點——“人是可以改造的”，由於我們黨一向重視思想改造，這就把各種非無產階級成分的人逐步地無產階級化了。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他們不斷清除和拋掉了自己原有的農民、小資產階級的弱點，扔掉剝削階級的髒東西，而逐步變成堅強的無產階級戰士。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就是這樣保持下來的。我們的軍隊——中國人民解放軍，確實是世界上一支少有的好軍隊。張學良將軍在回憶往事時，曾經高度評價過這支軍隊的戰鬥力，他說他的一個戰鬥力最強的師被紅軍消滅之後，他才真正體驗到紅軍確實厲害。其實，解放軍的全部戰史，都是英勇無比的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曆史，能夠戰勝任何艱難的曆史。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一直到朝鮮戰爭打敗高度現代化的美國軍隊，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為什麽我們的軍隊具有這樣強的戰鬥力呢?不是別的，正是因為它有來自人民、為了人民的高度的政治覺悟。為什麽它會有這樣高的政治覺悟呢?這是因為它是以無產階級的建軍原則來建設這支軍隊的。毛澤東親自領導製定的古田會議決議，就是這一原則的體現。因此，這支部隊不僅有堅強的戰鬥力，而且有良好的官兵關係和軍民關係。這就使它能夠在任何艱難環境中存在下去。比如，在抗日戰爭中，冀中根據地曾經為日寇全部占領，公路如網，碉堡如林，根據地已經變質為敵占區了。而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中，我軍化整為零的小部隊，依靠人民群眾的掩護，仍能繼續戰鬥下去。試問，在這樣的環境下，還有什麽軍隊能夠做到這一點嗎?前麵已經提到，在誌願軍從朝鮮返回祖國的時候，朝鮮人民牽著他們的衣襟，依依難舍，竟流了那麽多的眼淚，有誰見過世上還有這樣動人的景象嗎?毛澤東曾接見過英雄黃繼光的母親，當毛澤東握著黃媽媽的手稱讚她有一個好兒子時，黃媽媽說：“這是毛主席教育的好。”應該說，這句話也道中了問題的實質。毛澤東確實給我們培育了並且留下了一支最好的軍隊。

應當強調提醒，不應該輕視一個黨和一支軍隊的作風。正是由於我們黨和我們的軍隊的好作風，給我們的民族帶來了決定性的影響。不應忘記，當年我們剛剛進城時，我們的黨在全國僅有四百多萬人，軍隊也不過二百多萬人。這兩者加在一起，在全體人民中也是個極少數。而當時的城市和新解放區的鄉村，還是未曾觸動的完完整整的舊社會。腐朽汙穢的種種醜惡現象還是到處可見。用毛澤東的話來形容，就是“資產階級的汙泥濁水淹到了我們的胸脯”。那麽，究竟是這個極少數來改造這個龐大的傳統的“臭醬缸”呢，還是這個極少數被這個“臭醬缸”所淹沒呢?而後者不僅有可能，且是輕而易舉的事，甚至不要很長時間。但事實恰恰相反。由於毛澤東頭腦清醒，意誌堅定，目標明確，措施有力，不是這個極少數被汙泥濁水所淹沒，而是這個黨、這支軍隊帶來了從未有過的清新的風，艱苦樸素、清廉自持的風，以勞動為榮、以為人民服務為榮的風。這股風由小到大，日漸強勁起來，終於使那種奢侈浮靡之舊風為之一掃，各種醜惡現象被蕩滌幹淨，使舊城市、舊鄉村出現了新的麵貌。一句話，不是這個極少數被淹沒，而是這個極少數改造了一個完整的舊社會。為什麽能夠做到這一點呢?因為毛澤東是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家，而不是一個農民領袖。他的頭腦始終是清醒的。在中國革命接近勝利的時候，他就要求全黨全軍來學習郭沫若寫的《甲申三百年祭》，在西柏坡的小山村裏，他已經告誡全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並且提出不要被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擊中的問題。在中央進入北京的途中，他又對周恩來說：我們是進京趕考啊，不要學李自成。正是他的這種思想及時地武裝了全黨全軍，使大家都有充分的精神準備。入城之後，有一位將軍看到我軍將士的生活很寒酸，與城市的資產階級和富裕階層的生活相差太遠，曾寫信給毛澤東，建議提高我軍將士的生活水平，要吃到幾個菜、幾個湯。這封信當即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在建國後不久的1951年，我黨又接連開展了大家知道的“三反”、“五反”運動，把一些開始露頭的資產階級作風，很快地消滅在萌芽狀態。當然，這一運動有粗糙和擴大化的地方，也曾誤批了一些好人，但就其總的曆史作用看，是積極和不可少的。如果讓那種傾向發展起來，黨和軍隊的作風以及社會的風氣，在建國初期就會出很大的問題。在“三反”、“五反”期間有一個著名的事件，就是槍斃天津地委負責人劉青山、張子善的決定。這是毛澤東親自處理的。當時也有某高級幹部找毛澤東說情，說不要處理這樣重，但毛澤東不同意，說殺這兩個人是挽救更多的幹部。事情果然如此，如果不是采取這種堅決措施，還不定會產生多少劉青山和張子善。其實，查一查張、劉二人的貪汙數字，比起今天的某些人，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我們黨和毛澤東同誌，正是這樣頑強地不斷地同官僚主義、貪汙腐化、鋪張浪費作鬥爭，才使我們黨和軍隊保住了傳統的優良作風。事實證明，同資產階級、封建階級的腐朽作風和千百年來舊的習慣勢力作鬥爭，不可能一勞永逸。因為我們黨和軍隊的成員，都是來自社會各個階層，又同這個社會不可分離地連在一起，因此不可能避免種種非無產階級的影響，稍一放鬆就會受到腐蝕。這是絕對不能忽視的。

令人深感遺憾的是這些年我們這方麵的工作放鬆了。這就不能不使我們黨和軍隊發生了某種變化，甚至是很大的變化。盡管我們的幹部、黨員和軍隊成員，絕大多數是好的，能夠保持清廉的操守；但是一切向錢看的狂潮和形形色色的腐朽思想，正猛烈衝擊著我們的精神長城。應該說我們的精神壁壘不是沒有被衝塌的地方。我們隊伍中一些意誌不堅定的人，或者不夠堅定的人，經受不住金錢、權力和奢侈浮華惡風的誘惑，他們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正在向資產階級的人生價值觀方麵轉化。他們對於共產主義的理想已經越來越淡漠和疏遠。這樣，我們的黨和軍隊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優良作風，不能不一步一步地失落。我們同群眾的血肉聯係，也不能不大為削弱。這種情況不能不引起黨內外眾多同誌的不安和憂慮。應當說，已經到了我們該正視這些問題的時候了?該認真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了?如果再視而不見，或措施軟弱無力，那是很危險的?陳雲同誌說：黨風問題，是黨的生死存亡問題。這是一針見血之論。如果不能解決這些問題，或者把它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機械地對立起來，或者認為經濟上去了，這些問題會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決，勢必會使問題繼續嚴重化。這樣我們就對不起一切為中國革命流血犧牲的前輩，對不起中國人民，也將愧對給我們留下一個好的黨、一支好的軍隊和好的作風的毛澤東同誌。

 五、毛澤東留給我們的無價財富

 毛澤東思想，是毛澤東留給我們的無價財富。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長期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隨著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的具體革命實踐的逐步結合，便創造和形成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既繼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時又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既具有中國的特點，但又絕不像某些外國學者說的與孔孟之道有什麽關聯，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國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同長期的中國革命鬥爭是分不開的，同中國共產黨的曆史是分不開的，同人民的創造力和集體智慧也是分不開的；但它又不是一般的集體創作，而是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經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概括和天才的總結。

 我不是理論研究工作者，我不想在這裏論列寧毛澤東究竟在哪些問題上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我隻想著重談談毛澤東思想的意義和價值，對我們民族的價值以及對這個世界的價值。

一. 我所說的無價財富，當然首先是指我們的民族。毛澤東思想不僅在已往的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成就中，顯示了巨大的威力，證明了它是行之有效的真理，而且對今後我們民族的進一步振興和發展，仍長期具有潛在的生命力。我覺得，我國人民，首先是共產黨員，我們的幹部和青年，要充分地意識到這兩點。毛澤東思想對我們的事業究竟有多麽重要，這一點敵人或許比我們有的同誌看得還清醒。方勵之和劉賓雁就曾說過，不批判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就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因為他們看到毛澤東思想才是他們反革命的最大障礙。方勵之和劉賓雁之流雖然隻是些微不足道的人物，但他們卻反映了敵對勢力的心願，也說中了問題的要害。於此，我們可以從反麵看到毛澤東思想對我們是多麽珍貴?毛澤東逝世後的一段時期，一些本來就仇視毛澤東的人，乘澄清毛澤東若幹錯誤之機，以批“左”為名，拚命地否定他、貶損他，甚至謾罵和汙蔑他，毛澤東一度被冷落和疏遠了，對毛澤東思想的學習不能不受到一定影響。但是廣大的人民群眾在內心裏還是尊敬他和熱愛他。近年來在廣大群眾中興起了“毛澤東熱”，這是可喜的現象；但由於缺乏引導，並沒有提高到理性的認識。這時，也就是八九風波之後，在北京大學傳來了“尋找毛澤東”的呼喚，這是一群有誌氣的青年人，關心祖國前途、關心社會主義命運的青年人發出來的聲音。這種聲音令廣大人民深感欣慰和高興。聽說，至今為止，他們仍經常地孜孜不倦地閱讀毛澤東的著作，並成立了毛澤東思想研究會，不斷地進行學習和討論。這是一種自覺自願的學習，是為尋找真理、掌握真理而學習，絕非過去某種形式主義的學習可比，這是非常可貴的。毛澤東思想究竟是不是無價的財富，隻有接觸它、鑽研它、認識它，才能夠確定，否則就無從談起。懂得了它是寶貴的財富，最重要的是運用，把財富埋在地下就永遠不能放光。也許有人說，毛澤東著作講的都是陳年舊事，是老古董了，今天學它還有什麽意義呢?這是因為他還不了解學習馬列主義是在於掌握它的精神實質，是在於理解它的立場、觀點與方法，也就是掌握無產階級的世界觀。隻要認真學習，就會從中汲取無窮的智慧，就可以運用它來觀察和解決新的問題。馬恩列斯的著作，同樣是陳年舊事，但毛澤東正是從中掌握了它的精神實質，運用它來解決了中國革命許多重大問題。為什麽我強調說，毛澤東思想對我們的民族、對我們的事業有長遠的意義呢?我想至少可以舉出下麵三點：第一，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立國之本，這是寫在憲法上的。在四項原則中，一般認為黨是最重要的，但從實質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黨的靈魂，如果沒有這個靈魂，黨就成為誰都可以利用的工具，那就沒有任何意義了。不僅沒有意義，而且黨就會變質，由代表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利益變為代表少數剝削者的利益。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和無產階級專政都會成為一句空話。第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的精神支柱和戰鬥的武器。放棄了它就等於自動解除武裝，就無法同形形色色的敵人進行戰鬥，最後隻能是招致全麵的潰敗。第三，共產主義是我們奮鬥的理想，是我們的最終目標。社會主義僅僅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然而又是必要的過渡階段。既然失去了社會主義，也就中斷了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中斷了通向共產主義道路的一切探索，人類的未來必將更加渺茫。這是顯而易見的。

二. 毛澤東思想是在中國的土壤上產生的，它帶有中國的特點，但並不是說它不具有普遍性。尤其是在地球上至今仍占有很大麵積的那些與中國國情類似的國家，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地區，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驗，也就是毛澤東思想中的重要部分，例如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爭取領導權的思想，武裝鬥爭、統一戰線、黨的建設三大法寶的思想，將對這些國家和地區具有特殊的參考價值。當然，這必須依據他們各自的民族特點，政治、經濟、文化的特殊情況作為借鑒。事實上毛澤東思想已經在世界上廣泛傳播，那些地方的革命家們正在艱難的環境下進行著各種探索。這些探索，雖然有的成功、有的失敗，但都存在著巨大的希望。人們看到，即使距美國最近的古巴，他們的革命不就取得了光輝的勝利嗎?古巴革命是在著名的馬列主義者卡斯特羅的領導下，以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取得的，並且很快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他們在美國強大的壓力下和長期封鎖中仍然像高山一樣巍然屹立著，完全說明了古巴革命的生命力。毛澤東思想的普遍意義，並不限於上麵所說的那些國家和地區，他的建黨學說、群眾路線以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等等方麵，對於其他共產黨人也並非沒有參考價值。

三. 毛澤東思想的長遠意義。要談這一點，不妨從當前的現實問題談起。從1989年起，兩三年內在國際上發生了一連串震天動地的事件，這就是東歐以及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劇變。這種劇變，西方稱之為“民主”戰勝了共產主義，我看實際上是由無產階級專政蛻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人民已由國家的主人變為資本的雇傭奴隸。所有這些國家，沒有一個不是通貨膨脹，債台高築，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失業大批增加，社會犯罪率惡性上升，社會主義的成果喪失殆盡。人民重新跌入革命前的黑暗中。這一變化來得如此猛烈而急速，令人震驚。而世界帝國主義卻興高采烈，額手稱慶，認為是共產主義的徹底崩潰，從此是或者不久就是他們的一統天下了。究其事件發生的原因，當然因立場的不同各有不同的說法，而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兩個：一個是西方帝國主義長期推行的和平演變戰略發生了作用；二是共產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亦即修正主義勢力篡奪了黨中央的領導權。後者更為重要。對東歐來說，戈爾巴喬夫這個大叛徒篡奪了權力之後，向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施加了強大的壓力，也是搞垮這些國家的重要因素。這些觸目驚心的現實，不能不使我們想起三十多年前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的驚人預見。50年代末，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就指出了現代修正主義的危險。此後，他又提出，在社會主義時期，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以及關於反修防修、關於反對帝國主義和平演變，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理論。這是毛澤東對馬列主義所作的重大貢獻。對於已經變質的原社會主義國家，和還未變質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些都是異常寶貴的理論武器。人們看到，在那些資本主義已經複辟的國家中，不僅“休克療法”宣告失敗，經濟日趨陷入崩潰；在政治上也一步步拋去“民主”的麵紗，露出法西斯的猙獰麵目。誰也不會想到，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以坦克大炮轟擊人民代表的奇聞，真比當年的希特勒毫不遜色了。但是，我們也同時看到，處在這種境遇中的人民，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弄清楚了他們的國家何以會發生這種劇變，這種演變的性質是什麽，以及他們的敵人究竟是誰，他們究竟怎樣才能擺脫這種悲慘的命運。這正是真正的悲劇所在。其所以如此，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修正主義的統治時間過長，人們的思想武裝被解除了。由此可見，毛澤東反對和平演變，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理論是多麽重要?在今後他們改變自己命運的鬥爭中是離不開這個理論武器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思想不僅沒有過時，而且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深遠的意義。毛澤東是本世紀出現的曆史巨人，他的理論影響並不因他的逝世而消失，而是會像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一樣跨過本世紀，長遠地影響我們的曆史和我們的時代。當前的問題是，雖然中國是毛澤東思想的故鄉，但我們對它仍然學習得不夠，研究得不夠，我們還未充分挖掘出有用的東西來，為我們的事業服務。現在毛澤東的信仰者已經遍布全世界每一個角落，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正方興未艾。歐美各國都擁有眾多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學者，日本還設有毛澤東思想研究院，可見他們對這一問題的重視。近些年來，有人提出對毛澤東思想堅持和發展的問題。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當然要發展，不發展它的生命就會停止；但是這種發展，隻能是在堅持前提下的發展，隻有很好地堅持，才能更好地發展。連堅持都做不到，還談什麽發展呢?有些搞自由化的人嘴裏的“發展”，隻能說是異己思想的輸入和其他不相幹的思想的嫁接，是為了否定毛澤東思想，並不能稱做什麽發展。

總之一句話，我們要無限珍惜毛澤東留給我們的無價財富，並很好地運用這個財富。

大德篇

何謂大德？難道“德”還有大小之分嗎？依我看還是有的。小德多半指個人範圍內的一些操守，例如在人際關係上，對朋友誠實，言而有信，對師長和長輩尊敬，對父母兄弟友愛相處，夫婦間互敬互愛之類，這些都可稱為小德，亦即古語謂之小善也。而大德則是指大範圍的，其標準自然有階級立場的不同。例如對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來說，其階級立場的堅定性，對無產階級的無限忠誠，對民族利益和廣大人民利益的忠實和獻身精神，以至對國際無產階級道義的信守不渝，這些都屬於大德的範圍了。總之，一個人對無產階級，對人民，對民族愈忠實，愈有利，貢獻愈大，其德也愈大。衡量毛澤東的一生，我看在大德上也不愧是個典範人物。

一、無產階級立場的堅定性

毛澤東的大德，首先表現在他對無產階級的忠誠及其階級立場的堅定上。這一點，特別在與資產階級合作和在統一戰線中表現得最鮮明。

統一戰線被毛澤東列為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是毛澤東思想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但是毛澤東的統一戰線思想，是與爭取革命的領導權，與保持共產黨的獨立自主和正確處理團結與鬥爭的關係分不開的。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中，毛澤東與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鬥爭，是大家都知道的。這一點前麵已經涉及，此處不再詳述。而在抗日戰爭中，也就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時候，毛澤東在這方麵的表現尤其典型。一方麵，他用極大的精力，全神貫注地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在他的書信集中，我們看到，他給國民黨人士和非嫡係的軍隊將領，如張學良、閻錫山、傅作義、宋哲元等寫了許多親筆信，以宣傳團結抗日的主張。這一工作一直持續到西安事變的正確處理，使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的主張成為現實。而另一方麵，他又鮮明地提出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放手壯大人民力量的方針。在抗戰爆發、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前夕的中央洛川會議上，我們黨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以促進國民黨改變片麵政府抗戰為全民抗戰。此外，毛澤東又提出了我軍應實行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的戰略。這一條是有深刻含義的。一方麵遊擊戰是我軍的拿手好戲，充分發揮我軍的這一特長，才能起到配合正麵戰場的戰略作用；二是以此來發動群眾，壯大革命力量。因為毛澤東早已識破蔣介石的陰暗心理，即用日本人之手“借刀殺人”。如果我軍把自己的長處棄置不顧，而將有限的兩三萬人納入國民黨的所謂正規戰，實行單純的消極防禦，還不是拚幾下子就完事了？那麽國民黨一旦動搖投降，誰來堅持抗戰的局麵呢？此後的曆史發展，已經完全證實毛澤東這一方針的正確。

1937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發表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演說。在這篇演說裏，他鮮明地提出了反對兩個投降主義，即民族投降主義和階級投降主義。毛澤東之所以提出反對民族的投降主義，是因為他已看出，國民黨不要人民群眾參加的片麵抗戰，是一定要失敗的。抗戰開始不久，國民黨的複興社中有一部分人即已動搖，CC團中也有一部分人在動搖，尤其是統一戰線的右翼集團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他們更是投降主義的大本營，既害怕戰爭對他們的財產帶來破壞，又害怕民眾起來，動搖其統治地位，他們的投降是必然的。毛澤東並且預言，他們從民族統一戰線中分裂出去是為期不遠的。這一預言沒有落空，此後不久即為汪精衛集團的樹起降旗所證實，僅僅隻在國民黨的國旗上添加了和平二字就跑到南京去了。顯然，不提出反對民族投降主義，不製止這股逆流，抗戰是無法堅持的。

與此同時，毛澤東為什麽又提出反對階級投降主義呢？這是指共產黨內說的。1927年陳獨秀投降主義路線使中國革命遭到失敗的痛苦教訓，對毛澤東是極其深刻的。而且在抗日統一戰線實現後的新的曆史條件下，又出現了一些令人擔心的消極傾向。由於從國共內戰轉到國共合作，我軍從山溝裏走出來，黨內軍內某些不堅定的分子，便模糊了自己的階級意識。1937年7月，閩粵邊區遊擊隊領導人何鳴，在同國民黨軍第157師談判時，由於喪失警惕，致使近千人的部隊在漳浦被國民黨軍隊包圍繳械。在統一戰線中，有的地方過分相信國民黨，因而主張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黨的一切活動公開化。軍隊中個別人甚至以接受國民政府的委任為榮，不願嚴格接受黨的領導，少數人主張在國民黨未改變其一黨專政的情況下，共產黨員也可以到國民黨政府中去做官。有人甚至對國民黨特務在根據地的破壞活動，不敢進行堅決鬥爭。在國民黨“限共”、“溶共”、“削弱共產黨力量五分之二”的新政策下，如不提早注意，那是很危險的。毛澤東認為，這種階級投降主義，將引導無產階級去適合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和不徹底性。不克服這種傾向，就不能進行勝利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就不能變片麵抗戰為全麵抗戰，就不能保衛祖國。他認為階級投降主義實際上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後備軍，是援助右翼營壘而使戰爭失敗的最惡劣傾向。因此，他認為，“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的堅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引向勝利之途的中心一環”。

正當這一正確方針順利貫徹，遊擊戰爭在敵後蓬勃發展的時候，我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代表王明回來了。他提出了另一套方針。

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對中國革命有很多幫助，提出過不少正確意見。但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情況始終若明若暗，有許多情況是不了解的，尤其是對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的力量估計不足。直到進行三大決戰前夕，米高揚到西柏坡秘密訪問時還是如此。抗日戰爭開始後，他們對我黨的力量和潛力更是認識不足，認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都很弱小，因而把抗戰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領導的政府和軍隊身上。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應當在國民政府的基礎上促成統一，不要提什麽誰領導誰的問題；而應該運用法國共產黨“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經驗，做到共同負責，共同領導。同時，他們還擔心在新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能否勝任新的任務。因此，需要派“能在國際形勢中辨明方向的、有朝氣的人去幫助中共中央”。這就是王明被派回來的背景。

據《中國共產黨曆史》記載：王明回國後，於1937年12月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王明為貫徹共產國際的“新政策”，在會上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報告的重點是對黨中央和毛澤東在統一戰線上的許多政策提出批評。他認為，過去對國民黨的根本轉變認識不夠，對國民政府開始起到全國統一戰線的國防政府的作用和國民革命軍開始起到全國統一的國防的作用估計不夠，過去太強調解決民主、自由問題，沒有把握住“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原則；過分強調獨立自主，沒有采取“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工作方法。他認為，應有統一的群眾組織和統一領導的群眾運動，在抗戰條件下，不怕國民黨限製，要到國民政府去立案，爭取合法。他不同意公開批評國民黨片麵抗戰的路線，認為這樣的提法太尖銳，使人害怕。他不同意國民黨營壘有左、中、右的提法，認為隻能以抗日或親日為標準；也不讚成誰吸引誰的提法，認為不應空喊領導權，不應說誰領導誰，而是國共“共同負責，共同領導”。他還指名批評劉少奇文章中所提出的要求過高、過多，認為不應該改造舊政府機關，在山西等地區仍應用舊縣政府和舊縣長，不能成立抗日人民政府。

由於王明傳達的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許多與會者盲目信賴，一時竟不能明辨是非，就依據王明的錯誤觀點，檢查過去的工作，承認自己在統一戰線工作中有“狹隘觀念”和“不策略的地方”。毛澤東在原則問題上作了辯白和說明。但會議未對分歧展開進一步的辯論。會議還決定增補王明等為書記，並由周恩來、王明、秦邦憲、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派赴武漢，負責與國民黨談判。

王明到了武漢，並任中共長江局的書記後，便在工作中貫徹他的錯誤主張。當年12月25日，他自己起草了《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的宣言》，在堅持全麵抗戰路線和獨立自主的原則問題上，從我黨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後退了。隨後又於次年1月在《群眾》雜誌上發表了《挽救時局的關鍵》，散布了許多對國民黨遷就退讓的錯誤觀點。他在武漢大學的講演，走得更遠。甚至說什麽“在對內的問題上，現在也有一種惡劣傾向，就是先問民主自由夠不夠，然後再談統一戰線。這是不對的。統一戰線的建立，抗日之外沒有其他的條件”。還說，“現在都談遊擊戰，好像有了遊擊戰什麽都不成問題似的”。但是國民黨政府並不以這種退讓為滿足，更不欣賞他的“共同負責，共同領導”那一套，還是照舊堅持它的“一個黨，一個主義”。對這種叫囂，王明不敢反駁，而是以發表《毛澤東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談話》的形式來反駁。而他起草的這個“談話”，卻並未經過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的審閱。王明如此獨斷專行，自然引起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的不安。王明不但在長江局頤指氣使，而且也不尊重黨中央，甚至發展到以通知的口吻決定召開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上，在國民黨“隻要一個軍隊”和“統一軍令”的叫囂聲中，他竟也提出建立幾十個新式裝備的師團，“統一編製”、“統一指揮”、“統一軍令”、“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統一待遇”的主張。這一主張，無異於響應和屈服於國民黨“統一軍令”吞並我軍的壓力。如果實行這種主張，共產黨還有什麽獨立自主呢？敵後的遊擊戰還怎樣開展呢？盡管毛澤東等許多同誌提出了正確的意見，但王明硬是不聽。王明回到武漢後，並沒有按中央的意見，把工作重點放在戰區和敵後，仍然放在大城市和國民黨的談判上。以致武漢失守後，沒有抓住有利時機，在上海、南京、武漢及其他重要敵占城市附近放手組織共產黨領導的遊擊戰爭，沒有及時地在這些地區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據地。因此，在這些地區鄉村工作比較薄弱，許多自發的抗日武裝，未能及時得到共產黨的領導，使新四軍喪失了大好時機，沒有得到更大更快的發展。而這時華北的抗日遊擊戰爭早已蓬蓬勃勃地發展，根據地也得到了鞏固。這是嚴重的教訓。當然也要指明，大量國民黨軍的阻撓，使新四軍麵臨著更多的困難條件。

正在這時，接替王明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王稼祥，從莫斯科帶回了好消息。由於1938年4月任弼時到共產國際匯報了國內的真實情況，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有了新的理解。在王稼祥回國前夕，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接見了王稼祥與任弼時，他明確表示：在中共中央應支持毛澤東同誌的指導地位，王明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不應爭當領袖。共產國際的這一指示，無疑是極端重要的。在1938年9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稼祥傳達了這一指示，並指出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和困難的條件下，正確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共領導機關中，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中央領導要有親密團結的氣氛。這就為六屆六中全會的舉行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對十五個月來的抗戰經驗作了總結，最後講了統一戰線和戰爭戰略問題。在統一戰線中他批判了關門主義傾向和投降主義傾向。特別批判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錯誤主張。他說，國民黨是當權的黨，它統治民眾運動，限製共產黨的發展，剝奪各黨派的民主權利，不願製定共同的政治綱領，不允許有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在這種情況下，“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那就是一切經過蔣介石、閻錫山，成為單方麵的服從，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正確的方針應該是既統一又獨立。統一戰線中的合作和讓步，都是以承認對方為前提，不能因為合作而抹殺黨派與階級的獨立性及其必要的權利。不然，那樣的合作就成了混合，必然犧牲統一戰線。毛澤東還深刻地闡明了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關係的原理。抗日戰爭時期，民族敵人深入國土，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階級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但階級矛盾仍然存在，並沒有減少和消滅。所以抗日的民族鬥爭是第一位的、最緊迫的任務，但是沒有民主、民生問題適當的解決（屬於階級鬥爭範圍），就不能實行廣泛的民眾的動員，以戰勝民族敵人。進行抗日與解決民主、民生問題不能分離，互為條件。會後還根據當時形勢，撤銷了長江局，設立南方局，以周恩來為書記，從此，毛澤東的正確方針才能得以貫徹。

以筆者在抗戰中的切身體會，自從平津太原等各大城市淪陷之後，日軍大舉南下，以國民黨軍隊的正規戰為主體的華北抗戰即告結束。在南方，自上海、南京、武漢失守之後，也出現了幅員廣大的淪陷區域。在這些區域內，如果不是中國共產黨放手發動群眾，廣泛開展遊擊戰爭，並建立起為數眾多的抗日根據地使日軍深深陷入無法脫身的泥淖之中，則這些地區勢必成為日軍鞏固的後方和提供人力物力的基地，加上敵人的誘降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國民黨恐怕早就投降了。曆史的實踐已經證明，如果不是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壯大人民力量的方針，抗戰就無法堅持到底，也就不會有抗日戰爭的勝利。

至於抗日同實行民主、改善民生的關係，筆者的體會更為深刻。在抗戰期間，敵後抗日根據地與國民黨統治區無疑是兩條抗戰路線最鮮明的對照。筆者長期生活在敵後抗日根據地，親眼看到那個時代人民大覺醒的精神風貌。所有的以農民為主體的各階層群眾，包括婦女、兒童、老人全部被組織到各抗日組織之中。母親送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的動人情景，隨處可見。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遍地展開，使敵人寸步難行。盡管日寇進行了無數次的“討伐”、“掃蕩”，施用了最殘酷的“三光政策”，但我根據地仍巍然屹立，成為日寇日夜不安的心腹大患。被稱為模範抗日根據地的晉察冀邊區，其幅員相當於一個完整的法國，緊緊地包圍著平、津、保等大城市，像一把尖刀直插入敵人的心髒。令人深思的是，抗日根據地為什麽能發揮出這樣大的威力呢？原因不是別的，是千百萬群眾被真正地發動起來了。而被稱為一盤散沙的群眾，為什麽能發動起來又是怎樣發動起來的呢？原因有兩個：一是實行了民主，把封建官僚的舊式政權改造成為新型的民主政權，砸碎了封建的枷鎖，這就使千百年被壓在底層的人民群眾，得以抬起頭來，一如經受了雨水滋潤的春草，勃發出潛在的生機；再一個就是經過減租減息、實行合理負擔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這就使得在封建剝削重壓下奄奄一息的農民，能夠緩過一口氣來。盡管為了維護統一戰線，農民仍然保證交一定的地租，但總的說來已經減輕了負擔。實行了這兩項改革，自然使群眾抗戰的積極性被發動起來。共產黨在毫無援助，國民黨政府不發一槍一彈的情況下，所以能夠堅持在極其困難的敵後抗戰，其原因就在這裏。反觀國民黨統治區，實行的完全是另一套辦法。由於他們所代表的剝削階級的本質，他們根本不願實行民主和改善民生，甚至連這樣的字眼也不願聽。因此在國統區內是原封不動的封建統治。他們不僅不願減輕人民的負擔，反而借抗戰之機，巧立名目，任意派捐加稅，大發國難財，使人民越發不堪重負，比之抗戰前陷入了更深的苦難之中。試問，這樣困境中的人民群眾，從哪裏來的積極性呢？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隻有采取抓壯丁的辦法，將老百姓繩捆索綁地送上前線。這樣的軍隊如何能不一觸即潰？國民黨也學共產黨的辦法，在敵後留下一點部隊，打算搞點遊擊戰爭。但他們因為根本不願實行民主、改善民生，從根本上脫離群眾，所以在敵後無法立足。例如在中條山地區，國民黨也留下幾十萬部隊，但在日寇的進攻下，很快就土崩瓦解。如果我們接受王明“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政策，一切照國民黨的辦法做，則根本不會有那樣堅強的抗日民主根據地，也不會有人民力量的壯大。即使勉強能夠存在，在日本投降後，也決難應付國民黨的進攻。曆史的經驗已經清楚證明：如果不是執行毛澤東在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方針，也就不會有人民的勝利，不會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近幾年，反“左”談得比較多，更有甚者，某些人隻反“左”不反右，甚至諱言反右，好像右成了香花。其實，“左”和右在曆史上對黨和革命的危害都很大。“左”既不比右好，右也不比“左”好。正確的態度應當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我們的黨正是在兩條戰線的鬥爭中壯大成熟起來的。毛澤東本人就是既反“左”又反右。如果在抗戰中不是堅決糾正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極有可能演變成第二次的陳獨秀路線，抗戰的勝利既無從談起，更不要說解放戰爭的勝利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不少國家的共產黨都有武裝，隨著二次大戰的勝利，某些國家的共產黨自動解除了武裝，交給了合法政府，革命的勝利也就從此遙遙無期了。而中國則不然，二戰結束數年後就接著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這正是毛澤東無產階級立場的堅定性所引來的勝利，也正是毛澤東大德方麵的表現。

二、為維護民族利益，不屈服於任何壓力

毛澤東不僅具有極其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而且在維護民族利益上，能夠做到不屈服於任何強大的壓力。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這二者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的統一。

為爭取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將帝國主義者一個不留地驅逐出中國，表現在毛澤東一生的事業中。“在野獸麵前，不可以有絲毫的怯懦”，這就是毛澤東對待所有帝國主義強盜的態度。這方麵不需要多說了。我想說的是，即使對於來自同盟者或革命營壘內部的壓力，凡是有損於民族利益者，他也決不讓步，不管這種壓力來自何方，有多麽強大。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中國麵臨著一個向何處去的十字路口。是回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舊中國，還是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這是一個重要的曆史關頭。我們黨和全國人民當然希望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運用和平方式促進中國朝進步的方向發展，而國民黨蔣介石卻迫不及待地發動了全麵內戰。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中國人民的利益，為了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中國共產黨已別無選擇，隻有用革命戰爭迎擊敵人的反革命戰爭。

據師哲同誌《在曆史巨人身邊》中回憶說：在重慶談判的前夕，也就是國民黨在局部地區已經向我進攻的緊張時刻，斯大林通過蘇軍駐延安情報組轉來一份電報，內容主要是：中國不能再打內戰，要再打內戰，就可能把民族引向滅亡的危險地步。由於來電者的身份，對中國共產黨自然是一個巨大的壓力。毛澤東看了電文，引起了極大的不快，甚至是很生氣。他憤然說：“我就不信，人民為了翻身搞鬥爭，民族就會滅亡！”

兩三天以後，斯大林又來了第二封電報，主要內容是：世界要和平，中國也要和平，盡管蔣介石挑釁，想打內戰消滅你們，但是蔣介石已再三邀請你去重慶協商國事，在此情況下，如果一味拒絕，國內、國際各方麵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內戰，戰爭的責任由誰承擔？你到重慶去同蔣會談，你的安全由美、蘇兩家負責。

談判自然是可以的，從積極方麵看，是另一種形式的鬥爭。但這封電報顯然也是一種壓力，毛澤東從內心說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他在赴渝前同劉少奇整整談了一天一夜，麵授機宜。大致意思是：我在重慶期間，前方和後方都必須積極活動，對蔣介石的一切陰謀都要予以揭露，對蔣介石的挑釁應給以迎頭痛擊，有機會就吃掉它，能消滅多少就消滅多少。我軍的勝利越大，農民群眾的活動越積極，我的處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要知道，蔣委員長是隻認得拳頭的。

不久之後，蔣介石假和平、真內戰的陰謀就徹底暴露了，全麵內戰爆發了。由於毛澤東從一開始就頂住了來自革命營壘的壓力，擯棄了斯大林錯誤的方針，實行了自己正確的方針，大大超過預料地提前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徹底勝利，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的民族不僅沒有滅亡，而是從此真正地站立起來了。

曆史的發展未免使斯大林這位偉人感到內疚。據師哲同誌《在曆史巨人身邊》中記載，在新中國建立前夕，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秘密訪蘇時，曾察覺了這一點。

大約是1949年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別墅的二層樓上歡宴中共代表團。席間，他曾動情地說：中國共產黨已度過了她的幼年與青年時期，現在已經是政治上成熟的黨、成年的黨了。而且說，中國黨是一個在烈火中鍛煉成熟的黨！

這時，斯大林舉起酒杯，深有所思地麵對中國同誌說：我說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成熟了，蘇聯人和歐洲人要向你們學習的話，並不是奉承你們，不是客氣話。西歐人由於驕傲，在馬克思、恩格斯死後，他們就落後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東方。現在又移到了中國和東亞。

接著，斯大林建議：在國際革命運動中，中蘇兩家都應多承擔些義務，而且應當有某種分工，就是說，希望中國今後多擔負些對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方麵的幫助，因為中國革命本身和革命經驗會對他們產生較大的影響，會被他們參考和吸取。蘇聯在這方麵起不到像中國那樣的影響和作用。

斯大林說到動情處，沉默了一會兒，仿佛想起了什麽，突然問：“在你們進行鬥爭中，我們是不是擾亂過或妨礙了你們呢？”

少奇同誌作了有禮貌的有分寸的回答後，斯大林說：“勝利都是不受審判的，凡屬勝利了的，都是正確的。”接著又說，“中國同誌總是客氣的，講禮貌的，我們覺得我們是妨礙你們的，你們也有意見，不過不肯說出來就是了。你們當然應該注意我們的講話正確與否，因為我們常常是不夠了解你們事情的實質，可能講錯話。不過，如果我們講錯了，你們還是說出來好，我們會注意到的。”斯大林用抱歉和不安的語氣講了這些話。大家一聽就明白是指1945年那兩封電報的事或者還包含更多的事。斯大林當著中共代表團的麵所作的公開的自我批評，說明他不愧是一個光明磊落的共產黨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話使人感到意外，也使人感動。

與中國的經驗相對照，我們不妨舉一點另一方麵的例子，也許有助於對問題更深入的理解。

在這方麵，法國共產黨在二次大戰中及戰後的經曆，是令人深思的。

在二次大戰中，法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所進行的英勇鬥爭，是舉世皆知的，是非常動人的。當時法共組織和領導的義勇軍遊擊隊，已發展到數十萬人，他們對法西斯德國占領軍進行了曆時數年的廣泛戰鬥。法共黨員已發展到五十四萬多人。法共領導的群眾組織解放委員會已經遍及城鄉，力量相當強大。在巴黎，成千上萬的巴黎居民一直在打擊德國鬼子和偽民警，燒毀或炸毀德國人的卡車、機動車停車場和為德軍生產武器的工廠。1944年8月，在盟軍迫近的有利形勢下，巴黎人民舉行了起義，整個巴黎，到處都展開了英勇的戰鬥。他們攻取了德軍在城內的各個據點，占領了警察局等要點。最後又不惜傷亡，前仆後繼，攻下了納粹軍隊最後據守的盧森堡宮的一些要塞和共和國廣場，迫使巴黎德軍最高司令官馮?科耳提茨無條件投降。巴黎就這樣在警車宣布德軍投降的喇叭聲中宣布解放。巴黎的解放，完全是依靠義勇軍遊擊隊、愛國民警以及英勇的巴黎人民自我解放的。這是巴黎人民的光榮和驕傲！在此後肅清全國各地的德軍，解放全國領土的戰鬥中，法共領導的義勇軍遊擊隊，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據法共黨史分析，在二次大戰後，法國共產黨麵臨著一種空前有利的局麵：首先是法共在全國人民中贏得了從來沒有的崇高威信；法國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由於法國戰敗和投降，已經威信掃地並且陷於癱瘓；戴高樂建立的代替機構雖然得到了某種響應，可是很不穩定，所以不得不尋求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信的共產黨為其擔保；法共推動起來的民族陣線、法蘭西義勇軍遊擊隊、法國國內武裝部隊和愛國民警隊已經把全體人民吸引到爭取民族解放的廣泛統一戰線中來，同時給予這個統一一種即使不是革命的也是社會的和進步的內容；重新統一起來的工會以空前的規模恢複了，而且在解放委員會裏實現了無產階級與同盟軍之間的基層聯盟，並根據最高委員會擬定的共同綱領——全國抵抗委員會綱領——管理了市政和省。

這是一種對法共、對人民多麽有利的形勢！如果法共以適當形式建立起無產階級領導的各革命階級聯盟的國家並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國家，那是完全可能的。可惜的是，這時法共的總書記莫利斯?多列士從蘇聯居住數年後回來了。原先在他居住在蘇聯時，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戴高樂為了打擊共產黨，曾企圖以逃避兵役為罪名判處多列士徒刑，這時他卻歡迎多列士回來。據戴高樂的回憶錄說，多列士的回來是有利無害的。果然，多列士回來之後，很快就被接納參加了臨時諮議議會，並且要“再把黨掌握到手”。他喊出的第一個口號就是：“單一的國家，單一的警察，單一的軍隊！”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了共產黨領導的愛國民警的武裝。他認為，這些愛國民警在德國占領期間的存在是有理由的，現在情況已經改變，已經沒有這種必要了。戴高樂在《戰爭回憶錄》中談到當時必須斬斷共產黨人的腳爪，收回被他們篡奪去的權力，沒收他們所炫耀的武器時說：“多列士剛回到法國，就幫助政府解決了愛國民警複員的問題。他……反對了解放委員會製造障礙的企圖，阻止了某些過激分子陰謀實行暴力的行動。”接著是多列士的第二步行動，解散解放委員會。這個群眾基礎很強、勢力很大的群眾組織，在戰爭期間，早已經過人民選舉，建立了從工廠、街道、村莊到全國三級會議的民主集中製的強大機構。本來可以為下一步的發展創造條件，可惜這樣影響廣泛的群眾組織也被解散了。接著是共產黨與社會黨的團結也瓦解了。根據法共黨史分析，以當時情況，即使說建立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製度是不可能的，建立一個工人階級能保持作用的、具有深刻社會內容的民主政權肯定是可能的。但是這一切都化為泡影，光明的遠景被放棄了，停留在單純地在資產階級政府中做官的範圍內。黨和人民在戰爭期間犧牲了成千上萬的戰士所積累起來的力量被放棄了，僅僅換了政府中兩三個部長，而這兩三個部長也在幾年後被撤換了。

法共的這一曆史教訓，是多麽的沉痛啊！

多列士與我國的王明，頗有一點類似之處，這正像毛澤東對王明的評價：他想別人的事太多了，想自己的事想得太少了。也就是說想本民族的事太少了。

蘇聯在赫魯曉夫當政時期，他的修正主義錯誤觀點，不僅在國際共運中產生了許多惡劣的影響，而且他的大國沙文主義也有惡性的發展。這就同中國共產黨不能不發生尖銳的矛盾。堅決維護民族利益的毛澤東，在這場鬥爭中也就表現得更鮮明。

1958年夏，蘇聯通過駐華大使尤金約見毛澤東，表示蘇聯領導希望：在中國能有一個潛艇基地，建一個長波電台以便於同他們的艦隊保持聯絡，並提出和中方搞一個聯合艦隊。盡管尤金是毛澤東的老朋友，毛澤東經常同他探討哲學問題，但聽到這個要求，毛澤東卻不免感到震驚和意外。毛澤東的表情立刻嚴肅起來，當即問他：“你們這是什麽意思？為什麽要搞這個？”尤金一時說不清楚，毛澤東便嚴肅地說，“你講不清，請赫魯曉夫來講！”7月21日，赫魯曉夫秘密來京，毛澤東在頤年堂同他進行了會談。赫魯曉夫解釋說，現在蘇聯的遠程潛艇開始服役了，而且蘇聯的艦隊也在太平洋活動，但隻有個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基地，遠程潛艇服役後，需要有一個長波電台。而且特別說明他們的艦隊是為了對付美國的第七艦隊的……毛澤東見他說話不著邊際，便有些惱火，立刻說：“你講了很長時間，並沒有講到正題。請你講清楚，什麽叫聯合艦隊？”赫魯曉夫支支吾吾地說：“我們出錢給你們建立這個電台，電台屬於誰倒無所謂，我們甚至可以把電台送給你們。”毛澤東發火了，拍了一下桌子，站起來指著赫魯曉夫的鼻子說：“你講的這一大堆，毫不切題，我問你，什麽叫聯合艦隊？”赫魯曉夫紅著臉說：“我們不過是來同你們商量商量。”毛澤東立即反駁道：“什麽叫共同商量？我們還有沒有主權了？你們是不是想把我們的沿海地區都拿去？你們都拿去算了！”赫魯曉夫見毛澤東真的發了火，他不乏機智，馬上狡辯道：“為了合情合理，假如你願意的話，你們的潛艇也可以使用我們的摩爾曼斯克做基地。”毛澤東斷然說：“不要！我們不想去你們的摩爾曼斯克，不想在你們那裏搞什麽名堂，也不希望來我們這兒搞什麽名堂！”他接著說，“英國人，日本人，還有別的許多外國人，已經在我們的國土上呆了很久，被我們趕走了，我們再也不想讓任何人利用我們的國土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好，那我們就不提這個建議了。”赫魯曉夫尷尬地說。

上述場景，是當年擔任翻譯的李越然同誌提供的。事後毛澤東還問李越然：“你是不是怕赫魯曉夫？我用手指他的鼻子，你為什麽不用手指他？”可見當年赫魯曉夫損害我們民族利益的企圖，的確是觸痛了毛澤東屬於炎黃子孫的那根神經，毛澤東確實是存心要教訓他。

但是，赫魯曉夫碰了一鼻子灰似乎還嫌不夠，第二年，即1959年秋天，赫魯曉夫與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戴維營會談之後，來到了北京。他這次興衝衝地說：“毛澤東同誌，我給您帶來了好消息。”他說已經找到了“解決台灣問題的好方法”——“台灣應該用列寧遠東共和國的辦法來解決”。原來他把列寧在特殊情況下所作的讓步，當做解決台灣問題的辦法，實際是要中國承認台灣脫離中國。毛澤東一聽，立刻反駁說：“遠東共和國是由共產黨控製的，你所說的台灣也是由共產黨控製的嗎？”赫魯曉夫見此計不成，又碰了一個釘子，立即轉變話題，要求釋放在朝鮮戰爭期間以及後來在中國東北被俘獲的美國空降特務。毛澤東說：“這就更難辦了，你知道我們是有法律的。”原來赫魯曉夫在美國已經答應了艾森豪威爾的要求。他這時隻好歎了口氣，可是誰又讓他替中國越俎代庖呢！

同類的事件還可以舉出尼赫魯製造的中印衝突。這件事也與赫魯曉夫有關。他曾設想把中國的一塊領土劃給尼赫魯，認為“那隻不過是塊荒無人煙的凍土地”，如果能說服毛澤東，就能換取尼赫魯“反帝”。事實上他在背後已經答應了尼赫魯。尼赫魯在這種背景下，於1959年8月派印度軍隊侵占了朗久，挑起了衝突。隨後又提出要占領我國十二點五萬平方公裏的領土的要求。這完全是荒謬無理的。我軍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展開了英勇的反擊。這一仗打得相當幹脆漂亮，幾乎使入侵的印軍全軍覆沒，僅有小部分逃竄。尼赫魯本來有恃無恐，宣布要把我軍“清除掉”，不料卻得到這樣的下場。而我們考慮到印度是第三世界國家，今後還要團結它，於是戰後將全部繳獲的武器以及所有俘虜全部送還。這一仗從頭到尾都是毛澤東親自掌握和指揮的。戰前連續七次向印方提出抗議，又讓周總理連寫三封信給尼赫魯，勸其懸崖勒馬，以中印友誼為重，可謂做到仁至義盡。印軍入侵後，又等他們深入我國領土一段距離，便於包圍殲滅後，才開始反擊，因此大獲全勝。整個中印邊界反擊戰，不僅有力地維護了我們的民族利益，而且從頭到尾，從政治到軍事，從戰鬥到送還武器、俘虜，其全過程可以說是一部完整的藝術創作。不是毛澤東這樣的高手，是做不出來這樣的千古奇文的。毛澤東曾經估計，中印邊界這一仗，可以爭取十年的安定，這種安定局麵至今已有三十年了。

至於來自美國的壓力，毛澤東尤其采取蔑視的態度。1944年，那個後來當過美國駐中國大使的赫爾利，就曾來到延安調停過國共兩黨的關係。當時他是作為反法西斯同盟者的身份出現的，但據師哲同誌介紹，此人相當粗魯無禮。他與毛澤東會談時，不由自主地拿出帝國主義者的架勢，蠻橫地說：中共必須同蔣介石國民黨合作，絕不要打內戰。如果你們答應，美國的武器就可以源源而來；如果你們打起來，你們未必贏，美國人也不能原諒你們，他們就會議論、批評、責難，甚至罵人。難道你們不怕這種不利於你們的輿論壓力嗎？毛澤東聽了，不禁火冒三丈，當即不客氣地說：你們美國人吃飽了麵包，喝足了牛奶，睡夠了覺，無事可做，天天想罵人，那是你們自己的事。飛機、大炮、坦克、軍艦也是你們自己的。我們有的是小米加步槍，還有兩隻手、兩條腿，我們自己會處理好自己的事情……這一席話，把不知天高地厚的赫爾利弄了個目瞪口呆。也許這時他才醒悟到他麵對的不是別人，而是共產黨人毛澤東。

由此可知，中華民族的利益，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是何等的神聖啊！不管壓力來自何方，不管是誰，也不管這力量有多麽強大，我們的民族是不能受到絲毫的玷辱和損傷的！

三、時刻關懷著國家的安全，力爭快步跨入強國之林

 毛澤東的大德，還表現在他時時刻刻關心著國家的安全，並渴望能早日跨入世界強國之林。

這裏隻舉“兩彈”上天的例子，就足可說明。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美國軍隊遭到了從來沒有過的沉重打擊。美國總統杜魯門在我軍二次戰役後不久的11月30日說，“我們可能要節節敗退，就像我們前次所遭受的失敗一樣”，但“聯合國的部隊不打算放棄他們在朝鮮的使命”。說到這裏，他露出了猙獰的麵目，說美國政府“一直在積極地考慮”在朝鮮使用原子彈。

這是中國人第一次受到的核訛詐。盡管未成事實，中國人也並不在乎這種訛詐，但是畢竟有一個隱約的暗影，在威脅著我們。這對時刻關心著祖國安全的毛澤東，不能不引起格外的警惕。事情很明顯，要防備狼咬，就得有一根打狼的棍子。而且在有人企圖以核武器稱霸的世界上，如果沒有原子彈，就沒有你的地位。毛澤東曾說過：“原子彈就這麽大個東西嘛，沒有這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那好吧，我們就搞一點原子彈和氫彈。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因此，正像解放戰爭時期那個“敢於勝利”的毛澤東一樣，在原子彈、氫彈的問題上，他又下了巨大的決心。我在前麵已經提出，毛澤東是能看穿地下熱海的人，是對人民的創造力有充分信心的人，他作的這個為期十年的估計，聽起來仿佛是個不著邊際的預言，但是從說這話的1958年起，在不到六年的1964年10月，在祖國西北的上空就騰起了一團蘑菇雲，從而震撼了世界。

自然，這一創造過程是極其不尋常的，可以說它的每一步都充滿了艱辛。

在錢三強同誌的回憶裏，1955年1月15日是他畢生難忘的日子。這一天毛澤東親自主持了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參加者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彭德懷、彭真、李富春、陳毅、聶榮臻等人，另外，還特別邀請了兩個人，這就是原子能學者錢三強和地質學家李四光。毛澤東開宗明義地說：“今天，我們這些人當小學生，就原子能有關問題，請你們來上一課。”李四光拿出一塊黃黑色的鈾礦標本，說明鈾礦資源與發展原子能的密切關係。我國在前一年的上半年，才第一次在廣西發現了鈾礦資源。中央領導一個一個地傳看著鈾礦標本，對它那神話般的威力感到新奇。錢三強講了幾個主要國家原子能發展的概況，隨後將自己製造的蓋革計數器放在會議桌上，把鈾礦石裝在口袋裏從桌旁走過，計數器便立刻發出嘎嘎的響聲，引得全場的人都高興地笑了起來。有的領導人興趣甚濃，還親自試了試，問這問那，十分活躍。毛澤東點燃了一支煙，神情悠然地作了總結講話。他說：“我們的國家，現在已經知道有鈾礦，進一步勘探，一定會找到更多的鈾礦來。我們也訓練了一些人，科學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礎，創造了一定的條件。過去幾年，其他事情很多，還來不及抓這件事。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隻要排上日程，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你們看怎麽樣？”他以征詢的目光看了看大家，然後又說，“現在蘇聯對我們援助，我們一定要搞好。我們自己幹，也一定能幹好！我們隻要有人，又有資源，什麽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

在會議上，毛澤東還以哲學家的深邃目光望著錢三強問：

“原子核是由質子和中子組成的嗎？”

“是這樣。”錢三強回答。

“那質子和中子又是由什麽東西組成的呢？”

錢三強感到有些為難，隻好照實地說：

“這個問題正在探索中。根據現在研究的成果，質子、中子是構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謂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

 毛澤東略加思考，然後說：“我看不見得。從哲學的觀點來看，物質是無限可分的。質子、中子、電子，也應該是可分的，一分為二，對立統一嘛！不過，現在實驗條件不具備，將來會證明是可分的。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

 錢三強很讚服這位大哲學家的預言。因為就在同年晚些時候，美國科學家塞格勒、恰勃林等，發表了他們的研究成果，用具有六十二億電子伏能量質子轟擊鋼靶，首先發現反質子；同時，發現一種不帶電、自旋相反的中子，即反中子。

 會後，毛澤東以三桌普通的六樣飯菜來款待客人。他滿懷信心地舉起酒杯站起來說：“為我國原子能事業的發展，大家共同幹杯！”

這就是中國“兩彈”騰空的起點。

這一工作，總的是由周恩來總理領導，具體重擔卻落在聶榮臻元帥的肩上。聶榮臻1919年到法國勤工儉學，是抱著“實業救國”的想法去的，回來時卻變成了一個共產主義者。因為他了解到，不首先改造這個社會，“實業救國”不過是夢想而已。現在條件不同了，新中國成立了。盡管過了幾十年的戎馬生活，但他並未忘情於科學事業。因此，當中央向他征求意見的時候，他主動選擇了這項工作。

萬事開頭難。研究原子能的科學尤難，開始的時候，高級研究人員僅有十人左右，說到設備，連一台小型的加速器都沒有。這等於外科醫生沒有手術刀，工人沒有車床，農民沒有鋤頭一樣。

幸而我們已經擁有幾位原子核科學的著名學者，如吳有訓、錢三強、何澤慧、彭桓武、王淦昌等人。後來又有幾位著名的科學家，如趙忠堯、郭挺章、鄧稼先、金星南、肖健等，滿懷愛國熱望，衝破重重阻攔，先後回國。聶榮臻對這些科學家的回國特別高興，一有機會就同他們親切交談，把他們視為國寶。當原子科學家們在孕育原子彈藍圖的時候，研究導彈的要求不久也提出來了。正是這個時候，1955年10月，著名的火箭科學家錢學森也戰勝種種困難，漂洋過海從美國歸來。他們的到來，使人們對“兩彈”的研究工作增加了許多信心。但顯然光有他們的力量還是大大不夠的。聶榮臻不得不向全國各個單位發出呼籲，請他們支援各方麵的科學技術人才。終於經過千方百計的搜羅，才漸漸組成了一支科學技術隊伍。

但是要探求原子彈的奧秘，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當時世界上隻有三個國家擁有核武器，這就是美國、蘇聯和英國。核技術是他們的最高機密，是他們稱霸的資本，他們是不會告訴任何人的。但是我們的朋友——蘇聯，是否可以給我們某些幫助呢？若能這樣我們的步子就可以走得稍許快一點。當聶榮臻這樣想著的時候，毛澤東也早已這樣想了。1954年10月，赫魯曉夫率代表團來參加我國建國五周年的盛典。10月3日與我國領導人進行會談。在會談中，赫魯曉夫曾主動問道：“你們對我方有什麽要求？”既然對方這樣好意相問，毛澤東也就當即表示：“我們對原子能、核武器感興趣。今天想同你們商量，希望你們在這方麵對我們有所幫助，使我們有所建樹。”赫魯曉夫頓時愣住了，因為他沒有想到毛澤東會提出這個問題。他稍停了一下，結結巴巴地說：“搞那個太費錢了。我們這個大家庭有了核保護傘就行了，無須大家都來搞它。”他還帶有開導的意味說，“須知那東西既費錢費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產出來，不久又過時了，還得重造，太浪費了。我們的想法是，目前你們不必搞這些東西，還是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發展與國計民生有關的生產，改善人民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搞原子彈好。假使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國的全部電力集中用在這方麵是否夠還很難說。”赫魯曉夫最後表示，如果中國實在想辦這件事，可以幫助中國先建設一個小型原子堆。問題很明顯，即使朋友，在這樣的問題上也是不會慷慨解囊的。但是聶榮臻似乎很不甘心。1956年10月以後，聶榮臻從當時的國際形勢中，看出赫魯曉夫在新技術援助方麵出現了鬆動的跡象，他覺得是個好機會，就對周恩來說：“是不是再和他們談一談，讓他們援助一下，派一點專家，提供一點資料和樣品，由我們自己搞。”周恩來說：“可以先找蘇聯顧問談談。”1957年7月，聶榮臻找到蘇聯當時負責經濟技術的總顧問阿爾希波夫。阿爾希波夫是個熱心腸的人，聽了聶榮臻提出的希望，立刻表示本人同意，待向蘇聯政府請示後給予答複。7月20日，即得到阿爾希波夫的答複，說蘇聯政府表示同意，由中國派出一個代表團去談判。9月間，中央組成了一個代表團，由聶榮臻、陳賡、宋任窮等率領前往莫斯科。雙方經過三十五天的談判，達成協議，簽訂了蘇聯在火箭和航空等新技術方麵提供援助的協定。由於是在10月15日簽訂的，也被稱為“十月十五日協定”。依據協定，盡管蘇聯提供的隻是幾種過了時的導彈、飛機和其他軍事裝備實物樣品，派了些技術專家，但這些都使我們爭取了時間，縮短了差距。

應該說，在1957年和1958年間，協定的執行是比較順利的。但是好景不長，由於前麵提到的赫魯曉夫提出同我國建立聯合艦隊和在我國設立長波電台等侵犯我國主權的要求被拒絕，雙方的關係惡化了。加上中蘇兩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分歧，蘇聯就在執行上述協定方麵越來越後退。至1959年6月20日，蘇共中央正式通知我方，中斷若幹重要援助項目，從而赫魯曉夫片麵撕毀了“十月十五日協定”。這自然給我們增添了許多困難。在這種情況下，聶榮臻向中央和毛澤東提出了三點建議：（一）蘇聯在重要技術關鍵上卡我們，令人氣憤，但氣憤並沒有用，一定要爭口氣。事情有可能這麽一逼，反而會成為發展科學技術的動力，會使我們更加堅決地在科學技術上貫徹自力更生的方針，而不是指望外援。（二）今後科技來往應采取新的做法。凡協議上有的項目，我們到時候就要詢問，但對方不給絕不再催。（三）獨立自主，立足國內，但也不封鎖自己。這個報告，很快就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批準。

至1960年8月，蘇聯從我國撤走了全部專家，甚至連一張紙片都沒有留下。加上我國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和工作中的失誤，困難越發嚴重了。在這種情況下，以導彈和原子彈為主要標誌的國防尖端科研項目，究竟是“上馬”還是“下馬”，出現了不同的意見。在1961年7月的北戴河國防工業會議上，兩種意見發生了熱烈的爭論。有些人認為，當前困難太多、太大，國防尖端技術應當放慢速度。還有人甚至提出停止搞尖端技術，說什麽用在這方麵的錢太多了，影響了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發展。主張我們隻搞飛機和常規武器，不搞原子彈、導彈。爭論的溫度在不斷升高。在困難麵前，一些同誌搞“兩彈”的信心動搖了。聶榮臻覺得問題嚴重了，他是不同意“下馬”這種意見的。他在發言中說：“兩彈為主，導彈第一”，這是中央批準的方針，不能動搖，三五年內要力爭突破尖端。現在遇到些困難，但這是曆史任務，在困難麵前是退還是進？他明確表示“我的意思還是要進”。另外，他解釋說，常規武器和尖端武器的研製，必須兩條腿走路。這二者上不去的關鍵都是新型原材料和精密儀器儀表。這兩個問題不解決，就是尖端武器的研製都停下來，常規武器也上不去。解決的辦法是要列入國家計劃，大家都來攻關，否則就會事倍功半。另一方麵是要縮短戰線，任務排隊。這好比過河，大家都想過，但橋就那麽寬，得排排隊，否則一擁而上，就誰也過不去。他同時說明，導彈和原子彈的研究，三年來已經有了相當的基礎，已經有了自己的近程地地導彈，中遠程地地導彈也正在設計中。原子彈方麵，專業技術幹部已經有好幾千人。從選礦到原子武器裝配的一係列工廠，大部分設備已經具備，尤其一些關鍵性的問題已經突破。因此，隻要堅持攻關，措施得當，再有三五年或者長一些時間，突破是完全可能的。聶榮臻的意見贏得了大家的讚同。大家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輕率“下馬”，不僅功虧一簣，且將受到不應有的很大損失。會後，聶榮臻把“上馬”的決心和理由報告了中央。毛澤東和周恩來表示完全同意。毛澤東說：“對尖端武器的試製工作，仍應抓緊進行，不能放鬆或下馬。”還說過，“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陳毅老總也特別向聶榮臻表示說：“就是脫了褲子當當，也要把原子彈、導彈搞出來！”

會後，就集中力量解決攻關問題。在攻關過程中，為了更好地組織全國大協作，1962年11月，中央宣布成立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央十五人專門委員會，由各有關方麵的負責同誌參加。會上還傳達了毛澤東關於“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的指示。“專委”成立後，每次重要的“兩彈”試驗和存在的問題，都要開會研究，使研製工作的領導有了進一步加強，問題能夠得到及時解決。

 有人譏諷說：“離開外國的幫助，中國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彈。就讓他們守著這堆廢銅爛鐵吧！”但是他們沒有想到，在赫魯曉夫撤走全部專家所造成的嚴重困難麵前，整個科研戰線上的人們，從上到下，反而激發起了千百倍的熱情。錢三強在文章中曾說：“作為一個有愛國心的知識分子，此時此刻的心情是什麽滋味！我很清楚，這對中國原子科學事業，以至於中國曆史，將意味著什麽。前麵有道道難關，而隻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軍萬馬都會擱淺。真是這樣的話，造成經濟損失且不說，中華民族的自立精神將又一次受到莫大創傷。”錢三強同誌的話，足以代表當年知識分子的心情。攻關的戰鬥打響了。科學家們、科研戰線有關工廠的技術人員和工人，到處都有夜夜不熄的燈光。為了解決科學技術人員營養不足的問題，聶老總向全軍發動募捐，要求他們給以支援，並親自過問分發的東西是否到了這些同誌的手中。這些都給了知識分子們以特別的感動，使他們至今記憶猶新。總之，千萬人的茹苦含辛沒有虛擲，終於換來了1964年10月16日我國西部上空升起的第一朵蘑菇雲。這是一曲響徹雲霄的中華民族自力更生的凱歌，是中國人民偉大的創造力和凝聚力的表現，是中國人民有誌氣有能力的活生生的證明。

 在此之前，導彈方麵，1960年11月5日成功地發射了第一枚“東風一號”導彈；1964年6月，我國自行設計製造的中近程導彈發射成功。

接著是：

1965年爆炸成功第一顆空投原子彈。

1966年10月，試驗成功第一枚由導彈和核彈頭相結合的導彈核武器。

1967年6月，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1970年4月，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

1980年5月，我國向南太平洋發射遠程火箭成功。

 總之，從60年代以後，我國的液體火箭技術，包括“長征”係列運載火箭，完全是我們獨立研製出來的。我國的固體火箭技術和人造衛星技術，更是在外國嚴密封鎖的情況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起來的。

 從1955年到1980年，我國的原子能等尖端科學技術，從一無所有到洲際導彈的發射成功，按我國的科學技術和經濟基礎來說，其發展速度是驚人的。從原子彈到氫彈，美國用了八年，蘇聯用了四年，法國用了六年，而中國隻用了二年零八個月。在僅僅二十多年的時間內，就使我國跨入能夠掌握核技術和空間技術的五個主要國家之列。這不僅大大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有力地保證了我國的安全，而且帶動了我國整個科學技術和各種工業的發展。其意義是非常偉大的。某些人認為，研製“兩彈”，花了那麽多錢，搞了一些不能吃、不能喝的東西，這完全是一種極端淺薄的庸人之見。

中國“兩彈一星”的誕生史，是我國人民極其動人的曆史。中國的科學家、科研戰線的職工、組織工作者以及解放軍的官兵都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作出了光輝的貢獻。中國曆史將不會忘記他們。正像台灣教授顏元叔先生說的，他們是“一輩子做了兩輩子的工作”。而國內某些人，則把一些優秀的知識分子的英年早逝稱做“四殤”，這是很不妥當的。對知識分子如果有關心不夠的地方，當然是應該注意糾正的，但把他們所作出的犧牲，看做是可悲的，認為是沒有體現出人生價值，這卻是對這些貢獻者的不尊敬。試問，在戰爭年代，那些千千萬萬的犧牲者，他們的大多數豈不都是“英年早逝”嗎？而他們換來的卻是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生存。這也許是題外的話。

總之，我國以“兩彈一星”為標誌的科學技術，何以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獲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呢？我看，原因不是別的，第一，是中央“以自力更生為主，以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的正確，尤其是自力更生精神發揮了強大的生命力；第二，是全國的大協作，這是社會主義製度所特有的優越性；第三，是在極端困難下，萬眾一心，高度發揮了為祖國獻身的革命精神。用周恩來的話說，這是精神的原子彈變成了物質的原子彈。然而，還要加上的一條，這就是毛澤東所作的戰略選擇，以及他那貫徹始終的堅定意誌。而這一點，正是從他時刻關心國家的安全並力爭早日跨入強國之林的願望出發的。

四、為祖國的長治久安而運籌

和一切目光短淺者不同，在重要的戰略決策上，毛澤東總是從我國全體人民（當時是六億人口）的根本利益著眼，從祖國的長治久安籌劃。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

 我國於60年代中期開始的大三線建設，就是這一戰略決策的表現。

 所謂大三線，是當時黨中央依據全國各地區不同的戰略地位而作出的一種地域劃分。全國劃分為一、二、三線。一線是指沿海和邊疆地區，二線介於一、三線的廣大地區，當時的三線，最初是指西南和西北地區（包括湘西、鄂西、豫西），70年代其範圍有所擴大，一般指長城以南，京廣線以西的廣大地區。具體來說，西南的四川、貴州、雲南，西北的陝西、青海和甘肅的大部分地區，中原的豫西、鄂西，華南的湘西、粵北、桂西北，華北的山西和冀西地區，都是大三線。

1964年的5月到8月，毛澤東多次強調建設三線的重要性。他指出，原計劃在二線打圈子，對基礎的三線注意不夠，現在要補上，今後六年要在西南打下基礎，要在西南形成冶金、國防、石油、鐵路、煤、機械工業基地。在另一次談話中，又說：要有第三線，要搞西南後方，要搞快些，但不要毛糙。還說，我們的工業建設，要有縱深配備，把攀枝花鋼鐵廠建起來。

為什麽要搞建設三線的戰略布局呢？如果我們仔細研究毛澤東思想，就會發現，在50年代的《論十大關係》中，他已經指出我國工業布局不合理的問題。我國的工業基地，多集中在沿海一帶，內地有些地區幾乎是空白。當然這是特殊的曆史條件遺留下來的，是一時無法改變的。而在建國初期，為了更迅速地恢複經濟和發展經濟，也是沒有餘力去改變這種現狀的。現在我國的經濟既有了一定的基礎，再繼續長期忽視這一問題，就不妥當了。其次，大部分工業地區集中於沿海城市，不單形成畸形發展，而且有一個明顯的戰略弱點，即容易受到戰爭的威脅。戰爭的發生總是突然的和難以預料的，十之八九的戰爭都是如此。如果一旦發生戰爭，沿海地區的工業，很容易遭到敵人優勢空軍的摧毀，這將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極不便於堅持長期的戰爭。毛澤東在戰略上一向就有有備無患的思想。何況那時，美蘇兩個超級大國，與我國的關係都很緊張，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出於上述兩點考慮，加強三線建設，改善工業布局，就很迫切了。何況這種布局不改變，一向比較落後的少數民族地區，其經濟和文化條件的改善都是談不到的。

8月中旬，毛澤東再次指出，要準備帝國主義可能發動的侵略戰爭。現在工廠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區不利於備戰。重要工廠可以一分為二，要搶時間遷到內地去。成昆、川黔、滇黔這三條鐵路要抓緊修好。他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內地建設不好，我就一天也睡不好覺。”又說，“現在不建設第三線，就如同大革命時期不下鄉一樣，是革命不革命的問題。”建設大三線的工作，就這樣展開了。

9月，李富春副總理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作了具體部署。總的目標是，在西南和西北地區建立起一個比較完整的後方工業體係。初步設想：（一）用三年或多一些的時間，把重慶地區，包括從綦江到鄂西的長江上中遊地區，以重鋼為原材料基地，建設成能製造常規武器和某些機械設備的基地；（二）用五年或六年時間，把酒泉鋼鐵廠建設起來，依靠這個基地，在西北地區初步建設一個能夠製造常規武器和必要機械設備的地區；（三）用七年到八年的時間，依靠攀枝花這個原材料基地，初步建立起一個比較完備的包括冶金、機械、化工、燃料等主要工業部門的基地。

1965年2月26日，黨中央決定成立中 共中央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由李井泉任主任，程子華、閻秀峰為副主任，後又增加彭德懷、錢敏為副主任。中央許多領導人都曾親自到西南實地視察。三線大規模的建設工作從此展開。

三線建設的過程，自然是充滿了艱辛的。由於建設項目不少是擺在遠離大城市的邊遠地區，人煙稀少，交通不便，施工困難，物資供應當然十分艱難。而參加三線建設的工人、知識分子、幹部，一般都來自生活較為優越的大城市，工作上、生活上的差距將會很大。但是，那個年代人們的精神狀態好，一接到通知，很快地便處理好家事，告別親人，踏上征途。以攀枝花鋼鐵廠的建設為例，那裏處於金沙江的峽穀地帶，頭上是烈日當空，腳下是不毛之地。成昆鐵路尚未通車，大量建設器材和生活用品，都要靠公路長途運輸。鋼鐵廠廠址選在長不到三公裏，寬不到一公裏的弄弄坪。背靠荒山，下臨金沙江，建設者住的是“幹打壘”、帳篷、席棚子，吃的是幹鹹菜，正如當年流傳的一首歌謠說的：天是羅帳地是床，擔水要到金沙江。三塊石頭架口鍋，帳篷搭在山窩窩。人們就憑著兩隻手、三件寶（水壺、毛巾和草帽）艱苦地奮戰。三線的其他工程沒有一項不是靠這種艱苦奮鬥的精神建設起來的。

大三線建設，前三年的進展頗為順利。自“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邊疆的內亂把這種形勢破壞了。工程建設不能不一度受到極大影響。直到1970年才又繼續大力進行。前後經過十餘年的艱苦奮戰，大三線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三線建設原來的目標是，要在中國縱深地區再建起一套比較完整的後方工業體係。僅以四川的情況看，十多年來已建起三百多個大中型企業，它們已成為四川工業的主幹。全國三十八個重要工業部門四川樣樣俱全。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以攀枝花為中心的鋼鐵工業基地，以川南鹽化工和天然氣化工生產基地以及以成都、德陽、綿陽、廣元為中心的電子、重型機械、發電設備製造工業基地的建設，不僅為奠定四川以後工業發展的基本格局打下了較好的基礎，而且對改善中國原來工業隻集中在東北和沿海一帶的布局，帶動四川以至毗鄰地區社會、經濟進步，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改變“老、少、邊、窮”地區的麵貌等方麵將繼續發揮重大的作用。

在鐵路建設方麵，除成昆鐵路早已開始外，1970年又開始了襄渝鐵路的建設。這條鐵路的走向是毛澤東親自確定的。鐵道兵先後投入八個師二十四萬人，鐵路沿線動員民工最多時達五十八萬人。此路於1973年全線接軌通車。襄渝鐵路的建成，使四川擁有五條大動脈（寶成、川黔、成昆、襄渝鐵路和長江）與全國相連。公路建設和郵電事業也有很大發展。

經過三線建設，西南工業生產能力已有很大提高。仍以四川為例，從1965年到1979年，鐵礦石開采能力由40萬噸增加到817.15萬噸；煉鐵能力由38.89萬噸增加到271.69萬噸；煉鋼能力由59.56萬噸增加到289.7萬噸；鋼材生產能力由92.48萬噸增加到251.85萬噸；發電裝機容量由83.47萬千瓦增加到379.32萬千瓦；水泥生產能力由117.02萬噸增加到556.88萬噸。四川已成為全國著名的三大電站成套設備生產基地之一，四大電子工業基地之一，五大鋼鐵基地之一；機械工業，形成了重型礦山和工程機械製造、汽車、儀器儀表、農業機械等較完整的體係。已能獨立生產許多高、精、尖產品。四川已由原來一個偏僻閉塞、交通不便、工業薄弱的落後省份，一躍而成為中國西南部新興的工業基地。

總之，經過大三線建設，原來的戰略設想已經實現。盡管還有某些缺點和不足，但中國不合理的工業布局已經有所改觀，大三線地區的工業基礎已大為加強，隨著經濟的發展，包括少數民族在內的偏遠地區，社會麵貌也發生了變化，其成績是應充分肯定的。盡管戰爭並未發生，但對保障我們祖國的安全，卻是有長遠意義的。我們不能忘記當年毛澤東為我國長治久安所作的運籌。

五、毛澤東與群眾的關係說明了什麽

凡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同誌所寫的回憶錄中，幾乎沒有不提到他同群眾的關係，這不是偶然的。

在師哲同誌的回憶錄《在曆史巨人身邊》中，就深入地記述了這一點。他說：“主席對勞動人民的感情深沉而真摯，發自內心，沒有任何矯揉造作。”這是師哲同誌長期觀察作出的概括，是符合實際的和精確的。

 師哲同誌還提到，中央駐地楊家嶺溝口，住著一家姓楊的貧農，窯洞隻有門沒有窗子，裏麵很黑，一做飯滿屋都是煙，煙熏火燎使土窯洞變成了黑洞。楊家婆姨經常在門口推碾子。她雖然隻不過三十幾歲，看上去手很髒，連脖子也是黑油油的。每逢毛主席過來，楊家的人總是同他打招呼，毛主席也親切地問長問短，有時還到門口站站。毛主席曾很有感觸地對師哲說：“老百姓不懂得什麽叫衛生，也沒有條件洗澡，他們辛辛苦苦勞動，還被人們看不起。”從語調裏可以聽出他對勞動人民是懷著何等的深情。

與此相關，毛澤東對那些瞧不起群眾的人是很反感的。一次，師哲陪毛澤東在河灘上散步，碰上一位作家從城裏回來。那位作家手裏拿著手杖邊走邊在空中打轉轉，遇到馱鹽的毛驢隊，大模大樣地把老鄉和毛驢隊擠到一邊，見到毛澤東也隻打了個招呼，仍不停地旋轉著手杖走過去了。看到這個樣子，毛澤東氣憤地說：“真是目中無人！隻因為認識幾個方塊字，就看不起老百姓，不把勞動人民放在眼裏……”

 閻長林曾在毛澤東身邊任警衛排長和衛士長達五年之久。在他的回憶錄《警衛毛澤東紀事》中，曾記載有毛澤東關心老馬夫的動人情節。轉戰陝北結束，東渡黃河之後，前方派汽車來接毛澤東等人。一年多來，毛澤東一直騎著一匹老青馬行動，這時要換汽車了。一天，即將出發前，他對閻長林說：“走，咱們先去看看老侯。”老侯正忙著給牲口添草料，沒有看見毛澤東過來。毛澤東也沒有像往常見麵那樣先打招呼，而是輕輕地走到老侯跟前，握著老侯沾滿草屑的濕漉漉的手緩慢地說：“老侯，謝謝你啦。咱們在陝北轉戰一年多，全靠你喂馬。今天，我們要坐汽車了，你不能和我們一起走，你要隨機關一起行軍。你年紀大了，走路不方便，就騎上這匹老青馬走吧。你同你的領導說，就說這是我的建議。”老侯握住毛澤東的手不放，眼睛裏慢慢流出了淚水，說：“主席，你放心吧，我能走。有困難了，走不動了，我一定按主席說的去辦。”這老侯是河南人，早年參加革命，同毛澤東的感情很深。盡管他比毛澤東還大幾歲，毛澤東用的三匹牲口都由他喂，而且一個個膘肥體壯。他常對人說：“我不能上前線，又不會拿起筆寫東西，我隻會鍘草煮料喂牲口。毛主席騎著我的牲口指揮部隊打勝仗，我越幹越有勁。”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對他的感情也是很深的。他們之間完全體現了同誌和戰友的關係，這同舊的主仆關係是完全不同的。

閻長林還記述了毛澤東對一般農民的關切。在路經雁門關的路上，沿途看見許多農民在地裏光著膀子幹活，而且還有些中年婦女也是這樣。他們正在為土改後的第一個春耕而忙碌。毛澤東在車上指著光膀子和穿單衣的農民說：“我穿著棉衣也不熱啊，他們卻穿得這麽單薄！”汽車在雁門關口停下來，毛澤東抽著煙，同跑過來的幾個孩子說話，有一個中年農民也走過來。毛澤東嚓地劃了一根火柴要替他點煙，那農民連忙推說“不敢當”，忙把火柴接了過去。毛澤東問：“你多大年紀啦？”農民回答說四十歲了。毛澤東又問：“你家幾口人？土地改革的時候分了多少地？”農民說：“我家七口人，以前隻有八畝地，土質都不好。現在分了十幾畝好地，還有些坡地。現在小麥長勢很好，盼望有個好收成。我們有了糧食，吃飯就不犯愁了，也能更好地支援前線。”毛澤東鼓勵他，又指著他的上身問：“你為什麽不穿上衣？光著膀子不冷嗎？”農民說：“不冷。幹活穿著棉衣要出汗。”毛澤東問：“你們是沒有單衣穿，還是有不穿單衣的習慣呢？”那農民不好意思地笑了：“什麽習慣不習慣呀！日本鬼子沒來以前，那時候也還有點舊衣服穿，誰也不願光膀子。自從日本人來了以後，大夥沒錢買布，不光膀子怎麽辦呢？”毛澤東聽後沉默了一陣子，又鼓勵了他幾句話，才同那位農民分手。

 李銀橋同誌《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中，也記述了許多生動的故事。其中談到毛澤東親自為衛士改作業的事是很生動的。毛澤東一向非常注意培養他周圍那些來自工農、過去沒有上過學的戰士。他為他們組織業餘學校，還要檢查他們的作業。有一次，他看了衛士封耀鬆的作業，開始看了分數喜形於色，因為教師在上麵用紅筆打了一個大大的“5”字。但接著他就皺起了眉頭，“嘿”了一聲說：“你們那個老師也是馬大哈呀！”小封湊過臉去看，原來他默寫的是白居易的《賣炭翁》。毛澤東用手指甲在其中一句的下麵劃著，問：“這句怎麽念？”小封說：“心憂炭賤願天寒。”毛澤東說：“你寫的是‘憂’嗎？那裏伸出來一隻手？你寫的是‘擾’，擾亂的‘擾’，怪不得炭賤賣不出價錢，有你擾亂麽！”小封臉紅著，抓著頭皮笑。毛澤東又指著一句：“這句怎麽念？”小封說：“曉駕炭車碾冰轍。”毛澤東又問：“這是轍嗎？到處插手，炭還沒有賣就大撤退，逃跑主義！這是撤退的‘撤’。”這樣，小封的“5”分，就變成了“3”分。李銀橋說，機關業餘學校有五位老師，第六位老師就是毛澤東。那五位老師，每人隻教一門功課，而毛澤東則門門都教。從查字典、四則運算，到地理、曆史、時事，他為我們不知花了多少心血。那個“的、地、得”的用法，不知講了多少遍。

李銀橋同誌在毛澤東身邊一共工作了十五年。開始調他去的時候，他有些不願意，因為他是個“三八”式，資格很老了，不願再當警衛員，但是毛澤東看中了他，說：“咱們來個君子協定，你工作一段後，再調你走。”但是，工作了幾年，李銀橋反而不願離開毛澤東，這樣就幹了十五年。兩個人成了知心朋友，毛澤東連和江青吵架的事也跟他說。1957年毛澤東號召整風的時候，他曾誠懇地征求周圍同誌的意見，並作自我批評。有一次，李銀橋為他做睡前按摩，他抓住李銀橋的手背親切地問：“銀橋，你怕我嗎？”李銀橋說：“不怕。”他又問：“別人呢？別的衛士呢？”李銀橋說：“一般都不怕。也許個別人……怕主席睡不好覺發脾氣。”毛澤東立刻說：“這是我的不對。人睡不好容易煩躁，煩躁了就容易發脾氣。我也是人，也有點脾氣。可是我又是主席，發脾氣就容易給同誌們造成很大壓力。”說到這裏，他籲口氣，又懇切地說：“告訴他們，毛澤東不可怕。我沒有想到我會當共產黨的主席。我本來想當一名教書先生，就是當名教書先生也是不容易呢！”可見他對下麵的人，是完全看做平等的朋友。

諸如此類的事例不必多舉了。問題是毛澤東為什麽對普通群眾，尤其是對勞動人民，對來自勞動人民的同誌，有這樣深厚、這樣熱烈的情感呢？這是值得深長思之的。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從他一生的經曆、從他的思想、從他根本的世界觀上去找原因。在毛澤東思想中，有一個基本的思想，就是他常說的：“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還有一句：“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幻稚可笑的。”這不是一句尋常的話。過去曆史上一切剝削階級的統治者，在他們的眼睛裏，大地上的芸芸眾生，不過都是些渾渾噩噩的愚民百姓，通通稱為“黔首”。在那些被稱為英雄豪傑的人物看來，人民群眾不過是些隻能跟著他們走才有出路的無知的“群氓”，或者是可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可供利用的“工具”。即使某些曆史上的聖人，也不過把黎民百姓視做“芻狗”。老子就曾說過：“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芻狗是什麽？就是草芥和豬狗，或者是用茅草紮成的狗，祭祀時當做祭物，用後立即棄去。而毛澤東卻把人民看做“真正的英雄”。兩者相比，真有天淵之別。這就是毛澤東的偉大之處。這也正是毛澤東不同於一切剝削階級中傑出人物的地方。

正是因為毛澤東具有這種牢固不拔的思想，所以他才能充分地相信群眾，相信群眾無限的創造力。這一點，在他身上似乎比別的共產黨人體現得更充分，更鮮明。這也是他本人最顯著的特點。我在前麵提到，在解放戰爭中，為什麽他有那種“敢於勝利”的氣魄？在朝鮮戰爭中，他為什麽敢於作出出國作戰的決策？這都是因為他相信群眾，相信群眾有偉大創造力的緣故。

同樣地，由於他相信群眾，也就能夠最堅定地依靠群眾。不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都是如此。要革命，就有一個依靠力量的問題，依靠誰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不鮮明，含含糊糊，或者依靠錯了，把本來是革命主角的群眾冷冷清清地放在一邊，或隻依靠少數人，少數人組成的“智囊”，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在革命力量還很弱小的時期，毛澤東就提出了人民戰爭的思想：“隻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隻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長達數十年的革命戰爭，正是依靠這種思想的指導，依靠全麵展開的人民戰爭，中國革命才取得了徹底的勝利。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也是如此。當然，依靠群眾不等於事事都搞群眾運動，真理多邁出一步，就會出現謬誤，但依靠群眾的精神是沒有疑問的。

在毛澤東這一基本思想的基礎上，我們黨逐漸形成了一個顯著的特點，這就是黨的群眾路線和作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以及調查研究等等，已成為我黨長期堅持的領導方法與工作方法。這才是真正唯物論的工作方法，也是行之有效屢試不爽的工作方法。過去，我們就是依靠這一套方法才取得了人民的信任，贏來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那時，凡是能善於走群眾路線的，被認為是群眾觀點強，有堅強黨性的表現，反之，則被認為是黨性不純。而這些現在聽起來，都似乎有些陌生了。

下麵，讓我們來探討一下，當初毛澤東隻不過是一個有愛國心的知識分子，他受的是舊式學校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教育，為什麽他對人民群眾、對勞動人民有這樣深厚的感情呢，有這樣堅強的群眾觀點呢？當然最基本的是由於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此外，還同他一生的革命生涯所經受的鍛煉和改造是分不開的。在戰爭烈火中，在革命熔爐中，他的那些非無產階級的舊意識被逐步拋棄，而無產階級的意識逐步增強，這才造成後來他那樣的人。他認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並不是他對群眾故意阿諛奉承，而是他從活生生的革命運動中親身體驗到群眾的偉大。不認識革命，不參加革命行動，就很難懂得群眾的偉大力量。某些知識分子目空一切，瞧不起群眾，正是由於他缺乏這一些緣故。真正參加了革命的實際運動，也就漸漸認識到自己的弱點，從而在實踐中逐步加以改變。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曾語重心長地說：“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麵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幹淨的人隻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幹淨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隻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這一段話是一個革命領袖當眾所作的最赤誠的自我解剖，是毛澤東本人改造過程的真實描繪，任何時候讀來都是非常感人的。

毛澤東總是告誡一切共產黨員，要熱愛人民，尊重人民。他說過，不管你的地位多高，官有多大，都不要稱王稱霸，都不要擺臭架子。要當霸王，總有一天要唱霸王別姬。他還說過，要平等待人，上下級之間不要搞成貓鼠關係。在群眾中，要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出現，要先當群眾的學生，然後才能當群眾的先生。總之一句話，就是要當“孺子牛”，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毛澤東的這些思想，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光輝體現，也應該是我們共產黨人道德觀、人生觀的基礎和根本出發點。正是由於黨和毛澤東同誌多年來的諄諄教導，所以我們的黨形成了與廣大群眾親密無間的牢固聯係。這正是我們的事業興旺發達的基礎，是我們共和國力量強大之所在。令人深感遺憾的是，近年來黨同群眾的親密關係大大削弱了。由於一切向錢看的不良影響，一部分黨員的思想作風發生了變化。一些人的身上增長了官氣，即使一些小頭頭，也架子十足。尤其是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逐漸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念所腐蝕。假公濟私、損公肥私的惡劣作風，已到了令人不可容忍的程度。這樣發展下去，是極其危險的。也許是為了彌合黨與群眾的關係吧，有人在報紙上把“感情投資”也作為經驗來介紹。豈不知所謂“感情投資”，正是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隻不過是利己主義的另一種表現，實質上是資產階級的東西，與我們所講的群眾觀點是完全不同的。在今天的形勢下，我們惟有正視我們所存在的問題恢複我黨與群眾密切聯係的光榮傳統，從毛澤東的思想作風中認真汲取營養，加強我們的群眾觀點，這才是共產黨人真正的黨性。

結束語

當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日即將到來的時候，筆者為紀念這位曆史巨人而作的小書，就寫到這裏。

總起來說，中國革命是世界上最偉大、影響最深遠的革命之一。在這場翻天覆地的革命中，必然會造就出一批偉大的曆史人物，而毛澤東就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曆史已經證明：毛澤東是中國無產階級與廣大人民和中華民族最忠實、最勇敢、最堅定的兒子。革命的烈火鑄成他最堅強的性格與卓越不凡的品質。他在鬥爭中顯示了大智、大勇，為我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立下了大功、大德。就像任何偉大人物都有自己的弱點一樣，他也不免有自己的弱點。但總起來說，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巍巍昆侖第一峰”，是本世紀繼列寧之後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立功、立德、立言的中華第一人！在中國土地上能夠誕生出這樣的曆史偉人，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無產階級的驕傲，而且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在他的領導下，把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趕出去了，把封建製度徹底摧毀了，並且為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奠定了鞏固的基礎，結束了中國人民悲慘的曆史，實現了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來的宿願，中國人民將永遠感念他，一切沒有偏見的人都會感念他。

毛澤東的一生，其成就是多方麵的。他不僅是偉大的革命戰略家，還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尤其在哲學上有極高的成就，而且他還是一個傑出的詩人。本文限於篇幅，也就難以盡述了。

當然，這位曆史巨人，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開創性事業中，也不免有這樣那樣失誤。但這些失誤，究竟有多大，是什麽性質，產生的曆史條件是什麽，放在曆史的長河中應怎樣看，都要作客觀的、公正的和曆史唯物主義的考察。也就是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進行具體分析。有些事，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宜籠統否定。成績中也可能包含有錯誤，錯誤中也可能包含有真理。同時，隨著曆史的新發展，原來我們不認識的東西，現在比較認識了；原來感覺模糊的東西，現在比較清晰了。我於1991年寫的《認識真理也要時間》中曾說：“發現真理，需要實踐，需要時間。而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發現了某一真理之後，人們認識它，懂得它，也需要時間。”例如毛澤東遠在三十年前就提出，在社會主義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鬥爭，還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這在當時人們還隻能是半信半疑，因為當時還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事例。而現在不同了，蘇聯東歐等一係列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資本主義複辟，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如果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毛澤東的論斷就不能不令人折服了。總之，如何正確認識和理解毛澤東同誌的失誤，這是一個十分嚴肅的課題，今後還需要作認真深入的研究，將來如有機會，本書還將增訂出版，使本書更加完整。

毛澤東給我們留下的遺產是什麽呢？除了給我們留下一個初步繁榮、昌盛的新中國，留下一個好的黨和好的軍隊之外，還留下了無比珍貴的毛澤東思想。這是留給我們的無價的精神財富。毛澤東思想確實給馬克思主義增添了新東西，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組成部分。他的思想不僅仍是我們行動的指針，而且早已越出國界，成為世界一切革命人民的精神武器。不論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還是在第三世界，在一切蒙受不幸的資本主義複辟的國家，都將產生長遠的影響。今後的曆史將會證明這一點。

我國人民和我國青年，今後需要更好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才能保持正確的方向。我們高興地看到，近年來部分青年在一度的迷惘後，重新發出“尋找毛澤東”的呼喚。因為他們困惑的問題，紛紛在毛澤東的著作裏找到了答案。他們學習得更認真了，真正是自覺自願地學習。從他們的身上，我們看到了真正的希望，看到了未來。

寫這樣一本書，對我說來確實是力不勝任的。我的學識遠遠不夠。我雖然在革命的行列裏有半個多世紀的經曆，但隻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戰士，見聞有限。因此對一些曆史事件和人物的評述，未必妥善精當。我寫出的不過是個人的一點體驗而已。我不求完美，因為我達不到完美。但我堅信：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這些偉大人物所代表的共產主義的方向，是人類唯一的出路和希望。此外沒有其他出路。世界資本主義正在經曆著新的危機，最後必然走向衰亡。社會主義不管經過多少曲折起伏，最後必將勝利。一切違反人性的、不合理的、醜惡的剝削製度，在這個星球上是注定不能永存的！我希望人們的眼光放遠一點！

1992年7月21日—1993年6月5日初搞　　

1993年6月7日—1993年6月16日修改　

　

本文節選自魏巍文集《新語絲》，中國文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