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與毛澤東 的革命情誼】

 

1949年 毛澤東委派鄧穎超攜親筆信赴滬邀宋慶齡北上附近共商國事。







1957年11月2日，毛澤東應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的邀請，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

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活動，並出席64國共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



中國黨政代表團團長是毛澤東，副團長是宋慶齡，團員有鄧小平、彭德懷、李先念、烏蘭夫、

郭沫若、沈雁冰、陸定一、陳伯達、楊尚昆、胡喬木、劉曉、賽福鼎，楊尚昆兼任秘書長。

同時，彭德懷又是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郭沫若又是中蘇友好代表團團長。

楊尚昆還兼管代表團的對外聯絡工作。



對文革 許多人不理解有意見，宋可能有意見 是完全正常的，



宋慶齡 是 毛澤東批準的周恩來擬定的保護對象裏的第一名。



毛澤東很敬重這位同年出生的姐姐，感激宋慶齡為中華解放新華建立和建設的特殊貢獻。



宋慶齡也很敬重毛澤東。（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毛澤東也過的艱苦）



宋從南方帶來點兒什麽好吃的也不忘送毛澤東一些， 毛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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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夜間，全國人大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章士釗的家裏來了一夥氣勢洶洶的紅衛兵，

他們來自北京大學，手持“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向八十四歲高齡的章士釗和他的全家宣讀“革命道理”，

旋即開始了一場所謂的“革命行動”。 　　這群無知的紅衛兵哪裏知道章士釗先生的背景…… 　　





章士釗，字行嚴，人稱“章行老”，毛澤東尊稱他為“行老”。他是湖南長沙人，與毛澤東同鄉。

一九○七年，章士釗入英國蘇格蘭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及邏輯學。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回國，

主持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一九一八年任廣東軍政府秘書長，南北議和南方代表。

還擔任過北京大學教授、北京農業大學校長。一九二四年任段祺瑞政府司法總長，後兼任教育總長。

抗日戰爭時期，任國民參政員。並長期從事法律工作。新中國成立前夕，曾參加北平和平談判。

後留北京，先後擔任政務院法製委員會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央文史館館長等職。 　　





章士釗與毛澤東的老師、嶽父楊懷中早年在長沙是至交，經楊懷中介紹，章士釗早在一九一九年就結識了毛澤東，

與毛澤東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有一件事尤其讓章士釗引以為驕傲。一九二○年，

毛澤東為籌建中國共產黨和籌劃湖南一些進步青年去歐洲勤工儉學等事，急需一筆數量較大的銀款。

於是毛澤東求助於身居上海，在社會各界很有影響的章士釗。章士釗爽快地答應了毛澤東的要求，

經發動社會各界名流捐款，終於籌得兩萬銀元，全部交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用這筆錢，

不僅供給一批同誌去歐洲勤工儉學，而且用它在湖南從事創建黨等革命活動。

章士釗對革命的幫助，毛澤東深為感激並銘記在心。 　　





四十三年後的一九六三年，毛澤東決定借“還債”名義補助章士釗，他表示要分十年，

每年從自己的稿費中拿出二千元給章士釗。十年以後還要“還利息”。

後來毛澤東還親口對章士釗的女兒說過：“行老給我們共產黨的幫助哪裏是我能用人民幣償還的呢？” 　　

年幼的紅衛兵哪裏知道這些呢！ 　　



紅衛兵在查抄章士釗家裏的東西時，發現了毛澤東與章士釗的合影及寫給章士釗的信劄，

這才感覺到章士釗不是一般人，稍稍收斂了一些。 　　



紅衛兵走後，章士釗氣得發抖，他顫悠悠地從臥室裏走出來，有氣無力地對孩子說：

“拿紙筆來。”女兒不知道他要幹什麽，關切地說：“休息吧，明天再寫！” 　　



章士釗堅決地說：“不，現在寫，給毛主席寫信！” 　　



這封求救信寫好後，第二天（八月三十日）便送了出去。信中反映了紅衛兵來抄家時的粗暴情景，



並懇求毛澤東在“可能範圍內稍稍轉圜一下，當有解鈴之望”。 　　





毛澤東當天就收到了章士釗的信，生氣之餘，便當即在信上批示： 　　



“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 　　



信和批示送到周恩來手中後，周恩來立即進行了處理：

嚴厲地批評北京大學的紅衛兵，並命令他們立即送回從章士釗家抄走的東西。 　　



隨後，周恩來交代有關人員，強調對章士釗要采取三條保護措施：

一、督促他們盡快把抄走的東西全部送還章士釗；

二、派兩名警衛部隊的解放軍戰士到章士釗家，負責保衛工作，防止紅衛兵再來抄家；

三、將章士釗秘密送到解放軍三百零一醫院，以保人身安全。





當天，周恩來還讓秘書給章士釗家裏打電話，向他們通報了處理情況。 　　



第二天，兩位便衣警衛便來到章士釗家值班，外人被禁止擅自闖入。 　　



毛澤東也很惦記此事，九月一日，他又親筆給章士釗寫了一封信： 　　



行嚴先生：



來信收到，甚為係念。已請總理予以布置，勿念為盼！



順祝 　　健康 　



毛澤東 　　九月一日 　　





麵對民主人士受到的衝擊和黨的統戰工作受到的嚴重破壞，周恩來想得很多。

長此下去，黨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

榮辱與共”的方針政策將受到致命的破壞，我國的民主政治也將蕩然無存。 　　





周恩來還想到，與章士釗處境相同的，還有一大批黨內外幹部和統一戰線的朋友，

必須對他們采取一係列行之有效的保護措施。 　　三十日這天，在處理完章士釗的事後，

周恩來提筆開列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 　　



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蔣光鼐、蔡廷鍇、沙千裏、張奚若 　　

（一）副委員長、人大常委、副主席 　　

（二）部長、副部長 　　

（三）政副（注：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四）國副（注：國務院副總理） 　　

（五）各民主黨派負責人 　　

（六）兩高（注：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李宗仁） 　　



在這份名單中直接點出名字的有十三位高級民主人士，他們都是在國內和國際上有重大影響的人物。 　　





在周恩來親擬的保護名單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宋慶齡。 　



在籌備新中國的時候，毛澤東和周恩來還專程派鄧穎超到上海迎請宋慶齡北上，共商建國大計。

新中國成立時，宋慶齡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屆人大時，又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副主席。

對新中國的建設，宋慶齡發揮著別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周恩來稱她為“國之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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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