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天狼
天弓 神箭
小提琴協奏曲《梁祝》 是 這樣誕生的 ~~
小序
梁祝 一部時代的音樂 一部劃時代的作品 誕生於1959年
作曲：何占豪 1933年生（時年26歲，大一學生），
作曲：丁芷諾 1938年生（時年21歲，大一學生），
作曲：陳 剛 1935年生（時年24歲，大四學生），
演奏：俞麗拿 1940年生（時年18-9歲，大一學生）
梁祝協奏曲 最初由 何占豪、丁芷諾、俞麗拿、沈西蒂、張欣、朱英 六人 實驗創作，陳剛後來加入
實驗小組的分工：何占豪，丁芷諾負責創作，俞麗拿、沈西蒂負責演奏，張欣、朱英負責理論。
劉品 當時的上海音樂學院管弦係黨支部書記、長笛教師
孟波 時為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書記 賀綠汀 院長 丁善德 （丁芷諾之父）副院長
在上海音樂學院慶祝建國10周年的校刊上，何占豪、陳鋼合寫的《“梁祝”的誕生》一文，
提到孟波“是我們最敬愛的導師”，“劉品同誌常和我們一起務虛，和我們共憂樂，
不斷給我們鼓勵”。孟波則認為：“沒有丁善德，就沒有《梁祝》。
石西民 時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
何占豪 說：“說起《梁祝》的誕生，全是因為民族自卑心和自強心。”
“《梁祝》之所以有生命力就是一個‘純’字，在一個‘純’的年代裏，兩個很‘純’的青年寫了一個很‘純’的作品。”
陳鋼 說“那時的音樂是那麽純情，現在不可能再寫出這樣的作品,”
孟波 說:《梁祝》是時代的產物，集體智慧的結晶。
因為名利 版權 著作權 署名權 何陳曾經搞的很不愉快，，，，
何占豪 陳剛 相逢一笑泯恩仇
問世間情為何物？隻教人生死相許。誠心聆聽音樂者都應該感悟得到，這種純粹的理想化的宣誓才理應是《梁祝》最原始的主旨，而《梁祝》也絕非是讓人為名利趨之若鶩的小道具。
如今，何占豪回想起曾經走過的漫漫長路，那些世俗瓜葛形同渺茫滄海中的一抹浮雲，“當年我們這一代青年，代表了我們這一代人的誌氣——要把中國的交響樂推向世界，要將中國的民族音樂推向新的高峰。《梁祝》來得多不容易！其中所包含著不是我一個人的汗與淚，孟波院長、已故的劉品教授，還有丁芷諾、俞麗拿等這些小提琴民族化試驗小組成員，包括陳鋼和我的名字，都應該鐫刻在《梁祝》的裏程碑上。民族化並不是簡單化，《梁祝》能有今天的成就已足以讓我感
“我說不出自己當時是什麽心情，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任務總算完成了。
《梁祝》留給何占豪無數榮譽，同樣帶來了劫世災難。伴隨著“文革”的爆發，《梁祝》被打成了“封、資、修”的典型，文藝“大毒草”，被迫遭到了禁演，何占豪也被打成了“文藝黑線”。在那個最黑暗的年代，何占豪與《梁祝》同甘共苦，共同沉浮，在他最困難的、最迷茫的時候，給他最大安慰的卻依然是《梁祝》。
五十年話蝶
2009年05月28日17:49 央視《新聞會客廳》
李小萌：50年前的今天，在上海蘭欣大劇院舉行的一部學生音樂作品的首演，當時參與創作的年輕人，誰也不會想到，隨後的50年，這部作品的流傳經久不息，而且成為了流傳最廣泛的中國原創小提琴協作曲，不錯，正是《梁祝》。這兩天在人民大會堂和國家大劇院都舉行了《梁祝》誕生50周年的專場音樂會，從演出現場我們請到了創作者之一的作曲家陳剛先生，歡迎您。
陳剛：您好。
李小萌：我知道這一次的演出史無前例地在一場演出當中，把《梁祝》全本演了三遍。
陳剛：對。
李小萌：在現場聽，您作為主創人員之一，感受是怎樣的？
陳剛：因為這次安排是很特殊的，我從來沒想到這樣的安排，也不知道它的效果會怎麽樣，但聽了以後，我從感動到再感動，到再再感動，俞麗拿一出來，我就想到了50年前的首演，所以那個掌聲是一種回憶的掌聲。我想50年前我們首演是在上海蘭欣大學，因為那個時候全部是學生，我們兩個學生，我和何占豪是作者，樂隊是全部學生，指揮是我的同學範燾也是學生。俞麗拿是18歲的姑娘，那時候她梳了一個短頭發，穿了一條長裙子，她出來的時候，誰也沒怎麽注意，但是越拉越拉，人家就覺得她就是祝英台，被她吸引住了，所以結束的時候掌聲很奇怪，那個時候何占豪還是會拉小提琴，他就在樂隊裏麵，我是躲在側幕，右麵側幕，等待著這個作品的命運吧。
李小萌：當時自己心裏沒有底？
陳剛：沒有，我們什麽都不知道，我們隻知道寫了這個東西，獻給國慶十周年，俞麗拿拉完了以後鴉雀無聲，很奇怪。很長，怎麽沒有反應呢，突然掌聲起來了。一直鼓，鼓到俞麗拿謝幕、指揮謝幕，我們兩個上去謝幕，樂隊起來謝幕，觀眾反正是鼓下去，鼓下去，鼓下去。
李小萌：就不停？
陳剛：誰也沒有準備新作品的第一次演出，會準備這個返場的曲目，俞麗拿和我不知所措地看了看範燾，範燾眉頭一皺，再來一遍，就這樣在這個經久不息的掌聲中間，整個協奏曲25分鍾，從頭到尾再拉了一遍，這是俞麗拿50年拉《梁祝》的空前也是絕後的一次返場。
李小萌：第二遍拉完之後又有停頓，還是說掌聲一下就來了？
陳剛：第二遍拉完了以後，沒有掌聲，蘭欣大學不大，六百多個位子，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每一個觀眾的眼睛裏麵帶著很激動的淚水。第一個走上台就是我們的孟波書記，他今年94高齡了，今天也出席了現場，所以我在看到俞麗拿出來，就想到50年前她那個掌聲，再看看孟波院長就坐在我旁邊，94高齡了還那麽健在，所以我覺得很幸福。
李小萌：我想在這50年裏麵，《梁祝》您應該聽了無數遍了吧，每一次聽都能夠投入感情去聽嗎？
陳剛：對，我覺得有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是一樣的。因為每一次聽，包括我們自己每一次聽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因為《梁祝》誕生的時候就像同我們的共和國是共命運的，它誕生之初正好是新中國成立10周年，新中國就像初升的太陽，《梁祝》也就是表達那個純情的年代，對共和國的那種理想，那種期待，所以從那個時代起，是這樣的一個意義。
李小萌：《梁祝》講的是愛情故事，怎麽和對共和國的期待和理想能夠關聯起來呢？
陳剛：《梁祝》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天上掉下個林妹妹，因為那個時代，照理是不應該出《梁祝》的，因為我們想一想，1959年那個時候大躍進年代，三麵紅旗，大躍進年代，15年趕超英國，或者準確一些講是一個狂熱的、喧囂的年代。所以當時管弦局成立一個實驗小組，民族化實驗小組，他們提出三個題材，第一個就是大煉鋼鐵，第二個是女民兵。當時的主旋律，《梁祝》是何占豪提出來，因為他長期在越劇團工作，正好在管弦局進修，他對越劇非常熟悉，他提出來，當時也是作為一個湊數的吧。
李小萌：所以當時年輕人多數是投票讚成大煉鋼鐵或者是女民兵這個題材的？
陳剛：是理直氣壯，主旋律的嘛，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想到，剛才坐在我旁邊的孟波同誌，假如沒有孟波就沒有《梁祝》，我們可以這樣講，為什麽？在那樣的政治形勢上，他的決定就是《梁祝》命運的決定，當時送上去是三個題材，《梁祝》是放到第三的，他想了一下，就在第三個上麵勾了一勾，這一勾就勾出來了。
李小萌：他畫這個勾的理由是什麽？
陳剛：他自己是個音樂家，而且他知道，寫小提琴協奏曲更能夠表達中國這麽一個民間傳說，這麽美好的民間傳說。
李小萌：可能從音樂的創作角度來講，《梁祝》最合適，但當時孟波沒有想過合時宜的問題嗎？
陳剛：對，他想過，當時學校裏有兩種聲音，縣裏說為什麽寫這樣的才子佳人呢，所以當時他心裏是選了這個，但是還是不是很有把握。所以他錄了個小樣，就給宣傳部長石新民，石新民聽了說蠻好聽嘛，就這樣，這個蝴蝶就保存下來，所以這個蝴蝶出來，它是逆潮流而動的，但是我們作為一個作者和演奏者，我們保持著我們的那種純情，就是建國初的。比如說我自己，1949年，上海一解放，我就參軍了，我當時14歲，冒充18歲，14歲不可以當兵，混入革命隊伍，為了革命嘛，當然第二天給抓出來，我們這些小鬼成立一個青年隊。
李小萌：對，14歲怎麽也不能像18歲的呀？
陳剛：我把那一頁證書，初三，把4字用橡皮擦掉，改個8，上麵再塗點醬油，我講這個是說明我們當時那個年代完全是很純情的，我們腦子裏就是兩個字，就是革命。可以說有一種共和國情結，就期待這個新中國來，而且一個偉大的時代，偉大的國家，需要偉大的聲音。這個聲音最強大的一個武器，就是通過交響樂這個平台來傳遞，但是我們中國沒有交響樂。為什麽選《梁祝》？因為它存在著1600年以上曆史的民間傳說。
李小萌：當時作為您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您能不能理解選擇《梁祝》這個主題，您受的也是西方音樂教育這樣一個係統的教育，您當時接受《梁祝》嗎？
陳剛：當然接受，我們每個中國人，我想都有《梁祝》的情結。《梁祝》的情結是一種什麽情結呢？過了50年，我再回過頭想。我講個小故事給您聽，我同俞麗拿是同學，但是我是高班，她是一年級的，但是共同會在一起上課，有一次我出去休息的時候，回來發現我的筆記本上有三個大字“呆頭鵝”，呆頭鵝是梁山伯的外號，是俞麗拿幹的，是，我在上麵寫。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是梁山伯時代，就像梁山伯那麽呆頭呆腦，執著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所以才寫得出這樣的作品。
李小萌：當時《梁祝》的創作和您追求理想是直接關聯起來的嗎？
陳剛：我們追求的理想從根本上講就是一個人性的解放，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為我從小就喜歡文學，我把高爾基所有的小說都看完了，高爾基講過一句話，文學即人學。所以在我心，音樂就是人樂，音樂的最高目標就是寫人，而寫愛情是藝術永恒的命題，是真正的主旋律。
李小萌：那麽年輕就悟出這些道理了？
陳剛：對，那個時候年輕，好像思想不年輕，非常純，思想裏麵這種人性的種子，通過《梁祝》這個載體就發芽、開花。
2009年5月26日晚，北京人民大會堂，年近七十的小提琴演奏家俞麗拿，再次奏響了她已演奏了無數次的曲子——《梁祝》，50年前的1959年5月27日，《梁祝》首演於上海蘭心大戲院，這首小提琴協奏曲是當時就讀於上海音樂學院的年輕學子何占豪、陳鋼為向新中國成立10周年華誕獻禮而作。而從50年前首演的那一天起，梁祝——這首最初的學生音樂作品就像一隻美麗的蝴蝶，飛舞進了人們的心間，也傳播到了世界上很多地方，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中在久演不衰。
《梁祝》的誕生充滿了偶然。1959年春天，正在上海音樂學院作曲係念大四的陳剛接到了學校的一個任務，加盟同校小提琴專業何占豪正在創作的向國慶10周年獻禮的音樂作品。時年26歲的何占豪出生在越劇之鄉浙江，誌在將外來形式民族化，民族音樂現代化。而24歲的陳剛生於音樂世家，深受西方古典音樂的熏陶。就這樣，知識背景不同，風格迥異的兩個年輕人偶然間融合在了一起，開始共同創作一首年輕的曲子——梁祝。
李小萌：您在《擁抱梁祝》這篇文章當中有這樣一句話，您說我們那時的合作非常融洽，非常默契，雖然我們是偶然間從兩股跑道上跑到一個中心點的，怎麽理解這句話？
陳剛：我們這個組合也是很特別，當時我是作曲係四年級的學生。
李小萌：忙著畢業呢？
陳剛：忙著畢業，所以完全是偶然，當然我們僅僅在到浙江去的輪船上在一起，因為我們去采風，他們是一二年級的，他們是“愛青”，愛國青年，熱血青年，當時他們這個小組目標很大，叫“中國小提琴民族學派實驗小組”，這個目標很大。
當時他們也是提出來，要用小提琴協奏曲，這本身就是一項，把它國際化的一個願望。但是他們畢竟是沒有學過作曲，有些很熱情的、可愛的學子。而且他們當時改編過兩個曲子，一個是《旱天雷》，一個是《二泉映月》，老百姓很喜歡。國慶十周年快到了，1958年就提出來，他們要有一個大的作品，獻禮，這個時候就碰到一個瓶頸，我們打個比喻，這幾個巧木匠，能工巧匠做一個很精致的小木偶可以，但是造高樓大廈是不行，必須要工程師，要圖紙，要有團隊，要有很好的合作，所以這個時候他們找過我，我婉言謝絕，因為我想第一，我寫畢業作品，我沒時間；第二，也存在一種有點瞧不起，就覺得我專業作曲馬上畢業了，我同你們業餘的搞這些算什麽呢，當然也沒想到別的東西，這個好像和我無關的事情，就謝絕。後來我就老是記得丁善德，我永遠記得這是我的恩師，他跟我談過兩次話。他說陳剛你應該參加這個創作，因為它是獻禮作品，很重要。第二他也講，他說這樣吧，你沒時間寫，別的作品就不要寫了。在這種情況下，我才同何占豪合作，但是第三點，我心裏沒有講出來的話就是，我覺得我似乎不太適合同他們合作，因為他是共產黨員，我是右派的兒子。這是獻禮作品，我沒有說這個話。那時候丁院長支持我，孟波也支持，就這樣我們就湊在一起了。
李小萌：他們是想追求交響樂的民族化，您更看重國際化，您又是領導和老師讓您來參加這個創作的，您當時創作欲望強烈嗎？
陳剛：當時我覺得你們這麽信任我，我應該什麽都不顧，我應該撲上去，所以我們的合作很快，三個月不到，而且是業餘時間寫的，我們還上課，都是學生嘛。
李小萌：那在這個過程當中，您愛上這個曲子了嗎？
陳剛：當然了，我覺得我寫的過程，覺得我們就是梁山伯與祝英台。
李小萌：《梁祝》是一個集體創作的作品，所以合作者之間也有一些是非或者紛擾，剛才您講過三月份俞麗拿在上海的那次演出，您和何占豪熱情相擁，能講講這一次的擁抱嗎？
陳剛：對。首先我們是作為《梁祝》的攜手，我們在《梁祝》麵前，沒有理由，也沒有權力有什麽私怨，因為《梁祝》出來以後，脫胎而出以後，它成為一個獨立的生命，特別是它成為一個中國人民情感的符號，我們都要珍惜它。我們再大的誤解、矛盾，在《梁祝》前麵都不應該發生，這是我們最起碼的一個準則。
李小萌：這是你們兩位之間的共識嗎？
陳剛：對，我想至少我是這樣認為的。我想何占豪也會讚成我這樣的想法，所以何占豪在上海演出的前一天，他打電話給我，他說陳剛，我們把過去不愉快的一些事情忘掉吧，我們好好地過《梁祝》的50歲生日，我也覺得很感動，至於人中間有什麽不同的認識，那永遠會存在。但是在《梁祝》麵前，我們必須在這點上達成共識，必須共同愛護我們共同的孩子。因為它不是僅僅屬於我們的，應該是屬於全中國人民的。今天那麽隆重的紀念《梁祝》我非常感動，因為今年從我們的國家到我們的人民，都在用不同形式來紀念這個慶典。在這個之前，在3月7號，俞麗拿在上海音樂廳舉行了演出，叫“話蝶50年”，不是那個化，是講話的話。這個很有意思，所以俞麗拿要問她談談什麽感想，她說50年過了，我們都還活著，還在這個舞台上真好。因為我覺得我們還沒化蝶嘛，還在話蝶。
李小萌：不是當時《梁祝》一成名，你們就已經破繭成蝴了嘛？
陳剛：成蝶，但是我們人還在，特別是我，因為在我們中間經過很多磨難，我家庭也是這樣。但是從某種意義上是個幸存者，但是在今天還能夠活著，還能很精彩地活著，這是我覺得很欣慰的事。我感到特別欣慰的是，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人民，都記住了《梁祝》。特別是有一天，在俞麗拿3月7號那天出來，演出完以後，那天我們上台，我跟何占豪跟俞麗拿我們熱烈擁抱，我出來以後，有一批聽眾圍著我簽名，把我逼到一個牆角裏麵，這個時候突然有個姑娘從人群裏麵衝過來，他說陳老師，我能不能擁抱你一下，我說我擁抱你吧。
李小萌：什麽樣的一個觀眾？
陳剛：一個姑娘，20多歲的姑娘。我說我擁抱你吧，她說陳老師你知道我聽《梁祝》聽了多少年嗎？我說你那麽年輕，你聽了多少年，我聽了25年。你今年幾歲啊？26歲。一個26歲的姑娘，從兩歲開始就聽《梁祝》，所以我那次出來我很激動，我就寫了篇文章叫《擁抱梁祝》，我就說這50年，《梁祝》擁抱著中國，擁抱著我們幾代人，我們也在擁抱著《梁祝》，一直圍繞著《梁祝》展開我們的人生，敘述我們的人生，展開我們的理想。所以上海《東方早報》有一個命題作文，跟幾個藝術家，這個題目叫《三十年的四個問題》，就是改革開放前後。第一個問題，三十年前你最大的願望是什麽，我說三十年前我最大的願望是做一個有尊嚴的、有價值的人，因為三十年前我在牛棚裏麵。你現在最大的願望是什麽？我說還是把這個人字高高舉起，用音樂高高地把人心張揚，把它呼喚，我說這是我們藝術家根本的目的。
李小萌：在這麽多年裏麵，對《梁祝》的評價讚美無數，您覺得什麽是對《梁祝》最高的讚譽呢？
陳剛：我覺得曆史是最好的讚譽。《梁祝》50年，它還活著，而且這個蝴蝶還越飛越遠，越飛越高，特別是去年、前年，杜梅、謝哈姆他們來演奏以後，我覺得它已經成為世界音樂文獻裏麵的一份子，我們作為作者也是，作為能夠為我們的國家發出一個我們中國人的自己的聲音，感到很欣慰。
李小萌：好，謝謝您，也謝謝您和您的同伴帶給我們的《梁祝》。謝謝。
“梁祝”故事知多少
聽 何占豪 講那過去的事情
早就聽說家喻戶曉的“梁祝”樂曲背後有許多或饒有趣味或感人肺腑的精彩段子。為此，北京音樂廳暑期音樂夏令營特意在安排“音樂故事”時請“梁祝”作曲者何占豪老師來為北京聽眾敘敘這段曆史。在8月18日 “梁祝的故事”即將開講之前，筆者撥通了何占豪老師的電話，一心想先聽為快，與何老師聊聊“梁祝”。
沒有想到，電話裏一提起往事，何老師竟興奮的像個孩子，操著略帶上海口音的普通話，侃侃道來。
“說起《梁祝》的誕生，全是因為民族自卑心和自強心。那是五十年代，當時中國的音樂在世界範圍內真的很落後，我們這些學音樂的學生，一心想振興民族音樂。這可不是假大虛空，當時社會單純的很，我也正是二十多的年輕人，懷著一顆赤子之心，特看重國家榮譽。我雖然不是學作曲的，卻作了一首小提琴曲，後來被大家叫‘小梁祝’，其中借鑒了一些越劇的因素。 ‘梁祝’裏那段最耳熟能詳的旋律其實是借自越劇的一段老戲樂，幾經推敲，恰到好處地融合在了樂曲裏。正巧當時有一個捷克弦樂大師團訪問，他們有點兒趾高氣揚地詢問：‘你們中國是否有自己創作的好樂曲呢？’‘他有！’沒想到我旁邊的一個蘇同學竟為了爭氣，泄露了我的小秘密。於是曲子被遞了上去，我也開始了忐忑不安的等待。第二天消息傳來，說這曲子很有難度，一些指法和運弓，連捷克大師都不會，中國果然是有好曲子的。嘿，當時真開心，總算為國家爭了光，心裏特驕傲，那年我有26歲。”
何老師顯然意猶未盡，又講了一段“孟波一鉤”：“在我創作了‘小梁祝’之後，國家向社會征集樂曲題材。當時正好是大躍進，於是有人提出‘大煉鋼鐵’和‘女民兵’的構想，而我則在‘小梁祝’的基礎上提出‘管弦樂戲曲化的路子’。三個方案呈遞上去，當時負責的領導是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書記孟波。他看了之後，將關鍵的一鉤劃在了我的題目上。現在回想起來，還有些後怕，真是多謝這‘孟波一鉤’。 ”
說起“梁祝”，在中國可謂婦孺皆知，而且大家對它的了解也是十分深入。據說七十年代，美國一個交響樂團來上海訪問演出。在演奏到“梁祝”中的一段哀傷的音樂時，在場的觀眾不但沒有因之動容，反而哄堂大笑。原因是美國樂隊的演奏風格和對樂曲的理解並不符合原作的意圖，無法達到應有的效果，所以聽眾表示出不滿。此事讓美國樂隊深受震動，中國老百姓對音樂竟是如此的了解。
其實，圍繞《梁祝》誕生前後有許多的故事，其中甘苦，各有不同。
音樂人生（20）——《梁祝》專輯 | ||||||||||||||||
發布時間：2009-4-8 | ||||||||||||||||
| 這是以“梁祝”為理由的一次聚首。以“梁祝”改編的小提琴協奏曲誕生了45年的光景，45年中，它用柔美的旋律激蕩我們內心的柔情，成為民族音樂的經典，也成為我們對於愛情向往以及莫名悲傷的理由。這樣一個經典，在這諸多年月中究竟有多少演繹的版本？當年的創作背後有多少動人的故事？這些年，作為傾聽者，那些愛音樂的人們又各自有著怎樣不同的解讀？ 年幼者、年長者，初創者、演奏家等等，所有的人都帶著關於這一音樂的不同的演繹方式和不同的理解來到我們的演播廳。帶來的不僅僅是音樂、對於音樂的解讀，還有他們與“梁祝”一樣動人的愛情以及與這段音樂割裂不開的人生。在《梁祝》曲目的篇末，作者以“化蝶”來完成浪漫主義的訴求，於是，我們受此感悟，為節目取一個好聽的名字——“蝴蝶的傳奇”。而這則傳奇，我們要通過音樂以及音樂背後的故事來為您娓娓講述。
20名中學生演奏的《梁祝》拉開了當晚節目的序幕，曲調悠揚，十幾歲的年齡演奏出了富於青春氣息的《梁祝》。學生們接觸這一曲目已經有兩三年的時間了，對於這個悠揚的曲子他們知道是愛情的故事，是音樂前輩的優秀之作，第一位演奏者是他們崇拜的小提琴演奏家俞麗拿，至於更深入的曲目的內涵他們可能還需要在日後每一遍的拉奏中去體味揣摩。現場年齡稍長的觀眾已經有了對於內涵的深刻理解了，他們從年少聽到年長再到年老，《梁祝》已經成為他們對於美好愛情的最企盼的理想。不僅僅如此，今天幾乎所有聽音樂的人都不會忘卻這樣一段淒美動人的音樂，那是我們自己的音樂，包含流傳許久的傳奇以及我們自身經曆愛情的心情。
究竟這樣優美的音樂怎樣形成？悠揚婉轉的曲調背後的意境又包含著創作者怎樣的心情？為了透徹地解讀這一音樂的創作曆程和音樂內涵，我們請來了當年的作曲家何占豪和陳鋼先生，請他們為我們講述。
何占豪給人的感覺更像是北京胡同裏和藹可親的老大爺，絲毫沒有音樂大師的高傲和嚴肅。對於主持人這樣的第一感覺何老先生並不介意，他把這樣的氣質歸於自己的出身，“我是鄉下人”。因為是“鄉下人”，所以質樸親切，老先生有這樣的邏輯。並不僅僅是一種思維邏輯，其實在早年以致後來的音樂創作中，何占豪一直在身體力行，實踐自己這樣的思維邏輯。他把民間音樂帶入高雅殿堂，用西洋樂器演奏民間音樂，《梁祝》是最為典型的代表，那是他的鄉土情結凝結而成的交響音樂。那麽，何先生是怎樣來實踐這樣的鄉土意識呢？ 從越劇團到音樂學院 何占豪出生在越劇之鄉浙江，從小聽越劇長大，之後參加工作在浙江省越劇團，和越劇有著不解之緣，對於“梁祝”故事更是深深理解。當時，為了使小提琴更好地與越劇結合，何占豪向領導提出到音樂學院進修小提琴。於是，他來到了上海音樂學院。在這裏接受到了不同以往的另一種風格的音樂。現在的丁芷諾、俞麗拿都是何占豪當年的同學。 民族化實驗小組的實踐 音樂學院主要教授的是西洋音樂，貝多芬、莫紮特等優美的音樂讓何占豪感覺到了西方音樂的魅力，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說：“如果我們拉貝多芬、巴哈，拉小夜曲，我們問他們（老百姓）好聽不好聽，他們說好聽。我說懂不懂？他們說不懂。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是沒有辦法的，我們問你們要聽什麽呢？他們說我們要聽滬劇、聽越劇。可是滬劇、越劇我們這些同學是不會拉的，我們會拉的他們聽不懂，實際上這個是矛盾起來的。”於是在那樣一個激情燃燒的年代，年輕的何占豪在黨委書記的鼓勵下和幾個同學創辦了一個民族化實驗小組，小組成員有六七個人，何占豪和丁芷諾搞創作，俞麗拿搞演奏。每每實驗出一點成果奉獻給農民朋友都能夠獲得他們的極大歡迎，比如改編後的《二泉映月》、《四季歌》等。 《梁祝》的誕生 實驗小組在先，《梁祝》的誕生也便順其自然了。恰好創作期間正值國慶十年，於是小組成員在先前創作的小《梁祝》上改編，便有了現在的《梁祝》。但是僅僅依靠自己的力量還遠遠不夠，實驗小組爭取到了作曲係陳鋼的加盟，同時他們集體去丁芷諾的父親（當時的學院副院長丁善德）的班上補習作曲。何占豪說：“我們並沒有想到在將來有什麽了不起的作品，我們隻不過是在進行一個探索，之後獲得了成功，我們是很開心的。” 《梁祝》的首演 1959年5月27日，何占豪、陳鋼以及俞麗拿來到南京大戲院進行演出。在此之前沒有人聽過《梁祝》的音樂，創作者和演奏者的心情都充滿了緊張感和期待性。俞麗拿獨奏並且領奏，演出在一分一秒進行，結束的尾音很輕，場下的氣氛如同尾音一樣沒有過多的動靜，突然之間觀眾中爆發了雷鳴般的掌聲，好多人都激動地留下了淚水，要求重新演奏。於是，第一次公演，《梁祝》演奏了兩遍，產生了轟動。所有的創作者和演奏者也都激動不已。 何占豪的愛情 用音樂演繹動人的愛情，那麽何占豪的愛情又是怎樣的一番風景？對此，老人說都是個人隱私的問題，沒有必要向觀眾表述。了解陳老的人都知道他有過兩次婚姻的經曆。第一次因為動亂的原因妻子走到了自己的對立麵，婚姻以失敗告結。第二次，他和一名醫生結為夫妻，並且有了第二個孩子，現在的生活非常幸福。
《梁祝》的成功當然還要歸功於後來加盟的作曲係學生——《梁祝》的另一作曲陳鋼先生。陳鋼出生於浪漫都會上海，從小深受海派文化的熏陶，骨子裏有一種濃烈的浪漫主義情調。他認為音樂是世界的，音樂是共通的，任何音樂都有深厚的文化內涵，而《梁祝》便也是幾代人深厚文化積澱的一次迸發，是自然而然的。這樣一種浪漫情調與何占豪的現實主義情懷恰恰是兩種不同的訴求，融合在一起得到的卻是不同一般的效果，這也便是《梁祝》的魅力所在。或許是經曆過那個年代的人的一個共性，陳鋼和何占豪一樣，生活中都充滿了坎坷和荊棘。 黑色浪漫曲 陳鋼的初戀由於時代的原因無疾而終，在最痛苦的失戀情緒中他創作了淒美的作品《梁祝》，其中顯然有他悲傷的心情。在北京北海公園陳鋼和初戀女友分手，耳邊響起的正是自己的那首愛情悲劇《梁祝》，這首曲子成了他初戀的預言錄和墓誌銘。據說在梁山伯墳上盤旋飛舞的是黑蝴蝶，陳鋼形容自己的初戀就是“一對掠過夜空的黑蝴蝶，是一支黑色的浪漫曲”。 黑色的婚姻 初戀失敗，不久之後陳鋼碰到了後來的妻子，當時的京劇演員，並迅速結婚有了女兒。有人說陳鋼的這次婚姻是被金錢驅動，因為前妻每月能掙200多元，而他自己隻有40塊錢的工資。但是，無人知曉的是家庭生活中的不幸，妻子有間歇性神經病，這讓他不堪忍受。因此他有了其他的愛人，在婚姻之內愛上他人，陳鋼觸犯了道德戒律，他的工作和生活幾乎無法再繼續進行，陳鋼選擇了出國。重新歸來，陳鋼和前妻離婚，重返原來的工作。現在的他居住在學校的單身宿舍，雖然家裏布置的還算舒適，但是一個老人內心的孤獨隻有他自己能夠體會。 父親陳歌辛的浪漫史 有人說，陳鋼的浪漫情調來自於他的父親。的確，喜愛音樂的人可能更熟悉陳鋼的父親——陳歌辛。他的作品《夜上海》、《薔薇處處開》、《花樣的年華》、《永遠的微笑》、《恭喜恭喜》、《夢中人》、《玫瑰玫瑰我愛你》都為聽眾所熟悉和喜愛。當年他攜富家小姐金姣麗衝破了世俗偏見，結為連理，成為一段廣為流傳的佳話。大鳴大放的年代，倆人的愛情沒有因為任何外在的原因而改變，金姣麗為丈夫打抱不平，承擔家庭的全部負擔，父親被迫至死，母親幾乎傷心欲絕。父親和母親的愛情給了陳鋼關於愛情的最美好的期盼，隻是現實生活中真正屬於自己的浪漫已不再。
如今的《梁祝》經過了40多年的發展已經更廣泛地深入人心，走向了世界，這之中當然少不了演奏者的表現，他們各自不同的理解也賦予了《梁祝》更深厚的內涵。俞麗拿、盛中國、宋飛則代表了演奏的不同時代。
俞麗拿——《梁祝》第一位演奏者 俞麗拿是《梁祝》的第一位演奏者，她也是當年民族化實驗小組的成員，現場談話間與何占豪的默契依舊能夠讓人感受到他們當年創作的情緒。回憶第一次演出的場麵，今天的俞麗拿依舊在品味當年的那分快感：“演完之後，下麵鴉雀無聲，可是擔心了一會兒之後竟出現了暴風雨般的掌聲，那一刹那，好像一輩子沒聽到掌聲的感覺，格外的興奮。”當年的實驗小組不僅成就了《梁祝》，還成就了俞麗拿的愛情，何占豪是紅娘，俞麗拿和他上鋪的小夥子成了戀人，並最終結為連理。有了如此美麗的愛情，俞麗拿的演奏中自然也少不了一份真情，現場她為我們帶來了《梁祝》“化蝶”的片段，淒美動人，一時間我們的眼前似乎浮現出了蝴蝶雙飛的情景。
盛中國——演奏《梁祝》次數最多的人 盛中國是目前演奏《梁祝》次數最多的演奏家，至今已經有上萬場的演出。現場他為我們演奏了《梁祝》中的“愛情主題”和“惜別”的片段，嫻熟的演奏技巧表達出了他對於這一傳奇音樂的透徹解讀。值得慶幸的是觀眾還可以目睹盛中國的小提琴和陳鋼的鋼琴的合奏片段“樓台會”，閉上眼睛，展現在您麵前的就是梁祝互相傾慕又依依不舍的情景。 宋飛——二胡演奏《梁祝》 宋飛1998年開始用二胡演奏《梁祝》，接觸《梁祝》隻有六年的時間，但是六年中她已經在很多重要場合演奏了這一曲目，包括克林頓訪華、春節晚會等等。宋飛認為《梁祝》已經成為一種符號，關於愛情的符號，人們對於愛情的向往都濃縮在這樣一個曲子中。宋飛說用二胡演奏《梁祝》不占優勢，但是依舊非常方便，二胡像在說話，可以把樂曲中人物的情感表達的更加生動。其實，最初宋飛一直在拒絕演奏《梁祝》，一場越劇《梁祝》改變了她的想法，她說那天在戲院她感動的渾身都起雞皮疙瘩。如今，把《梁祝》作為自己演奏的經典曲目，宋飛認為在人生當中又上升了一個台階，獲得了很多感悟。 獲得感悟的還有很多舞台上的音樂人以及舞台下默默喜愛和傾聽《梁祝》的人們，的確，音樂已經成為一種符號，它代表了我們的情感，並且隨著時間的蔓延，它的內涵還將更加豐富。 | ||||||||||||||||
《梁祝》曲作者 陳鋼 做客 文化講堂
陳鋼用現場的鋼琴演繹了《梁祝》的華彩樂段“化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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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十位觀眾一擁而上，與陳鋼近距離接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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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愈麗娜，陳鋼和何占豪（從左到右） |
“有陽光的地方就有華人，有華人的地方就有《梁祝》。”昨天，在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誕生五十周年之際，早報文化講堂特邀該曲作者之一陳鋼做客東方藝術中心，為讀者講述“從《梁祝》到紅色小提琴”的音樂曆程。
在昨天的講堂現場，陳鋼以風趣幽默的語言抖出一個個生動翔實的曆史故事，再伴以現場鋼琴曲的演繹，令台下笑聲、掌聲不斷， 幾十位觀眾甚至於會後一擁而上，登台與主講人近距離接觸。
“這個作品與我們國家共命運，從沒見過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對一個作品舉行如此盛大的紀念活動。擁抱《梁祝》就是擁抱純情時代。” 陳鋼清楚地記得，1959年5月27日下午3點鍾，在蘭心大戲院，《梁祝》首次公演。那一天，俞麗拿擔任小提琴獨奏，上海音樂學院管弦樂隊協奏，四年級學生樊承武指揮。“那天我們都很緊張。何占豪坐在樂隊裏拉琴，我躲在側幕後麵，揣測著這首樂曲將會遭到怎樣的命運。俞麗拿的演奏非常動人，簡直就是祝英台再世。可是當指揮畫出最後一個圓弧後，全場居然沒一點動靜。”
陳鋼回憶當時的感受，“鍾好像突然停了，我腦子裏也是一片空白。大概過了十幾秒鍾，全場掌聲乍起。那時候的掌聲不像我們現在，大聲叫好或者熱烈得很，那時候的掌聲是不重不輕，不快不慢，但經久不息，我看到許多觀眾眼睛裏閃爍著淚光……”
陳鋼告訴所有在座觀眾，“這隻蝴蝶”其實是逆風而起，創作於1958年的大躍進年代。那時為了向建國十周年獻禮，音樂學院成立了一個“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決定搞一個小提琴協奏曲。報選題時，《梁祝》排在《大煉鋼鐵》、《女民兵》之後，是第三備選方案，沒想到學院黨委書記恰恰在這個愛情主題旁邊畫了個鉤，如果沒有他這一畫，《梁祝》很可能就被《大煉鋼鐵》給“煉”掉了。
如果說送給《梁祝》的第一次掌聲讓陳鋼初嚐喜悅，那麽“文革”開始後《梁祝》遭遇的“喝倒彩”則讓他吃盡苦頭。“所有的報紙，頭版頭條，都寫著《梁祝》是大毒草，說工人聽了《梁祝》，機器開不動了；農民聽了《梁祝》，鋤頭舉不起來了；解放軍聽了《梁祝》，槍杆子打歪掉了。”
在那個不敢有音樂的年代，昆明大學裏飛出的旋律卻給了陳鋼極大的鼓舞。“大學主樓的那個塔頂，始終閃著像鬼火一樣的東西，每天晚上都在半夜裏出現，然後就有人注意這個動靜，斷定這是一個反革命活動，在策劃某一個東西。某一天晚上，有人把這個塔包圍住，破門而入，燈光一照，這裏麵蹲了一堆孩子，在用老式的收音機聽《梁祝》，再一照，全部都是工宣隊員們的孩子。這個故事讓我很震撼，就是在最黑暗的時候，從音樂裏找希望的光芒，所以我想，音樂是熄滅不了的。”
讓陳鋼難忘的第三次喝彩是在1997年7月2日，香港回歸祖國的第二天，美國洛杉磯好萊塢碗形露天劇場，好萊塢交響樂團為中國小提琴家呂思清伴奏，曲目就是《梁祝》。“這是劇場建成七十年來中國人第一次登上這個舞台。呂思清的小提琴還沒有夾到下巴，前奏剛剛響起，全場就掌聲雷動，那聲音從山穀裏排山倒海而來，此景此情，讓我感到這個作品已經超越音樂的意義，成為所有中國人的感情符號。”
現場 “我應該叫你鋼絲”
講座中，陳鋼時而哼唱越劇尹派唱腔中“妹妹啊”的唱段，說那個梁山伯可真“嗲”；時而彈起《梁祝》的華彩樂段“化蝶”。還為觀眾播放了他之後創作的“紅色小提琴”係列中的《陽光照耀在塔什庫爾幹》，令現場高潮不斷。
待到最後提問環節，觀眾早已按捺不住，紛紛搶來話筒向主講人討教心中疑問。當一名律師激動地告訴陳鋼“我是你的粉絲，已經很多年了”之後，陳鋼立刻風趣地提議：“我先糾正一下，我應該叫你鋼絲。”全場鼓掌爆笑。
觀眾：賀綠汀曾說過“政治應該與音樂分開”，《梁祝》創作的年代，政治代替一切。我們怎樣防止這種現象的發生？
陳鋼：這是個非常沉重的問題，遠不是藝術家所能回答的。但是。今天這麽盛大地紀念《梁祝》，讓我看到一個國家的進步，這是一個信號，也是政治上提出的以人為本在藝術上的體現。高爾基說，文學即人學。我說，音樂即人樂。
觀眾：我聽了《梁祝》不下300遍（陳鋼插話笑答：你聽得比我都多）。我想問的是，為什麽我們今天就再沒有這樣的作品出現。
陳鋼：現在應該有更加不同的音樂出現才對。現在時代不同了，祝英台大概會嫁給馬文才。（全場鼓掌哄笑）
觀眾：當年和您一起首演《梁祝》的那些人都在嗎？樊承武還在嗎？
陳鋼：我們那些小組裏的基本全在。但就是指揮，也是我的同班同學樊承武失蹤了，他當時長得很高很帥。後來有人說他生了很重的病，但是都不知道他去向何處，我也希望能通過我們報紙尋人啟事一下。
觀眾：我是80後接近90後，您的講座平易近人、風趣幽默，我也正在成為您的粉絲。我想了解一下，您對古典音樂與流行音樂的比較。
陳鋼：我的父親陳歌辛曾教導我，音樂隻有好壞之分，沒有古典流行之分，像他寫的《夜上海》、《花樣年華》、《蘇州河畔》也都是流行音樂，卻經典地傳唱至今。但，就怕把流行音樂搞成“流星”音樂，現在的一些作品不像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那樣是“文化人寫的市民歌曲”。
我舉個例子：那時的詞是“你望著我，我望著你，千言萬語化作沉默”；不是現在的“老鼠愛大米”（全場爆笑）。
當然，我不是說老鼠愛大米不對。去年，我去台灣演出，正好和李宇春同台，很榮幸啊！此前，我連超女都不懂。我和她住同一家賓館，她出門還有保鏢。那天音樂會，唱的也全是流行歌曲，就加我這麽個不倫不類的“點綴”，但是因為羅大佑，我卻反客為主，成為主角。因為羅大佑說他結婚時用的是我父親的《永遠的微笑》作婚禮音樂，雖然他婚姻失敗了（全場笑），但這首歌不老。於是我彈鋼琴他唱，合作了這支曲。
音樂會後，有人找我給一個歌手寫些鼓勵的話，我問是誰，對方答：李宇春。我再問，原來她生日是3月10日，和我同一天嘛（全場大笑）。於是我給她題詞：你有粉絲，我有鋼絲，我們唱著不一樣的歌。對於流行歌曲，我不反對，時間會考驗它；但對於經典，應該有敬畏之情，因為它是曆史的沉澱。
自述 50年過去了，多麽幸運！
陳鋼
50年過去了，此時，我們心中可能都在不約而同地想著同一個念頭：“多麽幸運啊！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們都還在‘話蝶’而沒有‘化蝶’，都還作為《梁祝》的締造者精彩地活著……”
2009年3月7日晚，俞麗拿的“話蝶”音樂會在上海音樂廳成功舉行，《梁祝》奏畢，俞麗拿對著台下深情地說：“我還要拉一首《愛的致意》，獻給我的兩位好朋友——何占豪和陳鋼……”我和何占豪相讓而上，在舞台上友好擁抱。我們擁抱《梁祝》，也為《梁祝》而擁抱。
音樂會前夕，何占豪打電話給我說：“讓我們把過去不開心的事忘掉，好好地過《梁祝》50歲生日吧……” 我們那時合作得非常融洽，非常默契。雖然我們是偶然間從兩股跑道上跑到一個中心點的，但基於我們有一種共同的“共和國情結”和將中國交響音樂推向世界的強烈願望，所以居然創造了可謂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奇跡！
最近看到有一篇名為《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文章，似乎我與何占豪過去有過什麽“恩仇記”似的。其實，在《梁祝》麵前，我們隻應有一顆感恩之心和崇敬之情才對。因為，當《梁祝》脫胎而出，成為一個獨立的生命體，特別是在它已經作為中國的情感標誌與文化符號走向世界、進入音樂公共流通領域時，我們都應該珍惜與維護它的形象，而無權因“私”而“仇”了！如果說我們這兩個“寫手”之間有過什麽芥蒂的話，那主要也是因為某些媒體的誤傳、誤導而產生的誤讀與誤解。
50年過去了，50年前的各種場景常會時時閃現。何占豪當年那種意氣風發、鬥誌昂揚的亢奮神態，今天依然如故，煞是可愛。我呢，當然也改變不了過去那種連自己都覺得討嫌的“呆頭鵝”式的書生氣！
當音樂會結束我走出音樂廳時，一群聽眾一擁而上，要我簽名留念。有一位姑娘從人群裏擠到我麵前說：“陳老師，我能不能擁抱你一下？”我說：“讓我擁抱你吧！” 有多少人從小就聽《梁祝》，又有多少人的命運與《梁祝》緊密相連？
孟波與《梁祝》協奏曲創作經過 (人物春秋）
會上，參與過“一二·九”學生運動的老同誌施平，參加過延安整風、抗日戰爭、淮海戰役等的老同誌左英，創造了《犧牲已到最後關頭》等膾炙人口革命歌曲的老作曲家孟波等5位老同誌，以當年的親身經曆，講述了中國人民在戰火紛飛的戰爭年代，堅定信念、不畏艱難、奮勇抗敵的動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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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智慧的結晶——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
何占豪
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簡稱《梁祝》）問世已近半個世紀，當年參與創作的我，從來沒有想到這首樂曲竟會有這麽多人喜歡，現在幾乎成為國際樂壇上中國音樂作品的代表作之一了。隨著樂曲知名度的提高，何占豪、陳鋼、俞麗拿三位當年憑著參與《梁祝》創作和演奏而一舉成名的小青年，也越來越被人們看作是對國家做出貢獻的“人”了。
幾十年來，記者頻繁采訪，媒體年年曝光，把三個人因為《梁祝》的成功而越抬越高。可是我心裏總覺得別扭，一是因為我們三人僅僅是當年《梁祝》創作過程中部分工作的參與者，而為《梁祝》付出精力的師生很多很多，有的還是《梁祝》成功的決定性人物。二是因為有的文章和言論太離譜，甚至為了炒作而歪曲事實，很不應該。我多次講過，不要“神化”《梁祝》；如果能實事求是的從它的整個創作過程中吸取某些經驗或教訓，也許對年輕一輩音樂家們有所啟發，讓他們知道我們是如何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為民族音樂事業而奮鬥的。同時，也應該留下一部真實的《梁祝》誕生的曆史，供理論家們去總結研究。否則，多少年後，人們就很難辨別真偽了。因為我是這首樂曲從開始創意到完成全曲整個過程的參與者和知情者，我有責任提供給大家。這就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梁祝》協奏曲的創意從何而來？
梁祝的故事原是民間傳說，上世紀五十年代由上海越劇院創編的越劇舞台劇《梁山伯與祝英台》由於編劇、表演出色，音樂優美，紛紛被全國越劇團效仿演出。我當時是浙江越劇團一名小提琴兼揚琴的樂隊演奏員，參加“梁祝”的演出大概不會少於幾百場，所以對越劇《梁祝》的音樂當然是比較嫻熟的了。1957年，我考上了上海音樂學院管弦係小提琴專業進修班，與本科學生丁芷諾、俞麗拿等成了同班同學。那個年代的教學製度規定，每學期必須抽出一定時間下廠下鄉，與工農同吃同住同勞動，藝術院校的學生還要就地為工農大眾演出，由於我們在校學的教材幾乎都是外國樂曲，工農大眾聽不懂；農民要求我們演奏滬劇、越劇的音樂，可是小提琴的中國樂曲很少，更沒有一首是越劇、滬劇音調的。同學們深深感到自己在農村幾乎沒有立足的餘地。演出的時候，我們就自編自演說“相聲”，想不到業餘說相聲比專業拉提琴還受歡迎；我們這些學小提琴的怎麽不“傷心”。
回到學校我們一直議論一個問題：西洋樂器小提琴怎樣才能被中國民眾接受和喜歡呢？身為係領導的劉品同誌首先提出了一條探討性的意見，他認為“小提琴要使工農大眾所喜聞樂見，必須解決一個民族化的問題，而小提琴民族化首先要解決的應該是作品問題。”包括我在內的相當一部分同學非常讚同他的觀點，我們很仰慕俄羅斯民族學派的作曲家們，因為他們寫出了不少具有俄羅斯民族風格的優秀作品，可惜我們沒有學過作曲，覺得有力也使不上；但劉品先生一方麵號召大家“打破迷信，解放思想”，開展群眾性的創作活動；另一方麵，他向我建議組織部分同學成立一個“研究小提琴如何民族化” 的學術性組織。當我把這個消息轉告其他同學時，大家非常激動。1958年8月9日，在劉品先生的倡議下，小提琴專業的六位同學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 他們是：何占豪、丁芷諾、俞麗拿、沈西蒂、張欣、朱英。除我之外，他們大多都是新中國第一批國內培養出來的具有較高水平的演奏人才，是一群立誌於創造中國小提琴學派的年輕人。短短的幾個月，就創作改編了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的弦樂作品。其中兩首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一首是由丁芷諾編曲由我擔任獨奏的小提琴曲《二泉映月》，另一首是我寫的弦樂四重奏《梁祝》，這首小小的《梁祝》可以說是後來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的源頭。說它是源頭是因為我當時作為一個業餘作者根本沒有想過以後要寫什麽大曲子，隻是因為在農村藝術實踐時，農民要求我們用小提琴演奏越劇、滬劇，我才編了這首樂曲。 想不到前來上音視察的中央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書記錢俊瑞同誌，聽了弦樂四重奏《梁祝》後，認為“用西洋樂器演奏中國戲曲音調，是一條新路子”， 希望我們這些年輕人探索下去。時任上音黨委書記的孟波同誌向我傳達了他的意見。說實在的，當時我根本沒有想過自己在走一條“前無古人”的“新路子”，也不知道這條路子該怎麽走下去。
時逢上海音樂學院籌備向國慶十周年獻禮的曲目。有一天，全院有關領導和專家開會商討獻禮曲目的題材，我作為唯一的學生列席了這次會議，就在這個會上，領導問我實驗小組有什麽打算，是否可以寫一首較大型的小提琴曲作為獻禮曲目，我口頭答應了，但心裏是虛的，因為我們都是業餘作曲，從來沒有寫過大型樂曲。但實驗小組同學聽了我的傳達後卻十分興奮，提出了“大煉鋼鐵”、“女民兵”等現代題材。當我提到是否應該考慮文化部領導“新路子”的意見時，同學們一致同意可以考慮用越劇音樂作素材寫一首大型的《梁祝》小提琴協奏曲，三個題材讓領導選擇。孟波副院長冒著風險決定要我們寫《梁祝》。所謂“冒著風險”是因為在當時“大躍進”的政治氣候中，文藝界盛行“文藝為當前政治服務”的口號，在這樣的環境下做出這樣的決定，顯示了他的魄力和領導水準。這就是《梁祝》協奏曲創意由來的漫長過程，它的創意是“上音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在領導的啟示下做出的一項集體決定。
實驗小組對《梁祝》協奏曲的貢獻
大眾喜歡《梁祝》，聽懂《梁祝》，這與《梁祝》旋律的親切感和獨特的作品構思有關。而這二點恰恰是《梁祝》的作者們貫徹了實驗小組關於小提琴如何民族化的思想的結果。
當年“小提琴必須民族化”的提法一出來，師生中就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這一提法是多餘的，因為我們的前輩馬思聰先生早已用民族音調作素材創作了許多優秀的小提琴作品，如《思鄉曲》《西藏音詩》《回旋曲》《跳龍燈》等曲，既是民族的，又較充分的發揮了小提琴的技巧。但另一種意見也就是實驗小組的意見認為：馬先生雖是小提琴民族化的先驅，但必須看到一個現實，他的多數作品普通老百姓較難接受，因為他的創作手法基本上是西方的（也許這一說法不夠確切），一般聽眾聽起來不夠親切。同學們提出音樂不但要“民族化”而且要“群眾化”，要讓老百姓聽懂。為了達到“群眾化”的目的，管弦係師生創作改編了一批盡可能讓老百姓感到親切的小型作品，如：《二泉映月》（丁芷諾編曲）、《四季調》（王家陽編曲）、《步步高》（廣東音樂）、《梆子風》（王偉一曲）、《江南好》（譚密子曲）等。他們認為在旋律發展上盡可能保持原汁原味，老百姓才會有親切感，在演奏上必須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才能使旋律保持更濃厚的民族風格。實驗小組不但和同學們一起積極投入創作，同時也化了不少精力研究總結提琴上的民族風格演奏手法。
《梁祝》協奏曲演奏上民族風格的來龍去脈
《梁祝》協奏曲獲得廣大聽眾的喜愛，除了作品本身外，民族風格的演奏手法是重要的因素。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浙江越劇團是戲曲團體中最早使用部分西洋樂器伴奏的戲曲團體之一，我在樂隊中演奏小提琴，由於小提琴音色優美，這種嚐試得到部分演員和樂隊的支持，但持反對意見的也不少。原因是小提琴演奏不出戲曲風格，在戲曲樂隊中相當格格不入。兩派意見鬧得很凶，有時甚至給對方扣上“保守”和“冒進”的帽子。越劇界著名琴師賀仁忠先生認為小提琴是西洋先進樂器，戲曲中用它可以增加表現力，但必須解決演奏風格問題。他一方麵用胡琴作示範，教我如何從給演員的“托腔”中學習越劇風格，另方麵用《二泉映月》作教材，教我各種民族風格的演奏手法。我在實驗小組中演奏《二泉映月》和弦樂四重奏《梁祝》時，就是用賀仁忠先生教我的那種風格性的演奏手法。而實驗小組對這些手法進行了歸納、提煉和規範化，就如趙誌華所說的：“使小提琴的特殊性能與中國民族音樂語言結合起來，把小提琴的傳統技巧與中國民族風格的表現手法結合起來。”並且我們用一些特定的記號示意提琴上特殊的演奏手法。《梁祝》總譜出版時，總譜上的“演奏說明”就是實驗小組的探討成果。
對提琴上風格性的演奏手法，有時我們自己也持懷疑態度，主要是顧慮是否會影響提琴上的“把位”概念，從而影響係統的正規學習進程。倒是一次外國藝術大師們的鼓勵增強了我們的自信；當時有個國際上頗有名氣的捷克斯洛伐克四重奏團到上音來訪問，他們明知我國那時還沒有像樣的弦樂四重奏樂曲，還是友好地表示願意演奏中國的四重奏作品；幽默的丁芷諾居然在大師們麵前半開玩笑地把我自認為不上大雅之堂的四重奏《梁祝》推薦給他們，而這些大師們不但在他們的駐地錦江飯店試奏起我這個業餘作者的作品，而且要求我們告知他們如何掌握這些風格性的演奏手法。國際大師對民族風格演奏的認真態度，更堅定了我們走提琴民族化道路的信念。
實驗小組對《梁祝》協奏曲另一個貢獻就是作品的構思。同學們隨著音樂“民族化”、“群眾化”口號的討論，又引伸出了“群眾的音樂思維習慣”這樣一個理論性的問題，甚至提高到“民族的音樂思維習慣”的高度。這一論點認為西方無標題音樂不適合中國的國情，聽眾難以理解“奏鳴曲”、“狂想曲”、“序曲”一類樂曲的內容；而《春江花月夜》《十麵埋伏》這樣標題鮮明、內容真切的中國傳統樂曲才符合中國聽眾的音樂思維習慣。實驗小組也持這一觀點，並以此為指導去進行《梁祝》協奏曲的構思。
實驗小組內部是有較明確的分工的，我和丁芷諾負責創作，俞麗拿、沈西蒂負責演奏，張欣、朱英負責理論。我們這些年輕人一邊理論探討一邊實踐，這種為民族音樂奮發圖強的精神，得到了當時前輩音樂家的鼓勵和關注。雖然我們是業餘創作，但出來的作品影響卻不小；就拿丁芷諾編寫的小提琴獨奏《二泉映月》來說吧，由於演奏上的民族風格和弦樂隊的豐富伴奏，頗有新意，不但受到群眾的歡迎，而且引起了前輩音樂家的創作欲望。丁善德教授編寫了弦樂四重奏《二泉映月》（1960年）；吳祖強教授編寫了弦樂合奏《二泉映月》（1970年前後），兩位教授還借閱了這位年輕女學生的總譜作參考。丁芷諾可算得上是我們實驗小組裏的創作女才子。而後《梁祝》協奏曲的創作任務很自然地落到我們兩人的肩上。
劉品——《梁祝》協奏曲的總策劃
這裏我要特別記述劉品同誌對《梁祝》協奏曲誕生所起到的關鍵性的作用；劉先生當時任上音管弦係長笛教師並兼任係黨支部書記。當我們這些年輕同學在農村藝術實踐的過程中，深感學非所用而苦惱時，是劉品先生首先提出“小提琴必須民族化”的設想。頓時使我們這些拉琴的年輕人感覺有了方向。當他發現我在小提琴上演奏《二泉映月》很有民族風格，而又用越劇音調寫弦樂四重奏《梁祝》，覺得我可以作為“小提琴民族化”的骨幹力量，建議我把有誌於“小提琴民族化”事業的同學團結在一起，成立 “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雖然我是實驗小組的組長，實際上，小組的工作計劃、理論探討等活動，都是在劉品同誌的直接指導下進行的。特別是當《梁祝》協奏曲的題材確定後，我產生了嚴重的畏難情緒，覺得自己是個業餘作者，不敢接受這麽重大的任務時，是他對症下藥的做了我的思想工作；他認為我有條件為小提琴民族化作出更多的貢獻，但也指出我過分迷信作曲大師們的天才，沒有看到自己“滿肚子民間音樂”的優勢。他說：“你不要以為貝多芬、莫紮特頭腦裏的音樂是天生的，他們的音樂也是從民間音樂中提煉出來的。”正是這句話，解開了我思想中的疙瘩，才使我有勇氣投入到《梁祝》協奏曲的創作中去。我可以說，沒有劉品先生當時對我的開導和鼓勵，我是不會去寫《梁祝》的，也許今天就不會有《梁祝》這首協奏曲了。但劉先生又清醒的意識到：雖然我們實驗小組這些青年學生有誌氣有抱負，也寫出了一些群眾喜愛的作品，但終究是業餘寫作。要創作如此大型的協奏曲，如果沒有作曲專業老師作指導，較難有成功的希望。按他當時的說法是：“既要有衝天幹勁，又要有科學分析的頭腦。”在當時所謂的“大躍進”的政治背景中，社會上盛行著“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浮誇風的情況下，劉品先生能用冷靜的頭腦領導實驗小組的創作，確實不容易。為了爭取上音副院長，也是上音最權威的作曲家丁善德先生的支持與指導，劉先生建議我代表實驗小組去邀請丁善德先生的學生陳鋼來參與《梁祝》的寫作，一方麵可以解決大樂隊的配器問題，因為演奏專業學生沒有係統地學過配器課，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和陳鋼一起到丁院長那裏去親自聽取他對《梁祝》創作的指導。雖然陳鋼當初沒有答應和我們合作，但劉先生的這一設想得到了黨委書記孟波和丁善德副院長的支持，這一設想的實現是後來《梁祝》協奏曲得以較高質量問世的重要保證。
創作《梁祝》協奏曲的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我和丁芷諾合作：時間是1958年秋天，當時我們實驗小組同學正和大家一起在浙江溫州一帶慰問人民解放軍。當劉品同誌代表上級領導向我們兩人交代創作任務後，雖然沒有作曲老師給我們作具體的指導，但由於前一階段實驗小組在音樂“民族化”、“群眾化”方麵進行過多次理論上的探討，在作品構思方麵，我們二人很快取得一致意見，即在尊重“群眾思維習慣”的前提下，采用有鮮明標題的多段體結構；把協奏曲按“梁祝”故事情節分成：草橋結拜、三載同窗、長亭惜別、樓台會、哭靈投墳等多個段落來寫。構思確定後，就由我執筆先寫“草橋結拜”中的愛情主題，也就是要寫貫穿全曲的第一主題。在寫主題之前，劉品先生曾很慎重地向我指出：《梁祝》四重奏中的愛情主題雖然比較優美，但缺點是不夠深刻，協奏曲的愛情主題一定要在“深刻”上下功夫。正因為有他的提醒，才促使我重新在越劇中找深情的素材，寫成了現在這樣不僅優美而且深情的愛情主題。接著又寫了“三載同窗”中活潑的小快板主題。兩個主題都得到了合作者丁芷諾同學的認可。尤其使我高興的是，愛情主題受到我的提琴專業老師趙誌華教授的讚揚，他是第一個給主題畫上了弓法、指法，並作示範演奏的老師。這一階段的主要成果是：樂曲有了構思的雛型，創作了全曲最主要的愛情主題。
第二階段是我和陳鋼合作，時間是1959年2月到5月。由於陳鋼不了解實驗小組對提琴民族化的迫切心情，同時他自己也將忙於寫畢業作品，所以當初沒有答應和我們合作，這是可以理解的；當他的專業老師丁善德副院長決定要他參加實驗小組的創作，不再另寫畢業作品時，他就服從領導的決定同意和我們合作了。寒假結束，新學期開學時，同學們聽到這一消息，都非常高興，大家覺得實驗小組第一首大型樂曲有成功的希望了。有丁院長的親自指導和有作曲專業同學的參加，起碼大樂隊的配器不用發愁了。就在這個時候，丁芷諾同學主動提出自己退出《梁祝》協奏曲的創作。記得是在一次實驗小組會上，當劉品先生正式告知大家領導關於陳鋼參加協奏曲創作的決定時，丁芷諾表示下一階段的創作“自己不必要再參加了”，她認為樂曲已有初步的構思，越劇風格的旋律自己也幫不上忙，配器有陳鋼已足夠了。劉品先生聽了她的表態後，用“那也好”三個字表示了同意，然後表揚了小丁“不計個人得失，一切從工作出發”的高尚風格。現在想起來真有點後悔，當初我為什麽不提出留住丁芷諾；如果是三個人繼續合作，就更能體現出這個作品是實驗小組的集體勞動成果了，也許以後可以少許多是是非非。
雖然我和陳鋼以前不認識，但當我知道他爸爸就是作曲家陳歌辛先生時，一下就感到比較親近，因為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他爸爸到杭州浙江越劇團來體驗生活時，曾熱情地輔導過我，我還用小提琴試奏過一段他寫的旋律。所以每次到他家去合作《梁祝》，見到陳鋼的媽媽和妹妹都感到非常的親切。我們兩人的合作也出乎尋常的融洽，因為我們兩人在專業上都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我的民間音樂底子較厚，擅長寫旋律，對小提琴的性能比較熟悉。他對曲式結構、和聲配器等作曲專業知識的掌握較全麵，有相當的鋼琴基礎。他的長處正是我的短處，我的長處也是他的短處。說得確切一些，當時我們兩個是尚未全麵掌握作曲知識的青年學生，根本談不上是作曲家。根據我們當時各自的特長，很自然的形成了二人合作的“流水作業線”：在統一構思下，以小提琴為主的段落，由我先寫旋律，用提琴演奏給陳鋼聽，他提出意見或建議，我當場修改或回去考慮，直到二人都滿意；接著由他配上鋼琴伴奏，再到丁院長那裏去上課。以樂隊為主的段落如果需要鮮明的民族風格或戲曲風格的旋律，我會建議他怎麽寫，其他的則由他先寫，在鋼琴上彈給我聽，我也提出我的感覺供他參考。全曲（縮譜）完成，由他配器。
陳鋼在曲式結構上對《梁祝》有較大的貢獻：用單樂章奏鳴曲式的結構來寫《梁祝》是陳鋼首先提出來的。雖然和原先情節性的多段體構思有矛盾，也是兩種思維方式；但經過二人思索和商討之後，終於使二者統一起來了；在原有情節性構思的基礎上，充分運用奏鳴曲式中對比、展開、再現等原則，使樂曲的創作既符合音樂陳述、發展的規律，又盡可能適應老百姓的思維習慣。所以《梁祝》在結構布局上形成兩種叫法：以奏鳴曲式來稱謂，叫它主部、副部、結束部、展開部、再現部等；以樂曲內容來稱呼，還是叫它“草橋結拜”、“三載同窗”、“長亭惜別”、“英台抗婚”等。對西方的曲式，我們吸收了它規律性的合理部分，沒有把它當作條條框框來束縛自己；如“長亭惜別”的內容，按奏鳴曲式結構的位置，剛好在呈示部中的結束部，也許有史以來的奏鳴曲，沒有這麽長大的結束部。所以，我們的老前輩、曲式學權威錢仁康教授在課堂上分析《梁祝》時說：“《梁祝》的曲式，作者自己稱它是奏鳴曲式，我看不太像，更像回旋奏鳴曲”。錢先生的“不太像”三個字，擊中了要害，它確實已經不是典型的西方奏鳴曲式了，已經打上了“中國特色”的烙印。整首樂曲還是貫徹了實驗小組所主張的“標題鮮明”、“內容真切”這一優秀的民族音樂傳統。陳鋼在樂曲的每個組成部分中的曲式結構，也是考慮得比較仔細的。如“草橋結拜”（主部）他希望在愛情主題之間有個中段，象征二人相遇，形成三部曲式的結構，我就用越劇中“弦下調”的音調和他共同寫成對位的段落。“三載同窗”（副部）他提出可用回旋曲式的結構，我就補充寫了小快板的模仿古箏的第二個主題，兩個小快板主題，經過共同商量安排，就很快地按照較為典型的回旋曲結構，由小提琴和樂隊交替出現，塑造了“梁祝”同窗三載共讀同玩的形象。
在和陳鋼的合作中，我發現他對主題的變化與發展，有較為豐富的想象，從引子的材料中來塑造封建主題，用第二小快板主題改變節奏重音的辦法，發展成抗婚的音調，這些好主意都是他出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我把“樓台會”的一段旋律拉給他聽時，他立刻建議第二段寫成複調，用小提琴和大提琴對答，塑造“梁祝”共同傾訴的形象。我們合作得很愉快，在和他的合作中，我也學到了不少專業知識，由於這種各自擅長的互補，寫作進程也很快。但使我疑惑不解的是，他有變化發展主題的想象，卻很少自己動手寫主題，幾乎全曲主要主題的旋律都等待我寫。與他合作之前，我寫好的愛情主題和小快板主題，他都表示滿意，隻對愛情主題提了個小意見，建議第四樂句結尾去掉二拍，理由是主題簡潔一些為好。雖然我有“簡潔而不夠深情”之感，由於這是合作者的第一個意見，且無礙主體，我也就同意了。以後根據新的構思，凡是需要新的主題和旋律，他都叫我先寫，而隻把自己處於對新主題鑒賞和建議的位置。當時我想，作曲係同學為什麽這樣怕寫旋律？是不是他們的腦子裏隻有作曲技法而沒有曲調？可能他們認為旋律不是學問，所以陳鋼從來不問我《梁祝》中這些動人的旋律出自何處。也許直到今天，幾十年過去了，他也不知道這些旋律是如何創作的，有時免不了對媒體胡說幾句而誤導了聽眾。
《梁祝》中較為動人的主題和旋律的來龍去脈
（一）《梁祝》愛情主題創作的靈感來自於越劇尹派創始人尹桂芳唱腔中的一句表達愛情的吟腔。越劇《紅樓夢》中賈寶玉的一聲“妹妹呀”和《盤夫索夫》中王玉林深情的呼喚“娘子呀”，是最典型的表達人物感情、也是越劇觀眾最癡迷的有代表性的尹派吟腔。《梁祝》愛情主題第一句開始，就是用了這句吟腔的音調。雖然整個樂段采用了江南小調典型的“起、承、轉、合”四句體結構，但在每個樂句中仍然用了越劇“尺調”唱腔中的一些深情的曲調。使整個主題既有江南風格又有越劇味。
（二）“三載同窗”（副部）中小快板第一主題的創作素材，來自越劇的動作小過門，我們年輕時稱它為“百聽不厭的百搭小過門”。所謂“百搭”的意思，就是什麽地方都可以用。用現代的語言就是多功能的意思。我聽越劇前輩說，這是從京劇中移植過來的，眾多戲曲都在用。1956年前後，浙江越劇團排一個小戲叫《跑驢》，我為該戲作曲時，曾用這個小過門改編成一首跳躍的樂隊小曲，“三載同窗”中小快板主題就是在這首小曲的基礎上改編過來的。正因為這個戲曲小過門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所以小快板主題很快得到了群眾的認可。
（三）小快板的第二主題取材於民間古箏樂曲《漁舟唱晚》中一個很有特色的節奏型。實際上這個節奏型隻適合古箏演奏，並不適合其他樂器，當時為了民族化，想嚐試一下用外國樂器演奏中國民族樂器的音調，目的就是為了讓聽眾有親切感，結果在小提琴上演奏起來有相當的難度，由於當時我的民族音樂知識有限，再沒有找別的素材，總的音樂形象還可以也就定稿了。有意思的是，1990年我將《梁祝》改編成古箏協奏曲，這一段的效果比小提琴好多了，可見外國樂器演奏有民族特色的音調，還需更多考慮樂器的性能才會有更好的效果。
（四）感人的“樓台會”旋律，是參考越劇《白蛇傳》中白娘娘“斷橋回憶”的一段悲切的唱腔，和越劇《梁祝》中祝英台的哭腔融合改編而成。“斷橋回憶”原曲是浙江已故著名琴師賀仁忠編寫的，采用的祝英台哭腔是浙江已故前輩演員張茵的特色唱腔。整段音樂是為塑造梁祝互訴衷情的形象而重新編曲的。
（五）“哭靈投墳”這段悲天動地的音樂，過去一直講曾用了京劇的導板，其實並沒有京劇的音調,隻是第一句用了京劇導板的格式。整段音樂主要采用了越劇緊拉慢唱的囂板和紹劇中富有特色的“二凡”腔。原汁原味的越劇“尺調”哭腔，抒發祝英台痛不欲生的悲痛情感,樂隊銅管演奏的是稍加變化的激昂的紹興大班(即紹劇)“二凡”高腔。這種富有濃濃的民族民間味的展開部寫法，在外國交響音樂中較難找到，而中國聽眾能很快地起共鳴，因為這些音樂語言都是他們自己的。
（六）再現部中表現蝴蝶翩翩起舞那段優美的音樂，是從當年蘇昆劇團演《遊園驚夢》的昆曲曲牌中提練出來的。把商調式的昆曲音調和徵調式的越劇音樂用“移花接木”的方法連接起來，使二者的風格得到了新的統一。
一般來說，音樂是不適合二個人合作的，原因就是因為表達內心感情的旋律是不可能你一句我一句來拚湊的，這是音樂界的常識。但是在那個年代，由於建國不久，文化界、科技界個人掌握的知識有限，一時跟不上形勢的需要，就采用一種叫“螞蟻啃骨頭”的 形式；眾多小螞蟻由於同心合力，居然能抬起一塊大骨頭。依我看《梁祝》的成功，一方麵是這種螞蟻式的團隊精神的體現。另一方麵它也采用了符合創作規律的合作方法。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合理解釋和總結《梁祝》成功的各種因素，才有利於對後輩的啟示。
兩位專家領導在具體創作中的重要指導
一位是我們的課堂老師丁善德副院長，他對我們的樂曲構思和旋律還是比較滿意的，但在音樂創作上民族與國際、中與洋之間的關係，他的態度非常鮮明。第一堂課他就問我：“你們的協奏曲準備取什麽名字？”我一時答不上來；因為外國交響音樂作品中，除了交響詩、交響曲等體裁有些標題音樂，凡是協奏曲類幾乎沒有作曲家按上標題。我把猶豫的理由告訴老師後，老師馬上說：“為什麽一定要跟外國人一樣？既然內容是“梁山伯與祝英台”，就取這個名字。外國有羅密歐與朱麗葉，我們有梁山伯與祝英台，不是很好嗎？”短短幾句話就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向外國人學習不要盲目崇洋。為了協奏曲更有民族風格，陳鋼和我商量在配器中加了一組琵琶；丁先生聽了後立刻指出“如果外國人想演《梁祝》，他們不會彈琵琶怎麽辦？”接著又說，“音樂民族化不是簡單化”，“不是加些民族樂器就算民族化了；要在音樂上下功夫。”即使在那個年代，丁先生就想到，創造民族的音樂不僅要使中國人喜歡，還要麵向全世界，讓更多的人來演奏中國的交響音樂作品。
另一位黨委書記兼副院長的作曲家孟波，不僅有遠見地為實驗小組選擇了《梁祝》這個小提琴民族化的題材，而且在審聽初稿時，對二位“無知”的年輕作者，提出了一條關係作品成敗的意見。初稿中，《梁祝》沒有“化蝶”。當他發問“為什麽省去化蝶？”時，我竟然回答說：“新中國青年不應該相信迷信，人死後不可能化成蝴蝶。”這種傻話足以證明我們當時幼稚到何種程度。孟波副院長笑嘻嘻地向我們解釋說：“恐怕不能這麽看問題，藝術創作中的浪漫主義是人們對美好的向往，不能把它與迷信等同起來。……不但要把‘化蝶’寫好，而且要寫得更美。”如果沒有他這番諄諄指導，也許今天的《梁祝》就沒有那麽美了。
《梁祝》的演出
《梁祝》的真正首演者是我和陳鋼，我小提琴獨奏，陳鋼伴奏；時間是1959年5月4號,地點在上海音樂學院大禮堂。這是一次五四青年節的紀念活動，也是我們二人獻給自己節日的一份禮物。算是學院內部首演吧。管弦樂版對外首演我就沒有資格了，因為我的提琴技巧太差，如果排名次的話，大概是全院倒數第三位。我從農村出來，十六歲才看到小提琴，十七歲才開始學琴，再苦練也難以克服高難度的技巧。雖然快速技巧比不上別人，但具有濃厚民族風格的抒情樂曲，我的演奏就“特有一功”了，因為我對民間音樂的感覺特好，當年實驗小組演出《二泉映月》，獨奏演員就非我莫屬了。但話又得說回來，風格性的演奏手法，短期內是可以學會的，高難度的提琴技巧，沒有“童子功”是不行的。何況《梁祝》中的獨奏部分我還寫得挺難的。實驗小組同學差不多都有“童子功”，於是，我把樂曲中具有濃厚民族風格和戲曲風格的音樂要求和某些演奏方法告知實驗小組同學，使她們盡快掌握，幾位同學同時準備獨奏。最後經老師們討論，認為俞麗拿、沈榕兩位同學在技巧和風格上掌握得比較全麵，決定對外首演由俞麗拿同學擔任。沈榕同學隨後也錄製了唱片。
在那個年代，我們這些青年學生確實相當純樸，怎樣對國家有利，對事業有利我們就怎麽做。記得劉品先生曾對我說，俞麗拿在演奏上比較有發展前途，暫時不要讓她參加實驗小組，使她有更多的時間練琴，將來在國際比賽方麵，就可以發揮更多的作用。我理解劉先生的意思，因為實驗小組同學除了完成自己的功課作業，還要花很多精力去搞業餘創作，同時，在民間音樂的學習方麵也要花不少時間。白天時間不夠用，有時就利用晚上睡眠時間“挑燈夜戰”；瞌睡了，用自來水衝一下腦袋。同學們為提琴民族化而奮鬥的精神，確實令人感動。但劉先生作為領導，還需要從愛惜人才和合理培養人才的角度考慮問題。當俞麗拿知道不讓她參加實驗小組的消息時，好像受了滿肚子委屈。在實驗小組成立那天會上，她流著眼淚對同學們表示自己的決心：“我不願意領導對我特殊照顧，我寧願在小提琴民族化的道路上作為一顆鋪路石，貢獻自己的力量，即便將來不能成名成家，也決不後悔。我希望大家同意我參加實驗小組。”同學們很受感動，都希望劉先生改變主意，讓俞麗拿同學也參加實驗小組。
實驗小組同學認為俞麗拿參加小組對開展工作有利，都歡迎她參加，而且把小組集體研究的成果－民族風格的演奏手法提供給她，與她共同探討，希望她首演獲得成功。這種集體主義的精神是每個實驗小組成員引以為自豪的。還有一件鮮為人知的事：在距離《梁祝》試奏愈來愈近的日子裏，有一天，陳鋼突然告訴我說，他寫的《梁祝》總譜全丟了，說是放在自行車後座，可能丟在馬路上，肯定找不到了。這一意外事件讓大家很著急，而陳鋼說他可以重新寫，但時間可能來不及，已經退出《梁祝》創作的丁芷諾，就主動提出幫陳鋼配器，現在總譜上“草橋結拜”那段小快板，基本上是她配器的。她參加了第一階段的創意和共同構思，又參加了第二階段的配器，可是她從來沒有對人說過她參與過《梁祝》的創作。更沒有想到要署名。這種“見困難就上，見榮譽就讓”的高尚風格（我們那個年代叫共產主義風格），是永遠值得回味的。
1959年5月27日，《梁祝》作為上海音樂學院參加上海市音樂舞蹈會演的節目，在上海蘭心大戲院正式首演。俞麗拿小提琴獨奏，樊承武（指揮係同學）指揮，上音管弦係學生管弦樂隊協奏。丁芷諾任樂隊首席；我坐在丁芷諾後麵參加樂隊演奏。當樂隊奏完全曲最後一個音，場內居然鴉鵲無聲，過了好一陣子，才響起了暴風雨般的經久不息的掌聲。也許聽眾沉浸在音樂中出不來了。演員、指揮鞠躬謝幕，掌聲不停；我從樂隊中站起來，陳鋼從觀眾席中走上台表示感謝，掌聲還是不停；指揮破例地把樂曲的後半部分再重奏了一次，才滿足了聽眾的要求。也許是成功了！聽眾、領導和前輩藝術家們都非常激動，前來向我們祝賀；我說不出我當時是什麽心情，沒有像大家那樣激動，隻是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任務總算完成了。自從實驗小組成立以來，我感到壓力太大了，深怕辜負領導和同學們的期望；觀眾的掌聲，送給我的是一身輕鬆。第二天就和同學們一起下鄉參加“三夏”（夏收、夏種、夏管）勞動去了。
《梁祝》演出後，報紙報道消息，電台廣播音樂，上海新建的電視台也來拍成電視新聞。被新華社稱之謂“中國自己的交響樂”的《梁祝》小提琴協奏曲一下傳遍全國。許多機關幹部、教師、大學生、工人等各階層普通群眾給我寫信表示感謝，而不是祝賀。他們常常會這樣說：我是音盲，本來對音樂一竅不通，現在我聽懂了，感謝你們。有的還告訴我，聽到“樓台會”（有的說“惜別”）時，他們會忍不住邊聽邊哭。我聽到這樣的消息，心裏很高興，因為讓老百姓聽懂音樂、喜歡音樂是我們實驗小組最大的心願。音樂界的長輩們老師們，也為我們取得的成績而高興，錢仁康老師、譚冰若老師分別發表文章，從理論上論述民族化的成果。趙誌華老師則從小提琴演奏藝術的角度著文論述民族化的必要性。但在專業圈內，也對《梁祝》發表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作曲係的某些師生對《梁祝》的評價是“經得起聽，經不起分析”。意思就是：樂曲雖然比較好聽，但從專業技巧來分析，不見得那麽好。有的說，調式太單調，從頭到尾是徵調式；有的說，和聲配器太一般了等等。當時，管弦係一些同學誤以為作曲係某些人是出於對管弦係的妒忌心理才發表這些論調。其實不是的。後來我進作曲係學習時才知道，作曲係學生（有時包括老師）對音樂作品的評價有一種習慣性的思維方式：先看專業技巧的“含金量”有多少，認為技巧越複雜作品就越高級，孰不知旋律是音樂打動人們心靈的主要手段。學生很少努力學習民族民間音樂，對旋律不但不去鑽研，有時反而表現出不肖一顧的輕蔑姿態。實際上對自己很不利，因為久而久之，自己的藝術情趣也會與老百姓越離越遠。我想講一個真實的故事：1959年《梁祝》首演後，聽說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上，從（前）蘇聯留學回國的中央交響樂團大指揮家李德倫先生對《梁祝》發表看法說：“這隻能算個小piece（小曲），不能稱協奏曲”。這個帶有貶意的評價由於出自大指揮家之口，一下子在上海音樂界傳開了。我聽到消息時，就知道他首先是按西方多樂章協奏曲的標準來要求《梁祝》的。他並不了解我們為了讓老百姓聽懂協奏曲，正在探索一種新的樂曲構思。他是長輩、權威，我們隻能等待以後有機會再向他解釋和請教。後來聽說李德倫先生在北京把《梁祝》帶到學校、工廠等基層單位去演出時，由於群眾非常歡迎，已經成為他每場必演的保留曲目了。這使我非常感動，也是莫大的鼓舞。1960年初，我作為上音學生代表，赴北京參加全國學生代表大會期間，突然接到中央交響樂團一個電話，說是樂團將派車來接我到一家酒店去，李德倫先生要宴請我。我真不敢相信，一個大指揮家怎會宴請一個青年學生？那個年代，酒店宴請是一種規格相當高的接待，到了酒店，李先生一一向我介紹前來作陪的人員，竟是樂團各聲部的首席，在長輩麵前，我非常不好意思。雖然我嘴上不說，但心裏已經感受到李德倫先生那寬廣的胸懷。他似乎在教育我，學術上可以有各種意見和爭論，通過實踐來檢驗，大家的最終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藝術要麵向大眾。更值得尊敬的是，當“四人幫”把《梁祝》打成“大毒草”時，李德倫先生以人民大眾熱愛《梁祝》的切身體會，與“四人幫”麵對麵論理，因而遭到更大的迫害。當我聽到這個消息時，真是感動，肅然起敬。
《梁祝》是人民的精神財富，也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我們有責任保護它，在這裏，我不得不提出我的合作者之一陳鋼先生對《梁祝》做了兩件不應該做的事情：
第一，早在幾十年前，陳鋼先生發表了一本叫《黑色浪漫曲》的小書，裏麵大量篇幅敘述他的初戀與他創作《梁祝》協奏曲的關係，雖然文章裏沒有直接講是因果關係，但字裏行間引導讀者往何處想，應該是顯而易見的。書中這樣寫：“蝴蝶是《梁祝》的標誌，也是愛情的象征。我的初戀就像一對掠過夜空的黑蝴蝶……”實際效果是使不少讀者誤認為《梁祝》是陳鋼愛情悲劇的縮影。當時，雖然我有點生氣，但我沒有公開出來講話。我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為了這點事損害我們之間的友誼。我希望陳鋼不要再做有意誤導聽眾的事，但事與願違，幾十年來，凡是電視台等媒體對他采訪《梁祝》，他必談他的初戀。雖然我在2002年寫過一篇題為《〈梁祝〉是怎樣誕生的？》的文章，文中我明確表示：《梁祝》與作者中任何一個人的戀愛都沒有關係，但陳鋼毫無收斂之意，仍然多次通過媒體談《梁祝》與他初戀的關係，中央電視台的主持人甚至把他印在名片上的兩隻蝴蝶也向全國電視觀眾介紹，大有一番炒作之意。在陳鋼的文章和訪談的啟發下，一位不敢公開署名的作者（署佚名），在網上、小報上為陳鋼編造了一個荒誕的故事：題目叫“初戀，是兩隻蝴蝶”。文中寫道：“沉醉在愛情的甜美中的陳鋼，感到了初戀的幸福。陽光下……五彩繽紛豔麗的蝴蝶在花叢中間飛來飛去，翩翩起舞，一個個動聽的音符從陳鋼心裏跳躍出來，凝成了一首優美動聽深情的小提琴曲！《梁祝》終於脫稿完成了。”（摘自2007年2月8日上海市閔行區群藝館編的《閔行文藝報》）有多少人會知道，我在寫《梁祝》愛情主題的時候，陳鋼根本還沒有參加我們的創作組。更為嚴重的是，這些謊言竟然出現在一場具有曆史意義的音樂會上。《梁祝》的誕生地是上海音樂學院，在它八十周年校慶的優秀交響音樂作品專場音樂會上，年輕的主持人竟然把這些網上、小報上的謊言當成“真事”向聽眾介紹，如果不是我當場站起來製止，不但捏造的謊言被記錄成 “曆史”，純潔美麗的《梁祝》形象和《梁祝》音樂也將受到極大的損害。
第二，陳鋼先生不應該以個人名義用《梁祝》去申報美國斯卡莫獎。2002年11月15日，《音樂周報》頭版報導了“中國作曲家陳鋼創作《梁祝》蜚聲中外而首次入選美國斯卡莫獎”。消息一出，引起音樂界輿論一片嘩然，誰都知道《梁祝》不是他一個人寫的，怎麽可以一個人去申報領獎呢？這些圈內的人都知道。陳鋼感受到輿論的壓力，11月29日急忙在《音樂周報》用訪談的形式，發表了一篇題為《入選斯卡莫獎是對我們一代人的肯定》的文章，文中講述他獲獎的原因是“寫了許多美好的作品，為中國人民提供了精神糧食”， “在音樂創作領域做出的傑出貢獻”。但美好的作品舉例中卻沒有《梁祝》，以表示他沒有把《梁祝》作為他美好作品中的首選。這當然不能令人相信，如果陳鋼還有比《梁祝》更出色的作品，為什麽他的名片上不印別的動物而隻印兩隻蝴蝶呢？果然，2003年2月14日，陳鋼在《音樂周報》上又發表一篇文章，題目叫《蝴蝶的愛情“感動”斯卡莫》，終於承認斯卡莫獎中 “與何占豪合作的《梁祝》占有著一定的位置”。其實應該說是重要的位置，因為根據文章的題目，再沒有別的作品“感動斯卡莫”。那麽陳鋼為什麽個人去申報領獎呢？還是用他自己寫的文章來說明問題；文中說：“樂曲的主題、副題均提煉自原越劇唱腔與戲曲過門，”陳鋼不敢說是誰提煉的，他深知第一主題－愛情主題是全曲的核心，如果讓人知道他根本沒有參與主題的創作，怎能去獲獎；所以幹脆不說。陳鋼又寫道：“最扣人心弦的樓台會曲調，則幾乎是原封不動的越劇《梁祝》中幕後合唱〈久別重逢梁山伯〉的交響拷貝”。陳鋼哪裏會知道，我寫的樓台會旋律是七字句格式，而那段幕後合唱，除第一句外，其餘全是十字句格式。全中國越劇團演出的“梁祝”版本中的幕後合唱，根本找不到《梁祝》協奏曲中“樓台會”那樣的旋律。因為那是我為刻畫梁、祝在樓台會中的悲痛心情而特意寫的。如果陳鋼在四十八年前和我合作時，對越劇一竅不通，我還能理解，時至今日，不僅仍然不懂，還要裝成內行的樣子，以作者的身份，多次到中央電視台去誤導聽眾，這是很不應該的。為了個人獲獎而抹殺別人的勞動成果更不應該。
《梁祝》誕生的過程應該恢複它本來的麵貌。我們靠《梁祝》起家的三位“名人”，在當年“螞蟻啃骨頭”的《梁祝》工程中，不過是“三隻小螞蟻”而已；不要忘記為《梁祝》而付出艱辛勞動的領導、老師和眾多的同學。我們的老師們大多已離我們而去，我們這一代也已步入老年，趁大家健在，我們有責任把真實的曆史留給後代。陳鋼先生對《梁祝》是有很大貢獻的，學生時代能寫出這樣的樂隊作品相當不容易，他的參與對《梁祝》高質量的問世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他隻是《梁祝》創作的後期參與者和協作者，且不是《梁祝》 旋律的主要創作者。所幸的是將近半個世紀前的弦樂四重奏《梁祝》的電台錄音已經找到，小提琴與弦樂《二泉映月》等實驗小組演奏的錄音資料也還存在。一切違背《梁祝》誕生的真實曆史的言論和個人炒作應該停止。我在《梁祝》中雖然參與了樂曲的創意和構思，並擔任了大部分旋律的創作任務，但旋律的原創者是越劇界的老前輩和江南的勞動大眾。《梁祝》的成功，很大部分應歸功於劉品、孟波等當年的領導與策劃；歸功於以丁善德、趙誌華為代表的老師們的指導；更要歸功於以丁芷諾、俞麗拿為代表的當年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的同學們，正是他們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為小提琴民族化的雄心壯誌和團隊精神，催生了《梁祝》的誕生。《梁祝》是名符其實的集體智慧的結晶。
選自《音樂愛好者》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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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可凡 何占豪 陳剛 話舊事
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問世已經半個世紀了，該曲所造的輝煌眾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梁祝》的兩大主創何占豪和陳剛曾經為了“三大事件”有過“矛盾”。近日，為了慶祝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誕生50周年，《可凡傾聽》特地請到了何占豪、陳剛前來做客。
在和主持人曹可凡的交談中，兩人侃侃而談，聊起了那“三件事”。
事件一：金唱片
何：第一件事情，我1983年第一次到香港去，一到香港，香港的一個唱片的老板就把我叫去，要發金唱片給我，去之後他給我看，我一看我就有點傻了，因為當時就是名字，因為實際上，開始我也不是計較名字，何占豪、陳鋼什麽的，因為開始是我代表一種實驗小組，小提琴民族化，那他作為後來的協助者，當時我們也沒有什麽作曲，編曲，兩個人寫的，我們實驗小組應該是主要的，應該是這樣的。一到那裏，我看了一張唱片，老板給我一張唱片，就是陳鋼，何占豪作曲，陳鋼改編，然後陳鋼一個大照片。
曹：沒您的照片？
何：沒我的照片。當時我就問那個老板了，說他哪裏改編了？有沒有什麽地方改編了？他說沒有？那我說為什麽加改編？他說速度改編了。我說速度麽是指揮呀，今天慢一點，明天快一點，這怎麽就改編了？還有什麽改編嗎？他說滑音，這部分原來滑到那裏，現在滑到這裏，我說滑音是以我為首，我們實驗小組搞的，他不懂，他不會拉小提琴。我說不對吧，我說你們是炒作。那做這件事情我覺得陳鋼好像是個人有些什麽意識。
曹：那我想問下，當時您到香港發現那個金唱片署名是變成陳鋼，何占豪，而且陳鋼改編，你回上海之後有沒有跟他談過這個事情？
何：我講了呀！
曹：你當麵跟他講？
何：我當麵講的。
曹：那他怎麽回應呢？
何：他說這不是我搞的，那我有什麽辦法？他說真不是我搞的，說他們有一次請我去，我講了，我講麽他們就說我改編，不是我的原意，陳鋼，何占豪這個名字也是他排的，他講了呀。我能怎麽說？曹先生，我能怎麽說？我說你這樣不對，以後把我名字擺到前麵來，我說你為什麽……但是先應該跟我說，你這樣一個事情起碼要給我，你唱片印出來你起碼要跟我講一聲吧，也是因為我到那邊，我才知道，你覺得這不大禮貌吧！
陳：我這個事情，我覺得這個事情首先是不對的，第二是我是不知道的，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十年以前，就是那個在紐約演出梁祝，愛爾交響樂團，演出的時候他們把何占豪的名字漏了，這個事情我壓根都不知道，就是誰演出，怎麽演出，我壓根都不知道，事後才知道的 // 這個事情我是全然不知，但是漏掉我的名字也是常常有的，我們不要太計較這個，但是梁祝已經不僅僅是我們兩個人的梁祝。
事件二：《黑色浪漫曲》
（陳鋼寫過一篇文章，名“黑色浪漫曲”，講述了他的個人一段愛情悲劇，但之後很多人包括何占豪也認為，陳鋼是將“梁祝”指代為自己愛情悲劇的寫照）
曹：您寫過一篇文章叫《黑色浪漫曲》，這篇文章中講述了你的初戀的過程，你還記得當時你跟她在北京分手的那樣一個場景嗎？
陳：那當然記得，因為這個也是一個巧合吧，也是一個曆史的巧合，因為寫《梁祝》的時候，當時因為兩個人，我是24歲，何占豪是26歲，兩個很純情的學生，在一個很純情的時代寫了一個很純情的作品
曹：那個女孩當時在什麽地方？
陳：那個女孩在北京，所以我們一直在通信，沒見麵。
曹：那是部隊文工團。
陳：部隊文工團，唱歌的，那我們大概在學校裏見過一麵，就是這樣，也是，當時也是年輕很浪漫很單純嘛，同時我在寫《梁祝》的時候，因為就是我同她通信過程就是我同何占豪合作的過程，當時所有的兩個人就是很快，三個月就把它寫好了，寫完以後呢，她就是在電台裏聽到了《梁祝》，然後六月份，我是5月份演出，6月份到上海，一見嘛，大家終於見麵了，都很激動，但是第二天這個悲劇就發生了，因為她全家都是共產黨員，他說你這個共產黨員怎麽可以同右派的兒子相好呢，這個這樣就分開了，分開以後就是你剛才講的，就是第二年我到北京去看她的時候，我們就在北海約會了，都是北海，北海公園，正好那個廣播站在放音樂，放的就是《樓台會》，後來我就寫了篇《黑色浪漫曲》，為什麽寫這篇文章，我覺得並不是記錄我個人的一個愛情悲劇，我是想寫一個時代的悲劇，一個社會的悲劇，一個警示，就是我們現在的社會經常會發生一些1600年前梁山伯與祝音台那樣的，這樣的命運，所以我想寫的並不是一個個人的一個故事，而通過這個，也是一個巧合吧，也通過這個，我覺得也是一個警示，當然你我們現在不會再有這樣的事情，當然隻是個曆史記錄。
何：《文匯報》，登出《黑色浪漫曲》，我的同事都打電話來，我也沒看，當時我不訂《文匯報》，當時我訂什麽另外報，我沒看，說你陳鋼寫文章好像這蝴蝶啊，愛情啊，他的初戀啊，好像這《梁祝》是寫他的戀愛啊。我說不可能吧，他說那當然啊，你看啊什麽事情，我想當時怎麽會有這種事情呢？
曹：那這個寫的時候，跟他的初戀，跟你的戀愛都沒關係？
何：《梁祝》啊？一點關係都沒有!什麽關係？哪有關係啊？
曹：那時候就你失戀了，所以你特別痛苦啊？
何：沒有！沒有!我剛剛不是跟你講嘛，“樓台會”是怎樣寫的？是這樣寫的呀。我想怎麽會全國這麽風行說是，好像是陳鋼戀愛的縮影。陳鋼他自己不承認這個事情，昨天報紙上就登出來，是人家誤會的。
曹：我也看了文章，當然他也沒有明確說哪一個旋律是他失戀以後所寫成的。好像他沒有具體的說這個事情。
何：但是他寫的很具體的呀，就是寫“樓台會”的時候，寫《梁祝》的時候，這個眼淚，心絞痛，眼淚直下，這個有的呀。創作“樓台會”的時候我一個人在男生宿舍，我體驗，我寫的呀，那麽我拉給他聽的時候，他也沒有流淚呀，哪裏心絞痛，沒有絞痛呀。我覺得他炒作，你這麽炒作人家當然要誤會了，哦，是陳鋼的戀愛。
事件三：斯卡莫獎
（2002年，陳鋼獲得了美國斯卡莫獎的榮譽，何占豪對陳鋼以《梁祝》為成績去領取一個國際獎，是不妥當的。）
陳：斯卡莫獎是這樣，是2002年，我也是很意外，接到了這個通知，當時評上獎的是四個人，那是個領域獎 // 當時簽證來不及了，所以我們沒到美國來領獎，那麽他們很慎重，到北京來頒獎，那頒獎以後，它這個證書上是這樣寫的，因為我覺得這個是最說明問題的對吧，你看它的獲獎通知書上寫的，授予您超級明星金杯獎，就是那個上麵，以表彰您在音樂作曲領域所作出的傑出貢獻，這是一個，另外獎狀中間就寫，您用卓越的藝術搭起了國際交流的橋梁，這個就是兩個，一個是藝術的成就，一個是國際交流。
曹：我插一句啊，這個是他頒給您的時候您是不知道的，不是您自己去申請的？
陳：我不知道，我怎麽會知道，不是我申請的，就是它頒給我，但是當時媒體上是有一個報道是不夠準確的，就是音樂周報上，陳鋼因梁祝得這個，所以我想這個引起這個
何：我不想去追究他獲了這個獎，好像我生氣，不是，絕對不是，是中國的權威音樂報，《音樂周報》登出來的，陳鋼因為創作《梁祝》而獲美國斯卡莫獎，這是《音樂周報》登出來的，不是我猜出來的，作為代表性、權威性的音樂報登出來的，這當然我要問他了。
曹：這個報紙是你們音樂界的權威報紙？
何：權威報紙！《音樂周報》。
曹：因為《音樂周報》是一個專業報紙，所以可能就引起何占豪先生的一些想法。
陳：對對對，我覺得也是這個理解，但是別的各種報紙報道都不一樣，有的沒有這個話，但他們是從網上剝下來的，不是正式文件，但是當時我是把這個何占豪還有他女兒都打電話問了，我是把這個都讀給他們聽了，因為我覺得別的我沒什麽好講的了，因為這個是給我，我怎麽他們給獎，我該不該得獎這不是我的事情，
何：不管你申報不申報，人家給你這個獎，你要問問，這個你不好給我的，這個你不好講的，這個音樂是大家的東西//那麽我想可能是報紙搞錯了咯，沒有那個了，我也就不響了，好了，過了沒多少天，他自己寫了一篇文章《蝴蝶的愛情感動斯卡莫》//這是他自己寫的，他有許多作品，我不好評論他的作品，哪一個好，那麽他自己講的《蝴蝶的愛情感動斯卡莫》，並不是什麽《陽光照耀塔什庫爾幹，不是另外的小曲子，這個協奏曲，這麽大的標題，說明你這個得獎，主要第一位是《梁祝》
陳：那個題目不是我寫的，那個題目是他們《音樂周報》記者加上去的，我就是講講為什麽斯卡莫的經過，但是我在另外一篇文章寫過就是這屬於中國作曲家整體的光榮，我還特別提到，這雖然是個綜合獎，並不是給梁祝的獎，但是我的成就裏當然應該包括《梁祝》，也當然應該包括何占豪。
何：那麽既然《梁祝》不是你一個人寫的，即使你不申報，你怎麽能一個人去拿這個獎呢？你現在又否認，這是你自己講的，而且他自己也講，就是與何占豪合作的《梁祝》小提琴協奏曲站到了一定的位置，他這裏邊有話的，占了一定的位置，這麽大的標題不是站了一定的位置，可能是首要的位置，所以我說這個是講不通的。
後記 今年是《梁祝》誕生50周年，兩位也已經在去年摒棄前嫌，在多個場合裏握手出現，甚至友好擁抱，正所謂一世緣分，和蝴蝶的愛情一樣，兩位的友誼也應該是永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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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作曲家 何占豪：《梁祝》是幾代人智慧的結晶
網易娛樂獨家報道（上海報道組 小勤仔 JJ 報道）“有太陽的地方就有華人，有華人的地方就有《梁祝》。”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不僅在中國，甚至在海外華人聚集的地方都同樣受追捧。今年正值該曲誕生50周年，其創作者著名作曲家何占豪接受了網易娛樂的獨家專訪。他透露《梁祝》的誕生磨難重重，邀請陳鋼合作時曾被拒，自己白天工作，晚上為創作時不瞌睡，還學習抽煙。他強調：“《梁山伯與祝英台》是中國戲曲界、音樂界幾代人的勞動成果，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如果過分炫耀個人的作用，不但要受到前輩們無聲地指責，也會給後代留下笑柄。”
何占豪接受“中國製造”專訪。
網易娛樂：今年是《梁祝》小提琴協奏曲誕生50周年。我們追溯到1959年，當時最流行的文藝題材，一是全民皆兵，二是大煉鋼鐵，為什麽您會想到要創作一首這樣抒情委婉的作品？
何占豪：文藝作品是反映時代的，所以我認為現在有些媒體，把我們當時全民皆兵、大煉鋼鐵當作反麵的、貶義的來看，是不對的。實際上50年前，我們那個年代就是一窮二白的年代，工農大眾迫切需要改變祖國麵貌，很多文藝作品都是反映現實的。當時我們這批小青年也很想拿我們的文藝作品來反映現實，來鼓舞大眾。我們有特殊任務，因為我們是一群學習小提琴的青年，我們要把小提琴為廣大老百姓所喜歡。小提琴最適合寫什麽？當時小提琴沒有什麽中國作品，老百姓聽外國作品又聽不懂，我們當時寫作品的目的就是讓小提琴被老百姓聽懂。我們下鄉的時候，問老百姓你們聽什麽。他們說：“我們喜歡聽越劇、滬劇。”我就拿越劇調子來編曲。那個時候越劇最紅的就是《梁山伯與祝英台》、《西廂記》、《白蛇傳》，我就拿來編《梁山伯與祝英台》小提琴的四重奏。用越劇的音調來寫曲還是農民的主意。
網易娛樂：當時您創作用了多少時間？
何占豪：開始寫小《梁祝》的時候沒有幾天，用越劇的音調來編一首大約三四分鍾的曲子。其實這個曲子編成大的曲子也不是我們這些小青年想出來的。因為當時北京、上海的一些領導，看到我寫的小《梁祝》後，他們啟發我是不是把越劇的音調變成大的小提琴協奏曲，使中國的小提琴樂曲上一個台階，現在叫與世界接軌，當時叫攀登世界的高峰，是領導的意思。領導看了我的作品有一些想法與指示，當時領導的指示還是對的，我懂越劇，又會拉小提琴。
網易娛樂：後來的小提琴協奏曲大約花了多少時間創作？
何占豪：可能用了半年，最開始1958年11月開始，那個時候我們到溫州下鄉慰問部隊，到1959年5月。
網易娛樂：所以《梁祝》不是坐在音樂學院的教室裏寫的曲子而是在下鄉的時候寫的？那當時會不會很累，既要工作又要寫曲？
何占豪：當時我不想寫，我是拉小提琴的，也沒有什麽名利思想，隻是希望自己拉的東西被老百姓喜歡。當時我和同班同學丁芷諾合作，不是陳鋼。到第二年的兩月份我們才邀請了陳鋼，我們專業是小提琴專業，但有很多作曲的課程我們沒去學習，想請作曲係的陳鋼來幫忙。
網易娛樂：您剛說當時不想寫，後來發生了什麽事使您最終還是完成了這部作品？
何占豪：當時不是不想寫，是想寫但我自己覺得沒有能力。現在想想也想通了，我們寫東西一定要經過作曲專業？像阿炳、劉天華、聶耳也沒有學過作曲專業。當時我們迷信，覺得寫曲子一定要學過作曲專業，覺得我們自己不適合，應該讓專門考作曲的來寫。當我不肯寫的時候，是《梁祝》的總策劃、我們當時的支部書記劉平老師來做我思想工作。這位老師是《梁祝》的決定性人物，小提琴民族化也是他提出來的。他特地下鄉來，叫我跟他一起睡一頭，我說：“我不寫，肚子裏的東西都寫完了，我不可能寫。”他說：“你滿肚子民間音樂，為什麽不能寫，不要以為貝多芬、莫紮特他們的大音樂都是腦子裏固有的，他們也是從很多民間音樂裏提出來的。”我覺得這句話很關鍵，他也很苦口婆心，晚上他就這樣打通我思想。第二天他就回上海匯報了，很有意思的是，我們還沒動手創作，我們的院報已經寫出來了，說何占豪要寫小提琴曲，我就這樣被逼上梁山。正是因為這些領導苦口婆心做通我工作，我才從“要我寫”變成“我要寫”。
網易娛樂：在創作的過程中，除了碰到對自己沒有信心這樣的困難外，還遇到過其他別的困難嗎？
何占豪：後來沒有什麽大的困難，因為陳鋼學的樂隊配器很有經驗，我沒有的他有，他沒有的我有。而且還有老師指導，每一兩個禮拜去上一次課。現在人家把我們兩個作曲家看得很偉大，都有點失實，我們當時是青年，我們是兩個知識不完全的學生，在老師們的策劃和領導下完成作品。不要吹牛，所以50多年來我說，不要過分炫耀個人的作用。當時來講，國家一窮二白，工業上的發明都是集體的智慧，集合領導、專家、群眾。我們一群青年有奮發圖強的精神，要改變祖國一窮二白麵貌，要振興民族音樂，我們有自卑感。但是我們也有自豪感，那麽大的民族，有勤勞勇敢的人民，我們有一股誌氣。所以《梁祝》的產生是因為我們一股誌氣。當時我們6個同學，5個女的，白天完成功課，晚上寫。寫得累了，想打瞌睡了，怎麽辦呢？我不會抽煙，他們說抽煙不打瞌睡，我還學抽煙。女孩子又不會抽煙，他們就用水龍頭去澆自己的頭，把頭發都淋濕，希望自己不要睡覺。我們當時就是這樣一股精神。應該宣傳當時我們的這股精神，而不是宣傳什麽個人有什麽才能。所以我們當時有大的項目，能力不夠時，就會想到有句話叫做“螞蟻搬骨頭”。有一塊大的骨頭，有很多螞蟻把大骨頭搬起來，很多人大家一起努力。你們不要以為你們了不起，包括我何占豪，當時就是一隻小螞蟻。我也好，陳鋼也好，俞麗拿也好，包括很多教授，當年就是小螞蟻，但是我們有誌氣，所以我們很多小螞蟻抬出來一塊大骨頭。
網易娛樂：您在創作的時候有想過它會這麽受歡迎嗎？
何占豪：我做夢也不會想到它會成為一個經典，就是因為老百姓要聽自己的音樂，要聽家鄉的音樂，要聽越劇，要聽滬劇，我們聽了老百姓的話去做。回過頭來一看，為什麽會成為經典？的確，這些經典由誰創作的？是我們老百姓的音樂。有些人問我《梁祝》誰創作的，我說是農民。怎麽說是農民啊？很多調子是袁雪芬他們13、14歲時從浙江出來的，他們是農民的女兒。《梁祝》裏的一些音調是越劇裏來的，這些又不是我何占豪創作的，是琴師創造的。那麽琴師什麽人呢，就是農民的兒子嘛。他們連中學也沒上過。所以後來在台灣演出，我說過：“中華民族是有才能的民族，中國老百姓是有音樂才能的老百姓。”有很多音調是他們創作的，我們繼承先輩們的創造，整理升華而已。所以為什麽會成為經典，不是某一個人的天才。所以50周年的時候，我說，我要講句話，你們一個字都不要漏，“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是中國戲曲界、音樂界幾代人的勞動成果，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如果過分炫耀個人的作用，不但要受到前輩們無聲地指責，也會給後代留下笑柄。”有人說什麽叫無聲的指責，我們的先輩離我們而去，他們現在在墳墓裏，東西是他們創造的，我們說是我們創作的，他們在墳墓裏都要指責你。希望網絡可以宣揚兩個事情。一個是我們當時青年奮發圖強的精神，為珍惜民族音樂，為祖國改變一窮二白麵貌的精神，我們絕不是為了個人。第二，我們的成績離不開先輩的創作，不要什麽章都掛到自己身上，認為自己偉大，認為自己了不起。我又要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為什麽要這麽隆重地紀念《梁祝》，我說《梁祝》作品沒什麽重要，很普通。之所以偉大是因為老百姓聽懂了，老百姓喜歡了，為什麽要紀念它？老百姓聽懂的交響樂太少了，《梁祝》被聽懂了，大家來紀念《梁祝》，反映了老百姓的願望。希望青年作曲家們，你們要多做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東西，不要以為自己很偉大，不是表現自己，時刻要眼睛向下，要體會老百姓的情趣。
何占豪談及當年依然激動。
網易娛樂：何老師能不能談談當時和陳鋼老師的合作？
何占豪：當時我和陳鋼不認識。劉平老師跟我說，不能光有熱情，我們要請老師來輔導上課，最好有專業的學生一起來合作。剛好陳鋼和我一個組，我就去邀請他，當時他是拒絕的，他說明年要寫畢業作品。但是我們還是想和他合作，他的老師是當時的院長，他跟我們合作，我們就可以一起到老師那一起上課。我們後來就走了另外一條路，我們向黨委書記匯報了情況，黨委書記跟他老師講，老師就跟陳鋼講，他就同意了。後來就是我們兩個合作，原來和我合作的丁芷諾就退出了。丁芷諾代表了我們當年的一種精神，“有困難就上，有榮譽就讓。”
網易娛樂：當時和陳鋼老師的合作的一些細節？
何占豪：我們的合作很簡單了，他不懂越劇，不會寫旋律。我拉小提琴，旋律總是我寫，我寫了拉給他聽，他說好就好，他說要補充就會提意見，他就配鋼琴伴奏，我拉他伴奏，我們這段好了，我們就去老師那上課，老師就指導我們這段要怎麽改。
網易娛樂：你們在意見發生分歧時會不會爭吵？
何占豪：不可能有分歧，他隻能憑欣賞的觀點來提意見。他對音樂的感受還是挺好的。有很多主意是他出的，曲式的結構啊什麽。我跟他不同，我們隻是上簡單的和聲課，沒有上過曲式課。我們從來沒有矛盾過，合作得很默契。
網易娛樂：除了在歌曲的主題還有旋律上采用了中國傳統的民族音樂的元素，是否在演奏技巧上《梁祝》也有民族元素的融合？
何占豪：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除了曲子不同外，演奏的方式也不同。演奏方法的創造，因為俞麗拿是首演，大家都認為是她創造的，其實不是的。它的源頭是浙江越劇團的賀仁忠。當時我在浙江越劇團拉小提琴，越劇裏小提琴雖然音色很好聽，但是與越劇風格格格不入，所以很多人反對越劇裏拉小提琴。他說，小提琴能拉出越劇的風格，我來教你。他教我《二泉映月》，劃上劃下，所以我沒進音樂學院前，由他教我《二泉映月》特別的指法。我一到這裏後我們搞小提琴民族化，我拉這個，大家覺得拉得很特別。我們這些青年組成“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小組就把我這些特殊指法總結出來，加以歸納。上劃音，下劃音，來回劃音，這些都有，我們整理了一套東西。曲子寫完了，這一套東西也有了，再來選誰來拉。當時有三個學生，一個是俞麗拿，一個是沈榕，一個是沈西蒂，我們都是同班同學，他們拉得比較好，就由教研組來評定。沈西蒂後來臨時沒有來，當時實際上決定首演是俞麗拿和沈榕兩個。他們兩個的指法是我從浙江帶來，又是實驗小組集體研究後的勞動成果授給這兩個同學。所以演奏方法也是集體勞動的成果，而不是某一人。演奏方法的源頭是浙江越劇團的琴師，應該感謝他，這位琴師已經過世了。
何占豪依然英姿勃發。
網易娛樂：那樂曲《梁祝》實際上也是“封建傳統”的“才子佳人”的故事，曲子是否從一開始就為人們所接受？
何占豪：本身就是反封建的，老百姓很喜歡這樣的故事，頌揚自由戀愛，所謂封建主義的才子佳人那是四人幫搞出來歪曲的。58年大躍進的時候便沒了這種說法，隻說這是古典題材，提倡更多反映現代的題材。在轟轟烈烈的大躍進時隻是問題糾結在寫這類古典題材好不好，文化大革命是68年的事情，當時我們是58年，相差十幾年了，不能把兩者混淆，非一個時代。
網易娛樂：1959年《梁祝》在上海首演的時候，底下觀眾的反映如何？
何占豪：首演當時有兩個，下午是沈榕，晚上是俞麗拿，從技巧與風格上說俞麗拿與比較好，但沈榕音準也不錯，兩人都各有所長，因為下午半彩排的是沈榕，正式演出是俞麗拿，而錄製唱片隻有一次就找了俞麗拿，可能當時她形象比較好，她的特點是很激情，後來宣傳她比較多，而另外一個在香港也發展不錯。演奏結束時大家鴉雀無聲，因為看演出太投入了，間隔三四秒後突然一陣掌聲熱烈不斷。當年的指揮也是很重要的，沒宣傳也挺遺憾。我們知道觀眾很可能要我們這些作者謝幕，我在後麵走上前，陳鋼從下麵起來，謝幕後掌聲依然不斷，想要再來一遍，觀眾極為熱情，後麵又再來了一段。
網易娛樂：看到自己作品那麽受歡迎，當時心情如何？
何占豪：人家都這麽問我，其實我當時什麽心情都沒，隻覺得總算完成了任務。什麽很激動，我出名了，一點都沒有，自己好象是個小孩子，我不能忍受的壓力在身上很沉重，領導希望很大，自己又是很普通的學生，如果能完成任務謝天謝地。我說，總算完成了，再也別受這苦了，如釋重負，一身輕鬆，作曲再見，就下鄉勞動去了。
網易娛樂：還記得從什麽時候開始這首曲子廣為流傳？
何占豪：去北京開會時人家把曲子主題變跳舞曲了，又因為和前蘇聯友好，那些蘇聯小姑娘寫信過來，全國各地的信也如雪花一片擺滿了，都說喜歡。但是我要說當時的人寫信不象現在那樣崇拜啊粉絲啊。有人說，謝謝你，我原是個音盲，但我聽懂了我太高興了，你們寫得太好了我都哭了。當時老百姓也了解到音樂並不神秘，是由我們自己創造的，所以我收到的是這麽一種信，很感動，我們當時的目的就是讓老百姓聽懂，不是為了一舉成名，他們現在說聽懂了，我很欣慰。
網易娛樂：那您還記得當時收到多少封信嗎？
何占豪：這個說不清，反正擺滿了，鋼琴那邊掛起來的，一個個吊起來，挺多挺多的。
網易娛樂：當時文革時，《梁祝》有沒有受到左傾思想的影響呢？
何占豪：當然啦，四人幫批判，因為當時為了都市穩定，中央領導批了條文藝黑線，要達到它的成績，因為之前老幹部曾表揚過它是個好作品，要拉倒這些老幹部首先就得批判我們了。當時掛黑藤，我的名字下麵就接了個黑瓜，不過他們鬥我我很開心啊，我又沒有曆史問題也沒海外關係，無所謂的，他們把我轟到台上去說我是個什麽東西，我說我什麽都不是，大不了是個黑藤下的黑瓜。哄堂大笑，鬥不下去了。
何占豪與網易娛樂記者合照。
網易娛樂：《梁祝》蜚聲國際，許多優秀的小提琴演奏家對它的傳播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您能談談盛中國（演奏梁祝最多的人）和西崎崇子（日本演奏家，一直演梁祝）他們結緣《梁祝》的情況嗎？
何占豪：很多演奏家演奏過，作為作曲者我很感謝，我們是紙上談兵，他們是實際操作傳播到全世界。作為作者來說我應該感謝他們吧，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風格和功勞。西崎崇子作為外國人這麽熱情，這樣挺特別的。我們在香港時也去訪問過她，她丈夫很支持她。北方一個盛中國，南方一個俞麗拿，忠誠演奏《梁祝》，我們很感謝。
網易娛樂：當時創作這部曠世之作的時候，您還是一個大學生。如果用我們現在流行的話來說，可以叫做“大學生發明創業”。而作為大學生能夠寫出這樣的足以流傳後世的作品，不得不說是一個奇跡。可這樣的奇跡在《梁祝》之後就沒有再發生了，現在我們的音樂院校的學生也沒有說能夠在在校期間拿出什麽樣的作品，您覺得這是為什麽呢？或者說，您認為現在音樂院校的學生們和當年相比，缺少了什麽？
何占豪：恐怕並不是這個缺乏創意、素質的問題。我的看法是，現在學音樂的大學生瞧不起本民族的音樂，更多羨慕外國的技術。所以現在的作品沒有強烈的民族風格，我現在講的話人家聽了可能會反感，說我幹嗎老是責備他們。我不是的，我很真心誠意對他們說，民族東西不紮根，一輩子難以讓老百姓真心擁護你，你到了60，70歲便來不及了。對民族音樂從小的感受，為什麽學廣東話的人沒有土生土長的溜呢，民族音樂也是如此，從小要慢慢滲透，30、40歲趕快學還來得及，再下去來不及了。這是個誤區，他們總覺得民族樂學著容易，西洋樂很難。但真的要全心全意，從小學，認真去體會。希望現在的音樂學生，你們比我們年輕，知識比我們豐富，某些條件比我們好，可能智商也超出我們，你們一定青出於藍，我們希望你們超出我們，但現在你們的曲子老百姓不那麽熱情也是事實。所以我衷心地奉勸你們，眼睛向下，聽聽老百姓的呼聲，努力學習先輩們給我們努力創造的音樂，學外國的先進技術是為了提高自身的文化而非炫耀自己。如果這樣，你們將來肯定能創出比《梁祝》更受老百姓喜歡的作品。 (本文來源：網易娛樂專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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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生 輯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