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卑賤，愈愛國--也談愛國意識

即便你正卑微的活著，即便你的境遇如何不堪，即便你作為公民的權利曾被侵犯，你都有權利熱愛自己的國家。某些時候，這種“愛”是一種強製性存在，在諸如政府、教育機構、出版部門等等，它表現出的是“政治正確”的壓力；我們也很容易發現這樣一個事實--愈卑賤，愈愛國，越是底層的民眾，他們對於“國家”的宏大敘事越是著迷，很容易就會因為諸如大典，奧運金牌，功夫勝泰拳之類的事宜歡欣鼓舞。
　　
　　 “祖國昌盛了，我太自豪了”、“中國強大了，我們再也不要受欺負了”•••所以，我常常看到老家鄉村的村民、廣州城中村街頭巷尾的小市民，在觀摩，奧運會開幕式，國慶盛大慶典，神7上天之類的大事件，神采奕奕，唾沫飛濺，洋溢一種由表及裏的熱情。對此我很理解，試想，他們所積攢的熱情和能量，除了在諸如此類國家大慶典大盛會之時宣泄表達，還有多少其他參與公共生活的路徑呢？
　　
　　像國慶大閱兵、奧運會、神七上天等國家大項目，我們會遭遇到的一個詞，就是“舉國之力”，既然是“舉國之力”，就有一個合乎邏輯的前提，那就是這些項目的意義已經遠非金錢所能衡量，通常來說：這是國家崛起、大國複興的重要象征，是用來提升民族自信、凝聚國家認同的，同樣也是維係民眾對於政府合法性認可的重要手段。這套說辭能夠長期運行，乃至行之有效，乃是建立在“先驗國家觀”的邏輯基石上的。
　　
　　所謂“先驗國家觀”，就是國家作為一種先驗性的存在，國民的生產和生活都要附庸於這個先驗性的目的，當然，國家是個抽象的東西，需要代理人，像以前皇朝專製時期，代理人就是皇帝及朝廷，然後還需要一個終極性的東西“上天”賦予其權力，這就是所謂的“天命”。當然，現今中國，正在極力向現代社會轉型，這個轉型過程中，“先驗國家觀”的存在，依賴於一個基本邏輯，就是國家這個抽象的東西，其代理人黨和政府，賦予它權力的那個終極性的東西，換成了“人民”，注意，人民也隻是一個抽象的集合體，並非是一個個擁有選票的選民或者公民，因此，公民個體的根本權利困境就在於，當他麵臨國家的代理人（黨和政府）的時候，無條件的服從從了唯一的選擇，服從政府--服從國家--服從人民，就是這麽一個推導公式，這也是轉型中國，“國家主義”敘事依然可以壓倒個人權利的邏輯基礎。
　　
　　無可否認，漫長的皇權時代，還是改革之前的幾十年，中國賴以運行的基礎都是這種“先驗的國家觀”，民眾對於其的認同，是一種文化傳統長期浸淫的結果，幾已成為一種條件反射，尤其是近現代的曆史，因為中國羸弱，自鴉片戰爭以來，曾長期受侮辱侵略，於是，不作“亡國奴”，讓國家強盛，抵禦外辱，最終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成為國民最強音。國民篤信，隻有國家強大了，國家崛起了，才可能有個人的幸福，因此，無數先烈拋頭顱、灑熱血，為的就是那一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將這種國家主義敘事推上巔峰。
　　不過，我們既要認識到“先驗國家觀”的曆史合理性，又要認識到建國60年後，經過60年的發展，尤其是30年的改革開放，在經過全球化、市場經濟、互聯網狂飆突進洗禮後的中國，已經初具向現代社會現代國家轉型的國家經濟能力和民眾思想基礎，有能力完成向法治社會、公民社會、民主社會的轉型。
　　
　　所謂法治社會、公民社會、民主社會，實質就是“契約社會”，國家、政府，機構、組織和個人，依照契約，各有其行動邊界，該幹什麽，不該幹什麽，皆有邊界，大家遵循的是製度、法律和條例，日常生活中，皆按照既定程序走，程序正義為最高天條，目的正義僅僅存在於立法活動中，如此，作為“先驗性存在”的國家，將有一個逐漸邊際化的過程，無論是國家還是政府，都必須在憲法和法治框架下，在公民基本權利約束下，嚴格依照既定的製度、法律和條例，按照程序，在其許可邊界內活動，不再具備比公民超人一等的地位，於是，“先驗國家觀”就將逐漸演變成一種權利本位的契約國家觀。
　　
　　改革開放30年，中國的轉型卻仍在深海打轉，衷心祝願，它終將擺脫“先驗國家觀”的桎梏，走向權利本位的契約國家觀，而我認為，這種國家觀的轉型能否最終完成，也是中國是否能夠最終完成轉型，邁進現代社會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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咪嗚的土話是這樣講的：

因為腎虧，要有可以撐撐連腰都不算的軟肋的東西。

這在國外看得最清楚。用有文化的話講，叫弱國國民心態。

整個文學城網站，整個留學生中，整個所謂海外學人中，隨處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