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場歲月係列：腦海深處的饑餓記憶

      讀罷莫言的自傳體小說《吃相凶惡》，既沉湎於過去那個饑餓的年月很久不能平靜，又對莫言描述的那種由於饑餓所形成的凶惡吃相和過去的自己及農友如此相像而啞然失笑。在已逝去的生命曆程中，有來自軀體和精神的種種不同感受，其中有些感受是不好忍受的，特別是莫言所描述的饑餓感，的確不是一種好滋味，可能隻有經曆過饑荒年代的人才會有深刻的體會。
      上個世紀以前的中國人一直是吃不飽的。戰亂、瘟疫、饑荒等災難伴隨著祖輩們一路走來，不僅摧殘著肉體，而且還會隨時奪去生命。我們五十年代出生的許多人從小就有過吃不飽飯的經曆，那是個物質匱乏、沒有票證難以生存的年代，特別是三年災害時期，大城市的最低糧食配給雖然有保障，但多是些難以下咽的“洋秈米”，還要搭配山芋、六穀粉等雜糧，很少葷腥，肚裏沒油飯量就大，幾乎人人會挨餓，家家糧食不夠吃。記得早飯都是煮點胡蘿卜或者在照得見人影的粥湯裏和點“麵糊塗”墊饑。也許那個年代胡蘿卜吃得太多，哪怕現在的營養專家把胡蘿卜素吹的天花亂墜，我也不碰胡蘿卜。
      下放農場時，正是長身體的年齡，幹農活體力消耗大，一個月四十斤的飯票定量根本不夠，再去添加飯票，零花錢又沒有了，所以不敢放開吃，老是覺得餓，每個月的飯菜票一發下來，就先要敞開胃口大吃一頓。第一年的秋收過後，食堂用新打下的大米做飯，和吃慣的秈米飯相比，這新大米煮的飯油光閃亮，柔軟可口，沒有菜也能吃下半斤。無聊而又時常挨餓的農友們，趁著手中有糧開展了吃飯比賽，規則是每位參與者交二兩飯票，在規定的時間內吃下最多米飯的為勝利者，眾人上交的飯票就歸其所有。我知道自己絕無奪冠的可能，但本著遊戲精神和兄弟情誼，也積極的參與進去，最後的勝利者是一位綽號“吃不飽”的農友，在半小時內吃了三斤米飯。就在這次比賽中，我也創造了個人生命史上的記錄：一頓吃了一斤半米飯。有一年的端午節前，一起搭夥吃飯的一位農友的父親來農場探視，背來四十個粽子，想著讓兒子餓的時候能補充幾天，因為擔心其他農友收工回來後分食，他父親前腳剛走，我們似餓虎撲食，四個人以風卷殘雲般的速度把四十個粽子全部報銷，我胃口最小，吃了六個，最厲害的吃了十五個。現在想來不可思議，什麽配料都沒有的白米粽、赤豆粽也成了美味佳肴。
      在崇明農場最大的盼望就是返回上海休假，除了能躲避繁重的體力勞動之外，更是改善夥食，補充營養的最好時機。一九七六年的春節放假，我從開河工地上直接回家，和幾個農友穿著套鞋，裹著破爛的棉大衣擠上長途汽車，又在南門港坐雙體客輪到吳淞碼頭。由於早上隻喝了一碗稀飯，長途汽車又慢又擠，幾經周折後餓的兩眼發黑，上岸直接走進五十一路汽車終點站旁的點心店，我們一行五人，一人叫了一碗小餛飩，還買了三斤鍋貼，剛發了十幾元錢的年終獎，很是財大氣粗。我拿著票據排在煎鍋旁，輪到我時，一鍋鍋貼還有一半多。“要多少？”師傅問，“三斤！”我拉開了嗓子。這一回答立刻讓後麵排隊的市民炸了鍋，要知道鍋貼一次做一鍋，總共才有二斤，一般市民吃點心都是一兩、二兩買的，如此大手筆還是第一次見到，都給了我們，他們就還要等待很長時間。排在我後麵的一位中年人和我商量：“小師傅，這半鍋你們也不夠，我隻要二兩，是不是先給我？”“不行。”我斷然拒絕，我們正餓著呢。後麵還有一位姑娘走上來商量：“我隻要一兩。”站在一旁的農友厚著臉皮打起哈哈：“小姑娘，一兩就不要買了，和我們一起吃吧。”姑娘看見他滿臉胡茬、渾身泥漿的活鬼樣，嚇得花容失色，趕緊退回到隊伍裏。就這樣，在市民們鄙視的眼光下，饑腸轆轆的我們敞開肚子飽餐了一頓。
      改革開放後，農村分田到戶，極大地挖掘出農民種地產糧的積極性，中國的糧食問題才得到了根本性的解決，傳統節儉的國人終於擺脫了幾千年來對饑餓的恐慌。現在返滬看到的就是那些在馬路邊的行乞者，也沒有要飯吃的，他們隻要金錢，這說明他們的肚子不餓，想著討點錢回老家蓋樓房去。對乞丐來說，有幸生活在沒有饑餓的日子裏，真是莫大的幸福，對我來說，雖然挨餓的日子已過去了幾十年，但至今想來都覺心慌，那種在大田裏拄著鋤頭望食堂，企盼著早點收工的饑餓，今生今世都不可能忘記。盡管這些年不餓了，肚子裏有了油水，身體開始發福，我也不敢像莫言那樣吃起飯來依然是“奮不顧身、埋頭苦幹”，但記著過去的饑餓感，才會懂得珍惜現在美好的生活，因為這個世界上還有許多人連飯都不能吃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