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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27 04:08:56) 下一個
創 傷 難 愈
——從董樂山的骨灰談起

· 茉 莉 ·

1924年11月14日出生於浙江寧波,1999年1月16日病逝。
1999年3月的一天,董樂山的家人將他的骨灰帶離祖國。
他在這片土地上的使命已經結束。(互動百科)

深為人們愛戴的中國著名翻譯家和學者董樂山先生,臨死前留下一個令人震驚的遺言:骨灰不留在中國。董樂山的兒子董亦波在一篇題為《與命運抗爭》的序文中告知世人:“1999年3月的一天,董樂山的家人將他的骨灰帶離祖國。他在這片土地上的使命已經結束。”

在人們的印象中,董樂山先生是一位溫文爾雅、睿智深沉的人。如同普羅米修斯式的盜火者,他在翻譯西方學術著作及其寫作方麵成績卓越。但直到他去世之後,我們才從這樣一句遺言中,瞥見這位老右派心靈上的那一道從未愈合的流血傷痕。正如尼采哀歎的:“經曆帶來了太深的傷害,回憶是一道化膿的傷口。”

◎ “隻有同亡者一起食罌粟……”

創傷(trauma)一詞包括對人的情感、精神的一切損害。從心理學角度看,由於人類的脆弱性,自然或人為的災難可以給人的心靈帶來強烈而持久的影響。深重的心理創傷,是醫生和藥物也無法治愈的。

董樂山所經曆的“反右運動”以及後來的“文革”,是當代中國社會創傷最深、最持久的兩次災難,是中共對知識份子的兩次集體性的殘害運動。這種可怕事件給群體留下難以磨滅的傷痕。生性正直、心靈熱情敏感的學人董樂山,因為在整風中給共產黨提了意見,於1957年被打成右派,入獄、下鄉二十年,在勞動改造中左臂折斷。身患癌症即將辭世時,董樂山在《病中遙答方曉藍兄》一文中說:“即使人可以再活一遍,你肯放棄你的工作,與我交換受一輩子屈辱,坐一輩子冷板凳嗎?”

生前,董樂山很少向人訴說他的心靈痛苦。即使他的親哥哥董鼎山從美國歸來,想要了解弟弟所遭受的苦難,樂山也隻是稍微講了一些皮毛,“此後就封口”。然而,閉口不言正是創傷幸存者的問題所在,使之不能有效地獲得心理疏泄。就像憂鬱成疾的德國詩人荷爾德林:“有時這個天才變得很晦暗,沉浸在他心的苦井中。”

董樂山的憂鬱、焦慮症狀是再明顯也不過了。其兄董鼎山和其侄董森林都在他們的回憶中,談到董樂山的一些表現:“沉默寡言,唯恐萬一失言招來麻煩”。“好以有種有苦難言的神態,他的愁眉苦臉好似已經成型,笑顏難開。”即使到美國旅行探親,他也常常陷入憂思,對觀光毫無興趣。

遺憾的是,董樂山的親友都未能意識到,董樂山的抑鬱症不但需要心理專業和藥物的幫助,更需要親友的深切理解。我們相信,他的親友都曾經盡力理解他、安慰他。但是,對於董樂山這樣博學深沉的人,一般的理解是不夠的。如果人們對他沒有感同身受的深層理解,不能參與他的痛苦,他寧可獨自默默地把痛苦吞咽下去。

對於他人的苦難,深入其境的參與感是如此重要。但在董樂山去世十年之時,人們對他的理解仍然不夠。詩人裏爾克的這句詩,告訴我們應如何悲憫他人:

“隻有同亡者一起食罌粟
 食他們罌粟的人
 才不會使這最微弱的韻調
 再度遺失”

◎ 袒露一個桀驁不馴的真誠靈魂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董樂山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雖然他遭受過長期的磨難,但艱苦的歲月激勵他更深入地思考,更勤奮地翻譯有價值的西方名著,因此在平反後聲名遠揚。如其兄董鼎山所說:“他在文化界名氣如此響亮,很容易地替我在出版方麵打出道路來。”這簡直就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有了這樣的“後福 ”,董樂山還有什麽可抱怨的呢?

但是,董樂山不是那種功名心很強的人,他沒有淺薄到當局給他一點優待好處就買帳的地步。不少右派在平反之後,感謝“黨媽媽”挽救被錯打了的孩子,並以其遭受的苦難作為追逐名利的資本。在中國那種社會氛圍之下,即使在老右派中也不乏告密者。董樂山這樣清高脫俗的理想主義者,除了冷眼相向之外,他還能和誰去說呢?這就難怪董樂山要緘口不語了。

隻有在和侄兒董森林的一次談話中,樂山先生才偶然袒露心跡。這位侄兒回憶道:“一九九八年,三叔病重,我去京探視。……那天他精神尚好,對我說,二十世紀是黑暗、恐怖、殺人、專製的世紀。他一生追求社會公正、公平的理想已付之東流。”

值得注意的是,董樂山說上麵這段話的時間是1998年。如果說,像他這樣在八十年代平反的老右派,在當時還曾對共產黨的改革寄托過一點希望的話,到了“六四”鎮壓之後,他對那個政權已經徹底絕望。

一個桀驁不馴的真誠靈魂就這樣袒露出來。雖然本人功成名就,但董樂山從青年時代就跟隨的那個政黨,製造了巨大的社會罪惡。這位後來翻譯了《西方人文主義傳統》、《一九八四》、《奧威爾文集》、《蘇格拉底的審判》等著作的學者,已經浸濡於人文主義價值觀,深明極權主義之禍害。他需要清算他原來參與的那個政黨的罪惡,實現自己對社會公正的追求。

如果沒有一個徹底的清算,如果社會理想付之東流,覺得自己人生受騙的他,就隻能繼續沉入心靈的苦井。為此,董樂山留下遺言,讓孩子把自己的骨灰帶出中國,以讓靈魂獲得安寧。清人有詠梅詩雲:“老死空山人不見,也應強似洛陽花。”

◎ 民族集體心理創傷的典型

由此可知,董樂山的痛楚,不是個人之痛,而是整個中華民族之痛。正因為痛得這樣切膚,痛得這樣剜心,所以他才會因為董鼎山的一篇書評,厲聲把其兄大罵一頓,斥為“幫中共講話”。直到樂山逝世十年之後,董鼎山先生仍然為此事感到很委屈。筆者認為,個性耿直的樂山如此暴怒,看似不近情理,卻在情理之中。

還是他們共同的侄兒董森林比較公允:“要讓出身殷實家庭,畢業於教會大學,留美五十年的鼎山叔,真正了解今日中國的真實麵目,幾乎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事。”這一對至愛兄弟晚年隔膜甚至不和,其原因在於他們天淵之別的兩種經曆。要超越個人經曆的局限,去理解在極權社會裏受難並留下深刻烙印的人,這對董鼎山這位西方知識份子來說,是太困難了一點。

西方左派常用理性去同情他人的痛苦,但人是感情的動物,深深的傷害已經進入感情深處,這種創傷無法用理性去治愈。就如一些從納粹集中營出來的猶太人,包括一些優秀的作家、詩人,他們在獲得了自由之後,卻不得不選擇自殺。那些幸存下來的猶太人懷著一顆破碎的心,沒法再幸存下去。

幸存下來的董樂山,可視為民族集體心理創傷的一個典型個例。當代中國一次又一次的曆史厄運,政府侵犯人權的惡行導致無數人的創傷後遺症,卻沒有人去做集體反思,也沒有人去治療人心的創傷。由於治療創傷必須進行真實的災難回顧,而真實的回顧必然引起人們對中共統治合法性的質疑,所以當局隻給一些受迫害者表麵上的平反,卻繼續限製人們去做真實深入的回顧。

為安撫曆次政治運動的創傷後遺症患者,中共當局往往采取了物質補償的手法,例如,給在反右、文革和六四中被嚴重挫傷的知識份子以金錢地位的利誘。一般人往往認為,物質賠償可以彌補心理的傷害。這就大大低估了心理傷害的嚴重性,更回避了社會製度對人的心理傷害問題。

董樂山拒絕把骨灰留在中國這一決絕行為,給予我們心理學、社會政治學等各方麵的啟發和警醒。作為中國曆次政治運動的創傷後遺症患者中的一員,茉莉謹以此文,向已故的董樂山先生表達深摯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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