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玉書：作家寫作要舍得割愛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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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玉書：作家寫作要舍得割愛


1934年生於上海的張玉書，195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西語係德語專業。從事德語文學研究近半個世紀，是目前國內德語文學界屈指可數的元老級人物。

　　1982年當選為全國德語教學研究會副會長，1984年吸收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1988年起任歐華學會理事，1990年
起任德國圖賓根德國－東亞科學論壇理事，1999年當選為國際茨威格學會理事，2000年起任《文學之路》(德文版中國日爾曼學年刊)主編，2002年德國圖賓根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2007年起任《德語文學與文學批評》主編。

　　讀書報：8月份，四卷本《茨威格文集》由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並亮相上海書展，吸引了眾多媒體的關注。作為這套文集的翻譯者，您是怎樣結緣茨威格？

　　張玉書：我出生較晚，1949年前茨威格在中國翻譯介紹的情況，我一無所知。在以日丹諾夫、盧卡契為代表的國際極左路線的影響下，裏爾克、卡夫卡都成為頹廢作家，茨威格也不清不楚地受到冷遇，在馮至先生主編、我也參加編寫的《德國文學簡史》中便隻字不提茨威格。到了上世紀50年代末，看到《世界文學》上發表的紀琨先生翻譯的茨威格的著名中篇《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真是驚喜交加。這是我讀到的第一篇茨威格的小說。它使人耳目一新，給了我極大的藝術享受，我立刻跑到外文書店去買了莫斯科版的《茨威格小說集》，這是當時能夠買到的絕無僅有的一本原文的茨威格的著作。我如饑似渴地讀了這些名篇，還沒敢閃過翻譯它們的念頭。不久，神州大地便沉入嚴冬之中。

　　讀書報：茨威格何時開始進入中國大眾讀者視野並在社會上掀起“茨威格熱”的？

　　張玉書：十年噩夢過去，我國文壇又現春色，茨威格才乘著春風飄然而至。先是《象棋的故事》撥動了讀者的心弦，接著《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以它獨特的魅力使眾多讀者為之風靡。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茨威格小說選》成為風行一時的暢銷書，於是出現了茨威格熱。

　　上世紀80年代初，為了紀念茨威格100周年誕辰，國內四家出版社幾乎同時出版了茨威格惟一的一部長篇小說，浙江文藝出版社刊印的是我的譯本，書名譯作《愛與同情》，初版時便印七萬冊。這個譯本以後又分別以《心靈的焦灼》和《愛與同情》的書名再版多次。

　　讀書報：當時的中國文壇對早期的“茨威格熱”有著怎樣的反應？這股“茨威格熱”對您最大的影響是什麽？

　　張玉書：1987年我把我譯的《斯·茨威格小說集》送給老作家劉白羽先生。劉老讀後，讚不絕口，在《文藝報》上撰文，稱讚茨威格精湛的寫作藝術，稱其為當之無愧的世界文壇的大師。支撐茨威格作品宏偉大廈的另一柱石是人物傳記。“文革”開始後，我的一位啟蒙老師譚瑪麗先生偷偷地把茨威格寫的曆史人物傳記《約瑟夫·富謝》送給我，隻簡單說了一句：“好像是為我們寫的”。這位法國大革命時期見風使舵，投機革命，不斷變節，出賣戰友，背叛信仰，曆經動亂，始終位居要津的權術家、風派人物的事跡竟有這樣大的現實性，令人震驚。

　　我當時就萌生翻譯此書，以警世人的強烈衝動。可是這個願望一直未能付諸實現。1993年我從德國講學回來，發現讀者對茨威格的熱情有增無減，於是我翻譯了《約瑟夫·富謝———一個政治性人物的肖像》，讓廣大讀者看看80年前茨威格如何以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這個著名變色龍的故事為其政壇上的徒子徒孫勾畫臉譜。

　　讀書報：多年來持久的翻譯、研究茨威格，您從茨威格身上得到的最大體會是什麽？

　　張玉書：最大的體會就是作家寫作要舍得割愛，善於割愛。如果寫了1000頁，最後把800頁送進了字紙簍，隻有 200頁作為篩選後的精華留下，他也絕不抱怨。茨威格深深懂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他自己不喜歡拖遝冗長的文字，自然自己寫作也力求凝練簡潔。這是他成功的秘訣。據統計，全世界以各種語言出版最多作品的作家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不是莎士比亞，不是巴爾紮克，而是茨威格。

　　一些不成熟的作家總是“敝帚自珍”，把自己的心得體會一概視為“至理名言”，把泛泛的言辭，平庸的文字全都視為“得意之筆”，備加珍愛。正好和茨威格相反。茨威格說，“我覺得最愉快的寫作是刪繁去冗”。正是這種特點，使茨威格被評論家一致公認為“世界文壇最傑出的三大中短篇小說家之一。”

　　讀書報：您怎樣看待“茨威格熱”在中國的生命力？

　　張玉書：茨威格以對人的熱愛和尊重，刻畫人性的繁複變化，揭示人心的幽微曲折，顯示人的美和尊嚴。這將使一代代讀者為之風魔。他的讀者將隨著時間推移而增加，對此我深信不疑。

　　讀書報：能談談您年輕時代的求學經曆嗎？

　　張玉書：1953年，我來到未名湖畔。在北大學習四年。我對培養我的老師滿懷感激之情。是馮至先生和譚瑪麗先生給我們打好了基本功，是田德望先生和趙林克娣先生幫助我們提高。譚瑪麗先生出生在漢諾威，語音純正講究，我們細小的發音問題，她都認真指出。馮至先生教我們語法，一絲不苟，要求我們熟練掌握複雜的變格變位。老師們自己的嚴謹學風和對我們的嚴格要求決定了我們，使我們一生受用無窮。

　　讀書報：作為一名傑出的德語翻譯家，您翻譯過詩人海涅的重要著作，能談談這其中的故事嗎？

　　張玉書：大一時，我們掌握了基礎德語知識。當時沒有其他淺易的德語讀物，隻找到一本海涅的《詩歌集》。沒想到這樣偉大的詩人，寫下的詩句優美動人，卻凝練自然，平易近人。別的德語作家的作品，都過於複雜，難以看懂。因此，班上一半同學都成了“海涅翻譯家”，包括我自己在內。1987年，我在北大舉辦第一次國際海涅學術研討會，我在開幕式上說道：“沒有哪一位德國詩人，語言像海涅那樣平易近人，連初學者粗通語法就能看懂。”這是我們自己的切身體驗。

　　但是，當我在一年級時拿著自己翻譯的海涅的《抒情的插曲》，去請馮先生指正時，馮先生給我的評價卻是八個字：“流暢有餘，含蓄不足。”

　　讀書報：當時馮至先生給您潑的那盆冷水，沒有打擊到您翻譯海涅的信心嗎？

　　張玉書：馮先生這八個字分量很重，對我幫助很大。我一直把他的批評看成對我的忠告和教誨。我以此警示自己，要想翻譯名篇佳作，不僅要不斷學習德語，還要提高漢語。幾十年來，始終不忘學習古文和名家著作，力爭克服自己文風的鬆散平淡。

　　上世紀80年代，馮至先生讓我為《海涅文集》翻譯詩人的《詩歌集》。我當時已經年過半百，覺得年紀已大，不宜翻譯情詩。馮至先生便批評我：“你才多大？就敢說老。”我無言以對，隻好遵命。拿出30年前的舊稿一看，感到無地自容。老師的教誨使我發現當年的幼稚，暗自感激老師的忠告，我便老老實實地把海涅的情詩重譯一遍。

　　讀書報：聽說您還替朱光潛先生的《歌德談話錄》譯本“補缺”，又應李健吾先生之約，翻譯了“古典文學譯叢”中《席勒論美學》。無論是歌德、席勒、海涅，還是茨威格，他們當中誰是您的最愛？

　　張玉書：這幾位大師從不同的方麵給我力量，為我樹立榜樣。讀者反饋最多的，是茨威格。從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國讀者便開始為茨威格瘋狂。這說明人性永恒，不會泯滅。這是茨威格魅力所在。但是，我希望人們也能喜歡席勒、海涅。他們的理想主義，文章風骨鼓舞了一代代的讀者。席勒具有超人的毅力，過人的勤奮，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品德。他幾乎一直帶病工作，隻活了46歲，便英年早逝，給我們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和無限的惋惜崇敬。海涅既是詩人又是戰士，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還是警世者。他1848年臥病在床，達8年之久，躺在“褥墊墓穴”中還語重心長地警告世人要警惕那些以革命之名行欺世之實的政治騙子。他們的戲劇詩歌散文都給人以審美的愉悅和人性的升華。

　　讀書報：您退休後的生活是怎樣一種狀況？

　　張玉書：2004年我退休後，隻想在我有生之年能為中國日爾曼學和中德兩國文化交流盡我綿薄之力。早在2000 年，我和德國同行便創辦了德語版的日爾曼學年刊《文學之路》，這是用德語展示中國日爾曼學學者科研成果的學術年刊，在德國出版，如今已出8期。填補了空白。這幾年《文學之路》在國內外召開了四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包括2005年紀念席勒逝世200周年的國際研討會，其開幕式也是我主編並參加翻譯的《席勒文集》（六卷本）的首發式。今年我們又創辦了翻譯年刊《德語文學與文學批評》，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係統地向中國讀者介紹和評述德語文學中的名家佳作。這是德國弗裏茨·梯森基金會和我們共同建造的兩條從東往西，從西往東溝通中德兩國人民心靈的文學之路。

　　學無止境。直到現在，我依然在努力“提高德語”。學習德語半個世紀，還有許多問題。翻譯最大的困難，是理解原文。理解有誤，怎能正確翻譯？我非常推崇朱光潛先生的一句話：“沒有不能翻譯的東西，隻有沒有理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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