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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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的熱鬧與文化的傳說
作者：袁忠
原載：《粵海風》2010年第2期
伴隨全球化的浪潮和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文化日益成為海內外華人的普泛
話題。最近兩年因為探親訪學的原因，對新加坡有一定的浸濡體會，當然特別關
注占其國家人口近八成的華人，家裏也訂了一份《聯合早報》。《聯合早報》由
新加坡報業控股公司主辦，是新加坡主要華文綜合性日報，其信息及時豐富且真
實，確有不少真知灼見，沒有我國司空見慣的空話套話假話，在華人世界享有較
高聲譽。當然，作為“地球上的小紅點”的島國也有其特定曆史地理造成的不張
揚的個性，英文教育的背景造成的對中國文化的“不在場”的疏遠。
在今年2月7日的《聯合早報》上登了一篇由李慧玲撰寫的《我什麽懷念北京
和倫敦》，2月18日李瑋玲發表了一篇《文化：走我們自己的路》，兩文大約都
是兩千字，後者原載新加坡的英文報紙《海峽時報》，登在《聯合早報》上的是
譯文，後者明確是針對前者的，有點像掐架的意思，作為一個長期生活在中國大
陸的研究中華文化的學人，我讀了頗有感慨。這兩個人的中文名字很相近，李慧
玲是《聯合早報》的高級執行編輯，李瑋玲是新加坡國立腦神經醫學院院長，也
是李光耀的女兒。
為了較完整地體現兩者的思想，需要摘引一些主要的段落。《我什麽懷念北
京和倫敦》隻引用涉及到中國和北京的內容，略去了有關倫敦的內容：
到成都參加《華西都市報》邀請的媒體論壇，聽四川的媒體學者以及中國各
地多家都市報高層的經驗與觀點分享，離開的時候，我帶走的不僅僅是他們對中
國都市報未來方向的思考。我在飛機上拿著報攤上買到的幾本中國時事類雜誌，
想著這樣的交流，感覺振奮與充實。但是想到這是回家的路，振奮與充實竟是鋪
蓋在寂寞之上的。那份感覺，類似每次離開北京回家那樣，充滿而空蕩。
他們的媒體確實受到管製，但是因為文化的積澱渾厚，知識群體的基數龐大
而活躍，一旦製度上稍微開口，允許競爭，我看到的是他們怎麽在限製中體現思
考、創造，個人的品質怎麽在艱辛的環境中接受考驗。他們一黨專政，但是平心
而論，現在在報攤書店、在劇場裏，可以看到的書報雜誌、大戲小品是多元的，
就算是咖啡館、茶館、餐館，也各有其味。而這些生活，又不是與一般老百姓相
隔。我們在一個市場買菜，搭地鐵坐公交車走路，大家仍然看到一樣的風景。
我所懷念的城市並不完美，實際上也沒有力求完美的企圖。它們繁華的背後
是文化的深度。深度是積累，不是勾畫出來的。我不知道這些大城市在出發的時
候政府有沒有勾畫什麽願景。倫敦、紐約之成為國際大都會，是不是“大都會”
形成後才受到公認的？它們經過規劃的，應該是基礎設施，包括四通八達的交通
係統，它們有繁榮的經濟、金融活動。有時我也會想起唐代人才薈萃的長安，還
有袁老師教過的“盛唐氣象”，我們倒回去看時是已經成型的大都會，但是它怎
麽來到展現這樣的景觀呢？如果它們當時有政府強力的規劃與主導，大都會中重
要的元素——民間活力會怎麽被主導？
因此更多是著力於建造劇院、翻修舊建築，促銷品牌，在旅遊手冊裏裝飾自
己。這次的報告雖然還是在經濟戰略的框架下提出（注：指由新加坡政府成員組
成的經濟戰略委員會2月初公布的新加坡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七大戰略），但至少
它不再著眼於創意工業要能夠對經濟增長貢獻多少個百分點，而是把目光放在成
就一個活躍經濟的軟環境上，落實到“人”的身上。作為一份經濟戰略建議書，
用島國（注：指新加坡）一貫的思維，它沒有突破舊的框框，仍在訂立一些可以
衡量的指標，因此又喊出要吸引多少所世界級學院的目標等等。但是那些描繪的
願景中間，不能回避的是人與肉眼看不到的氛圍。低稅率、舒適而方便的環境能
夠吸引外資，進而吸引人才，但是要想要出國的人留下來學習，需要的不隻是校
園裏感受得到的學術自由，還有整體社會環境的思想與表達的自由，一份對知識
與文化的尊重。要讓人才留下來的方式，不隻是讓他們感覺離開很方便。
《我什麽懷念北京和倫敦》最後的結論是：“我在飛機上翻閱那些我熟悉的
雜誌，又拿出在成都做的筆記。傳播事業最直接與快速地反映出一個社會的思想
層次。可以無線上網，可以看有線電視，與我們的思想層次是兩回事。島國的本
領，在於有能力用新的技術，和其他的世界銜接，逃避自己的弱點。而這，其實
加深了我回家的寂寞。”
李瑋玲的《文化：走我們自己的路》開頭就說李慧玲的文章讓她感到好笑，
文章內容摘引如下：
我們明顯地有著不同的觀點。我今年55歲，是個平衡的雙語者——在文化上
接受華文教育，在專業訓練上接受英文教育。我到過很多地方，卻沒有在任何地
方感到一絲的文化自卑，包括我曾經同她們的領袖和知識分子見麵的英國和中國。
我最了解的海外國家是加拿大和美國，因為我是在那裏完成我的研究生課程。
除了一些例外，她們的報章的觀點是狹隘的。單以所覆蓋的範圍來說，《海峽時
報》比大多數美國報紙都更好。
過去10年，政府為藝術投入了更多的資源。然而，事實是大部分新加坡人不
把藝術當成優先考慮。讓李小姐感到困惑的，並不會對他們造成什麽困惑。
我們是務實的。大多數新加坡人會更注重一份好工作、高素質的醫療和教育，
還有幹淨和安全的生活環境。這些也是我們吸引來自中國、印度和亞洲其他地方
移民前來新加坡的原因。
說到“精英文化”，我同意北京和倫敦的水平高於新加坡。但這是不言而喻
的。這兩個國家的人口比我們更多，曆史也更悠久。新加坡是個年輕的移民社會。
作為一個多元種族社會，我們從來沒有使用一種共同語言來交談或書寫。即
使是現在，很多新加坡人用一種語言來書寫，卻用兩種語言來交談。在英國和中
國，她們分別隻使用一種語言已經有千百年的曆史。
新加坡自1960年代便得掙紮求存，直到90年代初才感到比較安全和有足夠的
資源投入藝術活動。我們現在有博物院、美術館，還有西洋和東方的管弦樂隊等。
然而，我們社會基建還是比不上中國和英國的主要城市。中國和英國分別用了數
千和數百年來發展她們目前擁有的文化資源。
不過，盡管有這些資源，今天主導全球的卻是美國文化，包括在中國和英國
——這支配地位大概還會持續幾十年。具影響力的主要是美國流行文化，但美國
人會不會因為同我們一樣是個年輕的國家，覺得自己在文化上比不上中國人和英
國人？
現在的印度人，喜歡的是寶來塢而不是古典和神聖的舞蹈。這會不會讓印度
較沒有文化？就像樂與怒和肥皂劇是美國的新文化一樣，我們可不可以把寶來塢
視為印度的新文化？
我不明白她的邏輯。在新加坡，她可以接觸到全世界的文化，包括中國和英
國。那為什麽說加深了回家的“寂寞”？
比不管是北京或者倫敦比我們擁有更優越的文化更重要的，是什麽讓我們把
根紮在新加坡。對我來說，家是我的情感聯係所在地、我的知交和核心家庭居住
的地方。我選擇新加坡為我的家，雖然我覺得政府對許多課題的處理並不十分明
智。我對其他社會並沒有那麽傾心，不論我的祖先是否來自那裏，因為新加坡是
我效忠的國家。
兩個星期後，韓詠梅在《聯合早報》上撰文《內在家園》，其中有為同事李
慧玲鳴不平的文字：“這篇文章引起李瑋玲醫生的批評，但在我看來，後者的文
章反而更加強了前者的論點：物質層次的富足並不表示精神層次也富足，所以我
們才需要談文化上走出自己的路。”
如果不是旁人牽強地用外在情緒化角度來看待，或者持中國人慣有的愛國與
否的價值判斷，這兩篇文章其實並沒有交集，並非“明顯地有著不同的觀點”，
構不成什麽對立，兩人有各自充足的理由，但亦各有闕失，甚至可以說是一種誤
判或者說是自說自話。同時，兩文所涉及的問題也不是能用物質和精神這一簡單
的二分法來作判斷的，這首先就要厘清文化範疇，再對中國文化進行一種事實判
斷。
文化的定義有很多種，英國人類學家泰勒的《原始文化》有著經典性的定義：
“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講，是複合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
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的人所習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習
慣。”後來還有廣義文化和狹義文化、顯形文化和隱形文化等等的說法。文化結
構可簡分為物質文化、製度文化、精神文化三個層麵。簡言之，瑋文透露出對新
加坡廣義的現世文化的熱愛與自信，慧文更多的是持一種 “文化的深度” 的超
越性思考，指向的是北京和倫敦的狹義的隱形的精神文化。
但問題就來了，對中國這個對象而言，慧文褒揚的精神性文化其實隻可能有
兩種，一是抽象的中國傳統文化，二是當下的中國人文精神。首先，中國的傳統
文化在當代中國多作為遺產而留存於世，與當代社會生活發生了斷層，更多是表
演性質的化石，縱使有“文化的深度”，那也隻是抽象的安慰劑，對現代文明社
會的建設並無實質的用處，如果有，那也是基於普世人性的偶合，不是傳統文化
的特質。其次，慧文所謂的當下以中國媒體代表的“思考、創造”精神文化，終
究是戴著腳銬跳舞不足為外（國）人道也。中國有這樣的說法：“憤怒出詩人，
憂患得華章”，“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一個媒體狂歡的國度，
絕不是好的狀態。混亂社會的問題肯定多，可言說之處一定也多，當社會進入公
平正義誠信的時代，還會有“周老虎”、“躲貓貓”、“拆遷自焚”嗎？還會有
“秋雨含淚“、“兆山羨鬼”等層出不窮的當代新成語嗎？沒有新聞才是最好的
新聞。慧文一方麵停留在“盛唐氣象”這種遠去的雲煙當中，另一方麵也無視，
或者說至少沒有切膚之痛地感受當前中國社會的現狀。故此，慧文所激賞的“中
國文化”要麽縹渺不實，要麽是痛外之快。
瑋文問“如果她是在北京工作、領取中國的薪水的新聞工作者，她還會選擇
在北京居住嗎？”這話有點犀利，中國有骨氣的有理想的人仍然很多，定居中國
包括北京的外國人也不少。但瑋文也一針見血地告訴我們，派住客居式的狀態不
會有切膚的體會，距離產生虛幻的美。被浪漫化的田園牧歌式中華文化在當代中
國人中並沒有多少人身體力行，相反，“被自殺”、“被增長”、“被代表”、
“被就業”已成社會常態，去年房價漲得那麽厲害，國家統計局還要說房價隻漲
了1.5%。慧文的方式與旅遊的中國人盛讚非洲部落的純樸生活沒什麽兩樣。在中
國似乎變成了不證自明公理式的貪腐自不用說，新聞現象的鬧騰讓人麻木，精神
的限製等估計慧小姐沒有體會。我曾在一省級報刊開設專欄，曾撰寫關於中國的
自主創新精神和環境問題，提到廣州熱衷於汽車業合資和大學城的建設，悉數被
刪，原因是領導不高興。也是，這些沒有風險的看得見的事實上也證明是有用的
政績怎麽能夠被你們屁民說三道四呢？
慧文對新加坡其實是有意義的，小罵大幫忙，對中國則沒有意義，不客氣地
說是一種捧殺，是遠觀下的快意，是其所謂的“遠望後的讚歎”。如果一直生活
在一種憋屈之中，從專製體製到貪汙腐敗盛行，從社會信仰的迷失到人際誠信的
匱乏，從學術欺騙到貧富分化，從治安的危險到環境的汙染，終日麵對這些的人
是根本不會有慧文這樣蜻蜓點水式好心情的。慧文其實並沒有否定新加坡文化，
恰恰相反，正因為新加坡有良好的物質文化和製度文化，包括法律、道德、習俗
等在內的精神文化也是讓世人稱道的，才會產生對中國所謂積澱渾厚的傳統文化
懷念不已，才會對特定鬱悶社會環境下激發出來的思維活躍狀態豔羨不已。從本
質上說，這隻是一種對自己祖國文化整體愜意後的對他國的閑情偶記，而中國現
階段這種看起來很美的文化激蕩現象如果不是一種曆史的必然，對中國人來說不
要也罷。如果製度不民主，財政不透明，社會不公正，縱有其他精美的建築或者
藝術愉悅也隻可能是一時的逃避和麻醉。這大概就是慧文是用“懷念”而不用
“向往”的原因吧。
在新加坡“可以接觸到全世界的文化，包括中國和英國。那為什麽說加深了
回家的‘寂寞’？”讓我這個外國人來回答：這種寂寞是外籍華人對自己血液裏
抽象的中華文化集體無意識的幽思，時不時寄托於中華文化發源地的中國，中國
不值得高興，新加坡也不需要不高興。某些新加坡人寄情於文化中國，或者說某
些海外華人暢神於中國這個符號，可以理解，但屬誤讀，這可以用九十年前顧頡
剛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原理來解釋，這個學說認為，“時代愈後，傳說
中的古史期愈長”，“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通俗地說就是，
傳統的古史是後人添油加醋造成的，並且時代越往後知道的曆史反而比前朝更多
更往前，時代越往後曆史人物的形象身份反而比前朝更複雜更駁雜，這裏借用這
個學說創造一個新詞即“域限地造成的中國文化”，空間上的距離也對海外華人
抽象地誤判中國文化造成了影響。
新加坡教育部長兼國防部第二部長黃永宏年初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說，新加坡
取得今日成就的基本元素包括廉潔的政府、重法則的社會、創新與變通及重視教
育等。從文化範疇的結構來看，這些分別對應著新加坡文化的製度層、行為層、
心理層和傳播層，加上發達經濟和宜居城市這一物質層，新加坡進入第一世界這
個文化係統功不可沒。
毫無疑問，瑋文的結語是十分正確的：新加坡文化“背後沒有5000年的曆史
是不重要的。我們必須勇於走出不同於殖民地主子或者祖先為我們設定，屬於我
們自己的路”。讓我們看到了新加坡人的現實自豪感和未來自信心。新加坡當然
不是完美無缺的，但她能夠讓國民活得幸福活得有尊嚴。就拿愛國主義來說，它
不能對下不對上，做當政者套利的幌子，所謂“愛國主義是流氓最後的避難所”。
新加坡今年春節在旅遊勝地聖淘沙開的賭場，規定新加坡公民進入需要交100元
門票，外國人則不需要，這是為了防止沒有多少經濟實力的國人濫賭，並且進門
的次序是公民，其次是永久居民，再次是外國人。中國有不少地下賭場的保護傘
就是警察。最簡單地說，文化就是一種生活方式，新加坡的國富民安就是一種美
好文化，優秀人才願意來定居就是最好的綜合指數，羅傑斯、李連傑、鞏俐等的
到來都為島國文化作了某種詮釋。“我的祖上很闊”還有意思嗎？
是的，新加坡的藝術沒有大氣，新加坡式英語讓人頭疼，但沒有一種文化是
完美的，是選擇沒有普世價值的文化自慰，還是選擇生活充實的幸福感覺，是選
擇在物質充裕、政治清廉、公平公正的國家，還是選擇貧富懸殊的國家，答案不
言而喻。李瑋玲講得對：“我們在1965年時人口隻有200萬，主要是目不識丁的
中國農民的後裔，和來自印度和印尼群島的勞工。我們在獨立不到50年的時間內，
可以培養多少在藝術上有天分的人才？”
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這個結論很膚淺。中國的軟實力很是不堪，核心價值
觀、生產力、創新意識、品牌建設、國民素質等等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經
濟總量不小，但人均GDP居於世界100位以後，按聯合國“一天收入低於1美元”
的貧困標準，中國還有約1.5億貧困人口。可持續發展能力很差，光鮮的數據不
能代替個體國民的生活質量。中國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沒有西方那麽大的損失與中
國金融的國際化程度不高有很大關係。二十多年前，劉曉波與李澤厚有過美學的
爭論，現在一個變成了罪犯，一個遠走美國。李澤厚說目前中國是封建資本主義，
我看不準確，應該是資本封建主義，資本是現象，封建是本質。著名華人學者餘
英時獲得有諾貝爾人文學術獎之稱的“克魯格終生成就獎”，據報道，典禮後有
人問餘英時，隨著中國崛起，很多人認為時間站在中國這一邊，他如何看待。餘
英時回答說，他從來不這樣想問題，因為許多事情都在發展中，“光是暴發戶，
發了財，其他文化、一切都沒有，恐怕隻有更糟糕，不一定是好事”。他表示，
他在文化上是中國人，後來入了美國籍，“兩個文化都有，我可以不偏向哪一種
民族情緒，民族情緒應該避免”。他說，不要一下子就把民族情緒提上去，好像
下一個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沒那麽簡單”。
世界都在說趕搭中國經濟快車，請注意，是“搭車”，當到站了，他們會紛
紛下車，誰管你的車駛向何方甚至撞車呢？自娛自樂的意淫式的中國文化到底能
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世界呢？不是以國家名義在世界上做個中國造的廣告那麽簡單，
而是要靠要讓人家信任你的自由民主平等自信的精神狀態，要靠有活力的有內涵
的品牌和產品，傳統文化隻是水漲才船高的附屬品，不能做主菜。蒙古族的鐵騎
橫掃亞歐大陸，結果呢，還是沒有站住腳，沒有符合現實社會根基的製度與文化，
沒有對國民大眾利益的考量，一時之勇、誘哄之計會隨風而逝，這個世界沒有傻
瓜。
春晚上宋氏的載歌載舞和趙家班的忽悠係列，典型地對應著中國人的麻醉心
理和扭曲心態。中國要變成真正的強國，政治改革是不二法門，它是決定中國文
化走向的基石。就算大有大的難處，就算成龍所說的中國人需要管沒有錯，但管
理團隊起碼應該清廉，否則所有的改革都難以深入下去。其實新加坡是中國學習
的好榜樣，帶領以華人為主的新加坡走向成功的人民行動黨值得中國執政黨借鑒，
李光耀的人格是中國政治人物學習的榜樣，不要說美國的競選人連八輩祖宗都給
你弄得一清二楚，李光耀也是如此，至少我知道他沒有一點貪汙。作為一個外國
人，我還清楚地知道，李瑋玲是他的女兒，今年55歲，還是獨身。她的工作單位
我也很清楚，我可以與她筆談。當然對這些新加坡人早都知道，也很容易查到。
中國領導人的家人都神秘兮兮的，不清不楚就容易不明不白。
據說李光耀家族沒有任何醜聞，我是相信的。我在新加坡居住的小區緊挨他
的妹妹家，是紅色的洋樓，從陽台望去，也就二三十米的距離，但平時毫無顯赫
喧鬧的架式，不是聽人說起還真不知道這是新加坡國父的妹妹的居所。說李光耀
專製獨裁也不是沒有根據，但為什麽民眾信服他？李光耀說錢財對我來說不重要，
是的，一個官員如果權名利色一個都不能少，那如何執好政呢？中國的政治文化
改革要說也非常簡單，比如，中國官員的家庭財產要公開的製度很難執行，但我
想從中央領導開始公示那就不難，在善良的中國民眾那裏，在各級官員那裏，這
比任何法律、文件都要管用。
美好的當代生活需要創新精神和務實作風，中國文化如果是我們全球華人社
會的帶頭大哥的話，她更多的隻是某種特定曆史階段的生活習俗和一種精神寄托，
還是借用流行的網絡語言吧：“不要迷戀哥，哥隻是個傳說！哥早已不在江湖，
江湖上卻流傳著哥的傳說……
(20100514)
◇◇()(xys4.dxiong.com)(www.xinyusi.info)(xys2.dropin.org)◇◇
新聞的熱鬧與文化的傳說
作者：袁忠
原載：《粵海風》2010年第2期
伴隨全球化的浪潮和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文化日益成為海內外華人的普泛
話題。最近兩年因為探親訪學的原因，對新加坡有一定的浸濡體會，當然特別關
注占其國家人口近八成的華人，家裏也訂了一份《聯合早報》。《聯合早報》由
新加坡報業控股公司主辦，是新加坡主要華文綜合性日報，其信息及時豐富且真
實，確有不少真知灼見，沒有我國司空見慣的空話套話假話，在華人世界享有較
高聲譽。當然，作為“地球上的小紅點”的島國也有其特定曆史地理造成的不張
揚的個性，英文教育的背景造成的對中國文化的“不在場”的疏遠。
在今年2月7日的《聯合早報》上登了一篇由李慧玲撰寫的《我什麽懷念北京
和倫敦》，2月18日李瑋玲發表了一篇《文化：走我們自己的路》，兩文大約都
是兩千字，後者原載新加坡的英文報紙《海峽時報》，登在《聯合早報》上的是
譯文，後者明確是針對前者的，有點像掐架的意思，作為一個長期生活在中國大
陸的研究中華文化的學人，我讀了頗有感慨。這兩個人的中文名字很相近，李慧
玲是《聯合早報》的高級執行編輯，李瑋玲是新加坡國立腦神經醫學院院長，也
是李光耀的女兒。
為了較完整地體現兩者的思想，需要摘引一些主要的段落。《我什麽懷念北
京和倫敦》隻引用涉及到中國和北京的內容，略去了有關倫敦的內容：
到成都參加《華西都市報》邀請的媒體論壇，聽四川的媒體學者以及中國各
地多家都市報高層的經驗與觀點分享，離開的時候，我帶走的不僅僅是他們對中
國都市報未來方向的思考。我在飛機上拿著報攤上買到的幾本中國時事類雜誌，
想著這樣的交流，感覺振奮與充實。但是想到這是回家的路，振奮與充實竟是鋪
蓋在寂寞之上的。那份感覺，類似每次離開北京回家那樣，充滿而空蕩。
他們的媒體確實受到管製，但是因為文化的積澱渾厚，知識群體的基數龐大
而活躍，一旦製度上稍微開口，允許競爭，我看到的是他們怎麽在限製中體現思
考、創造，個人的品質怎麽在艱辛的環境中接受考驗。他們一黨專政，但是平心
而論，現在在報攤書店、在劇場裏，可以看到的書報雜誌、大戲小品是多元的，
就算是咖啡館、茶館、餐館，也各有其味。而這些生活，又不是與一般老百姓相
隔。我們在一個市場買菜，搭地鐵坐公交車走路，大家仍然看到一樣的風景。
我所懷念的城市並不完美，實際上也沒有力求完美的企圖。它們繁華的背後
是文化的深度。深度是積累，不是勾畫出來的。我不知道這些大城市在出發的時
候政府有沒有勾畫什麽願景。倫敦、紐約之成為國際大都會，是不是“大都會”
形成後才受到公認的？它們經過規劃的，應該是基礎設施，包括四通八達的交通
係統，它們有繁榮的經濟、金融活動。有時我也會想起唐代人才薈萃的長安，還
有袁老師教過的“盛唐氣象”，我們倒回去看時是已經成型的大都會，但是它怎
麽來到展現這樣的景觀呢？如果它們當時有政府強力的規劃與主導，大都會中重
要的元素——民間活力會怎麽被主導？
因此更多是著力於建造劇院、翻修舊建築，促銷品牌，在旅遊手冊裏裝飾自
己。這次的報告雖然還是在經濟戰略的框架下提出（注：指由新加坡政府成員組
成的經濟戰略委員會2月初公布的新加坡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七大戰略），但至少
它不再著眼於創意工業要能夠對經濟增長貢獻多少個百分點，而是把目光放在成
就一個活躍經濟的軟環境上，落實到“人”的身上。作為一份經濟戰略建議書，
用島國（注：指新加坡）一貫的思維，它沒有突破舊的框框，仍在訂立一些可以
衡量的指標，因此又喊出要吸引多少所世界級學院的目標等等。但是那些描繪的
願景中間，不能回避的是人與肉眼看不到的氛圍。低稅率、舒適而方便的環境能
夠吸引外資，進而吸引人才，但是要想要出國的人留下來學習，需要的不隻是校
園裏感受得到的學術自由，還有整體社會環境的思想與表達的自由，一份對知識
與文化的尊重。要讓人才留下來的方式，不隻是讓他們感覺離開很方便。
《我什麽懷念北京和倫敦》最後的結論是：“我在飛機上翻閱那些我熟悉的
雜誌，又拿出在成都做的筆記。傳播事業最直接與快速地反映出一個社會的思想
層次。可以無線上網，可以看有線電視，與我們的思想層次是兩回事。島國的本
領，在於有能力用新的技術，和其他的世界銜接，逃避自己的弱點。而這，其實
加深了我回家的寂寞。”
李瑋玲的《文化：走我們自己的路》開頭就說李慧玲的文章讓她感到好笑，
文章內容摘引如下：
我們明顯地有著不同的觀點。我今年55歲，是個平衡的雙語者——在文化上
接受華文教育，在專業訓練上接受英文教育。我到過很多地方，卻沒有在任何地
方感到一絲的文化自卑，包括我曾經同她們的領袖和知識分子見麵的英國和中國。
我最了解的海外國家是加拿大和美國，因為我是在那裏完成我的研究生課程。
除了一些例外，她們的報章的觀點是狹隘的。單以所覆蓋的範圍來說，《海峽時
報》比大多數美國報紙都更好。
過去10年，政府為藝術投入了更多的資源。然而，事實是大部分新加坡人不
把藝術當成優先考慮。讓李小姐感到困惑的，並不會對他們造成什麽困惑。
我們是務實的。大多數新加坡人會更注重一份好工作、高素質的醫療和教育，
還有幹淨和安全的生活環境。這些也是我們吸引來自中國、印度和亞洲其他地方
移民前來新加坡的原因。
說到“精英文化”，我同意北京和倫敦的水平高於新加坡。但這是不言而喻
的。這兩個國家的人口比我們更多，曆史也更悠久。新加坡是個年輕的移民社會。
作為一個多元種族社會，我們從來沒有使用一種共同語言來交談或書寫。即
使是現在，很多新加坡人用一種語言來書寫，卻用兩種語言來交談。在英國和中
國，她們分別隻使用一種語言已經有千百年的曆史。
新加坡自1960年代便得掙紮求存，直到90年代初才感到比較安全和有足夠的
資源投入藝術活動。我們現在有博物院、美術館，還有西洋和東方的管弦樂隊等。
然而，我們社會基建還是比不上中國和英國的主要城市。中國和英國分別用了數
千和數百年來發展她們目前擁有的文化資源。
不過，盡管有這些資源，今天主導全球的卻是美國文化，包括在中國和英國
——這支配地位大概還會持續幾十年。具影響力的主要是美國流行文化，但美國
人會不會因為同我們一樣是個年輕的國家，覺得自己在文化上比不上中國人和英
國人？
現在的印度人，喜歡的是寶來塢而不是古典和神聖的舞蹈。這會不會讓印度
較沒有文化？就像樂與怒和肥皂劇是美國的新文化一樣，我們可不可以把寶來塢
視為印度的新文化？
我不明白她的邏輯。在新加坡，她可以接觸到全世界的文化，包括中國和英
國。那為什麽說加深了回家的“寂寞”？
比不管是北京或者倫敦比我們擁有更優越的文化更重要的，是什麽讓我們把
根紮在新加坡。對我來說，家是我的情感聯係所在地、我的知交和核心家庭居住
的地方。我選擇新加坡為我的家，雖然我覺得政府對許多課題的處理並不十分明
智。我對其他社會並沒有那麽傾心，不論我的祖先是否來自那裏，因為新加坡是
我效忠的國家。
兩個星期後，韓詠梅在《聯合早報》上撰文《內在家園》，其中有為同事李
慧玲鳴不平的文字：“這篇文章引起李瑋玲醫生的批評，但在我看來，後者的文
章反而更加強了前者的論點：物質層次的富足並不表示精神層次也富足，所以我
們才需要談文化上走出自己的路。”
如果不是旁人牽強地用外在情緒化角度來看待，或者持中國人慣有的愛國與
否的價值判斷，這兩篇文章其實並沒有交集，並非“明顯地有著不同的觀點”，
構不成什麽對立，兩人有各自充足的理由，但亦各有闕失，甚至可以說是一種誤
判或者說是自說自話。同時，兩文所涉及的問題也不是能用物質和精神這一簡單
的二分法來作判斷的，這首先就要厘清文化範疇，再對中國文化進行一種事實判
斷。
文化的定義有很多種，英國人類學家泰勒的《原始文化》有著經典性的定義：
“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講，是複合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
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的人所習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習
慣。”後來還有廣義文化和狹義文化、顯形文化和隱形文化等等的說法。文化結
構可簡分為物質文化、製度文化、精神文化三個層麵。簡言之，瑋文透露出對新
加坡廣義的現世文化的熱愛與自信，慧文更多的是持一種 “文化的深度” 的超
越性思考，指向的是北京和倫敦的狹義的隱形的精神文化。
但問題就來了，對中國這個對象而言，慧文褒揚的精神性文化其實隻可能有
兩種，一是抽象的中國傳統文化，二是當下的中國人文精神。首先，中國的傳統
文化在當代中國多作為遺產而留存於世，與當代社會生活發生了斷層，更多是表
演性質的化石，縱使有“文化的深度”，那也隻是抽象的安慰劑，對現代文明社
會的建設並無實質的用處，如果有，那也是基於普世人性的偶合，不是傳統文化
的特質。其次，慧文所謂的當下以中國媒體代表的“思考、創造”精神文化，終
究是戴著腳銬跳舞不足為外（國）人道也。中國有這樣的說法：“憤怒出詩人，
憂患得華章”，“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一個媒體狂歡的國度，
絕不是好的狀態。混亂社會的問題肯定多，可言說之處一定也多，當社會進入公
平正義誠信的時代，還會有“周老虎”、“躲貓貓”、“拆遷自焚”嗎？還會有
“秋雨含淚“、“兆山羨鬼”等層出不窮的當代新成語嗎？沒有新聞才是最好的
新聞。慧文一方麵停留在“盛唐氣象”這種遠去的雲煙當中，另一方麵也無視，
或者說至少沒有切膚之痛地感受當前中國社會的現狀。故此，慧文所激賞的“中
國文化”要麽縹渺不實，要麽是痛外之快。
瑋文問“如果她是在北京工作、領取中國的薪水的新聞工作者，她還會選擇
在北京居住嗎？”這話有點犀利，中國有骨氣的有理想的人仍然很多，定居中國
包括北京的外國人也不少。但瑋文也一針見血地告訴我們，派住客居式的狀態不
會有切膚的體會，距離產生虛幻的美。被浪漫化的田園牧歌式中華文化在當代中
國人中並沒有多少人身體力行，相反，“被自殺”、“被增長”、“被代表”、
“被就業”已成社會常態，去年房價漲得那麽厲害，國家統計局還要說房價隻漲
了1.5%。慧文的方式與旅遊的中國人盛讚非洲部落的純樸生活沒什麽兩樣。在中
國似乎變成了不證自明公理式的貪腐自不用說，新聞現象的鬧騰讓人麻木，精神
的限製等估計慧小姐沒有體會。我曾在一省級報刊開設專欄，曾撰寫關於中國的
自主創新精神和環境問題，提到廣州熱衷於汽車業合資和大學城的建設，悉數被
刪，原因是領導不高興。也是，這些沒有風險的看得見的事實上也證明是有用的
政績怎麽能夠被你們屁民說三道四呢？
慧文對新加坡其實是有意義的，小罵大幫忙，對中國則沒有意義，不客氣地
說是一種捧殺，是遠觀下的快意，是其所謂的“遠望後的讚歎”。如果一直生活
在一種憋屈之中，從專製體製到貪汙腐敗盛行，從社會信仰的迷失到人際誠信的
匱乏，從學術欺騙到貧富分化，從治安的危險到環境的汙染，終日麵對這些的人
是根本不會有慧文這樣蜻蜓點水式好心情的。慧文其實並沒有否定新加坡文化，
恰恰相反，正因為新加坡有良好的物質文化和製度文化，包括法律、道德、習俗
等在內的精神文化也是讓世人稱道的，才會產生對中國所謂積澱渾厚的傳統文化
懷念不已，才會對特定鬱悶社會環境下激發出來的思維活躍狀態豔羨不已。從本
質上說，這隻是一種對自己祖國文化整體愜意後的對他國的閑情偶記，而中國現
階段這種看起來很美的文化激蕩現象如果不是一種曆史的必然，對中國人來說不
要也罷。如果製度不民主，財政不透明，社會不公正，縱有其他精美的建築或者
藝術愉悅也隻可能是一時的逃避和麻醉。這大概就是慧文是用“懷念”而不用
“向往”的原因吧。
在新加坡“可以接觸到全世界的文化，包括中國和英國。那為什麽說加深了
回家的‘寂寞’？”讓我這個外國人來回答：這種寂寞是外籍華人對自己血液裏
抽象的中華文化集體無意識的幽思，時不時寄托於中華文化發源地的中國，中國
不值得高興，新加坡也不需要不高興。某些新加坡人寄情於文化中國，或者說某
些海外華人暢神於中國這個符號，可以理解，但屬誤讀，這可以用九十年前顧頡
剛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原理來解釋，這個學說認為，“時代愈後，傳說
中的古史期愈長”，“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通俗地說就是，
傳統的古史是後人添油加醋造成的，並且時代越往後知道的曆史反而比前朝更多
更往前，時代越往後曆史人物的形象身份反而比前朝更複雜更駁雜，這裏借用這
個學說創造一個新詞即“域限地造成的中國文化”，空間上的距離也對海外華人
抽象地誤判中國文化造成了影響。
新加坡教育部長兼國防部第二部長黃永宏年初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說，新加坡
取得今日成就的基本元素包括廉潔的政府、重法則的社會、創新與變通及重視教
育等。從文化範疇的結構來看，這些分別對應著新加坡文化的製度層、行為層、
心理層和傳播層，加上發達經濟和宜居城市這一物質層，新加坡進入第一世界這
個文化係統功不可沒。
毫無疑問，瑋文的結語是十分正確的：新加坡文化“背後沒有5000年的曆史
是不重要的。我們必須勇於走出不同於殖民地主子或者祖先為我們設定，屬於我
們自己的路”。讓我們看到了新加坡人的現實自豪感和未來自信心。新加坡當然
不是完美無缺的，但她能夠讓國民活得幸福活得有尊嚴。就拿愛國主義來說，它
不能對下不對上，做當政者套利的幌子，所謂“愛國主義是流氓最後的避難所”。
新加坡今年春節在旅遊勝地聖淘沙開的賭場，規定新加坡公民進入需要交100元
門票，外國人則不需要，這是為了防止沒有多少經濟實力的國人濫賭，並且進門
的次序是公民，其次是永久居民，再次是外國人。中國有不少地下賭場的保護傘
就是警察。最簡單地說，文化就是一種生活方式，新加坡的國富民安就是一種美
好文化，優秀人才願意來定居就是最好的綜合指數，羅傑斯、李連傑、鞏俐等的
到來都為島國文化作了某種詮釋。“我的祖上很闊”還有意思嗎？
是的，新加坡的藝術沒有大氣，新加坡式英語讓人頭疼，但沒有一種文化是
完美的，是選擇沒有普世價值的文化自慰，還是選擇生活充實的幸福感覺，是選
擇在物質充裕、政治清廉、公平公正的國家，還是選擇貧富懸殊的國家，答案不
言而喻。李瑋玲講得對：“我們在1965年時人口隻有200萬，主要是目不識丁的
中國農民的後裔，和來自印度和印尼群島的勞工。我們在獨立不到50年的時間內，
可以培養多少在藝術上有天分的人才？”
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這個結論很膚淺。中國的軟實力很是不堪，核心價值
觀、生產力、創新意識、品牌建設、國民素質等等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經
濟總量不小，但人均GDP居於世界100位以後，按聯合國“一天收入低於1美元”
的貧困標準，中國還有約1.5億貧困人口。可持續發展能力很差，光鮮的數據不
能代替個體國民的生活質量。中國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沒有西方那麽大的損失與中
國金融的國際化程度不高有很大關係。二十多年前，劉曉波與李澤厚有過美學的
爭論，現在一個變成了罪犯，一個遠走美國。李澤厚說目前中國是封建資本主義，
我看不準確，應該是資本封建主義，資本是現象，封建是本質。著名華人學者餘
英時獲得有諾貝爾人文學術獎之稱的“克魯格終生成就獎”，據報道，典禮後有
人問餘英時，隨著中國崛起，很多人認為時間站在中國這一邊，他如何看待。餘
英時回答說，他從來不這樣想問題，因為許多事情都在發展中，“光是暴發戶，
發了財，其他文化、一切都沒有，恐怕隻有更糟糕，不一定是好事”。他表示，
他在文化上是中國人，後來入了美國籍，“兩個文化都有，我可以不偏向哪一種
民族情緒，民族情緒應該避免”。他說，不要一下子就把民族情緒提上去，好像
下一個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沒那麽簡單”。
世界都在說趕搭中國經濟快車，請注意，是“搭車”，當到站了，他們會紛
紛下車，誰管你的車駛向何方甚至撞車呢？自娛自樂的意淫式的中國文化到底能
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世界呢？不是以國家名義在世界上做個中國造的廣告那麽簡單，
而是要靠要讓人家信任你的自由民主平等自信的精神狀態，要靠有活力的有內涵
的品牌和產品，傳統文化隻是水漲才船高的附屬品，不能做主菜。蒙古族的鐵騎
橫掃亞歐大陸，結果呢，還是沒有站住腳，沒有符合現實社會根基的製度與文化，
沒有對國民大眾利益的考量，一時之勇、誘哄之計會隨風而逝，這個世界沒有傻
瓜。
春晚上宋氏的載歌載舞和趙家班的忽悠係列，典型地對應著中國人的麻醉心
理和扭曲心態。中國要變成真正的強國，政治改革是不二法門，它是決定中國文
化走向的基石。就算大有大的難處，就算成龍所說的中國人需要管沒有錯，但管
理團隊起碼應該清廉，否則所有的改革都難以深入下去。其實新加坡是中國學習
的好榜樣，帶領以華人為主的新加坡走向成功的人民行動黨值得中國執政黨借鑒，
李光耀的人格是中國政治人物學習的榜樣，不要說美國的競選人連八輩祖宗都給
你弄得一清二楚，李光耀也是如此，至少我知道他沒有一點貪汙。作為一個外國
人，我還清楚地知道，李瑋玲是他的女兒，今年55歲，還是獨身。她的工作單位
我也很清楚，我可以與她筆談。當然對這些新加坡人早都知道，也很容易查到。
中國領導人的家人都神秘兮兮的，不清不楚就容易不明不白。
據說李光耀家族沒有任何醜聞，我是相信的。我在新加坡居住的小區緊挨他
的妹妹家，是紅色的洋樓，從陽台望去，也就二三十米的距離，但平時毫無顯赫
喧鬧的架式，不是聽人說起還真不知道這是新加坡國父的妹妹的居所。說李光耀
專製獨裁也不是沒有根據，但為什麽民眾信服他？李光耀說錢財對我來說不重要，
是的，一個官員如果權名利色一個都不能少，那如何執好政呢？中國的政治文化
改革要說也非常簡單，比如，中國官員的家庭財產要公開的製度很難執行，但我
想從中央領導開始公示那就不難，在善良的中國民眾那裏，在各級官員那裏，這
比任何法律、文件都要管用。
美好的當代生活需要創新精神和務實作風，中國文化如果是我們全球華人社
會的帶頭大哥的話，她更多的隻是某種特定曆史階段的生活習俗和一種精神寄托，
還是借用流行的網絡語言吧：“不要迷戀哥，哥隻是個傳說！哥早已不在江湖，
江湖上卻流傳著哥的傳說……
(201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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