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奔天堂入地下
（四）
蔡錚
（《即將分崩離析的美國》導章）
冷先生妻子2016 年來美，他們可申請兩居室的福利房。申請到福利房就上岸了，日子會過得去。可領食品券，一家人吃飽沒問題。小病可以挺一挺，病重了就到醫院急救，付不了賬醫院也隻得找政府要。這點美國還不錯：病人有生命危險醫院得先救，完了再談錢；病人有錢有醫保病人自己或保險出，沒有就政府出。但這幾年紐約市政府一直手頭緊。冷先生到死都沒住進福利房，當是紐約的福利房沒有了；沒有了就隻有等，等到住福利房的人死了或政府有錢能提供更多的福利房。冷先生不走運，沒等到。紐約貧困戶比較多，從2010年到2015年貧困戶都在20%以上，2016年開始下降，到2019年仍有 16%的人處於貧困線以下，而2019年全美貧困人口隻有10.5%。美國的貧困戶城市居多，而中國的貧困戶大多在農村。一個國家的發展狀態應以最底層的人的生活水平來衡量。國家經濟發展了，如果收入隻增加到社會頂層的人頭上，增長沒有意義。而美國過去二十年來，收人增加向頂層傾斜（表9.3）；其實這一傾斜持續了五十年，從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即開始。美國底層百分之二十家庭的收人占全民收人之比從2000年的3.6%降到了2020年的3%，收入占比20年間減少20%。這必使底層家庭的生活更加困窘。過去25年中國持續快速上浮，冷先生卻來到了上浮幅度很小的美國，又進入了資源分配越來越少的美國社會底層。如果冷先生來美時年輕，像許多留學生那樣，有在美國有市場的知識、技術，他會很快進入美國社會的前30%收入階層。但他來時年歲不小，他的書畫才能在美國沒有市場，更不幸的是他來到美國窮人聚居的紐約。不是紐約市政府不願管他們，是管不過來。後來聽說有人對冷先生的那個房東提起訴訟，因為在美國你要出租房子，得先申請，得有人來檢查房子，房子通過檢查才行；你還要買保險，出事了保險公司賠。可是官有官法，民有私約，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出租個破房子，辦那麽多手續，租金上去了，窮人就租不起。所以房東省了些手續。出了事，房東麻煩大了, 官司他吃不起，隻好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據說房東丟下破房跑了。
估計未來二十年中國作為一個國家還會上浮，頂層20%家庭的收人將趨近美國的第二層。屆時中國來美留學的恐怕極少會留在美國，因為留學美國拿到學位後在美國工作的中國人多半落在美國社會頂層10%-30%之間（見表9.1，表9.2），即他們2020年的家庭收入多在10-25萬美元之間，他們回到中國多半會進入中國的前20％，其收入與留在美國差異不大，生活質量也難分優劣。中國各收人階層要與美國各階層趨近，需要國民產值為美國的四倍多，這需要時間、全民持續努力和一點運氣。
過去四十年中國的社會變化太大，大得有點讓人眼花繚亂。我上大學那會，農村來的都有點自卑，都羨慕、愛慕城裏來的。八二年我一同鄉愛上一個大城市裏來的女同學。那時的城鄉差別現在的同學不能理解，那就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那時農村人要去城裏得有地方政府開的證明，沒有那就對不起，給你抓起來，關起來。當時懲罰犯錯誤的城裏人就是把他送鄉下去，取消城市戶口是極為嚴厲的懲罰。改革開放後很多優秀的文學作品就是些有文化的城裏人被送到農村勞改後精細描寫自己在農村受苦受難經曆的，讀得人心酸落淚。我們就生長在一個勞改城裏人的地方。
愛情是個沒法子的東西，我那同鄉偏偏就愛那個大城市裏來的女同學。好多小夥子一有愛情就唱歌，用歌聲來表達愛情；每天早上那個鳥叫得歡，那是公鳥在表達愛情。我那同學有自知之明, 知道他跟大城市裏來的女同學的社會階層差別太大，所以他不敢對女同學唱歌。他怎麽表達愛情呢？寫詩。寫詩最大的好處就是，詩沒聲，誰也聽不到，那女同學也聽不到。聽不到最好，免得女同學笑他瘌蛤蟆想吃天鵝肉。人世上最刻骨銘心的愛慕之情往往就發生在癩蛤蟆和天鵝之間。數年後我那同學頭懸梁、錐刺股，考研究生奔到了那個大城市裏。那時一研究生相當個副處級，跟現在不同，據說現在的研究生是副村長級。我這同鄉這一下就社會喬遷了，他自信了，這才敢去對那女同學唱歌，他要到她家樓下去扯著嗓子高歌。他忙去找他那女同學。一打聽，歌唱不成了，隻能去接著寫詩，寫哀痛欲絕的詩。怎麽回事呢? 那女同學出事了，出了對暗戀的情人來說最最可怕的事：她兒子都三歲了。
四十年過去了，大家反而羨慕農村來的。因為農村通公路了，好些農民的房子都像別墅。八九十年代大家都拚了命想弄個城市戶口，這些年又有些人想弄個農村戶口。我預計未來中國的發展方向不是城市化而是反城市化，即有錢人往農村移，城裏留給窮人住。因為城市擁擠，生活空間狹小，生活成本、養育成本太高，使人沒有生育興趣，城市就像把人堆積起來讓大家糜爛消亡，所有大城市的生育都無法保障人口的替換再生。為了國家持續發展也得反城市化。當然，中國有個土地限製，所以隻有社會上層才能住鄉下去，這種從城市向鄉村的遷移可能是中國未來社會發展的一大趨勢，會給國家發展帶來新機遇，到時中國社會分層又會發生變化，完全與四十年前相反：住在鄉村的是社會上層。
我大學同學中有一個是從麻城鄉下山縫（旮旯）裏來的，她家的變化反映了過去六十年中國社會的變化。她父親是1935年生人，比冷先生早生幾年。她母親早不在了，如今她老父親一個人住在老家屋裏。她兄弟姐妹都孝順，帶她父親把中國所有地方都遊遍了。她老父出遊都遊不長，他惦記他喂的雞、狗、貓和他種的菜。老人遊遍中國就是沒出過國。我那同學兄弟姐妹就決定趁父親跑得動帶他出國遊。上哪兒呢？不能到越南去一趟充數啊，要遊就遊到人間天堂去。我這同學也讀過I Love New York的美文, 所以她要帶她父親去冷先生活和戰鬥著的紐約。同學說她爸爸就想去看看那個女神。瞧，老頭這大歲數了還惦記著女神！我就跟她說：那個不能再叫女神了，美國已發生了一場大革命，一場性別大革命，女的可以是男的，男的可以是女的，所以稱那個東西女神是不正確的。她說那叫什麽？我說那隻能叫銅人像。她說那我就帶他去看那個銅人像。我心想銅人像漢口就有啊，何苦跑紐約呢。我想說最好別帶老人去紐約，就像老人最好不要見年輕時的戀人，保留美好的想象最好，見了，最強大的前攝抑製也抑製不住失望。這裏要解釋一下什麽叫前攝抑製。前攝抑製就是人先前獲得的信息會抑製阻擋新信息進腦子裏去。說白點，就是老信息塞滿腦子，新信息進不去；世界變化快，人跟不上趟。 詩的表述就是：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強壯英俊的情人死了，骨頭散落在河灘上，可是在情人的夢裏他還是那麽英俊年輕。但我不好說，隻說你要來帶他到我這兒來住些時。後來新冠起來了，沒來成，我就想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我這同學叫他父親二爺，二爺就是叔父的意思，我問她：你不是你父親親生的？她說是，這麽叫是為紀念她大伯。怎麽回事呢？五九年，他們那兒沒吃的，他父親是大冶礦山的工人，他爺爺就決定帶我同學她媽和他大伯到他父親那兒去趁飯，免得在家餓死。那時工人算是中國社會的中層，在幹部之下，農民之上，糧食有保障。他父親一份飯四個人吃，餓不死人。但要出發的頭一天她那個姑姑把她的大兒子送來了，哭著求他爸爸救她這個兒的命，給她夫家留個種。她姑姑還有兩個孩子，眼看就要都餓死，得保一個。怎麽辦？我這同學爸爸的一份飯最多能四個人分。他大伯就說，那把外甥帶上吧，我就不去了。這樣我同學她爺爺、母親還有表兄三個人就步行去了大冶礦山。他父親人緣好，那食堂打飯的是麻城老鄉，得知他一家老小都跑來了，就搞點鬼。打飯用飯票，飯票就是一片紙，打飯的就常給他父親幾片那個紙。這樣我同學的媽、表兄和她爺爺就都活了下來。
但他這個大伯就在家餓死了，要說也不是餓死的，是從樓上掉下來摔死的。怎麽回事呢？她爺爺走時就跟他大伯說：我在樓上藏了一罐子幹薯片，那是救急的，餓得要死再拿它救命，不到時候不要動。他大伯就不動那薯片，挺著餓。這天他餓得不行了，就搬個梯子上樓去拿那紅薯幹救命。上到樓上，可能是餓暈了，就從樓上摔下來，摔死了。好多天後人才發現。她爺爺後來發現樓上罐子裏的紅薯幹還沒動。
我這同學的父親跟他這個哥哥感情深厚，因為他娘在他三歲時就沒了，哥倆相依為命，哥哥既是父親又是母親。他們那個父親，就是我這同學的爺爺，是個唱道詞的。唱道詞的是三教九流中的道師。道師在農村很受尊重，農村死了人都得請他去唱道詞。道師唱完了酒足飯飽後還有點賞錢。我同學爺爺酒足飯飽拿了賞錢後也不回家，就直接去村裏的一個年輕寡婦家，把兩個兒子忘到爪哇國去了。那哥倆就得自己撈魚摸蝦撿野菜弄吃的，自力更生設法活下去。所以我同學父親聽到哥哥餓死了就痛不欲生，但也沒法，隻能發誓把自己的孩子全給哥哥，所以我同學兄弟姐妹都叫他二爺，稱他大伯為爺，（我們那兒叫父親“爺”），把他大伯當親生父親。
第二年，六零年底，情況好些了，但所有人都得到工地去幹活才有飯吃（這裏的“飯”是“稀飯”，是一斤米加三十斤水熬出來的稀飯），不去就沒吃的。一早去，走老遠的路，天黑回。我這同學的媽那時已有個十一個月大的女兒。她就每天早上把女兒喂飽，穿好，尿布給係好，用被子把女兒圍好，再出發走幾十裏地到工地去上工。家裏沒人, 那小女孩就一個人躺床上，從早到黑。同學母親一出門就惦記女兒，一整天都擔心女兒出事，擔心女兒餓了怎麽辦？渴了怎麽辦? 但她沒法回去，隻有求菩薩保佑。每天天黑回到家，叫一聲，聽到女兒哭，她就喜得心發顫，就撲上去抱她，喂她，再給她換尿布。有一天她天黑回去，開了房門叫，孩子沒哭。她撲到床上去抱起女兒，女兒嘴上盡是白沫，已死了多時。
我這同學父親一年內連死兩個至親，他就做了個重大決定：回老家去，跟妻子一起，再也不離開家。他得保護孩子。當時這麽做需要巨大的勇氣。他好不容易才從農村跳出去，變成了有工資、有生活保障的工人，又丟下一切，回到窮山村裏, 那是選擇社會下移, 從社會中層移到社會下層。好在我那同學的媽出嫁從夫，相信丈夫做的事總是對的，跟很多現代女性相反，現代女性往往堅信丈夫做的事總是錯的。
我這同學的父親一直認為這是他一生中做的最正確的選擇。他有文化，回鄉後就在大隊當幹部，在當地小學當老師，經營大隊的代銷店，一氣生養了四個孩子，四個孩子都健康地活了下來。他帶孩子、教孩子。他老大十六歲就考取華中師大，後麵幾個孩子全考取大學！他下沉到社會底層，下沉到水底，把自己的四個孩子都托舉到社會上層；而他也因孩子的出息而升到社會上層，過著幸福的晚年生活。
老人現在住的還是老房子，但兒女出錢給改造了，室內地上鋪了瓷磚，有空調，有太陽能，有自來水。他不怎麽生病，生病了有醫療保險，有兒女給他掏錢。政府把水泥路修到他門口。從他屋裏到縣城一個小時，到上海也就四個小時。我這同學老發她父親在房前屋後忙碌的照片,那小屋“桃李羅堂前 榆柳蔭後簷”，他老父常常“摘豆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那裏春天花滿山，夏天傍晚“荷風送香氣 竹露滴清響”，冬來柿壓枝。最誘人的是冬天那樹枝上紅亮亮的柿子。我們小時見了柿子就都連樹枝都給掰下來，青柿子賴在枝上不肯下來，那隻有連樹枝都搞下來。她們家有個魚塘，她老父親春節前就把魚撈起來，按人分成堆，分給村裏人，家家有份，他自己也隻留一份。
我同學父親的社會變遷是個特例。四十多年前，鄧小平說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時想隻要有一小部分人富起來就是突破！不能都窮死啊。現在已有很多人生活好起來了。當然，還有很多窮人。
度量時代變化有很多變量。食品是個反應社會變化的重要變量。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最寶貴的食品是什麽？肥肉和豬油。那時人長得瘦，那個豬也長得瘦；現在人長得胖，豬也跟著胖。那時肥肉、豬油就是稀有的補品，補身子，補腦子，缺哪補哪。我散文集《生命的走向》裏《我的高中》有一節專門講豬油。那時從上到下都把肥肉當寶，連毛主席的最愛也是紅燒肉。我父親有肺病，人不行了，到區衛生院去看，那醫生就給他開一大抱草藥。我父親服了一罐又一罐像機油樣的苦湯藥，半點不見好，所以他瞧不起中醫，因為他知道治他那病最好的藥是豬油！他病得不行了，吃一點豬油、吃一點肥肉就好了！可是那些笨醫生就不給他開豬油。醫院裏也沒有豬油，醫生自己也難得吃上豬油。現在我也懂點中醫，想那時人都營養不良，營養不良你還吃那些刮油去脂的草藥，不是把人往死裏整嘛！那時買肉大家都搶那個肥肉，但肥肉都叫關係戶開後門割走了。現在誰還要肥肉？好些人熬了肉要把浮的油撇掉，怕豬身上的油長到自己身上；撇掉把油給貓給狗吃，發現貓狗也胖得不行，就隻好把油撇到垃圾桶裏。
哈佛大學一直在中國做民調，2016年基於3000多人的民調發現中國人對中央政府的滿意度達到95.5%，同一民調搞了13年。很多人不願意相信中國的好消息，好的都是假的，壞的才是真的。但我想這該是真的。我有大學同學微信圈、高中同學微信圈、戰友微信圈，我老家小村也有個微信圈, 圈裏絕大多數人都很滿意。有人說這全是政府宣傳的結果，要是，那也得給宣傳部門點讚。我知道中國老百姓多半還是唯物主義者，是物質決定其意識而不是別人的意識決定其意識。我老家那個小村我最熟悉，誰家養了隻貓，是白貓黑貓、是不是會逮老鼠的好貓我都清楚。那小村也就十三四戶人家。村裏八十年代出生的大半都上了大學，九十年代出生的幾乎全都上了大學；在村裏出生的有六個讀了研究生，帶外麵出生的就有七個。一讀完大學，特別是讀了研究生，就有很不錯的工作。留在村裏最年輕的也是七零年以前出生的，也就一兩個，其餘的全在城裏安家落戶，有的在縣城，有的在省城或別的城市。逢年過節年輕人才從全國各地往回趕，多半開車，水泥路早通到各家門口。我們鄰村上大學的卻不多，但房子一個比一個闊氣；我們小村的房子都一般，大概因為村裏的年輕人都在外邊買了房。村裏老了人，微信群裏一通告，年輕人便都在半天內從全國各地趕回去送老人上山。過去十幾年來村裏人的生活變化讓人驚喜。我唯一擔心的是五十年後村裏空無一人，因為年輕一代上大學走了，如黃鶴樓的黃鶴，一去不還。我們這一代，小時一起割穀插秧、撈魚摸蝦、偷吃偷喝，跟村子很有感情，年輕一代除了讀書還是讀書，跟村子沒什麽感情。學社會學的可以去實地調查我們那個小村，可寫個《袁家壪的變遷》，搞個博士學位。我那村子是紅安縣覓兒寺鎮柏樹崗村袁家壪。八裏高鐵站距我家十來分鍾車程，武漢機場和武漢高鐵站距我家也就四十來分鍾。村裏有人辦農場做農家飯，農場房子很漂亮，可以住宿；還可開車到附近的新城或鄰縣小鎮或去紅安縣城或黃陂縣城吃住，都隻十分鍾到半小時車程。從北京、上海、廣州、西安坐火車到我老家全程五個多鍾頭，坐飛機三個多鍾頭。我那小村五十年的變化是中國社會變動的一個好例證，記錄其變化很有意義。
再說我的高中同學。我們讀高中那會，很多單位都是接班製。我的好些同學上課上得好好的就被叫出去辦接班手續去了。父親在稅務的兒子到稅務，父親教書兒子去教書。我一個好朋友初中畢業就頂他父親的職教小學去了。看到同學頂職去了，我羨慕，羨慕得要哭。因為我也隻得去頂父親的職，去犁田挑草頭挑大糞。我一挑草頭那扁擔就像刀子切進我肉裏，痛得受不了；大糞熏得人要暈倒。我後來就用功，用功也就考個師專；全班就我考上了，同學們都得去頂職挑草頭挑大糞。我一直擔心我的同學會上吊、跳水或瘋掉。我們那兒常有青年人跳水或上吊自殺；魚米之鄉，到處都是水塘；大樹不多，掛根繩子吊頸的樹總是有的。我初中時就有個十六七歲的青年在我上學路邊的樹上吊死了，他家窮，弟兄姊妹多。村裏人恨死那棵樹，十幾個大勞力花了幾天功夫把那棵樹放倒，連根刨了，刨大個坑，把樹枝、樹根就地剁碎架起來燒，燒成灰。後來我上夜校走到那裏就毛骨悚然。七五年我們縣四個姑娘集體跳水自殺，其中一個的父親是新四軍，犧牲了。她們修水庫苦幹一天，晚上還得看革命樣板戲。她們不看，四個人約好去跳水。三個淹死了，一個頭猛往水裏紮，就是淹不死，活了下來。縣革委會給她們的評語是：生的糊塗，死的反動。這事報到周總理那裏，總理見報淚流不止，鄧穎超失聲痛哭。
但是我那些高中同學都很頑強，沒人跳水上吊，沒人瘋掉。那時關住社會流動的大閘門已打開了，不必跳龍門，鑽鑽就出去了。不久我發現我高中同學沒一個在家種田的。有的複讀上了名牌大學，有的通過招聘考試當了地方官，有的做起生意。如今很多人過得比我瀟灑，房子都付清了，開的車子比我的好，有的孩子在留學，有的官至副部級，也算是寒門出公卿了。當然他們都很努力, 吃了很多苦。看看我高中同學，我就知道中國的社會變遷有多大，而且都是喬遷，沒一個下移；其實我們那會兒也不能再下移了，下移就移到了地府。
我們這一代非常幸運，小時吃了點苦，但隨著國家的整體上浮而水漲船高，多數人所得遠遠超出了少年時代的期望。我們這一代所經曆的持續社會集體喬遷在中國三千年曆史上極為罕見。所以大家唱國歌時要領會歌詞的深意，要有危機感，不能鬆懈。國家持續上浮很難，它需要國家幾乎每一步都走對，但國家有時就是瞎子過跳石，一腳踏空就落水裏了。保持一個大國直線上浮太難太難了，但中國過去四十年做到了。要讓國家繼續上浮，使每一社會階層都水漲船高，繼續喬遷，那得大家堅持不懈的努力。
（全文完。（選自《即將分崩離析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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