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鄉土
蔡錚訪談
（原題：《荊楚鄉土大地上的記錄者: 旅美華人作家蔡錚訪談錄》）
湯芳
湯芳（以下簡稱“湯”）：您在2013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說集《種子》專寫老家紅安縣的事，這些故事時間跨度很大，以農民的個人敘事視角來表達地方曆史，能否請您分享下當初的創作思路？
蔡錚（以下簡稱“蔡”）：中國二十世紀的曆史最為驚心動魄，其社會動蕩變化之劇烈在三千年文字記載的中國曆史上都是極其鮮見的。這樣就產生了最為奇特繁富的故事。而我老家湖北紅安為盡人皆知的將軍縣，出了兩百個將軍。家鄉也是當時中國變化的風暴眼，一縣之內遍地都是驚心動魄的故事，而這些故事都具有中國曆史急劇動蕩變化的代表性。我的所有小說都是在撿拾地上的故事，力圖拚接出一個完整的自在世界，讓它成為中國那百年曆史記錄的一部分。
湯：您作品集中敘述荊楚大地上鄉村日常生活中的民間曆史，將個體在曆史大潮流中的無奈和荒誕命運勾勒出來。您對中國農民生存和生命狀態的描寫非常細膩，是否和您個人的人生閱曆有關？
蔡：當然。我從小長在農村，十六歲離家上師專。師專畢業後又回家種田，一年後去部隊服役，五年後退伍後又回老家農村。我在老家農村生活時間比較長。
湯：也許受益於您豐富的農村生活經驗，您作品中對農村經驗描述得很真實而精準，如對養雞養豬等一些農活的細節描寫很生動。您是什麽時候開始文學創作的？
蔡：八一年上師專後。那是個寫作的時代，我也正值青春期，氣盛欲多而百求不得，抑鬱至極，唯有讀書寫作以自療。
湯：您有中國本土鮮活的農村生活經驗，年少時的經曆都沉澱成一個個簡短的故事，由此您的作品具有很強的“根性”，似乎您的創作是從生命內部綻放，與農村大地和農民血肉相連。
蔡： 那都是書寫我的親身經曆。
湯：中國二三十年代的鄉土小說也關注底層敘事、苦難敘事、悲情敘事，學者丁帆曾對中國鄉土小說定義為：“對地域鄉土日常生活的不幸、苦難、毀滅及痛苦生命的最為集中的藝術化表現”。您的作品同樣關注廣闊土地上勞動民眾的生活狀態，有沒有對鄉土小說藝術手法延續的考慮？
蔡：不知道呢。
湯：您的許多短篇小說都采用了諸多現代主義技法，呈現荒涼、荒誕、暴力美學等特征，導致家園感的消失。比如您對豬異化為狼吃人的驚駭描寫、嬰兒縮小為一顆蠶豆大被雞啄了等情節的設定。能不能請您分享下當初的構思？
蔡：《狼豬》我想表現的是一種生活困苦、生命被摧殘又無可奈何的農民強烈的父愛。《貴花》想表達的是那種無法言說、讓人要跪地痛哭的絕望。它不是小說，它隻是一首絕望的詩。
湯：這兩篇很典型地用非日常化敘事書寫農村日常生活，呈現了一個荒誕的鄉村世界，頗有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以餘華、蘇童、格非等為代表的先鋒意味，與傳統鄉土小說相比，先鋒派作家的鄉土寫作有西方現代主義美學風格，虛化鄉土背景，關注人命運的荒誕。您的作品有明顯的先鋒派敘事技巧，但細節又非常寫實。能不能就此談談？
蔡：我以為沒有細節就沒有小說。
湯：先鋒派鄉土寫作也經常被批判過度強調技巧，而忽視本土鄉土經驗的內容，能反映本民族進程的鄉土記憶缺失了，也很難見站在農民視角寫作的真誠情感。我很讚同學者、詩人一平所指出的許多鄉土作家都是從外部書寫農民故事，有個“尋根”的過程，而您的作品是從根裏長出來的，更像中國北方的玉米，屬於大地和農民。
蔡：二十出頭時結識詩人一平，一直以來他都是我文字的第一讀者和評論人。
湯：不管是傳統鄉土小說還是先鋒派鄉土書寫，許多作家都以現代眼光關照鄉村故事，延續一種感性鄉土眷戀和現代理性批判之間的衝突，或揭露國民的劣根性、或批判鄉土文化的沉滯性，您在創作時是否有這方麵的考量？
蔡：沒想那麽多。想到哪就寫而已。
湯：您作品中呈現了溫柔卻帶有痛感、甚至荒謬化的文化批判。比如《流氓》一篇故事中，每個人都是施暴者的同時也是受害者，每個個體故事匯集衍變成一場無意識的集體暴力。農村落後文化中隱性卻強大的“暴力”是否是您批判的對象？
蔡：這其實不單是落後農村的事，一國一世從古至今都在發生同類故事。
湯：您很少寫鄉村親情倫理中的脈脈溫情，相反，在《六根指頭》《油條》《走》等篇中都尖銳地挑戰了以“父慈子孝”“夫義婦順”等儒家思想為基礎的家庭倫理規範，揭露了鄉村家庭中冷漠自私的情感關係，這是對中國90年代曆史轉型時期鄉村精神的映射嗎？
蔡：我隻是描述我所知的鄉村故事。
湯：您作品中表達了濃厚的土地情結，我在閱讀時常思考人與土地的關係。比如您多篇短篇都描述到人和動物一碰到土地就活了。您能不能具體談談這種土地情結？
蔡：我們老家人確信雞、狗、豬等如暴死，讓它們貼土它們就能活；有時它們就真活了。
湯：在現當代鄉土小說中，土地也經常和人的生育聯係在一起。您的同名小說《種子》中的主角盛福因為不育不孕，以贖罪的方式療愈自己，為了彌補年輕時候做過的一件錯事而用盡家產，最後喪失生命。作品中表達了鄉村倫理中一種樸素的因果報應觀念。這篇作品風格唯美，與其他篇差異很大，能否請您具體談談？
蔡：這個寫於1992年前後。那時有很多人秉信金錢至上觀點，為了掙錢謀利而不擇手段。我對這種社會現象痛心疾首，便想寫個故事教人要相信因果報應。我認為這是鄉土文化樸素的價值觀，也是良治社會的基礎。
湯：農民們的安土到離鄉轉變表征著農業社會的外在形態的變遷，可能會逐步改變農業社會的經濟結構和文化構成，民風習俗也可能會隨著飄零消散。您這些年是否感受到農村的文化失落或斷裂？
蔡：這個感受很深。我們老家村長沒有孩子了。年輕一代都定居城裏，鄉村沒人了。沒有人，一切都無處附著。
湯：據我觀察，與當下農民們的離鄉潮流相反，許多知識分子掀起一股返鄉懷舊的文化鄉愁。您怎麽看這種思想鄉愁？
蔡：曾看過一短片，講一扶貧幹部到老林深山去勸人搬到山外的扶貧樓房去，一穿綠布衫的婦女是勸說對象。幹部和她丈夫都來勸她，那婦女就坐那兒抹淚，說她寧死不搬。因為我們身上生長著億萬須根，它從我們的嘴鼻、耳朵、眼睛、手掌、腳掌延伸出來，從我們的每個毛孔延申出來，飄拂舞動，尋找附著，從身體四周的土地、樹木、花草和空氣中汲取我們生命所需的精微養分。那婦女身上延申出來的億萬根須飄拂於她四周，附著於她茅屋附近的每片綠葉上，有的根須長達數裏，深入山溝溪流。那些須根從山間的水土、樹草、溪流中汲取營養，輸送與她，讓她感覺舒適。山外城鎮的樓房確實幹淨硬實，但她一進樓房，她的億萬須根就遠離綠樹青山而隻能附著於水泥牆壁上幹涸卷縮，再也不能給她輸送營養，那樣她會感覺不適，就會生病，它的生命可能因此枯萎。
湯：中國二十世紀形成“城市”與“鄉村”兩種文化規範，現代工業文明所帶來的城市化，許多人為了更好的生活條件，從農村來到城市。但以工業文明為核心的現代文明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隱藏了與大自然對立為代價的殘酷性，勾起許多中國現代作家在寫鄉土小說時呈現一種懷念故鄉寧靜生活和淳樸民風的鄉愁。
蔡：現代城市是人類的悲劇。工作生活於高樓中是違反自然的、違反人性的。我曾在芝加哥摩天大樓的第24層工作過。從窗戶望出去是另外一棟樓的灰黑牆壁，讓人覺得被活埋在地下。我永難忘記那種壓抑煩悶得胸要炸裂的可怕感覺。在紐約、芝加哥的大道上，夏天我常被下水道冒出的惡臭熏得作嘔；被濃濁的廢氣憋得心煩欲死；我不知人們為何都往大城市湧，不知為何人們要建大城市。從飛機上看那在綠色大地上的城市就像一片綠葉被蛀蝕。城市生活的最大問題是人們生命的須根無處附著，裸露於外；或飄遊於惡濁空氣中，給我們的身體輸入有害物質。人們會變得煩躁不安，會得憂鬱症。城市的水泥房子不是居地而僅是居室；人類百萬年來都是居於地，近於水，鄰於花草樹木。如今中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們有能力選擇去讓其感覺舒適的鄉村居住。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大家要到那有山有水、有樹有林、有花有草、有魚有鳥的鄉村去，讓其生命的須根附著於青山碧水、樹木花草之上。所以返鄉懷舊也許隻是我們的身體需求使然，與文化思想或精神需求關係不大。
湯：您似乎有一種略帶浪漫主義情懷的“戀鄉”情結，有較為強烈的對故土的懷戀和對現代城市文明的抗拒。這種理念似乎和沈從文的鄉土小說所建構的湘西淳樸的民俗風景圖一致？
蔡：我確實喜歡沈從文美好的民俗景物描寫，那給人寧靜快慰，也許隻有生長其中的人才能感受到。我也喜歡描述那種讓人寧靜快慰的民俗風景圖，即便是在充滿血腥暴力的故事中也是如此。
湯：堅守土地可能會有“畫地為牢”的不幸；從農村出走來到城市也未必能得到舒適和自由的生活。這讓我想起您的《走》一篇，主人公通過讀書實現“鯉魚跳龍門”，但他想要成為一名地方官員為老百姓造福的夢想因為整個家庭和村莊的人情聯係而中斷，最終前往美國在中餐廳打工，盡管最後經營了自己的餐廳，但終究是無法再回到家鄉。能不能談談這種海外遊子的心境？
蔡：人生總有不如意，奔波追求到頭都是失落，努力追求的東西似乎總遺落在起點。
湯：這種家園意識和“根”的鏈接可能對海外華人移民來說更加鮮明。遠離故土，華人移民在很長時間都很難適應國外的生活。
蔡：很多中國人到美國後就會過敏。因為我們脫離了我們先人世代生活的土壤，在這裏我們身上的須根紮入新的土壤或飄拂於這裏的空氣中，吸收不到我們先人習慣的各種微妙物質而吸入很多異樣物質，這就導致我們身體的病態反應。我到美國第二十個年頭才開始過敏。過敏不是病，但過敏要人命。鼻塞、流清滴、打噴嚏，噴嚏如重錘，打得人頭暈眼花；眼癢難熬，恨不得揉碎眼珠。搞得人什麽都幹不成，生不如死。有年我正被過敏折磨得暈頭暈腦時緊急搭機回國，十七個鍾頭後到了我老家村子。那是涼爽的五月之夜。我聞到了我熟悉的清淡花香和水塘上浮漂的淡淡腥氣，我感到我身上卷曲幹涸的須根舒展開來在我四周翩翩舞蹈，有的順地而竄，迅疾附著於門前的梔子花上，附著於塘麵的蒲荷上；有的飛飄而出，如釣魚人甩出的銀色絲線，直達數百米外村前山上的暗綠鬆林。我生命的億萬須根瞬間尋獲其所，瞬間把生成我祖輩生命的這塊土地上的精微物質輸入我體內。馬上清滴斷流了，眼睛不癢了，頭不痛了，萬千溪流開始潺潺流淌，我頓感輕鬆舒坦。原來治我過敏的藥就在我老家這塊土壤上。以後每到四五月我回老家就好了。我女兒也過敏。她一過敏我就心如針紮，為此我後悔把她生在美國，讓她生命的須根無法汲取我先人賴以生存的微妙物質而遭此過敏折磨。我得把她帶回老家生活她才能免受過敏之苦。
湯：您出國後經常回家鄉嗎？有沒有感受到中國農村的變化？
蔡：我來美國二十七個年頭，共回國過五次。每次我都驚奇於老家農村變化。我老家那個小村-紅安縣覓兒市鎮柏樹崗村袁家壪我最熟悉，誰家養了隻貓，是白貓黑貓、是不是會逮老鼠的好貓，我都清楚。那小村也就十三四戶人家。村裏八十年代出生的大半人都上了大學，九十年代出生的幾乎全都上了大學；在村裏出生的有六個讀了研究生，帶外麵出生的就有七個。一讀完大學，特別是讀了研究生，就有很不錯的工作。留在村裏最年輕的也是七零年以前出生的，也就一兩個，其餘的全在城裏安家落戶，有的在縣城，有的在省城或別的城市。逢年過節年輕人才從全國各地往回趕，多半開車，水泥路早通到各家門口。我們鄰村上大學的卻不多，但房子一個比一個闊氣；我們小村的房子都一般，大概因為村裏的年輕人都在外邊買了房。村裏老了人，微信群裏一通告，年輕人便都在半天內從全國各地趕回去送老人上山。過去十幾年來村裏人的生活變化讓人驚喜。我唯一擔心的是五十年後村裏空無一人，因為年輕一代上大學走了後一去不還。
湯：這也許就是費孝通所定義的“鄉村社會的損蝕”：受近代教育知識技能培育的農家子弟無法回鄉返回一技之長。村莊的逐步消失似乎也成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種趨勢。當然在這個過程也受人的主觀意願和現實生存選擇的影響。在這種變化下，能不能請您談談海外華人作家們的故園情結？
蔡：很少跟華人作家打交道，無從談起。我個人是很迷戀老家的。
湯：遠離家鄉後書寫家鄉故事，這種地理上的梳離也許能給海外華人全新的視角去回頭審視故鄉文化。您在芝加哥生活是否會有異鄉人的感受？
蔡：雖沒有異鄉人的感受，但也沒有家的感覺。家需要有個親戚網，而這裏的人都是陌生的。
湯：您作品立足家鄉故事，融入了很多荊楚文化因素。中國鄉土文學作家韓少功曾在《文學的根》一文中發問:“絢麗的楚文化到哪裏去了？”，呼籲在鄉土大地上尋覓楚文化的精魂，在民族文化血脈裏找尋東方文化審美優勢。您作品中有明顯的楚文化因子，比如小說《命由情定》中楚劇的插入。您在文學創作中是否有意識嚐試書寫楚文化？
蔡：是的。我們那兒是楚劇之鄉。兩百多年來楚劇對我們老家一帶人民的教化作用很大。逢年過節、定親娶媳、做壽慶生、興屋起樓村民都要請楚戲班子，很多村子建有永久戲台。村民一年大概一百天都能在方圓十裏之內找到楚戲看。農民田間地頭歇了都唱幾聲楚劇。有說是“上到九十九，下到剛會走，都會來一口”。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很多村民就自己組織楚戲班子到附近村子演出，深受歡迎。楚劇深入老家人民骨髓。很多人嗜楚劇如命。據說秦基偉在解放戰爭時期當縱隊司令時有回鄧小平打電話緊急找他，找半夜都找不到人，原來他跑去看楚劇去了，一看起戲來把什麽都忘了。七九年我們家有個破收音機，正吃年飯時收音機開播楚劇《秦香蓮》，那時我們討厭楚劇，但都知我父親好楚劇，就吼說收音機放楚戲了。我父親耳聾。他忙丟下筷子抱起收音機貼耳朵上聽，一會就聽得他扯了黑襖袖子抹淚。我們都隻覺好笑。
成年後我偶爾聽聽楚劇。隻有到了美國後才真愛上楚劇，簡直是酷愛。網上有很多楚劇，有時我整天整天地聽，有的唱段我反複聽，許多唱段韻味無窮，百聽不厭；有時我開車還打開手機聽。我這才理解我父親為什麽聽楚劇聽得老淚縱橫。楚劇揉搓人心，太美了！我這才發現這些楚劇唱腔是融合了我那一方人民的生命，汲取了我們那裏山湖田地之上的精氣，糅合了獨我那一方才有的鳥語蟲吟而天然生成的奇妙音樂。總之，楚劇妙不可言，非常神奇。
但是楚劇漸趨式微，如今年輕人不聽楚劇，楚劇的傳承問題變得緊迫，如此下去楚劇會消亡。如楚劇消亡，那將是中國文化不可彌補的巨大損失！我們決不能讓它消亡！我想以我綿薄之力來為弘揚楚劇做點事。所以我寫《命由情定》時著意加很多楚劇經典唱段在裏頭。這個長篇是個很好的電視劇腳本。劇中楚劇唱段會把故事的淒美悲壯表現到極致，而更重要的是，大眾喜愛的電視劇裏放大段的楚劇能讓年輕人感受楚劇之美，愛上楚劇。
湯：許多鄉土文學作品都盤結著作家地域特色的鄉土根性，如賈平凹係列小說中的商州農村、閻連科筆下豫西山村、王魯彥的浙東農村、台靜農之於安徽鄉間、彭家煌的湖湘水鄉。您寫荊楚農村，有什麽特殊的地域鄉土文化嗎？
蔡：每個地方都有特殊處，我老家紅安可能更為特殊。
湯: 在美國使用漢語創作，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一種邊緣化寫作行為，無法像西方本土作家一樣有較廣的讀者群，又不能像國內作家一樣以此謀生，在國內發表作品也容易受限。但依然有源源不斷的新移民作家堅持不懈地寫作，您個人覺得這種創作動力來自哪裏？
蔡：這大概來於自身生命吧。我隻是想通過寫作證明自己活著。
湯：您近年來也用英語創作，比如兒童文學故事The Secret of Happiness, 書寫了中國民間故事，將中國文化推向世界，受到美國許多小朋友讀者的喜歡，能否請您談談這部作品的創作初衷？
蔡：我孩子小時我們幾乎把圖書館適合孩子看的最好的圖畫書都借來看了，上千本吧。我發現那最好的故事都沒我所知道的故事好。我所知的故事不僅有趣，更重要的是都包含強大積極的中華文化密碼信息，可能對孩子產生終生有益影響。我就把那些故事用英文寫下來，講給我孩子聽。她們喜歡得不得了。後來我也把幾個我特別喜歡的故事翻譯成中文，放在微信讀書上，書名為《武術大師》。
湯：之前讀華裔美國作家伍綺詩（Celeste Ng）的小說Little Fires Everywhere(中譯名《小小小小的火》），對其中一個情節印象深刻，作者講述生活在美國的華裔兒童很難找到中國兒童讀物。市場上出售各式各樣的芭比娃娃，但找不到中國卡通形象的玩偶。華裔兒童從小就受到了西方主流對中國文化刻板印象建構的影響，進一步導致與母國文化的梳離。您的中華文化兒童故事無疑意義重大。除了這些故事，您平時是否用不同方法給您的孩子教育中國傳統文化？
蔡：試過，但很難。其實給孩子教中國文化最好的辦法是讓她們從小學中文，選用編寫精良、內含大量中國經典故事的中文課本。但很多在美國出生成長的孩子們因為各種原因而拒絕學中文，這也是中國文化海外推廣的難題之一。
湯：您用中英文兩種語言創作，在創作語言選擇上的理由是什麽？
蔡：2001年我用英文寫過一本書後就不再用英文寫作而隻用中文寫作。我們寫作是利用文字來儲存我們的生命，用中文寫作來延續生命相較容易，因為世上閱讀中文的人最多。一滴水溶入大海中就難於消失，閱讀漢字的人如大海。再，漢字象型，最為穩定。兩千年前的中文典籍我們能直接讀懂，兩千年後中華後人也會讀懂今人的中文作品。而很多民族的文字一是使用群體少，二是基於語音，譬如英語，五百年後後人未必能直接讀懂今人作品，當然屆時可借助翻譯解讀，還可不斷強化統一語法、詞匯以求“書同文”，隻是未必成功。中文寫作者是幸運的，其作品不假翻譯即可為千年後的後人理解，這大大加強其作品傳世機會和其生命延續概率。當然，因為生活、經濟和出版自由原因，有些中國新移民不得不用英文寫作。
湯：文化的根與本民族語言的人文情態緊密相連，謝謝訪談，期待新作問世。
（原載《華文文學》2025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