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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運動若幹問題之我見 

魏光鄴 

一、 1957年反右運動的本質是什麽？

 1957年的反右運動，是一次中國曆史上空前的、大規模的、血腥的、法西斯專製獨裁對人民的民主、自由、人權訴求的一次大鎮壓；是執政者破壞憲法的違憲犯罪。

二、 1957年的反右運動，究竟錯劃了多少“右派分子”？

 根據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的數字： 

1、定性為右派集團22071個

2、定性為反黨集團4127個

3、定性為右派分子3178470人

其中： 

黨員右派278932人；

高等院校教職工36428人；

高等院校大學生20745人；

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定為中右分子1437562人。

右派分子向黨中央、各級黨組織、黨員幹部提出意見和建議372345條（摘自《往事微痕》25期93頁）。

三、 1978年摘了多少右派分子的帽子？“改正”了多少錯劃右派？有多少不予“改正”？

 1978年根據中央55號文件，摘掉右派帽子的552973人；予以“改正”的552877人；不予“改正”的96人。錯劃率為99.998％。1978年的右派摘帽人數與1958年公布的右派人數相比縮小了5.7倍。也就是說，有2625593人下落不明。有關方麵對此應作出解釋，不然就將成為中國現代史上一樁最大的懸案，就將成為曆史學家們永久的課題。

四、1957年的反右運動，具有哪些特點

（一）一次性迫害了3178470個公民，創下了中國乃至世界的冤獄之最

反右運動受害人數，是中國曆史上的暴君秦始皇焚書坑儒的6900倍。這個數字有多無少。其一，1958年5月3日以後，反右補課還在進行，被補上的右派不少於10萬人。其二，很多中學生、公私合營的小商販、手工業者、赤腳醫生均應不在統計之列。因為這些人既沒有檔案，又沒有完備的報批手續，當然不可能在中央公布的統計數字內。但這些人所遭受到的迫害與“正規右派”一樣淒慘。

（二）受迫害的時間最長 

這些右派錯劃後就列入“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之列，被專政21年。我國《刑法》第10條規定：最高刑為20年，20年以上就是無期徒刑。以此類推，被錯劃的317.8萬右派與無期徒刑無異。1978年的“改正”，實質是“大赦天下”。我國古代有例在先：老皇帝駕崩新皇帝登基時，每有大赦之舉。如果毛澤東不死，右派的無期徒刑是絕無大赦之日的。1962年毛澤東就說過：“右派要翻案，等我死了以後”。如果他真能“萬歲！萬萬歲”的話，不要說我們是無期徒刑，連我們的子子孫孫都是無窮無盡的無期徒刑。這是非常可怕的。

（三）株連人數最多 

被“右派”株連的人數無法統計，若以每個“右派”被株連的親屬按5人計算，317.8萬右派被株連的人就有1589萬人。被株連的人，隨時處於“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隨時提心吊膽，不能得到一個公民的的合法權利。入黨、入團、上學、參軍、工作、甚至招工當工人都受到歧視和限製，過著等外公民的屈辱生活。有的因株連被逼自殺，有的被迫失去工作，絕大多數的人還被迫離婚等等。真是罄竹難書。

（四）迫害右派的手段最為卑鄙毒辣 

說他卑鄙，是毛澤東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著足戒”的承諾為誘餌，設下陷阱，使三百餘萬公民上當受騙。並強詞奪理，把陰謀說成“陽謀”。甚至還說什麽“這是事先告訴了的”。 

這個可恥的“陽謀”，全世界隻有美國的杜勒斯和蘇共頭目赫魯曉夫把它點破。他們說：“‘百花齊放’是毛要引出不同政見者而打擊之。”中國三百餘萬大大小小的“右派”都被欺騙了。說他毒辣，是他們以入黨入團，升官晉爵作許諾，網羅了一大批痞子、告密者和打手。這些人以其凶惡的本能，向無任何防衛能力的“右派”猛撲撕咬，使他們遍體鱗傷，很多人死於非命。 

這些痞子、告密者和打手，還用栽贓陷害、移花接木、無限上綱、斷章取義、捕風捉影等手法羅織罪名。難怪“改正”時錯案率達99.99％。羅織罪名以後就實行法西斯式的殘酷鬥爭，大會小會批鬥，幾天幾夜的輪番轟炸，逼著你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對黨有刻骨仇恨；逼著你把屎盆子往自己頭上扣。如果不承認“三反”，就是死不認罪，對抗運動，命運就更為淒慘。輕則由文鬥轉為武鬥，重則逮捕判刑，甚至槍斃。每一個被劃“右派”的人都經曆了從精神到肉體的折磨。刹時中國大地萬馬齊喑，遍地冤獄。

（五）受害人受害最深 

1、這些被錯劃的右派，絕大部份是知識分子，民主自由是他們一生的追求，人權尊嚴是他們的生命。“不自由毋寧死”是知識分子的傲骨。一場“反右”使他們失去了自由和尊嚴。然而這些尊嚴和傲骨在一場反右鬥爭中被碾得粉碎，理想為之破滅。有的人在高壓利誘之下，放棄了原有的做人準則，不惜賣友以求苟安，玷汙了一世的清白，到死都後悔莫及。這是時代的悲劇！ 

2、這些“右派”，當年正處青壯年黃金時期，正是報效國家及事業出成果的時候，可他們的青春和生命被白白地浪費掉了。有位哲人說過：“浪費別人的時間，無異於變相殺人。”這句話用在“反右”上一點也不為過。 

3、這些人被劃“右派”以後，很快淪為賤民，被列為“無產階級”的專政對象，與“地富反壞”及社會渣滓為伍。被剝奪了做一個正常人的權利。精神和肉體都遭到非人的折磨，有的妻離子散，有的家破人亡，有的被迫自殺，有的被投入勞改，勞教，被累死、凍死、餓死、打死，死傷者不計其數。如甘肅的夾邊溝農場，2800餘人最後走出來的隻有500餘人，死亡率高達80％；四川峨邊沙坪壩農場，死亡不少於5000餘人；雲南楚雄新民農場，死亡率也在46％以上。有的投入監獄後遭到殘酷折磨，如北大學生林昭，投入上海提籃橋監獄後，由於她堅持民主自由，反對獨裁專製的主張，遭到了獄吏的殘酷折磨，長時間的腳鐐、背銬，有時是兩副，甚至在婦女的“特殊情況”時期，也得不到一點人道主義的照顧。槍決後，上海公安還去向林昭的母親收取五分錢的子彈費，其殘忍如此，真可謂天下奇聞！有的摘帽後被迫流浪海外，漂泊異鄉，至死不能魂歸故裏，如林希翎，劉賓雁就是如此。

（六）反右的後果極其嚴重 

1、反右是中國共產黨及毛澤東本人的最大損失

其一，反右使毛澤東更加專橫跋扈，使他的烏托邦夢想在中國大地上肆虐無忌，折騰了中國人民20幾年，死人幾千萬，國力耗盡，元氣近竭，對國家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其二；反右揭穿了毛澤東的偽善嘴臉，他背信棄義，出爾反爾，心狠手辣，使他原先還保有的那點點領袖形象蕩然無存。反右使毛澤東在建國前承諾的“要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的諾言成為謊言，使毛澤東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政治騙子。並將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遺臭萬年！因此反右不僅是317萬右派的損失，也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最大損失。

2、反右摧毀了積澱幾千年，曆經千秋萬代才培養起來的人文素質及國民道德，

使中國傳統的仁義禮智信，忠孝仁愛，孔子推崇的“溫良恭儉讓”等美德蕩然無存，以致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人們看見的，親身感受的，已不是那古樸淳厚的民風，而是窮凶極惡的魔鬼和野獸。道德的摧毀在頃刻之間，而建立卻需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努力。摧毀道德，罪莫大焉。 

3、反右使我們的幹部隊伍進行了一次徹底的逆向淘汰

使對黨對人民忠誠老實、敢於講真話、有很高的人格力量、建設祖國造福人民具有真才實學的一大批人，為一句善言就被打下十八層地獄，還要踏上一隻腳；而那些投機取巧、見風使舵、告密栽贓、賣友求榮、落井下石、六親不認、一心隻想踩著別人的背脊往上爬的鷹犬和打手，卻在運動後都得到了重用或升遷。使“說真話遭殃，講假話升官”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不願充當鷹犬和打手的良心尚存者，隻能謹小慎微，不敢獨立思考，不敢質疑，淪為僅會說話的工具。包括中央高層，將軍元帥，封疆大吏在內，都得看毛澤東的臉色行事，稍有不從就以種種政治帽子打下地獄，彭德懷、劉少奇就是典型例子。這樣就縱容了毛澤東的專橫，以至於跋扈到沒有任何力量可以製止的地步，導致了“大躍進”、“文革”等毀滅性災難的發生。 

4、反右封住了全國人民之口，包括中共上層人士之口，卻打開了使幾千萬人死於非命的大門

毛澤東不顧農民死活，采取非常惡劣的手段拿走農民的土地和糧食，來實現他共產主義世界領袖的夢想。他利用錢學森的“科學”論斷而鼓吹高產，把收餘糧變為收口糧，造成餓死3755萬人的悲慘局麵。為掩蓋其罪惡，竟把風調雨順的三年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欺騙人民。

5、當萬戶蕭疏、餓殍遍野的時候，又以國務院的名義，頒布不準災民外出逃荒要飯的法令，使廣大災民隻能坐以待斃，絕戶絕村比比皆是

毛澤東對大量災民的死亡熟視無睹，一心隻想圓他的共產國際領袖夢，在國內饑荒極其嚴重的狀況下，他卻把大量的糧食物資無償地送給阿爾巴尼亞、古巴、越南、柬埔寨、朝鮮、緬甸、泰國、馬來西亞等國。最後不僅沒有得到什麽好處，阿爾巴尼和越南還恩將仇報，甚至還和越南大動幹戈，雙方死傷無數。更加令人發指的是：他竟支持殺人不眨眼的柬埔寨波爾布特暴力集團，將一個600萬人口的柬埔寨殺掉200萬人。毛澤東的支柬是功是罪，一目了然！

6、毛玩弄權術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委罪於人是他的慣用手法

為了逃避餓死幾千萬人的罪責，毛竟把責任全部推給基層幹部，說什麽“民主革命不徹底”，說基層幹部在農村如狼似虎的所作所為，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混進革命隊伍裏來了，使這些地方的基層幹部遭到同樣的殘酷鬥爭，有的被槍決，有的被判刑，有的被打死、打傷、打殘，這些人都成了毛澤東的替罪羊。而他，卻把罪責栽贓到已經離開大陸八九年的國民黨頭上， 

7、為了推卸罪責，甚至委罪於天

毛把”大躍進”三年的人禍詭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根據國家氣象局資料，這三年是風調雨順，並沒有大麵積的天災。又據國家糧食部的糧食庫存報告：1958年底糧食庫存為384億斤，1959年343億斤，1960年297億斤，1961年171億斤，1962年189億斤（《墓碑》853頁）。從以上數字可以得出結論：3755萬人的餓死，“不是天災是人禍”。

劉少奇曾對毛說：“人相食是要上史書的”。毛認為隻有扳倒劉少奇，讓毛氏子孫世襲皇位，掩蓋、隱瞞幾代人後，人相食的曆史就會被忘記，就不會“上史書”了，他的罪惡就可以永遠被掩蓋了，他的四個“偉大”就可以名垂青史了。於是以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為借口，給劉少奇羅織了“叛徒、內奸、工賊”等罪名將其整死。 

8、為了扳倒劉少奇，他發動了曆時十年遍地血腥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使造神運動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進而以“造反有理”的口號，教唆青少年學生揪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上至國家主席劉少奇，下至農村的生產隊長都未能幸免。特別惡劣的是這些青少年學生還打死打傷自己的校長、老師。僅北京一地就打死校長老師一千七百多人。湖南還發生學生把校長打死後挖心剮肉烤吃的野獸行為。他們在“掃四舊”的教唆下，大量破壞曆史文物，使這些無知學生成為千古罪人。當這些學生完成了毛的使命，已無利用價值的時候，又以“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為借口，把兩千多萬學生誘騙、驅趕到農村去長達十多年，白白地葬送了這代人的青春，使人才斷代，給國家建設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在農村，則以“防止階級複辟”為借口，對“地富反壞右”及他們的後代進行肉體消滅。其中，以北京大興縣、湖南道縣、廣西桐玲縣等地最為典型，殺人達二十餘萬。有集體屠殺、滅門屠殺。上至80歲老人，下至才出生20天的嬰兒都不放過。殺死後挖心剮肉炒吃甚為普遍，使這些地方的道德敗壞至極，形同禽獸。

9、為了扳倒劉少奇，毛拉了全國幾百萬幹部作墊背 

據審判“四人幫”特別檢察廳起訴書載：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幹部多達744544人；迫害致死34760人；受株連的超過1億人。其中政治局委員22人，中央委員、候補委員96人，書記處書記13人，副總理12人，六大軍區第一書記4人，中央監委委員34人，人大常委委員60人，政協委員74人，中央副主席5人，各民主黨派負責人11人。從以上數字看，簡直就是斯大林“大清洗”的重演。

在“清理階級隊伍”、“劃線站隊”、及長期“武鬥”中，更是全國一片恐怖，打死打傷打殘者無數。據葉劍英說，文革中全國整了一億人，死亡兩千萬。 

10、謊言誤國

反右以後，全國上下再也聽不到一句真話，更聽不到一句批評錯誤的話。全國成了一個謊言的世界。毛澤東在全國大饑荒之際，還問農民“糧食多了怎麽辦？”，科學家錢學森也說稻穀畝產五萬斤有可能，《人民日報》更是公開傳播畝產13萬斤的謊言。試想：領袖、科學家、傳媒都在說謊，你還能聽得見一句真話嗎？在全國一片謊言聲中，即使是開國元勳彭德懷的一句真話也顯得蒼白無力。張誌新說句真話就被割斷喉管。十年“超英趕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蠱惑之言被當作聖旨。謊言使饑餓中的農民仍然高喊“毛主席萬歲……”那場麵是多麽地蒼涼與可悲！

反右以後，“謊言”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更具強大的生命力，改革開放三十年再度膨脹，它像陽光、空氣一樣無處不在。有人把它總結為：官場謊言、鄉村謊言、企業謊言、司法謊言、文化教育謊言、工程謊言、其他謊言等等。我們的民族已被謊言折磨得千瘡百孔，死去活來。謊言的最大之源就來自反右。 

11、反右是腐敗之源

謊言又是腐敗滋生的沃土。因為整風鳴放中，凡是向單位的一把手或者黨員提出批評意見和建議的，不論所提正確與否，毫不例外地都被打成了右派。這種“開口即右派”的政治環境，極大地助長了掌權者的專橫跋扈，並迫使無權者越來越謹小慎微。掌權者可以貪汙受賄，無權者則不敢監督，推動腐敗愈演愈烈。從幼兒園開始，我們的孩子就伴隨著腐敗成長，綜合國力從何談起！腐敗固然有其製度根源，但是，反右導致的一言堂則是腐敗的催產素、保護膜和助長劑。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說：“腐敗是一種對社會產生腐蝕作用的隱伏的瘟疫。它破壞民主和法治，導致違反人權，擾亂市場，影響生活質量並使有組織的犯罪、恐怖主義和對人類安全的其它威脅肆意泛濫。”我們的社會現實難道不正是如此嗎？ 

綜上所述，反右的曆史是慘痛的，反右的教訓是深刻的。如果還要諱疾忌醫，拒絕徹底否定反右運動，堅持1978年十一屆六中全會的錯誤結論不變，這個國家還有什麽希望？

 五、中國共產黨應在曆史麵前站立起來

 溫家寶總理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曆史發展進程中，無論是正麵經驗或是反麵教訓都是寶貴的財富。從自己的曆史經驗和教訓中學習，會來得更直接、更深刻、更有效。這是一個民族具有深厚文化底蘊和對自己光明前途充滿自信的表現。”

馬克思說：“人類要清洗他的罪過，就隻有說出這些罪惡的真相。” 

蔣經國代表國民黨對台灣“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和他們的家人賠禮道歉，經濟賠償，並勒石記事。 

勃蘭特總理代表德國政府，在波蘭向二戰中受迫害的猶太人“高貴的一跪”。 

美國政府對二戰期間遭到不公正待遇的美籍日本人公開道歉。 

羅馬教廷對六百年前教會對伽利略的審判予以糾正。 

英國聖公會於2008年8月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發表一百五十周年的時候，公開承認當初的駁斥錯了。

西班牙議會於2008年10月31日通過了《曆史記憶法》，為弗朗哥執政時的受害者平反和賠償。 

2010年4月7日，俄羅斯總理普京在俄境內的斯摩棱斯克州卡廷森林，參加紀念卡廷慘案70周年活動。普京雙手捧著蠟燭，右膝跪地，這一“下跪”，被媒體評論為“代表俄羅斯人民對卡廷慘案做了比較真心的反省”，從而得到了波蘭人民的諒解。

以上事例給我們的啟示是： 

第一，糾正曆史冤案是沒有時限的，任何想掩蓋曆史的行為都愚 

蠢的、徒勞的；第二，承認曆史、平反冤假錯案不會使這個國家和政黨的威信降低，相反隻會提高 

德國總理勃蘭特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給二戰受害的猶太人下跪，贏得了世界人民的諒解，提升了德國的國際地位。普京的下跪也會使普京和俄羅斯的形象高大起來。日本卻走向了相反的道路，至今也未獲得二戰受害國人民的諒解。軍國主義侵略的曆史包袱，把日本壓矮了。日本在我們心中，至今仍是個“小日本”。 

前麵說過，反右導致的惡果幾乎使中共幾十年的努力前功盡棄，深受其害的是中共自己。中共應徹底否定反右運動，給317.8萬右派“平反”，而不是“改正”，並向他們及其親屬賠禮道歉，經濟上給與補償。隻有這樣，才會使中共的威信提高，才能在曆史麵前站立起來。遺憾的是，時至今日，中共仍咬死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不放，仍堅持“反右是正確的、必要的，隻是被嚴重地擴大了”的結論。對反右幸存者的合理、合法要求置若罔聞，無禮拒絕，並把幸存者們的合理合法要求汙蔑為要“借機推翻共產黨的領導”。這種政治恐嚇與當年的反右論調如出一轍，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難移”。不但如此，還對這些行將就木的七八十歲的老人進行多方打壓，不準聚會，不準發表回憶文章，不準寫書，不準出版。2007年初，中共中央宣傳部甚至明令文化界和出版界不許開展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活動，不許發表和出版有關的文章和書籍。采取這些明目張膽地剝奪公民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行徑，分明是要掩蓋專製主義為非作歹的真相，不僅對右派難友是再一次傷害和侮辱，也是對全國人民的欺騙與藐視，是對《憲法》的公然違抗，是對曆史的蓄意抹殺。執政當局多年來對還原曆史真相的民間作品始終采取打擊、查禁的方針，目的就是為了掩蓋專製主義的醜惡曆史。更有甚者，還把反右受害者稱之為“原右派人員”，列為“維穩辦”的監控範圍，沒收他們自費出版的書，有的還被抄家，使他們的基本人權受到侵犯。由此，我認為1957年的反右鬥爭仍在繼續，違“憲”違“法”的迫害仍未停止。凡此種種，與其說是我們這些老人的悲哀，還不如說是中共的悲哀。哀就哀在“秦人不自哀而後人哀之”。在此，我殷切地希望中共領導人順應曆史潮流，徹底否定反右運動，讓中共在曆史麵前堂堂正正地站立起來。

六、右派苦難的曆史價值 

 1957年毛澤東誘騙知識分子參與整風，承諾“言者無罪”。然而“言者無罪”的餘音未散，打擊迫害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就開始了。使317.8萬知識分子經受了長達21年的苦難。說反右是冤案如山，冤深似海恰如其分。但這是值得的！回眸建國六十年的曆史，是後三十年站在前三十年的肩膀上起步騰飛的曆史，如果沒有前三十年的折騰和苦難，就不會有後三十年改革開放的覺醒。當年右派們提出的37萬條意見和建議，包括了黨建、政建、經濟、法治、外交、科技、文化、民主、道德等等，這些意見和建議，幾乎都被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年所采用。換言之，後三十年崛起的參天大樹，是從前三十年那些血淚屍骨壓肥了的沃土上成長起來的。我們這一代人的成就和逆境，是極寶貴的財富和資源，是下一代人成長的沃土。沃土即曆史，真實地記錄曆史，至少能讓後代聽得見警鍾長鳴，使反右這種荒唐罪惡不再重演。因此，從喚醒民眾、開放崛起的視角看，我們的苦難是值得的。

 七、對毛澤東的評價

以一介草民對一個曆史人物進行評價，未免讓人生疑——此人是否神經不正常，何以如此狂妄？然而這也是曆史之正義之處，所謂“千秋功罪任憑後人評說”是也。當一個大人物成為曆史以後，他當然就沒有什麽名譽權、肖像權之類，後人就可以在茶餘飯後、酒肆茶樓、瓜田李下縱情評說，也會有很多發人深省的坊間故事、詩歌、笑話演繹出來。人民之口是封不住的，這也正是曆史的力量，後來者務必三思。 

對毛澤東的評價，是個非常敏感的問題。這是因為：對他的評價與共產黨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與共產黨的走向也有著直接的牽連。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評價一公開，就如十級地震一樣震垮了蘇共自己，也震垮了社會主義陣營。殷鑒在前，中共不得不慎之又慎，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現在的中共，與當時的蘇共已經大不一樣了。是不是一評毛就會震垮中共，我看未必。勃蘭特與普京並沒有因為他們的下跪而垮台，國民黨的認錯、賠償反而促進了它的複興。所以，在評毛與垮台之間畫等號是錯誤的。與此相反，倒是拒不評毛，讓毛的餘毒像癌細胞一樣繼續擴散的話，腐敗不僅得不到遏製，反而還會變成腐爛，那倒才是值得“高度重視”的喲！更何況評毛是一個永遠回避不了的問題。你不準評，民間無時無地都有人在評，能把十三憶人的嘴都封住嗎？既然封不了，中共何不來個順勢而為，像胡耀邦讓當年領導“真理標準大討論”那樣，勇敢地舉起評毛大旗，重豎一個嶄新形象呢？ 

目前的評價有幾種說法，陳雲、薄一波的評價是“建國有功，治國無能，文革有罪”。毛“左”派的評價是“毛澤東是共產黨的創始人，新中國的締造者，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李銳的評價是“功高蓋世，罪惡滔天”，也就是說功罪各有千秋。 

那麽如何評價毛澤東才是較為準確的呢？我想，最好的辦法就是擺出事實來，事實勝於雄辯，任何謊言在事實麵前都是蒼白無力的。 

 1、關於“建國有功”論

把建立新中國的功勞全掛在毛澤東一人頭上的說法是不正確的，是有失良心和正義的。 

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日本的侵略是有功而不是有罪，沒有日本的入侵，就沒有西安事變的發生，沒有西安事變的發生就沒有國共合作抗日，也就沒有千千萬萬的知識青年奔赴延安，也就沒有八路軍、新四軍的發展壯大，沒有八路軍、新四軍的發展壯大，也就沒有解放戰爭的勝利，當然，也就沒有新中國。”所以，當日本首相來京謝罪時，毛澤東公然說“何罪之有”，弄得日本首相目瞪口呆。客觀公正地說，毛澤東這回算是講了一句大實話。 

老區人民節衣縮食供養著軍隊和非戰鬥人員，論功勞他們是第一位的。幾百萬解放軍都來自農民，他們為了新中國而流血犧牲，可以說解放戰爭的勝利是農民打出來的，論功勞也是第一位的。解放戰爭中的幾百萬支前民工源源不斷地給前方運糧草、抬傷員，曆時三年，有的就累死在支前的路上。陳毅曾經說過：“解放戰爭是人民用獨輪車推出來的”。新華社記者胡國華在《告別饑餓》一書中寫道：“陝西安塞縣王家灣大隊，曾是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1947年率領“昆侖縱隊”（中央機關的代號，隊長羅青長）轉戰陝北的途中，從4月13日到6月9日，共住了58天，300多人的部隊，全是該村供給。公社副書記雷步升告訴記者，在毛主席離開後33年的今天，這裏竟然是這樣的貧困：1979年，人均口糧315斤，收入32元，人均現金收入1.61元；1973—1976年，人均口糧100斤，不到過年就吃完了，靠糠麩對付到開春，以後就吃樹葉，苜蓿。好多人家斷糧斷鹽。記者拜訪了當年接待過毛主席的王家灣行政村主任，現任公社黨委委員高文秀，隻見他幹瘦如柴，縮著脖子，斜靠在炕壁上，已臥病多時，炕上有一片爛氈，兩條破被，再無其他。一個入黨45年的老人，晚景淒涼。《東方紅》這首歌，最早是由陝西佳縣民歌手李有源1942年唱出來的。1947年，毛澤東、周恩來就是從這個縣東渡黃河，經山西到河北平山縣西北坡去迎接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

“1955年，李有源去世前，群眾生活還可以，李有源唱《東方紅》是發自內心的。李有源的老家張莊3年饑荒時，誰家白天埋了人，晚上棺材就被刨出來，加工成家具拿到榆林去賣，然後買點黑市糧食。後來連婦女都敢幹這種事。李有源的大兒媳1971年前，生活沒法過，就出去討飯。”

如果把功勞都掛在毛澤東身上，怎麽對得起千千萬萬為解放戰爭辛勞、犧牲的人民。 

中國解放戰爭的勝利，是與那些既有軍事理論，又有實戰經驗的大批能征善戰的指揮員分不開的。這些將軍們親臨前線、浴血奮戰，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他們才是解放戰爭的第一功臣。 

當有人大唱“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時候，我們切不可忘記那些在隱蔽戰線、冒著生死為戰爭提供軍事情報的人們，如閻寶航，潘漢年、李克農、葛佩琦……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是也。如沒有第二戰線提供的情報，任何指揮員都是瞎子和聾子，哪來的軍事天才，哪來的用兵如神！有時一個情報可抵千軍萬馬，有時一個情報關乎生死存亡。因此，中國解放戰爭的勝利，切不可忘記戰鬥在隱蔽戰線上的那些人的功勞。 

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知名人士對新中國的成立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們拒絕了蔣介石高官厚祿的許諾，堅決站在中共一邊，從物質上、輿論上、道義上給中共大力支持，對喚起民眾投奔解放戰爭起到了很大作用。新中國的建立，民主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功不可沒。 

150萬國民黨官兵的起義，加快了解放全中國的步伐，也應該算功勞吧！

綜上六點，說毛澤東建國有功是很不準確的，把功勞掛在他一個人頭上是無良無知的，要講領導，也是中共集體領導的結果。 

2、建國後毛澤東執政28年，在這28年中，毛究竟幹了些什麽？

（1）毛澤東推翻了具有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解散了聯合政府，從而改變了中國的性質，使民主自由的國家製度改變為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斯大林加秦始皇”的專製獨裁製度

從而使“五四運動”以來的百年間，多少仁人誌士為之流血奮鬥的理想——民主和自由，頃刻間付諸東流。使中國失去了走向民主自由的最好機遇。毛澤東應是千古罪人。 

（2）毛執政28年，根本不把《憲法》放在眼裏，橫行無忌，無法無天，搞了11次大的政治運動

清匪反霸、鎮壓反革命、土改、肅反、三反五反、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反右、農業合作化、大躍進、反右傾、文化大革命。在這些運動中，沒有哪個運動不使用暴力，沒有那一次運動不搞擴大化，沒有哪一個運動不傷及無辜。從法理上講，運動本身就不具備合法性，它是違法的。這些運動第一是暴力，第二是剝奪——剝奪財產和人權。 

（3）農業合作化運動使農民成為名副其實的奴隸

土地、耕牛、大農具入社，剝奪了農民的生產資料所有權，使農民成為沒有任何生產資料的無產階級。在合作社裏，農民沒有生產自主權，也沒有產品支配權，農民被限製在有限的田地裏，隻能像奴隸一樣地勞動，而且是餓著肚子在勞動。沒有任何自由，隻能聽命於生產隊長的哨音行動。有事外出坐車、住店都要憑公社的路條，沒有糧票連飯都吃不上。城鄉分治以後，農民是絕對不準進城的。農民養活著城市，城市卻拒絕農民。山西一位農民鬥膽評論人民公社製度，他說：“多少年來，公社製度把我們農民像牲口一樣死死地拴在槽頭。拴在槽頭也可以，卻不給草料吃。不給草料吃，又不給我們自己去找草料吃。”（摘自《告別饑餓》） 

（4）慘酷地掠奪農民

糧食統購統銷製度實行了32年，1984年才停止。其他農產品如豬、牛、羊、禽、蛋等38個品種，實行派購。統購也好，派購也罷，農民自己的產品，農民沒有討價還價的話語權。給多給少全憑政府一句話。政府以低於市場十至二十倍的價格收購農民的產品，使農民一年辛苦一場空，過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生活。由於工農業產品實行剪刀差，1980年國家固定資產總值隻有8000億，而農民剪刀差的貢獻就有6000億。有人說農民是最大的股東，卻幾十年沒有分到紅。

（5）“大躍進”糟踏資源，破壞環境，餓死3755萬人

毛澤東違背常識，夢想在十年內超英趕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為了一千零七十萬噸鋼，砍光了全國森林，卻一噸鋼也沒有煉出來。糧食放了無數“衛星”卻餓死了幾千萬人。人民像牛馬一樣被驅使，像瘋子一樣被折騰。傾全國之力卻得不償失，還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區別，從不罪己，委過於人。 

（6）晚年發動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動亂，對國家、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

綜上六點，毛澤東執政28年基本上沒幹一件好事，而是罪惡滔天，血債累累。

3.對毛澤東個人品質的評價

（1）若以小人和君子來劃分，毛澤東充其量是個小人，因為小人是不講道德的 

毛澤東最不道德的就是“忘恩負義”。他執政以後，對養活他的老區人民、對他的同壕戰友、對支持幫助過他的民主黨派人士、對“邊縱”、對地下黨、對起義人士、對他的妻子楊開慧、賀子珍、對愛國的專家學者、對歸國的愛國人士、對廣大的知識分子都是忘恩負義、卸磨殺驢。另外，毛澤東玩弄權術，剛愎自用、專橫跋扈、出爾反爾、背信棄義、陰險毒辣……均屬小人範疇，無需贅述。 

（2）若以仁君和暴君來劃分，毛澤東是最典型的暴君 

在他執政的28年，非正常死亡人數達6000多萬人，這是何等的驚人！毛澤東行事向來心狠手辣、花樣百出，不置人於死地絕不罷休。他整劉少奇、彭德懷就是如此。

（3）若以英雄和梟雄來劃分，毛澤東隻能是個梟雄

根據《中華詞典》1998年版對梟雄的解釋是：“強橫而有野心的人物”。他的野心是要當世界領袖，毛澤東正好對號入座。

（4）若以廉腐來分，毛澤東應是最大的腐敗分子

他政治腐敗、經濟腐敗、文化腐敗、生活腐敗，樣樣占全。全國很多地方都為他建蓋“行宮”；一部《毛選》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剽竊別人的作品。最著名的那首《沁園春ᆞ雪》是胡喬木寫的。《毛選》出版時，全國停止實行稿費製，毛澤東卻一人獨拿幾千萬的稿費，成為中國當時的貪腐第一人。 

對毛澤東的功過是非、以及對他個人品質的評價，是一個浩大的曆史工程，是我國曆史學家的重大任務，或許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我今天所講這些，都是粗線條的、膚淺的，但都是客觀事實。如果有人質疑，那麽我推薦他讀兩本書：一，楊繼純的《墓碑》；二，辛子陵的《紅太陽的隕落》。曆史是任何人也改變不了的，毛澤東為自己寫下的曆史也一樣，他將被放在曆史的天平上，讓後人予以評說。 

由於才疏學淺，我對“反右”運動的簡述和對毛澤東的評價，僅為冰山一角，缺點錯誤在所難免，但是為了拋磚引玉，隻得勉力而為之。在此，除了希望專家和讀者不吝賜教外，更望廣大難友們都拿起筆來，在有生之年留下你珍貴的關於這場浩劫的回憶，並對一手造成這一係列劫難的魔頭作出曆史的評判，為我們的民族和曆史作出應有的貢獻。 

二零一零年十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