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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篇

 

一、 毛澤東“指鹿為馬”的故事

 

在步入正文之前，先向讀者提一個問題，毛澤東是共產黨員嗎？麵對這個問題，讀者必定認為我是個瘋子，毛澤東是共產黨的領袖，是黨的創始人之一，統治共產黨四十一年，怎能不是共產黨員呢？請注意以下事實。

中共元老，黨的一大選出的負責人之一李達，曾於1963年在中共湖北省委黨校的一次講話中披露，開一大時，是他叫毛澤東與何叔衡代表湖南方麵出席一大會議。見麵時，李達詢問毛與何的身份時，他們均說是C·Y（即共青團之意）而非C·P（共產黨）。李說，既然來了，就參加會議算了。不料李的這一講話在文革中被惡意的歹徒捅出，遂置李達於死地。

除陳獨秀、李大釗、張申府等少數幾個人為第三國際及蘇共所欽點之外，其餘黨員都有入黨介紹人。時至今日人們仍然不知道毛的入黨介紹人是誰？這恐怕是中共黨史中的頭號疑案。

據利瓦伊民（軍科院原軍史研究部副部長）在2009年《炎黃春秋》第二期《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年份及早期組織》中揭露：1956年“八大”審查代表資格，毛澤東親自填寫入黨時間是1920年。當事人問他入黨介紹人或證明人時他回答：沒有。該文還介紹1920年湖南成立第一個共青團小組，劉少奇就是這個團小組的團員，也可以證明毛澤東也不是團員。因為當時毛已坐上黨的第一把交椅，誰也不敢進一步追問。黨齡一年之差對毛澤東非常關鍵，既然是“一大”前入黨，就可以魚目混珠成為黨的締造者、創始人、第一代領導人了。

中共為了把毛澤東打扮成黨的創始人，把7月1日定為黨的誕生紀念日。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在1920年就已經誕生了。張太雷在1921年寫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中國最初的中共支部，是1920年5月組織成立的。”整個中共就是國際的一個支部。

有個智者說了句令人深思的話：“如果一個政黨對自己的曆史不能說真話，叫我們怎樣能相信它呢。”

黨究竟是在1921年，還是在1920年誕生的？這個問題當然是首先要明確的。現在蘇聯檔案解密了，蘇共通過共產國際培養的這個黨，他早期的情況已經真相大白。（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組織力量把這個浩大的檔案翻譯過來了，1997年開始出版了《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從檔案1920——1925卷中（第一集31頁），我們可以看到維經斯基在1920年8月12日從上海寫回去的匯報，開始即說：“我在這兒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中共革命局（和朝鮮局並列），由5人組成——4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3個部，即出版部、宣傳部、組織部。”當時已明確5位領導核心，書記為陳獨秀，出版部長為汪原放，宣傳部長李達，組織部長張國燾，維經斯基是國際的當然代表。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李達說：“這兒實際上已經是全國包括國外中國共產組織的一個核心。”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新青年》成為黨刊。還辦了黨刊《共產黨》，公開打出了共產黨的旗號。這一年，在上海漁陽裏辦了黨校，對外名為“外國語學校”。

【附：建國後李達作為武漢大學校長，犯了所謂三大錯誤：一、他透露了毛澤東到達一大時還不是黨員，還是個CY（團員）；我說“既然來了，就參加吧。回去以後再參加CP（中共）”。二、他說在政治上要擁護毛主席，但在思想理論上可以和他討論；三、大躍進啟動時，他對毛說：“頭腦不可發熱。你發熱，中國人民可要受難了。”“文革”中武漢掀起批判、鬥爭李達的狂潮，最終停醫、停藥而逝。】

“六大”前毛澤東沒有進政治局，既不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更談不上是黨的第一代領導人。

1997年去世的99歲湖南老黨員易禮容證實說:1921年7月“一大”召開前，湖南還沒有建立共產黨小組，我和毛澤東都是“一大”之後，參加共產黨的。

陳振中先生在《黨史需要正本清源去偽存真》中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實事求是，如何評價毛澤東千秋功罪，能不能與毛澤東的罪惡劃清界限，是檢驗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

隻有重新評價毛澤東，把他複辟封建專製製度賬與欠中國人民的血淚賬、經濟賬向人民講清楚，從根本上揭穿毛澤東偉大馬克思主義的畫皮，改革派才有話語權。”

小時候聽老師講“指鹿為馬”的故事，總覺得趙高此人以勢欺人，愚弄朝臣，確實可笑、可恨、可氣。馬就是馬，鹿就是鹿，小時候不理解，為什麽會有那麽多大人受趙高戯弄，覺得稀奇古怪。

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浩劫洗禮的我們，終於發現在政治生活中“指鹿為馬”的邪惡事，實在是太平常了。

1959年的廬山會議據說原是個反左傾的會議，後來毛澤東決定反右傾，就變成了反右傾的會議了。說明政治上的“指鹿為馬”，隻要有權，不僅可以辦到，甚至“指鹿為馬”或“指馬為鹿”，還可以朝令夕改的。現在大家都知道彭德懷、周小舟等人右傾機會主義的案子是個冤案。也就是說，是個“指鹿為馬”的典型案例。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的案子是個冤案，“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自然也是“指鹿為馬”的典型案例了。比起毛澤東和四人邦的“指鹿為馬”案例來說，趙高的伎倆隻能算是簡單的、低級的、下等的和幼稚的。因為，無論從方法手段上、規模範圍上、影響深度上、死亡人數上，都不能和毛同日而語。文革中，報章雜誌對海瑞罷官的圍剿足可以使吳唅家破人亡，加上機槍大炮還可以叫無辜人民死亡二千萬。葉劍英元帥說：“文革”整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血染全國山河一片紅；經濟也被他折騰的到了崩潰的邊緣。確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反文明的大浩劫。文革中湖南道縣借故將地、富、反、壞、右分子及其家屬老小盡數慘殺在雙牌水庫內，弄得屍滿水庫，閘道堵塞，不能放水發電⑴。法西斯蒂如果泉下有知，也隻能自歎不如。區區趙高，豈能企及。《炎黃春秋》今年第11期刊載一篇《道縣文革殺人遺留問題處理經過》，揭示1967年該縣發生的群眾性地、大規模地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子女4519人，並擴及其他10縣，造成全區被殺和被逼自殺共9323人的慘劇，其中包括四類分子的子女和未成年人近5千人！當時當地的領導幹部聲稱殺人“事先不要請示，事後不要報告，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殺了就殺了。”殺人凶手事後還揚言：“上頭要我殺，我就殺；要是現在上頭又要我殺，我也會殺！”。凶手殺人殺得理直氣壯、有持無恐，因為有毛澤東在支持他們，“好人打壞人活該”，“⋯⋯他們在革命期內的許多所謂‘過分’舉動，實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毛澤東的“指鹿為馬”絕非文革始。“指鹿為馬”是毛澤東炫耀自己的權力，對付知識分子的一貫手段。試看，建國初，從批判胡適、俞平伯，批判電影《武訓傳》，到肅反及胡風一案。再到整風反右、拔白旗、三麵紅旗大躍進、反右傾、三年大饑荒，直至文革。是他一種屢用屢靈，屢建奇效的方法。不妨舉幾例來說明。

1951年5月20日他寫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文。文章以最高權威的語氣，以中共中央機關報社論的名義發表出來，全國人民，特別是文化界人士，被驚得目瞪口呆。黨內小道消息也在迅速傳播：“這篇社論是毛主席親自寫的。”又由黨內傳到社會上，更增加了人們神秘莫測的驚恐。這是毛澤東在取得政權後第一篇指鹿為馬的文章。目的在於取消其他政治局常委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發言權，確立自己的話語權。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起大規模“文字獄”，數以千計的人被打成“胡風分子”、“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判刑、勞改、管製、抄家，被逼瘋致殘，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其中不少人是極有才華的作家學者），釀出無數令人潸然淚下的人間悲劇。該案是毛澤東欽定的，平反之難是可以想像的，最終還是得以平反，實踐證明這是個指鹿為馬的典型案例。

又如對馬寅初的“新人口論”，195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學建校60周年大會上，理論打手陳伯達當著全校師生的麵，突然點名說：“馬老要做檢討。”定調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從此開始了對馬寅初的圍攻。1959至1960年對馬寅初的持續批判從北大擴展到了社會，從北京擴展到全國。但馬寅初沒有屈服，他表示：“我雖年近八旬，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迎戰，直到戰死為止。”

整風反右中毛澤東提出的《章羅同盟》原本就是子虛烏有的。一個參加地下黨出生入死赤膽忠心忠貞的共產黨員葛偑琦，人民日報頭版頭條說他要殺共產黨人。儲安平當年提出“黨天下”，實在失之偏頗。反右至文革的曆史證明了“黨天下”並不是毛澤東的目標，“朕天下”、“家天下”才是他的目的。早在全國解放前夕毛澤東就寫出“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一盡人皆知的豪邁詞句，徹頭徹尾地暴露了他要當封建帝王的心聲。全國剛解放，五零年就公然自稱“萬歲”，文革中更說自己就是“嘉靖皇帝”。整風反右期間，北大學生劉奇第就提出，胡風不是反革命。在那個時候，除了給劉奇第扣上右派帽子外，又能有誰給劉奇第作出正確的回答呢？不去深刻檢查黨沒有為整風作好體製上、理論上和法律上的充分準備，而利用人民對黨對毛澤東本人信任和愛戴的情感，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揪鬥所謂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不是更省力嗎！更何況民主黨派與資產階級自黨的七大以來就是既定的革命對象。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曾致電斯大林說，“一旦中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按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經驗，除中國共產黨之外，所有政黨都應該退出政治舞台了，這樣將會加強中國革命的勢力。

章乃器有個兒子叫章立凡的，花了很多精力去考證毛澤東是某月某日決定反右的，沒有得到什麽結果。其實我們這些知識分子比起毛澤東來，真是太天真、太學究氣了。“萬歲聖旨口”，他既有權指鹿為馬，當然也有權把陰謀叫做“陽謀”。《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該講話已點了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的名字，做了引蛇出洞、後發製人的戰略部署。毛在會議上的講話時間是在57年1月18日，該文並未公開發表，後來5月14日和5月16日的反擊右派的指示也沒有公開發表，可是5月14日之後還在繼續開座談會，不僅開會，而且還要求某些人一定要發言，5月17日還發表社論，“歡迎非黨同誌幫助我們整風”。可見，對於民主黨派與黨外人士來說，那就是陰謀，而不是“陽謀”。“歡迎非黨同誌幫助我們整風”是陽謀，是立牌坊；陰謀是“引蛇出洞”，是當婊子。

7月1日，毛澤東親筆撰寫了《人民日報》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得意之餘，公開泄露了開展反右派運動乃蓄謀已久的天機：“共產黨看出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一場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讓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動這一場戰爭，報紙在一個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麵意見，對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不予回擊，一切整風的機關學校的黨組織，對於這種猖狂進攻在一個時期內，也一概不予回擊，從而聚積力量，等待時機成熟實行反擊。”這就是公然對人民行騙術施陰謀的鐵證，全國上下人人皆知，白紙黑字無可抵賴。

小時候老師給我們講“五四”運動時說，學生運動總是天然地代表著時代進步的方向。至今老師的話總在我的耳邊回響，因為這句話說的是真理。令我不解的是，為什麽五七年北大校園的學生運動被誣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六四”天安門反腐敗的學生運動受到國人強烈反感的殘酷鎮壓呢？什麽時候能把這顛倒了的曆史再顛倒過來，我們拭目以待。我常想，北洋軍閥、國民黨統治的年代裏，他們要鎮壓學生運動，為什麽共產黨也要鎮壓學生運動，且其規模之宏大、手段之殘暴有過之而無不及呢？這是因為無論北洋軍閥、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有嚴重的封建專製色彩，他們都隻相信“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這種封建專製和軍閥主義的理論，都還不是民主和法製的履行者。其實，槍杆子和軍隊是用來保護國家，抵禦外來侵略的，或者在遇到自然災害時，參與搶險救災等工作的。在一個民主和法製的國家裏，軍隊的指揮權應屬於國家，而不應屬於某個黨派，更不應該成為鎮壓學生、鎮壓老百姓的工具。人民內部的矛盾應通過、也隻能通過法律的手段來解決。

大躍進餓死四千多萬人!本來這是整黨、整風的最好時機。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又來個“指鹿為馬” ：把風調雨順的三年硬說成是“三年特大的自然災害”。市場上常有人大聲疾呼“打假”，又有誰認真地在政治上打過假呢？“六四”天安門事件當晚的新聞發布會上，有個叫袁木的人（他當然也是逢旨的）居然說“廣場上沒死一人”，公然欺騙中國人民，踐踏世界輿論。掌權的人尚且弄虛作假，又怎能杜絕社會上一切“造假”行為呢？難怪中國著名現實主義詩人熊鑒在農民詩人金定強《糊塗軒集》序言中指出：“從‘反右’、‘大躍進’到‘文革’，接連二十年左右的大災難，哪一件不是人為的？但至今一說到‘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的巨大災難就諉過於‘自然’，人犯了罪賴天，良心何在？人性何在”。難怪林彪在總結了毛澤東的經驗後，在文革中說：“不說假話成不了大事”。希特勒的宣傳部部長戈培爾曾經說過，“謊言重複千次就會變成真理。”原來毛澤東與希特勒的手段在這方麵並沒有什麽兩樣。誠如哈維爾所說：極權主義靠暴力和謊言維持其統治。

詩人熊鑒還指出：“離‘左禍’還隻二十多年，很多年輕人對二十多年前國家民族曆史茫然無所知，偶爾聽到也隻當‘天方夜譚’。是哪一雙罪惡的手捂住億萬人之眼，惟恐暴露曆史真情，其用心何在？親受左禍之累的人們，人民用血汗哺養的知識分子，對人民二十年的災難，有的守口如瓶，有的裝聾作啞；還有少數喪心病狂者，為了一已之利，隨意竄改曆史：將盜賊頌成聖人，將惡政頌為德政，跟著當權者‘指鹿為馬’，千方百計蒙蔽當世，欺騙後人。”

有道是“一將功成萬骨枯”，解放戰爭消滅蔣介石軍隊號稱八百萬，我想應該包括起義人員和戰俘，不會是死亡人數(經查解放戰爭中，國民黨軍隊死亡171萬，共產黨軍隊死亡150萬)。誰能想像就是這個“大救星”，功成之後就成了大災星，會帶給人民更大的災難呢！毛澤東的二十多年專製暴政，造成無辜人民死亡達七八千萬之眾(有資料披露中共上井岡山以來，死於中共屠刀和暴政之下的中共黨員、中國人民估計達1億之多)。就是這個自稱“萬歲”的人，生前死後，頭上還戴上了許多光環：“萬歲”，“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等等。萬歲最初是他自封的，後來就演變成“萬歲，萬萬歲！”“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萬歲的封建性質前麵己說明，如指自然壽命那是不可能的。四個偉大是林彪、陳伯達封的，姑且不說。平心而論，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稱呼“偉大的領袖”還是適當的。一個萬歲爺，一個專製君王如何能擔當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任呢？一個並不懂得資本主義、更不懂得現代資本主義的人，一個甚至並不懂得人類曆史發展規律的人，怎麽可以稱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呢？這也許可以叫做另一類“指鹿為馬”吧。造成這一類“指鹿為馬”的原因有多方麵，比如林彪、陳伯達是別有用心的，普通的老百姓則是受毛澤東的宣傳蒙蔽的；有的政界人物也有可能與普通百姓一樣，一時認識不清，有的政客則是完全出賣靈魂的，他們靠奉承拍馬、阿諛造假往上爬的。

也許有人批評我，說毛澤東不懂現代資本主義，不懂人類曆史發展規律，不免言過其實。那麽就請注意：解放前，中國的資產階級在三座大山的壓迫下，痛苦地向前掙紮，所以他們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同路人。中國的資本主義不是發展得太多，而是太少了。可是五六、五七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反右，沒收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把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民主黨派這些革命的同路人搞倒、搞臭。一個稍有人類曆史發展規律知識的人，能做出這種蠢事嗎！現在我們又把國營企業轉賣給私人，這一來一去，中國的文明發展被推遲了五十多年。文革則是針對黨內的資產階級的，因為我們的萬歲爺指出：“走資派就在黨內”。文革是要把黨內有革命資本的同誌斬盡殺絕，“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毛澤東熟讀有關封建帝王統治經驗的典籍，用心圈點批注，翻雲複雨，運用自如 (如一本《資治通鑒》就讀了一十七遍)。但對馬克思主義最經典的著作《資本論》則未必通讀過（有資料披露，毛選五卷沒有多少篇是他自己寫的，連《實踐論》、《矛盾論》都不是他寫的）。對現代資本主義沒有考察、沒有體驗、更沒有研究，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更是不屑一顧。請問，這樣一個背負上億無辜中國人民生命罪債的封建君王竟會是無產階級革命家！？

赫魯曉夫未必懂得什麽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但他說的一句話卻被曆史記載了下來，“中國的共產主義是喝大鍋清水湯，蘇聯是土豆燒牛肉。”如果說，毛澤東在中國也搞過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那隻不過是一個封建專製的空想社會主義或空想共產主義而已。這裏舉兩個查有確據的例子：一方麵規劃進入共產主義，如一九五八年八月河北徐水縣委就訂出規劃，要在一九六三年進入共產主義；一方麵卻是大躍進人禍對“三農”的嚴重破壞，以致“人亡政息”，如王泓先生下放擔任河南葉縣舊縣公社書記，到他摸底時為至，大致死亡人數占全公社30%，全社死絕戶占7%。⑵

中國共產黨原本是一個受到全國人民愛戴和擁護的黨。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夥同其法定接班人林彪，搞起了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養忠字豬等活動。把一個好端端的黨，糟塌成活像一個邪教組織。這裏需要告訴大家的是，早請示、晚匯報也像“毛主席萬歲!”的口號一樣，是毛親自要求推廣的。1967年11月13日，毛主席的警衛部隊8341部隊向毛主席報送《關於北京市針織總廠支工情況的報告》。《報告》中第一次提到了“上班前向毛主席請示”、“下班後向毛主席匯報”等做法。15日，毛澤東批示：“看過，很好”。17日，中共中央轉發。除了毛主席勢力範圍之外鞭長莫及的港澳台地區之外，全國實行。有時，還會強要外賓也來這套“請示”“匯報”。有人不解，軍代表回答說，毛主席是世界領袖。

我曾記得毛澤東說過，我們是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誠如前麵所述，解放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隻不過打死蔣介石軍隊區區百餘萬，坐上“萬歲”寶座之後，倒把七八千萬無辜百姓從肉體上消滅，而把國家推向經濟崩潰的邊緣。一句冠冕堂皇的話，“知識分子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對知識分子進行愚化政策，繼而把國家的困難轉嫁到貧苦農民身上。造成這種後果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毛澤東革命與建設的動機是為了奪取皇位，鞏固皇位；妄圖把黨天下變為毛氏家天下。現在還是有人利用寫革命回憶錄，拍攝革命戰爭年代為題材的電視劇或電影來給毛澤東塗脂抹粉，完全是虛妄徒勞的，隻會延緩曆史前進的車輪。

毛澤東假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的空想封建專製社會主義是中國人民苦難的根源。上有毛澤東的指鹿為馬領唱，下有普通黎民百姓的恐懼、撒謊和唱，構成全社會的“雄偉”悲歌。

“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之一，是造就了兩個被剝削階級。經濟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即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造就了“新社會”的農奴階級；政治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即反右派運動，則使數以百萬計的右派分子及其親屬子女淪為賤民，並與“地富反壞”構成為一個新的階級。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人人有產、已經消滅了階級差別的平等社會，為什麽會出現這麽兩個占全國人口多數的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呢？對這個問題，也可以從相反的方向提出：既然社會上還存在著占全國人口多數的被壓迫被剝削階級，這樣的社會還能說是社會主義社會嗎？

曆史的諷刺是如此地詭異，階級鬥爭理論本來是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反抗壓迫和剝削的理論武器，現在卻被壓迫者剝削者用來對付被壓迫被剝削的階級。如果馬克思在天之靈有知，恐怕也隻能無奈苦笑了。

楊繼繩在《墓碑》中寫道：在耕地麵積比六十年代減少、人口增加兩億以後的八九十年代，中國糧食竟然多了起來，年輕人不知何為饑餓，農民還麵臨‘賣糧難’的問題。這僅僅是因為中國農村製度發生了變化：聯產承包製代替了人民公社製度。可見製度對於饑荒起著多麽重要的作用！

以研究饑荒而著稱、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寫道：“回顧世界上可怕的饑饉史，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的國家裏，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的饑饉。不管我們觀察哪個國家，是埃塞俄比亞、索馬裏最近的饑饉，還是其他獨裁政權下的饑饉，還是蘇聯三十年代的饑饉，還是中國1958年至1961年大躍進失敗後的饑饉；或更早一些，愛爾蘭或印度在外族統治下的饑饉。在這個規律麵前，我們找不到任何例外。雖然中國在經濟的許多方麵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國仍然出現過大範圍的饑饉（而印度卻從未如此），這場饑饉實際上是世界史上有記錄的饑饉中最大的一次，……而導致這場饑饉的錯誤的政府政策卻被延續不變達三年之久。這些導致人民餓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評，因為議會裏沒有反對黨，沒有新聞自由，也沒有多黨製下的選舉。事實上，恰恰是因為缺少對執政黨的挑戰，才使得嚴重錯誤的政策雖然每年殺害了上千萬人，也仍然能夠持續下去。”

的確，造成中國幾千萬人餓死的根本原因是極權製度。當然，我不是說極權製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規模的死亡，而是說極權製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誤，一旦出現重大政策失誤又很難糾正。更重要的是，在這種製度下，政府壟斷了一切生產和生活資源，出現災難以後，普通百姓沒有自救能力，隻能坐以待斃。

極權製度造就恐懼和謊言，恐懼和謊言又是這個製度賴以運行的基本條件，恐懼產生謊言。政府有著處罰一切和剝奪一切的權力，處罰和剝奪產生恐懼，擁有得越多的人恐懼就越嚴重。一旦遭到處罰，他們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員和知識分子比普通百姓擁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懼，因而對這個製度更加“忠誠”。為了迎合和自保，他們都拚命比賽說謊，都裝作相信謊言。官員的講話，社會科學，文藝，新聞，教育，連滿布牆頭路邊的標語口號，都年複一年，日複一日地製造謊言和傳播謊言。都在時時刻刻地欺騙民眾和奴化民眾。

《墓碑》中有這樣一個令人哀歎的例子：由於反右傾，幹部們都不敢說真話。信陽專署機關黨委書記李文耀，其妻姓文，回老家看到煮人肉吃，她沒有吃，帶給孩子吃。李文耀的父親餓得走不動了，餓死在街頭。但李文耀還是說形勢大好，還積極批判張樹藩、餘德鴻。餘德鴻說：“你老婆吃過人肉，你爹餓死了，你還批我，你有人性沒有？”

在中國，政治上不說假話，就會遭難，甚至有生命的危險。謝韜新作《在曆史的天平上》(為丁弘大作〈陳獨秀和毛澤東〉作的序言)中說：“陳（獨秀）領導了‘五四運動’，要求發揚民主與科學精神，讓人民大聲說話，保衛人民自己的權利和獨立的人格尊嚴；毛是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下，造成全民說假話，隻有說假話才能取得生存，才能取得生存權，使社會道德敗壞，使人人成為雙重人格、言行分裂者。”

胡恕在《不信東風喚不回——讀「在曆史的天平上」》中說：總體而言，毛澤東時代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是無邊的痛苦和災難：民生凋敝、生靈塗炭、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哀鳴遍野的慘狀為人類曆史所僅見。

據統計，在中國有史可查的二千餘年中，死於自然災害的人數為二千餘萬人。而我們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便奪去了四千餘萬人的生命。最不能容忍的是，時至如今，仍有多數傳媒，沿用喪盡天良的說法，繼續對老天爺栽贓陷害，是可忍，孰不可忍？

可憐的劉少奇就是因為在七千人大會上說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人食人要上書的”的部分真話，便注定了必死無疑的下場。

土改、鎮反中未依法處決的人是多少？至今仍是黑洞，也不讓人染指這些領域。據一位親曆其境的南下老兵告訴我，僅劉文輝家族被槍決的便有36人之多。“風馬牛不相及”，罪名“莫須有”的胡風反革命集團，55萬被引蛇出洞的右派分子，昭示了執政者的虛偽和無恥！毛澤東這個“天才”，什麽花招想不出來！開國元勳劉少奇、彭德懷、賀龍死於非命，優秀兒女遇羅克、林昭、張誌新，飲彈刑場，便是封建法西斯專政的鐵證！

據載，林昭死後，還派警察去向他家人索取了子彈費。張誌新在押赴刑場前被劊子手割斷了喉管，據載這個劊子手一共割了47人的喉管。學者郭羅基（時任北大黨辦主任）於1979年在光明日報上，以“誰之罪”深究張誌新遇難的製度根源，最後極其雄辯地指出：“18世紀法國的革命者米拉波在監獄裏鍛煉成了著名的演說家，而20世紀中國的革命者張誌新在監獄裏卻被割斷了喉管，這就證明：20世紀中國的水平低於18世紀法國的水平。”這一篇振振有詞的遲到的辯護，使他被驅逐出北京。

王友琴在《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和殺戮的尋訪實錄》中指出：“以意識形態的名義和革命的名義，把人類的一部分宣布為必須消滅的‘敵人’，通過一係列預先設計的所謂‘政治運動’，一個政權把社會中的一個群體，不是一個兩個人，也不是幾十個或幾百個人，而是一個極其巨大的人數——人口中的一個百分比，有計劃有組織有係統地予以打擊和消滅，這就是毛澤東對顧文選他們和億萬中國人所作的。這一係列的大規模的迫害與屠殺，是毛澤東的‘革命’實體的最主要的一部分。同時，這些嚴厲殘酷的行為也保證了無人能夠反抗他的革命。這是文革提供的教訓之一：一個政權，越是殘忍，越是能所向無敵，能消滅一切反抗，平安無恙。斯大林雖然殺害政治局委員，但是並沒有像毛澤東那樣讓全國的學校都停課三至六年，讓學生參與‘揪劉’和對劉少奇的‘革命大批判’。毛澤東為其打倒劉少奇的事業而讓老百姓付出巨大經濟和道德代價的做法，是古代皇帝和斯大林都望塵莫及的。”還指出：“司馬遷記載了漢代的第二個皇帝孝文帝關於廢除肉刑以及隻懲治犯罪之人而不連坐家屬的談話。（《史記：孝文本紀》）。再看在文革理論指導下進行的紅衛兵的行動，如毒打劉澍華和剃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陰陽頭’，放在漫長的曆史背景上來看，這是把文明倒退了不止兩千年。”

“長期以來，由於強勢的文革宣傳，由於長期的思想禁錮，很多文革的經曆者，直到今天也沒有意識到，1966年發生的紅衛兵暴行，由年輕學生來侮辱、毆打和殺害老師、同學以及校外和平居民，在縱向的曆史和橫向的世界文明範圍內，都是不曾有過的。這是嚴重的反文明、反人道的暴行。這是極大的罪惡和醜聞。另外，各地都會有一些想通過‘挖掘階級敵人’來立功的人，拚命想找出這種‘惡攻’的話和證據，來把一些人圈進‘反革命’的範圍。而被‘惡攻’繩子套上脖頸的人，如果他們神誌還清楚，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隻有拚命聲明自己沒有這樣說過或者想過這些話，卻不能質疑這一定罪原則。直到1979年春天，在北京高層的‘務虛會’上，有專家指出，他們查找資料，發現希特勒時代的規定，是‘侮辱元首者，拘留兩星期’，終於質疑了文革時代的判罪標準。文革時代，遠未到‘侮辱’程度，就可能被槍斃，遠遠超過了希特勒。”

“在1952年出版的一本《新名詞辭典》（上海春明出版社）說明了‘知識份子’一詞在當時怎麽被使用。這部辭典介紹了當時的‘新名詞’。而這些新名詞無疑能說明一個建立一個與前不同的社會的時候使用的一套新觀念。在這部辭典的‘社會部’中有‘社會成分’一類。這些‘社會成分’是：

勞動人民，體力勞動者，腦力勞動者，工人，產業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舊知識分子，工農知識分子，幹部，職員，人民勤務員，群眾，領袖，社會活動家，積極分子，愛國民主分子，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英雄人物，革命軍人，革命家，職業革命家，革命烈士，革命烈士家屬，革命軍人家屬，手工工人，小手工業者，中農，富裕中農，貧農，雇農，平民，小土地出租者，開明士紳，自由職業者，宗教職業者，手工業資本家，小商和小販，商業資本家和商人，富農，半地主式的富農，反動富農，地主，二地主，破產地主，地主成分的改變，高利貸者，管公堂，反動人物，反革命分子，叛徒，蛻化分子，坐探，工頭、工賊，工人貴族，遊民，二流子，狗腿子，惡霸。

這就是新當權者對社會組成的劃分，也是進行“階級鬥爭”的依據。通過這部《新名詞辭典》可以了解到“知識分子”在1949年以後被用來指一種“社會成分”，而且，從一開始“知識分子”就被當作一個需要通過“運動”來“改造”的社會成分。把他們劃為一個階級成分，理由就是他們擁有“知識”。這和把擁有土地和工廠來劃分地主和資產階級有類似之處。

後來，在最高當權者們的講話中，還出現了“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這樣的說法。“成堆”這樣的說法剛出現的時候，聽的人一定是很不習慣的，因為這裏已經含有蔑視的成分在內。知識分子被強迫接受批判並且檢討，稱作“洗澡”，明顯的意思是說他們在精神上肮髒不幹淨。不過還有更難聽的說法是“知識分子”要“脫了褲子割尾巴”。直到現在，人們也好象裝作不知道這種說法的侮辱性和下流。在中國出版的書籍中，從來沒有人哪怕從語文的角度來批評這種說法。在一個有漫長文學傳統和講究文字的國家，這種麻木令人驚訝。

1952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高等學校中進行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運動和準備進行清理中層工作的指示》，說：“根據北京和上海兩地的經驗，在這次運動中，可以而且應該讓60－70％的教師，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檢討以後迅速過關；12－25％的教師，是要經過適當批評以後再行過關；13％左右的教師，是要經過反複的批評檢討以後始予過關，隻有2％左右是不能過關，需要作適當處理。這樣的比例大體上是合適的。”這個文件明確體現了定好比例數字來整人的做法。應該注意到，這種做法，在人類曆史上，在別的地方和別的時間，都是不曾有過的。往前追溯，在1950年進行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毛澤東製訂了農村殺1‰的人，在城市殺0.5‰的人的比例（關於這一點，在《顧文選》中有比較詳細的說明）。按比例殺人的做法，顯然足以值得“思想改造運動”的按比例檢討過關變得相對份量輕了。而殺人的威懾力，也足以使得無人敢於反抗後起的“思想改造運動”。

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全國的知識份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人人必須“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學校停課搞“運動”。教師們必須在群眾大會上逐個進行“自我檢討”，把過去的思想和學術徹底否定。有的人還得多次檢討，才能“過關”。除了檢討自己，還須“揭發批判”別人。同時，按照地位高低和是否運動的重點對象，各種人在不同大小的範圍和場合當眾檢討。潘光旦的長篇檢討《為什麽仇美仇不起來》，曾經發表在報紙上。這份檢討有近萬字長，把他的父母、師長、同學、早年所受的學校教育以及他自己從事的學術研究工作，統統都陳列出來並且逐個加以否定。‘檢討’到了這樣糟塌一切的程度。據說潘光旦一共‘自我檢討’了十二次才獲通過。一次一次檢討，不被通過，檢討了十二次以後，才予過關。”

在回答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時，王友琴說：“托洛茨基曾經說，在一個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國家裏，‘不勞者不得食’這個古老的原則已由‘不服從者不得食’這個新的原則所代替（哈耶克在《走向奴役之路》第九章引用了托洛茨基的這段話）。在1952年的大學裏也是一樣，或者，更具體地說，是‘不檢討者不得食’、 ‘不交代者不得食’、‘不服從分配者不得食’。在對個人的控製方麵，1950年代初已經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嚴密程度。”

王友琴也對無辜的受難者表示同情：“我為她(沈寶興的女兒)對她父親的死的解釋而震動。受迫害者太忍耐了，被迫害而死，卻總還在想自己一方的錯處：想到自己親人的種種弱點和不是。我在訪問受難者家屬的時候，多次聽到，他們想的是受難者文化低，受難者脾氣不好，不懂如何回答紅衛兵的問題，他們也責備自己不夠機靈，沒有能保護自己的親人逃開。而作為對比的是，另一方，作惡者們，卻厚顏無恥，不但不向受害者道歉，還拒絕說出事實。不但他們不說，還禁止別人說出。這樣的情況，什麽時候才能改變？”

王友琴上麵提到按比例整人的事，在共產黨高級領導中胡耀邦覺悟最徹底，他曾說，每次運動都說隻打擊5%，團結其餘95%；一次次下來，終於發現95%都成了打擊對象(大意)。

因為這個製度既然不能保證5%的安全，當然也保證不了95%的安全。從中共中央主席、總書記到普通老百姓，概莫能外。比如，劉少奇在打倒王明、高崗、彭德懷、彭真後，最後也打倒了他自己。

在1958年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公然說全國十分之一的人口，當時的六千萬人為不讚成社會主義的，其中一千二百萬人為階級敵人鬥爭的對象！執政27年竟發起各種政治運動多達五十多起，黨內黨外大批無辜者受害，多少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冤獄重重遍布神州！

麵對以上慘絕人寰的事實，如果你還執迷不悟或洋裝糊塗的話，隻能說明你的靈魂早已無救，而通向地獄的大門正在向你招手！

曆史無情地記下，當毛澤東懷著“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的萬丈豪情去見閻王的時候，中國的經濟已經走到崩潰的邊沿。

雷一寧女士感慨地指出，新中國的第一個30年，毛澤東以斯大林式的獨裁專製，搞得民窮財盡，人民淪為隻說假話的機器人；新中國的第二個30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以資本主義之實挽救了社會主義之名，人民才獲得一點點言說的權利；現在，新中國的60年大慶已轟轟烈烈地舉行過了，後麵的路該怎麽走啊？咱們的孩子何時才能毫無顧慮地對那赤身裸體的皇帝喊：“呀！他什麽衣服也沒有穿”？機不可失，時不我待啊！

 

二、 毛澤東領導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

 

對於中國人民在解放後所受苦難的原因，有不同的說法。有人抱著宿命論觀點，有人歸咎於中國的文化，對於以上說法我不敢苟同。毛澤東說過，“中國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農民革命原本就是對資產階級革命的一種反動，農民革命的階級局限性和毛澤東的封建專製統治觀才是造成這些悲劇的原因。毛澤東有一首給郭沫若的七律：“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雖死魂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猶存秦政製，十批不是好文章。……”（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郭沫若著有《十批判書》）。曆史前進了二千多年，毛澤東還要實行“秦政製”，爭當秦始皇，這難道不是對辛亥革命的反動？！世界上農民革命，沒有能改變政權性質的，都是奪取政權後，改朝換代自己當皇帝過癮，毛澤東就是典型代表。過去，我們一直把反封建的革命僅僅理解為推翻皇帝或封建統治者，因而也就把中國曆史上無數次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稱之為推動曆史前進的革命。但是，事實證明，農民推翻皇帝的革命，隻造成了中國曆史的封閉循環圈和專製主義的長命百歲。而真正的反獨裁革命，必須是對以專製主義為代表的整個社會（所有的人的生存方式、思維方式）的革命。這個革命不僅要打倒皇帝，更要消滅皇權賴以生存和維持的小農文明：專製與小農的生存方式是一個有機整體。現代化就是要從生存方式上消滅農業文明，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麽任何企圖推翻專製主義的革命都將失敗。

農民潛在的封建意識是客觀存在的。據楊繼繩先生《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中說，我之所以真誠地支持“大躍進”，除了共產主義理想的鼓舞以外，還因為無知。我的家鄉是一個偏僻的小村，遠離公路。信息十分閉塞，農民不知道大山以外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聽到一位老農民對我父親說：有人看到宣統了，有可能重新出來做皇帝。他們不知道溥儀在天津和東北這一段經曆，也不知道溥儀當時已經當作漢奸被關押。農民懷念皇帝。1949年10月1日北京發生的大事他們也不知道。村幹部黃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鄉裏開了會。第二天，他兒子（小名賴子）對我說：“毛主席坐殿了。”我問：“什麽叫坐殿？”賴子說：“就是當皇帝。”他說這是他父親告訴的。

毛澤東在他的名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初稿(發表於湖南省委機關報《戰士》)中，不加掩飾地寫道∶“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這就明白地證明，這個農民運動是流氓、地痞在起重要作用。此類痞子、惡棍、油雜分子，總稱社會渣滓，馬克思和恩格斯稱之為流氓無產階級，認為他們卷入革命會腐蝕隊伍，並加快社會道德的總體淪喪。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中說：“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腐化的部份，他們更甘心於被人收買，去幹反動的勾當。”毛澤東的看法與此相反：“數量不小的遊民無產者……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由於毛澤東在痞子惡行之上拋給了一隻革命的合法外殼，也就把此類人的地位作了質的提升，要利用的正是其“破壞性”，於是執政黨增加了暴烈，國家民族加深了災難。正是被毛澤東讚揚過的“痞子運動”，造就了“新中國”的主力軍，後來也不知又培養出多少痞子以及近似痞子的東西，影響之廣之大，更不知涉及了多少人的命運，仿佛中國人命中注定了似的。正是這類痞子成為曆次政治運動尤其是反右運動最積極的打手。所有反人權的行徑都需要而且也隻能調動起社會渣滓們的積極性來奉行。掌權的小人必須號召和收買不掌權小人的盲從，這是當代史上一切災難的釀成原因。這裏有個要點值得注意：為了使勢單力薄的痞子惡棍的行徑得逞，必須為他們排除作惡的阻力，辦法就是運動的組織者和指揮者故意把鬥爭對象的標尺以及定罪量刑標準弄得極其模糊，伸縮性極大，使人民震懾於它的“不可預測性”。為避免被劃進鬥爭對象的圈子，善良的人們必然自發地退縮到一個自我劃定的“相對安全區”，這個區域有時比運動指揮者劃的還要小得多，這就是為什麽每次運動一來，大多數人都露出一副“寧左勿右”的勢利臉孔，而且逐級逐層主動加碼以求自保，因而沒有一次運動不是“擴大化”。運動越往下就越殘忍，造成全社會恐怖，這正是極權專製所需要的效果。

有文章指出：在青年革命者毛澤東的思想裏，流氓無產階級的傾向是頗為明顯的。他當過兵，作過遊學先生，他個人性格中∶好鬥，天不怕，地不怕，無法無天，不受任何拘束，言而無信，不擇手段，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崇尚權術，矯情偽飾，毫不講任何政治道德，了解他的人直指他是一個政治流氓。他自稱是“綠林大學”畢業，自命為“紅色的山大王”。從他的詩作裏，魯迅敏銳地聞到了山大王的氣息。27年毅然上井岡山，然後火並王佐、袁文才，活脫脫重現了一幕梁山好漢的場景。這一切都具流氓無產者風格。中共黨史上曆次運動中不絕於史的盲動左傾、暴烈無人性的行為，無疑是與毛個人的性格與愛好相關聯的。

李劼先生在《論毛澤東現象的文化心理和曆史成因》指出：“毛澤東與其說是馬克思的信徒，不如說是秦始皇加朱元璋、或者《三國演義》加《水滸傳》的現代漢語版。但在下意識裏，大家全都心照不宣，尤其是一些草莽氣十足的紅軍將領，更是把這樣的選擇看作是天經地義。說到底，黨內尤其是紅軍將領當中，有幾個人認真讀過馬克思的著作？有誰在內心深處真把馬克思的學說當回事？就像當年跟著洪秀全起義的太平天國將士，沒有人深究過天父天國是怎麽回事。從井岡山走向延安的及其紅軍，根本沒有功夫細想毛澤東跟馬克思之間的關係。

有人指出：在集體無意識裏，馬克思的學說與洪秀全當年的拜上帝教其實並沒有多大的異同，都不過是用來打江山的一種符號性的說法罷了。而毛澤東的最大成功就是用現代白話漢語將馬列主義學說神不知鬼不覺地轉換成了一套現代“三國”和“水滸”話語。毛澤東正是用他的這套話語先征服了他的黨，然後率領著這個黨征服了被《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熏陶得渾渾噩噩的中國民眾。

毛澤東繼承的所謂中國文化“傳統”，既不是法家，當然也不是儒家，而是自宋、明演義小說裏的那套流氓哲學和痞子文化。在毛澤東的心目中，要麽征服，要麽被人征服，沒有調和或者妥協之類的中間道路，因為妥協通常是在雙方平等基礎上、經由和談達成的。毛澤東的詞典裏沒有平等二字，即便是和談，也是暴力解決的另一種手段，叫做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毛澤東的狡黠在於，他其實知道中國民眾喜歡聽的是《水滸傳》的“造反有理”，但他故意將此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從而借助馬克思的亡靈唬一唬他的“山黨”和他所治下的中國民眾。

毛澤東在延安時就信口雌黃地說過：“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他是把讀《水滸傳》的心得體會都強加在馬克思的身上。請看，恩格斯是如何說的。他在“馬克思的墓前演說”這篇光輝短文中，對其戰友是這樣高度評價的：創立了唯物史觀並發現了剩餘價值，哪有什麽不三不四的造反有理的屁話？甚至沒有提到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也沒有提到共產主義或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不是很值得後人深思嗎？!

據楊繼繩先生在《墓碑》中記載：『……1959年11月XX日，晏灣小隊社員晏家心，因欠隊裏款未還，遭到毒打，5天後死亡。晏的妻子黃秀英在家裏炒麥子吃，被幹部抓住，以偷糧的罪名開群眾鬥爭大會。然後將黃捆綁，用冷水淋凍，不久死亡。家中5個小孩，除14歲的大女兒逃到親戚家外，其餘4個全都餓死；河南打人的情況如此嚴重，是因為從中央到省裏製止不力。早在1958年，長葛縣坡胡人民公社有一封群眾來信送到了毛澤東手裏。信中反映，該社的社隊幹部打人罵人現象十分嚴重，被打的不僅有普通群眾，還有黨、團員和隊幹部，許多人偷跑在外。沒有打人的幹部被扣上了鬥爭性不強的大帽子。1958年11月29日，毛澤東將這封信批給吳芝圃。在批語中，毛澤東雖然提出要處理，但態度極不堅決。怎樣處理呢？他寫道：“要分析原因，講清道理，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態度去公布和處理。處理要細致，否則犯錯誤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較輕微錯誤的同誌們，會感到恐慌。”他這裏說的‘犯了錯誤的同誌們’就是打人凶手。毛澤東怕這些人恐慌，不怕老百姓恐慌。因為毛澤東的統治依靠這號人。正如信陽一些老幹部向本書作者回憶說：“你不打人，別人就打你。那年頭，打人是一種勇敢行為。打人打得越狠，就越證明你立場堅定，對共產黨忠誠。不打人不是好人。不打人你就是右傾分子，馬上就有人打你。

曆次運動無一例外地擴大化，都源於毛澤東的痞子政治。我們都清楚的記得，每當人們追問擴大化的原因和責任時，得到的回答無不是“不要打擊群眾的積極性”，“不要給群眾運動潑冷水”。正如他自己所說：“⋯⋯他們在革命期內的許多所謂‘過分’舉動，實在正是革命的需要。”(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如卞仲耘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個被打死的女校長，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室和周恩來總理辦公室都派有幹部來到校中“了解情況”。他們跟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談話，告訴他，“要正確對待群眾運動”。實際意思是說，不準抗議，不準表示不滿，不準追查事情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的痞子政治大表演，在這個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活劇，給他的政治生涯做了最好的注釋。他繞過憲法、法律、政府機關，借用紅衛兵的手揪出並殺害了像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等一大批曾經與他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掃除由“黨天下”向“家天下”轉變的一切障礙，而使自己擺脫需要承擔的所有罪責。由此可見，毛澤東從來就不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也從來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一個農民革命壞頭頭，一個利用農民造反起家的痞子王。

有文章指出：封建專製或農民的社會主義並不代表進步的生產力，因此，雖然可以推翻舊政權，建立新中國，但最終還是不能不從狂暴的幻想退回到現實所能允許的範圍來，老老實實補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這一課。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流行的是“打江山，坐江山”，“勝者王侯敗者寇”，“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最後所導致的就是以暴易暴，新的專製代替舊的專製，換湯不換藥，普通百姓仍然沒有任何權利可言。

就是現在也還有相當多的老幹部還抱著“打天下，坐天下”的農民皇權思想，把人民要求民主自由看成是跟他們爭天下的“反革命暴亂”，斥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極力阻擾民主改革。他們就不想想，如果新中國的天下不是人民真正當家作主，那他們當年到底是為誰打天下呢？人民憑什麽要肯定他們的開國功勞呢？！

何家棟先生指出：中國的統治者隻有天下觀念，沒有國家觀念。誰打天下，誰就坐天下，天經地義，他人不得染指。中國共產主義製度“是作為地方主義和群雄割據時代的反駁而誕生的”（基辛格），其代替物就是高度集中的政教合一的一黨專製主義。真理（教）與權力（政）掌握在一個“英明領袖”手中。出現錯誤，隻有一錯到底，無法自我否定，若由他人糾正，那就意味著權力的轉移，一場嚴重的生死鬥爭。共產國家每次權力更迭，都伴隨著殘酷的清洗，皆源於這種災難性模式。

稍有馬克思主義基本知識的人都知道，馬克思主義不可能在工人運動中自發地產生，當然更不可能在農民革命中自發地產生。在革命年代，毛澤東為了自己能在黨內取得領袖地位，不得不鑽研馬克思主義(實際是列寧斯大林主義)或竊取別人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成果。毛澤東選集中許多文章不是他自己寫的。199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聯合向中央書記處提出了書麵報告《關於<毛澤東選集>中著作原稿的審核、考證意見》。根據該報告披露：《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餘篇文章中，由毛澤東執筆起草的隻有十二篇，經毛澤東修改的共十三篇，其餘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領導成員，或中共中央辦公廳以及毛澤東的秘書等起草的。毛鑽研馬列主義的目的，隻是為了取勝王明、張聞天等人，奪取黨內領導權而已。

正如胡恕指出的：首先，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基本不通。這是由許多原因所造成的，當然也包括毛澤東思維能力的局限性在內。從毛選五卷的注釋引文可見，大量的均係中國的古籍，馬、恩著作幾乎未見，倒是有一些列寧的有關策略和政策方麵的東西，意在起‘立竿見影’的作用。

何以中國人在歌頌了大救星之後，迎來的卻是大災星？

胡恕指明了毛澤東的局限性：“1948年毛澤東在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躊躇滿誌地向世人宣告：‘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同年，在赴北京準備登基的車上，他和周恩來興致勃勃，談笑風生，說這次進京趕考隻許成功不許失敗。然而，無情的現實是：趕考失敗！在破壞一個舊世界的過程中，毛澤東身上確有許多亮點。至少他領導的那場空前的農民戰爭，業已取得改朝換代的成功，建立了一個新政權。究其原因，曆史教科書也總結了好幾條，自然還有一些不便道出的奧秘。當麵對建設一個新世界的難題時，毛澤東一開始便處於捉襟見肘、力不勝任的窘境，繼之黔驢技窮，亂揮板斧，招致天怒人怨，朝野悲歌。這些都是偶然的嗎？是蒼天對毛澤東不公嗎？何以中國人在歌頌了大救星之後，迎來的卻是大災星？

答案還是在恩格斯那裏。他認為，每一個人都要受到三種條件的製約：時代的局限性；知識的局限性；思維能力的局限性。李銳在一次講話中還加了一條品德的局限性，信哉，斯言。上述幾種局限性在毛澤東身上涇、渭分明，顯得異常突出。對時代的局限性容易了解，他是生活在一個腐敗、落後、離現代文明極遠的一個國度，作為一個農家子弟，從小他隻所學了一些粗淺的舊文化知識；及長，他在這方麵的興趣甚濃，毛澤東終其一生在知識上有著巨大的局限性。以此為切入點去認識毛澤東的人尚不多見。……

無怪毛澤東在文革中坦言：‘我黨懂得馬列的甚少。’自然‘甚少’之中是不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其次，毛澤東對自然科學更是一竅不通。據身邊人透露，他從未看過一次科技展覽。從他學生時代的表現來看，他自然科學的成績極差，終其一生都未達到一個普通初中生的水平。要這樣的人去當‘英明領袖’也是太勉為其難了。

最後，毛澤東還是一個十足的法盲。他在討論人治還是法治時，竟信口胡言：‘憲法這麽多條，誰能記得住？’誰要求把憲法的每一條文都記住呢？須知，毛澤東的用意是，有我的‘一句頂一萬句’，憲法還有何用？爾等不是有意要用它來限製我的胡作非為嗎？

顯示毛澤東思維能力局限的一個最好的例證是，作家葉永烈在《陳伯達其人》一書中提供的一個重要事實，大概是1965年一月份在《自然辯證法》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目為《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邏輯中的作用》的文章，毛澤東看了之後大感興趣。也許是要顯示自己是什麽家之類的身份吧，他召集了陳伯達等諸位秀才討論該文，毛發表高見如下：‘什麽充足理由律？我看就沒有充足理由律，每個階級有每個階級的理由，哪個階級有充足的理由？’這分明是用政治流氓的思維來代替科學思維的經典案例。不知二千多年前的亞曆斯多德在獲知了發生在中國的這條爆炸性新聞之後，有何反應，他得到的結論一定是：二千年後某些中國人的思維能力，大大低於二千年前希臘人所達到的水平。就憑這一點，毛澤東怎麽配當中國人民的偉大導師呢？

顯示毛知識局限性的例子可以舉很多很多。

如：把經驗主義也叫做修正主義。1975年4月23日，毛澤東在新華社《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上批示：“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兩者都是修正主義，不要隻提一項，放過另一項”這樣，經驗主義就包括在修正主義之內了。

又如：把按勞分配說成是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1974年12月，毛發表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製，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這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製。”“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都知道。”

再如：1975年8月14日，毛澤東談了他對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的看法，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麵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457頁。）如果投降也叫修正主義，就是說明修正主義在中國古代早就有了，豈不荒唐嗎？!

又再如他說：“漢高祖是流氓，也是無產階級推倒貴族階級的革命。”又說：“梁山泊宋江等人英明精明，終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無產階級利益，不容於現時社會，遂至失敗。”由此可見，他的“無產階級”概念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無產階級大不相同。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無產階級的主要特征是它直接構成當代先進生產力，親身經曆科學與民主，富有團隊精神等優秀品質。而毛澤東卻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就出現了這樣一個革命的無產階級。

對於眾所周知的語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其荒唐程度也是顯而易見的。蔣介石要求抗日，難道我們就要投降日本？怪不得蔣介石至死也沒有同意蒙古獨立，毛卻在1934年就把蒙古劃到中國版圖之外了。你蔣介石要當抗日民族英雄，我毛澤東就要選擇當漢奸、賣國賊。

又如，1958年在成都會議上說：“冒進是馬克思主義，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是完全無知的。但他敢於這麽自吹自擂，大言不慚，也確實需要有足夠的“勇氣”！諸如“趕超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隻需要兩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為五年接近美國，七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鬥吧！”的胡話，不勝枚舉。可憐的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跟著這樣的“偉大領袖”，怎能不吃盡了苦頭、受盡了罪呢。

然而，如果我們據此便認為毛澤東是不學無術之輩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我們無意貶低毛澤東，更不願詆毀和誹謗他。因為我們畢竟還當過他的子民，也曾經喊過萬歲及萬壽無疆的話，總不至於‘人一走，茶就涼吧！’客觀地說，毛澤東在舊文化方麵還是有一定根基的，在某些方麵甚至有獨特的見解和高深的造詣。至少他算是一個書法家，一個詩人。他謝絕了由郭沫若領唱的無恥文人的吹捧（認為毛澤東堪比李、杜、蘇、辛，甚至過之）僅認為自己的詞還可以，七律則沒有一首是滿意的，這是毛澤東少有的一次謙虛。也說明毛澤東在詩詞領域內堪稱內行。

毛澤東從小讀了《三國演義》，便知道造反才是‘硬道理’。（深知自己有猴氣）讀了《水滸傳 》便找到了上梁山的途徑。讀了《三國演義》受到爭霸天下的啟迪，大有‘舍我其誰’之感。他一生愛不釋手的《資治通鑒》，據說讀了十七遍，那部書畫滿了毛澤東所做的記號、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宮廷鬥爭的權術，浸透了毛澤東的每一條神經，使他在政治鬥爭中無往不勝，把群臣玩弄於股掌之中，置百姓於覆巢之下。他還熟讀《孫子兵法》深諳兵不厭詐的玄機，指揮作戰也頗有心得。美國社科精英之一，丹尼爾．貝爾將毛澤東定為常規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專家，這是毛在學術上所獲得的最高褒獎。毛澤東所具有的上述舊文化知識，足以使他在破壞一個舊世界的戰場上成為亂世英雄。”

新中國成立後，獨斷專權，以“嘉靖皇帝”自居、以“秦始皇”自居，把所有的精力用於“保權”“爭權”上，隻能以其封建專製的統治觀來自行其是。中國自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國家，但中國革命的錯誤，哪一件不是農民革命固有的封建專製性造成的，哪一件不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錯誤？其中包括馬克思從沒有說過的：“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個國家首先取得勝利”。（不是伯恩施坦“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理論，提出了和平過渡理論，伯恩施坦隻是重複恩格斯的話，繼承和發揮了恩格斯對馬克思和他共同創立的革命理論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寧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共同勝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後的東方國家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

反右、三年大躍進（三年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這類事件除了在封建獨裁統治的前蘇聯或北朝鮮可以找到影子外，在任何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裏都是不可想象的，更何況是社會主義國家了。柏林牆推倒了，蘇聯革命失敗了，曆史反複證明馬克思、恩格斯是正確的，十九世紀的他們就已經懂得把世界當作一個整體來對待，並且與時俱進地揚棄了暴力革命，代之以社會民主主義的和平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主義向社會民主主義的轉型。斯大林的專製統治被推翻了，蘇聯社會朝著正常的道路發展了。毛澤東死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不再“夜郎自大，閉關鎖國”了，中國得到了發展。現在，朝鮮人民生活仍很艱難，因為他們還沒有擺脫農民革命的封建桎梏，變成一個金日成家族世襲的專製國家。這一切充分說明，社會發展規律是不以某個個人或某個政黨的意誌為轉移的。現在中國共產黨提出“科學發展觀”，可謂明智之舉。

誰要是被毛澤東選中作“接班人”，誰就準定要倒黴，劉少奇、林彪無不如此。因為毛澤東從來沒想把權利真正交給接班人。毛要求接班人和他的關係必須是“人身依附關係”。如果用當年在“七大”時張聞天的話來說，劉少奇與毛是“兩個人變成一個人”。總之，毛澤東是絕對不允許他的接班人享有進行獨立思考、維護自己獨立人格尊嚴的權利。毛澤東的這個要求，不僅適用於他的接班人，而且也適用於所有高層領導幹部。當江青發現，劉少奇在1954年９月在第一屆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裏，“先後四五次引用毛澤東的話，但是已經不提毛澤東思想了。”當中共八大批判“個人崇拜”時，當七千人大會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時，就注定劉少奇被打倒的命運。

打接班人的牌，選輔政大臣，以革命的名義，完成家天下的布局，這是打開文化大革命這個黑匣子的密碼。文革浩劫，毛澤東隻不過要把共產黨的天下，變成了毛澤東的天下。即以毛澤東、江青夫婦為核心的家天下，取代了共產黨的黨天下（以林彪為例，毛澤東的交班部署，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林彪那個接班人，是個擺設，是震懾劉鄧集團和老幹部的，實際上最高決策權在毛手中，最高執行權在江青監督下的周恩來手中，林彪什麽權也沒抓到。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悄悄地在向江青手中轉移）。臨終前，也像每個封建專製統治者一樣，權利也隻能交給自己的家庭成員手中。如長子華國鋒、侄兒毛遠新等手中。不過，耐人尋味的是，當年華國鋒出示的毛的條幅是“你辦事，我放心。”在審判江青時，才由江青揭秘是“你辦事，我放心。有問題，找江青”。毛澤東臨死前幾個月，曾當江青毛遠新汪東興和張玉鳳等人麵，圈定江青當黨中央主席，毛遠新張玉鳳進中央政治局常委。……從張玉鳳提供的材料看，毛身後的領導班子中，毛的妻妾占兩席（江青、張玉鳳），毛的長子一席（華國鋒），侄子一席（毛遠新），大內侍衛汪東興占一席。如果黨中央常委由五人組成，那麽清一色的毛家班子。即使加上陳錫聯、紀登奎組成七人常委班子，也占絕大多數。明裏大造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輿論，暗中卻成了封建王朝複辟。更令人味玩的是，毛澤東最後的遺言竟是：“你們要好好幫助江青”(見何家棟遺稿)，說明毛最終所信任與衷情的是江青。文化大革命十年，毛澤東與全黨博弈，眼看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但功虧一簣，最後他輸了，並且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死了。

“九”字在中國人的眼裏是一個非常吉利、常被人提起的數字，毛澤東在九月九日那天死了，毛禍終於結束了。無數中國人感謝有個九月九日，“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正是毛澤東的死亡，曆時二十年、造成中華民族在曆史上空前絕後災難的反右、三年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毛禍才得以結束。雙九，應該不是偶然，因為二九一十八，毛澤東是因為他的罪過而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可以看作他對中國人民的謝罪吧。說明天主盡管任憑了毛澤東的無法無天，最終還是眷顧了中國人民。有人建議9月9日為“中國人民解放日”，我看叫做“中國人民心靈解放日”還真合適!因為在毛澤東統治之下，中國人民不僅身體受奴役，心靈也受奴役。

毛澤東也最怕中國出一個“中國的赫魯曉夫”，因為自己幹了許多“指鹿為馬”、傷天害理的事，惟恐泄露曆史真情，被人揭露。中國的絕大多數冤假錯案無不與毛澤東有關。人們有理由懷念胡耀邦，因為他推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大討論，頂住了“兩個凡是”的幹擾，平反了冤假錯案，奠定了改革開放的政治基礎，促進了經濟體製改革。

我在看了毛澤東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晚會的電視轉播後曾寫過以下一段文字，並作為兩會的提案寄給了黨中央：

〖總的感覺是個繼續造神的晚會，“毛澤東熱”還在繼續。

有人朗誦毛澤東的詩詞：“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可惜完全不像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詩詞，氣魄雖大，倒真像是封建帝王的自白。

“萬歲”是封建社會的臣民對皇帝的稱謂。中國早在一九一一年就推翻了滿清王朝，把“皇帝”與“萬歲”丟進了曆史的拉圾堆。毛澤東竟自稱“毛主席萬歲”，也可算是圓了他未了的皇帝夢吧!

有人高唱東方紅，“他是人民大救星”，可我記得國際歌唱詞是：“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孰是孰非，誰人能與評說。

“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沒有毛澤東的激勵和支持，江青哪有自稱“紅都女皇”的勇氣呢!沒有毛澤東掛帥，“四人幫”又怎會成氣候呢!

無可否認，毛澤東是個偉人。可誰又能否認，毛澤東不是罪人呢!？“大躍進”餓死四千萬人，“文化大革命”整死了二千萬人，曆次運動被迫害致死幾百萬人。和平時期冤死了這麽多無辜的國民，還不罪孽深重嗎？還不算史無前例嗎？夠迪尼斯世界記錄吧!？難道還不算古今中外第一罪人嗎!？馬克思如果泉下有知，會認為毛澤東愧對十三億國民，把毛澤東像從天安門城樓上摘下來吧!〗

至今還把這個辜負了全國人民的敬仰與愛戴的獨裁者的遺像掛在革命聖地天安門城樓上，是對十三億中國人民的戲弄，是對中國傳統革命精神的褻瀆，早該把這封建獨裁者的遺像從天安門城樓上摘下來了。讓孫中山守護天安門廣場，讓中國真正回到孫中山倡導的民主共和國體，這會更有利於發揚民主和台灣的回歸同一國體下的和平統一。

著名作家巴金曾提議創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館”，這是個很好的建議。我倒覺得不如建立一個“反右、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綜合博物館”。這個綜合博物館的理想館址應選在《毛澤東紀念堂》（當然得重新整頓布置），這也許是對毛澤東的最好紀念，也是對中國社會發展史和人類文明史的最有意義的貢獻。

國防大學辛子陵教授在《千秋功罪》最後一章《毛死江囚》中，語重心長地寫下這段話：“一時勝負在於力，千古勝負在於理。人民既已覺醒，繼續把毛澤東的肖像懸掛在天安門，繼續把毛澤東的遺體作為神物供奉在紀念堂，就有些落後於群眾了，應作妥善處理，使我們的國家徹底從毛澤東的陰影中走出來。”

辛子陵教授還指出：中國人用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犧牲最多的慘痛代價，證明“共產主義”行不通，這個實驗是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這是一個曆史性的坐標，這是空想社會主義在中國、在世界、在人類文明史上徹底失敗的坐標。這個坐標的正麵意義就是，讓後世那些憧憬大同世界（馬克思主義的術語是共產主義）的中外仁人誌士們到此駭然止步！讓世界不再發生由於道路選擇的錯誤幾百萬、幾千萬餓死人的事情。

辛子陵教授在“記住恩格斯說的93個字”一文中指出，恩格斯說：“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而是一種目的在於把連同資本家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係的狹小範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這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要更壞。”又指出：到1886年2月，1892年1月和7月，恩格斯用大致相同的語言三次明確：共產主義理論可以談論，但絕對不能實踐，誰要是真幹，不僅無益，而且有害。可惜許多所謂“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真想弄懂馬克思主義，而隻是為他們的奪權、保權或複辟專製製度而各取所需而已。

毛澤東從一九七六年已走下神壇，為什麽屢屢有人要把他請回神壇，其目的是什麽，難道不值得深思嗎！我不反對紀念毛澤東，但我們紀念的應該是作為人的毛澤東，而不是神化的毛澤東，也就不能無視他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更不應該把那些專製性的糟粕也當作珍寶。紀念毛澤東就要總結並珍惜用上億中國人民生命換來的曆史教訓。

在黨的十六大期間，我因看到報載大禮堂二樓和三樓的眺台上掛著“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字樣的巨型橫幅，而提出過以下意見：

〖我認為‘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這個橫幅恐有不妥。不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但同時也是中國人民的勤務員，不要老是以‘偉大、光榮、正確’自居。遠的不說，就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鄧小平認為是‘一場大浩劫’，它不就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嗎!？有什麽偉大、光榮、正確可言呢!？我們還是鞠躬盡瘁地把中國人民的事情辦好，把三個代表的事情辦好為是，不要去空喊這種無謂的，而又讓人感到有點虛假的口號。

回顧解放後的曆史，我們黨犯的錯誤的確不少，其中和三個代表最為對立的就是兩件大事。第一件是五六年的社會主義改造，把私營企業改造成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可實踐證明這個政策是錯誤的，所以現在又把很多國營企業轉買給私人。光這項政策錯誤，就把中國的曆史向後倒退了至少五十年。第二件是大躍進......。

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把叛國者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寫入黨章，這已成為曆史的笑話。

曆史在前進，我們的反腐敗取得了空前的成果。但總還不如人意，根本原因就是缺少一個強有力的監督機製。如果我們能夠在政治生活中也引入競爭機製，有兩個黨相互監督，相互競爭，不是更好嗎？毛澤東說過，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曆來如此。既然這樣，為什麽我們就沒有勇氣公開成立這樣的兩個黨呢？在我看來，外界是不可能產生另外一個黨的，另外一個黨也隻能從中國共產黨內部產生。

我寫這封信，不知今後會有什麽後果。但我是屬於中國人民的，在黨的十六大之際，提出這一提案，也算向黨交心吧。說的不當之處，希望能得到批評指正。〗

我當時說：“在我看來，外界是不可能產生另外一個黨的，另外一個黨也隻能從中國共產黨內部產生。”是基於這種考慮，如果外界有人成立一個反對黨，很快就會被政府所取締。由中國共產黨內部分裂出來的黨，不會使共產黨產生亡黨亡國的心理危機，便於實現政治改革。另外也吸取了國外的經驗，美國建國之初也隻有民主共和黨一黨執政，後來為了監督、競爭的需要才由民主共和黨一分為二，產生民主黨、共和黨。現在看來還有一種途徑，就是賦予現有民主黨派更大的權利，甚至執政的權利，因為民主黨派很多重要成員本身也是共產黨員。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不排除國共兩黨再次攜手共政的可能。

我非常高興地觀察到，從十六大至今再沒有什麽重要的場合中出現“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這樣的標語了。說明黨已經認真考慮了我的意見，並且確確實實地付諸實施了。

令我遺憾的是，共產黨還是一黨專政。毛澤東握有絕對的權利，這本身就是一種政治上的腐敗，毛澤東的錯誤愈犯愈嚴重，得不到任何監督和製裁。周恩來、鄧小平在他麵前也隻能說說違心的話而已。死後也有三十多年了，還有人給他文過飾非，請回神壇。究其原因，就是因為沒有強有力的監督機製，沒有一個反對黨。當然，成立一個反對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過我相信，黨會按照社會發展規律辦事的。在政治上引進競爭機製，成立一個反對黨，才有可能實現政治上打假，澈底鏟除專製餘毒，完成反腐敗的曆史使命。

我讚同十六大提出，全麵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我們不應空談三個代表的意義及其重要性。這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不是“三個代表”好不好，對不對，而是你代表得了代表不了，有沒有代表的資格，有沒有代表的誠意。“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過，一黨專政總是帶有一些封建專製色彩。在封建專製社會裏，隻允許一個“皇帝”黨存在，決不會允許其他的黨公開存在的。有人會說中國不是有很多民主黨派嗎？不錯，不過這些民主黨派都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隻能參政議政，不許執政。它們和中國共產黨不是平等競爭的關係，而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民主黨派的幹部任命要由中國共產黨統戰部批準。從經濟上，是靠共產黨用國家財政撥款養活的。所以在我看來隻不過是一些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團體，根本算不上什麽政黨。希望有一天，三個代表思想會這樣表述：“執政黨必須力爭始終代表......”。

“三個代表思想”(共產黨要當得起三個代表，希望不再是毛澤東式的謊言政治，首先必須進行政治改革，否則就成空話、謊話)應該比“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更為真理、更為永恒。多黨輪流執政是走向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所以我把共產黨改為執政黨。我所以加了力爭兩字，是因為無論什麽政黨也不可能“始終代表”。五六年的三大改造、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躍進和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共產黨不都走到三個代表的反麵了嗎？這難道不是曆史的鐵證！這也曆史地證明了一黨專政不可能始終做到“三個代表思想”。

按目前的形勢看來，有許多做法與所謂“三個代表”非常矛盾的。“三個代表”自稱共產黨“總是……代表著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但它的職能部門中央宣傳部卻不遺餘力地剿滅真正的先進文化（如禁止對曆史的回憶，認定‘往事微痕’等刊物是非法出版物，封鎖網絡，取締與執政黨不同觀點的出版物等），繼續實行文化專製主義。這是當代最荒唐、最悖謬的文化現象。

這個共產黨太讓它的忠心黨員失望了，辛子陵先生無奈隻能在香港發表他的《放言救黨論國是》。可憐李銳、趙紫陽甚至李鵬這些黨內要人的著作也要拿到香港來發表。他們已經為這個自吹是什麽“先進代表”的黨感到恥辱。它既不如“殖民地時代”的香港，也不如被這些共產黨員所打倒的國民黨，更比英國落後300年、比日本落後140年。

應當撤消輿論導向，取消中共中央宣傳部的文化檢查官職能，廢除限製文化自由的部門法規，製定保證公民權利的《新聞法》、《出版法》、《文化事業法》，以落實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但迄今為止，指導思想上恐怕連文化自由的影子也沒有。相反，他們把自由化看做是中外敵對勢力的鼓噪和破壞。這難道不足以說明“沒有在指導思想上確立普世價值的觀念”嗎？那麽，共產黨何以代表著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呢？

多黨執政的時代一定會到來。到那時，哪一個政黨違背了“三個代表思想”，將會被另一個政黨所取代。這時，中國人民是有福的。

我還注意到一些中央領導同誌談到黨的指導思想時，總忘不了背誦“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思想為指導”這一類套語，使人感到這些領導似乎深怕得罪某種政治勢力。我覺得隻要堅持“三個代表”思想為指導就足夠了。因為凡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中適用於今日中國國情的正確部分，必然是符合“三個代表”思想的。而曆史已經證明無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中都有錯誤，麵麵俱到，反而會對老百姓造成誤導。如果用“和諧社會”代替階級鬥爭，用“企業家（新興的資產階級）”代替五六年被改造的資產階級，毛澤東如果泉下有知是決不會答應的。這樣還算堅持毛澤東思想，不也有說假話和愚弄百姓的嫌疑嗎？！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當今社會說的最多的政治用語之一。有人說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或者共產黨領導的資本主義。也有人說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加封建專製主義。有民諺：“模模糊糊的社會主義，羞羞答答的資本主義，實實在在的封建主義。”可說是一針見血。總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現在，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太多了，連卡紮菲甚至希特勒都說自己建設社會主義。我以為中央有必要首先對“社會主義”加以明確的定義。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毛澤東的錯誤之一是他根本不懂什麽是“社會主義”。在搞清什麽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定義之前，奢談什麽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隻能把人引入迷津。隻有弄清什麽是“社會主義”，才可坦然斷言目前的社會性質。為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餓死了四千多萬人，為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而奮鬥，在和平建設時期已經犧牲了七八千萬無辜人民的生命。人民的生命財產、人民的幸福生活應是每個政黨所要維護和爭取的最高目的，千萬不能為堅持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為堅持毛澤東思想而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已為毛澤東的罪孽所褻瀆，要潔淨它們談何容易。

當然也應對“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出明確的定義（不過，我個人以為不宜以個人的名字命名什麽思想呀、理論啦。關於以毛澤東個人的名字命名“毛澤東思想”給目前黨的理論工作造成的困難，上文已簡單提到；至於鄧小平，在生前他就說過他自己沒有什麽理論，我真不明白“鄧小平理論”是怎麽被鼓吹出來的）。以免“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仇恨入心要發芽”、“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搞得是成功的，很了不起。這是毛澤東同誌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以上這些觀點如果又冒出來充作“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在社會上推波助瀾，甚至又會有人用坦克、機槍對準參加學生運動的青年學生。如果這些照例被當作“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那麽社會就會處在不斷地動蕩反複之中。政治上的“指鹿為馬”、傷天害理造假的事情就得不到製止，死亡數千萬人的曆史慘劇還會重演，那麽還會有什麽和諧社會呢？那怕是對鄧小平所說的：“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搞得是成功的，很了不起。這是毛澤東同誌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的肯定，也會造成對現今的企業家……新生的資產階級生產資料的剝奪，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就要進行第二次社會主義改造，社會的動亂也就在所難免了。在新時期，我們可以對新生資產階級有新的政策，但不能否認其存在。2004年的憲法仍明確宣布：“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有趣的是，我國憲法竟完全無視私營經濟與新生資產階級存在的事實，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已在1956年資本主義改造中消滅。不錯，舊的資產階級是在1956年被消滅了，改革開放後請回來的資產階級就不算資產階級了嗎？新的資產階級與官僚權貴資產階級就不是剝削階級了？這種白紙黑字由憲法記錄著的、“睜著兩眼說瞎話”的政治笑話、政治謊言大概也隻有中國才可能產生和存在。也可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特色吧。

與其非要說什麽“鄧小平理論”，我倒主張提倡“劉少奇正論”。比如，1951年5月7日他在中南海春耦齋給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講課時說：

“新民主主義經濟是一種過渡性質的經濟。新民主主義階段將是很長的，大概在十五年到二十年之間。

這個階段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隻要第三次世界大戰不爆發，我們的任務就一直是經濟建設，要把中國工業化。

在大力發展生產力的過程中，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五種經濟成分，將各得其所，都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

國民經濟得到恢複之後，應以主要力量發展農業、輕工業及必要的軍事工業；然後建立和發展重工業。隻有先發展農業、輕工業，安排好人民的生活，積累資金，然後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資金和力量去建設重工業的一切基礎。

反對過早地動搖、削弱，直到否定私有製和過早地采取社會主義步驟。實行社會主義，就意味著無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都要觸動私有製。無論在城市還是鄉村，私有權在今天中國的條件下，一般地還不能廢除，並對提高社會生產力還有其一定的積極性。在農村對私有製又動又不動是不對的。太歲頭上動土。你去動搖一下，削弱一下，結果豬牛羊殺掉，是對生產力的破壞。”

劉少奇一貫主張鞏固和發展新民主主義秩序，曆史證明，“劉少奇正論”才是新民主主義的正統。不過，還是那句話，我反對用任何個人名字命名什麽思想、理論之類的，至於說“劉少奇正論”也隻是戲話。回到新民主主義的正統路上來，發展資本主義，繼而轉向民主社會主義，走馬恩晚年指明的道路，徹底批判與摒棄毛澤東的暴力封建空想社會主義和借社會主義之名行封建專製複辟之實，實行政治改革，走民主化道路，黨才有可能對曆史、對人民有個負責任的交待。

階級是人類曆史發展長河中，自然而又必然形成的。在曆史上，每一個階級都有一個誕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不以某個個人、某個黨派或某個利益集團的意誌為轉移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都是曆史的產物，在特定的曆史時代，它們都曾推動過曆史的發展，作出過自己的貢獻。作為階級，它們沒有任何罪過。恩格斯說：“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生產的高度發展階段為前提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440頁）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廢除私有製”的問題時說：“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實行財產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樣。……隻能逐步改造現社會，並且隻有創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之後才能廢除私有製。”因為，消滅了資產階級，就永遠達不到那個使社會生產力發展到能夠徹底消滅階級差別的一定階段。資產階級代表先進生產力，是個不能消滅的階級，消滅了還得請回來。這是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留給後世的最根本的教訓。毛澤東在中國生產力極其落後的條件下，為了奪取政權而去消滅地主階級，為了鞏固和發展政權而去消滅資產階級，在這個曆史進程中總結出來的毛澤東思想，能符合社會發展規律嗎？為什麽解放後，會給中國帶來那麽多苦難呢？值得我們去堅持嗎？!堅持下去就不會給中國帶來更多苦難嗎！階級鬥爭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和靈魂。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愈發展，階級鬥爭也愈激烈。因此，割舍了階級鬥爭，還成其為毛澤東思想嗎？“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沒完沒了的鬥下去，怎麽能創建和諧的公民社會呢？!

有著作指出：毛澤東生前大講“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以階級鬥爭為綱”，指的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事實上這完全是子虛烏有的臆想，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且不說經過“社會主義改造”，資產階級不再存在，全社會的成員都已經成為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無產者，即使是毛澤東所說的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爭，也不存在什麽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有的隻是民主主義和專製主義的鬥爭。

毛澤東的“階級分析”也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在他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把知識分子列入反革命階級。居然說“一般小知識分子和小店員、小職員都是資產階級的附屬物，是半反革命的。”在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原文中還把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看作是“極端的反革命”和“半反革命”，甚至在部分北伐軍中提出了“打倒知識階級”的口號。其實知識分子並非什麽階級，它是勞動群體的一部份。它和工人一樣，都是出賣勞動力。和工人不同的是出賣智力和腦力，是腦力勞動者。知識分子不過多讀點書，對不合理的事敢於評頭品足。毛澤東恨的也就在這裏。他要搞愚民政策，曾說：“知識越多越反動”；他要全黨全民成為唯唯諾諾馴服工具，不允許任何人在他麵前說三道四。他指鹿為馬，別人也要隨聲唯唯，這就是他要達到的目的。

建立和諧的公民社會，需要的是“階級妥協”、“階級友愛”、“階級合作”、“階級協商”“階級雙贏”，而決不是毛澤東式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階級矛盾是客觀存在的，執政黨與政府的任務也在乎不使矛盾激化到對抗的程度，使矛盾始終控製在法律所能允許和解決的範圍之內。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帝王將相們，逐鹿中原的目的是為了做皇帝。共產黨打天下，隻能是為了老百姓的美好生活。打完天下，就要“安定團結”，建設國家。可我們的萬歲爺五七年冬，在莫斯科各國共產黨會議上說，打核大戰，中國六億人死一半還有三億，準備以一半人口的生命做炮灰來爭奪世界霸權。死幾億人，對毛澤東來說根本不算什麽。因為中國皇帝的寶座遠不能滿足胃口，他還要做比帝王更顯赫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建政之初毛常說：“中國革命的勝利隻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當時迷惑了不少人，原來他早瞄準國際共運寶座。建國之初以疲憊之師投入朝鮮戰場，以人海戰術換得的勝利提升了頭上的光環。自吹“打敗了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一切敵人都不過是紙老虎。”世界形勢已是“東風壓倒西風”。1953年斯大林死後，國際共運領袖舍我其誰？

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舉行家宴慶祝73周歲生日，毛澤東舉杯祝願說：“祝展開全國全麵內戰！”隨後推出了進一步的動亂措施，煽動全國叛亂。所以，毛澤東不僅不顧忌人民的死活，還犯有煽動全國叛亂罪。文化大革命，搞得中國到處一片狼藉和混亂，對政治、經濟、文化和各族人民都是一場浩劫。在文革中，慘死兩千萬人，整了上億人，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來說，這是史無前例的大災難。這種浩劫和災難是怎樣造成的？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澤東煽動起來的全國全麵內戰。毫無疑問，毛澤東犯有煽動全國叛亂罪。

為了一已的絕對皇權，完全可以置全國人民的死活於不顧。當中國經濟每每稍有發展，毛澤東就敏感到對其專製寶座的威脅，總會找出各種借口進行折騰，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鬥群眾、搞運動，直到把發展起來的經濟搞垮為至。大家都知道溥儀是中國的末代皇帝，然而在我看來，毛澤東名義上是共和國的主席，實際是中國最後一位皇帝，而且是權力最大的皇帝。據悉，在延安時代，毛澤東問他的俄文翻譯師哲：總統和皇帝有什麽不同？師哲用政治學的知識回答了一二三，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說：“其實都是一樣的！”法國大作家兼哲學家安德烈．馬爾羅曾在1972年向身為美國總統的尼克鬆介紹毛澤東：“有一次我問他是否把自己看作是中國最後幾個偉大皇帝的繼承人。毛說，當然我是他們的繼承人。”1950年，在新中國第一個五一勞動節頒發節日口號時，毛澤東在送給他審定的口號稿件上，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這一條。“毛主席萬歲！”這個幾億人呼喊了幾十年的口號竟然是毛澤東自己要別人喊的（李銳著：《如何看待毛澤東》）。這一切都證明毛澤東也把自己當皇帝。毛澤東實際是現代中國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曆代皇帝更加強大，統治更加嚴密。溥儀無論在辛亥革命前後或是在偽滿時期，都不曾有號令全國的能力。而毛澤東則不同，這個自稱“比秦始皇還秦始皇”的人，不僅欠下中國人民的壘壘血債。還用他的王權幹了許多非常愚蠢可笑的事：“全國打麻雀運動”就是其中一個小例子。全國的麻雀是打光了，生態平衡也被破壞了，後來隻好從鄰國引進麻雀。

必竟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了，明目張膽地張羅三宮六院肯定要遭黨內人士的反對的，特別是彭德懷的反對，性生活的糜爛，也成了人所共知的事實⑶。人格之低下，實在叫人難以啟齒，恐要見笑於曆代君王了。

陳振中先生指出：“毛澤東一生追求的是權力，地位，女人。為了達到目的，鞏固終身製獨裁統治，不擇手段，搞陰謀，設陷阱，借刀殺人，無所不用其極。千百萬優秀黨員，知識分子精英，沒有死在對敵鬥爭戰場，卻死於毛澤東的暴政。

毛澤東生活糜爛，道德敗壞，喜新厭舊，移情別戀，未婚先孕，晚年喜歡‘老牛吃嫩草’，被他‘寵幸’過的少女，都是他孫女、曾孫女輩的，缺少起碼做人的道德底線。”

另據鄭義先生《毛澤東與鄧楠的那一夜》,甚至連鄧小平的女兒鄧楠也沒放過。

普通老百姓也知道，“四人邦”原是毛澤東的偉大創造。江青是在忠實執行毛澤東的指示，正如她自己所說：“我是毛澤東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咬誰。”如今隻追究走狗的責任，不追究那個發指令的人的責任，顯然有失公道。中國有句俗話：“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可打倒“四人幫”，卻沒打毛澤東；批判“四人幫”，也沒有批判毛澤東。可見，這隻是一場“舍車保帥”的政治遊戲。但也告訴人們，反專製的曆史任務對於中國人民仍然是任重道遠。毛澤東的專製統治觀，一天不徹底批判，中國就難以實現徹底的民主改革。

胡恕在《不信東風喚不回——讀「在曆史的天平上」》一文中寫道：“更應補充一點的是，毛澤東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無賴。始終關注社會、關懷人生的大科學家愛因斯坦以其銳利的目光看出：天才暴君的繼承者都是無賴，這是一條千古不變的規律。亦即暴君必然是無賴，但僅憑無賴何以能當上暴君。不法刁民和無恥文人均屬無賴之列。很難給無賴下一個定義，因為它的內涵極其豐富，給我們的表述增加了難度。這似乎是一個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詞。

謝韜在為丁弘先生大作《陳獨秀和毛澤東》一書所寫的序言《在曆史的天平上》文中寫道：“他精於權術，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好話說盡，壞事幹盡，陰謀陽謀交替使用。”所有這些都是無賴之表現。然而尚不止於此，可以想得出來的還有：毛還集貪婪、凶殘、冷酷、猜疑、報複等諸種劣等品質於一身。

在文革中天天背“老三篇”的人都知道，他號召人們學白求恩，而此時的全中國，卻隻有毛澤東一個人獨領稿費，據說其稿費已達一億七千餘萬的天文數字。這是一樁人類進入文明社會，有稿費製度以來的極其惡劣的先例，至今仍然依據“家醜不可外揚”的祖傳秘方，不準曝光！

某要人在回憶錄中提到，張聞天在延安時曾對他說過，毛澤東什麽旁門左道都會，即無賴的本事很多。

陳毅和肖克因為在井岡山引起毛的不滿，遂終生受到冷落及不公待遇。前者因當選前委書記，後者因未投毛的票，使毛懷恨在心。

解放初期，各大行政區主席均由野戰司令員兼任，唯華東例外，毛派饒漱石去監視陳毅。

肖克無論論資論才，均應獲授大將軍銜，但卻在許多不如他的人之後，僅授上將。

吳冷西曾經指出，毛還有說話不認賬的特點。他深知，普天之下會有誰與他對簿公堂。據毛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憶，毛曾對他說過，想和江青離婚，但不知道去何處告？這究竟是瘋話還是鬼話，真令國人啼笑皆非。

夏衍根據自己的親身見聞，說毛主席有時判斷和決策失誤，卻常諉過予人。譬如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至十六日，毛主席本是向蔣介石連續發出三封措詞強硬的電報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來延安發指示後，毛主席立即改變態度，於八月二十五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團結」的三大口號，即「和平民主新階段」。重慶談判簽訂雙十協定時，他被當時的形勢嚇破了膽，竟當眾高呼「蔣介石萬歲！」使在場的民主黨派的頭頭們大吃一驚。章士釗才忙向毛主席遞交了那張「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的紙條。

但後來毛主席卻把搞「和平民主新階段」「想到國民政府去當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劉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又如在黨的七大報告中講中國資本主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九四九年夏衍和許滌新等從香港到北京，為接管上海，向毛主席請示，毛又一再講要讓上海的資本主義有一段發展的時期，還講一定要把榮毅仁、劉鴻生留下來，因為他們比我們懂得管工廠。少奇同誌也講了同樣的話，聲明是中央的決策。可是到一九五一年，毛主席就講過渡時期要消滅資產階級，讓資本主義斷子絕孫。這也就是「興無滅資」的祖本。後來還批判劉少奇講「剝削有功」和「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

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後，毛、劉裂痕日顯，會上常有爭論出現，這在民主國家是十分正常的現象，可在有“紅太陽”存在的黑暗的角落裏這卻成為了大逆不道的行為了，並有眾多奴才勸劉負荊請罪。毛有一次公然雷霆大怒，指著劉少奇的鼻子說：“你有什麽了不起，我隻要動一根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難道這種表演還達不到超一流的暴君和無賴的水平嗎？

果然，若幹年後劉少奇慘死開封，令人目不忍睹。開國功臣，捧毛有功，追隨毛三十多年的中共二號人物，其死時的身份竟是“無業遊民”。人們自然要問：劉少奇究竟要流竄到開封去幹什麽？

最令人氣憤的是，千方百計地使用卑劣的手段，讓周恩來、朱德死在自己的前麵，以使自己死後無後顧之憂。(見鍾波《毛澤東的假象與真相》)

建國以來，我們不是經常聽到或看到有人在報章雜誌上鼓吹“有權就有一切”，“無權的痛苦，有權的幸福”嗎？文革中，《人民日報》一篇社論：“看的是（奪）權，想的是（奪）權”，倒是十分形象地道出了他們的心態。心中隻有權力，惟獨沒有人民，沒有黨的事業。這些都是權力至上主義者和專製獨裁主義者的自白，由這種人掌權，中國人民和中國的知識分子能有好日子過嗎!他們把權力作為壓迫他人、誣陷他人和殺害他人的工具。為此，他們辯解說：“政權是階級壓迫的工具”。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這樣的大人物都成為這種權力的犧牲品，何況普通的老百姓和普通的知識分子呢。誰都知道，階級鬥爭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的無辜致死，是階級鬥爭的必然結果嗎！？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嗎！？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嗎！？難怪有人責問哪個“階級敵人”能使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這樣一批革命家，慘死於中共的監牢中呢？誰能使千萬個優秀愛國人士陷於永世不得翻身的絕境呢？又有誰能在並無特大自然災害(實際上是風調雨順)的三年中，在新中國土地上，使四千多萬人民餓死，而無人承擔罪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