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全國人民行動起來，製止紅災降臨神州

全國人民行動起來，製止紅災降臨神州

鐵流

  45年的 1966年6月24日，北京外國語學院東歐語係德語專業的四年級學生王容芬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簡短的信，一針見血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杆子運動群眾”，並鄭重聲明自己從即日起退出共青團組織。她曾參加天安門的“8.18”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就是在這次紅色海洋的集會上，林彪的講話讓這位學德語的學生想到的卻是希特勒的講話錄音，她說兩者簡直沒什麽區別，從天安門廣場回來，她強烈地感到“這個國家完了！這世界太肮髒，不能再活下去”。她最終決定豁出去也要把自己的心裏話說出來，她給中共中央、給共青團中央、給團校、給“偉大領袖”寫信，貼上郵票寄出，然後買了四瓶敵敵畏喝下，她當時確是抱了必死的決心。可是等她醒來時，她已經躺在公安醫院，接著被送往監獄。在關押了近10年後，她在1978年1月被判處無期徒刑，3年後被無罪釋放。王容芬透視紅衛兵猶如納粹運動，應該說，她可以被視為中國大陸最早洞悉“唱紅”真相的人之一。為了那封信，她在獄中耗費了13年的青春，進去時她是一個19歲的花季少女，等到出來時她已經33歲，牢獄在她身上留下了永難磨滅的痕跡，她明顯比實際年齡要老得多。她後來成了研究馬克斯·韋伯的專家，進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研究所。她是幸運的，比起那些因為揭穿皇帝的新衣而遭槍殺的遇羅克們，她畢竟活下來了，見證了“文革”的潮起潮落，看到了造神運動的隕滅。

44年後的2010年11月，我去重慶訪友，目睹了重慶市在薄熙來書記主政下 “唱紅打黑”運動的實質，心裏突生預感：又一個“文化大革命”運動，將在中國興起。回到北京後的2011年1月5日，憤筆寫了警世之文：《“尊毛去鄧”中國大陸將有第二次“紅色血腥”》。國內外許多網站紛紛刊載。我在文中列舉了八點事實，現重新回放一下： 

亊實之一：在30年“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建設的洪流中，早被中共唾棄了多年的“毛澤東思想”又重新歸位複出，頻頻出現於國內各公開媒體，特別是建國六十年大慶以“毛澤東思想”為主題的四個方陣獨領風騷。

事實之二：薄熙來在重慶大搞“唱紅打黑”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竟無人製止，中央一些領導人還表態支持大加讚賞，恨不得全國山河“一片紅”。

事實之三：毛派“烏有之鄉”網站，公開叫嚷為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平反”，再搞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打倒現代走資派”。中宣部從不表態反對，公檢法司也不前去取締製止，而反對製止的矛頭卻是愛護國家民族的民主人士，和五十年前被批、被鬥、被淩、被關，敢說真話的“右派分子”。

事實之四：近年來毛派勢力公然在全國各地成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和“毛澤東思想工人黨”，竟未遭到取締，其參予黨徒也無一人受到法辦。故該黨經常在網站上發表“告全國人民書”，奇怪的是網警、網管不聞不問處之泰然。

事實之五：毛澤東嫡孫毛新宇無功無德，也無學識與修養，竟然晉升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國家級的《人民畫報》用整版封麵刊登他的巨幅彩照，這不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嗎？ 

事實之六：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以“文革”梁效式的寫作班子化名“鄭青原”，連續五次發表極左“劃線”文章，重申“姓社姓資”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

事實之七：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晚，看中央台一頻道新年音樂會，以《東方紅》開場，又大唱“中國出了個大救星毛澤東”。令人不解的是，直到今天還唱與《國際歌》相對立的《東方紅》，使毛澤東統治27年億萬冤死的靈魂無法安寧，使國家民族再次回到動蕩年代。這到底是為什麽和想要做什麽？當年革命後代、作家任彥芳先生發出感歎：地凍天寒江河封，神州人心盼春風！億萬冤魂地下問：何人還頌大救星？

事實之八：近日國內外網站盛傳中共中央宣傳部近日發布新的新聞管製令，對2011年社會民生和經濟問題的報導實施限製，任何媒體一旦違規將嚴肅查處。還規定今後傳媒上不得出現“公民社會”和“普世價值”等字句。

沒有想到不足半年，從中央到地方，從地方到中央，大肆倡導唱紅歌、講紅色故事。杭州難友葉光庭 戴傳熹今晚來信說：杭州電信局未征得用戶同意，擅自將古典電鈴聲改為“唱支山歌給黨聽”。我在想，有的地方可能已改成了“東方紅”，今年五月我在江西騖源就聽到。

第二次“紅色血腥”真真實實地在中國出現了。現在隻要你一打開電視屏幕，一遍紅色的旗幟、紅色的裝飾、紅色的衣服，隻差沒有紅彤彤的血腥“語錄”；扭開收音機，全是滾天動地的紅歌之聲，“爹親娘親，沒有毛主席親”的狼嚎；展開報紙，全是紅色回憶的渲染文章，造謠說謊的紅色故事。

紅，成了國家的主旋律；紅，成了社會的聲音基調；紅，包治百病，不但能化解信仰危機，還能給老百姓帶來幸福。於是，各種違反科學，穢瀆神靈、暴力作為的愚蠢行徑，公然升堂入室出現在各種媒體上，成為提倡宣傳的東西：廈門女子唱紅歌，唱醒昏迷210日的植物人丈夫，兩名重慶大學畢業生自籌30萬元創建紅歌網；易如國為進京唱紅歌不奔母喪，以及唱紅歌的重慶奧體中心舉行中華紅歌會開幕式，來自全國各地108個合唱團登台演出，有老年團、少女團、和尚團、修女團、道士團、神父團、犯人團，以及各種行業團，隻差沒有洗足女團、三陪小姐團了。真是大千世界，無奇不有。

如果這些愚蠢行為出自群眾一時激情衝動，到無可厚非，但作為新華社在內的官方傳媒卻刻意去報道宣傳，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嗎？這與45年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發展何其相似乃爾！再這樣發展下去，不出三月，神州大地將會看見司馬南、孔向東之流舉著“紅寶書”，帶著“烏有之鄉”一幫極左狂熱分子，在天安門前跳起“忠字舞”，又一個新的獨裁者—毛澤東似的人物，再次“莊嚴神聖”地宣布：xxx是資本主義當權派代表人物……

不是不可能，是太可能了！當前各地竟相在比賽：誰的紅歌唱得聲勢大？誰的紅歌唱得花樣多？誰唱的紅歌更忠於“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他們到不是真想回到那個父輩受苦的災難時代，而是要借用這個“災難手段”攀升奪權，擠進18大領導班子。薄熙來是這樣，其它的人何常不是這樣？因為有了權就有了一切。要有權，就得昧良心說假話，醜表演唱紅歌。政冶的爭奪戰又回到了那個“你左，我更左”，“你忠，我更忠”的砍殺怪圈，受苦受累的卻是廣大的中國人民。

縱觀中共建黨90年，都是一個“反右不反左”的黨建曆史。“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所以中共曆來都是“寧左勿右”。左，就是顛倒事實，指鹿為馬，造就集權專製，整人、害人、殺人；右，就是講人道重良知，不說謊不造謠，認認真真為國家辦事。因此，凡是為人民謀福利的好官，都是中共打倒的對像，遠一點的陳獨秀、張聞天，近一點的胡耀邦、趙紫陽，“十年文革”死於非命的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

要想在中共黨內長盛不衰，就是要“左到底”和“左得出奇”，要不就靠邊站，重慶的“唱紅打黑”就是在這種曆史條件下出現的。所以薄熙來登高一呼，全國各地不得不響應跟隨。薄熙來綁架了中央，中央綁架了全黨，要不你就不擁護共產主義革命，就不是毛澤東的孝子賢孫，當然就不是紅色接班人！為此誰敢不跟？惟恐落後擠不進領導斑子。唉，悲劇啊悲劇！中國20世紀最大的悲劇。

我們老百姓無力製止這場紅色血腥的到來，但我們可以下參予不理睬，不唱紅歌，不看紅色電視，不聽紅色歌曲，可以像王容芬一樣向中央寫信，直至退黨退團，縱是坐監殺頭無所懼！為了支持改革開放，捍衛鄧小平的思想理論。我堅決反對毛澤東主義和毛澤東的孝子賢孫執掌中國政權，決不容許紅色血腥再次殘害中國人民！！！

自由萬歲！

民主萬歲！

 

    

 重慶的“唱紅”，為什麽不敢麵對真實的紅色曆史？

鉄流
    中共重慶市委7月1日下午，舉行了隆重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的慶祝大會，中共重慶市委機關報《重慶日報》，作了如實生動的報道：“市委書記薄熙來說，曆史證明，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誕生90年來，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開創了偉大的事業。我們要繼承先輩遺誌，發揚革命傳統，牢記黨的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好重慶工作，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努力奮鬥。”

重慶是中國四個民主黨派的發祥地，多黨合作的豐碑，
也是中共南方局的所在地，川東地下黨的指揮中心，曾是“紅岩兒女”江姐等一大批灑熱血，拋頭顱獻出生命的地方。1947年波及全國的“反饑餓，反內戰，要民主，要自由”的大遊行就是從這裏開始的。1949年解放前夕國民黨反動派為挽救其失敗命運，悍然將囚禁在白公館渣滓洞監獄裏的數百名革命人士集體屠殺，為此震驚全球。

毫不過份的說，重慶是一座革命的城市，是中共紅色革命的豐碑！薄熙來書記主政重慶，在此發動“倡紅打黑”運動，有其曆史根源，也是無可厚非的事情。但是，重慶也是冤案橫生的地方，僅當年為新中國成立而拚殺的川東地下黨，有多少人在解放後被誣為叛徒、特務？又有多少人慘死獄中？毛澤東的妻子、“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女士，下的結論是：“川東地下黨沒有好人”。如果江姐江竹筠不犧牲，也會被釘在中共曆史的恥辱架上。如果薄書記是真正的“唱紅打黑”，真正地頌揚紅色革命，首先就要去川東地下黨之黑，為受屈受寃的同誌全部“平反”塗紅。第一個“平反”塗紅的應是1957年被毛澤東定性為“極右分子”、1964年4月又以“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反革命罪”殺掉的周居正烈士。

十分有趣和巧合的是，當年與周居正同囚於白公館並一同越獄、在越獄時還背著她六歲兒子逃跑的、今年已是87歲高齡的郭德賢女士，竟然作為重頭戲在慶祝大會上亮相。《重慶日報》記者飽含情感地寫道：“在兩位少先隊員的攙扶下，87歲高齡的離休幹部，顫顫巍巍地走上發言席，做了動情地的發言。她說：‘今天，我不禁想起了我的那些犧牲的戰友們，他們為了共產主義理想不怕坐牢、不怕殺頭，為了新中國的成立不怕流血、不怕犧牲，那種對革命理想信念的執著追求，對黨的忠貞不渝，讓我至今難以忘懷！今天，我要告慰犧牲的戰友，你們的鮮血沒有白流，你們的遺願正在實現，我們的黨正變得越來越強大，我們的國家正變得越來越富強，重慶也建設得越來越美好！今天，我還要告訴大家，千萬不能忘記，重慶是革命先烈用鮮血染紅的城市，我們就是要高舉紅旗，唱響紅歌，麵對紅岩，永遠繼承革命的優良傳統。’”

老人數度哽咽，全場數次響起熱烈的掌聲。

她的動情，她的咽哽，自然想著與她一同坐牢、一同越獄，在越獄時還背負著她六歲兒子小波，冒著敵人槍林彈雨的那位瘦弱小青年—周居正！近三十多年來她為周居正的冤屈四處奔走，向中共中央寫信，向胡錦濤總書記寫信。如果我不判斷錯誤，她也向薄書記寫過信，甚而麵陳？為什麽大權在握的封彊大吏薄書記，卻不落實此事？唱紅又唱的什麽紅呢？

郭德賢同誌在她的回憶文章中親筆寫道：“1949年1月，我在成都川西特委機關工作時，不幸被國民黨特務逮捕，關押在重慶歌樂山白公館監獄。常看到一個學生模樣比較活躍的 “犯人”，他就是周居正。1949年11月27日晚，白公館未遭殺害的同誌全部集中到平二室，我帶著兩個孩子仍被關押在樓上。平時受獄中革命者教育的看守員楊飲典和李育生，經羅廣斌等同誌指明出路，毅然反戈，站到正義一邊。他打開牢房叫大家趕快衝出去，並告訴羅廣斌樓上還有郭德賢和兩個孩子。羅廣斌便派李蔭楓和周居正到樓上幫我背小孩，我的小波就是周居正背著闖出封鎖線的……”

此外，還有她給胡錦濤總書記的親筆信：

黨中央 胡總書記：

您好！

我們是重慶人民廣播電台、市總工會的離休幹部，抗戰初期入黨，1948年先後被敵特逮捕，囚禁於重慶歌樂山下渣滓洞、白公館集中營，重慶解放前夕，同地下黨員羅廣斌（小說《紅岩》作者，“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一起越獄脫險。值此貫徹黨的十六大決議，推進民主法製建設之際，特送上同我們一起脫險、原中央第七中級黨校教員1964年被以反革命罪槍決的周居正之妻曾昭英的申訴信和重慶、成都三位共產黨員、司法戰線老幹部所寫的意見書，請予審閱。

周居正原是四川省教育學院學生，在解放戰爭初期參加地下黨，因組織被破壞失去組織關係，1948年被捕，關押在白公館，1949年同我們一起越獄脫險，越獄時救出了郭德賢的一個小孩子。經組織審查，周居正分配在中共中央西南局黨校（後改為中央第七中級黨校）任教員。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送四川省公安廳築路支隊勞動教養。1961年摘帽、解除勞教，被強製在四川永川勞改農場“就業”。1962年被四川省公檢法以組織反革命集團罪逮捕、起訴、判處死刑。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1964年槍決。

周居正在民主革命時期，為了新中國的建立進了英勇的鬥爭，經受了生死的考驗。建國後，竟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甚至被處以死刑，我們極為震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撥亂反正，但周居正至今沒有被平反糾正，我們無法理解。根據三位司法戰線老幹部查閱檔案發現的問題，原判可能有錯：

一、羅廣斌同誌脫險後向重慶市委所作《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周居正從前有過組織關係，後來斷了。在牢裏正常，無惡劣傾向。”原判決怎能說他解放前是反革命分子，解放後偽造曆史，冒充地下黨，混入革命陣營呢？

二、原判決把周居正1962年針對“三麵紅旗”寫在筆記本上的《民主社會主義論》：“高舉反對帝國主義、民主主義、經濟建設三麵大旗，建立民主社會主義”，定為反革命綱領，不符合《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精神。

三、原判決僅僅根據幾個同案人牽強附會、似是而非的口供，認定周居正要建立反革命根據地，伺機暴動，處以極刑，不符合“重證所、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的原則。

平反糾正冤假錯案，解決曆史遺留問題，事關黨心民心。我們本著一個共產黨員的黨性和責任心，請批示最高人民法院對周居正重新立案複查，依法處理。

敬禮！

共產黨員、離休幹部：白公館越獄脫險者、重慶人民廣播電視離休幹部、渣滓洞越獄脫險者郭德賢

二00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為了證明曆史，慶祝大會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大合唱歌聲中結束。是的，曆史已經證明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是，曆史也證明：沒有毛澤東就沒有這麽多枉殺的同誌，就不會活活餓死3700多萬中國人！重慶也就沒有全國“紅衛兵”的武鬥墳墓群？。

中國共產黨“偉大”，但要敢於麵對曆史事實！中國共產黨“光榮”，但要承認自已所犯的錯誤！中國共產黨“正確”，但要勇於和毛澤東切割！

希望深受曆史災難的薄熙來書記，敢於唱出真正的紅歌 ，敢於導演出一幕幕真實的曆史大劇！我們期待著，全中國人民期待著。如此，重慶才是我們向往的“紅色”中心，也不會再有人說東道西。首先，我不但不說，還會為薄書記大書特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