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蘆笛大作《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電子版是蕭功秦老師發來建議我拜讀的，應該說這是一部非常有穿透力的曆史著作。當時我不知道其作者蘆笛為何許人也，但其在作品中表白文革爆發時，他二十歲左右，是一個毛主義者。而現在他應該花甲之年開外，並且他的思想已經發生了鮮明的轉變，但這種轉變依然帶有毛主義的特色，理性的底色仍然有情感的宣泄。就我個人而言，碩士以前，我基本上也是一個毛主義者，每每看到宣傳機構的東西，我總是激動萬分，喉嚨打噎。但自從跟蕭老師讀博士這一年來，我轉變很多，一方麵與讀書經驗有關；另一方麵與對現實所感所悟有關。看來很多人都有這種轉變，隻是早晚問題。 蘆笛大作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如此標題也並非契合。其文稿基本上反映了三個主題：1、對張國燾及其革命事業的看法；2、關於西安事變的另一種解讀；3、對毛周關係的看法。下麵談點我的初淺認識。 1、對張國燾及其革命事業的看法。蘆笛認為張國燾是我黨的先知先覺，這點我也有同感，他與毛一樣，在中國革命過程中，都采取了試錯法，其實他在鄂豫皖蘇區就這麽幹了，但蘆笛太迷戀張國燾自傳的回憶錄了，說張在鄂豫皖蘇區就認為蘇維埃革命在中國走不通，開始尋找自己的路子，這些路子其實就是後來毛的新民主義革命論雛形，毛剽竊了張的成果。張在其回憶錄也是這麽說的，但是至少在鄂豫皖蘇區，張做了很多努力，也采取了試錯法進行改良，但沒有懷疑蘇維埃革命，即使中日戰爭爆發，鄂豫皖蘇區宣揚的還是反帝反日，保衛蘇聯，但後來張有所轉變，但這種轉變應該是發生在西去之後，是自我存活的直覺反應，而張國燾在回憶錄裏把他這種轉變提前了，甚至提前到他在蘇聯時期就萌芽了，這個很難區分，不過我看鄂豫皖蘇區的檔案資料，張國燾並未有如此想法，他是一個堅定的蘇維埃革命者，為了維護黨革命文化中的黨權威及個人權威，不惜殘害幾千桀驁不馴的地方革命領導者。應該說，張國燾模式與毛模式，有很多共同點，也有相當多不同地方，但是張國燾在後來政治鬥爭中，未掌握好政治策略，最後失敗了，失敗者就是錯誤路線的代表，因此他的革命模式也就煙消雲散了。 2、應該說全書最精彩的還是有關西安事變的另一種解讀，這種解讀是以質疑楊奎鬆老師的大作《西安事變新探》開啟的，我個人認為蘆笛的解讀更可取，我說的可取，從主體闡釋學的角度言，應該更有說服力，他那種解讀能力值得佩服。說服力其實才是我們史學工作者蕩滌曆史誤點、還曆史清白之夢寐以求的理想目標。 3、對毛周性格及關係的解讀。關於毛周性格及關係問題，一直是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我記得蕭老師上學期開課，同窗好友朱兵問了革命與建設年代的朱毛關係問題，我記得蕭老師的回答非常精彩，大體內容與周侄女周秉德的解讀頗同，這反映了老師太慈善的一麵，蕭老師看問題總向好的地方想，樂觀主義精神明顯。 關於毛周關係，學界大體有以下五種看法：1、《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認為，周恩來是受了傳統忠君思想的影響，才會時時處處強調“保持晚節”。周雖然不同意毛的許多作法，但囿於忠君思想，不能不順勢隱忍，在不得罪毛的前提下予以匡救。2、周恩來侄女周秉德認為毛澤東當時的權力很大，人民都沉醉在他個人崇拜中，周恩來根本不可能和毛澤東硬碰。若周恩來和毛澤東對抗，“隻會讓國家分裂，陷入更大的混亂。”她認為這是周恩來最不願見到的。這意思是周恩來是為了國家、人民而忍辱負重，這觀點在國人甚至在海外華人中都相當盛行。3、張戎和哈利代則看到了周恩來身上非常觸目的奴性，注意到了周對毛的入骨恐懼與順從，他們非常強調《伍豪啟事》，似乎認為周怕毛，就是因為毛捏了那個把柄，甚至暗示那啟事可能是毛偽造出來的。4、於向東也許是看了布爾察德革命者精神分析學的相關書籍，受其啟發，認為毛周關係，是一種變態關係，他們之間其實是在蹂躪與被蹂躪之中尋求一種痛與快樂。5、蘆笛的解讀雖然比較雜亂，但就我的閱讀經驗而言，應該更合理。他認為周苦撐危局，不是什麽“顧全大局”，乃是他怕毛入骨的表現。他最怕的是身敗名裂，死後人家在他臉上打叉叉。以他的絕頂聰明，當然能看出隻要他對毛有用一日，便能安全一日。如果他稱病辭職，那立即成全毛的落井下石，再無彌補可能了，當然隻能無論怎樣窩心都隻有撐下去。周的悲劇，其實是周等同仁革命者開始階段就已鑄造，一切都是那萬惡的極左製度造成的。蘆笛說“周的致命錯誤是在投身共產革命那一瞬間就犯下了的，以後的錯誤不過是那最初錯誤的邏輯延伸”，因此周必須像傳統忠臣那樣，在政治上忠誠於君王，而且必須作為虔誠的教徒，在思想上忠於偉大教主。這就剝奪了他最起碼的獨立思考權利，除了奉命唯謹，逆來順受，實在想不出他還有別的什麽選擇。周的最大悲劇就在於他本人和那些後來被革命吞噬的戰友一道，在毛的率領下殫精竭慮、慘淡經營，親手在祖國大地上建立了一個最黑暗、最反動、最集權的極左製度。在這過程中，他灑下的每一滴熱汗，耗去的每一滴腦汁，其實都是在為後來的大悲劇作點點滴滴的鋪墊。他那革命的一生，無時無刻不是在為自己、為戰友、為民族挖掘墳墓。筆者認為蘆笛此種論述更有穿透力。 另外，讀其27萬字的作品，我認為有幾段關於黨文化的解讀非常精彩，本人讀了好幾遍，現發來以饗讀者： 周恩來不是忠臣，彭德懷也不大算得上忠臣。實際上，共產黨裏沒有忠臣，起碼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裏沒有忠臣。因為共產黨製度裏根本不允許有忠臣。 正是在這裏，我們看到了共產極權製度和中國古代的君主製度的重大區別。 中國古代的君主製度屬於韋伯所說的傳統型統治，其正當性或曰合法性是來自它所宣稱（同時也被旁人所信服）的曆代相傳的規則和權力的神聖性。君主的權力來自天意（天子受命於天），來自血統（王位世襲），他人不得覬覦。君臣之間的界限是明確的，不容逾越的。君主並不是因為其正確才成為君主的，君主並非道的化身，“道”和“君”不是同一的而是分別的。因此，批評君主的過錯並不等於否認君主權力的合法性，所以不至於對君主的合法權力構成直接的挑戰或威脅，皇帝錯了也還是皇帝，這就使得君主有可能容忍批評。大臣的責任是輔助君主行道，見到君主有不符合道的時候提出批評。在這種製度下，最高權力為君主所獨享，在君臣之間沒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問題（這當然不是說多數大臣的意見不可能對君主形成某種製約），君主在貫徹其決策時，不需要製造出臣民一致擁護的假象。這種製度無疑是專製的，但由於它承認“道”“君”分離，也就是承認君主可能違反“道”，因而給為臣者批評君主和堅持異議提供了一定的空間。即便遇上殘暴的君主，當忠臣可能招致殺身之禍，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那正是以身殉道，無上光榮；忠臣則從強大的傳統資源中獲得精神支撐和傲對權勢的勇氣。 共產極權製度則不然。共產極權製度的最大特點是道君合一，它堅稱共產黨壟斷了真理（黨是偉大、光榮、正確），偉大領袖是真理的唯一化身（領袖英明正確，代表正確路線）；這就是說，在共產製度下，黨和領袖都是把自己權力的合法性建立在其自稱的獨一無二的正確性之上的。因此，質疑共產黨的正確性，就是質疑共產黨壟斷權力的合法性；質疑領袖的正確性，就是質疑領袖地位的正當性。 然而我們又都知道，共產製度（無論是黨的製度還是國家製度）畢竟是現代的產物，它不是以公開地高踞於民意之上或公開地作為人民的對立物而出現，恰恰相反，它是以最直接地表達民意和代表人民作為自己存在的根據。它具有民主製的某些理念和形式，例如人民當家作主的理念，少數服從多數的理念；例如代表大會，選舉，表決等形式；以及每個公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黨員還有黨內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規定。這就使共產黨及其偉大領袖麵臨一種巨大的危險：如果多數人不認為黨是偉大光榮正確，不認為領袖英明正確，從而選出一個非共產黨的政府或者把偉大領袖本人選下台呢？林彪在暗中對毛揣摩多年後總結出一條心得----“他最大憂慮在表決時能占多數否”（古代的君主就不用擔這份心）。黨和領袖為了確保自己的權力不受威脅，它就必須釜底抽薪，禁絕一切不同的力量乃至不同的聲音。因為隻要你成立一個獨立於共產黨之外的政治組織，隻要你提出另一套不同於領袖的政治主張，都意味著對共產黨及其領袖所標榜的代表真理代表人民的唯一性的否定，因而也就是對共產黨及其領袖的獨占權力的挑戰。 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提意見。彭德懷在主觀上是否有奪權的動機姑置不論，但從毛澤東的角度，毛澤東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權力受到威脅。道理很簡單，如果你彭德懷是對的，我毛澤東是錯的，那憑什麽還該由我毛澤東，而不該輪到你彭德懷來當領袖呢？皇帝認錯了還是皇帝，因為君並不是道的化身；共產黨領袖一認錯就多半當不成領袖了，因為共產極權專製把權力合法性建立在“真理的化身”、“正確路線的代表”之上，因此，它不敢承認有任何別人比自己更正確，不敢容忍任何批評反對的聲音。在中共黨史上，領袖一認錯就下台，從陳獨秀、王明，直到華國鋒，概莫能外。我們知道，忠臣的定義是違上順道，是承認大臣有可能比皇帝更正確更高明；然而共產製度卻堅稱唯有偉大領袖最正確最高明，所以共產王朝不允許有忠臣。 共產黨禁絕不同力量和不同聲音的辦法很簡單，那就是動輒把不同意見打成“反黨”、“反革命”，把少數派撤職、開除、監禁，並且還禁止少數派發表自己的觀點和別人交流，否則就扣上“非組織活動”、“搞分裂”、“搞反革命串聯”的罪名。在這裏，持異議者甚至沒有保留自己意見的權利。他們被迫要“承認錯誤”。最令人費解的是，剛直如彭德懷者為什麽也會“低頭認罪”呢？被打成彭德懷反黨集團一夥的張聞天到底是理論家，他在檢討書裏闡明了他們低頭認罪的理由----因為要維護領袖的威信。如張聞天所說，毛的威信不是他個人的威信，而是全黨的威信，損害毛的威信就是損害黨的威信，就是損害黨和全國人民的利益。這段話裏的最後一句是胡說（因為黨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損害黨的利益不等於損害人民的利益），不過前三句倒有它的邏輯：因為在共產製度下，領袖的威信據稱是源於領袖的英明正確，因此維護領袖的威信就是承認領袖的正確。既然毛不能不是對的，那麽彭德懷就不能不是錯的。反過來說，如果毛是錯的，彭是對的，那麽憑什麽還該毛做領袖？那就該讓彭做領袖。問題是毛一向被認為代表黨，毛錯了，就是共產黨錯了，共產黨錯了憑什麽還壟斷權力領導一切？那是不是該讓別的黨上台了？這個邏輯結論是彭德懷張聞天們不敢接受不敢承認的，所以他們隻好低頭認罪。 回到周恩來的問題上來。我們知道，周在廬山會議和文革中都扮演了順上違道的角色，但是周並非曆來如此。在1956年追加基建預算時，周不讚成毛的急躁冒進，曾經當麵抵製過毛的決定。周甚至對毛說出過這樣的重話：“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可見，周也有過違上順道的表現。後來，周為了這次“反冒進”而遭到毛的嚴厲批判，被指離右派“隻剩了五十米”，一度政治地位岌岌可危，到了被迫提出辭職的地步。周想來在那時就吸取了“教訓”，明白了共產黨製度下當不成忠臣的道理。一個人隻要進入了這種製度、這套係統，或遲或早就會發現，在其中，個人再也無法堅持獨立的聲音，除非你與製度決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