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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流：劉雪庵與《何日君再來》

國著名的愛國作曲家劉雪庵，從“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以來，創作了大量的抗日歌曲。他的滿腔熱血，他的赤子之心，都滲透在那一首首歌曲中。

如今七八十歲左右的老人，他們的童年或少年時代，都是在民族危亡的焦慮中度過的，在親人離散的悲痛中度過的，在流浪和逃亡的苦難中度過的。伴隨和鼓舞著他們度過那些艱難歲月的，是他們唱不離口、常唱常新的大量抗日救亡歌曲：《義勇軍進行曲》、《畢業歌》、《長城謠》、《黃水謠》、《遊擊隊歌》、《流亡三部曲》……其中，許多是劉雪庵的作品。

他們在歌聲中長大成人，一個個義無返顧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鬥爭。

半個世紀過去了，到了八十年代，他們從報刊上知道了劉雪庵的一些情況：他竟是一位蒙冤受屈二十餘載，備受磨難，雙目失明，癱瘓在床的老人。

他們的心被揪得緊緊的。對他們來說，劉雪庵是個親切的名字，是個響亮的名字。然而，如今也是個令他們心酸的名字。

原來，在劉雪庵眾多的作品中，有一首電影插曲《何日君再來》，這首歌成了劉雪庵及喜愛他歌曲的人們心中永遠的痛。

說起《何日君再來》，人們不會陌生。有的人唱過，有的人聽過，有的人喜歡過，有的人斥責過……

 

這首誕生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歌曲，大半個世紀以來，伴隨著民族的風風雨雨，有著極不平凡的經曆。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戰爭，五十年代的反右派運動，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的抵製港台歌曲……在一浪又一浪的政治漩渦中，它被人曲解、上綱上線，鞭撻得一無是處，像個柔弱的少女，被羞辱得久久抬不起頭來。

劉雪庵更是為這首歌背負了種種罪名，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劉雪庵是中國新音樂奠基人黃自的學生，與賀綠汀、江定仙、陳田鶴被譽為黃自的四大弟子

 

劉雪庵是四川銅梁縣巴川鎮東門鹽店人，1905年11月7日出生在一上個香之家。他的父親原本是位私塾先生，後在一家慈善堂工作。有一年家鄉發大水，他下水救人，不幸被洪水吞沒。父親生前跟他講嶽飛傳，講“精忠報國”的故事。愛祖國，愛民族，成了他一生的主旋律。

他的大哥是小學教師，愛好音樂。劉雪庵自幼跟他學習昆曲，吹笛弄蕭。大哥成了他的音樂啟蒙老師，也使他對音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大哥的嶽父是前清秀才，開塾館，劉雪庵在他那裏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奠定了深厚的古文功底。

誰知禍從天降，母親、大哥和姐姐都染上了肺病，家境困難，沒錢醫治，相繼離開了人世。這場災難，對於剛剛進入中學，年僅十三歲的劉雪庵來說，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

他不得不輟學，在家裏自學音樂，幫助料理家務。

為了掙錢養家，十七歲那年，他當了小學音樂教員。

當家境有所好轉，他便於1924年考入成都美術及藝術專科學校，學習國畫，學習鋼琴、小提琴和作曲。

在這所學校裏，他閱讀了《語絲》、《太陽》、《創造》、《洪水》等新文藝刊物，參加了進步學生組織“導社”，與共產黨員有了接觸。

1927年春，美專停辦。劉雪庵回到同梁縣，在養聖學校任音樂教師，後來擔任了該校校長。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引導下，他聘請進步老師任教，提倡音樂、美術教育，開展體育活動，使學校充滿勃勃生機。

“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國民黨四處追剿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當共產黨員周克明被捕時，劉雪庵為他改名“王天府”留在學校，保護起來。後來這所學校成為中共銅梁縣委所在地，劉雪庵也參加了黨的一些活動。

不久，國民黨又到學校抓捕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在黨組織安排下，劉雪庵撤離了銅梁縣。

他來到上海，考入中華藝術大學。這是一所進步學校，由《共產黨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任翻譯陳望道創辦。在這裏，劉雪庵參加者了由宋慶齡和魯迅發起組織的“民權保障同盟”。不久，學校被國民黨查封。

1930年秋，劉雪庵考入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在這裏，他打下了堅實的音樂基礎，開始了音樂創作。

當他踏進音專校產時，我國著名作曲家、音樂理論家、音樂教育家黃自，應校長蕭有梅的聘請來到音專任教，負責音樂理論和作曲的教學。劉雪庵幸運地成為黃自的學生，對西洋作曲理論進行了係統的學習。

同時，他還師從俄籍鋼琴維鈿夫人學習鋼琴，師從朱英學習琵琶，師從易韋齋和龍榆生學習中國詩詞及韻文，師從吳伯超學習指揮，師從李維寧學習賦格和自由作詞等。

黃自十分重視民族音樂的發展，主張學習西洋音樂的方法，用來研究整理我國的音樂與民謠，創造民族化的新音樂。黃自的音樂理念，對劉雪庵有著極深的影響。劉雪庵在以後的創作實踐中，將民族民間音樂的傳統手法與西洋作曲技法有機地結合起來，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

劉雪庵有著深厚的文字功底，他寫的詩詞常在校刊上發表，受到諸多老師的讚賞。他的詩詞老師龍榆生（暨南大學國文係主任、音專兼職教授）對他的作業總是讚許有加。

劉雪庵學習刻苦，才華出眾，與賀綠汀、江定仙、陳田鶴被譽為黃自的四大弟子。

當黃自接受商務印書館的委托，參與編寫一套《複興初級中學音樂教科書》時，他讓四大弟子各分擔一部分工作，創作一些適合學生唱的新歌曲。劉雪庵創作了《喜來春》、《燕子哥哥》、《菊花典》、《殺敵歌》、《提倡國貨》等培養兒童健康品德和愛國精神的歌曲。

劉雪庵與僅比他年長一歲的黃自，既是師生，也是朋友，有著很好的合作關係。黃自十分欣賞劉雪庵寫作的一些歌詞，常為之譜曲。《農家樂》、《新中國的主人》、《總理逝世紀念》、《踏雪尋梅》等近十首歌曲，都是他們師生合作的作品。

“雪霽天晴朗，臘梅處處香。騎驢灞橋過，鈴兒響叮當。好花采得瓶供養，伴我書聲琴韻，共度好時光。”他們師生合作的這首《踏雪尋梅》，已成為我國的經典名曲。

這裏還要提到劉雪庵的另一位老師——著名的俄籍作曲家、鋼琴家齊爾品。他1934年來中國演出時，對當時中國樂壇幾乎一麵倒向西洋十八九世紀的現象深感憂慮，於是就留了下來，決心幫助中國音樂更好地發展。他以“名譽教授”的身份到上海音專任教，很快就發現了劉雪庵這個好學生。

在他舉辦的“征求具有中國風味鋼琴曲”比賽中，劉雪庵創作了包含四首鋼琴小品的《中國組曲》參賽，受到他的高度評價。後來，他曾將《中國組曲》介紹到歐美演奏，並先後在巴黎、紐約出版。

“想當日梢頭獨占一枝春，嫩綠嫣紅何等媚人，不幸攀折慘遭無情手，未隨流水轉墜風塵；莫懷薄辛惹傷情，落花無主任飄零；可歎世人未解儂心苦，向誰去嗚咽訴不平！”齊爾品從校刊上看到劉雪庵寫的這首詞《飄零的落花》，覺得很美，就鼓勵劉雪庵將它譜成獨唱歌曲，並要求以藝術樂曲的形式來體現。

劉雪庵在齊爾品的鼓勵與指導下，終於將它譜成了一首藝術名曲。齊爾品隨即將它連同劉雪庵的其他三首歌曲《早行樂》、《采蓮謠》和《菊花黃》，以《四歌曲》為題介紹到東京出版，發行歐美各地。

劉雪庵還曾為古詩詞譜曲，如張繼的《楓橋夜泊》、李白的《春夜洛城聞笛》等。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東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劉雪庵為這首《春夜澆城聞笛》譜的曲嚴謹、典雅，優美流暢，婉轉起伏，聽來親切感懷，抒發了知識分子惆悵懷舊的心情。

以後，齊爾品又將劉雪庵譜曲的《楓橋夜泊》、《布穀》、《淮南民謠》介紹到巴黎出版。

1935年，齊爾品在《現代中國音樂》一文中寫道：“劉雪庵，一位很年輕青的人，在他的鋼琴作品、短歌及小曲中，表現出明顯的中國風味，是一位極有前途的作曲家。”

 

熱血青年劉雪庵，以音樂為武器，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創作了大量抗戰歌曲，許多歌至今傳唱不衰。

 

“九·一八”事變，震驚了全國，震醒了音專的師生。劉雪庵挺身而出，組織講演會，出牆報，寫歌曲，呼喚人們起來抗擊日寇的入侵。據當年任職音專的廖輔叔回憶：“當時學生中最早出來宣傳抗日的，就有劉雪庵。”

為了支持東北抗日義勇軍，音專師生走上街頭，進行募捐。黃自親自領著劉雪庵、賀綠汀等學生走向浦東，捧著竹筒，挨門挨戶去募捐。

從這時起，劉雪庵開始了抗日歌曲的創作：《出發》、《前線去》、《前進曲》、《出征別母》……

“母親回頭見，母親回頭見，孩兒去了請你莫眷戀。這次上前線，是為祖國戰，殺敵誓爭先，光榮信無限。光榮信無限。戰！戰！戰！救亡圖存，縱死沙場我心願。”這是1932年劉雪庵作詞譜曲的《出征別母》歌。

“一·二九”運動中，劉雪庵組織音專學生走上街頭遊行請願，聲援北京愛國學生運動。隨後，他參加了中國音樂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詞曲作者聯誼會”。

這期間，他與王紹清合作，譜寫了《戰歌》：“戰戰戰！一齊上前線，報仇雪恨，奮勇當先。哪怕敵人的強暴野蠻，隻要我們英勇壯膽，抱著犧牲的決心去幹，爭得光榮的凱旋！”

1936年5月，日本戰犯近衛文的弟弟、樂隊指揮近衛秀來到上海，擔任日租界工部局管弦樂隊的指揮。一天他來到音專，與全體師生見麵，還登上講台，宣傳所謂的“中日友善”。他的話音剛落，劉雪庵即從坐位上站了起來，義正辭嚴地譴責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暴行，捍衛了民族尊嚴。全校師生無不為之振奮。當是在場的蘇聯籍教師查哈羅夫激動地握著翻譯的手說：“你們說得太好了！”
 “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劉雪庵當即與侯楓合作，譜寫了歌曲，《大家一條心》：“大家一條心，向抗敵救亡的路線前進！前進！前進！前進！收複四省，奪回平津。國土要完整，正義始能伸，大家一條心，向抗日救亡的路線前進！

樂曲英勇樂觀，表達了全國人民奮起抗戰，收複失地的強烈願望。

在抗日戰爭中，劉雪庵創作了大量歌曲，以音樂為武器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他加入了上海文藝界救國聯合會，與黃自、廖輔叔、李維寧、江定仙、陳田鶴等成立了“中國作曲者協會“，有組織地發揮音樂工作者在抗戰中的作用。”協會“就設在劉雪庵家中，成為上海音樂界抗日救亡運動的一個據點。

劉雪庵還同張曙、夏之秋、洗星海等聯合音樂界進步人士組織了“全國歌詠協會”，劉雪庵為執行委員，曾和沙海、王雲階一起主持了“援助冀北人民抗日自衛遊擊隊”的大型音樂會。

劉雪庵還自費出版了音樂期刊《戰歌》。上海淪陷後，《戰歌》輾轉武漢、重慶，共出版了十八期，成為當時全國僅有的一份影響廣泛的抗日音樂刊物。賀綠汀的《全麵抗戰》、《遊擊隊歌》，夏之秋的《歌八百壯士》、《賣花詞》，劉雪庵的《長城謠》、《流亡三部曲之<離家>、<上前線>》，沙梅的《打柴歌》，江定仙的《焦土抗戰》等著名抗日歌曲，都是通過這個小小刊物傳遍全國的。

《戰歌》在上海創刊後，曾有人向劉雪庵推薦歌曲《鬆花江上》，說這是當時在平津流亡學生中十分流行的一首歌，希望能在《戰歌》上發表。這首歌是誰的作品，推薦人沒有說明。劉雪庵看後，認為的確是一首好歌，隻是覺得它過於傷感，沒有急於發表。

不久上海淪陷，劉雪庵乘船去香港，準備由香港轉入內在。在船上，他欣喜地與文化救亡協會內地工作委員會的負責人江陵相遇。他們談起了《鬆花江上》這首歌，劉雪庵提出要把這首歌擴充為三部曲，使之由沉痛哀婉轉為緊張激昂，以激起人們的鬥誌。

江陵十分讚同他的意見，立即在船上寫了第二部《離家》的歌詞：“泣別白山黑水，走遍了黃河長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們的祖國已整個在動蕩，我們已無處流浪，已無處逃亡！哪裏是我們的家鄉？哪裏有我們的爹娘？百萬榮華，一刹化為灰燼；無限歡笑，轉眼變成淒涼。說什麽你的我的，分什麽窮的富的，敵人殺來，炮毀槍傷，到頭來都是一樣。看！火光又起了，不知多少財產毀滅？聽！炮聲又響了！不知多少生命死亡？哪還有個人幸福？哪還有個人安康？——誰使我們流浪？誰使我們逃亡？誰使我們田土淪喪？誰要我們民族滅亡？來來來，來來來！我們休為自己打算，我們休顧個人逃亡，我們應當團結一致，跑上戰場，誓死抵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
 劉雪庵當即為這首歌詞譜寫了十分貼切、動聽的曲子。

在他們從香港赴廣州的火車上，江陵又起草了第三部《上前線》的歌詞：“走，朋友！我們要為爹娘複仇。走，朋友！我們要為民族戰鬥。你是黃帝的子孫，我也是中華的裔胄。錦繡的河山，怎能任敵騎踐踏？祖先的遺產，怎能在我們手裏葬送？走，朋友！我們走向戰場，展開民族解放的戰鬥。全世界被壓迫的人們，都是我們的兄弟；愛好和平的國家，都是我們的朋友，我們有沒有決心？有！我們有沒有力量？有！拿起我們的槍杆筆杆，舉起我們鋤頭斧頭，打倒這群強盜，爭取我們的自由。看！光明已在向我們招手！”

劉雪庵譜曲後，將《鬆花江上》、《離家》、《上前線》合成《流亡三部曲》，當即交給流亡學生排練，在中國戲劇界支援各地抗敵軍聯合大公演時首次演出，接著又在《戰歌》上發表。從此，《流亡三部曲》傳遍全國各地，成為當時膾炙人口，廣為傳唱的抗日歌曲。

劉雪庵還曾為多部抗日影片，如《新桃花扇》、《中華女兒》、《十字街頭》、《孤島天堂》、《關山萬裏》等，譜寫了主題歌或插曲，其中不少影響深遠，流傳至今。

影片《十字街頭》通過對三十年代幾個失業大學生不同經曆的敘述，塑造了處於民族存亡緊要關頭的三種人物形象：劉大哥義無反顧地奔同抗日前線；小徐懦弱消沉，自殺身亡；老趙和阿唐苦苦掙紮，由彷徨變得堅定。

影片中，劉大哥看著東三省的地圖，無限感慨地唱起了劉雪庵作詞譜曲的《思故鄉》：“我不忘記我最可愛的故鄉，我不忘記故鄉三千萬的奴隸。我要唱雄壯的歌曲，我要寫悲憤的詩句。不怕強權，不怕暴力，我要用武器打倒暴力，我要用武器打倒仇敵。我要回去，回到那最可愛的故鄉；我要回去，喚起那被壓迫的奴隸。”
 歌曲激昂慷慨，猶如江河奔騰，振聾發聵，促人奮起。

由於《思故鄉》有著鮮明的革命性，遭到國民黨當局的禁唱，影片中的歌曲連同畫麵都被剪掉了。然而，歌曲卻不脛而走，流傳開來。

1937年春，潘孑農的電影劇本《關山萬裏》投入拍攝。影片講述一位東北的京劇藝人，“九·一八”事變後，攜妻女流亡關內，在顛沛流離中，自編小曲，教育幼女牢記國家仇的故事。

故事裏，幼女在流亡途中走失，被一音樂家收養。後來，在支援東北抗日義勇軍的募捐演唱會上，幼女演唱了一首《長城謠》，這是音樂家根據幼女父親編的小曲譜成的。這首歌使他們父女團圓，卻仍然回不了家鄉……

潘孑農請劉雪庵為全劇配樂並為《長城謠》歌詞譜曲。不料“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影片未能拍成。潘孑農和劉雪庵各奔他方，失去了聯係。

這年九月，潘孑農在赴武漢的輪渡上，遇見一支青年抗日宣傳隊，他們正大演唱一首旋律極其優美的歌曲。他覺得歌詞是那麽熟悉，仔細一聽，原來就是他寫的《長城謠》。他不禁心潮澎湃，激動萬分：影片雖未拍成，劉雪庵卻已將歌詞譜了曲，傳唱開了。

“萬裏長城萬裏長，長城外麵是故鄉。高梁肥，大豆香，遍地黃金少災殃。自從大難平地起，奸淫擄掠苦難當。苦難當，奔他方，骨肉離散父母喪。

“沒齒難忘仇和恨，日夜隻想回故鄉。大家拚命打回去，哪怕倭寇逞豪強。萬裏長城萬裏長，長城外麵是故鄉。四萬萬同胞心一樣，新的長城萬裏長。”

這成了劉雪庵和潘孑農合作的一首名曲。當年，經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演唱，並由百代公司製成唱片發行國內外，使之家喻戶曉，萬人傳唱，大大激發了海內外同胞的愛國熱情。

《長城謠》從三十年代起，一直唱到今天。1982年秋在香港舉辦的“中國近代音樂史聲樂作品展”上，展出了《長城謠》；接著，北京廣播電台在介紹“五四”以來的優秀歌曲中，播放了中國音樂學院合唱團演唱的《長城謠》；在1984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上，香港著名歌手張明敏演唱了《長城謠》；隨後，上海歌手沈小岑錄製的《長城謠》磁帶發行到海外……

 

在進步與反動、光明與黑暗的較量中，劉雪庵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始終站在鬥爭的第一線

 

1938年2月，周恩來和郭沫若分別擔任了國民黨軍委政治部副部長和第三廳（分安宣傳）廳長的職務。陽翰笙、田漢、史東山、應雲衛、冼星海等均在三廳負責一部分工作。劉雪庵隨後到三廳任設計委員，與賀綠汀等人參加了三廳主持的全武漢歌詠界為紀念“七·七”抗戰一周年、聶耳逝世三周年和保衛大武漢的籌備會；與陽翰笙、田漢、李公樸等共同主持了“聶耳逝世三周年”紀念大會；還與張曙等擔任了“企業歌吟團”訓練班的教學工作。

台兒莊戰役獲勝，劉雪庵當即與田漢合作，譜寫了歌曲《捷報》：“在東戰場，在北戰場，都捷報連連。在天空中，在陸地上，展開了壯烈的殲滅戰。我們走上了勝利的初步，我們挫折了敵人的凶焰。我們敗不氣餒，我們勝要自勉。鞏固軍民合作，加強統一戰線，用全民族的力量，爭取自由解放的明天！”

這是一首雄壯如進行曲的歌曲，它慶賀戰爭的勝利，更鼓舞著人們抗日的士氣。

武漢告急，劉雪庵隨三廳撤退到重慶，第二年被聘為中央訓練團音樂幹部訓練班音樂教官。1941年，因拒絕加入國民黨，他被免去三廳設計委員職務。

劉雪庵離開了三廳，到重慶郊區青木關國立音樂學院任教，繼續抗日歌曲的創作。

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重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根據周恩來“對國民黨的嚴禁封鎖，必須想辦法予以衝破”的指示，重慶戲劇界以慶祝郭沫若五十誕辰為名，聯合公演他的史劇《屈原》，導演陳鯉庭邀請劉雪庵為該劇配樂譜曲。
 劉雪庵收到邀請信後，不顧學院阻攔，星夜趕來重慶，苦戰了三個晝夜，就完成了全劇的樂譜。演出時，他親自擔任樂隊指揮。

《屈原》借劇中人之口，痛斥了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卑劣行徑，在群眾中引起了巨大反響。

一天，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顧毓L設宴款待劉雪庵，請他為自己編寫的劇本《蘇武》配曲。劉雪庵懷疑這是要用《蘇武》來抵製《屈原》，當即拒絕了顧的要求。

不久，他就被青木關音樂學院解聘了。理由是：“為《屈原》配樂，不肯為《蘇武》譜曲，有很危險的政治傾向。”

劉雪庵隨即來到壁山社會教育學院任教，擔任藝術係教授兼音樂科主任。在新的環境裏，他一如既往，不畏強權，繼續支持和參加愛國進步活動。

一次，在軍警荷槍實彈把守的廣場上，他無懼無畏地指揮1500名大中學生演出了從解放區傳來的《黃河大合唱》。演出後，還同學生們一起參加了環城大遊行。

抗戰勝利後不久，國民黨以“張莘夫事件”為借口，在重慶策劃了反共大遊行。社會教育學院貼出布告，強迫全體師生參加。劉雪庵與許德珩、陳仁炳、俞頌華等進步教授，當即組成“抵製會”，貼出抵製布告。雖然遭到威脅，他們仍不為所動，拒不參加遊行。此後不久，他們幾位教授均被教育部解聘。

1947年，全國各地欣起了“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愛國民主運動，劉雪庵作為蘇州社教學院民盟地下組織領導人之一，與謝孝思等組織了“教授會”、“講師會”、“職工會”，積極投入運動。劉雪庵還公開支持學生聲討反動報刊《明報》，支持人力車工人總罷工，為此，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被秘密監視。如今在南京的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內，還保存著一份1947年7月蔣經國給教育部的密電：“教育部公鑒……對外活動以社光劇社及藝聲合唱團為掩護，由中共明（民）盟合作倡辦，在社教明（民）盟方麵係由教授劉雪庵、童（董）渭川負責。目前對彼等積極偵察其行動，隨時監視外，特此具報，乞備案等情。除電飭該師嚴密注意，如其破壞治安情事可會同當地機關權益處理外，特電請查照為荷。”

淮海戰役後，南京政府麵臨崩潰。劉雪庵在地下黨的領導下，在社教學院成立了“經濟稽查委員會”，控製了學院的財權。當院長要把學院遷往台灣時，劉雪庵堅決反對，積極參加了護校鬥爭。在成立的“五人院務委員會”和“員工警應變聯合會”中，劉雪庵都擔任副主任委員。他們把學校僅有的七根金條埋藏起來，解放後，交給了軍管會。

解放後，劉雪庵先後在無錫蘇南文教學院、江蘇師範學院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任教，是無錫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6年，劉雪庵奉調進京，負責籌建北京藝術師範學院（中國音樂學院前身），然後便在該院任教，並擔任副院長。

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仍然滿懷激情地譜寫歌曲。《人民解放大合唱》、《挖去千年老窮根》、《翻身舞曲》、《來唱個翻身樂》、《全世界人民團結緊》等，都是他解放初期的作品。

 

曆史開了一個殘酷玩笑，愛國、進步的作曲家劉雪庵，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突然成了音樂界的頭號大右派

 

事情還得1957年春的“整風運動”說起。

那次整風運動，宣布的內容主要是反對共產黨內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運動開始後，中國音協組織了一係列座談會，邀請在京的音樂家圍繞上述內容對領導提意見。有關領導親臨現場，消除與會者的顧慮，鼓勵人們大膽講話。

劉雪庵應邀出席了座談會，而且第一個發言了。他心直口快地談了自己的幾點意見：

一、音協領導有宗派主義。他說：“從音協領導來看，有三個主席四個秘書長。如果把×××去掉，就成了清一色的黨員領導……”
 二、音協機構的學術性差。他說：“從音協的方針來看，有的重要工作未抓起來，有的工作處理不夠妥當。原因在哪裏？依我看，是有些領導同誌對藝術與創作關係的理解有問題，音協機構政治性太強，學術性太差。”
 三、創作與批評的問題。他說：“在創作上，過去被一棍子打死的作品，今天大家的政治理論及音樂水平都提高了，是否可以重新加以分析研究，比如黃自的《農家樂》和我的《紅豆詞》，應當根據這些樂曲的意義和作用，進行實事求是的具體分析，這對於開展理論與批評，繁榮創作藝術還是有好處的。”

事實上，有的意見，比如文藝創作與批評方麵的問題，劉雪庵早有看法。

1957年2月，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題，發表了九個來小時的講話。其中有一部分是專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和科學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和科學界自由討論的方法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

劉雪庵聆聽了毛澤東的講話錄音，聯係到音樂界的實際情況，認為領袖的講話切中要害，被深深感動。他先後發表了文章《不怕跟內行吵架》和《一聲春雷之後》，其中談到在音樂界對某些作品的批評，往往失之粗暴，影響了一些作者的創作積極性。他在文中寫道：“也有一些批評，並不是以實事求是的科學觀點對具體作家具體作品進行具體的分析，而是用抽象的，原則的，甚至是教條主義的悶棍，窒息了許多作家及理論家的創作活動。”

在整風座談會上，直麵領導，劉雪庵的發言無疑是坦率的，真誠的，也是尖銳的。

他畢竟是一介書生，一個心無城府的音樂家。他不懂權術。不懂什麽是“引蛇出洞”，更不懂什麽是“陽謀”。他怎麽會想到，當他在座談會直抒胸懷，一吐為快時，已經掉進了一個深深的陷阱裏。

這時候，全國的整風運動已經轉入反右派運動了。

他所在的北京藝術師範學院，連續召開會議，對他進行揭發批判。他本是這所學院的副院長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員，現在被斥之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暗藏在革命隊伍中的毒蛇。

文化部和中國音協連續召開他的批判會，批判他反動的文藝路線和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

《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人民音樂》等各大報刊，連篇累牘地刊登有關領導、音樂界權威人士批判聲討他的文章。

一盆盆髒水向他潑來，一根根棍子向他抽來，一頂頂帽子向他飛來。

——劉雪庵否定了中國音協幾年來的工作，矛頭指向黨“清一色”的黨員領導。

——劉雪庵毫不隱晦他對解放以來音樂工作的根本否定態度，呼籲改變現狀。就得由他這樣“有學術修養”的同誌來掌握。

——劉雪庵是音樂界篡黨奪權的野心家，他攻擊的是音樂事業中黨的領導……

——劉雪庵要以音樂為武器，站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立場上，為反革命政治服務，為反動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反動政治服務。

——劉雪庵不僅要在音協領導機構中占有合法的領導地位，而且豪不掩飾地高抬他臭名昭著的《何日君再來》、為反動統治階級粉飾太平的《農家樂》為香花……

——劉雪庵攻擊過去的音樂理論工作都是教條主義，要求對過去為人民所唾棄的，影響惡劣的《何日君再來》、《紅豆詞》等歌曲重新評價……

——毒草《何日君再來》是反動統治階級的珍寶……

——劉雪庵為黃色音樂鳴不平，想翻過去的案，他要恢複的是《何日君再來》的傳統……

——劉雪庵是黃色音樂的代言人，要在文藝戰線上配合政治路線向黨進攻，用資產階級的文藝路線來篡改無產階級的文藝路線。

——劉雪庵的歌曲有幾首是真正站在人民立場上的？

——劉雪庵是老牌右派分子！

——劉雪庵是反動的、黃色的音樂家！

——劉雪庵是一條噬人的毒蛇！

1958年3月31日，劉雪庵被劃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行政撤職，留用審查，工資降三級，下放圖書館資料室任資料員。

與劉雪庵在同一學院工作的妻子喬景雲，為丈夫辯解了幾句，也以“為右派丈夫辯護”為由被打成了右派。

 

“為影劇配插曲，隻能適應影劇中特定氣氛，切合當時的環境、人物思想，並不代表作者的思想。”
 

《何日君再來》究竟是怎樣的一首歌曲，它是怎樣產生的呢？

劉雪庵還在上海音專學習時，被上海藝華影業公司聘為特約作曲。這家影業公司成立於三十年代初，在以夏衍為首的共產黨電影小組領導下，曾經成為左翼電影的一個重要陣地。田漢、史東山等都在這裏工作，拍攝過《民族生存》、《中國海的怒潮》第一批進步電影。

後來，國民黨的特務組織砸了這家影片公司，趕走了田漢、陽翰笙等人，進步影片遭禁映，公司資金虧損，不得不轉而拍一些娛樂文藝片。

1936年，公司在中國華工實業社的資助下，拍攝了一部歌舞片《三星伴月》。這是一部反映我國民族工商業者，在外國資本企業林立、洋貨充斥市場情況下，艱難創業的影片。

影片開拍時，導演方沛霖請劉雪庵為該片寫一首探戈舞曲，劉雪庵就將手頭的一首探戈舞曲交給了他。這是一首未曾命名的舞曲，是劉雪庵在音專畢業茶話會上的即興之作。那天，低班同學要求畢業班的大哥哥們每人寫一首作品在會上演出，劉雪庵當即寫了這首探戈舞曲，由俄籍同學過拉當場演奏，很受歡迎。

方沛霖拿到這首舞曲後，沒跟劉雪庵商量，就讓編劇黃家謨填寫了歌詞，成為後來的著名歌曲《何日君再來》：“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淚灑想思帶。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

歌詞共有四段，後麵是重疊句，前麵分別是：

“曉露濕中庭，沉香飄戶外；寒鴉玉樹淒，明月照高台。”

“玉漏頻相催，良辰去不回，一刻千金價，痛飲莫徘徊。”

“停唱陽關疊，重擎白玉杯；殷勤頻致語，牢牢撫君懷。”
 舞曲變成了歌曲，劉雪庵事先不知道，後來看到歌詞，對其中某些詞句如“喝完了這杯，請進點小菜”等，覺得有些粗俗。他的這個看法當時向朋友潘孑農說過，但是礙於情麵，沒有向方沛霖導演提出，隻是要求在署名時用“宴如”的筆名。

導演為什麽將探戈舞曲改為歌曲《何日君再來》？這首歌是在什麽場景下出現的？還是來看看影片的故事吧——

實業家薑立源在民族工商業與外國資本激烈競爭的情況下，奮起開辦生產日用品的興華廠的經理。影片在講述薑宗良興辦工廠的同時，也講述了他的愛情故事。

薑宗良為了工廠的發展，決定開辦電台廣告業務，需要招聘一名歌星。失業在家的女歌星王秀文前來應聘，順利通過考核，進入了興華工廠。他在美國留深究的兒子薑宗良是學化工的，本打算學成後留在美國工作，但被父親電令回顧，擔任了興華廠的經理。影片在講述薑宗良興辦工廠的同時，也講述了他的愛情故事。

薑宗良為了工廠的發展，決定開辦事員台廣告業務，需要招聘一名歌星。失業在家的女歌星王秀文工團來在聘，順利通過考核，，進入了興華廠。她委婉動聽的歌聲，深深吸引了薑宗良，他們相愛了。但後來由於誤會，又中斷了戀愛關係。秀文痛苦地提出辭職，表示要離開工廠。薑宗良後悔莫及……

就在這個時候，在該廠任職的薑宗良的一位同學，試製新產品獲得成功。工廠舉行盛大的慶祝遊藝會，演出歌舞劇《三星伴月》和《工藝救國》。秀文也被邀請在會上演唱，她滿懷深情地唱了一曲《何日君再來》。

深情哀婉的旋律，傷感動人的歌詞，充分表現了女主人公遭受愛情挫折的痛苦與憂傷。

影片中歌星的扮演者，是當時蜚聲影壇歌壇的周璿，《何日君再來》是由她自己演唱的。她的歌聲深深地打動了觀眾，使《何日君再來》不脛而走。特別是製成唱片發行後，更廣泛地流傳開來，成為風靡一時的流行歌曲。

當時，這首歌不僅流行於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大城市，甚至也流行到一些小鄉鎮，後來還曾被一些影片用作插曲。

1939年蔡楚生執導的抗日影片《孤島天堂》，就用了《何日君再來》這首歌曲。

當年在影片中扮演舞女的演員藜莉莉回憶說：“在這部影片中，我扮演一個流亡上海的北方舞女。她很同情和支持同住一樓的一群愛國青年，並與他們的首領‘神秘青年’產生了感情。這個舞女探聽到敵特活動的情報後，參加了愛國青年商定的一個行動計劃：在一次舞會上，以她演唱《何日君再來》這首歌作為采取行動的暗號，掩護愛國青年們巧妙地將敵特一網打盡，然後越牆轉移，參加抗日遊擊隊去。當我唱到最後兩句時，計劃已順利實現，愛國青年們正在撤離。我目望著‘神秘青年’遠去的背影，唱著‘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彼時彼地，一語雙關。”

《何日君再來》還流傳到了日本。日本歌星渡邊濱子用日語演唱《何日君再來》，灌製了唱片，大受歡迎。日本另一歌星山口淑子更是反複演唱《何日君再來》。她的父親曾在中國東北工作，她是在撫順長大的。童年被她父親的朋友、沈陽銀行總經理李際春收養，取名李香蘭。她從小愛唱歌，後來成了歌星和演員。她尤其喜歡周璿的歌，對《何日君再來》更是偏愛有加，用中日兩種語言演唱，灌製了漢語唱片在日本暢銷。

後來，她先後主演了鼓吹日本侵華政策的影片《白蘭之歌》和偽滿“映畫協會”拍攝的影片《患難交響曲》，在這兩部影片的愛情場景中，她都唱了《何日君再來》。

據李香蘭回憶，這首歌在日本的暢銷隻是一時的，沒有多久，《何日君再來》的唱片就被禁賣。她在上海一次獨唱會上演唱這首歌時，還曾被工部局（帝國主義在上海設立的管理機關）的警察傳喚，問她：“唱這首歌是不是期望重慶政府再回來？”……

然而，二十年後，在反右派運動中，《何日君再來》成了“黃色歌曲代言人”劉雪庵的代表作，以後又升級為“好奸歌曲”，劉雪庵被斥之為“漢奸文人”。

有人說“在抗日鬥爭最艱難，民族存亡緊要關頭的時候，《何日君再來》宣揚消極頹廢今朝有酒今朝有酒今朝醉，適應了國民黨反動派阻撓抗日救亡運動的需要。”有人說，“《何日君再來》消極不健康的情調，確實為敵人所利用起過很壞的作用。否則怎麽解釋日偽電台、國民黨電台那麽熱衷於播放這首歌呢？”有人甚至說：“這首歌是為‘盼望皇軍’而作的……《何日君再來》是出自漢奸文人的手筆。”
 早在1949年秋，劉雪庵在蘇州社會教育學院就說過：“為影劇配插曲，隻能適應影劇中特定氣氛，切合當時的環境、人物心態，並不代表作者思想。我為朱彤名著《鬱壘》（寶玉與黛玉）寫插曲《紅豆詞》，大家以為纏綿悱惻，就是例子。”

《鬱壘》是一部話劇，《紅豆詞》是和《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詞作譜寫的歌曲，表現的就是寶玉對黛玉纏綿悱惻的感情：“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盡樓，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忘不了新愁與舊愁，咽不下玉粒金波噫滿喉，瞧不盡鏡裏花容瘦……”
 這首歌同樣被斥之為劉雪庵的黃色歌曲。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劉雪庵隻有低頭認罪的義務，沒有據理申辯的權利。他寫了數百萬字的“檢查交代”。直到八十年代，采訪他的記者問起《何日君再來》這首歌時，他還是檢討說：“歌曲中不健康的成分，反映了我當時在人生觀上存在的問題。”

誰來為他說明《何日君再來》創作的原委？當年影片《三星伴月》的主創人員大都已不在人世：導演方沛霖1948年因飛機失事遇難；詞作者黃家謨早年移居美國，客死他鄉；攝影師王雨聲於抗戰期間因車禍身亡；主演周璿、馬陋芬先後病故——即便他們都還活著，能站出來為劉雪庵作證嗎？……
 

劉雪庵先生至今還在檢討，其實是不必要的，因為在當時並沒有出現有人唱了《何日君再來》而變成反革命的事實。

 

反右派運動以後，劉雪庵的名字連同他的歌曲都銷聲匿跡了。他在學院圖書館資料室裏默默地工作，留給同事們的印象是“工作極其認真細致”。有時候學院作曲係缺人講課，也會讓他去頂替一下；沒人抄譜，也會召他回去抄寫一下。

他原本是國家一級教授，工資很高。反右派運動前，他自動要求降了兩級，成為三級教授。打成右派後，降至六級。在這樣的境地下，他仍然“位卑未敢忘憂國”，當他從新聞中得知“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仍然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時，他深感不安。當時他一家八口人，生活並不寬裕，但他仍決定節衣縮食，從每月不到150元的工資中拿出60元，以“劉世”的名義捐獻出來，支援世界革命。這一捐款一直持續到“文革”爆發，身陷囹圄為止。

音樂是他的生命。在沒完沒了地檢查交代之餘，他仍堅持器樂和歌曲的創作。先後為毛澤東詩詞《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七絕·為女兵題詞照》、《滿江紅·和郭沫若同誌》、《菩薩蠻·黃鶴樓》譜曲，還創作了鋼琴曲《小山雀》，編寫了《樂理初步》、《曲調作法》和《中國簡易和聲新解》，撰寫了百餘萬字的學習筆記。

1959年，他創作了管弦樂曲《瞬間》，傾訴他心中的苦悶，期盼這場噩夢能瞬間過去。

然而，作為右派，他的作品無處發表，也無人演奏演唱，隻能束之高閣。他等待著，等待著有朝一日，能洗清冤情，重獲自由。

但現實太殘酷了。文化大革命像決堤的洪水向他凶猛衝來，衝毀了他的家，衝垮了他的期盼。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大浩劫中，他不僅是老右派，還是走資派（盡管沒有職務）；不僅是曆史反革命，還是現行反革命。

他是個高度（2700度）近視眼患者，即便戴上眼鏡，看書寫字也很吃力。有一次抄歌詞，誤將“反帝”抄成“美帝”，這一字筆誤，他成了“現行反革命”。

他被趕進“牛棚”，家被抄了十二次。他多年珍藏的圖書、字畫、古董、照片，還有浸注他心血的手稿，統統被抄走了。而這一切，竟都一去不複返，劉雪庵隻有望天興歎。

他被勒令掃街，紅衛兵動輒用棍子抽打，有時把他打趴在地上。他不斷被揪鬥，在學校裏鬥，在家門口鬥，還要遊街，脖子上掛著三十來斤重的鐵牌子……

接著，他們全家被掃地出門，從三室一廳的教授樓裏被趕了出來，住進了一間四麵不見陽光的小平房裏。

年過花甲，身體孱弱的劉雪庵，哪能承受得了如此的淩辱和折磨？他絕望了，隻求一死。但他的幾次反常舉動，都被日夜為他提心吊膽的妻子發現了，她攔阻了他。

喬景雲救了丈夫一命，自己卻未能幸免一死。

一天，她正在路上走著，一個同事故意將一張毛主席像扔在她的腳旁，然後誣告她“踐踏毛主席像”。（後來知道，此人是因怕她揭露自己的出身問題而先發製人，對她進行栽贓陷害的。）

她就這樣稀裏糊塗地成了“現行反革命”，遭到紅衛兵的毒打，打得她子宮脫垂。

 這時劉雪庵又被發配天津軍糧城炮兵農場勞動。喬景雲怕他再出事。就拖著病體和他一起去了農場。在那裏整整呆了兩年多，後來身體實在支持不住了，才被孩子們背上火車，回了北京。

由於是現行反革命，連她的合同醫院也拒絕收治，她隻得在家裏捱著。1971年11月18日，她含恨而死。

數十年相濡以沫而又遭受株連、曆盡磨難的妻子，永遠地離他而去了。劉雪庵滴血的心口，又遭到致命的一擊。他悲痛欲絕，度日如年……

1976年10月，“四人幫”倒台了，“十年浩劫”宣告結束。

劉雪庵終於等來了這一天！他難以抑製內心的激動，立即拿起筆來，為郭沫若的新作《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譜曲：“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後，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梁。”

仍沒有人敢發表他的作品，他就來到小孫女的學校，教孩子們唱。在學校的慶祝大會上，當聽到學生們演唱這首歌時，他熱淚盈眶，情不自禁地說：“我又可以重操舊業了。”

他滿懷勝利的喜悅，又和播孑農合作，譜定了《衷心曲》：“……經曆多少苦難，嚐遍多少艱辛！如今日出烏雲散，化雪融冰，迎來個百花齊放大地春！他重整筆硯，百倍信心，老當益壯，煥發青春，傾吐豪言壯語：要為祖國‘四化’立功勳！”

1979年3月，蒙冤受屈二十載的劉雪庵得到“改正”。但僅僅是在會上作了宣布，書麵的結論直到1982年才交給他本人。結論中仍然將《何日君再來》與《紅豆詞》定為黃色歌曲。

同年10月，劉雪庵出席了第四屆全國文代會。這是“十年浩劫”後的第一次文代會，會上朋友們劫後餘生相聚，有多少話語要互相傾訴，有多少是非要顛倒過來，有多少事情要還它們的曆史本來麵目啊！然而，萬萬沒有想到，大會上，竟還有人出來“清算”《何日君再來》，仍然說這首歌是漢奸歌曲！

劉雪庵再也無法承受這個刺激了。他氣得眼底出血，視網膜脫離，雙目失明了。

從此，他臥床不起，有苦難言，隻是默默垂淚……

他沒有得到徹底平反，在社會上仍然抬不起頭來，一些人甚至還不敢和他往來。隻有一些深知他的老同學老朋友周小燕、江定仙、賀綠汀、謝孝思等，有時來看望他、給他帶來難得的安慰與溫暖。

戲劇家金山走出監獄後，也來探望了劉雪庵。兩位老友相見，感慨萬千。不久，金山擔任了中央戲劇學院院長，想要把《屈原》重新搬上舞台。但四十年前劉雪庵寫的曲譜已經遺失，隻好再求助於他。劉雪庵在人們的幫助下，硬是把原曲譜追憶了出來，還對某些地方作了修改。

不料，正當他埋頭於恢複《屈原》樂譜時，社會上掀起了對《何日君再來》的又一輪批判。

八十年代初，港台歌曲迅速傳入大陸，其中包括台灣著名歌星鄧麗君演唱的，《何日君再來》。有人驚呼：“《何日君再來》這樣的歌曲現在開始在一些角落裏傳播……這種現象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於是對《何日君再來》的批判卷土重來。

感謝記者沙青，就在這個時候，他走進劉雪庵的家，采訪了這位“已銷聲匿跡二十多年”的老作曲家。三天後，《北京晚報》刊登了沙青的專訪報道。他在結束語中寫道：“當我寫完這篇稿子的時候，心裏湧出了一句話：還曆史的本來麵目吧！”
 一聲輕輕的呼喊，重重地捶在人們的心上。“撥亂反正”的時代已經來臨。人們開始一個個站出來，為《何日君再來》鳴冤，為劉雪庵鳴不平！

劉孟洪的《搶救曆史》，黎莉莉的《幸存者有責任講實話》，吳蔚雲的《要曆史地公正地評價，潘孑農的《澄清一件史實》，還有徐蘇靈的《對‘藝華’不能一刀切》等，相繼發表在《北京晚報》上，繼而被許多報刊轉載。

葛鑫（當年《孤島天堂》的演員）說：“《三星伴月》插曲《何日君再來》的演唱者，頗有成就的早期歌星的周璿，一向以擅長唱民歌出名，我還沒聽她唱過什麽靡靡之音……”“這部片子拍成於1937年，1936年這首插曲就在上海流行。那時日本鬼子還沒有打進上海，又何以斷定它的內容和客觀效果是引誘觀眾脫離當時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模糊人民的抗日意誌，轉移人們對現實鬥爭的注意力？”“1939年有朋友剛剛從東北滄陷區回來，告訴我那裏深受敵寇鐵蹄蹂躪之苦的中國民眾，很愛聽《何日君再來》。唱它時心裏盼望著節節敗退的中國軍隊早日再打回來……”
 當年《孤島天堂》的攝影師吳蔚雲說：“蔡楚生決定選用這首歌曲，並不是……把它當作反麵人物的陪襯，如果它當時是什麽‘漢奸’歌曲，我們是決不會讓它在這部抗戰愛國的影片中出現的。”
 當一個個幸存者撰文見證曆史時，反對的文章也陸續見諸報端。不過，這場爭論總算有了一個共識：“把《何日君再來》列為漢奸歌曲是無稽之談”，“劉雪庵是一位愛國作曲家。”

1980年11月，《北京晚報》刊登了曾白融的《文藝的社會功能》，論述了《何日君再來》的社會效果。文中寫道：“一件藝術品，是作者、欣賞者共同創作的。因為人們的經驗、思想感情並不相同。因此同一作品可以對不同的人發生不同的作用，就是可以理解的了。”“還有一種情況，是人們往往借用他人之情，甚至古人之道，以表達自己類似的感情”，“因此，‘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又可能是以離情別緒來打動人的。這首歌的抗戰時的後方也很流行，抗戰僵持階段，國民黨統治區有極低的政治氣壓，用這種低沉的曲調，以抒發內心苦悶，正逢時也。”

沈鵬年的《年青的期待》一文，介紹了曾經被國民黨逮捕，後來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參加新四軍輾轉大江南北，擔任過譚震林秘書的劉若平，於1938年離開上海前發表在《七月》上的文章《喘息》，專門分析了上海人民喜歡唱《何日君再來》的原因。他的結論是：“上海未曾陷落之前，所流行的歌曲是‘起來！起來！’（《義勇軍進行曲》），那是年青胸膛的鼓動；陷落後的歌聲《何日君再來》，應該作為年青的滿懷哀訴。雖然孱弱，然而是真的。”
 沈鵬年是研究魯迅的專家，他所提到的《喘息》的作者劉若平是魯迅當年十分熟悉的“隨便談談的青年”。

沈鵬年在給《北京晚報》編輯部的信中說：“劉雪庵先生至今還在檢討，其實是不必的。因為在當時並沒有出現有人唱了《何日君再來》而變成‘反革命’的事實，根本談不到什麽‘惡劣後果’，劉先生也不必為此痛心。”

 

如今，當我們再唱《何日君再來》的時候，會想起永遠離我們而去的劉雪庵先生，唱出我們心中永遠的痛，唱出我們對他永遠的懷念

 

劉雪庵癱瘓在床，一次次到醫院求治，終不見效。自己不能行動，身邊又沒了老伴，苦不堪言。久而久之，身上長了褥瘡。

1985年初，孩子們送他去住院治療。他本可享受單人病房待遇，但醫院說沒有病房，住不進去；雖然與他幾乎同時去醫院的朋友住進去了。

他被留在觀察室裏。嘈雜的環境，讓他不得安寧；心頭的疑慮，更是困惑著他。他原本是不願去住院的，無奈褥瘡在家得不到有效醫治，隻好聽從孩子們的勸說去了醫院，卻落得這樣的處境，使他的身心遭受了更大痛苦

他於1月1日住進觀察室，在這裏一直保了一個多月，到2月份才被送進病房，但仍不是他該享受的單人病房，而是和一個因腸道手術失敗、腸子暴露體外的患者同住一屋，而這位患者已感染上了綠黴杆菌！

綠黴杆菌是一種十分可怕的病毒，它發展迅速，且難以抑製，對人體的正常組織具有極強的破壞性，身體有創麵的人最容易感染，而一旦感染，即難以救治。

事實正是這樣殘酷！同屋病友身上的綠黴杆菌，悄悄地潛入長了褥瘡的劉雪庵體內，使他的病情迅速惡化。自知生命已走到盡頭，垂危之際，他還囑咐孩子們將他的遺體捐獻給國家。

一代傑出的愛國作曲家、音樂教育家劉雪庵，帶著深深的遺憾與痛苦，於1985年3月15日與世長辭，永遠地離去了。

中國音樂學院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高度評價他為音樂事業作出的貢獻。可惜，這個評價來得太遲了，他那顆深受重創的心，生前沒有得到應有的撫慰。

對劉雪庵病重期間有個願望，在古曲中有著重要地位的《南北派十三套琵琶新譜》（李芳園編）重新整理出來，留給後人。他曾向前來探望的音協領導提出，給他配個助手完成這一任務，可領導說“不行”，當場拒絕了。他很失望，不禁吟誦起李白的詩句：“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傾吐他滿腹的惆悵。

劉雪庵一生寫了五百餘首歌曲，其中絕大多數是抗日歌曲。而一首不經意的作品《何日君再來》，卻給他帶來了滅頂之災。

曆史是最好的見證。《何日君再來》這首曆經劫難，被禁唱了半個世紀的歌曲，憑著自身的藝術魅力流傳了下來。錄有《何日君再來》的磁帶、唱片，至今仍然受到人們的喜愛。朋友們相聚時，會常常唱起這首歌來——唱的是人世的滄桑，對生離死別的傾訴，對流逝歲月的懷想，對故人的思念。沒有靡靡之音，沒有消極頹廢，沒有黃色情調。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何日君再來》陸續出現在一些歌本上。

1990年，《周旋歌曲100首》出版了。這是周偉（周璿之子）從周璿演唱的300多首歌曲中，精選了她首唱的歌曲105首匯集而成的，《何日君再來》選收其中。

1995年，王文和編著出版了《中國電影音樂尋蹤》。其中選收電影歌曲138首，包括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電影音樂發展史上各重要時期的代表作。《何日君再來》及劉雪庵作曲的《定情歌》（《新桃花扇》主題歌）、《中華兒女》（《中華兒女》主題歌）、《思故鄉》（《十字街頭》主題歌）、《孤島天堂》（《孤島天堂》主題歌）均被收入。

1999年，田青編著出版了《老歌》，共選收歌曲100首，分為《蘭色的夢》、《戎馬天涯路》、《火紅的時代》、《最響亮的歌》、《為自己歌唱》五個部分，各代表一個不同的時代。每個部分選收20首歌曲，從李叔同的《祖國歌》到穀建芬的《年青的朋友來相會》，從《何日君再來》到《東方紅》……。《何日君再來》被選收在《蘭色的夢》中，田青還曾為之賦詩一首：
 

 

致劉雪庵

曹操說“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沒人怪他棲惶。

東坡說“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沒有罵他頹唐。

可為什麽你唱了一句

“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

便被趕下歌堂？

荒唐，荒唐。笑罷似覺悲涼！

 

2000年底，由孟欣、馮學敏主編的《<同一首歌>——二十世紀中國流行歌曲精品》出版了，《何日君再來》選收其中。主編在《前言》中寫道：“20世紀的中國音樂留給我們無數財富，它是世紀的回聲，藝術家的足跡，歌迷、觀眾美好的記憶，也是我們的慰籍……讓這些熟悉的歌伴隨我們走過春天，走過冬夏，走過人生。”這段話無疑給《何日君再來》在二十世紀的紛爭，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後，劉雪庵主要從事音樂教育工作，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優秀音樂人材，可謂桃李滿天下。在他誕辰95周年之際，由美國聖荷西州大學教授楊鴻義倡議，得到香港著名教育家杜學魁讚同，由旅居美國的音樂家鍾勵餘牽線，聯絡重慶歌舞團作曲家任然承辦，於2002年1月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了《劉雪庵作品選》。

他們都是劉雪庵的學生，懷著對老師的敬仰和愛戴，專門成立了《劉雪庵作品選》工作組，克服重重困難，曆時數載，完成了編選工作。由於劉雪庵所有的圖書、資料、手稿均在“十年浩劫”中被搶掠一空，收集他的作品難度極大。《作品選》的《後記》中特別指出：“劉雪庵老師一生的作品甚豐，限於人力和財力，此次工作小組隻將劉老師在各個時期的代表作品選編付印，但亦不全麵。如經劉雪庵老師配樂、寫插曲的曆史名劇《屈原》，經多方麵尋找資料，都沒覓得。此次搜集到的歌曲、論文等資料兩百餘首（篇），多數是由劉雪庵老師的子女奔跑北京各圖書館，尋查大量音樂資料所得的複印件。”經過艱苦努力，共收集作品150多首（篇），最後從中選收了歌曲73首，鋼琴作品6首，論文3篇。這是劉雪庵的學生和他的子女們為中國樂壇和中國老百姓奉獻的一份珍貴音樂資料，功德無量。

《劉雪庵作品選》工作組曾賦詩一首，表達他們的心意：

 

出版《劉雪庵作品選》詠

 

師表雪庵秉丹心，愛國浩氣衝宵雲。

麵對秀磨斥侵華，譜寫戰歌壯國聲。

曲作蜚聲海內外，藝苑樂壇享盛名。

卅載奇案含冤逝，一代大師久寂聞。

髦髦學子緬懷切，出版《劉選》澤後人。

 

《作品選》中還載有劉雪庵的同學、朋友和學生的一些題詞：

 

雪地天晴朗，又聞臘梅香。

長城長萬裏，玉笛聲悠揚。

（校友周小燕題）

 

白雪隨心譜 新腔信口傳

竟遭群子疾 舉書為長歎

  （老友謝孝思題）

 

（一）世間幾許苦情癡 海枯石爛不分開

生離死別天注定 一曲何日君再來

（二）今日多少苦情種 含淚葬花紅豆詞

齊唱何日君再來 旋取遺愛樂不疲

 （學生湯成源題）

 

如今，當我們再唱《何日君再來》這首歌時，會想起為此而使身心備受摧殘，已經永遠離我們而去的劉雪庵先生，唱出我們心中永遠的痛，唱出我們對他永遠的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