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我為什要倡議起訴毛澤東 鐵流

我為什要倡議起訴毛澤東

鐵流

“有人說毛澤東都死了三十五年還起訴他幹什麽？有何作用？”是的，這個一心想“萬歲”的暴君死去了幾十年，可他的“思想”沒有死，“精神”沒有死，他的頭像至今還掛在天安門樓，他的孝子賢孫大有人在。不少政治野心家和中共黨內極其頑固的左派，無時無刻不在利用他不散陰魂反對箝製黨內外的改革派和民主派，企圖扭轉時代前進的車輪。現在中國曆史正處在一個拐點：是繼續堅持鄧小平同誌的“以發展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改善提高國計民生生活水平”的“改革開放”民主社會主義建沒之路，還是回到三十年前毛澤東“以階級和階級鬥爭為綱”的賤踏憲法，殘害生命，以言治罪，爛殺無辜，獨斷專橫的法西斯老路？

要堅持走改革開放的道路，中共當權者必須正視曆史，徹底和毛澤東切割，逐步地有限地開放輿論，建立和鍵全黨內三權分治的製衡機製，然後加大民主進程擴大到黨外群團。這條創新思維的建國之路’必然有風險、有爭論、有起伏，有鬥爭，但隻要堅持不懈地走下去，就會民富國強開萬世太平。至於在前進路上所出現的一些失誤，例好分配不公，官員貪腐，權錢交易等諸多弊端，究其原因是毛澤東專橫體製未徹底清除所留下的怪胎，決不是改革開放的結果。為此，要深化改革開放中共應加快與毛切割，摒棄其一切歪理邪說，否則受其幹擾。

現在一些政治野心家和毛派分子上下勾結串通一氣，以高舉紅旗為名，大搞“尊毛去鄧”的複僻活動，公開叫嚷為“四人幫”翻案，“打倒現代走資派”，重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近來他們借用毛派老巢的“烏有之鄉網站”，在全國發動所謂的“公訴漢奸、賣國賊茅於軾、辛子陵”的違法活動，大有“黑雲壓城城有摧”之勢。他們不是在“公訴”茅於軾一人，是在“公訴”全國五十多萬受毛澤東長達二十多年政治迫害的亡靈和倖存不多的老人。同樣，他們不是在“公訴”辛子陵，是在“公訴”黨內所有的民主派和改革派。據我所知辛子陵先生這部《紅太陽的殞落——千秋功罪毛澤東》是受鄧小平遺願影響而寫成的，黨內不少領導同誌都看閱過，沒有一人說他是“漢奸賣國賤”。今天烏有之鄉一夥毛派分子敢如此含血噴人，定有暗藏在高層裏麵個別毛左在支持。這人是誰？大家心知肚明，難以容忍。

   這些躲藏在高層裏麵的個別毛左人物，為了搶班奪權進入十八大領導班子，借用縱用烏有之鄉一幫利令智昏的狂熱分子，製造了這個“公” 鬧劇”，企圖再次把全國人民拖入紅色血腥的爭鬥旋窩。如果真到了那一天，又是 “人相食”的可怕年代！

   那個年代全國人均存款不足2.5元人民幣情況下，他個人卻擁有1.4億元巨額存款，是毛中國第一首富。毛在農民餓死三千七百多萬的恐怖大饑荒時期，居然耗費巨資在全國各地為自己修建豪華行宮，僅韶山滴水洞就耗資一億多。如果把用於毛建造豪華行宮的錢用於購買糧食，三千七百多萬餓殍就可以活下來。毛澤東的豪華行宮在全國有61座！毛澤東剝奪了全國作家創作的稿費，自己一人卻獨占巨額稿酬，文革期間全國印刷機構差不多在為他一人服務，瘋狂印刷毛選毛著、紅寶書、毛畫像、毛像章，然後用行政手段要求全民必須購買。好大喜功的毛澤東為了謀求第三世界的“老大”,不惜慷國民之慨，超出國力援助亞、非、拉那些與本國人民為敵的無賴政權。即使是在餓死幾千萬農民的大饑荒時期，中國對外援助的力度也有增無減，本來應該用於中國人救命的大批糧食源源不斷地輸送到流氓國家。據外交部解密檔案記載：1960年除了運往幾內亞的1萬噸大米，還有15000噸小麥運往阿爾巴尼亞。從1950年～1964年底，中國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這些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1964年中國最困難的時候用得最多。

如果把大饑荒時期的外援用於購買糧食，三千七百萬餓死的農民一樣能夠活下來。阿爾巴尼亞是“躺在中國人身上過日子”的國家。1954年以來中國給阿爾巴尼亞的經濟、軍事援助近90億元人民幣。阿爾巴尼亞總人口才200萬，平均每人達4000多元。當時中國人均年收入還不到100元，也就是平均40個中國人養活一個阿爾巴尼亞人。 

與此同時，受援國對中國援助的物資卻肆意揮霍。中國援助的水泥、鋼筋到處用來修建烈士紀念碑，阿爾巴尼亞2.8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共修建了1萬多個，平均每兩公裏就有一個。

    是誰給了毛澤東窮奢極欲瞎折騰的權利？是毛澤東創製的特權專製體製！

    一位曆經毛澤東災難年代的網友，以自身經曆告訴80後的年輕人他寫道：“別以為毛時代隻有三年大饑荒時期才會餓死人，人民才會餓肚子。三年大饑荒時期是大批量餓死人，整個毛中國時期餓死人的現象一直沒有間斷過。多數人尤其是農民長年吃不飽肚子，依靠今天連豬狗都不吃的野菜雜糧充饑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普遍景觀。本人成長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童年時期的主食是稀粥和“雜碎代糧飯”，稻米不到十分之一，十分之九是摻雜的紅苕、芝麻葉、蘿卜、藍瓜、黃荊樹葉，且隻能吃個半飽；米飯和麵粉是過大年和來貴客時才能偶爾享受的奢侈品；有兩年居然靠上山挖野葛、蕨根和吃今天隻能做肥料的帶殼花生炸油後留下的渣餅為生。那時的多數小孩因為吃了大量沒營養的“代糧飯”，一個個瘦削的小腿上挺著個大肚皮。

    本人生長於長江中遊風調雨順的魚米之鄉，生活水平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說自然條件惡劣水旱頻仍的貧困地區了。後來作了副總理的萬裏在七十年代去安徽一戶農家走訪，發現此家的兩位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居然蹲在地上不起來迎接大領導？陪同的地方官感覺這太沒禮貌了，就催促兩女子站起來，這時才異常吃驚的發現大姑娘下麵沒穿褲子……那時的安徽農村大姑娘沒褲子穿遠不止這一家。另一戶農家讓萬裏看孩子，竟然從灶上取下鐵鍋，兩個赤身裸體的兒童在嚴寒的冬天煨在灶膛的火灰裏取暖。八０後出生的獨生子女大多養尊處優，腸胃吸引功能遠不如我們那代人。如果讓他們回到毛時代，根本無法從野菜雜糧中吸收到必須的營養，就算不是大饑荒時期也會大批餓死凍死。”

    另外，文化生活異常單調貧乏。“沒有舞廳、沒有歌廳、更沒有茶室咖啡館。中外名著和文史巨著全被打為“封、資、修毒草”，要看書隻能看毛選和毛語錄；年輕人若膽敢看言情、武俠小說，一經發現就會被“舉報”，就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批鬥、坐牢甚至槍斃。除此之外，沒有互聯網，沒有電視，收音機整天叫嚷紅歌毛語錄，不得收聽外台，否則就是坐牢槍斃的大罪；電影戲劇隻限於“八個樣板戲”。別說“八個樣板戲”無任何藝術品味，就算真個是高質量藝術作品，沒完沒了地重複看下去也會味同嚼蠟。

   還有，個人行動自由完全被剝奪。農村青年隻能在自己村的土地上沒日沒夜按村官的指令超負荷勞作，外出或進城要村官出具“介紹信”，否則寸步難行。沒有“介紹信”任何城鎮旅店都不敢留你住宿。村官不批準你也領不到“糧票”，沒“糧票”你在外麵根本不可能拿錢買到吃的東西。

    城鎮青年的一舉一動則受到街道居委會的嚴密監督管轄，想外出或去別的城鎮沒街道居委會出具的“介紹信”一樣寸步難行。婚姻戀愛基本不能自主。個人婚姻多靠“組織”安排或事先要向“組織”請求報告，談個自由戀愛要冒坐牢風險。八十年代有部電影《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女主人公的姐姐和村裏一位男青年談戀愛被人“捉奸”，姐姐投寰上吊；男青年被抓去坐牢。毛中國的基層“組織”尤其熱衷於跟在有“戀愛嫌疑”的男女身後“捉奸”，一旦被“捉奸”不是自殺就是批鬥、坐牢。童年時期有一位在炎夏時節每天來我村挨家挨戶出診送藥的陳醫生深愛村民愛戴，可有一天突然不見他來出診送藥了，過幾天也沒來？焦急的村民以 為他在路上被狼吃了，就去上麵反映，沒想到未婚年輕醫生犯了“作風錯誤”，被人“捉奸”了，放下聽診器戴上手銬進了監獄。

    在沒完沒了的造神儀式和無聊庸長的大會小會。若是生長在毛中國，年輕人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他所在的基層組織會堂向毛主席畫像請示一天的所思所想所行，向毛主席表決心。晚上一天的勞作結束後還要來到同一地點向毛畫像匯報全天的言行舉止和思想動態，就是生病臥床也不得例外。在難得的勞作間隙，你也不可能呆在家裏休息，得去會堂開會唱紅歌表決心，或是集中學習毛選和毛語錄。廣大農村根本沒有農閑時節。秋收後的農閑時節男性農民得卷上鋪蓋背井離鄉，去遙遠的異鄉改河道修大寨田，嚴寒的冬天繁星朗照時就吹響了上工號，在工地上強忍饑寒勞作兩個小時天還不見亮；自家庭屋則住滿了外地民工。城鎮職工雖然有法定的周末和節假日，但這些節假日大多被開會、學毛著和沒完沒了的政治活動所侵占

    你想自由自在度假是不可能的，出門旅遊更是連想一下的勇氣都沒有的夢想。還有，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害得人人自危互為仇寇。毛澤東崇尚“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因此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成為毛中國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毛中國的政治迫害摧毀了一切溫情脈脈的親情友情，為了表忠或自保，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夫妻為敵，多數人惶惶不可終日，不是擔心被人陷害揭發；就是以攻為守去迫害誣陷他人。結果人與人之間的關懷信任蕩然無存，昨天的朋友親人今天就有可能站出來置你於死地而後快。

   我是三代窮人出身的童工，是成都解放第一批參加革命的幹部，曾經是個狂熱的擁毛分子。我反對毛澤東，主張倡議起訴毛澤東，絕非是因一篇“幹預生活”8800字的小說被關押23年，家破人亡，繼母餓死的個人恩怨，而是六十年來所見所聞形成的愛恨觀念。前30年民族曆經大災在難，人民生活在極其痛苦中，後30年傾逢改革開放，我整個家族計三十餘口與全國人民一樣能吃飽穿暖，並且有了一定的自由和表達權。所以我仇恨毛澤東，絕不允許他的黑惡勢力捲土重來，國家民族再回到啼饑號寒年代。為此批毛揭毛是自負的曆史使命，縱掉頭斷腦在所不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