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毛澤東暗殺劉誌丹

> 毛澤東暗殺劉誌丹

> 前紅七軍軍長李明瑞就是在被懷疑企圖率兵逃走時，被警衛員打死的。紅軍將領龔楚在計劃逃亡時，最擔心的也是身邊的警衛員。

> 1960年代康生迫害其警衛員，指控其警衛員是周恩來李克農派來的特務。
> 可見：警衛員監視、刺殺首長是中共的傳統，劉誌丹就是這樣一個犧牲品。
> 劉誌丹指揮西北紅軍在1935的7月間，就殲敵5000餘人、繳槍3200餘支，先後“解放”了延長、延川、安定、安塞、靖邊、保安6縣，使陝甘邊和陝北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約20多個縣域。當時的官方報紙說：“陝北劉誌丹赤匪部己占領6座縣城，擁有正規紅軍5萬多人，遊擊隊、赤衛軍和少先隊20餘萬人”。當時陝北的民歌的唱法是：“劉誌丹練兵石峁灣，要把世事顛倒顛”，“正月裏來是新年，陝北出了個劉誌丹”。
> 毛朝劉誌丹的根據地出發時，1935年9月12日，對高層說，劉在“領導上不一定正確”。9月中旬，主管根據地的中共北方局奉命前去“肅反”。北方局的人一到就跟剛被蔣介石從南方趕到這裏來的紅25軍聯起手來，向劉和劉的戰友們開刀。1935年徐海東、程子華的紅25軍在陝南作戰時，把楊虎城派去聯絡的張漢民團消滅了，團長張漢民是共產黨員，聲稱自己認識劉誌丹，也給殺了。徐海東說，白軍認識紅軍裏的人，那紅軍裏那些人也一定是反革命，還帶了一個活口，到陝北來指認。陝北黨委命令把劉誌丹、高崗、習仲勳、劉景範都抓了起來。逮捕令誤送到劉誌丹手裏，他滿可以先把那些人抓起來，也可以調兵自衛；紅25軍人數3400，不如劉誌丹的武裝力量強，但劉沒有反抗，主動投案。
> 中共大員譴責劉誌丹“一貫右傾”，說他是“為消滅紅軍而創造紅軍根據地的反革命”。他服從黨的行為不但不被讚賞為對黨忠誠，反而被歪曲來作罪證，說他明知要被捕，“反而不跑”是狡猾的以此使黨對其信任”。監獄裏，劉誌丹戴著沉重的腳鐐，後來長期走路都成問題。酷刑是家常便飯，燒紅的鐵絲曾捅進他一個戰友的大腿直到骨頭上。許多人被活埋。幸存者習仲勳後來說，他被關在瓦窯堡的一個監獄裏，“埋人的土坑已經挖好，我們隨時都有被活埋的危險。”這次肅反，殺了6、7百人，把知識分子幾乎殺光了。
> 這個時候毛澤東來了，逃到陝北的中央紅軍隻剩下近4000人，毛扮演一個英明的仲裁者角色。毛傳令停止捕人殺人，十一月底釋放了劉誌丹等人，肅反被定性為“嚴重錯誤”，兩個替罪羊受到處分。毛成了救命恩人，這使他接管陝北根據地時，處在一個再理想不過的地位。那場血腥的肅反使劉誌丹和他的戰友們大受損害，無職無權，毛得以輕而易舉地把他們排斥在領導圈之外。劉誌丹作為根據地的創始人，隻分給很低級的職務：做由一幫新兵組成的紅28軍軍長。毛派親信做政委，以掌握劉。劉誌丹沒有怨言，他公開表態支持毛的權威，還要受害的戰友們也都聽中央的。
> 毛不想把劉誌丹作為敵人消滅，他想借助劉的巨大聲望來統治。毛也不想留著劉誌丹。劉是本地領袖。毛知道中共遲早要從本地人身上擠榨糧食、金錢、士兵和勞工，這類政策必將引起本地人的反抗，土生土長的幹部因為與當地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容易成為這些反抗的帶頭人。毛要除掉劉誌丹，不過辦法跟解決過去根據地裏的當地領導人不同。
> 那時毛提出一個戰略來，就是要脫離陝北，占領太行山，然後向綏遠發展，背靠內蒙，好依靠蘇聯。對內宣傳說：“實現（中共）中央擴軍計劃，即1936年8月前，至少還要擴充2.2萬正規軍和4千遊擊隊”並“在山西創造比陝北更大的根據地”，“唯一的任務是擴大紅軍”，“創造大規模根據地”。大家都不讚成他這個意見，怕脫離根據地。因為走了一年多，好容易找到一個安身之所，又要走，怎麽得了？
> 毛依然於1936年2月20日發動“東征”山西的戰役，劉誌丹奉命率軍東征。中共宣傳說東征是去打日本。其實一個日本人也沒打，連日本人的邊也沒沾。蔣介石的宗派觀念裏即有嫡係與雜牌之分，毛澤東的頭腦裏也有中央紅軍與地方紅軍的派係觀點。明顯的是，在劉誌丹渡黃河打閻錫山的同一年裏(1936年)，毛澤東謊稱打通國際路線，下令張國濤的西路軍東渡黃河，借西北馬家軍之手，2萬多人幾乎全部被消滅於河西走廊。這個時機命令劉誌丹部去打山西，可以說師出無名，如果是戰略上擴大根據地至晉西北，為什麽不動用賀龍、林彪的中央紅軍？為什麽隻派遣劉誌丹孤軍深入呢？當時對外宣傳說，劉誌丹開赴前線，原是為了借道山西到華北去打日本，不幸遭到閻錫山的阻擊。“賣國賊閻錫山勾結日帝……鑒於日帝之邁進華北之急，將遣抗日先鋒隊東渡黃河抵抗暴日，閻竟……攔阻紅軍……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這個宣傳原是為了給中共塗上抗日先鋒的色彩，同時也是給假手消滅陝北地方紅軍的一種掩飾。如真有抗日之意，為什麽事先不跟閻錫山溝通，閻不至於拒絕吧！
> 1936年4月13日那天，是毛親自下令劉誌丹去山西興縣的黃河渡口三交鎮與閻錫山部隊作戰的，第2天，從後麵飛來一個子彈把劉打死了，年僅32歲。中共說一挺敵人的機關槍，在掃射進攻的紅軍時，打中了他的心髒。但劉誌丹並沒有在進攻的紅軍行列裏，也沒有在兩軍的交叉火力線上，他在兩百公尺外的一座小山上用望遠鏡觀戰。如果打死他的真是一挺機關槍，那挺機關槍也太神奇了：它本來在朝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射擊，突然一下子轉了個大彎，就那麽一顆子彈，從兩百公尺外準準地射在劉誌丹的心髒上，精確度真能使神槍狙擊手汗顏。
> 事實是：劉誌丹中彈時，有兩個人在身旁，一個是政治保衛局的特派員，姓裴；另一個是劉的警衛員。根據裴的描述，劉誌丹中彈後，他叫警衛員去找醫生，“當醫生來到時，劉已完全停止了呼吸”。也就是說，劉誌丹死時，身邊隻有裴一個人。這使人懷疑劉誌丹是被暗殺的。暗殺是政治保衛局工作的重要部分，給“不可靠”的“首長”派的警衛員通常也是政保部門的人。劉誌丹在陝北的左右手也在他死的幾個星期內先後被打死：楊琪死於3月，楊森死於5月初。也就是說，毛到陝北幾個月內，當地的3個紅軍最高指揮官都“死在戰場”。
> 劉的追悼會上許多人失聲痛哭，哭倒在地者無數。毛說：“他的英勇犧牲，出於意外”。黨史上把他寫成烈士、英雄，而且毛澤東將陝北的保安縣改名誌丹縣以誌永久紀念。劉誌丹死於政治謀殺，隻是謀殺的嫌犯竭力弄虛做假。不可思議的是，連將保安縣改稱誌丹縣，也屬於掩飾其罪行的狡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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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大文字獄——《劉誌丹》案
> 1．《劉誌丹》“為高崗翻案”
> 1962年7月28日，《工人日報》開始連載《劉誌丹》第二卷。《中國青年》、《光明日報》也發表了作品的部分章節。該書由李建彤執筆，李建彤即劉誌丹親弟劉景範的妻子。
> 她所寫的陝北革命鬥爭故事，基本上是真人真事，而沒有用真名。當時高崗已經早被劃為“高饒反黨集團”了；可高崗對於陝北土地革命，關係太重要了，不寫上他的事情，全書情節將無法綴合。作者隻好用了假名，又盡量減少一些具體描寫。1959年初，作者曾將《劉誌丹》初稿校樣請習仲勳審查，因習是陝北紅軍、黨組織的元老之一（1945年中共七大中央委員會的老陝北幹部僅他和高崗、賈拓夫3人）。習仲勳說：要寫出陝甘寧邊區是長征的落腳點，抗戰的出發點。但後來批判說，你們是要表現陝北救了中央，野心勃勃。其實，那些話原是毛主席說的，習仲勳複述了一下，就成了反黨綱領了！外界認為小說的寫作是習仲勳、劉景範策劃的，這不是事實。
> 首先起而反對的是時任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的閻紅彥。1956年，李建彤向他采訪時，他們就西北革命史上的一些問題當麵發生過爭論。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前夕，李建彤也給了時任雲南省委書記的閻紅彥一份送審稿。閻紅彥可就火了！立刻給李建彤回了一封信，大意是：此書我不同意出版，應該經過中央討論。李建彤也火了，稿子你不看，就不叫出版，豈有此理。李建彤以為這是她和閻紅彥一對一的“二人轉
> ”，沒提防人家有通天的能力。
> 閻紅彥當年在山西搞了一支遊擊隊，在當地站不住腳。西渡黃河到陝北，還是站不住，又逃到陝甘（延安以北叫陝北，以西稱陝甘）投奔劉誌丹。劉誌丹和晉西遊擊大隊大隊長閻紅彥等人將各自的隊伍合而為一，組建了西北反帝同盟軍。閻紅彥的隊伍就搞了一個突然襲擊，把劉誌丹的部隊繳械了；還把劉誌丹的人殺了幾個，奪了劉誌丹的權，把劉景範也開除了；遣散了一批，就把劉誌丹的隊伍給瓦解了。閻紅彥在1962年說：劉誌丹的隊伍全是土匪，搶人家的東西，搶人家的女人，吸大煙，打仗時拿毛驢馱著女人一塊跑。其實閻紅彥的隊伍也搶東西，也搞女人。紅軍打土豪，還要洋錢（銀元），現在叫“綁票”，把人抓起來，叫家中拿錢贖人，一手交錢一手放人，不交錢就撕票。閻紅彥把劉誌丹搞垮了，在陝甘還是呆不住，又帶著隊伍跑回陝北，就這麽亂竄。1933年，陝西省委軍委書記高崗從西安來到陝甘，支持劉誌丹，劉誌丹的隊伍又發展了起來，建立了紅26軍，打到陝北，陝北和陝甘連成一片，全紅了。書裏涉及到這些曆史事件，是用化名來寫的，沒有提到閻紅彥的名字。延安時期中央《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確認劉誌丹、高崗是正確路線，創造了陝北根據地；閻紅彥們路線錯了，挨了整。高崗出事了，閻紅彥就誣蔑小說《劉誌丹》為高崗翻案。
> 1962年7月下旬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閻紅彥看到《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已開始發表小說《劉誌丹》，就向全國總工會、團中央提出停止刊載，而且將他的意見報告給康生。康生如獲至寶，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報刊不準刊發《劉誌丹》。8月6日，毛開始談“階級、矛盾、形勢”。8月24日，康生又寫信給中辦主任楊尚昆，說小說《劉誌丹》“不是一個單純的文藝寫作的問題，看來是帶有政治傾向的”，並要中央書記處處理此事。康生承認自己根本沒有看過小說稿，但他卻武斷地說：“我一看小說就完全是為高崗翻案的”。
> 1962年9月8日，閻紅彥再次提出小說《劉誌丹》問題，說在當前國內國外的氣候下，各路人馬都借機出動鬧“翻案”，小說《劉誌丹》“是利用宣傳劉誌丹來宣傳高崗”。康生則不失時機地說出了點睛之語：“現在的中心問題，為什麽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他們的發言在全會“總72號”簡報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轟動，為正在批判的“翻案風”提供了又一支靶子。為擴大事態，康生竟是如此地不擇手段：作品已出第6稿，他卻下令工人出版社將第五稿印600本、被習仲勳否定的第三稿印300本送中央會議審查。
> 康生硬說小說《劉誌丹》“是為高崗翻案”，“把劉誌丹寫得比毛主席還高明、還先知”，“把陝甘寫成井崗山甚至高於井崗山”，他誣蔑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組成了反黨集團。習仲勳早年就擔任過陝甘蘇維埃政府主席，是劉誌丹的親密戰友，後來擔任西北局書記。賈拓夫14歲就參加革命，是惟一1位從陝北到中央蘇區工作，又從中央蘇區長征到陝北的領導幹部，是毛澤東走向延安的向導，1949年成為第一任西安市長，也是劉誌丹的親密戰友，1952年由毛澤東點名調任政務院財經委副主任、曾被毛澤東譽為“黨內的賈寶玉”、“陝北才子”。劉景範則是劉誌丹的親弟弟，早年就在哥哥的影響下參加了革命。
> 毛日理萬機，平時哪有工夫看小說，隻是《劉誌丹》這個書名以及康生所說的大毒草，激發他把此書看完。這部傳記文學，把劉誌丹與高崗建立陝北根據地的艱辛作了真實的描述，隻因高崗已被黨史劃入敵人一類，乃用“羅炎”的假名替代高崗，也寫了劉誌丹壯烈的死。其中講到最高領袖毛澤東，讚揚他到了保安，釋放了被博古派遣的黨中央特派員關在窯洞裏的高、劉二人的功績。毛澤東做賊心虛，李建彤筆下盡量不寫毛，而他看到每個章節全是指向毛。如創建陝北根據地，隻寫了高、劉的功績，這不是影射毛、朱摘別人現成的果子嗎？毛澤東讀罷此書，變得暴跳如雷，一定要運用權力施加報複。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對小說《劉誌丹》展開了批判，把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打成了“反黨集團”。
> 1962年9月24日八屆十中全會召開的第一天，正當毛在會上講話時，康生寫了一張紙條遞給他：“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在會上念了這張紙條，接著說，近來出現了好些利用文藝作品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事。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既然《劉誌丹》被定為“反黨綱領”，支持作者的習仲勳等就在劫難逃了。毛當場宣布彭德懷、習仲勳、張聞天、黃克誠、賈拓夫五個人“罪惡實在太大了”，取消了他們參加中央全會的資格，國慶節不能上天安門。9月27日，全會決定成立由康生負責的專案委員會，對習仲勳等人的問題進行審查。
> 毛1947年離開陝北後，就再也沒有到過陝西。陝西一些老幹部議論說：毛暗殺過劉誌丹，後來利用高崗反劉少奇，反對不成又打倒了高崗。他害怕到了西安又發生一次“西安事變”。毛對陝西和西安有心病，劉誌丹的弟媳李建彤寫出《劉誌丹》小說，毛才那樣反感！
> 2．無限株連
> 康生立即銷毀第一版的《劉誌丹》。1963年5月審查小組寫出《對“劉誌丹”一書的審查報告》，認為“小說誇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據地的地位和作用，為高崗翻案，是‘習仲勳反黨集團’的綱領”。理由沒有別的，高崗已成為十惡不赦的罪犯，隻要提及他的過去，哪怕隻是客觀敘述，也是反黨！李建彤不服，一直抗辯：我寫的是曆史，又不是寫高饒聯盟，怎麽是翻案呢？一般讀者也不會看出其中有高崗，能起什麽翻案作用？而且即使讀者因此對高崗有一點點好感，那又怎能反得了黨？可當時就是這樣定了案。
> 1950年詩人柯仲平去向毛澤東道別，說要回陝西寫長詩《劉誌丹》。毛說：“好啊！一個人一輩子能寫出像《紅樓夢》那樣一部書就可以了”。文革前夕，陝西省清查的反黨小說《劉誌丹》，因柯仲平曾為小說《劉誌丹》的作者提供過素材，受到清查。他未完成的長詩《劉誌丹》，也被定為“毒草”。當年延安時期他的老戰友，民眾劇團的另一位領導者——全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馬健翎在批判中自殺身亡。柯仲平含恨猝死。按李建彤的說法：“黨霸們對他也進行迫害，逼他日夜地寫交代…終於使他心血管暴裂，突然死去。”
> 在專案審查的過程中，康生利用手中之權借機大整一批黨政軍幹部。他曾公開說：“打這本書，就是為打西北山頭”。“一頓陝北飯引來大禍”；說的是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期間，作者的丈夫劉景範約了幾個陝北老鄉到家裏吃了頓蕎麥麵條。不料卻惹下大禍，來吃飯的人都被認作參加了寫《劉誌丹》，都是陰謀家。結果，吃了這頓蕎麥麵條的寧夏回族自治區副主席羅成德、青海省委副書記譚生彬、甘肅省副省長張鵬圖、蘭州市委書記王耀華、甘肅省酒泉地區專員毛應時等人均受到專案審查，並被打成“西北反黨集團”成員。自1962年到1966年，西北5省區大批省級幹部被調到北京“學習”、審查，稱他們是反黨集團的人；還抽調100名地委和縣一級的陝西本省幹部集中到北京受訓挨鬥，為期一至兩個月。1963年從西北5省調到中央黨校學習的20多位省級幹部也都因涉及“反黨小說”而被定為“西北反黨集團”成員；其中許多人與作者根本就不認識，連麵都沒見過。不僅西北幹部，長征過來的南方幹部和1962年參加審查這個案件的幹部都未能幸免，涉及到100
> 多個將軍。國務院副總理、秘書長習仲勳因看過《劉誌丹》的清樣稿，沒有看出問題(其中有一處寫到一位政治部主任，就是影射習仲勳)，即宣布將習仲勳撤職。可見康生和毛的憤怒已到了失去理性的地步。習仲勳被撤職後於1965年下放到洛陽礦山機器廠當副廠長，“文革”期間被關押8年。習仲勳說：“遭受迫害的黨政軍領導幹部有300多人，受害的一般幹部和群眾就更多了”（《中國青年》1979年4月號）。1966年5月，康生又炮製出一份審查報告，進而誣指寫《劉誌丹》一書是“習仲勳反黨集團”蓄謀已久的。他們還先後給《劉誌丹》一書羅織了四大罪狀：一、書中人物羅炎基本上是高崗，是為高崗翻案；二、劉誌丹搞武裝鬥爭，做農民工作，建立根據地，是剽竊毛澤東思想；三、書中把陝北寫得太好，是與中央蘇區分庭抗禮；四、小說中的人物許鍾就是習仲勳，是為習仲勳篡黨製造輿論。
> 文革期間，康生曾把專案的有關材料交給造反學生，指示他們到處揪人。陝北誌丹縣貼出了大字報，把劉誌丹、劉景範誣為“叛徒”，曾被國民黨搗毀過的保安(誌丹)紀念堂又一次被紅衛兵砸爛，刻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題詞的紀念石碑也被毀了，劉誌丹的家人再次被趕到了農村。其中劉誌丹的堂弟被打死，表侄被打後自殺。特別令人不齒的是，連劉誌丹的夫人也成了打擊對象；劉夫人年輕守寡，守了26年，竟成了半個反革命份子，被送到陝北農村長期勞動去了。1967年1月3日《人民日報》轉載《紅旗》同年第一期姚文元的《評反革命兩麵派周揚》，誣陷周揚“夥同一小撮反黨野心家，積極支持並鼓勵為反黨分子高崗翻案的反黨小說《劉誌丹》出版”。從此，《劉誌丹》一書被點名批判。
> 1966年陝西省委書記、國家經委副主任賈拓夫被囚禁，1967年5月7日被整死在郊外。“習、賈、劉”隻剩下兩人，成不了反黨集團。1968年1月，劉景範、馬文瑞(曾接受過李建彤的采訪)和李建彤被抓起來後，再加上一“馬”，又成了“習、馬、劉反黨集團”。
> 1968年5月劉誌丹的弟弟劉景範因為反抗逼供，揭康生的底，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獄。此人援救朱毛紅軍功勳卓著。當初劉誌丹從國民黨報上看到剿匪戰報，得知朱毛紅軍已進入川東，正處在走頭無路的境地，即派兄弟劉景範化裝商人前往四川，引領中央紅軍開入陝北休養生息。如今卻因為劉景範的夫人在一本書裏說了真話，羅織成文字獄，連帶朱毛的救命恩人也坐了10年黑牢。小說的作者李建彤被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1968年1月被關在一個地下室，1970年開除黨籍，勞動改造。劉誌丹死後被毛形容為壯烈犧牲，而李建彤的《劉誌丹》在寫劉死於沙場一節，卻並不壯烈，給讀者一種故布疑陣、欲言又止的感受。還有一處感到奇怪的。按運動戰、遊擊戰的口訣，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避實就虛，哪有軍事指揮官冒死站到第一線的？由此又出現了一個漏洞，三交鎮戰鬥雖則失敗了，難道隻犧牲掉一個劉誌丹嗎？是什麽人打黑槍把劉將軍打死？由於實現這一陰謀的是黨內特務頭子康生部署的，所以凶手肯定得到保護並且還有獎賞，永遠不會破案。不過既然是在戰場上遭暗害，軍中失去了自己的指揮官，必群情大嘩，紙是包不住火的。有理由相信，在康生拘捕陝西省委的幾名重要幹部中，可能知道內中的隱情，特別是劉景範夫婦不能不知道。
> 劉誌丹當年的戰友、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白堅受盡淩辱而死。湖南省勞動局副局長劉宗煥，被毒打後扔進河裏活活淹死。1968年1月，時任勞動部部長馬文瑞在衛戍區被關押6年；1979年任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1984年至1993年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 出版《劉誌丹》一書的工人出版社，從社長到責任編輯無一幸免。工人出版社社長高麗生被康生再三點名批判。1962年秋，康生派人到出版社調查小說《劉誌丹》，高麗生站出來說話：“我認為是部好書，再過20年我還要出這部書！”為此，他被發配到外地勞動改造，文革中再揪回來鬥爭，慘遭到滅絕人性的毒打摧殘，最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總編輯呂寧在審訊中被打得死去活來，後來下落不明。編輯室主任杜映被康生點名批判，被整治得很慘；連她的丈夫，一位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軍隊某部政委也受到株連。1965年何家棟作為《劉誌丹》責任編輯，其全家被趕到山東農村，文化大革命又被揪回北京批鬥，母親和兩個兒子相繼病餓而死。《劉誌丹》另一位責任編輯王勉思和她的丈夫康濯也慘遭批鬥。李建彤在“實錄”中感歎道：“想不到我的一本書被誣告，竟把出版編輯人員全都扯進去了。”康生甚至還追查到《工人日報》黨組、全國總工會黨組以至中宣部。
> 《劉誌丹》小說案最後升級為“彭(德懷)、高(崗)、習(仲勳)反黨集團”，時而定為“西北反黨集團”，把西北大部分司局長以上的幹部都劃進去，打了幾百幹部。究竟有多少人受害？李建彤披露：陝甘寧老區的基層幹部和群眾，有上萬人被打成“彭、高、習反黨集團”的黑爪牙，甚至李建彤到陝北采訪時，為李建彤帶過路的陝北貧農王悅賢、劉景華也被打死。最荒唐的是，習仲勳曾經在一家飯館吃過8次飯，辦案者便認定飯館經理是習的“地下交通員”，而且一下株連到烤鴨店、湖南飯店等50多家飯店，逮捕了10多人，打死6人。更有甚者，康生、江青誣蔑電影《紅河激浪》是“《劉誌丹》小說的變種”，又株連迫害了近千人。《劉誌丹》案牽連6萬多人，許多人被折磨而死，殘酷程度遠超過了清代的文字獄。
> 3．冤案的平反與反思
> 1977年春天，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胡耀邦簽發了一份新華社就《劉誌丹》案上報的“情況反映”，標題就叫做《現代文字獄》。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中國文聯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擴大)
> 會議在京召開。經中共中央批準，會議宣布在“文革”期間一度停止了活動的中國文聯、中國作協等文藝團體正式恢複工作，《文藝報》立即複刊。12月5日《文藝報》編輯部聯合《文學評論》編輯部召開文藝作品落實政策座談會。會議提議要為杜鵬程的《保衛延安》、李建彤的《劉誌丹》和吳晗的《海瑞罷官》等作品和作者平反。12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加快為受迫害的作家和作品平反的步伐》。
> 1979年7月14日， 中央組織部向中央遞交《關於為小說“劉誌丹”平反的報告》。報告指出：《劉誌丹》(送審樣書)不是反黨小說，而是一部比較好的歌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描寫革命鬥爭曆史的小說；《劉誌丹》小說的創作過程是正常的，沒有什麽陰謀，沒有根據說習仲勳等在此書創作過程中結成“秘密反黨集團”；習仲勳等同誌關心這部小說的創作，對如何修改好這部小說發表過意見，是完全正當的，根本談不上是什麽反黨陰謀集團活動；從案件前後經過看，所謂利用寫《劉誌丹》小說進行反黨活動一案，是康生製造的一起大冤案，是一起株連甚廣的現代文字獄。為此，凡因小說《劉誌丹》案受到迫害、誣陷和株連的一切人員，都應恢複名譽，給予平反。8月4日，中共中央向全黨批轉了這一報告。
> 1979年《劉誌丹》稿子在原來的基礎上略作修改，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上卷》。作者在“前言”中稍微吐露一些怨氣。當年毛的批示“寫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原來是指不該把高崗寫成正麵人物。李解釋道：一、“書中是以羅炎作替高崗，全書出現八處。”既然有八次，就是有意為高饒事件翻案了。這和吳晗“寫《海瑞罷官》是為彭德懷翻案”正是同一邏輯；二、把陝甘寧邊區農民起義寫成高崗、劉誌丹開創的，小說隻是寫了人民熱愛高、劉，而沒提到熱愛毛澤東，這是與黨中央分庭抗禮；三、發動農民武裝奪取政權，這是毛的戰略思想，書中沒提到是在毛澤東軍事思想指導下取得節節勝利，便是目無中央，蔑視偉大領袖。
> 後來，李建彤聽一些老幹部的建議，又重新寫了一遍，寫成三卷。三卷本小說《劉誌丹》從1984年12月到1985年6月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閻紅彥那一派又告了一狀，中央成立了調查組，重新調查。毛的接班人鄧小平下令全部回收這部遍體鱗傷的《劉誌丹》。1986年1月12日胡耀邦決定停止發行。原來，當初鄧參與鬥倒鬥臭高饒聯盟獲得毛的寵愛，他必須保住毛生前偽造的謊言和那句著名的批示，不僅高崗一案不得平反，《劉誌丹》的文字獄也不能翻身。這時，正是清算十年浩劫，開始揭露高層領導幹部在文革中迫害致死者數以千計，著名的有劉少奇、彭德懷、潘漢年、賀龍等，毛澤東的陰狠凶殘逐漸暴露，令人咋舌，詆毀毛澤東的思潮正在興起。刁詭的鄧為了扶住毛澤東思想不倒，一方麵把人民的憤怒轉移到四人幫身上，一方麵則發明出“四項原則”肯定毛的絕對正確。正是在這個時候，怎麽能允許在出版物中揭穿毛在建立根據地時期，早就玩弄陰謀、設計陷害劉誌丹的可疑行跡？這不是雪上加霜嗎？“自古昏奸亂天下，豈有文章傾社稷？”《劉誌丹》小說一案已過去很久，但未從中得出有益的教訓。身為幾百萬軍隊的統帥，居然被一首詩，一篇雜文，一本小說，一部電影攪得寢食不安，擔心人家圖謀不軌，篡黨奪權。果真如此，李白、杜甫早就該做唐朝皇帝了。蔣介石也不是讀了毛的《沁園春》就讓位的。如果我們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人民有權更換自己不滿意的政府，權力的轉移都通過合法的程序，即使《劉誌丹》小說中公開提出來：“請毛主席讓賢，叫習仲勳當總統。”也說不上是篡黨篡國的綱領啊。這種言論還會受到法律的保護。隻有把黨和國家當作自己的私產，而這種權力的占有又不具有合法性，才會做“有權就有一切，失權就失去一切”那樣的惡夢。
> 在民主法治的國家，隻有明火執杖的武裝叛亂，才受到法律的製裁；凡是以和平方式發表政見，都應得到鼓勵。平民百姓有“彼可取而代也”的念頭，如果不是從事法律所限製的陰謀活動，是不應追究的。因為這都是公民應有的權利，不能視為大逆不道。
> 毛澤東在談到上井岡山打遊擊的原因時說過，那是由於沒有合法鬥爭的可能。禁絕合法鬥爭，就是製造非法鬥爭；抵禦和平演變，就是鼓勵鋌而走險。合法鬥爭手段主要是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這是一種自我調節、自我完善的社會機製，是一種防止革命、自我保全的手段。如果政治權力不是由少數人壟斷，就不會發生以言治罪的事情，也不會老揪走資派、抓反黨集團、批自由化。要建設一個現代國家，必須根據自由、民主、人權的原則形成一種機製，使各種人物公開亮相，使各種政治主張都有公開表達的機會，由人民來鑒別，由人民來選擇。一個國家裏沒有挑戰者是十分危險的。